將軍的軍事政權：1972-1988如巴基斯坦所說，1971年“在夢遊中與印度交戰”，其東翼的國內衝突招致了鄰國支援下的完全分離，西翼前線的戰爭局勢也不容樂觀。
巴基斯坦民眾對東西兩線勝利的誇張謊言感到厭惡，對12月17日的投降感到痛苦。投降導致其丟失了最大的省份，並使9萬多巴基斯坦士兵淪為戰俘。公務員與下級軍官中對搖搖欲墜的葉海亞·汗將軍和其統治集團的反對情緒無限擴張，確保了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從紐約歸來後，能掌管一個飄搖的政府和分裂的國家。
阿里·布托是一位機智的政治家，擁有伯克利和牛津大學的學位，他出身於信德省的一個封建家庭，其個人的顯赫與其不擇手段追求權力和復仇的傾向形成鮮明對比。在巴基斯坦，關於這位有魅力政治家的報道連篇累牘，他被追隨者視為真納之後最有天賦的政治家，但在反對者看來，他是一個自私的人，個人的權力慾促成了東巴基斯坦的軍事行動。
批評者們指責他拒絕與拉赫曼分享權力，既然拉赫曼的人民聯盟在選舉160中贏得了絕對多數席位，就應當根據葉海亞·汗的法律框架令中所規定的那樣，組成巴基斯坦的民選政府。在批評者們看來，布托自己的盤算與將軍們的部門利益交織在一起，將軍們想剝奪拉赫曼應得到的權利，不願意就巴基斯坦的困境尋求政治上的解決。
布托透過災難性的軍事戰略，引來了巴基斯坦的羞辱和分裂。布托的支持者們則把一個“新巴基斯坦”的重生歸功於他，認為他不惜一切代價保證了巴基斯坦的生存。他們指責軍方將自己的失敗責任推卸給了布托。布托被齊亞·哈克將軍（1924-1988）罷黜的兩年之後，最終於1979年4月4日被軍方處以絞刑。
布托的神秘性和遺產比他的生命延續得更久，他的女兒貝娜齊爾·布托（1953-2007）繼承了其事業，在經歷英勇和悲慘的鬥爭後，成了巴基斯坦人民黨的領袖。貝娜齊爾·布托死後，布托家族在公眾記憶中贏得了崇高地位。
事實上，巴基斯坦整個70年代以及從此之後的歷史一直圍繞兩位人物的個性和意識形態打轉，他們生活和遺產的每個方面都大相徑庭。布托是西方化的總理，相信並從事著民粹主義的實踐，而齊亞·哈克則是一名軍人，從伊斯蘭教中尋找合法性。兩位對手都用獨裁方式統治國家，都遭遇了非正常死亡，然而他們的政治遺產在其分道揚鑣的幾十年後仍舊主導著巴基斯坦的兩極分化。
布托1928年生於拉卡納，是納瓦茲·布托（1888-1957）的兒子。納瓦茲曾任居那加德土邦政府的首席部長，讓他這位有前途的兒子受到了良好教育。布托家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印度，年輕的布托於1948年去伯克利時，仍然持印度護照。他在牛津大學基督教學院求學和從倫敦林肯法學協會獲得律師資格後，在卡拉奇從事法律工作。
他在那時國家首都的西方化圈子中活動，以熱心的政黨成員身份而出名。透過家族關係與伊斯坎德爾·米爾扎建立的密切關係，幫助他獲得了部長職位。從此，這位律師與阿尤布·汗將軍有了緊密聯絡。儘管眾所周知，布托藏有很大的個人野心，將軍還是讓布托掌管商業，這後來幫他升至外交部長職位。
布托視阿尤布·汗若生父，常用獨一無二的恭維吹捧將軍，雖然他們在1966年《塔什干協定》後不久就分道揚鑣。那時，布托已經為自己樹立了良好的公眾形象，特別是當時巴基斯坦人不再迷信美國，轉向中國，以期與對華盛頓的依賴達成平衡。
與北京的談判早在1959年就開始，不過也該布托走運，談判在他擔任外長期間已臻成熟。他的公開訪問中國，與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中國革命家的合影，為他創造了一種不服從的光環，雖然他是大膽的現代主義者，但也代表著信德省蘇菲派的和民族的傳統。
一些布托的同代人，指責他1965年在克什米爾問題上把謹慎的將軍引向了敵對狀態，以便為自己積累政治資本。從將軍的日記中可以看出，將軍對他的外交部長早有嚴重的保留意見，因此在《塔什干協定》後不久就失去了對布托的寵愛，不過將軍將他解職，只是幫助布托贏得了更多的公眾支援。
布托被解職後，在拉合爾和卡拉奇受到廣泛歡迎，他的情緒化言辭更是拉近了與敬慕者的距離。在塔什干被阿尤布·汗將軍“出賣”的故事，以及將軍兒子們和家庭的鉅額財富，更有說服力地增添了公眾對將軍的失望。與此同時，布托將自己變成一個民粹主義者，承諾普通百姓的權利，把“麵包、衣服和住所”當作他的競選信條。
布托對伊斯蘭社會主義的擁護，與當代同類阿拉伯思想契合得很好，除為中國歡呼外，帶有一些反西方意識形態的色彩，反映了一種反殖民主義的矛盾形式。這種意識形態尋求大企業的國有化，要消滅“二十二個家族”的財政壟斷，並承諾實行土改。
許多進步的巴基斯坦城市居民為這種思想所影響，與布托聯起手來，最終於1967年組建了巴基斯坦人民黨（PPP)，倡導上述信條，許諾自由和進步日程。人民黨的三色旗很快出現在西巴基斯坦各地的商店、家庭和街道中，但其在東巴基斯坦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東巴基斯坦人的觀念只留給了拉赫曼和他提倡的最大程度性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