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擔任反阿尤布·汗的群眾運動的領導時，布托便開始了他的時代，運動從大學校園出發，然後席捲全國，謀求透過推翻將軍來徹底革新體制。與此同時，布托與高階軍官如皮薩達、提卡·汗、古爾·哈桑建立了密切聯絡，他們將形成葉海亞·汗統治層內部的集團。
1970年選舉中，布托沒有在東巴基斯坦贏得任何席位，當然拉赫曼也未能在西巴基斯坦取得任何進展。巴基斯坦政治地方化的擴大，要求有相應的政治和憲法措施。但最高領導們如同1947年在英印的那些人一樣，被他們的強硬態度所驅使，在追求他們的政治目標時，不願意妥協，遂使希望變得渺茫。
在東巴基斯坦的軍事行動，既輕浮也無必要性，只是使局勢更惡化.導致了所有人不願看到的災難性後果。這種情形下，鑑於印度人侵巴基斯坦領土，布托被派往紐約，為巴基斯坦的局勢申訴。聯合國本可以採取一些改善性步驟，但對孟加拉人的同情粉碎了這種可能性，布托情緒化的言詞和其從大會的退席抗議，沒有為拯救統一的巴基斯坦帶來任何重要的國際和平動議。
一個沒有方向的國家，在一群被狂想和不切實際觀念驅使的無能將軍們領導下，很快分裂了。布托返回了巴基斯坦，成了救世主。布托政府1972年12月份掌權之後，布托在其後的四個月成為巴基斯坦歷史上第一位實施軍事管制法的文官，他的地位有兩個正當理由：保證葉海亞·汗退位後的連續性和為恢復國家正常化採取一些緊急措施。這段時間內，布托解退了一些高階軍官，控制了官僚機構，實施他的國有化政策。布托那時的興趣似乎主要在於將軍隊送回軍營，以便選舉機構能更順暢地執行。
與此同時，他也注意到巴基斯坦的防衛力量需要有道義和技術上的提升，因此尋求大幅提高軍事預算。他的其他挑戰有，在伊斯蘭教和民族情緒之間找到綜合的辦法，並重訂一部新憲法。這些目標都很大，不過當時有善意的群眾基礎，因此布托能夠取得些進展，即使他個人的不安全感和專制常常連最親近的朋友也感到疏遠。
在布托的國有化方案之下，包括銀行和保險公司在內的30種行業被國家接管，另外還將包括紡織部門和糧食加工業。布托還施行了一些土地改革辦法，不允許私人擁有超過150畝以上的水田和350畝以上的旱田，但允許土地所有者將其財產分給家庭成員，以避免被官方佔有。當然也有一些豁免措施，允許人們擁有管井和拖拉機，以便鼓勵農業機械化。
不過這些舉措沒有根本性地改變土地所有模式，因為大部分封建人口已經成為人民黨黨員，他們在議會中確保了對其政治和經濟利益的最小影響。雖然印度河流域的農民和無地的貧民將布托看作他們的大恩人，但與阿尤布·汗1959年推動的土地改革一樣，布托的措施避免了全盤性轉變。此外，布托還對勞動法作了一些改革，當然也不是根本性的，這令他的一些社會主義支持者們感到失望。
巴基斯坦人民黨的基礎是普通大眾，一小部分中產階級也贊成以最有利於國家的方式重新分配財富和資源，但其領導權常常在封建人物手中。
布托似乎是替大眾說話，然而他逐漸更多地依靠擁有土地的同事們。人民黨內部的黨派之爭，如旁遮普省中產階級領袖哈尼夫。拉梅與謝赫·拉希德領導的集團，主要就是被地主古拉姆·穆斯塔法和納瓦布·庫雷希排擠掉的，在布托自己的故鄉信德省，塔蒲爾家族和馬赫杜姆家族獨攬大權，令新興的中產階級下層很不舒服。布托與有影響的地主結盟，特別是在信德省，很快在信德本地人和說烏爾都語的移民之間引發了嚴重的種族問題。
布托真正希望幫助不發達地區，鼓勵信德省的特別立法，允許有積極意義的區別對待。這一過程開始於1972年7月，繼實施配額制後，將信德語列為該省的第二種主要語言。該省相應地被分成農村和城鎮區，教育和職業機構中60%的位置留給了農村地區，政府部門也有類似比例的職位留給了農村，百分之四十被分配給城市居民。這些舉措在人口更多的城鎮移民中引發了很大不滿，他們感到文化和經濟權利被剝奪了，被用來滿足農村地區。
布托對主要金融部門和行業的接管、頒佈配額制以幫助農村人口、和對信德語的更大認可，這一切都深深激怒了移民們。人民黨很快在卡拉奇、海得拉巴、蘇庫爾遇到了移民領導的對抗，大多數說烏爾都語者都住在這些地區。幾年後。不滿情緒導致形成了“統一民族運動黨”（MQM)。卡拉奇的騷亂增加了移民和信德人之間的裂隙，在以後的幾十年中產生了全國性反響。說烏爾都語者對人民黨的不信任無限放大，至今仍舊是信德省城鎮中一個無法更改的顯著事實，鮮明的種族界限仍舊存在。
布托對於武裝力量有自相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他希望以此作為強大力量，保證巴基斯坦與印度對抗中的以及西部前線的安全，另一方面，他期望將軍們順從文官當局。布托信任的人，提卡·汗將軍被重新任命為陸軍參謀長，以取代過去的總司令一職，海軍和空軍的同行也相應得到了新頭銜。布托領導國防部，同時還任命了一位頭頭，監督三位參謀長，並與政治領導人保持聯絡。
布托這一時期遇到的主要問題，是讓印度將扣押的93000名巴基斯坦俘虜遣送回國。根據英迪拉·甘地領導的印度情況，除非巴基斯坦承認孟加拉的主權，這才可能發生。達卡陷落之後，巴基斯坦竭力阻止外國政府承認孟加拉獨立，並與一些同達卡建立使節聯絡的國家斷了外交關係。
布托掌權後，很快就釋放了被關押在巴基斯坦獄中的拉赫曼，但仍然面臨不承認孟加拉獨立的很大國內壓力，尤其是多數巴基斯坦軍人將之看作羞辱他們國家的手段。布托知道，不與印度談判，巴基斯坦不可能收復被佔領的領土，也不可能在戰俘問題上有任何進展。
在經過一些交流和外部勸說後，英迪拉·甘地和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1972年7月在西姆拉會晤，希望達成一項新協議。獲勝的印度人肯定不會給一個削弱了的對手做出很多讓步，他們也不準備在克什米爾的老問題有任何妥協。
在帶著期盼和擔憂的全世界看來，印巴談判會舉步維艱，南亞會回到戰爭威脅中，不過那時兩位領導人的私人會面沒有帶任何顧問。他們達成了一項協議，規定從前方撤軍，重新劃定克什米爾控制線，雙方停止敵對和宣傳。此外非常重要的是，布托獲知英迪拉·甘地願意就包括克什米爾在內的所有突出問題舉行雙邊談判，這是《西姆拉協定》的一個關鍵條款。
對於布托而言，這是一個主要成就。雖然普通百姓歡迎該地區的和平，並增加了遣返戰俘的可能性，但是在他的反對者們特別是伊斯蘭促進會看來，這是一個羞辱。關於承認孟加拉的問題，布托當然左右為難，他不可能公然違背國內對於國家分裂的意見。不過他找到了一個解決辦法，1974年2月在拉合爾舉行伊斯蘭國家峰會，拉赫曼總統作為主權國家孟加拉的首腦也得到正式邀請。
作為回報，巴基斯坦士兵很快被遣返了，儘管許多重要問題，如留在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和在孟加拉的說烏爾都語的巴基斯坦人，是很可怕的。此外，布托拒絕了拉赫曼總統以反人類罪審判100名巴基斯坦高階軍官的要求，他的拒絕受到了高階軍官們的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