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紀與19世紀，人們通常認為雅利安人是白色面板的部族，他們曾在中亞山區中過著遊牧式的生活，因為一些人口因素、自然因素和喜歡冒險的因素，而離開了自己的故鄉，向歐洲和南亞遷移。讚美詩和《吠陀》的神秘敘述，為雅利安人於公元前第二個千年定居到次大陸西北部，提供了一些說明。
吠陀經的另一部文學作品，闡釋了印度教的早期吠陀時代，作品是用梵文記載的，幾個世紀後被一些更流行的地方語言所替代。但享有高階社會地位和種族地位的婆羅門，唱誦宗教讚美詩、傳統作品和《梨俱吠陀》時，用的是這些作品的原始語言。18世紀晚期，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官方學者威廉·瓊斯爵士研究後認為，梵文實際是一些印歐語言的主要動因。
19世紀，諸如馬克思·穆勒這樣的學者，相信雅利安人的白種人形象，這進一步強化了雅利安人不是起源於印度的理論。為了與伊朗兄弟抗衡，印度一雅利安人發展出自己的社會政治組織，並常常從達羅毗茶人那裡獲取借鑑。婆羅門因為保護和解釋著宗教知識，管理著這些部族中常見的獻祭，故獲得了較高地位。
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750年，雅利安人遷移進入印度河流域，當時達羅毗茶人作為一股政治力量已經開始衰落。在現代主義者對印度的重新構建中，19世紀晚期時，Hindu、India 和 Aryan 是可以互換的，雖然如前文所述，這些術語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涵義。Arya或Airia本身是一個出現在古代巴拉維語中的伊朗詞彙，在瑣羅亞斯德的聖經《火襖經》中使用過。
雖然梵文中其意味著有更高的社會地位，但它在當時的吠陀文學中沒有出現。在19世紀印度復興主義者和改革者看來，Arya是India和高階種姓印度人的同義詞。這種種族化的做法，部分原因是在多元和競爭加劇的印度中尋求身份的需要，部分原因是歐洲將雅利安人看作優等種族所帶來的結果。
20世紀，希特勒將這種偏見發揮到極致，試圖創造一個金髮的優等民族，他當然受到了雅利安優越性的種族觀點影響。
在古代印度，這種強烈的優越感，因為征服了達羅毗茶人和接管了印度河西部和北部地區的大片沃土而得到助長，由此強化了一種嚴格的種姓制度。印度雅利安人開始在印度河流域形成了他們自己的宗教和社會觀念，同時不迴避從被征服者那裡接受城鎮規劃、農業、珠寶加工和神職人員的新理念。
連達羅毗茶人的溼婆神也被雅利安人採納了，不僅視之為破壞者，而且視之為建設者。雅利安人如同古代希臘人一樣，發展出自己的獨特神靈系統，並賦予諸神不同的力量。
《梨俱吠陀》中記載的婆羅多族的勝利，導致在印度河流域產生了薩納坦·達瑪（永恆的宗教）——婆羅門印度教的早期形式，但印度教更具體的形式，要到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恆河成為印度教的心臟地區時，才會出現。由於來自伊朗兄弟的威脅和渴望有更多的沃土，印度雅利安人進入了恆河地區。不過，波斯人沒有失去向印度河地區擴張的興趣，直到希臘征服暫時限制了他們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