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颳起了風，天空中雲朵翻湧，彷彿在排練一場神秘莫測的舞蹈。這晚清風起雲湧的景象，不禁讓人想起了那句“風起於青萍之末”的古話。在這個時刻，我們彷彿可以預見到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即將到來。
自晚清以來，邊疆問題就像一個頑固的刺，扎得人心痛。邊疆地區日益嚴峻的局勢，讓人們不禁想起了那句“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古話。但是，這次的“分”似乎有點不一樣，它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分裂，更是文化和經濟上的巨大差異。
於是，一群有志之士開始發出了警告，他們深知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繼續發展下去，那麼整個國家都有可能陷入無法自拔的危機。於是，他們開始向清朝當局提出各種具體的應對邊疆危機的方略。
其中，邊疆地區的全面開發成為了這些方略中的核心內容。他們認為，只有透過全面開發邊疆地區，才能夠有效地解決邊疆問題，為國家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他們提出了各種有趣的開發方案，比如設立邊疆特區、鼓勵移民、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等。
晚清啊，那可真是個多事之秋。自從英俄這些老外看到咱們中國的邊疆地區，就像是餓狼看到了肥羊，那眼神兒，綠油油的，誰看了都知道他們沒憋什麼好主意。他們可勁兒地往蒙藏這些邊陲地區滲透，搞商業、搞建設，就好像是在自家的後花園一樣隨便。
甲午戰爭之後，西伯利亞鐵路開通了，這就像是給俄國人的商業侵略加了一道火箭助推器。看看那時候的報紙吧，簡直就是俄國人在邊疆地區活動的實時播報。比如1907年的《外交報》就說了，1902年的時候，庫倫那一帶已經住了三百五十個俄國人了，這比1897年的時候多了三倍半呢！還有啊，吐伊東道修好了之後，俄國商人去蒙古的路就好走了。他們開始深入到蒙古的東部喀爾喀部，那雄心壯志的，就像是要征服整個蒙古市場一樣。他們把蒙古的原材料運到西伯利亞去賣，這生意做得可真是紅火啊！
這可不是鬧著玩的啊同志們！那時候的國人可都是熱血青年，看到這種情況怎麼能坐視不理呢？於是大家就開始寫文章、發帖子，用公共輿論的力量來敲打清廷，讓他們趕緊想辦法應對。這可不僅僅是俄國人的商業侵略問題，這是關係到咱們國家主權的大事啊！
這事兒說起來可真讓人著急啊！那會兒俄國人看上了咱們中國的礦藏，特別是庫倫的金礦，那可是個大寶藏啊！結果呢，被俄國人給搶走了，咱們中國可是一點好處都沒撈著。那時候的報紙啊，也是挺拼的，馬上就給咱們敲響了警鐘。比如1910年《申報》上那篇《論蒙古之危狀》，直接就指出了俄國人從金礦上賺了大錢，咱們中國呢，就只拿到了一點點小錢。文章說，“循是以往，我國之金砂可令外人歲得數百萬以去”。這可不是個小數目啊！
而且啊，俄國人不光是搶了咱們的礦藏，還誘惑咱們邊疆地區的蒙古人加入他們的國籍。你想想看，那時候的蒙古人本來就不容易管理，俄國人在那邊兒又是駐軍又是通電報的，還搞了個什麼教育，把蒙古人給迷得團團轉。俄國人還大規模地吸引外蒙古等處蒙古人加入俄籍，受俄保護。這簡直就是火上澆油啊！
這訊息一傳出來，報界也是炸開了鍋。大家都紛紛報道這個事情，說俄國人在東北各蒙旗引誘蒙民，導致各旗蒙官商民人入彼籍者，“實繁有徒”，直接導致“沿邊蒙人私入俄籍者日多”。這可是個大問題啊！你想想看，如果邊疆地區的蒙古人都跑去加入俄國國籍了，那咱們中國可就虧大了！
這俄國人可真是讓人哭笑不得啊！在清政權即將崩潰的時候，他們可沒閒著，開始在各蒙古地區搞起了軍事殖民。那時候的報紙啊，也是挺拼的，馬上就給咱們揭露了這個事情。
《東方雜誌》、《申報》、《民立報》這些大報都紛紛報道，說俄國人在內外蒙古的經營者，多達兩萬人！這可不是個小數目啊！其中烏里雅蘇臺有一千四十七人，葛順七百餘人，科布多一千五百八十餘人，庫倫合計二千八百餘人，貝加爾州一帶二千五百餘人，買賣城地方四千人上下，伊犁一處合計七千餘人。這些可都是俄國人在各地有產業的人，至於那些軍人、商人和遊客還沒算進去呢。你想想看，每年俄國人來來往往的人數，多達五六萬人！
這些俄國人可不是來旅遊的，他們是來搞事情的。除了在各地駐紮的軍隊，還有大量的工兵、炮兵、運糧兵、醫藥兵等等。在庫倫，有旅團步兵四千五百名、騎兵三千名、工炮兵一千五百名、運糧兵一千名、醫藥兵一隊，兵營八處；在葛順駐兵五千名；烏里雅蘇臺駐兵達六千餘名。這簡直就是一支龐大的軍隊啊！
隨著庚子之後瓜分狂潮的興起，中國邊陲的危機可是越來越嚴重了。這不光是外敵入侵、領土被搶佔的問題，更嚴重的是，各個藩部都開始有了“脫離”清朝的傾向，這可真是讓人頭疼啊！
但清朝這邊呢，還是想靠老辦法來治理邊疆，好像這樣就能解決問題似的。新聞傳媒界可就不答應了，他們紛紛寫文章、發評論，想要喚醒朝廷放棄那些過時的治邊政策，趕緊採取有效措施應對危機。
比如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東方雜誌》上就有一篇文章說得挺好的：“吾國之開邊也，第以逞世主之雄心，而非為斯民之大計，故拓土愈廣則帑藏愈虛。”這話可不是鬧著玩的，意思是說咱們開疆拓土啊，都是為了滿足皇帝的虛榮心，而不是為了老百姓的福祉，所以領土是越擴越大，國庫卻是越來越空。
而且啊，清朝的治理方略上也是問題一大堆。“因其地不易其宜，明其教而不移其俗”，這說的是啥呢？就是說在邊疆地區治理上，沒有因地制宜、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更別說“中原腹地，仍沿明制，邊圉新附，疆以戎索”，就是說在中原地區還沿用明朝的制度，新歸附的邊疆地區也只是形式上歸附而已。
新聞界的人士覺得啊，清朝本來是想用“聖人之道，天下為公”的理念來治理各個藩部，希望能實現長治久安。結果呢？卻是“各王於其藩內之政治，各自行使治理各權”，也就是說各個藩部在自己的領地裡都是各自為政，只聽命於自己的首領，而不聽從清朝的號令。這就導致了清末“蒙人只知有本土王，而不知有大清國”的局面。
這英俄帝國可真是個大忙人啊！他們把咱們中國的邊疆地區當成了自己的後花園，使勁兒地搞經濟殖民。清末那些熱血青年們可看不下去了，他們不僅及時報道了這些情況，還紛紛出謀劃策，希望能救國家於危難之中。
他們出的啥主意呢？哈哈，挺有意思的！首先，他們覺得應該大力發展礦務、鹽業、漁業這些行業。比如1908年《農工商報》上就有一篇文章說，“外蒙古”那裡，“每年所獲者尚獲銀一千五百萬兩，其大宗為鹽鹼毛皮四項，鹽與鹼乃蒙古之天然產物”，“誠一大富源也”。還有那個毛貨生意，“若能就地設立織毛制皮各廠，其挽回中國利權，當不啻倍蓰，可不念歟？”這話說得多好啊，簡直就像是個經濟大師！
再說說設立商會這事兒。報界覺得啊，邊疆地區的商務不發達，主要是因為那些大老闆們都不懂啥叫“團體”，啥叫“商戰”。所以啊，他們建議在這些地方設立商會，讓商務繁榮起來。1908年《東方雜誌》上就有一篇文章說，“一些殷商大賈率皆不明團體，不知商戰”，所以應該趕緊設立商會，發展商務。
還有設立公司這事兒，報界也是非常支援的。他們覺得公司能帶動經濟發展，是個好東西。比如《麗澤隨筆》1910年第一卷第16期上就有一篇文章建議朝廷和負責藩部事務的主政者在邊疆地區開設公司。這可真是個好主意啊！
最後說說設立銀行這事兒。隨著俄方對西北、東北地區金融控制越來越強，報界覺得咱們也應該有自己的銀行來對抗他們。所以他們建議在歸化城、張家口、新疆、西藏、外蒙古庫倫這些地方設立銀行，來抵制俄方的金融控制。
這晚清時期的人們可真是有創意啊！他們為了抵制內外危機，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加速“開邊智”。你知道嗎，那時候的清末，預備立憲、推行新政的大潮正猛，人們的呼聲也更高了。他們不僅想借此機會開通風氣，改善那些傳統藩部部眾的生活艱難局面，更想提高邊疆地區部眾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覺悟，化除畛域，加強近代主權國家主體的認同。
於是，這些人就藉著報界等公共輿論的力量，搖旗吶喊，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建議。比如有人認為，此前各蒙旗雖然也設有學堂，但效果不佳，即使勸導蒙民子弟入學，後者卻掉頭就走。他們認為這固然與蒙古風氣未開有關，但更與提倡無人相連。於是他們特地建議，“宜廣貴胄學堂之額，招蒙藩子弟而入之，民見王公子弟以身作則，必且有感，斯應而起，其向學之心即使顓蒙之習已深，向學之情不動，而上既樹之風聲，勸導自易為力”。
還有一個大招是移民實邊！這可是晚清時期人們借公共輿論大力鼓吹的應對邊部危機的一大方略。它不僅推動了朝廷和各邊疆地區嘗試變藩部為行省，更為他們的改良活動提供了重要的輿論支援和宣傳導向。比如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二十五日，《東方雜誌》就發表了一篇署名哈笑的《論移民實邊之不可緩》的文章。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申報》上又發表了《移民實邊論》和《變通遷民實邊辦法之芻言》兩篇文章。前者要求在蒙古等地設立拓殖公司、警察，以鞏固邊陲，強調了移民與實邊、勞動力與資本相結合等重要意義，為改設藩部為行省提供了學理性支援。後者則對各國殖民種類做了介紹。
到了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二十五日，《東方雜誌》上又發表了《徙民實邊私議》社說，強調在新疆東三省已建行省後，“一無憑藉而迫於形勢之棘不能不亟亟改建”的蒙古衛藏諸壤，更應該克服財政、人口不足等困難，大力推行徙民實邊，儘快改建行省。
19世紀60年代，那是個什麼年代啊？那是個動盪的年代！回亂和沙俄，就像兩顆頑皮的小鬼，鬧得西北邊疆不得安寧。那時候啊，伊犁、塔爾巴哈臺、哈密、科布多等地，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叛亂四起，沙俄也趁機咬了一大口伊犁。朝廷和那些大官們，這才意識到西北邊疆的危機嚴重性，跟突然發現腳下的火炭一樣，嚇得跳了起來！
於是啊，左宗棠等大官們，他們可都是聰明絕頂的人，一眼就看出了問題的關鍵。他們向朝廷建議，新疆得改設行省郡縣，還在伊犁搞起了軍屯，就像給沙俄來了個“閉門羹”，看他們還怎麼吞併新疆。光緒三年（1877年）七月，朝廷也終於坐不住了，下了命令，讓軍機大臣去辦。這可算是基本肯定了左宗棠的設想，他那個高興啊，就像中了彩票一樣！
然後啊，左宗棠就給朝廷詳細彙報了墾務情況。他說啊，咱們種了六萬畝地，還有新報民墾了三萬六千餘畝，兵墾了四千餘畝。雖然回亂後人口減少了，但官兵們安撫得挺好的，吐魯番的糧石租賦已經恢復到原來的一半了。南部的八城除了英吉沙爾、烏什外，都挺富庶的，就像秋天的豐收景象一樣！劉錦堂等人在南路各城也幹得熱火朝天，開河引渠、清丈地畝、修築城堡塘站，百廢待興，但都已經開始步入正軌了！
到了光緒六年（1880年），左宗棠又給朝廷奏報了新疆南北兩路屯墾的成績。南北兩路共收了二十六萬一千九百餘石的糧食，尤其是南路，比過去多收了十萬六千五百石呢！劉錦棠接替了新疆事務後，也繼續執行左宗棠的政策。在清朝官方的主導下，新疆地區的農業得到了快速開發。
那些來自內地各省的農民啊，“挾眷承懇，絡繹相屬”，都爭著來新疆種地。比如阜康縣的漢族農戶，十八行省都有；綏來縣的民，關內遷居的有，關外遷居的也有。伊犁寧遠縣漢民在亂的時候都散了，後來務農的人口都是平定後從關內各處陸續遷入落業的。到了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從甘肅領票到新疆的回民，每月都有三四百人或一二百人不等，就像流水一樣不絕於途；還有奏報說大批難民從山東、直隸遠徙新疆，“幾於盈千累萬”。這新疆啊，真可謂是歷經風雨，終見彩虹！
甲午戰後，那蒙古地區的墾務啊，可真是如日中天，發展得熱火朝天！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國子監裡有個叫黃恩永的司業，他可不是吃素的，正式向朝廷遞交了一份奏摺，說要開墾內蒙古的伊克昭、烏蘭察布二盟牧地。這清朝啊，一聽說要開墾土地，立馬就精神了，主要任務就是把已經墾好的土地清丈升科。
那時候啊，除了讓察哈爾左翼右翼四旗那些已經墾成熟的土地照例升科之外，還讓左翼四旗補交押荒銀兩，這可是重國課啊，得好好交才行！盛京將軍手下的蘇魯克生熟地畝也被放墾了，這可真是墾得熱火朝天！
後來啊，庚子之役後，朝廷為了應對那窘迫的困境，又開始琢磨著怎麼開源節流。這蒙古地區啊，就成了他們的香餑餑。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趁著蒙古部眾抵押地產、借債賠償教案的機會，張之洞、劉坤一等人在《楚江三折》裡把開放蒙荒當成了變法自強的重要內容。哎呀，這下子可把蒙古給推到風口浪尖上了！
同年呢，山西巡撫岑春煊也向朝廷建議開墾蒙古地畝。這次啊，朝廷可不再顧及那些蒙古王公的反對意見了，直接派人去晉邊西北的烏蘭察布、伊克昭二盟等處督辦墾務。哎呀，這清朝可真是下了血本了！
不僅如此啊，清朝還讓內外蒙古都查辦開墾牧地的事。結果呢，那年十二月，科布多參贊大臣就向朝廷奏查了科布多墾田的事；綏遠城將軍信恪也給朝廷提建議，說要擴墾綏遠城八旗的牧場。其他那些管理蒙古各部的官員們啊，也都紛紛向朝廷提出拓墾各牧地、牧場的建議。哎呀，這蒙古地區可真是要被墾成個大糧倉了！
日俄戰爭一打完，大家就開始琢磨著怎麼裕國利民、移民實邊、籌設行省。這時候的墾務推廣，比之前可要積極多了！除了墾務大臣貽谷在察哈爾、綏遠等西北蒙古地區繼續推廣墾務外，東三省的各蒙旗也大部分被放墾了。哎呀，這外蒙各部也是沒能倖免，再次被納入了放墾範圍。
這時候啊，近邊的察哈爾、綏遠、熱河等處的“六盟四十九旗”，漢民們就像聞到了香味的螞蟻一樣，潛往就食的不計其數。私租私墾的田地，那更是多如牛毛，何止千萬頃啊！到了宣統元年（1909年）四月間，都統延傑還奏報說，巴林旗報效的各項蒙荒已經一律丈清了。其中荒地有5000頃，山沙各荒還有3240餘頃。這清末的青海、川藏沿邊啊，也都在忙著開墾呢。
宣統三年七月，西寧辦事大臣慶恕還上奏朝廷報告青海墾務情形。那地方到宣統三年已經設有墾務局了，所闢墾的地也多有墾戶領種。同時啊，川藏沿邊的移民墾務也在火熱開展中。
跟內蒙古各處比起來啊，新政之前管理青海、外蒙古及西藏各處的將軍、都統、大臣們對墾務推廣可是不太感興趣。但這種抵制姿態啊，到了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後也有了改變。就比如光緒三十三年吧，科布多參贊大臣錫恆在復奏阿爾泰地方情形時，還特地彙報了阿爾泰墾務的籌辦情況。外蒙古庫倫地方自三多任大臣後啊，也開始琢磨著對各旗已墾土地進行勘丈升科了。到了宣統三年（1911年）七月啊，三多已經在庫倫設立了墾務總分各局。烏里雅蘇臺這個地方呢，自宣統二年（1910年）後也開始向朝廷奏報擬辦墾務一事了。這可真是“飭勸各蒙旗”，“先行試墾”啊！看來啊，這墾務推廣的大潮啊，真是勢不可擋啊！
日俄戰爭一打完，清朝就像是開了竅一樣，開始採納時人的建議，開拓邊疆利源，發展邊疆經濟。這不是，各界人士都鼓吹得熱火朝天的，清朝也坐不住了。
首先啊，開設各種公司。早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伊犁將軍馬亮等大佬就向朝廷上奏，建議設立伊犁皮毛公司，把那些利權都給收回來。朝廷一聽，覺得這主意不錯，就採納了，還讓馬亮他們“按照商律辦理”。結果呢，到了宣統元年（1909年），伊犁造革公司就成立了，伊犁將軍長庚還特地向朝廷奏報了相關事項。這公司啊，很快就把股本給招足了。
不止如此啊，新疆那邊也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擬設立茶務公司，就是為了抵禦俄方的侵滲。這公司啊，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就正式設立了。伊犁毛皮公司的成立，還推動了塔爾巴哈臺毛皮公司的設立。這塔爾巴哈臺毛皮公司啊，後來因為扎拉豐阿貪汙枉法被叫停了。直到宣統三年七月，塔爾巴哈臺新任參贊大臣額勒渾又給清朝外務部寫信，想重新開辦公司。
這會兒啊，邊疆地區設立公司的還有內蒙古方面呢。宣統元年（1909年）十二月，科爾沁左翼前旗賓圖王棍楚克蘇隆也向清朝建議，說咱們得設立蒙古實業公司，這樣才能興邊利。哎呀，還有西藏呢，製革工廠都已經設立了，地點就在巴塘。邊務大臣兼駐藏大臣的趙爾豐還派人到四川學習技術，學成之後才返回西藏呢。
這光緒末年到宣統年間啊，廣西省也熱鬧得很，一共設立了20多個農墾公司。第一家農墾公司叫“梧州農林公司”，是黃錫銓等人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創辦的，主要種植桂樹，桂油、桂皮等都出口外銷了。後來啊，桂平鄉紳呂春等又集股2萬元，組建了“廣西種植有限公司”。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桂平舉人程修魯等又成立了“毅實種植公司”。到了宣統元年，還有宣化縣鄉紳曹有明等組建的“濟福公司”，他們承墾荒山，植造林木。哎呀，這清朝末年啊，各地都在熱火朝天地搞經濟呢！
這第二嘛，就是設立商會、銀行。那時候啊，設立商會、振興商業成了蒙古等傳統藩部地區興利源、振商務的重要舉措。熱河地方啊，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就開始試辦商會了，還“擬定詳細章程”“在郡街設立總會”。這熱河商會啊，設立的效果還挺不錯的，“試辦一年以來，市面頗形改觀，商業漸臻發達”。於是呢，其餘各屬熱河都統又下令一律設立分會。
那察哈爾方面呢，清朝也想在張家口設立張庫勸業道，想改變張家口因為外貨灌輸而導致的土貨困滯局面。這勸業道啊，後來到底有沒有成立，咱們就不知道了。但設立商會的活動啊，可是熱火朝天地展開著。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張家口商會就正式成立了。到了宣統元年，農工商部還給商會發了正式關防呢。
再到宣統二年（1910年）正月，烏里雅蘇臺將軍堃岫又向朝廷奏報烏城三札兩盟振興事宜，說他們想仿照庫倫的辦法，勸立公會，設立商會自治所。哎呀，這蒙古地區的商業啊，真是蓬勃發展啊！那時候的人們啊，腦洞大開，想出了這麼多新奇的點子來振興經濟。這清朝末年啊，各地都想著法子搞經濟呢！
說到籌設銀行啊，這可是清朝及時人應對邊疆危機的重要措施。這個想法啊，一開始還是因為俄方對蒙古等地區經濟侵滲越來越嚴重，才提出來的。
那時候啊，中方的時人很早就開始建議在庫倫設立銀行來抵制俄方的經濟侵略。比如啊，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的時候，尚書載澤就特別堅持推廣銀行，他打算在西藏設立銀行之後，再去庫倫地方設立銀行。清朝也真的派人去庫倫，打算設立戶部銀行的分行。度支部還派了王秉鈞去庫倫，跟庫倫辦事大臣延祉商量設立大清戶部分行的事。除了庫倫的大清分行之外，晚清還有時人建議設立蒙古銀行呢。
1910年的時候，《國風報》還報道說，駐俄薩使給朝廷發電報，讓在內蒙和外蒙設立大清銀行，想要挽回俄國在內外蒙古通用鈔票超過八千萬之數、蒙民異常信用的局面。到了宣統二年（1910年），理藩部提交給資政院第一屆會議的議案裡，又打算在蒙古設立興業銀行，希望能振興蒙古的實業。
這期間啊，邊疆地區也真的設立了不少銀行。大清銀行在張家口就設有分行和分號。另外啊，光緒三十四年的時候，清朝郵傳部在北京成立了交通銀行，之後又在張家口設了分行和辦事處。最晚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分行業務就已經到達庫倫了。到了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大清庫倫分行正式開業，地點就在庫倫東營西街。隸屬庫倫分行的烏里雅蘇臺分號，也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成立了。哎呀，這銀行啊，真是個神奇的東西，讓邊疆地區的經濟一下子就活躍起來了！
說到清朝在蒙古等藩部開礦的事兒，那可真是歷史悠久啊！早在咸豐年間，他們就開始嘗試開礦了。不過啊，那時候的利益分配辦法沒得到蒙旗的贊同，那些王公貴族們就消極抵制，不讓開礦。朝廷無奈啊，只好接受這個事實，官方停止開採熱河蒙旗的金銀各礦。
到了光緒年間，為了盤活經濟、抵禦外國對邊疆地區礦產資源的掠奪，時人們再次給朝廷呈奏，請求開發各處的礦產資源。維新運動之後，就開始試開蒙旗的礦產，之後“興邊利、裕國用”的嘗試就一直沒停過。從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始啊，各處礦務開採就像雨後春筍一樣，迅速地進行，並向內外蒙古、新疆地區乃至西藏等地區推進。
這時的藩部蒙古，各家都有自己的採礦活動，在利益的驅動下，他們可都是活躍得很。新疆的礦務啊，也得到了開發。在承平時期的新疆，塔城喀圖山金礦一度繁華得很，“列廠千區，礦丁數萬”，規模極大。可是啊，同治年間的動亂讓礦夫們四散而逃，金礦也就停辦了。到了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俄國人想要開採這個金礦，但被拒絕了。後來他們想和中方合辦，但年年虧損，所以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就停工拆夥了。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繼任巡撫潘效蘇又重新設立了“寶新公司”，以官商合辦的形式來經營這家金礦。
新疆庫爾喀喇烏蘇的獨山子油礦呢，很早就被當地居民用土法採煉了。光緒三十年（1904年），新疆商務總局就以官督商辦的形式，把迪化四岔溝油礦承包給了商人去開採。到了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新疆地方還把該礦的樣品送去俄方檢驗，發現油質極佳，甚至可以跟美洲的石油一較高下！宣統元年（1909年），新疆商務總局就從俄國購進了提油機，還聘請了俄國人幫忙開採，終於獲得了本地產的石油。哎呀，這清朝的開礦歷程可真是一波三折啊！不過最後還是取得了不錯的成果呢！
熱河這地方啊，礦業可真是發達！除了鹹同時期屬下蒙旗開採之外，到了光緒朝，境內各礦都已經被開採得熱火朝天了。特別是銀、煤、金這幾種礦，開採得相當成功，成了熱河稅收的大功臣！
咱們來看看這稅收資料吧，簡直讓人眼花繚亂！宣統元年的時候，熱河都統報告說，從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十二月十五日到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底，熱河屬蒙旗的金銀煤各礦礦稅收入竟然達到了七萬五千四百五十兩！不過啊，這其中還包括了委員薪水、查礦川資等一萬二千二百九十二兩的開支，所以最後剩下來的就是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七兩。然後啊，到了同年的十二月底，這位都統又報告說，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熱河屬下的金銀煤各礦稅收又收了六萬一千五百二十六兩。這數字，簡直就像魔術一樣變幻莫測啊！
外蒙古呢，也是個金礦寶地，蒙民和俄人都喜歡往那兒跑，去偷挖金礦。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的時候，有個俄國人叫柯樂德，他遊歷了外蒙各部之後回到京城，就向李鴻章稟報了外蒙私挖金礦的事情。他還遊說李鴻章讓他去開辦蒙古礦務，說這樣可以化私為公，給國家帶來厚利。李鴻章和翁同龢等人一聽，覺得這主意不錯，就讓柯氏派人去勘查，並把那些私挖的人給趕跑，看守金礦。到了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春天，柯氏把勘察情況告訴了路礦大臣，清朝於是就有了開庫倫金礦的打算。
後來啊，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柯樂德等人就把原來的銀行團給改組了，成立了一個叫外蒙土車二盟金礦公司的蒙古公司。他們買了機器、設了廠、開始經營。從1900年到1903年這四年間，這個公司竟然投資了約100萬盧布！而且啊，在這幾年裡，他們還產出了9367盎司的金子，價值高達約37.7萬盧布！這可真是賺得盆滿缽滿啊！
除了土車兩盟之外，外蒙的科布多也想搞礦業。科布多前辦事大臣聯魁就曾經電告農工商部說土默特等處的礦產最近有俄人私自勘測準備開採的情況。他建議籌款自辦礦業以保護國家的利益。所以啊，在宣統二年（1910年）的時候農工商部特地給新大臣錫恆發了電報讓他趕緊派礦師去勘查。要是礦苗質量好數量又多的話他們就自己籌款開辦了！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熱河和外蒙古的礦業開發簡直就像一部大戲一樣精彩紛呈！
說到清朝這會兒對邊疆地區的發展啊，他們可是把漁業、鹽業、木業都看成是重要的賺錢手段。特別是熱河那邊的蒙古鹽池和漁業，被當地官員和時人們視為開發本地利源的寶貝。
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熱河都統覺得之前的蒙鹽商店專利讓弊端太多了，於是就上奏朝廷，請求改為官收官銷。他建議在赤峰縣屬烏丹城和翁牛特東西二旗修建局廠，還撥了五萬兩的官本銀來開辦這個業務。到了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他們又開始招商經營蒙古的漁業。
這察哈爾、阿拉善方面的做法跟熱河差不多，他們也把蒙古的鹽池、漁業當成開拓利源的重要途徑。比如在宣統元年（1909年）三月，察哈爾都統誠勳就向朝廷上奏，請求在察哈爾所屬的各蒙古旗驅逐遊民、創設公司、認包蒙鹽，然後行銷到原來的地方；他還禁止民人進入蒙古地運鹽，說是為了保護利源。同年六月，理藩部又代替阿拉善和碩親王多羅特色楞上呈了一個開拓西蒙古利源的摺子，裡面也把鹽務列為重要內容，要求設局經營。
到了宣統二年（1910年），清朝的財政可是極度匱乏啊！但他們還是開始關注蒙古的鹽官賣這件事兒了。朝廷接受了度支部的建議，決定加強全國鹽務的管理，統一事權。於是特地派了載澤當督辦鹽政大臣，讓產鹽各省的督撫都當會辦鹽務大臣。後來還成立了督辦鹽政處，並在宣統二年元月公佈了暫行章程三十五條。這主旨啊，就是為了把鹽務行政、財政的大權都收歸中央。其中，蒙古的鹽業更是被清朝重點關注的物件呢！
清朝的官員們可是費盡心思，開啟了開蒙旗官智的實踐啊！這不，早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九月，出使美秘古墨國大臣梁誠就給朝廷上了一道奏摺，說咱們得建個陸軍大學堂和各陸軍省學堂。這可真是有遠見啊！同年十二月，他又建議選派合格的王公子弟去陸軍學堂學習。雖然這時的物件主要是王公宗室和滿漢大臣的子弟，但其實已經把蒙古的王公貴胄都包括了進去。
到了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奕劻又給朝廷提交了《陸軍貴胄學堂章程》，打算在神機營舊署改建成講堂學舍，先試試看。到了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閏四月，陸軍貴胄學堂就要開辦了，奕劻等人又給朝廷上了一份《陸軍貴胄學堂聽講試辦章程》，除了正規班之外，還設了一個聽講專班。哎呀，這可真是忙得不亦樂乎啊！
然後到了閏四月，陸軍貴胄學堂正式開課了，還特地傳諭蒙古王公們來聽講。等到宣統元年，陸軍貴胄學堂的第一期學生已經畢業了，一共招收了三十三名聽講王公世爵和一百四十三名聽講員及學員。這裡面還有祺誠武、阿穆爾靈圭和貢桑諾爾布這些蒙古的貴胄呢！
於是到了同一年，他們又準備招收第二期學生了，還打算另外建個學堂並重新制定章程。新的招生章程明顯是想要吸納更多的蒙古王公貴胄子弟來入學。除了招收一百六十名正班生之外，還要特別招收八十名蒙旗附班生呢！看來這清朝的官員們為了開蒙旗官智，真是下了血本啊！
這最高統治階層可真是不甘示弱啊！在他們的號召和帶領下，那些在京的蒙古王公們在宣統元年（1909年）正月也給朝廷上了一道奏摺，請求設立殖邊學堂。他們計劃設立蒙部和藏衛兩個科，還在宣武門內闢才衚衕找了個好地方建校址。每年每個科都要招一百人呢！
同年，這個學堂又新設了一個講堂，繼續招收蒙部生，這次要招二百名。不管你是滿族、蒙古族還是漢族，只要年齡在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身體健康，有中學基礎，都可以來報名！這個好訊息很快就被理藩部傳給了各個蒙古旗。比如在宣統元年（1909年）二月，駐紮在寧夏的欽差誠慶就收到了陸軍部傳來的理藩部諮文，告訴他要創辦殖邊學堂。然後他又把這個訊息告訴了阿拉善親王旗，讓他們也跟著辦。
除了清朝中央和那些王公貴胄之外，管理各個蒙古地方事務的督撫、將軍、都統、大臣們也都跟著朝廷的號召，在自己的轄區裡嘗試改良學務。他們想透過設立近代新式學堂等措施，達到開啟蒙古人的智慧、促進蒙漢融合、鞏固邊疆的目的。看來這清朝的官員們為了開蒙旗官智，真是使出了渾身解數啊！
說到東三省的吉林省啊，他們可是早早就有了外國語學堂，裡面還特地設了個滿蒙文班。不過呢，後來因為“名稱不符”這種小問題，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的時候就改名叫中學了。不過啊，他們還是沒忘了蒙文，就在中學裡又附設了個蒙文科。
吉林提學司也是挺拼的，六月十九日那天就忙著給各府州縣發通知，讓他們選送學生來省裡學蒙文。他們還打算招40名蒙文學生呢！然後啊，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有個叫伊克塔春的蒙文教員，他向提學司提了個建議，說在省城先辦個滿蒙學堂吧，還附上了自己擬的章程。提學司一看，覺得挺不錯的，就同意了。
不過啊，辦學堂得有校舍啊，這可把他們給難倒了。幸好，他們發現蒙古旗官房還有空餘的屋子，就暫時借用了一下。到了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吉林提學司又向吉林巡撫遞交了一份蒙文教員伊克塔春擬的設立蒙文學堂的簡明章程。
這個章程裡說得挺詳細的：先招40名有普通知識、曾經入學堂的學生，如果不夠的話，再讓蒙古方面送15名過來，組成一個班，專門學蒙文語，希望能快點學會。學制是一年半，分成三個學期。每個學期都要學修身、蒙文、國文、經學、歷史、地理、官話、算學、圖畫、體操這些課，加起來每週要上32節課。學堂裡的管理人員也挺簡單的，就一個監督、一個校長和五個教員。
等這些學生蒙文學得差不多了，還兼通其他科目之後，就選最優秀的留在吉林當差，跟蒙古打交道。再派一些優秀的學生去蒙古地區教書育人，開化蒙古的風氣，“讓大地的文明都能傳到邊疆去”。
後來啊，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東督徐世昌又提了個建議，說在東三省設個蒙務局吧，讓各學堂都兼學蒙文，還招蒙古王子弟來上學。他不僅在東三省設了洮昌道這個地方機構還特地招了蒙古王子弟進學校並且在法政學堂里加了門蒙語課作為對蒙古的籌備策略。
再後來錫良接替了徐世昌當總督他派了個叫德榮的已革奉天蒙古右翼協領去翻譯蒙滿漢文的教科書。德榮也挺給力的宣統三年（1911年）就把學部審定的初等國文教科書翻譯成了滿蒙文還起了個名字叫《滿蒙漢合璧國文教科書》。東督也挺大方的直接拿出了三千兩銀子讓蒙務局印了一萬部書分給哲里木盟十旗的學生還把這本書呈給了朝廷。肅親王一看覺得挺不錯的又撥了款讓印十萬部方便內外蒙古都用上這本書。
說到內蒙古的歸化城蒙旗學務推廣啊，那可真是一波三折，好在有地方官員們的大力倡導，總算是搞得有聲有色。早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那會兒，歸化城的副都統文哲琿就發現土默特旗的蒙古子弟們跟漢民混得久了，連自己的語言文字都快忘了。於是他就想了個好辦法，在高等小學堂裡附設了個滿蒙文科，既能儲存國粹，又能培養出通譯人才，真是一舉兩得啊！
到了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歸化城的副都統三多又向朝廷上了個奏摺，說西北各邊的蒙民們都不識漢字，交通又不方便，請求增設半日學堂。朝廷一看，這建議挺靠譜的，就批准了。於是啊，宣統元年（1909年）十月，三多又向朝廷報告了籌設土默特蒙旗兩等小學堂的情況。看來這位副都統大人對教育事業還真是挺上心的呢！
就在同一年年底，有個時髦的人去張家口遊玩，結果發現萬全縣地方已經設立了武備學堂、小學堂、初級師範學堂等各種學堂，還有高等學堂、女學堂、小學堂等等，雖然主要生源是定居在那裡的漢民，但這對於傳統藩部地區的教育發展來說，可是個不小的衝擊啊！
到了宣統三年（1911年）九月，清朝統治已經搖搖欲墜了，但歸化城的副都統麟壽還是不忘教育事業，又提出了建立滿蒙語小學堂的建議。可見啊，這些官員們對蒙旗學務的推廣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再說說外蒙古地區吧，科布多地方在光緒三十四年間也添設了蒙養小學堂，從四個部落裡共選了30名學生入學。這個小學堂在光緒三十四年閏二月二十日就開學了，分成了甲乙兩班。宣統元年正月，科布多大臣又向朝廷報告了辦學情況，說急需在舊有蒙古學堂之外再添設一所蒙養小學堂。朝廷一看，這建議也不錯啊，就批准了。於是啊，在宣統二年（1910年）九月間科布多參贊大臣又向朝廷奏報了科布多的政績，說近年來科布多在學務方面可是下了不少功夫啊，不僅增設了蒙學，還新建了清漢學堂以開邊智。看來外蒙古地區的教育事業也在蓬勃發展啊！
話說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庫倫辦事大臣延祉覺得蒙古地區的教育得跟上啊，不然這風氣啥的都跟不上。於是他就給朝廷上了個奏摺，說“蒙古這邊風氣還沒開化，我們打算設個蒙養學堂，專教滿、蒙、漢語言文字”。這主意不錯，朝廷就批准了。
這蒙養學堂可不是鬧著玩的，他們打算招40名學生呢！沙畢衙門選了14名，圖車兩盟各送了13名，看來這學堂還挺有吸引力的嘛！到了宣統元年（1909年），這學堂就開始籌辦了。
宣統二年四月間，新上任的大臣三多又向朝廷彙報了學堂的最新情況，說收了40名學生呢！同年九月初四日，三多又給朝廷上了個奏摺，說他們那邊打算辦兩所半日學堂，已經請示學部選派教員、頒發課本了。等教員一到，他們就按照章程把學堂改成簡易識字學塾，這樣才符合規定嘛！
看來這蒙古地區的教育事業真是越來越紅火啊！大家都在努力讓孩子們學到更多的知識，為國家的未來打基礎。雖然中間有些波折，但最終還是取得了不錯的成果。
說到教育啊，就得提提咱們清朝的光緒年間。那時候啊，左宗棠在新疆那可是大展拳腳，推廣教育，搞得紅紅火火的。那成績嘛，簡直就像新疆的大盤雞一樣，紅亮亮、香噴噴的！
與此同時，西藏地區也沒閒著。新上任的駐藏大臣聯豫啊，他可是個開明的好官。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的冬天，他決定在西藏地方搞點新名堂，設立兩所初級小學堂，引領一下當地的風氣。他把學生分成了兩班，每班三年一期，六年就能畢業。這速度嘛，簡直比藏族的歌舞還要快！
但聯豫大人也明白，之前設立的九局大多隻是個形式，總辦們也不怎麼靠譜。於是他決定換個活法，添派了個叫齊東源的候補縣丞當漢員總辦，讓他也來參與學務局的工作。這樣一來，學務局的工作效率就高了好多，簡直比藏族小夥子跳鍋莊舞還要歡快！
到了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的四月間，藏文傳習所和漢文傳習所也都設立起來了。到了六七月的時候，聯豫大人又給朝廷彙報了西藏興辦學務的情況。他說：“藏中漢人三四千人呢，肯定有不少聰明的小傢伙。以前有四個義學堂，學生七八十人，但管理和教授都不咋地。現在嘛，我們要搞兩所初級小學堂，分班教學，學期三年。”他還勸說藏民們送子弟入學，跟漢民一樣待遇，學費全免。這可真是為開通民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啊！
到了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的五月間，西藏除了有漢藏文傳習所外，還添設了印書局一所。他們印刷了《聖諭廣訓》等書廣為散發，還打算印些實用的書，比如實學、實業等。除此之外呢，他們還打算開辦一所陸軍小學堂，從四川調了十四名武備將弁畢業生到藏任教。又從藏中選了二十多名識字聰明的小夥子和十名漢屬三十九族、藏番、廓爾喀的小朋友入堂學習。聯豫大人還任命了徐方詔為陸軍學堂總辦，他在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十六日走馬上任，正式在藏內啟用了陸軍學堂關防。他還為此給噶廈公所發了公文呢！
到了宣統二年（1910年）的三月，駐藏辦事大臣聯豫又給朝廷彙報了西藏興學的情況。他說已經從前藏推廣到了後藏、靖西、達木、山南等地。到了宣統二年的五月呢，入學的學生越來越多，效果也越來越明顯。他們計劃今年再添設幾所學堂呢！
到了宣統三年（1911年），西藏學務局向清朝學部報送了西藏教育新政的材料。這一年啊，西藏有了蒙養院九所、學生二百七十四人；漢藏文傳習所二所、學生三十四人；初等小學堂四所、學生五十多人；漢藏文小學堂四所、學生一百一十九人；漢文蒙養學堂三所、學生人數不詳。他們還打算另外設立一所武備學堂呢！這速度啊，簡直比藏族的歌舞還要快！
說到清朝的邊疆地區啊，那真是熱鬧得跟個大雜燴一樣！尤其是到了清末，大家都像開鍋了似的，熱熱鬧鬧地融合在一起。這融合啊，就像做菜一樣，得有歷史沉積當底料，國家推動當大廚，社會互動當調料，還有不同民族間的水乳交融當湯汁。這麼一攪和，邊疆地區的文化、風俗什麼的，都像大雜燴裡的菜一樣，混在一起了。
這融合啊，不僅僅是漢和非漢之間的，大家都是一家人，得互相認可。就像一家人吃飯一樣，雖然口味不同，但都得認可這是一桌飯。所以啊，各民族都認可了中國這個大家庭，這可真是個大好事！
那融合體現在哪兒呢？嘿，可不止一方面！首先啊，是文字語言。以前滿族、蒙古族為了保持自己的純正性，都是藏著掖著的，生怕跟漢族混在一起就變味兒了。但後來呢？嘿，融合得可歡快了！就像做菜一樣，各種調料都得放一點，才能做出美味來。
再來看看服飾和姓氏。以前滿族、蒙古族都特立獨行，有自己的風格。但後來呢？大家互相學習，你穿我的衣服，我用你的姓氏。這可真是個大融合！
而且啊，這融合還體現在婚姻上。以前滿漢、蒙漢之間是禁止通婚的，怕亂了輩分。但後來呢？大家都自由戀愛了！這可是個大喜事啊！
說到新疆地區的回漢融合啊，那可真是一出大戲！就像做菜一樣，得把各種調料都放進去，才能做出美味的大盤雞。
早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迪化同知國樑就在他的《南湖道中》一詩裡寫道：“纏頭亦解華言好，笑揩連城入市圜。”這話說得是，連纏頭的人都懂漢語了，還在笑嘻嘻地學著說，真是融合得可歡了！
乾隆五十年（1785年），唐山知縣趙鈞彤到了伊犁惠遠城，也忍不住稱讚：“塞風已革華音雜，客狀猶誇肆賈驚。”這話說的是，邊塞的風已經不是純正的漢語了，各種口音都有，來這兒做生意的人都被驚到了！
那時候的新疆漢族啊，不僅會說維吾爾語，還特別喜歡維吾爾的歌舞。紀昀在他的《烏魯木齊雜詩》遊覽之六里就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從內地來的漢族商人春社時，會表演維吾爾歌曲。他說：“地近山南估客多，偷來番曲演鴦歌。誰將紅豆傳新拍，記取摩訶兜勒歌。”這就像是說：哎呀，這些從內地來的商人真會玩，居然把維吾爾歌曲都學會了！
西南邊疆地區也一樣啊，各族之間的語言文字融合在整個清代都很明顯。據雍正《順寧府志》記載，順寧府有些識漢文、講漢話的傣族人，“冒籍於近方之彝，卒難與辨”。這就像是說：哎呀，這些傣族人真能混，跟彝族人已經分不清了！
《南中雜記》也說：清初的時候，很多土司住在城裡，跟漢人沒什麼兩樣。而姚安蒙化兩個土府的人更是以詩文自命，已經跟螺江的漢人差不多了。這就像是說：哎呀，這些土司可真能融合，跟漢人已經一模一樣了！
到了道光皇帝的時候啊，這語言文字的融合就更厲害了。道光七年（1827年）十月，廣州將軍滿人慶保給道光皇帝寫了個奏摺，全用漢字寫的。道光皇帝看了都驚了，說：“廣州那麼多駐防官兵，難道沒有一個會寫滿文的人嗎？”可見這融合有多深。
不僅在內地居官的滿蒙貴族官員這樣，邊疆地區的普通民眾也都開始融合了。比如說蒙古各部，以前都禁止學漢文，但後來“內地民人漸漸多了，漢文的風氣一開”，蒙古人就開始學漢字、用漢名了。甚至蒙古人的訴訟都用漢字。這融合可真夠徹底的！
到了道光十年（1830年）二月，朝廷發現有個總管不認識滿文和蒙文，只會寫漢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七月，朝廷又說這次考試國子監蒙古司業，只有12人能翻譯，其他蒙古人都不懂蒙古文了。這融合得可真快啊！
特別是清末邊疆地區新政推行後，各族語言文字的統一就更明顯了。宣統二年（1910年）八月，理藩部就建議取消禁止蒙古人用漢文的禁令。他們覺得現在蒙古人的智慧和風俗都沒啥大變化，再禁止他們學漢文、用漢字就不合適了。這個建議得到了朝廷的認可。
宣統三年（1911年）三月，出使大臣吳宗濂還建議中國應該設立國語一科，統一全國語言。這可真是個大膽的想法！
在邊疆地區，人們也開始主動去融合了。比如宣統元年（1909年）五月，護理雲貴總督就奏請朝廷說，雲南開化得晚，沿邊的土司地數千裡，因為語言和風俗不同，跟內地人民總是隔著閡。他認為只有透過教育才能解決這個問題。於是他提出了一個方案：以國文為主科，先教發音、講解、提問，然後教抄寫、默寫，最後教組詞、寫文章。這個方案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雖然在這一過程中也有一些特例，但總體上相互間的融合是大趨勢。比如在熱河地區，漢人和蒙人都說普通話；在達拉特旗，大部分蒙人都能說流利的漢語；在康定魚通境內，土司頭人都能說流利的漢語和閱讀漢字書報；在昌都地區，因為駐紮過綠營兵，所以一路上都不需要翻譯。
說到清朝的服飾融合啊，真是像時尚潮流一樣，誰也擋不住！
清朝前中期，為了保持滿蒙的獨立性，朝廷對各自的服飾可是很講究的，不僅有禁令，還一再強調。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清帝立了個訓守冠服騎射碑，上面寫著：“以前有巴克什達海、庫爾纏這些大臣勸我改穿漢人的衣冠，效仿漢人的服飾制度，我堅決不同意。在我身上怎麼會有更變的道理呢？我是怕日後子孫忘了老規矩、荒廢了騎射技藝，去效仿漢人的習俗，所以常常為此擔心啊！”瞧瞧，皇帝都這麼說了，可見朝廷對滿人穿漢服的禁令有多嚴。
但時尚這東西，誰也擋不住。在大眾的“流行”影響下，不少滿人還是受到了漢服的影響。特別是滿族女性，她們特別喜歡漢人的衣飾。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乾隆皇帝就發火了：“這次選秀女，竟然有滿族姑娘學漢人打扮，這哪是咱們滿洲的習俗啊！在我面前都這樣，在家的時候肯定更過分了！”嘉慶九年（1804年）二月，嘉慶皇帝也抱怨說：“這次選秀女，衣袖寬大，跟漢人一樣。都愛趕時髦，太奢華了！”
到了道光朝後，服飾的融合就更普遍了。不僅是滿族貴族女性，普通滿族女性也開始穿漢服了。道光皇帝一再申飭說：“盛京是咱們的根本重地，以前民風淳樸。但現在有些不好的習慣，比如演戲、賭博、穿奇裝異服等。”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二月，他又說：“最近旗人婦女不遵守定製，衣袖寬大，跟漢人一樣。去年我就下令讓八旗都統副都統等嚴查此事。”可見當時滿族女性穿漢服已經相當普遍了。
不僅是滿人在服飾上逐漸趨同漢人，進入晚清後內蒙古等處的蒙古人在服飾上也逐漸跟漢人一樣了。“察哈爾、歸化城之蒙民，因為移民增多，逐漸被漢族同化了。衣服也跟漢人差不多。”到了民初的時候，蒙古人的衣服已經跟漢人差不多了，冬天穿皮袍子，外面還套個綢緞裡子。只是蒙古人的衣服更寬鬆一些，色彩更鮮豔一些，比如紫色、紅色、淺黃色等。普通蒙民也喜歡穿漢服，特別是上衣更喜歡寬鬆的。不過他們有個特點就是喜歡在荷包裡放鼻菸壺、小刀和筷子等物件，這是漢服裡沒有的。
西藏、雲貴等地的變化也很明顯。清朝人餘慶遠在《維西見聞錄》裡說：“當地頭目效仿漢人的衣冠，但婦女還是保留了原來的妝容。只是裙子變短了，這也是為了適應新的環境。”而清末駐藏辦事大臣聯豫也說：達木八旗的人也開始換上漢服、設立小學了。
這融合就像時尚潮流一樣，誰也擋不住！大家都穿得越來越像了。看來時尚真的是個圈啊！
清朝的姓氏融合啊，一開始，大家都挺守規矩的，滿人就是滿人姓，漢人就是漢人姓。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界限就越來越模糊了。
乾隆五年（1740年）的時候，乾隆皇帝就發現滿族人取名越來越像漢人了。他在宗人府的奏摺上批示說：“最近我發現好多滿族人的姓名都是兩個字的，跟咱們傳統的四個字名字不一樣了。這個摺子裡面的文新，名字應該連著姓一起寫，但卻是分開的，簡直就像漢人的名字！還有那個宗室王瑞，名字更離譜，完全就是漢人的名字嘛！”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皇帝又發飆了：“我以前就說過，滿族人不能學漢人取名，現在怎麼搞的？有個蒙古人叫甘珠爾，名字也是蒙古話，但他為了趕時髦，取了個跟甘露珠有關的名字，這不是胡鬧嗎？以後滿族、蒙古族的人取名字，寫漢字的時候就要按照滿族的語氣來寫，不能亂取漢字的意思！”
嘉慶皇帝也發現這個問題了。嘉慶十八年（1813年）六月，他說：“最近我發現宗人府的戶口單裡，有人的姓是張、白、李這些漢姓，我猜他們肯定是跟漢人結婚了吧。宗人府趕緊去查清楚！”結果查出來有些姓其實是滿族姓的音譯，比如章佳氏其實是張姓的音譯，李佳氏其實是李姓的音譯。嘉慶皇帝就很生氣：“以訛傳訛，都忘了自己的本來面目了！”
到了道光皇帝的時候，他也很頭疼：“怎麼旗人取名字都喜歡用漢字的意思呢？我之前就說過，取名不能用三個字，怎麼就是不聽呢？”他還批評蒙古人：“布里訥什這個蒙古人，給他兒子取名福恩、福康，沾染了漢人的習氣，真是忘本！”
不過到了咸豐皇帝的時候，這種情況就變得理所當然了。咸豐三年（1853年）八月，咸豐皇帝說：“蒙古地方的人啊，就是淳樸，不喜歡浮華的東西。但現在他們也開始用漢人的名字和學漢字了，這可不行。我要你們去查清楚，把那些用漢字的蒙古人都給我管管！”
到了光緒皇帝的時候，大家都意識到多民族國家的好處了。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兩江總督端方就上奏建議滿洲人應該把姓名都列出來。貴州巡撫龐鴻書也建議要統一姓氏和儀制。南書房翰林鄭沅更是提議滿人取名要把姓放在前面，這樣才能體現出滿漢一家親。
到了清末民初，滿蒙各族的姓氏統一得就更明顯了。有日本人去喀喇沁右旗調查，發現那裡的蒙漢大戶共有45戶。蒙古人的名字已經跟漢人差不多了，比如福峰堂、郎富山、章賽佛這些名字，如果不特別標註是蒙古人的話，光看名字根本就分不出來。
這融合啊，就像大雜燴一樣！大家都喜歡吃一樣的菜，名字也取得差不多。看來這真的是個趨勢啊！
說到清朝那些蒙漢、滿漢之間的宗教信仰融合，那可真是有趣得很！隨著大家你來我往，交往越來越密切，特別是內地百姓往邊疆地區跑得更勤了，商貿、屯墾、定居什麼的都多了起來。這不，宗教信仰也跟著發生了變化。
這個融合趨勢啊，從清朝中期就開始了，特別是在內蒙古地區，表現得特別明顯。蒙古人開始崇拜漢人的寺廟和神靈，漢人也跟著蒙古人一起信仰。比如歸綏縣哈拉不達鄉，本來是個純蒙古族的小地方，結果那裡也有“佛殿龍王廟各一”，每年都要在龍王廟舉辦幾次祭祀活動。還有清水河縣的三十一號漢人村莊裡，居然有一座蒙古人的腦包（敖包），那裡的漢人也會按時去燒香拜祭。每年六月六日，附近的蒙古人還會宰了牲口、準備香豬去獻祭，這叫“祭腦包”。還有郡王旗，每年十月初八，他們會在跟東勝縣交界的地方舉行廟祭，漢人還會表演戲劇、喇嘛跳大神。哎呀，這熱河地區的漢人也是很虔誠的，他們也會跑到喇嘛廟去燒香磕頭。
這種蒙漢之間宗教信仰的交融啊，連外國人都注意到了。有個叫阿·馬·波茲德涅耶夫的俄國人，他就發現從熱河到多倫諾爾的路上，熱河城外不遠有個小喇嘛廟，裡面不僅供奉了宗客巴佛像和紅教佛像，還供奉了劉備。這蒙漢兩族的宗教交流啊，都深入到僧侶隊伍裡了。郭家屯附近有個二道營子村，村裡財神廟的主持居然是個察哈爾喇嘛。歸化城等地方也有類似的現象。有些村子更是神奇，多神同處一室供奉。比如察汗板升村，那裡的漢人和土默特人住得就像一個大家庭，連他們的廟殿都在同一個院子裡。馬王廟村也不甘示弱，他們的馬王廟有獨立的殿宇：關帝廟、龍王廟、馬王廟三廟並立。還有豐鎮縣城內關帝城廟左側的聖母廟，也是一處融合的見證。
清朝內蒙古地區的祭祀文化啊，那也是充滿了民族融合的特色。就拿孔子和關聖帝君的祭祀來說吧，祭品裡除了常規的那些東西，居然還包括哈達、牛乳、磚茶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用品。看來這融合已經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清朝後期這藏傳佛教信仰可真是有點兒慘啊，被時人抵制得越來越厲害了。在近邊的內蒙古地區，這宗教信仰融合的趨勢啊，就是蒙古人越來越接受漢人的信仰。
那個阿·馬·波茲德涅耶夫啊，他在呼和浩特無量寺遊歷的時候，就發現這座寺廟真是越來越破落了。寺廟裡的喇嘛說，這都是因為當地的土默特人受到漢人的影響，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聖廟，對宗教越來越不虔誠了。想想看，這得多大的打擊啊！
而且啊，大約在十五年前，他們還把伊克召的外牆裝飾了一下，畫上了佛陀生活中的一些畫面。這些畫都是取材於漢文的佛陀傳記，所以都具有鮮明的中國風格；這些圖畫的說明用的也是漢文，作畫的也是漢人畫匠。這可真是融合得徹底啊！
還有呢，延壽寺等寺院都是漢藏式建築風格，彩繪內容豐富多樣，“多以漢族的寺廟所用雲、水、鳳、花卉，再加上藏族寺廟的特有裝飾法輪、獨角獸、祥鹿、梵文美術字為主”。這種融合真是讓人眼前一亮啊！
這蒙漢之間宗教信仰的融合啊，還體現在原本屬於蒙古遊牧地區的漢族寺廟越來越多。比如在內蒙古綏遠地區的土默特蒙古，到了清代中期以後，他們的宗教信仰就逐漸變得多樣化起來。先後出現了致祭先農壇、關帝、孔子、文昌、觀音的各類廟觀。據說啊，那個先農壇是在雍正五年（1727年）經歸化城都統丹津具奏奉旨建成的，每年春季吉亥日，土默特會派員夥同歸綏道、歸化廳及各鄉耆一起祭祀。文廟則在雍正朝就已建立起來了，致祭文廟時，土默特文廟（蒙）、八旗文廟（滿）、歸化城文廟（漢），分別由各級官員率眾致祭。尤其是城隍關帝信仰，更是受到邊疆地區各族民眾的歡迎。
有民初的人說：“五日，清明，年例是日城隍神出巡，演劇。晨十鍾見蒙古男婦奔走入廟焚香者，以數百計。俄人嘗自誇雲：蒙古宗教，與其西比利亞屬民布利亞種族之宗教相同。此門面之語也。其實蒙人沾濡漢習已久，所謂宗教者，道釋並尊，非如歐人之奉此教，必排彼教，不能相容也。庫倫之關帝、觀音、呂祖、城隍各廟，歲時伏臘，蒙古僧俗，無不隨漢人之後，奉祀惟謹。”你看，這關帝廟在清代內蒙古地區可是遍地開花啊！
就說歸化城吧，那可真是建了不少關帝廟啊！據說歸化城太平街、南茶坊、西茶坊、東茶坊、翁衰壩及綏遠城、托克托、薩拉齊、和林格爾、固陽等地加起來有15座關帝廟呢！其中東茶坊的關帝廟就是由西把柵、大臺什、討號板、小廠圐圙四村蒙古人在嘉慶年間修建的。到了清末，就連鄰近東省的沿邊蒙古人家裡都供有關帝畫像呢！看來這融合已經深入到每個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了！
你知道嗎？在西藏藏邊的鹽井縣北也有一座關帝廟，這廟居然是新軍“建壘二年”建成的。不得不說，內地商民的影響真的太大了！就連外蒙古地區的其他民族中，也有不少人開始把關帝信仰融入他們舊有的信仰裡。有些人表面上看似不信奉，但心裡可是對關帝敬畏得很呢！
首先說說這蒙古人，他們可是把關帝廟納入了自己的信仰體系。在內外蒙古地方，蒙古人都把關帝叫作格薩爾神，關帝廟叫作格薩爾廟。想想看，關帝可是忠義之神的象徵啊，蒙古人對忠義精神的信奉，讓他們對關帝產生了天然的好感，所以就把關帝納入信仰體系裡了。
晚清以來，蒙古人信奉關帝更是體現在他們的功德活動上。比如道光十二年（1832年）科布多關帝廟重修時，當地的王公扎薩克（臺吉）中就有不少人捐款。後來關帝廟再度破落，又於1881年由蒙古昂邦、三音諾顏部的達賴王葛木毗勒多爾濟等人倡議再修。看來這關帝在蒙古人心中的地位，真是不可動搖啊！
除了關帝信仰，道教信仰也傳到了蒙藏地區，甚至出現了蒙藏人信奉道教的現象。比如在綏遠地區，清初以前似乎還沒有“道教之沿革”。但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有個叫錢良擇的人看到歸化城南有座繆嬰廟，還有位老僧人在那兒閉關念金剛經。這位老僧是湖廣武昌人，他12歲時被蒙古兵從湖南帶到了這裡，已經40年了。所以啊，最晚到清順治五年（1648年），道教就已經傳入了土默特。
到了雍正末年，又有位梁姓道士遊方到這裡，在歸化城西南建了五道觀；乾隆八年（1743年）時，賽因烏力吉佐領下的小畢克齊村蒙古毛烏肯、雲木觸目、道爾計色楞都已經成了專職道士。而歸化城垣外西南隅玉皇閣的主持是位姓孫的蒙古人；歸化城北門外的城隍廟住持也是姓孫的蒙古人，他們倆都來自同一支蒙古部落。
乾隆年間啊，歸綏土默特蒙古人祭龍王廟、十王廟、財神廟等已經成了很普遍的現象了，而不祭祀的人屬於極少數，會被當地村社社會的人責備呢！看來這宗教信仰的融合啊，真是無處不在啊！
說到這生活飲食習俗啊，各族之間的融合可是越來越明顯了。就說這滿族女性吧，自從嘉慶年後就開始學著漢人女性裹腳了。嘉慶九年（1804年）二月，嘉慶皇帝還為此發了一道聖旨，說：“鑲黃旗那邊查出來，旗裡的漢軍秀女有十九人都裹了腳。咱們大清的服飾本來就有規定，得一直遵守下去，現在這旗裡的漢軍秀女竟然都裹腳，真是太離譜了。一個旗裡就有十九人，那剩下的七旗漢軍，估計也少不了。”
這耕種方面啊，土默川平原、河套地區還有東部喀喇沁等地的蒙古牧民也開始搞農業生產了，生活方式跟內地差不多。到了19世紀初，內蒙古地區的漢族人口已經達到100萬了。後套那一帶原來是達拉特旗和杭錦旗的牧地，但自從開始開墾之後，沃野千里卻很少看到蒙古人了。“蒙古同胞裡也大有人在開始務農。準噶爾旗、達拉特旗那邊已經有不少牧人轉行當農民，過上農業生活了。”另外啊，卓索圖盟各旗的大部分和哲里木盟的一部分蒙古農民都已經完全漢化了，“他們跟內地漢人在一起生活，風俗習慣也沒什麼兩樣了”。
這蒙古人和內地漢人的融合啊，可不只是體現在從牧業轉到農業上。生活飲居方面也有不少有趣的融合呢。早在嘉慶二十年（1815年），朝廷就下旨說：“近年來蒙古人沾染了漢人的壞習慣，居然開始建房子、聽戲什麼的，這可失去了他們原來的習俗。”尤其是靠內地近的地方，那些蒙古人的生活起居越來越像漢人，開始定居下來，建起了土木結構的蒙古包和漢式房屋。他們的飲食習慣也慢慢從以肉乳獵物為主過渡到了以糧食和蔬菜為主。結果呢，西蒙古地區的人也開始“整天喝茶、吃米飯”，跟漢人差不多了。
出行方面也有漢化的趨勢哦！比如察哈爾、歸化城的蒙古人現在出行時，“在往東南開拓的地方，蒙古女人越來越文弱，幾乎沒人騎馬了”。就連生老病死這些習俗，西部蒙古地區的綏遠、歸化城等地也跟漢人融合了不少。比如土默特蒙古族就逐漸接受了漢族的喪葬習俗。雍正年間那兒還有“生下嬰兒死了就扔到野外”的習慣呢，但到了乾隆年間，就開始“準備衣服食物和棺材之類的東西了”。
不僅西部蒙古地區風俗跟漢人一樣，東部的熱河、多倫諾爾、科爾沁等蒙古地區也與內地越來越相似了。“他們的風俗習慣、性情和生活狀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跟遊牧地區相比已經很明顯不同了。”甚至外蒙古地區也受到了影響，晚清時候，不少蒙古旗都開始接受漢人的生活習慣，定居、耕種等方式也不再是漢人的特色了。比如據19世紀90年代俄國人阿·馬·波茲德涅耶夫的旅行日記記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寺院裡的喇嘛們在近二十五年內從漢人那兒學會了“耕種土地”，還開始排擠漢人了。不僅如此，他們還從漢人那兒學會了如何把方木加工成木行所需要的形狀和尺寸，砍伐木材賣給庫倫當地的漢人木行。看來這蒙古人和漢人的融合啊，真是越來越緊密了！
清朝那會兒對不同種姓之間的通婚政策，真是讓人琢磨不透啊！清初的時候，朝廷為了擴大統治，對滿漢、蒙漢之間的通婚並不怎麼嚴格禁止。但到了康雍乾時期，禁止滿漢、蒙漢通婚的禁令就像雨後春筍一樣多了起來。然而啊，現實生活中，滿漢、蒙漢通婚卻是家常便飯。
在東北地區，特別是在滿漢雜居的地方，很多旗人都娶漢族女子為妻。他們想出了各種辦法，比如“頂名婚”或“私相聘娶”，來達到通婚的目的。結果呢，出現了“紅、黃帶子娶民人女子為嫡妻仍用頂名辦法”的奇特現象。這可真是讓人大跌眼鏡啊！
不僅是婚姻方面，在繼承及家庭關係方面，滿漢之間也在悄悄發生融合。到了嘉慶以後，八旗抱養民人之子的情況也變得相當普遍。比如道光元年（1821年）十一月，鑲黃旗滿洲都統英和等人就討論過清查八旗抱養民人為子一案。結果發現，鑲紅旗有四十個人沒有本家姓氏，抱養屬實；正黃旗護軍保亮、馬甲花良阿二人都是民人之子。看來這抱養民人之子的現象，在當時可是相當普遍啊！
蒙漢之間的婚姻融合，從清代中期以後就充分體現出來了。比如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七月，鄂爾多斯的貧困蒙古人不得不到內地謀生，甚至還有賣掉妻子和人口的情況。後來一查，發現僅在雍正十二三年間，邊民和延綏鎮及各將弁等共買了兩千四百多口蒙古子女。而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以前，還有邊民娶買乞養的例子呢。可見那時候，靠近內地的普通蒙古部眾跟內地民人在婚姻方面的融合已經相當普遍了。
當然啦，這種情況也不只限於普通的蒙古部眾。那些蒙古王公臺吉跟漢人之間也存在婚媾行為呢。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就發生了“驍騎校丹木巴屬下家婦女博裡將自己的女兒私自嫁給內地人王大建”的事情。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間，又發生了蒙古臺吉濟木巴狀告內地商民梁依棟聘娶臺吉海青之女的事情。理藩院在議復後案時按照慣例，是要讓他們離婚的。但乾隆皇帝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說：“梁依棟不知道民人不準跟蒙古結姻的規矩，他是透過臺吉達瑪琳為媒，兩家情願地聘娶了海青之女。蒙古人和民人都是朕的臣僕，既然梁依棟已經按照禮節聘娶了，又不是強行娶的，那就不用讓他們離婚了。”哎呀，這乾隆皇帝真是開明啊！不過話說回來，這滿漢、蒙漢之間的融合還真是有趣呢！
這普通蒙漢之間的通婚啊，在清朝中前期的綏遠、熱河等地，簡直就是家常便飯！那時候啊，內地漢人像潮水一樣湧到關外，他們學蒙族話、模仿蒙族習俗、開墾蒙族人的荒地，甚至還有加入蒙族籍、娶蒙族老婆的。那些初來乍到的漢人，要麼是為了娶個蒙族老婆，要麼是貪圖開墾蒙族人的荒地，然後就順理成章地入了蒙族籍。這倆原因啊，咱們可以稱之為“隨蒙古”。
在東蒙三座塔地區啊，有那種所謂的八大匠人，他們都是從內地跟著媳婦兒過來的，也娶了蒙族老婆入了蒙族籍。像什麼王姓、李姓、周姓、張姓、白姓、朱姓的蒙古人，你一問他們祖上，多半都是山東人。在東蒙古東南部的那些地方啊，滿漢民移住的地方，跟蒙古人混在一起設村落，種地種得挺歡的。一開始啊，這些人大多都是單身過來的，後來就娶了蒙古老婆生了娃。清朝時候的人就描述說：“蒙漢雜居在一起，互相影響越來越深。一開始是互相拜訪慢慢熟絡，後來就直接通婚了。因為語言相通，所以也一起學文字。”
到了道光年間啊，朝廷也把旗人之女跟民人結婚的規矩給改了。那時候的規矩是：民人之女可以嫁給旗人，旗人之女不能嫁給民人。就因為這個規矩，陳陳氏家的小女兒想嫁給個民人高緯保，都已經訂婚了，結果朝廷說不行。但最後呢，還是判他們可以結婚，還給賞錢。
到了清朝末年啊，邊疆危機越來越嚴重，朝廷為了保護邊疆，就想著改改舊制推行新政。而要推行新政啊，最重要的是讓滿漢、蒙漢之間充分融合，都認同國家。於是呢，朝廷就想從廢除不同民族之間禁止通婚的舊例開始。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啊，清朝就下令說：以前不同民族不能通婚的規矩，是因為剛入關的時候大家風俗語言都不太一樣，所以就定了個禁令。現在都過了兩百多年了，大家都是一家人，應該順應人情把這禁令給取消了。所有滿漢官兵人等都可以結婚。
看到朝廷主動改規矩，時人也紛紛出主意。比如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兩江總督端方就代奏了安徽廩貢生李鴻才的建議，說要把滿漢的界限給渾融了。這李鴻才的建議裡就有“滿漢通婚要切實推行”這一條。同年同月呢，南書房翰林鄭沅又上奏說要把駐防的舊制變一變，也要滿漢通婚。宣統二年（1910年）八月啊，理藩部在奏藩部豫備憲政時，也把“化除畛域”作為重要內容之一，還打算讓各邊將軍都統大臣和各省督撫出公告，說只要是敢私下通婚的，都酌情給點獎勵。
藏漢之間啊，那婚媾現象也是相當普遍的！早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二月，朝廷派去西藏平亂的大臣巴忠就上奏說“要把兵丁們用藏族女人當傭人的風氣給禁了”。可見那時候漢藏之間已經有婚媾現象了。同年十二月，又出了巴忠參奏另一大臣慶麟的事情，說他跟藏族女人有不正當關係。到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六月，軍機大臣們在討論四川成都將軍鄂輝等人的奏摺時，又強調以後得“禁止士兵僱傭藏族女人”。這裡提到的“番婦”“奸宿番婦”，都跟漢藏婚媾有很大關係。
到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七月，琦善上奏說：“西藏駐防計程車兵原來是三年一換，按照規矩是允許僱傭藏族女人幹活的。後來留下來的人多了，換防的少了，這些士兵在營裡生的孩子現在已經佔了十分之三。”這可真是個大發現啊！
那時候川藏路上的人也觀察到了這種情況。有個叫周靄聯的從川藏入藏，發現路上只要是當官的或者當兵的，基本都有個藏族女朋友。這些女朋友特別勤快，給做飯、打水、縫衣服，啥都幹。
還有篇文章叫《西康之種族》，裡面說：“因為山路難走，商人都不容易搬家，所以官兵和商人在西康各地安家落戶，娶了藏族老婆的數都數不過來。就這三十年來，西康的混血兒（就是漢人跟藏族人的孩子）已經遍佈城鄉了。真正的藏族人現在得去深山老林裡找。清朝末年那幾萬邊軍和各地墾民都在西康娶妻生子，川陝的商人在村鎮做生意的也都愛娶藏族老婆。這就導致民國時期西康那邊出現了好多混血兒。”
康定那邊也是，據1938年的調查，本地所謂的漢人，其實大部分都是漢夫康婦的孩子。道孚縣城的漢藏混血兒當時佔了三分之二呢。還有任乃強在20世紀30年代的估計，整個康區的居民，“百分之八九十是藏族人，百分之十一是漢族人。漢族人裡頭，百分之九十是跟藏族人結婚的，只有百分之十一的人是真正的漢族。”
看來清代西南邊疆地區各族跟漢族之間的通婚也是很頻繁的！像昭通府那邊，在雍正年間改土歸流之前就有漢族人搬過去了。雖然開始人數不多，但後來跟藏族女人結婚的、擄掠來的、帶著資本搬過去的漢族男人都多了起來。民國時期的《馬關縣誌》也記載說：“漢族人少，藏族人多，風俗互相影響，用漢族的習慣改變藏族人的當然多，但被藏族人改變的也不少。”看來這通婚現象真是無處不在啊！
說到光宣之際的邊疆危機，那可真是個大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危機，同時維護咱們多民族國家的統一，那時候的人們啊，就把發展邊疆地區的郵電通訊、道路交通當成了一個重要的戰略方向。他們真的是拼了老命在努力啊，最後呢，在原有的驛道臺站體系基礎上，發展出了近代的電報郵政、鐵路公路等交通體系。這些新玩意兒不僅提高了邊疆地區的交通速度，還讓那裡的傳統交通方式發生了大轉變。這可真是個革命性的變化，對近代以後的邊疆開發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
咱們先來說說電報郵政。在那個時代，郵電可是改善邊疆地區交通、加快資訊傳遞的重要手段，成了大家熱議的話題。你知道嗎？晚清邊疆地區的郵政電報等設施設立的情況，跟鐵路、公路比起來，完成得可好了。基本上，絕大部分的提議最後都變成了現實。比如說新疆地區，他們設定電報的時間是光緒十七年（1891年）。那時候啊，甘肅的電線已經架設完畢，但新疆遇到緊急文報，還得從省城迪化傳到肅州再轉電，這一圈下來得花好幾天時間呢，真是太不方便了。
而且啊，那時候朝廷正在處理帕米爾勘界的事，英俄兩國都在鬧矛盾，訊息傳得慢極了。為了應對這種情況，陝甘總督楊昌浚和新疆巡撫陶模這兩個大官兒就商量啊商量，最後決定請示朝廷批准在新疆設電報。這個事情啊，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戶部籌了10萬兩銀子來開辦，還讓電報總局從上海進口了機械，第二年就開始動工了。
這個工程可不小啊，先設了嘉峪關到迪化的電線，全長“三千餘里”，從春天干到冬天，歷時三百多天，才大功告成。然後啊，又在省城成立了總局。到了光緒二十年（1894年），天山南北兩路的展線工程也動工了，北線從烏魯木齊向西北經庫爾喀喇烏蘇分達伊犁、塔城；南線從吐魯番向西南經庫車、阿克蘇以達喀什噶爾。伊塔電局跟俄國的巴克圖電局還互相通聯了呢。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又設了古城電局以達奇台。全疆的電線加起來有一萬餘里長呢！東線從烏魯木齊入關，西北接俄線繞恰克圖通庫倫以達北京。到了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全疆已經有1個電報總局和16個分局了。這可真是四通八達啊，不僅省內資訊流通無阻，“環球訊息，彌若庭戶”呢！
說到晚清啊，尤其是清末，那內外蒙古的電報郵政發展得可真是風生水起啊！多倫諾爾那邊，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就已經有民辦“民信局”和“書信館”了，專門負責開辦函件業務。到了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宣化到多倫諾爾的步差郵路也開通了，這可是晝夜兼程的快速郵路哦！到了宣統三年（1911年），多倫諾爾的郵寄代辦所搖身一變，成了郵局，不僅辦理平常的函件，還增辦了快遞信函，這速度，簡直比現在的順豐、京東還要快呢！
再說說張家口地區，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就已經建成了電報局，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又建立了郵政局，這速度真是讓人豎大拇指啊！
不過呢，西北蒙藏邊陲這些地方，通訊機構還是不夠完善。為此呢，光緒三十三年岑春煊給朝廷提了個建議，讓郵傳部好好策劃一下西北各邊的電報業務，這樣才能更好地發展交通。這時候呢，科布多參贊大臣錫恆也上書說：“岑春煊大人說的對啊，阿山防務可是個大問題，咱們得跟新疆各城、甚至跟京城和鄰省都保持緊密聯絡。雖然鐵路不好修，但電線可是刻不容緩的！應該從新疆綏來縣開始，一直接到阿山，這樣比較直，總共也就十六站。現在驛路已經通了，用錢也會少一點。”
就這樣到了宣統元年，蒙古郵政也開始發展了，從張家口開始，經過庫倫到恰克圖，然後在庫倫到烏里雅蘇臺、科布多這些地方都設定了分局。於是乎，宣統元年外蒙古庫倫地方也有了郵政服務機構，每星期分四班工作，雖然大部分公文信件還得靠俄方郵局幫忙，從西伯利亞鐵路轉寄，但至少已經有了自己的郵政服務機構了！這可真是革命性的變化啊！
說到西藏地區的電報郵政業，那可真是有點曲折啊！這還得從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說起。那時候，外務部和郵傳部為了西藏的電線和郵政問題，可真是忙得團團轉啊！原因呢，就是為了趕緊收回咱們的利權。之前中英條約裡可是有規定的，說等咱們自己能在西藏設郵政之後，英國人就得撤離。而且，英國人架設的從印度邊界到江孜的電線，也得等咱們的電線接過去，才能賣給咱們來經營管理。
於是呢，外務部就給西藏海關稅務司發了個電報，催他們趕緊籌辦。郵局也給外務部寫了封信，說他們要加速架設四川到拉薩、拉薩到江孜的電線，這樣才能“以固主權”。那時候的新任章京張蔭棠也跳出來呼籲朝廷，說咱們得趕緊搞西藏的郵電事業啊！他建議說：“得選些熟悉郵電的人才去西藏，跟駐藏大臣好好商量一下。先在拉薩設個總局，然後在江孜、亞東、後藏這些地方設分局。電線嘛，得從巴塘一路修到拉薩、江孜，然後再延伸到噶大克、溼基這些地方。等這些都搞定了，咱們再在拉里、察木多、江卡這些地方設分局。”
不過呢，實際情況卻有點“骨感”。因為“中國電線現在才修到巴塘”，所以張蔭棠又建議：“得趕緊從巴塘修到拉薩、江孜，然後再往亞東、後藏這些地方延伸。反正就是要趕緊勘查清楚，然後接上咱們的電線和郵政系統。”
到了宣統元年（1909年），據說是京師郵政總局又想在西藏、蒙古這些地方設立局所，方便送信。但實際上呢，西藏地方搞電報可沒那麼順利。宣統二年（1910年）正月，外交部問郵傳部：“現在西藏這麼多事，電報來來往往都挺重要的，應該趕緊修到拉薩才方便通訊啊！川藏線路什麼時候能修好？”郵傳部說：“川藏線路的經費啊，之前已經說了，從開辦經費裡統籌。”然後他們又問川督：“你們什麼時候派吳傳緒去勘查的？現在修到哪裡了？”結果呢，郵傳部也不知道具體進度，只能說回頭再問川督。
反正呢，這西藏鋪設電報的情況啊，就像是一團亂麻。雖然之前朝廷已經同意給西藏建設電線的經費從邊務大臣那裡統籌開辦經費撥款，還給了邊務大臣各種開辦經費約二百萬兩。但到了宣統三年（1911年），這西藏電線還是沒修好。駐藏大臣聯豫急了，催朝廷趕緊辦這事兒。可當朝廷催邊務大臣趕緊撥款時，那代理大臣傅嵩秌卻說：“邊務經費緊張啊，沒錢可撥！讓駐藏大臣用你們撥給西藏的地方經費去鋪電線吧！”朝廷駁了他的意見，還要求給十萬兩，但最後還是沒兌現。
結果呢，直到清政權徹底崩潰之前，藏內的電線還是沒鋪好。雖然宣統二年的時候，西藏在亞東、拉薩兩個地方設了兩個郵政分局，但這兩個分局辦理的所有國內外信件還得靠印度郵政局遞送。這可真是個大烏龍啊！
新疆那邊的鐵路修建啊，其實早在光緒六年（1880年）就有這個想法了！那時候，清朝跟沙俄正在為《伊犁條約》的事情扯皮，劉銘傳這傢伙就跳出來說，咱們得改變新疆沒有鐵路、西北地區運輸不便的局面啊！然後到了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內閣中書鍾鏞也上書說，咱們蒙古地區也得修鐵路啊！政務處開會的時候，也把鐵路建設列為重大事宜。同年九月，調查完蒙古事宜的肅親王善耆也跟朝廷說，咱們蒙古地區得搞個鐵路建設啊，這鐵路可是第五項重要內容。然後到了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報界又開始報道肅親王更具體的籌劃蒙古鐵路的辦法。黑龍江巡撫程德全在議復岑春煊統籌西北各折中，特別強調了鐵路交通對清朝鞏固西北邊陲的重要性：“規劃近邊，當然得靠行省之間的交通啦！但經營遠塞，就得靠鐵路了！咱們得先籌集鉅款，定個方針，然後培養一些有才能的人，這樣才能把事兒辦好。”
“咱們西北的那些蒙古地區，除了熱河、綏遠、察哈爾這幾個地方離京城近點，其他地方都挺偏遠的。烏里雅蘇臺、庫倫、科布多、阿爾泰山、西寧、西藏這些地方，那都是沙漠、高原、雪山啊！路途遙遠，天氣又冷，得先修好交通，才能讓這些地方血脈通暢。所以啊，我建議從京張鐵路的張家口開始，修一條幹線直接連到庫倫，然後再從庫倫修到烏科兩城。這樣整個內外蒙古地區都有鐵路了，運輸就方便多了。新疆那邊也得注意經營啊！從嘉峪關開始修鐵路連到吐魯番，然後再從吐魯番分兩路，一路連伊犁，一路連喀什噶爾。這樣新疆內外也有鐵路了，方便運輸。然後咱們就可以設官、搞機務、開墾荒地、招攬人民、興學練兵了。教員將弁們都會爭先恐後地來這裡。”
說到清朝修鐵路的事情，那可真是有得聊！光緒三十二年秋天，清朝又派郵傳部去調查庫恰路線的情況，他們覺得得自己修鐵路，免得讓俄國人有機可乘。他們勘測了路線，從外蒙古土謝圖汗部的庫倫開始，北行經過右翼右末旗、右翼左末旗、買賣城等地方，最後到達恰克圖，全長約六百里。修築經費大概需要六百萬元，打算用庫倫、恰克圖兩處的茶稅來支付。不夠的部分，就由度支部撥款。這條鐵路歸官府所有，不準商人經營。
但實際上，清朝真正開始籌備修築蒙古鐵路的事情，是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那時候，蒙古各部的邊疆危機越來越嚴重，清朝就想透過修築西北邊陲的鐵路來鞏固邊疆安全。尤其是俄國人對中國蒙古地區的鐵路垂涎三尺，這讓朝廷和當時的人都覺得必須有所行動。
俄國人在庫倫的領事提出了一個要求，說：“張庫恰鐵路應該早點修築，如果中國沒錢，俄國願意出錢來方便商業運輸。”這可把清朝給惹毛了，他們立刻行動了起來。
陝甘總督升允代奏了寧夏府知府趙惟熙關於修築西北鐵路的建議。計劃是分兩條幹路來修，一條從張家口到庫倫，是東干；一條從張家口到綏遠城，再經過蒙古，過涼州出關到伊犁，是西幹。宣統元年的時候，郵傳部會奏了這件事，承認張庫一線的重要性，還說已經奏準等京張鐵路修好了，再接著修到庫倫、恰克圖。
到了宣統二年（1910年），報界又報道了清朝議修蒙古哈密至西藏運煤鐵路的計劃。同年十一月，陝甘總督長庚又向朝廷奏請修築歸化城至新疆的鐵路，這條鐵路北通科布多、烏里雅蘇臺，西北經布倫托海可達阿勒台山，總計全長六千一百七十里。郵傳部會奏時認為，修築這些鐵路必須借錢，將來怎麼還本付息得等籌到錢再說。
後來十二月的時候，資政院又上奏議決修築蒙古鐵路的事，計劃修三條路：張恰鐵路、張錦鐵路和庫伊鐵路。這些鐵路都被視為國防要道，但經費是個大問題，所以修起來挺不容易的。當時有人認為張恰、張錦兩條路得趕緊籌辦。這些議案一出來，報界就熱議紛紛。
直到宣統三年（1911年）二月，庫倫辦事大臣還發電報給朝廷，請求快點修張庫鐵路。朝廷讓軍諮處和政務處開會討論，最後決定把這事兒歸入蔭昌等人的前奏裡，讓他們再仔細商量一下。陸軍部也打算修築張庫鐵路，計劃三年完成，但報界對這事兒也是抱著懷疑的態度。
晚清時期，籌建鐵路的熱潮還沒過，又一股新的風潮席捲而來——試辦蒙古汽車公司！這可真是讓人目不暇接，各種新鮮事物層出不窮。
那時候，外蒙局勢風雲變幻，庫倫等地對中國邊疆安全的重要性就像火鍋裡的毛肚，缺了它就少了點味道。特別是中東鐵路通車後，俄國人入侵中國三北邊陲就像逛自家後花園一樣方便。而我們中方呢？邊疆形勢簡直就是“藍瘦香菇”，從口外到庫倫交通不便、運費貴得嚇人，想要鞏固邊防簡直比登天還難。
有個叫《庫倫日記》的傢伙，在宣統元年（1909年）遊歷庫倫後爆了個大料：張家口到庫倫的路程，坐個駱駝得花七十多兩銀子，貨車四五十兩，就算坐個車也得三十多兩。而且還得走兩個多月才能到庫倫！這導致百貨價格飆升，比以前貴了一倍。這訊息一傳出來，大家都炸開了鍋。
就在這時，光緒三十三年夏天，法國人又在外蒙搞了個賽車會。從張家口到庫倫三千里的路程，他們竟然只用了四天！這簡直就是在中國官商各界的傷口上撒鹽啊！朝廷也看不下去了，多次釋出上諭，讓蒙古各地的將軍大臣們勸辦實業、提振風氣、挽回利益。
在這股風潮下，察哈爾商務總局的保升直隸州知州趙宗詒和張家口商會總理區茂洪等人，聯名向察哈爾都統提交了一份試辦蒙古汽車公司的計劃書。他們還給公司起了個響亮的名字——中國蒙古汽車公司！這家公司打算由創辦人、口外電局人員和張庫的巨頭們集資十萬兩作為股本，主要業務就是運送行人、信件和貨物。
他們打算先買兩部車試試水，在張庫之間跑跑看。剛開始每人收車費三十兩，一個月後減到二十兩。這些發起人還挺有心計，要求朝廷給他們十五年的專利年限，這期間不準其他商家介入。察哈爾都統覺得這個主意不錯，就上報朝廷請求批准。他還說這家公司是“取他人已行之陳法，保中土自有之主權”；車行地段也是按照電報線路來的，“非孔道”“無窒礙”。
朝廷一看這事兒挺重要啊！就讓郵傳部、理藩部好好商量一下。理藩部還特意去諮詢了庫倫辦事大臣的意見。可這位大臣把章程送給外蒙古車圖和庫倫商上三處核議後，三處都表示反對。儘管如此，郵傳部和察哈爾都統還是不死心，多次致函給庫倫辦事大臣讓他開導各蒙古。這位大臣也挺拼的，打算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各盟匯聚庫倫時再好好開導開導他們。
這察哈爾都統和那幫傢伙真是搞事情啊！他們居然想開張家口到庫倫的汽車路段，還建議朝廷讓庫倫地方承辦庫倫到恰克圖的線路。他們以為這樣“讓利”就能勸服外蒙古，可這簡直就是異想天開啊！這時候的外蒙古各部，還有那個庫倫辦事大臣，他們可都沒這個雄心壯志，更別說籌集這種利源了。他們對這種得隴望蜀的做法超級不滿，就像一群被惹毛的貓。
外務部接到庫倫辦事大臣的電函後，同月二十日回電說，那個所謂的“本案牽及庫恰事”，他們根本不知道，讓郵傳部去查。同月二十五日，外務部又給郵傳部發函，讓他們查查庫恰汽車的事，然後回覆延祉。
然後到了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郵傳部告訴外務部他們的秘密調查結果。他們說：“現在據查，大家都知道開汽車到張庫能賺錢，一開始就有好多人搶著入股，當時都怕收不到足夠的股本。” “經過查實，這件事確實是張庫鐵路的先導，既然已經查明瞭，那肯定就是華人的股本了。” “既然這樣，那自然得趕緊開辦，方便交通。” 除了強調股本是華人的、外國人不能插手外，他們對外蒙古各部的反對意見根本沒回應，還一個勁兒地強調要開這個汽車線路。
這種做法當然激起各蒙古旗的抵制啦！然後車盟圖盟的各王公扎薩克和沙畢衙門就聯合起來上書給朝廷，說：“我們蒙古人都是靠放牧為生，汽車跑得那麼快，要是撞到我們的牲畜怎麼辦？”因為外蒙古各部極力反對，到了宣統元年八月間，郵傳部也不得不公開表態，決定放棄這件事。
他們向朝廷奏復時說：“雖然汽車確實方便交通，但蒙古人民也不是傻子，他們不會一直堅持反對。只是這無軌汽車只適合短途，長途的話就不太行了。而且要是搞比賽什麼的，跟營業也不一樣，不計盈虧。” “從察哈爾到庫倫大約三千里路，中間還要經過戈壁。要是想在每個地方都設個汽車站或者修車店什麼的，那得花多少錢啊！而且也沒什麼生意可做，維持起來肯定不容易。”趙宗詒說的那些建議都沒經過深思熟慮，現在應該暫時不用考慮了。”
就這樣，內地商人集股籌設蒙古汽車公司的事情最終以失敗告終。朝廷和郵傳部雖然說因為條件不夠所以終止了這個計劃，但實際上還是因為外蒙古各部的反對和朝廷無力解決這個問題。
話說察哈爾的商人們想要辦個張庫汽車公司，可蒙古的部族大佬們就是不買賬，這事兒最後也就黃了。但總有些愛國愛民的仁人志士，看著蒙古那“民智閉塞，實業不振，路礦等又被別人霸佔”的慘狀，心裡就是不舒服，非要搞出點名堂來。
宣統二年（1910年）三月，理藩部又向朝廷打報告，說蒙古的王公們也想要辦個實業公司。科爾沁的那個扎薩克和碩博多勒噶臺親王阿穆爾靈圭就跳出來了，說咱們得利用本地的土豪劣紳，開發內外蒙古的資源，辦個實業公司讓蒙古也繁榮起來，別再那麼荒涼了。這公司的主要業務呢，還是想發展交通。
就在宣統二年六月初五那天，《申報》就報道了蒙古實業有限公司的最新進展，還發布了簡章。這公司的首要任務還是發展交通，他們打算開個無軌汽車線路，從張家口出發，經過壩上、灣江、烏德、圖林、庫倫，最後到達恰克圖，大概要五天路程。為了這事兒，公司打算招一百萬兩銀子的股本。這一百萬兩分成一萬股，每股一百兩算一股，十兩算零股。創辦人自己先認領一千股，剩下的九千股就靠大家去湊了。而且啊，這股份只能中國人買，洋人想買門兒都沒有！
到了宣統二年九月，阿穆爾靈圭他們就向朝廷報告說公司成立了。發起人裡有那彥圖、貢桑諾爾布、塔旺布里甲拉、蘇珠克圖巴圖爾、帕勒塔、博迪蘇等人，定在九月初十那天正式開業和收股。九月初十那天下午，公司在燈市口的德昌飯店搞了個開業典禮，駐京的蒙古王公們都來了，朝廷的親貴們也來了十好幾個。先是科爾沁親王上臺發表演說，然後贊助人濤貝勒、喀喇沁親王、盛宣懷等人也上臺發表演說，都說振興蒙古實業有多重要。後來這公司還向郵傳部遞交了申請，希望他們能給點支援。
這次蒙古的王公們搞的汽車公司可是鬧得沸沸揚揚啊！阿穆爾靈圭這哥們兒，不僅在朝廷裡遊說，還要求京外的衙門都來支援他們，減少點阻力。可就算這樣，報界還是有不少人憂心忡忡，覺得這事兒懸。說實話，他們的擔心也不是沒有道理。你看，到了宣統三年（1911年）閏六月，就有人爆料說張庫的電車計劃暫時擱置了。原因是這條路太崎嶇了，寬度也不一致，除非大修，不然沒法兒開車。而且整條路線還特長，得花不少錢呢！所以，他們不得不暫時放棄這個計劃。
於是乎，原本那個蒙古實業有限公司在宣統三年閏六月第一次募股的時候，就沒按原計劃開通張恰汽車。他們把公司擴大了一下，還打算在烏里雅蘇臺和庫倫兩地搞製革業務。雖然他們沒能如願承辦無軌電車，但朝廷和庫倫大臣可沒完全放棄這個計劃。有報道說：“去年庫倫兵備處的總辦唐先生帶了一堆人去上任，花了六千多兩銀子，每人都要三百兩，真是奢侈啊！陸軍部看到這個情況，就特地發電報給張先生，讓他在德國買兩輛汽車，好方便交通。聽說張先生已經買好了，每輛一千四百兩，能坐二十三個人，每小時能跑三十里。每百里需要煤油精十六斤，每斤要一錢銀子。這車五月就能到，聽說張家口到庫倫只有六十里山路有點兒崎嶇，其他都挺平坦的。修路工程大概要花一萬兩銀子，張先生已經跟蒙古實業公司商量好了，準備一起合作。”哎呀，這可真是熱鬧了！
可就在宣統三年（1911年）七月三多又上奏朝廷，說要把已經革職的商卓特巴報效的兩萬兩銀子拿來應急修路。不過很快，庫倫那邊局勢大變，所有新政都停了，那個張庫汽車的事也就黃了。
話說中法戰爭後，清廷開放了龍州和蒙自為通商口岸。法國人就想修條鐵路通到我們廣西和雲南的腹地，結果被清廷拒絕了。中日甲午戰後呢，法國人又想實施修路計劃。光緒二十三年至光緒二十五年間（1897—1899年），他們開始修築從河口到昆明的鐵路，全長一千兩百多里。到了宣統二年（1910年），這條鐵路終於通車了！同時呢，英國人也想修條路從緬甸經過大理、昆明到四川。可惜啊，雲南各界都反對這個計劃，所以英方的圖謀也就沒成功。咱們這邊自個兒修路的計劃在晚清那陣兒也泡湯了。哎呀呀，這些鐵路啊、汽車啊的事情真是鬧得烏煙瘴氣的！
晚清那會兒啊，邊疆危機越來越嚴重，大家都覺得得移民去邊疆才能拯救危機。就像康有為說的，咱們東北和西北那邊地廣人稀，人太少，地也荒著，得趕緊移民去開墾，既能開出新的資源，又能鞏固邊防，一舉兩得。光緒三十三年，《東方雜誌》還發表了一篇叫《論移民實邊之不可緩》的文章，呼籲大家趕緊移民去邊疆。
那時候啊，因為內地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所以很多人都選擇去邊疆地區生活。新疆那邊啊，因為阿古柏叛亂和沙俄的侵略，整個新疆除了巴里坤以外，其他地方都失陷了整整十四年。那段時間啊，兵荒馬亂的，人都死了一大堆，地也荒廢了。後來呢，政府就搞了個招徠政策，新疆的人口才慢慢恢復起來。
那時候啊，新疆、內外蒙古的移民都在增加。比如說內蒙古的口北三廳吧，光緒九年的時候，張家口廳有2.4萬戶人家，獨石口0.56萬戶，多倫諾爾0.9萬戶。那時候內蒙古地區總人口大概有215萬人，漢族的有100萬人。到了1912年，內蒙古的蒙古族人口是87萬，漢族人口155萬，漢族人口比100年前多了55萬呢！
再來說說東北地區吧，那時候也是有很多人移民過去的。據戶部清冊，咸豐元年遼寧人口是258.1萬人，同治元年增至284萬，到了光緒二十三年就變成了496萬。但到了1908年，猛增到了1100萬！兩年時間增加了600萬，大部分都是新移民。吉林那邊嘉慶二十五年總人口是56.7萬，按照正常的增長率算，宣統三年應該有132萬人。但實際上呢，那年吉林省人口達到了553.8萬，多出了422萬人，都是後來放墾後遷過去的移民和他們的後代。黑龍江那邊宣統三年人口也達到了322.1萬。
晚清那陣兒就是個大移民時代啊！大家都往邊疆跑，為了生活、為了土地、為了夢想。那時候的邊疆啊，就像一塊待開發的寶地，吸引著無數的人前去開墾。
在20世紀初的那個年代，有個叫克拉米息夫的俄國人，他可是個總結狂人。有一天他琢磨起清代內外蒙古地區的內地商民貿易特點，然後他就開始了他的表演：“你知道嗎？那些中國商人的店鋪，簡直就是全蒙古的‘連鎖店’！他們就像撒網一樣，把店鋪撒得到處都是，不僅有常住店鋪，還有那些流行小販，也是如網一般遍佈。這些大商號，簡直就是蒙古市場的‘領頭羊’，穩穩地掌控著市場的主導權。”
其實啊，他說的沒錯。晚清時段的中國邊疆地區，那些內地商民的商貿網路，真的就像一張大網。這張網不僅把中國內地的東西南北都緊密地聯絡在一起，就像那古老的“絲路”重現。而且啊，這張網還是亞歐國際貿易“陸上絲路”體系中的重要一環。你說牛不牛？
在那個年代，清代以內外蒙古為代表的邊疆地區，就像是交流的熱土。不少城鎮在內地與邊疆地區的交流中，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就拿蒙古地區來說吧，有幾個地方可是代表性的。比如內蒙古的“東口”張家口，那可是個商貿重鎮，商人們來來往往，熱鬧非凡。還有“西口”的歸化城，也是商貿交流的要地。東蒙古的多倫諾爾，簡稱廟，也是個人氣旺盛的地方。外蒙古的庫倫、烏里雅蘇臺、恰克圖等，也都在商貿交流中佔有一席之地。
那個時代的中國邊疆地區，就是一個商貿交流的大舞臺。商人們帶著他們的商品和理念，穿越千山萬水，來到這些地方進行交流。他們不僅帶來了繁榮和活力，也促進了邊疆地區的發展和進步。
說到張家口啊，那可是清代的大寶貝！它不僅是保障內地宣化、大同安全的“咽喉要塞”，更是連線庫倫和內地商品往來的重要通道。那時候啊，張家口就是南北交易的大市場，你知道嗎？內地的牛啊、馬啊、駝羊啊，都是從這兒拉走的。張家口就像是一座橋樑，把內地和外蒙古地區緊密地聯絡在一起。
那個時候的晉商啊，都把張家口叫做“東口”，而把呼和浩特稱為“西口”。他們在張家口設立總號，負責進出口貿易。商人們先在張家口完稅，然後才放心大膽地前往庫倫等地做生意。你知道嗎？晚清的時候，每年從張家口運往外蒙古的貨物堆積如山，有綢緞、茶葉、菸草、糖果等生活必需品，總價值約銀二千零八十三萬兩！而從外蒙古輸入到張家口的貨物也不少，有毛皮、牲畜、藥材等，總價值約銀一千七百六十七萬兩。到了清末，張家口每年的進出口貿易額竟然達到了口平銀一萬二千萬兩！
那時候從張家口出口到外蒙古的貨物種類繁多，有東生煙、磚茶、鞍韂、皮靴、河南綢、銅鐵雜貨等等。你知道嗎？那些茶葉商可是把貨棧都設在張家口的買賣城。他們從張家口運往蒙古的茶葉數量大得驚人，光是運往恰克圖的磚茶就有三萬箱，運往庫倫和其他北蒙古地區的厚磚茶也有一萬五千箱呢！
還有一本叫《遊蒙日記》的書，是宣統元年左右寫的，裡面詳細記載了張家口與內外蒙古乃至中外之間的商貿往來情況。書上說：“萬全縣城內就口上商會論之，俄設道勝銀行，英德設皮毛行，共十七家，均華人充買辦。中國上下堡商一千零三十七家……出口貨，煙、茶、油為大宗，酒、米、面、糖、棗、瓷器、鐵器及雜貨、綢緞、洋布等次之，運銷庫倫、恰克圖、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烏梁海等處。而口外出產如駝馬、牛羊及各色皮張、毛片、蘑菇並藍白兩旗之鹼，烏珠穆沁之青鹽，東西蘇泥特之白鹽，均為入口轉售宣府十屬三廳及京津、山西一帶之貨。”“口上設細皮作坊……而鹿茸一項，口上設有專莊，廣東、太谷幫收買金沙一項，口莊派夥赴蒙界及俄境購來，由口融成金條，銷售京津一帶。”
那個時候啊，“西口”歸化城也是內外蒙古地區的重要交通樞紐和經濟中心。這裡可是內外蒙古之間的重要通道，位置相當重要。它可是清代北方最重要的貿易城市之一哦！所以呢，這個城市繁榮得很。那時的歸化城也是一座商業之城啊！商人們來來往往的，熱鬧非凡。這裡的貿易範圍可不僅僅限於國內哦，還涉及到國際市場呢！
說到歸化城啊，那可是內外蒙古商業的大佬！每年在這裡進行的交易金額高達一千餘萬，簡直就是商業繁華的代名詞！這地方啊，不僅是本地的商業中心，還吸引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商人們。他們在這裡做生意，你來我往的，熱鬧得很。
這個歸化城啊，商業大多依賴外蒙古。你想想看，那些外蒙古地區出產的寶貝，比如駝馬、牛羊、皮毛、藥材等等，都是咱們這裡商人做生意的好貨源。每年從這裡出入的款項不下三千餘萬呢！這個數字可是讓人咋舌啊！
到了19世紀90年代，歸化城的商業開始有了變化。那時候啊，這裡就變成了聯絡內地與口外的中轉站。商人們在這裡批發貨物，然後再運往各地。有人評價說：“歸化城之所以特別重要，從來就不是因為這裡的本地貿易，而是因為它是中國和塞外各個領地之間貿易的所有商品的重要轉運站和存放貨物的場所。”
那時候啊，歸化城的旅蒙商民主要分為兩大類，“大外路”和“小外路”。大外路的商人們主要去外蒙庫倫、烏里雅蘇臺等方向，他們是大盛魁、天義德、元盛德、萬利號等大商鋪的代表。這些大商鋪不僅在歸化城有分號，還在全國各地甚至外國都有分號。小外路的商人們則主要是中小旅蒙商，他們主要前往內蒙古地區。
這些大商鋪啊，都和外蒙古有著密切的商務聯絡。比如說大盛魁這個大商鋪，從雍正年間就在歸化城開業了，一直經營了200多年。他們的掌櫃們就在這裡坐鎮指揮，把從全國各地販運來的貨物先在歸化城繳納稅款、領取票照，然後再運往外蒙各地銷售。再把外蒙販運回來的牲畜和畜產品運回內地銷售。據19世紀90年代俄國人考察記載，每年歸化城裡的大盛魁同蒙古的貿易額不下九百萬兩或千萬兩白銀呢！其他的大商鋪也有自己專門馴養的駝隊，從事內地與各蒙古之間的運輸活動。
這些大商鋪在蒙古的店鋪裡的貨品種類繁多，遠超過歸化城。從茶葉、綢緞、布匹、皮貨、鐵器到木器和其他貨物都有。他們從庫倫等蒙古換回的貨物首先是“駱駝、馬、牛和羊，這些牲畜都在呼和浩特賣出”。除此之外，從北部蒙古運往歸化城的還有木材。這些木材大多數都是由經營木材的商人採運的。
即使到了19世紀90年代，近代交通和城市發展已經開始影響到歸化城了，但這裡仍然是聯絡庫倫等外蒙古的重要樞紐，是各類商人來往於口外和內地的“西口”；同時這裡也仍是“一個聚集著不少巨賈富商的地方”，他們在這裡做著百萬鉅額的生意，總共賣出十萬多箱茶葉、將近一百萬匹布及其他物品。這個歸化城啊，真是個商業繁榮、富甲一方的好地方！
說到東蒙古的多倫諾爾啊，這可是個地理位置超級優越的地方，地處蒙古高原南端，正好在內外蒙古的中間位置。它離張家口、獨石口這些地方也不遠，北邊是錫林郭勒草原、恰克圖。最重要的是，它離庫倫也就七百公里左右。聽起來是不是很方便？
話說回來，多倫諾爾和庫倫的關係可密切了。康熙之後，為了防備準噶爾部侵擾外喀爾喀，朝廷就把庫倫的二世活佛哲布尊丹巴移到了多倫諾爾。後來，二世、三世活佛都經常來往於外喀爾喀草原和多倫諾爾之間。這來來往往的，自然就促進了庫倫和多倫諾爾之間的商業貿易與往來。比如說，乾隆六年的時候，哲布尊丹巴回到外喀爾喀，那些從庫倫來多倫諾爾的商民也留了下來。於是呢，地方當局就在舊營的東北邊建了一個新盛營，還搞了五條街道，分別是柔遠、寧人、阜財、裕本和通利。
由於多倫諾爾是通往外喀爾喀特別是庫倫的重要商鎮，朝廷也特別重視。乾隆十四年的時候，規定說內地商民要去蒙古各部貿易，得先到多倫諾爾這些地方驗明人數，然後給張印票，上面還要寫清楚年貌、姓名、車數等詳細資訊，方便回頭核對。這規矩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像我們現在的身份證？
到了嘉慶、道光年間，多倫諾爾的買賣那叫一個紅火啊！最多的時候，商號竟然有三千多家！道光到光緒年間（1821—1908年），這個地方更是不得了，有商號四千家，其中殷實的商號就有三千多家！每年牲畜交易額高達三千萬兩銀！這數字聽著就讓人咋舌啊！
這裡面的生意種類也特別豐富。有糧店、鹽店、茶莊、口莊、關東莊等等。那些口莊呢，就是從很遠的庫倫、恰克圖等地方運象皮、牛皮、回絨、哈羅等東西過來賣。而那些茶葉、糧食（比如麵粉）、布匹和雜貨的批發貨棧呢，更是跟庫倫等北部蒙古地區緊密相連。他們從張家口或內地把茶葉、麵粉、布匹等運往庫倫、恰克圖。這樣的店鋪最多時有四十家，都是自己“到中國內地去拉貨的”。其中光是茶棧就有三家，“運進的茶葉中數量最多的是磚茶，達兩萬五千箱到三萬箱之多”！這可不是個小數目啊！
除了這些大商家，還有許多小茶商在多倫諾爾做零售生意。他們首先從大貨棧批發茶葉，然後再運到喀爾喀即庫倫方向，特別是車臣汗部。每年春夏之交，就是他們大批次向外蒙古庫倫方向運送茶葉的時候。那時候啊，“所有最強壯的公牛都要被趕到張家口去裝茶葉運到庫倫，再運到恰克圖去”。聽起來是不是很壯觀？
當然了，除了茶葉，還有面粉等貨物也從多倫諾爾運往庫倫。另外啊，來自廣東的酒、油之類的東西，也是經過多倫諾爾運向外喀爾喀庫倫方向的。當這些商人從庫倫等外喀爾喀回來的時候呢，就會帶回牲畜、毛皮等作為回頭貨。比如說1891—1892年那會兒，多倫諾爾輸往中國內地的馬就有七萬匹，牛有四萬頭，羊有三十五萬只至四十萬只之多！這些牲畜主要來自外蒙古的車臣汗部。另外啊，還有毛皮也是從“班第達寺以北的北部蒙古”運過來的。
你知道嗎？恰克圖這個地方在庫倫北邊七百二十里處，簡直就是內地和蒙古草原通往俄國的重要門戶啊！雍正五年的時候，中俄兩國敲定了恰克圖界約，然後在庫倫楚庫河等邊界地方安設了卡倫。後來呢，卡倫外的恰克圖就成了兩國貿易的中心點，這就是恰克圖通商交涉的起點。
那時候啊，恰克圖的貨物大部分都是商人們用駱駝、牛車從庫倫、張家口等地方辛辛苦苦運過來的。每輛車的貨物重達四百斤呢！直到1893年前後，恰克圖買賣城裡還有七十多家漢人經營的糧食店鋪。他們的糧食主要來自內地或者俄國，加工成麵粉後，一部分供應給當地的漢人和附近的蒙古人，另一部分則賣給特羅伊次科薩夫斯克和恰克圖的俄國居民。有些比較大的商號還會把加工好的麵粉運到庫倫，然後在周圍的蒙古各旗裡銷售。
這些商人除了賣糧食和麵粉給庫倫及周邊各旗外，還從俄國買來各種貨物賣到庫倫及周邊各蒙旗。這些貨物種類繁多，有絲織品，比如士兵呢、棉絨布、各種顏色的厚棉布、各種顏色的羽毛絨和細平布；還有皮革製品和平革製品，比如油性革和上等的山羊皮；五金製品有斧子、釘子、鋸子、銼、銅絲、鐵絲、鑽、碗、水桶、鐵皮，還有鐵板和鐵條；日用雜貨有各種釦子、頂針、鉛筆、金屬火柴盒、剪刀、眼鏡等等。除此之外，他們還從庫倫周邊各盟旗收購各種皮張，然後賣給俄羅斯商人。就拿1891年來說吧，有些商號就從自己倉庫裡運出一萬一千張皮子，賣給了恰克圖的俄國商人，總額達到了三萬五千盧布！這可是一筆不小的生意啊！
恰克圖這個地方在中俄貿易中可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呢！這裡不僅是內地和蒙古草原的貨物銷售到俄國的重要據點，還是各種商品流通的中心地。這裡的故事聽起來是不是特別有趣？感覺就像是一部活生生的商業發展史啊！
以烏里雅蘇臺為中心，商人們的足跡遍佈各條商路，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商業網路。首先，歸化城至烏里雅蘇臺的商路是烏里雅蘇臺地區最重要的商業通道之一。在清朝時期，隨著軍隊進入漠北地區，隨軍貿易的商民也相繼來到烏里雅蘇臺地區。他們在這裡開設商鋪，成為烏里雅蘇臺地區商鋪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些商民運送著各種貨物，如茶葉、布匹、綢緞、鐵器、酒油等，前往新疆巴里坤、古城、哈密等地。為了鼓勵商民從事隨營貿易，清朝還實行了許多特惠政策，如免稅等。
除了歸化城至烏里雅蘇臺的商路外，張家口也是與烏里雅蘇臺緊密聯絡的重要城鎮之一。張家口的商人們透過官方設定的網路聯絡為商民的民間聯絡搭建了支架。他們運送著各種貨物，如磚茶、褡褳布、大布、美國標布、燒酒、五加皮、黃酒、旱菸、鼻菸及各種素油等，前往烏里雅蘇臺。
另外，科布多至烏里雅蘇臺的商路也是一條重要的商業通道。在清朝時期，科布多與烏里雅蘇臺的聯絡非常緊密，它們都是作為軍事陣地出現在清朝的戰略佈局中。後來，清朝在烏里雅蘇臺設定邊左副將軍，總理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等處官兵及各蒙古事務，又在烏里雅蘇臺官城及科布多城另設參贊大臣，分管各城事務。因此，無論是軍事方面還是商業方面，科布多與烏里雅蘇臺的聯絡都非常緊密。
除了上述商路外，古城、巴里坤等新疆方面也是與烏里雅蘇臺地區有著密切聯絡的重要地區之一。在清朝時期，新疆地區的商貿活動逐漸發展起來，而烏里雅蘇臺地區則成為了通往新疆的重要門戶。商人們透過這條商路運送著各種貨物，如茶葉、布匹、綢緞、鐵器、酒油等，前往新疆各地。同時，新疆地區的農產品也透過這條商路運送到烏里雅蘇臺地區。
最後一條重要的商路是唐努烏梁海至烏里雅蘇臺的商路。唐努烏梁海地區與烏里雅蘇臺地區的聯絡非常緊密，商人們透過這條商路運送著各種貨物，如茶葉、綢緞、鐵器等，前往唐努烏梁海地區。同時，唐努烏梁海地區的各部落也透過這條商路與內地進行著商貿往來。
這些商路構成了以烏里雅蘇臺為中心的龐大商業網路，促進了各地區之間的經濟交流和貿易發展。不僅如此，這些商路還加強了各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對於中國邊疆地區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從全球視角俯瞰，內地商民在蒙古等邊疆的闖蕩，簡直就是世界貿易大戲中不可或缺的一幕。想當年，清代的張家口，簡直就是貿易的“超級巨星”，俄國人一來開棧，茶葉箱子就像雨後春筍般冒出，一年運往庫倫的茶竟高達30到40萬箱，簡直讓人目瞪口呆！
換個角度看，張家口不僅是個“吃貨”，還是個“賣家”。從外蒙輸入的貨，除了木材這種“硬貨”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土特產”：口蘑、皮張、駝牛羊毛、鹿茸、黃芪等等，簡直就像個“邊疆特產大集市”。
更厲害的是，張家口買賣城還是中俄貿易的“紅娘”。俄國的呢絨、絨布和各種毛製品，都得先經過恰克圖、庫倫這條“愛情線”，運到張家口這個“約會地點”，再甜蜜蜜地進入中國內地的懷抱。而我們內地的紅茶、茶磚等土貨，也是透過這個“紅娘”走向俄國的。
說到恰克圖，這地方可是個“國際貿易大熔爐”。雖然主要是跟俄國人做生意，但歐洲其他國家的皮貨也經常來這裡“湊熱鬧”。英國的海狸皮、加拿大的皮貨，還有法國、普魯士的布匹，都得經過俄國人的手，運到恰克圖、庫倫這個“大熔爐”裡，再經過內地商民的巧手，銷往蒙古和內地各省。
俄國商人也是拼了，為了做生意，連沙皇政府的禁令都敢挑戰。他們帶著大堆的野獸裘皮和歐洲產的皮革、麻布等“嫁妝”，千里迢迢運到邊境貿易地點，就像等待中國旅蒙商前來“相親”。這種精神，簡直讓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在清朝的時候，我們中國的商品可是全球搶手貨！特別是透過庫倫、恰克圖、新疆、唐努烏梁海等地方出口後，再經過俄國人的巧手，運往俄國和歐洲。這可是一些硬核商品啊，比如茶葉、瓷器、大黃等，每一樣都是讓人眼前一亮的好貨！
說起茶葉，咱們的茶葉可是比經廣州海路輸往歐洲的茶葉還要好。自從1638年沙皇政府特使從蒙古部落首領阿勒坦汗那裡得到四普特中國茶葉後，俄國和歐洲的人們就愛上了這口中國味。於是，中國茶葉就成了俄國人爭奪歐洲市場的重要武器。
再說說瓷器，這些瓷器被畫上歐洲人或希臘羅馬諸神的畫像後，就變成了藝術品。經過俄國人的妙手，它們被遠銷到了歐洲各地。而大黃呢，中方輸入歐洲的大黃主要來自俄國和東印度。其中，經俄方輸入的大黃質量上乘，被譽為“土耳其”大黃。俄國人可是精明的生意人，他們從庫倫、恰克圖等地進口多餘的大黃，再出口到歐洲市場，賺取差價。
那時候啊，歐亞貿易網路主要有兩條通道：一條是“三北”邊疆的陸上貿易網路，以庫倫、恰克圖為代表；另一條是南中海的海上貿易網路，以廣州為代表。這兩條通道在西方殖民勢力征服中國之前，可是中外貿易交往的主要通道，就像是當年的“陸上絲路”和“海上絲路”，讓世界都為之驚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