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愛沙尼亞印刷品的拼寫完全自由。 直到 1637 年，海因裡希-斯塔爾才寫出了第一部愛沙尼亞語語法。 儘管斯塔爾的語法與口語相去甚遠，但幾十年來它一直被認為是權威的、無可爭議的愛沙尼亞語調查報告。 福瑟留斯曾提議以芬蘭語為例使用拼音拼寫系統，但由於保守派牧師的反對而被否決。
1686 年在採西斯附近的利帕莊園舉行的所謂 "聖經會議 "和 1687 年在皮里斯特維爾舉行的所謂 "聖經會議 "都討論了拼寫系統的問題，但沒有達成一致意見。 在這場爭論中，約翰-霍爾儂於 1693 年用拉丁文出版了一本愛沙尼亞語語法書，借鑑了兩派的觀點，制定了北愛沙尼亞語正字法規則。 這些規則被稱為所謂的舊拼寫系統，一直沿用到十九世紀中葉。
無法就拼寫系統達成一致，是瑞典統治時期未能出版整部《聖經》的主要原因。 不過，1686 年，《新約聖經》還是以南愛沙尼亞文出版、
新約》由坎比亞的牧師安德烈亞斯-維吉尼烏斯和他的兒子阿德里安翻譯和編輯。 這也是第一本完全使用愛沙尼亞語的書籍。 此外，還完成了《舊約全書》的手稿翻譯和《新約全書》的北愛沙尼亞語版本，但由於北方大戰，這兩本書仍未出版。
瑞典統治時期出版的主要是宗教書籍。 1632-1638 年，海因裡希-施塔爾出版了內容廣泛的四卷本《利沃尼亞愛沙尼亞公國的手抄本和家書》，其中的文字用德語和愛沙尼亞語並行印刷。 該書包括《聖經》經文、讚美詩和路德教會的小型教義，主要面向愛沙尼亞語水平較低的牧師。 本世紀中葉，人們首次嘗試印刷考慮到韻律和節拍的愛沙尼亞讚美詩。 畢業於塔爾圖大學的馬丁-吉勞斯是著名的讚美詩翻譯家。 他的一些譯本至今仍在使用。
愛沙尼亞的世俗詩歌開始與宗教讚美詩同時發展。 除法語外，沙龍中也引入了愛沙尼亞語。 在重大家庭活動中展示用愛沙尼亞語寫成的詩歌（如婚禮歌曲）已成為慣例。 甚至在論文的標題中也能找到用當地語言寫的詩。 萊納-布羅克曼是卡德里納的牧師，後來成為塔林高等院校的教授，他是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所謂愛沙尼亞臨時詩歌的作者。
當局允許在里加用南愛沙尼亞語印刷書籍，在塔林用北愛沙尼亞語印刷書籍。 1631-1710 年，至少出版了 45 本愛沙尼亞語書籍，此外還有一些其他小型印刷品。 考慮到當時識字率很高，總督的一些官方公告也用當地語言出版。
愛沙尼亞新聞業的開端也是在瑞典統治即將結束時。 1675 年，一份德國人的週刊 "Ordinari Freytags Post-Zeitung "開始在塔林發行。
體育館和塔爾圖大學。 人文主義思想強調科學和教育的重要性，在十七世紀的歐洲非常流行。 在瑞典王國，中等教育機構--體操學校應運而生，唯一的高等教育機構--烏普薩拉大學的建立也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援。 當然，類似的教育組織也被引入了新的省份。 在波蘭統治下的塔爾圖，活躍的學生生活也促使瑞典當局在這一領域表現出積極的主動性。
該省的第一任總督約翰-斯凱特在利沃尼亞教育系統的組織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斯凱特是一位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他曾教過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國王，還擔任過烏普薩拉大學校長。
在他的倡議下，1630 年在塔爾圖成立了所謂的學術體操學校，其教學體系與大學十分相似。 因此，它成為成為正式大學的第一步。 1631 年，塔林（後命名為古斯塔夫-阿道夫體育館）和里加也開辦了體育館。
早在 1631 年，斯凱特就向國王提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將塔爾圖體育館改組為一所大學。 1632 年 6 月，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簽署了塔爾圖大學建校憲章。
開學典禮於 1632 年 10 月 15 日舉行，並以國王的名字命名為古斯塔夫學院。 約翰-斯凱特（Johan Skytte）在開學典禮的致辭中宣佈，不僅貴族和市民，農民也可以在大學學習。 但實際上，農民沒有機會進入大學學習。
根據歐洲傳統，塔爾圖大學有四個學院。 學習從哲學系開始，哲學系提供必要的初步知識。 大學的基本教育在神學、法學和醫學等高等學院進行。 學制通常為九年。 為了獲得更廣泛的教育，學生通常會先後在幾所不同的大學學習。 這是因為拉丁語在整個歐洲都是教學語言。
不一定要在某所學校完成學業才能成為學生，有時甚至十歲的男孩也能進入大學預科（在預科名冊上登記）。 14 至 17 歲的學生也很常見。 在錄取新生時，會舉行一個特殊的儀式，按照傳統，新生候選人戴著古怪的面具，在聚會上被人嘲笑。
學習的主要形式是講座和辯論，後者有助於培養表演和辯論技巧。 學生在透過學期考試後有資格獲得獎學金。
許多瑞典人、芬蘭人和德國人曾在塔爾圖大學學習。 還有證據表明有一名拉脫維亞學生。 不過，來自塔林的約翰內斯-弗雷爾於 1642 年開始學習，據信他是一名愛沙尼亞人。 一些大學教師和學生對當地人感興趣，研究愛沙尼亞歷史和民間文化。
這所大學一直在塔爾圖工作，直到 1656 年瑞典-俄羅斯戰爭期間俄國人攻佔該城。 一些從戰爭中逃出來的教授和學生試圖在塔林體育館的房間裡繼續他們的活動，但過了一段時間，這些活動就冷清下來了。
1690 年，大學在塔爾圖重新開學。由於塔爾圖的條件很差，大學於 1699 年搬到了派爾努。 與塔林相比，大學在派爾努受到了高度評價，儘管發生了戰爭，但大學繼續開展活動仍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援。 1710 年 8 月，派爾努向俄羅斯軍隊投降，大學也停止了運作。 學校的財產被運往瑞典，而教授和學生則因瘟疫而逃離或死亡。
裝飾藝術和建築 十七世紀的前幾十年幾乎完全屬於文藝復興時期，而到了本世紀中葉，巴洛克已成為所有藝術領域的主導風格。 木雕大師們的作品具有豐富的表現力。 塔林在這一領域最有名、最有成就的大師是克里斯蒂安-阿克曼，他的藝術作品被儲存在塔林的教堂和其他公共建築中。
鄉村墓地上豎立的許多環形十字架可能也是由石匠雕刻的。 10 世紀 70 年代，西愛沙尼亞和北愛沙尼亞的富裕農民以及原籍愛沙尼亞的莊園官員廣泛使用象徵陽光的環形十字架。 這些十字架上的文字通常用拉丁文大寫字母雕刻。
巴洛克風格的牆壁和天花板繪畫開始傳播，這些繪畫是根據市議會、兄弟會和富裕市民的要求製作的。 藝術家們也開始繪製更多的肖像畫。
在瑞典統治時期，愛沙尼亞城鎮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中世紀的面貌。在戰爭造成嚴重破壞和火災的城鎮開展了大規模的建設活動： 納爾瓦、塔爾圖和帕爾努。 以木製建築為主的小城鎮遭受了無法修復的破壞。 它們的經濟狀況不允許它們獲得比小鎮更好的外觀。
瑞典當局根據自己的目標組織城鎮建設活動。 在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繁榮的納爾瓦，新的建築政策得到了最有效的執行。 圓頂教堂、市政廳和商品交易所成為最引人注目的公共建築。 新的巴洛克風格在歐洲佔據主導地位，在這些建築和瑞典統治時期的建築中盛行。
新風格也改變了城鎮的天際線。 更高的建築都建有華麗的巴洛克式尖頂，如今我們可以在塔林市政廳、圓頂教堂、聖靈教堂和聖尼古拉斯（尼古拉斯）教堂的頂部看到這種建築。
利沃尼亞戰爭證明，在大炮時代，城牆和塔樓無法為市民提供堅固的防禦。 因此，瑞典當局開始修建一種新型防禦工事--堡壘。
堡壘是土質的五邊形階梯式防禦工事。 城牆將堤岸連在一起。 堡壘內有放置彈藥和守軍的房間。 大炮放置在堡壘中間較高的臺地上，可以向多個方向發射。 在修建堡壘的同時，還修建了中間堤岸和其他支撐結構。
大多數大規模的建築工程都是為了在塔林建立一個新的防禦工事系統。 其他城鎮也曾嘗試修建類似的防禦工事系統，其中以納爾瓦最為成功。 修建大型防禦工事帶來了新的稅收，對經濟造成了壓力，並需要大量勞動力。 建設期限一拖再拖，人們不再建造更堅固的堡壘，而是建造了更小的四方形防禦工事。
儘管如此，國家當局對新防禦工事需求的估計還是非常正確的，而這些工事的質量很快就受到了考驗。農民文化。 農民文化保留了其傳統特點，變化緩慢。 經濟相對繁榮時期使其多樣化，但基本價值觀代代相傳。
黑麥麵包仍然是愛沙尼亞人的主食，魚，尤其是鹹鯡魚，有些甚至是從芬蘭進口的，通常與麵包一起食用。 日常麵包由穀物製成，與糠混合在一起，用手磨或磨坊研磨。 在新的可食用植物中，扁豆開始被使用。 麵粉或大麥粥以及豌豆和豆子一直是人們的最愛，即使在節日聚餐時也不例外。 然而，農民的餐桌在婚禮上是最豐盛的，甚至被形容為浪費。
除了日常飲用的淡啤酒和蜂蜜酒，婚禮上還飲用大量自釀啤酒和烈酒。 十七世紀末，蒸餾酒不僅在城鎮，在很大程度上也在莊園和農場使用黑麥和小麥釀造。 為了銷售啤酒和烈酒，地主們開始興建酒館。 經常光顧酒館在農民中頗為流行。 村裡的訊息在這裡傳播，而大十字路口的酒館則帶來了旅行者，他們又帶來了遠方的訊息。 人們還在酒館裡進行交易和演奏音樂。
菸草剛剛開始傳播。 因此，在瑞典統治末期，很少有農民吸菸。 一般來說，瑞典駐軍士兵是最熱衷於購買菸草的人。
穀倉住宅是主要的農舍型別。 全家人住在一個房間裡曬穀物。 它通常被相鄰的房間包圍著，因此完全是黑暗的。 只有烤箱口和松木碎片能發出一些光亮。 由於爐子位於脫粒室的牆邊，冬天在這裡飼養的牛也能得到一些溫暖。主要從瑞典引進的新時尚對民間服飾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條紋長裙、女式鍋蓋帽、北愛沙尼亞的男式布帽、百褶裙、男式及膝馬褲等都是這種新影響的體現。 風笛也是農民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