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敞田制與皇家市鎮

凱爾特人所使用的是一種輕型犁，只是在結實的犁柄之上安裝一個鐵質犁尖或犁鏵，用兩頭牛牽引犁地。這種輕型犁特別適用於英格蘭南部的輕質土壤，只是在耕作泰晤士河流域和中部地區的重質黏土時會遇到困難。而這一地區正是盎格魯一撒克遜人最終的定居地。與重視飼養牲畜的凱爾特人或羅馬人不同，盎格魯一撒克遜人重視播種穀物。因此，他們需要大河流域的肥沃土壤。為翻耕重質土壤，盎格魯一撒克遜人需要一種重型犁，配有用於切開表層土壤的犁刀、鬆動土壤的犁鏵和翻轉土壤的犁板。就像技術進步的通常情形一樣，這種重型輪犁的開發相當緩慢。羅馬人開始採用犁刀，從此成為犁的一個組成部件。他們也許還開始採用犁板，因為犁刀切開的土壤需要由犁板來清理出犁溝。

在羅馬人統治末年，不列顛人用這種效能優越的犁開墾了河谷地帶的重質土壤。盎格魯一撒克遜人也可能沿用了羅馬一不列顛人的犁，直到公元10世紀或11世紀才作了改良，在犁上配了輪子，以便犁夫能夠調節犁溝的深度。不過，改良者更有可能是丹麥人。在犁開黏質處女地和深入低地的叢林方面，輪犁特別有用。為牽引這種耕作重質黏土的犁，需要使用八頭牛，每兩頭牛一排用軛連線。

八牛重型犁使農業發生變革。由於用這種犁轉向頗費時間，所以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犁地的長度很長，經常達到220碼。顯然這種犁無法在凱爾特人面積不大的方形土地上施展，因此敞田制應運而生。因為任何農民都不可能擁有八頭牛，所以犁田成為集體性的運作，每個農民在敞田中擁有條狀土地。這種條狀土地的面積從16英畝到30英畝不等，分佈在整塊田中，其份額大致上與農民提供的耕牛數目相當。

這樣，不平等現象就出現在敞田制中。農民們不是住在土地邊上的家庭，而是住在土地中央的村莊內。在這裡，他們得到安全和安居，而耕地就近在咫尺。起初，村莊周圍分為兩塊田地，一塊休耕以恢復地力，另一塊再分成兩半。其中一半播種冬小麥或黑麥，另一半播種春大麥或燕麥。

這種集體耕作和私人所有的混合形式擴大到草場、公地和林地的使用。草場收穫的乾草用作牛的飼料，草場亦劃為條狀，農民所佔條狀草場的數目與其所佔耕地相當。公地供農民放養母牛、綿羊和山羊之用。母牛主要用於繁殖耕牛；綿羊提供羊肉和羊毛；山羊則產羊奶和乳酪。林地對於鄉村經濟十分重要，農民在這裡獲得家庭取暖燃料、建造農舍的木料、調味和釀製蜂蜜酒的蜂蜜、用作豬飼料的橡樹果和櫸子。

在早期的英格蘭飼養業中，由於豬是肉類的主要來源，所以比羊還重要。儘管盎格魯一撒克遜人在過節時享用蜂蜜酒和他們為之自豪的鹹肉，但是他們離不開面包和啤酒。早年的英格蘭人飲用啤酒的量都很大，這就是大麥地種植面積多於小麥的原因，前者用於釀製啤酒和烤制面包。

當時糧食產量很低，農民必須終日辛勞才能靠土地生活下去。當時最肥沃的土地的糧食產量只是每英畝約9蒲式耳，而今天英國的糧食產量為每英畝約60蒲式耳。在秋天，農民犁耕休耕地，遍撒小麥種子，造成很大的浪費。在冬天，農民忙於穀物脫粒、砍伐木料、修繕牛圈和打造豬舍。在春天，農民播種大麥、豆類和蔬菜。在5月至7月，他們耙地施肥、剪羊毛、修補柵欄和製作魚梁。收穫時節的勞作時間最長，農民全家出動，用短鐮收割穀物並堆積起來。男子在田間勞動，女子忙於織布做衣裳、烤制面包、釀酒宰豬、照料花園。這是一種連續勞作的生活，只有在宗教節日才稍作休整。但令教士們感到氣惱的是，農民們常常在此時酗酒享樂，而不是參加宗教儀式。

農民的物質生活條件十分艱苦，而且缺乏保障。對幾個盎格魯一撒克遜人村莊的考古發掘表明，農民一家生活在一個簡單的木屋裡，只有一個房間，面積為10 × 18英尺。屋裡有一個開放的爐灶，煙從草苫的屋頂留下的一個洞排出。這裡完全沒有任何隱私和舒適可言。村民家裡的用具很少，透過考古發掘只出土了一些鐵質刀具和梳子、骨簪、牛鈴和線砣。由於7世紀之前沒有製作陶器的陶輪，所以早年的英格蘭人只能製作粗糙的、外形不規整的陶器。村民的餐食是粥、麵包和啤酒。當收成不好時，他們就會陷人饑荒、捱餓至死。

領地成為鄉村經濟的主要組織單位。領地在各地存有很大的差異，但其基本情況卻十分相似：地產的所有權歸領主所有，依附耕作者住在領地之內。在中部和南部地區的典型領地內，依附耕作者享有相當大的土地權利：一定數目的條狀耕地的收成歸他們所有，有權使用草場、公地和森林。但在擁有這些權利的同時，他們必須對領主承擔沉重的義務。

除了每星期在領主土地（或領地[ demesne ]）上服例行勞役和交納貨幣租之類的租賦之外，他們必須在秋耕時每星期為領主耕作1英畝土地，此外還要耕作2英畝土地作為對領主恩賜的報答、耕作3英畝土地換取草場的使用權、耕作另外3英畝土地並提供種子以作為地租。再有，冬天他們要在領主的羊圈中勞動。只是礙於領地的習俗，領主才未能對農民實施完全的控制權。

盎格魯一撒克遜並不是那種純自給自足式農業。鐵斧和重犁的發明，使得早年英格蘭人能夠以超越前人的規模開發沃土。農業創造的財富不僅供養了朝廷和教會，而且養活了大批商人。

從公元10世紀起，商人湧入英格蘭的市鎮（borough）或城鎮（town）。在公元6世紀，這樣的市鎮尚未出現，聚居於坎特伯雷和倫敦的城牆之內的居民人數很少；但到1086年，皇家市鎮（borough）的數目達到71個，擁有市場、造幣廠、維護秩序的行會、市鎮法庭和市鎮地產。市鎮完全由國王控制，國王設立造幣廠、特許設立市場、任命主掌市鎮法庭的市鎮官。國王還將土地劃撥給市鎮，可用於出租或自由買賣。市鎮的規模不大：倫敦的居民人數約為12千人、約克千人、諾里奇和林肯各為5千人、劍橋千人。市鎮的起源各異：一些市鎮由皇家領地發展而來；另一些市鎮以大教堂或大修道院為中心形成；還有一些市鎮則在阿爾弗雷德及其繼承者修築的要塞的基礎上建成。不過，各種市鎮都具備這樣一個特徵：貿易活動的增加和從事貿易的商人人數的增加。

羅馬治下和平的崩潰造成貨幣制度的崩潰，其結果便是，不列顛在公元5世紀停止了貨幣的流通。沒有貨幣，貿易就變得十分困難，而且商人面對缺乏安全的時代紛紛洗手不幹。但到7世紀，秩序得到某種程度的恢復，貿易得到復興，貨幣也再度出現。彭達（Penda， “便士[penny]"一詞也許源自他的名字）鑄造了一種銀幣，奧法國王大幅度提高了銀印的質量。英格蘭開始向歐洲大陸出口羊毛、服裝、乳酪和奴隸，以換取玻璃器皿、高質量陶器、銀質器皿和葡萄酒。

儘管查理曼曾向奧法抱怨英格蘭的披風質量欠佳，但這種服裝已在地中海東部地區揚名。維京人的人侵暫時中斷了英格蘭與歐洲大陸的貿易，但開闢了與波羅的海地區的新貿易市場。倫敦和南安普敦的繁榮來自對外貿易，而英格蘭大部分市鎮的財富則來自對內貿易。商販到各地銷售鐵器和食鹽。其他商品的貿易活動逐漸興起，如產自德比郡的鉛、白馬谷的乳酪、劍橋郡沼澤的鰻魚、各地鐵匠鋪的製作精美的盔甲長劍、威塞克斯的上好服裝等等。從事這些商品貿易的商人尋求皇家市鎮的保護，靠英格蘭敞田制農業的剩餘產品維持生活。

奧古斯丁在抵達坎特伯雷之後不久就創立了聖彼得和聖保羅修道院。在一個世紀之內，馬姆斯伯裡、伊利、威爾茅斯、裡彭以及英格蘭各地都建造了修道院。進人修道院的人們來自各個階層：國王、王室親王、諾森伯利亞貴族、教會上層僧侶和普通農民。這種對宗教的狂熱反映出人們世界觀的深刻變化：即由對塵世英雄壯舉的異教目標，變為退隱塵世的基督教目標。塵世被視為魔鬼之域，應當透過脫離塵世閉門沉思的方式來避開其誘惑。7世紀時，聖卡斯伯特（Cuthbert）匯合了凱爾特修道院制度與羅馬修道院制度的精華，將這種沉思生活發展到極致。

卡斯伯特在年輕時就將對武士生涯的厭惡變為對基督教目標的追求。他進人梅爾羅斯修道院，晉升為修道院長，然後又任林迪斯法恩修道院長。767年，卡斯伯特在這裡決定以退隱塵世的方式修成正果。在7英里之外的一座名叫法恩的小島上，他搭建了一座簡陋的棚屋，周圍砌起一道石牆，這樣他的視野中除了天空別無他物。在這裡，卡斯伯特的食物是大麥和洋蔥，整天吟唱聖歌和讚美詩，取得了戰勝肉慾的勝利。

英格蘭修道院制度的獨特之處是雙修道院，由女性修道院長主掌，修士與修女的院區相鄰而建。其中最具影響的是惠特比（Whitby）修道院，由聖希爾達（St. Hilda）擔任院長。她的智慧出眾，聲名遠揚，吸引了許多人前來尋求她的聖訓。在聖希爾達的領導下，惠特比成為學術中心和新式教會主教的培訓中心。修道院為寡婦和不願結婚的女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

然而，隱世沉思並非基督教的唯一目標。基督教自認為是將上帝真理傳達給人民的朝聖團體。卡斯伯特本人在國王、主教、諾森伯利亞貴族的請求下，離開法恩島，再次到塵世中履行職責。8世紀英格蘭修道院發展的強勁勢頭使得其皈依的範圍跨越英吉利海峽，重返歐洲大陸。英格蘭傳教士的首領是一位名為溫弗雷德（Wynfrith）的西撒克遜人，但他自取名為卜尼法斯（Boniface）。在他的領導下，傳教團成功地使圖林根、黑森和巴伐利亞的異教徒皈依基督教。儘管弗里斯蘭異教徒在754年殺害了卜尼法斯及其隨從，但他在那之前已經完成了輝煌的業績，成為對德意志歷史產生空前絕後影響的最大英格蘭人。

面對將異教徒皈依和保持信仰的雙重使命，教會大力推動學術和藝術。基督教是一種基於宗教書本的宗教，只有識文斷字者才能解釋《聖經》的意義。自奧古斯丁時代開始，英格蘭就有學校。然而，在小學層次之上的教學活動直到塔爾蘇斯的西奧多（Theodore of Tarsus）於9年抵達英格蘭後才開始。他在坎特伯雷創辦的學校講授的課程包括拉丁語和希臘語、羅馬法律、宗教教理校準法、宗教音樂和宗教詩韻學。奧爾德赫姆（Aldhelm）是一位卓越的學者和才華橫溢的詩人。他將這種新的學術活動從坎特伯雷帶到馬姆斯伯裡，但並未在當地立足。在凱爾特學術傳統強大的諾森伯利亞，一場新學術終於在伽羅（Jarrow）和威爾茅斯的修道院紮下根來。這些修道院由西奧多的朋友本尼迪克特·比斯庫珀（Benedict Biscop）創立，比斯庫珀大力收集各種圖書，他創辦的圖書館為諾森伯利亞文藝復興中最偉大的人物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比德在7歲時進入威爾茅斯修道院，並在那度過了一生。他曾到伽羅修道院參加宗教儀式和研習學術。比德寫道：“學習、教學和寫作一直是本人的樂趣所在。”他於735年去世，享年63歲。比德一生創作了36部科學、歷史和神學方面的著作。他的神學著作在中世紀的歐洲廣泛傳播，內容基於教父之言和對《聖經》的寓言法解讀。其中最傑出的科學著作是《論時間本質》（Temporum Ratione），該著作推動了從耶穌基督誕生作為紀年之始的現代紀年法的傳播。比德的另一著作《英吉利教會史》以其簡潔有力的文風而聞名。儘管深信基督教，他在敘述眾多奇蹟時表現出精確和公正的歷史觀。對學術的熱愛並未隨著比德的去世而消失，他的一位學生阿爾克溫（Alcuin）在約克創立了一所學校，並在查理曼的朝廷協助創立了宮廷學校。

藝術與學術共同推動了7世紀後8世紀諾森伯利亞的文藝復興。教會將對基督教上帝的信仰賦予了輝煌的動人景象，包括金質聖盃、紫色祭壇罩布和真絲長袍。這種激情也體現在裝幀華麗的手稿上，特別是在福音書上。最好的例證是林迪斯法恩福音書，讀者不僅能看到義大利影響對四福音書作者形象的展示，還能在每一頁上欣賞到本土影響的華麗裝幀。

裝幀藝術的高潮體現在對鮮亮、對比強烈顏色的運用。同樣卓越的藝術在諾森伯利亞的基督十字碑雕刻中得以體現，尤以坎伯蘭郡的比尤卡斯爾和鄧弗里斯郡的魯斯韋爾最為出色。在教堂並不常見的年代裡，這些十字碑為基督教信仰提供了空間。十字碑上的雕刻包括耶穌作為士師、聖徒約翰、盲人重見光明等，旨在向人們傳達基督教的真理。雖然十字碑上的某些造型受到古典藝術的影響，如渦卷形蔓藤，但其豐富的造型顯示了本土藝術天才的傑出成就。可以毫不猶豫地說，同一時期在歐洲任何地方的藝術家都沒有創作出如此大氣和有力度的雕塑作品。

諾森伯利亞國王統治下的政治穩定為藝術和學術的繁榮提供了必要的條件。然而，隨著維京人的侵襲，這一穩定局面被打破，學術和藝術也隨之式微，修道士的生活方式逐漸消失。阿爾弗雷德大帝曾寫道：國王需要有人為他作戰、勞作和祈禱。儘管他試圖恢復修道院的生活方式，但未能成功。然而，他的繼承者們在10世紀成功實現了修道院的復興，這些修道院採用了源自法國克呂尼的本篤會的管理方式，規定了修士和修女的生活方式。

埃德加以巨大的熱情支援修道院的復興，被讚譽為修士之父。在940-116年期間，英格蘭修建和恢復了約40處修道院。國王和大地主將自己的土地捐贈給教會，使得教會在英格蘭已開墾土地的約三分之一。英格蘭教會本身也逐漸修道院化，正式教士或修士通常取代世俗身份的教士，修士在主教中的比例也較高。

修道士生活方式的復興意味著學術的復興。這種新學術的興起並非建立在奧爾德赫姆的華麗拉丁文或比德的直接易懂的拉丁文之上，而是建立在用英語創作的文學上，即本土文學。這一文學傳統可以追溯到7世紀，當時一位名叫凱德蒙（Caedmon）的牧人首次將古英語英雄詩句的韻律和頭韻用於基督教儀式。他的才能受到聖希爾達的發現和鼓勵。

他的繼承者創作了眾多詩歌，內容涉及上帝的聖舉、道德勸誡、末日審判等。在10世紀，這種詩歌傳統中又增加了土著散文文學的內容，最傑出的是茵斯漢姆修道院長埃爾弗裡克（Elfric），他將《舊約全書》的部分章節翻譯成英文，創作了佈道詞、致教徒信札和聖徒水平傳記。埃爾弗裡克還以其頭韻法的散文著稱，其感染力可與詩歌媲美。同時，他的散文與其他拉丁文文章一樣定位準確、意義清晰，設立了英文散文的新標準。阿爾弗雷德時代僵硬的翻譯文風從此銷聲匿跡。

教會在宗教儀式中運用音樂手段，使之顯得宏偉和莊嚴。自西奧多時代開始，教會採用一種韻律自由的聲樂——格列高利聖歌，用於誦吟聖歌。最初，只有一種誦吟曲調，即在一個段落的開頭用高音，然後逐漸下降直到段落末。後來，英格蘭的唱詩班指揮們創造了一種多聲部合唱法，將男孩的高音與修士的低音相融合，音樂效果十分美妙動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