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戲劇起初是從流浪的歌者和跳舞人開始的。在德川時代逐漸演變成嚴肅的人形淨琉璃（即傀儡戲）和歌舞伎（即在講究的舞臺上表演的戲劇）。像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一樣，戲劇在審查官員手下備受刁難。早期的女伶道德低下，曾經被禁過若干次。因此，戲劇表演首先在傀儡劇院達到了高峰。熟練的傀儡演員用三分之二人形大小的傀儡表演。等戲劇發展到歌舞伎的時候，表演的就限於男演員了。這一事實加上傀儡劇和街頭歌舞者的強大影響，導致了一種獨特的戲劇傳統的形成。這一多樣的傳統包括從高雅的舞劇到寫實主義的家庭悲劇。淨琉璃和歌舞伎的最大作家是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4年），他的興趣廣泛，從歷史的武士劇到有關町人生活的作品。許多町人生活的作品都取材於當時的真人真事，例如描寫町人和藝伎一對戀人雙雙自殺的故事。在近松門左衛門的戲裡，町人和武士的感情生活描寫得最為有力。他的戲都是寫忠和人性之間，或家庭責任和情感之間的悲劇性衝突（也就是義理和人情的矛盾）。在他後面還有一些其他的劇作家，其中有河竹默阿彌（1816-1893年）將德川時代和明治時代的戲劇連線起來。
一般說來，武士只是悄悄地涉足浮世世界，而詩歌將德川社會的各階層連線在一起。這個時期最主要的詩歌形式是短的俳句，它用5-7-5個音節寫三行詩。俳句在日本成了最流行的詩歌形式，因為它既是低階的也是高階的、既是嚴肅的也可以是幽默的。事實上在德川時代發展了幾種俳句，例如一種滑稽的叫狂歌的俳句，是諷刺詩甚至對社會的抗議詩。但是，最引人注意的是一種稱為俳諧的嚴肅的俳句，形式上雖簡單，但有深刻的表現力。德川時代的嚴肅俳句詩人，來自社會各界，有武士也有町人，但最著名的是與教士或武士學者有關的。松尾芭蕉（1644-1694年）是第一個最偉大的俳諧作者，他生來就是武士，接受過良好的教育，然後選擇了四處漂泊的隱士生涯。他授徒為生，常常在國內旅行，用筆抒發對自然的熱愛和對人生意義的追求。他的詩帶有典型的
佛教色彩，對自然和人的變化無常充滿憂傷。他的《奧之細道》是他在日本北方旅行的記錄，包含著他最好的詩作。後來的詩人繼承了他的風格，並發展為一種更有系統的形式。在這些詩人中，與謝蕪村（1716-1783年）和小林一茶（1763-1827年）寫出了一些完美的俳句。
要了解日本廣大城市居民的生活如何改變，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觀察大城市中的“俳句社團”。在這種城市環境中，一方面是為大名服務的官吏生活，另一方面是商人尋歡作樂的區域，兩者之間出現了一種新的價值和興趣的融合。這種新的、世俗的、對生活的理性的態度，具有武士和町人雙方的特點，並開始形成了一種新的東西，甚至可以說是現代化的東西。德川的城市文化變得宗教氣息很少，也不再把社會階層分得壁壘森嚴，這在日本之前是前所未有的。
天保年間（1830-1843年）和國內危機的加劇，前面幾章已經提到，儘管與外界缺少接觸，經濟和文化的變化還是影響了德川日本。到1830年，日本顯然是一個與16年時大不相同的國家。在德川的“太平”年間，人口和財富都有很大增長，它的重要階層對生活的看法，在江戶和大阪這種欣欣向榮的城市環境中，也受到儒家的改造。在大名統治的城堡內外，這時的日本人都廣泛地得到受教育、作學問和娛樂的閒暇。但是太平也有它的問題，例如人浮於事、過分刻板的行政手續及使有人痛苦又有人富裕的經濟失調。因此，該如何全面地評價這個國家的情況呢？像有些史學家說的，日本和外界隔離太久，技術上落後、經濟上衰退、刻板地執行過時的政治制度而顯得病態嗎？如果1854年不是美國的佩裡敲開了日本的大門，使這個國家不情願地接受西方挑戰，那會是什麼情況？日本能否繼續走它自己的路，甚至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來？或者是逐漸地緩緩衰亡或者陷於內戰？
自然，這些問題是沒有最後答案的。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設想18年以後的日本能夠完全自主地前進而不理會外部世界。19世紀開始以後，到1830年時則可以肯定，日本敏銳地意識到來自西方的外國威脅。不過，在1830年，日本也沒有自鳴得意或是沉睡無憂。使它驚慌的並不僅僅是外國問題。天保年間（1830-1843年）是德川統治末年關鍵性的時期，這時有一種危機感籠罩全國，並敦促領導者改革。這種驚慌的原因，來自內部的甚於外部。
到1830年，很少日本人不感到有一種痛苦的“不適"之感籠罩著幕府和大名的機構。也許武士是對未來最感不安的階級了，因為他們作為一個階級正面對著最使人沮喪的經濟情況。幕府的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貶值，早已對拿固定薪水的人的經濟地位造成損害。1819年到1837年有過19次貶值，其總數是巨大的，其利潤足佔幕府年支出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而通貨膨脹的壓力是嚴重的。武士的生活已經困難，這時又加上物價飛漲，大多數武士都是低薪，他們不得不“自動”減薪以緩解領地的財政困難。不少情況都能說明許多武士的極端困難，比如幕府的家臣和有豐厚嫁妝的商人家庭的女人結婚，甚至出賣他們生來就有的武士權利。在許多藩裡，下級武士轉而從事手工業生產，生產的小商品如燈、傘、扇子、刷子等由商人出售。到19世紀30年代，大多數城堡中的武士都因收入少、工作少而痛苦。他們實在是人數太多，而能幹的活也太少了。但是他們又不得不生活於嚴格的紀律之下，注意自己的身份，這又使他們不能改換職業。
不過，作為個人，武士並不比他生活所在的公共財務機關的狀況更糟。在18世紀末，大名領地已經開始負債。大多數的大名領地下降到向商人的銀號借貸，而無力改變此種情況，因為他們的支出必須維持官方的水平，包括經常的“參覲交代"、超編的官吏和不必要的軍隊。軍隊週期地在火災或水災之後，被調去重修堡壘或江戶的住所。經常提高的日常開支，也令人感到困擾。舉兩個例子：尾張的領地年收人大約25萬石米，1801年不得不借127,000兩金子。如果我們大致按一石米等於一兩金子算，不難看出領地負的債，比它年收人的一半還多。1849-1853年間，尾張以領地每年稻米的稅收為抵押，借了180萬石。薩摩領地的情況更為嚴重。它是個77萬石的領地，1807年負債130萬兩，到1830年負債幾乎增至5萬兩。這個數目相當於它20年的稅收。這種情況全國都有，到1840年估計大名對大阪商人負債約有60萬兩金子。如果照章分期付款，僅利息一項，理論上就會佔去全國正常稅收的四分之一。
多數的藩已經學會了如何對付負債的財政。他們採取了一些權宜之計，比如發行證券，或者與商人合作從事各種壟斷專案。事實上，這種債務人和債權人的兩分法，並不像當時所認為的那麼絕對、那麼危險，因為藩的財政和稅收如此依賴財務代理人，結果許多藩的權宜之計，在我們今天人的眼中，就是赤字財政的措施。但當時的人並不理解這些。到了19世紀30年代，多數的藩和幕府一樣，都陷人困窘之中。他們嘗試各種政策，但不能從負債中解脫出來。除了緊縮和節約這類傳統政策之外，他們只能進一步和商人牽連在一起。
在19世紀30年代的緊張的日子裡，經濟上最富裕的就是成功的商人和農村企業家。但是在城市和農村裡極少數的富人之外，還有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群眾，他們生活在飢餓的邊緣上。在通貨膨脹和貨幣經濟的壓力下，他們發現越來越多的生活必需品，必須用自己的微薄收入去購買。在佔優勢的農業經濟下，自然災害和農產品的歉收有直接影響。前面提到的1824年到1832年的歉收，範圍很大。1833年日本北部歉收慘重，1836年又有全國範圍的饑饉。到30年代中期，農村充滿了流離失所的農民，城市裡充滿了尋找苦力活的農民。幕府和藩開設了救濟站，但窮人仍然很苦，騷動和搶糧倉的事件也時有所聞。最突出顯示窮人苦難的要算1837年大鹽平八郎在大阪試圖舉行的暴動。他號召大阪周圍四個國的農民起來殺掉“沒有心肝的官吏和生活豪奢的富商，這些人都是在窮人餓飯的情況下自己發財的”。他天真地要去奪取大阪的城堡，以控制日本的商業中心。他的計劃在一天之內就被粉碎了。但是他的暴動給全國以深刻的印象——幕府的權威受到挑戰，而農民也深受影響。
農村中普遍存在的不安定情況與暗示統治行將結束的另一個群眾現象也有關係。1814年開始，在幾十年中出現了許多來源於農民的群眾宗教運動。這些宗教今天被統稱為“教派神道”，大半是強調信仰療法和物質幸福的。黑住宗忠（1780-1850年）是備前領地的教士，自稱在重病之後有神奇的視力。他的教派成立於1814年，強調對天照大神的信仰。天理運動是中山（1798-1887年）於1838年建立的。她是大和國一個農民的妻子，也強調信仰療法。金光教派是日本中部農民川手文治郎（1814-1883年）在1859年建立的。這三個教派在農民中都有廣泛的追隨者，他們向農民許諾烏托邦式的生活並免受疾病傷害的前景。
儘管有許多經濟上的困難和不滿，但沒有更公開有效的反抗。誠然，這個時代也引發出可以稱為“知識分子的逃離"的情況。幾乎在每個領域裡都可以找到進行批評的人或觀察並且吃驚的人，像桑瑟姆所謂“革新運動的先驅者"。安藤昌益要求取消武士階級並完全回到平均地權論上去。本多利明敦促日本在帝國的大道上邁進，並在堪察加建立世界首都。高島秋帆（1798-1866年）以畢生的精力要說服幕府，使之相信軍事防禦現代化的必要。佐久間象山（1811-1858年）和高野長英（1808-1850年）敦促幕府採用西方武器。水戶領地的哲學家要求以天皇的名義更多地關心國家的需要。但是，這些呼聲基本上是發自孤零零的個人，未能發展成致力於革命行
動的擁護者群或創立一個持久的政治組織。城市和農村中亂民暴動也是這個情況。不滿的情緒雖然強烈，但未能提出政治或社會的理論去反抗統治。革命條件尚未成熟，對現存的政體頂多有些微弱的顛覆的表現。於是天保時代的幕府和許多藩就在已有的政治制度範圍之內又進行了一輪改革。
天保年間的改革是一次試圖用傳統武器對付一直無法解決的老問題的嘗試。這次改革的新特點在於其極端的程度和武士官員們的決心，他們要加強自己的權威以度過面臨的困境。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個時代開始出現了政治上的專制主義潮流，這股潮流一直延續到近代早期。他們聲稱可以感覺到低階武士和地方生產者的利益在融合，形成了封建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和解階段。然而，與歐洲歷史的勉強比較可能是危險的。
天保幕府改革的領袖水野忠邦（1793-1851年）在政策上明顯比他的兩個前任更加極端，而他的失敗也更為戲劇化。在他的改革嘗試背後，危機感也是顯而易見的。水野在1834年任老中（高階參議員），曾擔任大阪堡壘的管理人和京都的總管，積累了相當的行政經驗。他與德川齊昭（1800-1860年）也有接觸。德川齊昭是水戶藩的領袖，對幕府漫無目標的政策感到愈加驚訝。1838年，在大鹽平八郎的叛亂之後，他曾上奏將軍，認為需要進行改革。他對傳統主義的方法，如恢復過去的武士精神、限制對外貿易和與外國人接觸、禁止蘭學、抑制政府和武士個人生活的奢侈等，都予以有力的批判。許多人都同情德川齊昭，但只要老將軍家齊還在人世，就不能考慮改變政策。1840年，德川齊昭得知中國的鴉片戰爭，就在自己的領地裡採取行動。在家臣中，他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精神強化”運動，同時在全藩範圍內，測量地籍以為加緊徵收農業稅作準備。他的努力沒有什麼長期的經濟效果，但他領地裡人民的情緒卻被激發起來。
1841年，德川家齊去世，齊昭被任命為首席老中，並被鼓勵採取有力行動。他開始了一場徹底的清理，辭退了大約1,100名官員和服務人員。他照章釋出了節約法令，並進行了“階級整風”。他查禁淫穢文學並逮捕了為永春水（1791-1843年）的人。永春水是一位頗受歡迎的滑稽故事作者，在被砍掉雙手後死於監獄。水野忠邦的農業政策要求開墾土地，並讓農民回到耕地上去。這一回，幕府強令沒有必要的遷移證的農民回到農村。水野對幕府財政的處理方法與他的前任並無不同。在1841-1842年間，他鑄造了170萬兩，而在1843年又鑄造了近20萬兩。這個數目是向江戶、大阪、京都和其他城市的700名商人強迫借來的。
水野忠邦看到幕府對全國統治的能力正在削弱，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他的政策有些是為了犧牲大名以加強幕府。與時代精神格格不入的是，1843年舉行的日光朝聖花費浩大，可能是為了提高德川計程車氣和幕府的聲望。相比較切合實際的是要給幕府統治提供一個穩固的根據地的計劃，將一些旗本和大名遷出江戶和大阪周圍。這個計劃原本是要將江戶周圍25英里和大阪周圍12英里的地區完全騰空，以使幕府對這兩個最重要的經濟和政治中心能夠保持絕對控制。然而，這個計劃並未得到執行。
對水野的改革政策，爭論最多的是在1841年取消了所有株仲間（即有幕府執照的壟斷集團）和間屋（即批發組織）。他的動機看起來是好的，因為他想透過這種方式降低人為的高物價。然而，在這個命令之後，他又釋出了命令，要求降低物價、工資和房租百分之二十。但這個法令引起了騷亂，商品流通陷入混亂，最終使物價更高。
幕府幾乎失去了控制經濟的能力。
水野的天保改革不僅失敗了，還引起了廣泛的怨恨。德川齊昭拼命反對日光之行，紀伊大名因為自己會受到影響，也反對遷移地盤的計劃。取消商業協會給商業界帶來了巨大的混亂，1851年又將這些組織恢復了。總之，改革暴露了幕府的無能，並在德川陣營內部形成了危險的矛盾裂痕。與老中平行的各大名開始關心老中如何管理幕府，而幕府與整個國家之間的惡感也在凝聚。
然而，並不僅有幕府試圖對付天保危機。許多大藩也都受到改革精神的影響。有些藩開始得較早，例如米澤就是透過最激烈的緊縮開支和支援農業的辦法，從瀕臨破產的狀態中恢復過來。水戶改革採用的也是緊縮的方法，但並不太成功。長州和薩摩的改革是最著名、最重要的改革。長州曾負債約160萬兩，1831年經歷了激烈的農民起義，起義涉及大約2萬人，還有估計說有6萬人參與等。起義的原因包括反對高稅收、產品壟斷和管理不善。1837年，在村田清風（1783-1855年）的領導下，長州藩進行了艱苦的緊縮方案。村田清風最初的行動之一是在全面測量土地之後採取了更為公平的徵稅方式，從而平息了農民的騷動。藩的不賺錢的壟斷，改為保護商人的企業。藩的財政得到了重組，為償還私人（主要是武士）的債務提供了週轉資金。同時，透過下關海峽轉運船隻和貨物，藩贏得的利潤被用於改善長州的軍事組織和購買西方裝置。
薩摩藩在1840年開始在調所廣鄉（1776-1848年）的領導下進行改革。廣鄉是一位具有很強行政能力的武士，曾在島津氏家中晉升為家老。他首先將藩的沉重債務轉化為250年的無息貸款，然後發展了藩的商業優勢，利用琉球的商業和當地的食糖生產。他們建立了糖的壟斷，要求農民種植特定數量的甘蔗，並以規定的低價賣給藩，隨後藩對甘蔗進行加工，並透過一個壟斷組織在大阪出售，謀取高額利潤。
長州和薩摩兩藩的改革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功。雖然它們選擇了不同但基本相似的處理方法來應對天保危機。長州藩更傾向於改革農業基礎，加強對農業的控制，並全面改進藩財政的管理。而薩摩藩則充分利用了壟斷制度。這兩種方法都需要強有力的領導，並依賴政治權威來約束商業來源的資金，同時都強調了“富國強兵”這一重商主義的口號。
到了19世紀40年代中期，國內問題在整個國家引起了危機感。幕府改革的失敗激起了人們的怨恨和沮喪。西方列強的威脅籠罩日本，引發了全國範圍內要求採取強烈行動的呼聲。在這一過程中，實施了新的行政和經濟政策。然而，對天保最後幾年日本的評價不能僅僅停留在沮喪和失敗上。最終的評價必須認識到當時的日本是一個運動中的國家，內部問題受到關注，而西方的威脅沒有減弱，改革的願望被喚醒，這才是最重要的。儘管改革的努力常常走偏，但由於幕藩制度引發的各種反應，即使是偶然的，也一定會取得成功。在18年時，分散主義是日本這個國家的主要特徵之一，因為全國各地的大名及其武士官員都深切感到政治和經濟改革的需要，不僅是作為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地方成分，而且是為了自己地區的利益和安全。1853年後，危機進一步加劇，大量的武士階級，懷揣著保衛國家和改革政治結構的熱情，走上了政治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