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儒學中的理性主義成分不僅改造了正統信條，也引發了超越日本儒學基礎的新探索。儒學對過去的強調自然引發了日本對自身歷史遺產和文學傳統的興趣。儒家學者無法迴避他們對中國的崇拜，但武士社會並不崇尚這種對中國的過分崇拜。大多數日本儒學家在承認他們對中國事物的讚美的同時，仍保持一種民族主義的態度。林羅山發現神道可以是反對佛教的同盟者，開始用儒家思想合理地解釋皇家神話。他將皇家的三件神聖的寶物視為基本儒家思想的象徵。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論保持了這種折中主義的傾向。山崎閣齋（1618-1682年）則發現了另一種新的神道思想，主張透過神道來解釋神道正是聖王之道。他在《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傳說中發現儒家道德的痕跡，認為古代的神也反映了儒家的理念。
這種對神道的哲學興趣與文學歷史的時尚結合，產生了一種以“日本經典"為基礎的土生土長的學派。18世紀初的國學運動旨在為日本恢復文學歷史傳統而努力，逐漸演變成一個源自日本的豐富學派。
1728年，荷田春滿（1668-1736年）建議幕府設立國學學校，國學逐漸獲得全國認可。荷田是京都地區的一名神道祭司，深受當時恢復儒家學問到“古道"的影響。他的弟子賀茂真淵（1697-1769年）推動了《萬葉集》的研究，並在他的作品中首次引入了反儒的調調。他聲稱在奈良時代的古詩歌中聽到了“我們神聖土地的聲音"。
國學運動中最傑出的人物是本居宣長（1730-1801年）。他花了30年時間重新理解《古事記》的含義。他相信《古事記》展示了日本特有的“古道”，即在神的時代體現的一種自然而善行的境界。他還相信這個境界已經被佛教和儒教的影響所汙染。由於他在教學上的投入，本居宣長的影響巨大，據說在他30年的教學生涯中，培養了近500名弟子。
18世紀後期，國學作為探索日本文學的一個支派傳播得很廣。然而，它也激發了對神道的興趣的復甦。平田篤胤（1776-1847年）是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和排外思想家。他論述了日本獨特的國體，即日本是神的土地，由一個唯一的皇家統治。這一說法的邏輯可以推論為日本必須以神道為唯一宗教，以天皇為唯一統治者。他的思想意味著顛覆幕府，這足以使他在1841年被軟禁。
雖然許多主張恢復神道的人的作品可能顯得不太合理並充滿感情色彩，但它們為發展日本歷史和命運的新思想開闢了道路。透過將一批新的日本經典視為神聖，並將天皇指定為新的效忠焦點，他們為保衛國家的政治行動提供了動力。隨著西方新思想的傳入，他們對中國的輕視使日本與長期以來的文化導師隔離開來。
在19世紀早期，日本口岸就已經知道有西方船隻潛藏著。這並不是日本人知道外面還存在著與自己截然不同的世界的唯一途徑。關於西方的訊息、西方語言和科學的學習在整個德川時代都非常活躍，儘管只限於一小部分好奇之士。洋學或蘭學因此成為日本學者的一支非正統流派。有時，他們會因此遇到困難，並做出個人犧牲。長崎自然成為這種學術活動的根源，因為唯一能與歐洲接觸的地方是在出島上的荷蘭商館。
在實行鎖國政策後，大約有80年的時間，幕府對日本人接觸西洋人的限制越來越嚴格。釋出了命令，不允許進口西方書籍或中文譯的書籍。只有極少數屬於長崎地方機構的政府譯員通曉荷蘭文。在17年間，新井白石寫了《西洋紀聞》，顯示出西方科學中有許多值得日本學習的東西，長崎官員對西方的警惕逐漸減弱，新井白石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720年，吉宗將軍廢除了對西方書籍和中文的譯著（直接與基督教有關的除外）的禁令，並鼓勵私人學習荷蘭語以及天文和軍事策略。
透過這封閉高牆上的細小裂縫，開始了對荷蘭最熱切的、往往是歪曲了的知識的研究。1745年，青木昆陽編撰了一本荷日字典。杉田玄白（1733-1817年）和其他人在1774年以《解體新書》的名字翻譯了《解剖圖譜》，因此將西方的醫學技術引入日本。大機玄澤（1757-1827年）公開開辦了一個專門學習荷蘭和西方科學的學校，他於1788年出版的《蘭學階梯》成為第一本為一般讀者解釋荷蘭文的流行讀物。
田沼在幕府掌權時，日本人對外國人的猜忌大大減少，與荷蘭公司人員的接觸也比過去更自由，輸入西方珍品成為時尚。大名們收集鐘錶和望遠鏡，使用玻璃高腳杯飲酒，甚至關注電氣實驗。在17年到17年間，瑞典的醫生通貝里和荷蘭的貿易隊長梯辛向住在他們住所的日本人傳授了許多第一手的科學知識。浪人平賀源內曾經短暫地受到田沼的恩寵，以植物學和對石棉及電氣的實驗而出名。他是個怪僻的天才，在寫諷刺小說和喜劇之外，還涉獵了從西方學來的油畫。
當松平定信於1787年掌權時，公開的西方熱又降溫了。林子平的作品提到北方俄羅斯的迫近，在1792年被禁止發行。在日本，與西方人接觸或獲取西方書籍都受到了限制。但到1811年，幕府自己也認識到有必要與西方並駕齊驅，在幕府的天文臺裡設立了一個“藩書和解御用方”，聘請一批官方的譯員翻譯西方書籍，而大機玄澤就是其中之一。
到了19世紀初期，荷蘭研究成為一門穩定的學科，雖然難以估計其思想和技術對日本的影響。學習荷蘭語和西方科學的學生從未形成一個很大的團體，他們對德川社會也不構成反對的力量。在他們的研究中，政治和社會的意味特別少，因為這些人大多仍然受制於儒家倫理學的框架或越出了德川官方政策的範圍。然而，從長遠來看，來自西方的非正統訓練肯定會產生重要影響。西方的醫學、天文學、農業和軍事科學表現出技術上的先進，並得到了幕府和大名的贊助。一旦確立，新方法逐漸破壞了早已建立的中國技藝及其背後的儒家學說。
德川時期的學術風氣不是沉悶的，也不侷限於某種呆板的正統觀念。出現了多種不同的意見和探索的路線，而武士的世界對許多潮流都是開放的。它的倫理基礎仍然是儒家的，但為日本史和西方科學及醫學的研究留有餘地。然而，它首先是一個武士和他的價值觀統治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們日益認識到日本是一個重新認識到武士是政治和文化領袖的國家。
町人文化在18世紀末在城市生活中佔據了相當大的範圍，武士和非武士階級的貢獻難以區分。但我們仍然可以說有一種明顯的、起源於大阪、京都和江戶這種大城市的町人文化。正是在德川時代，城市人口第一次有條件、有閒暇來支援一個和貴族的藝術文學傳統完全不同、群眾參加的文化。町人在他們的城市居住區中有自己的藝術和娛樂，給這個國家的文化整體增加了生氣。他們的文化顯然是資產階級的產物，在社會環境中，侷限於它的特殊地位和身份。町人文化和政治或玄學無關，其主要目的是追求享樂。它逃避“貴族”而追求人性和享樂，對個人的、直接的、情慾的東西非常注重。其最終目的是“浮世”，即時尚和大眾化娛樂的世界。
然而，我們不能設想町人的生活就沒有理想或道德準則，商人和工匠生活在義務和追求之中，正如武士那樣嚴格要求商人自認為有責任使生意興隆，以便光宗耀祖；而工匠則努力保持自己手藝的質量。有一種“町人的方式”督促商人勤奮地為正常利潤而工作，並把勞動獻給發展商業。也許是在模仿武士，商人對忠誠（對生意的忠誠）和節約（以免浪費利潤）毫不放鬆。町人生活可能要求高而限制多，學徒期和學習期都很長。
因此，當我們說町人文化是商人追求娛樂和鬆弛的產物時，要承認它本身還是有嚴肅要求和實際成就的。首先，町人是贊同價值觀和給他們行業增光的宗教信仰的。像三井這樣的大商人家族，生活上恪守行為準則，其嚴格程度不亞於武士。石田梅巖（1685-1717年）是京都的商人哲學家。他將神道信仰與儒家、佛教的箴言綜合起來，成為一種能直接為普通人的日常需要而說教的新宗教。這種折衷主義被稱為“心學”，強調接受自然的社會秩序（即四個階級），並勉勵每個人都要終生勤奮、同情與正直。心學認為在自然的安排中，商人和其他階級同等重要，而他們應努力照他們的“方式”行事，以便為本行業增光。
商人的獨創性也與某些實際的研究和技術的發展有關。在會計和天文、工程都用得上的數學方面，在提高中出現了像關孝和（1622-1708年）這樣的日本數學家。他們的能力可以與歐洲同時代的數學家相媲美。伊能忠敬（1745-1818年）在17年的測量之後，畫出了一幅非常準確的日本地圖。在天文學、農藝學、植物學、醫學和土木工程方面，改進方法往往是非武士出身的人走在前面。日本歷史學家西田直二郎所說的“計算和測量的精神”，即絞盡腦汁要解決真正問題的精神，這種精神的早期傳播，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町人的活動。
然而，町人文化的明顯形式仍然是浮世（享樂世界）的產物，由供人娛樂的女性、三味線（即三絃）的音樂、民間故事、新戲劇和木版畫組合而成。其中以藝伎為最重要，因為她們既是城市娛樂的中心，也是日本社會傳統的特殊產物。作為供人娛樂的職業女性，德川時代的藝者（藝指的是表演藝術）是由高階妓女和舞女發展而來的，她們形成了貴族生活的一部分。到了德川時代，她們才成為新的、更廣泛的城市人口能擁有的一部分。在當時的社會，家庭生活，不論是武士的還是尋常人的，都沒有自由娛樂。這種社會里沒有集會、舞會、宴會等男女混合的社交活動，家庭安排的婚姻又沒有兩性戀愛的機會，職業的、供人娛樂的女性就有重要的功能了。藝伎和她提供的環境就提供了妓院以外的、唯一的男女交往的機會。
藝伎聚集在新的城市的某些特殊區域，即“不夜城”，像京都的島原和衹園、大阪的新町或者江戶的吉原。這裡的藝伎成了飯館、劇院、浴池和妓院的中心分子。藝伎世界本來是富商搞出來的，對武士是禁區；但武士越來越同享這種歡樂，把自己的腰刀都放到背後去了。因此，對武士和有清醒頭腦的町人來說，不夜城使他們忘掉公事或打算盤的嚴峻，給他們提供了一個能得到鬆弛的去處。它也是誘惑的主要來源，因為藝伎往往是義理和人情矛盾中的關鍵人物，正如當時的戲劇或小說所記錄的那樣。
在新的城堡成立、京都和大阪的新城市社會擴張大約一個世紀以後，城市開始產生它自己的文學和藝術。文化史學家將這一時期劃分為兩個鼎盛期：元祿時期（1688-1705年）和文化文政時期（1808-1829年）。在第一個時期中，京都和大阪是主要的中心；在第二個時期，江戶成了更加精緻但稍欠生氣的城市生活的中心。由於浮世繪大多在元祿時期達到了創作高峰，通常強調這個時期，而忽略了第二個時期。然而，町人文化的發展是綿延不斷的，後來町人和武士的成就越來越融為一體，這在歷史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在德川時代早期，為大眾閱讀的短篇故事和較長的小說蓬勃發展。這是町人富足和有閒的反映，各階層中讀書識字的人也增多了。到了18世紀，主要城市中出現了謀利的出版業，出版社也紛紛聘請作者和插圖畫家，出版言情小說或附圖解的有關娛樂區的介紹。它們常以最巧妙的方式逃避幕府官員的檢查。這種文學作品很像現代的普及本，主要描寫勾欄生活和愛情故事，專門描繪町人中的花花公子，這些人對藝伎的住所或漂亮的藝伎本人非常熟悉。這種文學常常是黃色的，並受到查禁。
井原西鶴（11-1693年）是大阪商人。他在浮世草紙（即浮世故事）方面是頭號的大人物。他本是寫連歌的天才，到晚年轉向性的題材。他的《好色一代男》於1682年問世，敘述一個早熟的男青年，在日本享盡了愛的可能後，在60歲時坐船前往“婦人島”。他的《好色一代女》講述一個模爾．弗蘭德斯式的女人如何一步步地墮落為佛寺中的妓女。1687年，井原又轉而寫作武士社會中的同性戀故事。在這些故事被禁之後，他開始寫作有關商人如何成功地提高道德的故事。他的《日本永代藏》描寫成功的商人及他們如何賺錢。他對日本文學的貢獻在於他的現實主義和樂天的主題。他的作品是真正的商人文學，描繪了町人的生活、價值和弱點。
稍後一些，另一位極受歡迎的作家是江島其磧（17-1736年）。他繼承了井原西鶴的風格，但更加是寫實主義的，而且增加了一些批判甚至諷刺的元素。他的作品描繪各種藝伎、商人的兒女、商店夥計等人的生活。他特別對第二代的性格弱點加以評論。一旦開始了，這種新流行的作品就在新城市階級中找到了市場，而許多滑稽讀物、古典故事的改寫本、愛情故事、戲院餐館和名勝的指南等，全受到排擠。不過，重要的作品也不時出現，例如十返舍一九（1775-1831年）的東海道的滑稽遊記《東海道中膝慄毛》。在現代，這本書的英譯本以流浪漢的傳奇冒險而引人注意。
通俗文學和許多需要廣告的夜生活場所的出現刺激了通俗畫家的工作。由於日本人仍然認為木板對刻書最方便，它自然就成了流行畫的基礎。木板畫浮世繪逐漸成為一種主要的藝術形式。開始時它只是簡單的線條加上在長崎從中國學來的上色新技術。到17世紀末，它發展為使用多個木板印出極複雜的線條和顏色。木板畫的產生是為了實用和大批次生產的目的，作為書的插圖、戲院或藝伎院的傳單、名勝的紀念品等。因此它被看成是粗俗而沒有永久價值的。直到德川時代末，木板畫才被承認為值得欣賞的藝術品。有諷刺意味的是，浮世繪是在歐洲首先得到重視的。在板畫藝術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菱川師宣（1618-1694年）。鈴木春信（1707-1770年）把處理顏色的精巧方法提高到了新水平。喜多川歌磨（1753-1806年）以描繪理想化的婦女而見長。葛飾北齋（1760-1849年）和安藤廣重（1797-1858年）則擅長畫風景和名勝，他們畫得雄渾有力、惟妙惟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