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從國內的挫折中又陷入了動盪不定的外來危機之中。水野的幕府改革在失敗十年後，日本正面臨其整個歷史中最為受損的時期。在這段時間裡，政府、經濟、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在西方的影響下經歷著劇烈變革。這一時期的日本和之前與中國文化的交往一樣，成為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儘管通常認為日本被外來影響所壓倒，但這種看法適用於7世紀的日本，而對於19世紀的日本卻並非如此。1853年之後，日本在“西化”中不僅是被動的，還積極參與了發展自己的近代社會。
如果我們將西化和現代化這兩個過程分開來考慮1853年之後日本的變革，將會更有益。如果說日本在1853年之後經歷了西化，那意味著日本人願意放棄自己的傳統文化，追求西方的新事物，這將使日本在文化上顯得過於被動。然而，如果說日本在1853年之後進行了現代化，重點則放在更為普遍的過程上，這個過程中日本是一個積極而有創造性的參與者。
在最近的幾百年歷史上，日本人並未盲目模仿西方和北美。20世紀的日本融合了悠久的文化傳統、深刻的變革需求以及西方影響，形成了一個保持本色的現代化社會。然而，要注意的是，這種現代化社會並非完全放棄了自己的根基。
從歷史的角度看，西方社會是首先經歷了多次互相關聯的變革，才達到了現代情況。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西方的衝擊力”，日本能夠在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進行改革。在天保年間，日本或許正在尋找某種“新社會”的形式，但卻找不到擺脫德川制度束縛的必要力量。這種原動力首先來自西方。
從歷史的角度看，現代化是西方社會長期進化的結果，起源於18世紀歐洲明顯的變革。歐洲的新社會首先是18世紀合併戰爭的產物，這些戰爭造就了新型的單一民族國家。這些新社會是社會革命的產物，使個人更緊密地參與國家生活，而國家生活則以政治代議制、全民教育和全民軍事服役為基礎。這些變革是精神革命的產物，隨著新教（基督教）的改革運動和理性主義與科學思想的發展而興起。歸根結底，這些變革是以科學和工業為特徵的經濟革命的產物。
由於1789年法國革命的爆發，歐洲人積極擴張和殖民到全球各地。在18年後，首先是商人，然後是外交官和軍人，接著是傳教士、教師和學者。他們龐大而堅定的力量遍及全球，這就是所謂的近代“西方化衝擊”，它在1853年顯著地衝擊到了日本。
即便是現代化的先驅者也不能在進行深刻的變革時避免產生讓人困擾的內部後果。對於非歐洲的日本人和中國人來說，這幾乎是將非常不同、互不相容的文化強加給他們，因此具有更大的損害性。對他們來說，現代化始於西方化，這增加了文化衝擊的成分，使制度和思想的革命變得更加困難而複雜。亞洲即將現代化的社會在面對西方的衝擊時，都遇到了一系列非常相似的挑戰。中國和日本的開放牽涉到西方強行進入這些國家，因為他們不得不向西方開放通商口岸、將內地開放給旅行者和傳教士，甚至重寫法律和憲法以模仿西方的做法。日本和中國對這些挑戰的相反反應是非常有趣的，因為日本長期以來對中國生活方式的許多前提是贊成的。
在19世紀，中國和日本都經歷了可以稱之為個性轉變期的時期。換句話說，這兩個國家都必須在西方的壓力下展現生存的意志，並對其國家實體進行改造。為了在這個不友善的環境中保持安全，每個國家都必須捍衛自己的個性。這些關乎個性和安全的初步危機並不容易應對。只有在強有力的領導者出現並能夠指揮、聯合之前人力和物力分散的新政府時，新的國家才能存在，並在現代世界中佔有一席之地。然而，只有在老的政治結構被打破、錯綜複雜的既得利益被削弱之後，新的領導才能湧現。因此，在中國和日本，現代化都與對舊統治的政治革命密切相連。
然而，新國家成立後，面臨著進一步發展的問題。要在經濟上站穩腳跟，就必須進行技術改革、發展工業。如果要實現公民在國家和政策下的團結，政治制度必須不斷進化。要讓這些人民進入現代世界，就需要經歷變革——開始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影響的急劇變革，然後是長期的、逐漸融入本土的變革。換句話說，西方化引入了現代化，而日本應對這些挑戰的速度令人驚訝。誠然，日本有許多特殊因素，比如它的地理位置和規模，佩裡到達的時機以及西方挑戰的獨特情況。無論是哪個原因，或者是哪些原因，日本對西方衝擊的反應從一開始就是迅速而目標明確的。因此，在1853年至1877年間，日本成功地克服了個性轉變和內部安全的兩個危機。在1868年至18年間，採用了廣泛影響的社會、經濟和教育改革，使日本能夠應對經濟發展和群眾參與的危機。到18年，日本已經能夠實施一個重工業化的計劃，同時在國際事務中開始擁有獨立地位。在1894年至15年間，日本戰勝了中國和俄國，與英國締結了聯盟，此後，日本意識到自己已經按照西方列強的條件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
然而，日本現代化的故事並未結束。正是在這一點上，歷史學家懷疑日本是否在煞有介事地擠進世界強國的行列時，是否掩蓋了一些未解決的問題，從而限制了日本人民未來的發展。日本“建設國家”的成功是否抑制了一場社會革命——一場後來可能被認為是必要的社會革命？回顧歷史，人們可以說，在從傳統秩序到新政治秩序的關鍵時刻，日本人對西方衝擊的反應的顯著特點在於，他們成功地保持了民族的凝聚力。在這一時刻，許多其他國家分崩離析、陷入內戰，而日本人的政治“革命”幾乎不能算是革命，因為它只是在武士階級這個舊的掌權集團中進行，並且是以忠誠和政治價值的連續性為依託的。正如一些人所說，日本只是進行了一場基本上受控制的政治反應，“從上層”實現了“現代化”。在19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基本上保守而靜止的反應，是否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社會緊張局勢？是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政策使得軍國主義和極權主義成為不可避免的嗎？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給出確切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1945年日本失敗後，它第二次和西方遭遇是它進行根本性改革的第二個時期的前奏，這一次日本現代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在19世紀40年代的日本，人們既感受到國內危機，同時也察覺到新的國外威脅。這種新威脅是指一夥新的外國強國逼近日本。德川幕府一開始的鎖國政策是為了應對舊的殖民國家，同時在未遇到太大困難的情況下維持了多年。然而，到了18世紀末，日本人不得不承認周圍的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一批新的歐洲強國開始進入日本水域，試圖打破日本的封閉狀態。儘管直到1853年才正面應對新的外國危機，但在佩裡抵達之前，隨著外國侵犯水域的加劇和外國人事件的增多，日本人的不安感逐漸上升。
第一個引起日本人驚恐的西方大國是俄國。自1638年俄國穿越西伯利亞抵達太平洋以來，他們將黑龍江流域轉變為殖民地，並開始與中國進行有利的皮毛貿易。皮毛的吸引力促使俄國人沿著太平洋北岸下至千島群島。到了18世紀，他們急於與日本進行貿易，特別是在尋找新的食物來源。日本人和俄國人最終在蝦夷（北海道）相遇。對於德川時代的日本人來說，蝦夷仍是未開發的邊疆，只有在其南部有日本人永久居住。松前藩的大名在那裡有特殊身份，不需要前往江戶交差。然而，在18世紀，蝦夷對於幕府變得重要，因為它成為水產品的來源地，而水產品是長崎和中國貿易的主要專案之一。因此，大阪商人訂有幹海藻和鮑魚的貿易合同，獲得將貨物運往長崎進行出口的許可證。
有關俄國滲入千島群島的訊息透過多個途徑傳達給幕府。一些學者早期的反應並非冷漠，而是充滿了危險的預測，將其歸結為異想天開的報告和建議。在俄國問題公開化之前，對外界的關注並不是冷淡的，而是變得更加緊張。1792年發生的一件事使俄國問題不得不公開化。俄國軍官拉克斯曼代表葉卡捷琳娜二世進入根室海港，計劃與日本建立貿易關係。松前藩的地方領導迎接了他，但松前大名迅速聯絡江戶並得到回應。拉克斯曼的請求被拒絕，理由是外交關係只能在長崎處理。他獲得了一個俄國船隻進入長崎的許可證，但這是第一個事件，表明日本當局對外交關係的敏感性。1798年，幕府開始為蝦夷製作官方地圖，並著手將北方島嶼開發為殖民地。1802年，幕府取代了松前藩，在箱館設立了蝦夷奉行，專門負責殖民地的開發與保衛。
俄國對日本的興趣繼續上升，尤其是在1817年俄美公司獲得在日本設立分公司的許可證之後。18年新公司的負責人雷扎諾夫憑藉拉克斯曼的許可證抵達長崎海港。然而，日本人堅持不願在貿易上做出讓步。在等待了六個月後，雷扎諾夫憤然離開。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的官員對蝦夷和庫頁島上的日本前哨基地發動了幾次報復性的攻擊，使日本人感到更加驚慌。1811年，一個日本防衛哨在千島群島南部拘捕了俄國海軍軍官戈洛夫寧，將其囚禁在箱館。他及其部下都受到了優待，但被迫回答各種問題。同時，俄國人也扣留了幕府壟斷商人高田屋嘉兵衛，經協商後，戈洛夫寧於1813年返回俄國。這是日本人和俄國人之間幾十年內最引人注目的事件。隨著拿破崙的侵略，直到克里米亞戰爭之後，俄國在遠東的存在幾乎微不足道。
同時，英國人也開始偵察日本海岸水域。在18世紀末，英國已經將興趣轉向東亞，並迅速將法國人和荷蘭人趕出廣東的貿易。在拿破崙戰爭中，英國曾短暫佔領爪哇並阻止荷蘭商船進入長崎。1808年，英國快速帆船“菲頓”號打著荷蘭國旗進入長崎，搜查荷蘭船隻。他們威脅要轟炸港口，最終未實施而離開。然而，長崎長官松平原英因日本鎖國政策被破壞而自殺。到19世紀20年代，大量英國捕鯨船進入太平洋北部，因需要從日本獲取補給品而發生一系列事件。1819年，一艘英國船駛入浦賀灣，1824年另一艘船登陸薩摩沿海的島嶼，引發了與當地居民的武裝衝突。結果，1825年，幕府發出命令，要求所有日本地方當局“毫不遲疑地趕走外國船隻”。
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特別是鴉片戰爭爆發後，英國對日本的壓力暫時減輕，美國成為對開放日本負有更多責任的西方國家。美國早就對日本產生興趣。從18世紀末十年起，美國船隻一直從事廣州的貿易，並很快將注意力轉向北太平洋。隨著中國開放通商口岸，新時代在遠東開始。1848年美國獲得加利福尼亞，將舊金山發展成對廣州和上海直接貿易的港口，美國對西太平洋的興趣更加高漲。與此同時，美國在日本的視野變得越來越寬廣。
美國對日本的興趣湧現出多方面的考慮。除了實際問題，如對華貿易和捕鯨業的需求（包括保護沉船水手、給養需求以及未來設立裝煤港等），還有一種渴望進行貿易的願望。然而，使日本敞開國門背後，還存在兩個不太顯著但重要的因素。
首先，有一種可以稱之為文化命運的觀念。這種觀念認為，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之光和其進步必定會籠罩全人類。日本堅持拒絕與文明世界打交道，又不肯與他人分享其港口，似乎在道義上是錯誤的。其次，有西方列強之間存在民族敵對的壓力，這促使美國沿著“明顯的命運”路線向太平洋推進。
美國曾數次努力與日本建立關係，但均未成功。1837年，“莫利遜”號商船攜帶日本的倖存船員進入江戶灣，但在浦賀遭到炮兵驅逐。1846年，海軍准將比德爾率領兩艘軍艦接近浦賀。由於他們不願使用武力，沒有取得任何讓步而離去。在這種情況下，1852年美國總統菲爾莫爾任命海軍准將馬修·C.佩裡領導一支遠征隊，作為一次重要的努力來打破日本的孤立。佩裡的船隊包括四艘船，其中兩艘是裝有大炮的蒸汽帆船。1853年8月7日，他將船隻停泊在浦賀，並要求將總統的信交給日本的“皇帝”（即幕府將軍）。這些“黑船”以其神秘的威嚴和顯著的力量，象徵著西方強國有能力隨意破壞神聖的土地。
美國人抵達的訊息傳到江戶後，整個城市立即陷入騷亂。在武士的住所和劍術學校中，有人誇口敵人將被武力趕出江戶的大門。然而，負責與佩裡談判的幕府官員知道日本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對佩裡的威脅和世界形勢的複雜性，幕府並非不瞭解。在1842年，水野忠邦曾經放寬了驅逐外國船隻的命令，承認日本對西方列強的恐懼。到了1852年，荷蘭政府派出一艘軍艦到長崎，帶來荷蘭國王的信，彙報鴉片戰爭的情況，並敦促日本開放口岸，不要像中國一樣被武力迫使開放。
1852年，荷蘭再次警告幕府說佩裡即將來到日本，並透露了他要提出的要求。然而，德川政府在心理和軍事上都沒有做好準備。美國軍艦在浦賀的出現揭示了匆忙準備的海岸防衛工作的無效性。同時，這也證明了在外族攻擊或因封鎖而飢餓的情況下，江戶變得極為脆弱。
作為老中的領袖，阿部正弘（1819一1857年）負責與佩裡打交道，他認識到如果想在不損害日本鎖國政策的情況下應對佩裡的威脅，是沒有辦法的。佩裡送交的信函後離開浦賀，表示將會返回等待迴音。阿部正弘開始進行一系列工作，這些工作不久後將使日本對外開放，並推動德川幕府的解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