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時，日本已經明顯進入了以城市商業經濟為中心的新階段。城市的發展驚人，江戶的人口已經達到了10萬，肯定多於同時代的倫敦或巴黎。大阪和京都的人口約為40萬，金澤和名古屋等領地首府的人口也接近10萬。長崎和主要的商業城市也各自有65，000居民。此時，日本人口的十分之一生活在城市，過著完全城市化的生活。這種城市化的趨勢是以農村的犧牲和城市的發展為代價的，這標誌著日本步入了現代化的方向。
透過官方和私人的共同努力，運輸和交通設施大大增加。雖然日本對車輛的發展不太熱切，主要依靠馱馬進行輕重貨物的運輸，但隨著大名和他們的侍從在陸地上的旅行增多，陸上交通系統也得到了發展。驛站和客棧小鎮興盛起來，其繁榮景象甚至讓歐洲人驚歎。遞信的飛腳為大名和一般旅客提供了服務。雖然幕府和沿途大名負責道路的維修，但有時也故意忽視橋樑以阻止敵對軍隊的行動。運輸線的建設使大量貨物集中到大阪、江戶、京都和長崎等大城市。由於航運能力有限，就組織了大量小船來完成特殊任務，比如在淺水河中航行，或沿海岸航行。大米由日本北部沿著日本海岸運往大阪，然後繞過下關海峽，上溯瀨戶內海，這是一條主要的航線。與此相似，從北方運往江戶的大米也是沿著太平洋而下的。為了滿足長崎的對外貿易需求，北海道的水產品透過船運輸送。大阪和江戶之間還有兩條競爭激烈的航線，分別是菱垣和樽。
迅速發展的貨幣和兌換制度也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在豐臣秀吉統一貨幣後，幕府透過四種交換媒介（米、金、銀、銅）維持了貨幣的相對穩定。由於黃金等貴金屬稀缺且交換繁瑣，各種商業票據和地方紙幣開始出現。江戶和大阪發展了儲蓄兌換所，受理城市之間的匯票和信用券。紙幣以藩倉的大米或銀票的形式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到德川末期，大約有21個地方發行了約1.6萬種不同的票據。這些票據在兌換成國家貨幣時相當於2.4萬圓（當時的1日圓約等於墨西哥的1元）。
到了德川時代晚期，兩個層次的經濟發展跡象已經明顯。城市的發展和消費市場的擴張為農村注入了新的事業精神。批發組織和農村企業家發展了批次生產的技巧，如絲織、造紙和漆器工業等都是例證。例如，桐生在19世紀中葉，在不到3間廠房內，就有5臺織機在紡織。採礦和釀酒業也是如此，大批工人都是僱傭勞動者。農村中的這些新情況對以城市為中心的特許商人和某些大名，都產生了影響。到德川時代末期，藩主開始採用重商的新經濟政策，強調在壟斷基礎上進行為江戶和大阪出口而進行的批次生產。
這一做法吸引了藩主的財務代理人和商人階級進一步合作。在主要藩國完全轉向重商主義之前，武士對待商業和商人的政策必須經過一場基本的重新考慮。荻生徂徠的《政談》（1727年撰寫）認為商人對社會的貢獻微不足道，商人只是汲取武士薪俸的人，是消耗糧食的無用之人。這種官方態度經常威脅著商人，使他們在當局的武斷行為面前顯得脆弱無力。其中最著名的沒收財產事件是澱屋三郎衛門的案例，他是在1705年因奢侈罪被毀滅的大阪最富有的商人，堂島大米市場的場主。據說他在死後勾銷了大量大名的債務，被迫放棄了價值12.1萬兩的金銀財寶。儘管這個說法可能不一定可靠，澱屋三郎衛門的故事一直被用來證明德川時代日本町人生活的不安全性。
在德川時代晚期，一些藩主開始採取重商的新經濟政策，強調在壟斷基礎上為出口到江戶和大阪而進行的批次生產。這種做法開始吸引藩主的財務代理人和商人階級進一步合作。在一些主要藩國完全轉向重商主義之前，武士對待商業和商人的政策必須經過一場基本的重新考慮。荻生徂徠的弟子太宰春臺（1680-1747年）主張將貨幣經濟視為經濟發展的合法延伸。另一位名叫海保青陵（1755-1818年）的理論家，在著作中表示，將薪俸大米變賣謀取利潤的武士和商人沒有兩樣。由於商人得到的利潤相當於武士繼承來的薪俸，他也看不出商人和武士有何不同。在德川時代末期，一些作者，常常是浪人或商人身份，周遊全國，為經濟規劃提出建議。他們建議種植新的農作物，或者採用新技術進行礦業開發，強調經濟增長的可能性。然而，藩國經濟亟需改進，而改進的可能性在於與大阪和江戶等大城市市場的競爭，這促使了藩主們推進商業的方向。18世紀後半期，許多藩國開始發行商品專利，透過發行紙幣配合貸款進行集資，成為德川時代後期藩國主要的權宜之計。
在德川時代日本，對於有權威的武士來說，町人始終是一個“問題”，而官方的政策又與當時的商業趨勢格格不入。然而，商人發現他們與農村企業家一起是可以成功的。從純經濟的角度來看，他們的有利地位是不穩定的。正如三井家規所強調的，商人必須理解自己的地位，並承認自己是武士世界的僕人。在他們自己的領域裡，他們是主人。雖然日本商人沒有打算透過購買或滲透來獲得高貴的身份，但他們可以透過努力工作取得事業的成功。德川制度的這一特點可能促使町人為經濟發展而努力拼搏，形成了德川時代後半期的顯著特徵。
武士的文化和思想方面，德川社會以階級為基礎的合法觀念和不同階級的生活條件對各階級的文化風格產生了深刻影響。因為武士、町人和農民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中，有不同的習慣和價值觀念，德川文化在理論上，以及在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以階級為基礎的。雖然在新城市中有大規模的文化融合，武士和普通人分享了許多共同的興趣和娛樂，但在日本人心目中，尤其是在有權威者的心目中，高貴和庸俗的生活方式以及城鄉之間的區別是非常清晰的。後來的人認為德川資產階級社會的成就比武士的成就更值得注意，這在當時是令人吃驚的。因為貴族的思想遲遲不退，而城市底層的浮士被認為比有教養的社會低一等。然而，現代歷史學家和鑑賞家對待武士文化時非常苛刻，認為這個時代的資產階級活動最有活力，最有時代創造力。
德川時代的突出特點之一是資產階級首次出現，並在全國範圍內嶄露頭角。這創造了一種截然不同、為普通階級所創造、並屬於普通階級的文化風格。這反映了城市人口的增長、他們的富有和活力。資產階級文化是由德川社會中的一個階層創造的，這個階層無需保留貴族的傳統，其內容主要涉及當時和那個時代的情感。毫無疑問，正是這種普通的、有時是普遍性的性質，對後來的觀察者具有吸引力。武士階級的成就也是巨大而重要的。儘管後來的作者對其進行了貶低或冷落，主要是因為武士們致力於比較深奧的哲學和古典的學術領域，而在嚴格的藝術領域中，創造性減弱了許多。此外，整個貴族階級結構、儒家的形而上學思想以及支撐武士生活方式的軍事價值觀在1868年後逐漸被拋棄。因此，具有娛樂性而不考慮特殊方面的町人文化在20世紀變得更具吸引力。
在德川時代，武士家族維持了一種他們明確認為“符合武士身份”的文化生活。這種生活的組成部分並沒有太多的創新。在建築、繪畫和戲劇方面，大名和將軍的支援下，除了保持原樣外，很少有更新，流派和風格仍然是足利時代的。德川建築的紀念物沒有引起靈感，而傾向於笨重和過分雕飾。在日光和寬永寺的陵墓，可能因其宏偉和炫耀財富與權力而受到讚賞。日光的陽明門雕刻著許多複雜的花鳥，在外行人看來可能被認為是奇蹟，但對於陶特（注：布魯諾·陶特，德國建築家）來說，它是一個“野蠻粗俗而意在炫耀的墳墓”。京都的二條城代表著高階住宅的風格，漆柱、華麗的貼金天花板和精心繪製的屏風。城堡建築利用厚重的石牆和裝飾著鐵製大頭釘的門口來顯示權威和力量。大名和將軍還建造了寬敞的花園，園中有飲茶的茶室和能演唱的露天舞臺。在江戶的住所和城堡的司令部中，他們欣賞歌舞，這也是足利時代以來貴族文化的標誌。他們的生活水平推動了精美瓷器、漆器、綢緞、金屬器皿的大量生產。實際上，如果低階的手工藝得到貴族的支援，就有可能出現真正可觀的藝術品。
然而，總體上說，德川時代的貴族藝術越來越傾向於形式化。茶道、能都被視為武人階級的特點和優點而保持不變。演員和茶道、花插的教師都有世襲的學校，在官方的恩寵下，保持著自己的刻板風格。在繪畫方面，狩野派占主導地位，但在技巧和題材方面卻依賴於他們前輩的發明而沒有太多變化。在文學方面，中國和日本的古典文學最受青睞。在音樂方面，琴、手鼓和演唱能的片斷也都按照長久以來被認為古典的風格和詞句進行。所有這一切，都按照教師的流派而定型化，各以自己的特殊風格領導著武士階級在上流社會的藝術方面的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