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那一場場明爭暗鬥、看不見血的權謀鬥爭中?

又或者,是在那無數個寂靜的夜晚,獨自面對內心的恐懼與不安時?

他不得而知。

他只知道這些年的經歷與成長,已將他塑造成了一個比歷史上底牌更加深厚、氣性更加卓越的人。

回想這些年的經歷,袁紹感慨萬千。

當他破解胎中之迷,意識到自己是袁紹時,他先是彷徨,然後是狂喜。

彷徨是因為來到了漢末,狂喜是因為獲得了二次新生。

更何況他居然成為了袁紹。

四世三公出身的袁本初。

瞭解歷史的他簡直不知道自己這個開局怎麼輸。

整個大漢有此殊榮的僅有汝南袁氏和弘農楊氏兩個氏族。

這就相當於他投胎投到了一個副國級別的家族,他還是其中一脈的嫡子,且在原本的歷史上有著無限登臨大寶的機會。

他可以響噹噹的拍著胸脯說,整個大漢,有一部分是他們家的,結合原本歷史的發展來看,他甚至可以說,他是這個帝國的四分之一個主人。

毋庸置疑,他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凡是目光所及,無不應手而得;隨口誇讚某個女子美貌,當夜她便會褪去衣衫,溫婉地躺在他的床榻之上。

當然,這裡值得一提的是,“能否做到”、“做不做”、“值不值得做”這又是多種情況了。

總而言之,屁股決定腦袋。

這種源自古代封建的腐朽思想,迅速侵蝕了他這個來自二十一世紀的現代靈魂。

他的內心很快就充滿了高於一切的優越感。

不是幹部經不住考驗,主要是給的東西太多了。

當他心安理得體驗著權利和地位帶給他的特殊性時,現實卻給了他無情的一擊。

這一擊便是大名鼎鼎的黨錮之禍。

“五侯”被清算後,漢桓帝劉志任用了以中常侍蘇康、管霸為首的新一批宦官,他們排擠士人,爭相阿諛奉承劉志,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受其陷害而被懲處。

延熹九年,南陽太守成瑨逮捕了與宦官關係很好的當地富商張汜,結果正遇上劉志宣佈大赦,而成瑨為了打擊宦官,竟置朝廷法律於不顧,不僅殺了張汜本人,還殺了張的宗族以及賓客200多人,然後成瑨才向劉志上奏。

而山陽太守翟超,沒收了中常侍侯覽的所有財產,汝南太守劉質逮捕小黃門趙津,不顧朝廷赦令,將趙津拷打至死,然後才向朝廷上報。

九月,宦官們紛紛向劉志提出申訴,同時又鼓動張汜的妻子上誅。

劉志聞知此事,索然大怒,因為在劉志看來,這是地方官吏公然對抗中央,也讓他想起了幾年前梁冀掌權的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亦是如此,很少有人能聽“懂”他說的話。

於是,劉志當即下詔,將成瑨、劉質一併逮捕,按律處斬。

同年,宦官唆使方士張成的弟子牢修誣告李膺等人蓄養太學生和遊士,交結各郡的生員,互相標榜,結成群黨,誹謗朝廷,敗壞風俗。

劉志大怒,於是詔令全國,逮捕李膺、陳寔等200多個“黨人”。

有的黨人逃走,劉志就懸金購賞。

一時間,使者四出,相望於道,反宦官的鬥爭遭到嚴重挫折。

而黨錮之禍的源頭,之前提過,就是“五侯”被清除時埋下的。

宦官不能生育,只能依靠皇帝的信任而鞏固自己的地位,因此某種程度上講,宦官就是皇權的延伸。

而梁冀在時,為了清除梁冀,劉志更是在廁所與五位宦官咬破胳膊、發出血誓才得以相互信任,從而清除梁冀,奪回權力。

於情於理,“五侯”代表的都是皇權的顏面。

打狗還需看主人,而清流派的人對付“五侯”,簡單來說,就是在間接挑戰皇權。

最主要的是...清流派的人居然還挑戰成功了。

而黨錮之禍完全可以看做這場鬥爭的延伸。

宦官集團怕自己走上自己的老前輩“五侯”的路,劉志想製造平衡,穩定皇權,於是心照不宣之下,黨錮便開始了。

雖然清流派是由部分清正官僚與在野知識分子組成,但他們毫無疑問都是士人集體中的一員。

而作為士人領袖的袁氏則無可避免地捲入了這場漩渦當中。

雖然回顧整件事件,在袁赦的幫助下,沒有對袁氏一族整體造成什麼影響,卻對袁紹本人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心理陰影。

當時的袁紹正在家呆的好好的,莫名其妙的就當上了郎官。

袁紹可不認為天上的餡餅能落到自己的頭上。

其中的寓意自然不用多說...

於是,這個意外的任命彷彿一盆冷水,給天真爛漫的袁紹結結實實地上了一課。

他深刻認識到,這個世界遠比他想象中更為殘酷,他不能僅憑家族的背景就高枕無憂地生活;現實也給了他一個響亮的耳光,提醒他權利和地位並非永恆的護身符。

有些事情並不是他選擇逃避,它們就不會主動找上門來。

他享受著袁家帶來的種種福利,錦衣玉食,無憂無慮。但與此同時,他也必須承受與“袁”字相關的所有風險;這個姓氏不僅代表著榮耀和權力,更意味著沉甸甸的責任和潛在的危險。

如果袁家遭遇了什麼不測,外界可不會因為他在家族中地位的高低而給予不同的罪名。人們只會看到他名字中那個顯眼的“袁”字,而將他與整個家族的命運緊密相連,在危機面前,他無法置身事外,很可能會因為姓氏而被順手牽連其中。

在這個殘酷的世界裡,只要沒有爬到權力的頂峰,無論是身處十人之下還是一人之下,都存在著成為犧牲品的風險。

更何況,未來的十幾年內,天下將會陷入前所未有的動亂之中。

戰火將燎原,群雄並起,各自為戰,那是一個英雄輩出,卻也充滿危機與變數的時代。

在這樣的亂世裡,每個人都在為生存和權力而掙扎,每個決策都可能關乎生死存亡。

袁紹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心中充滿了迷茫與不安。

他不禁在深夜的寂靜中,反覆問自己:我真的能夠比歷史上的那個袁紹做得更出色嗎?

我能否在這個風起雲湧的時代中立足,甚至開創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歷史的袁紹,雖有過輝煌的戰績,但最終未能一統天下,他的失敗,是時代的必然,還是個人的失誤?

如今,站在同一個起點,我能否避免那些曾經的錯誤,走出一條不同的道路?

這些問題,反覆在袁紹的腦海中迴盪。

抱著這樣的念頭,帶著對未來的憧憬和對自我的期許,在幾年之後,袁紹踏上了前往濮陽的路途。

而出任濮陽令的那三年,才讓他真正看清楚了這個世界——一個人吃人的世界。

【PS:《後漢書》,三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內有妻子吃丈夫),河南人夫食婦(河南有丈夫吃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