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隱形的闖入者上》（43）

南島上空的陰霾

來到海南後,我覺得儘管“魔鬼”仍然跟著我,身上的折磨和痛苦一天也沒有減退。但我想,來自周圍環境和人的騷擾應該不會像在美國那麼嚴重。我不太相信他們的“魔法”在中國也會那麼暢通無阻。可是,後來我發現我錯了。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了,對待美帝國主義已經不再是“打倒”,而是“禮讓和服從”了。只要“老美”不把麻煩找到頭上來,其他都好說。我一個弱女子的屈辱和痛苦又算得了什麼,有誰會在乎呢?也許我一個弱女子的痛苦代價可以給他們換來巨大的好處和利益也說不定。

回國的頭一年,我並無明顯地感覺周圍人被操縱的跡象。也許,我剛到一個新環境,一切都在適應中;監控者們也同樣在適應中,還沒摸清情況呢,不方便採取什麼行動。到了第二年,慢慢就開始了,指使人在我周圍,向我說話的現象開始出現。但是,由於我的工作性質不是坐班制,除了上課去教室外,其他時間都待在家裡備課,幾乎不去辦公室,與外界的接觸也不多。我想,他們大概也無法施展這方面的“魔力”。

一直到我開始裝修房子,他們大概覺得施展的機會來了。我請了一家裝修公司替我裝修。一開始與公司的合作還可以,我提出的要求他們基本也能滿足,還給了總價打八折的優惠。預算下來,我只花4.5萬元就能把房子裝好,我欣然與公司簽了合同。我想,4.5萬元是不可能的,其中有些專案沒作進預算,如水電、油漆等;再加上一些小的增加專案,就算再加2萬元,應該也還可以接受。結果到了最後,水電加上去了1萬,油漆加上去了7千多,將近8千;再有一些巧立名目的增加專案,如衛生間的回填料,砌窗臺等等,價錢就一直在往上加。我心裡開始有些不滿起來,有點上當受騙的感覺,但還是沒吭氣,不想搞得不愉快。除了沙子、水泥和木材外,其他的材料幾乎都要我自己出錢、自己採購,如門窗、地磚、牆磚、櫥櫃、潔具等。我粗算了一下,加上付給他們的和我自己採購的,已經花了10來萬。我不想如人們所說,裝修搞到最後總是要吵翻臉的。為什麼不能明明白白地把賬算清,一定要吵翻臉呢? 裝修完後,我將所有的增加專案和減少專案都算了一遍,基本上可以抵消,他們還欠我幾百元錢。我去公司與公司老總結完賬,拿了結賬單和保修單就回來了。

第二天,王經理來電話,說賬沒算清楚,有一些增加專案還沒算,我還欠他們500元錢。他拿了一張單子來了,上面寫著一些後來增加的專案及價格。我跟他說已經在給老總的單子上算過了。第三天,又打電話來,說有一個賬單沒算進去。於是,他又跟公司裡的另外一個經理一起來了。

他們板著臉,一副討債、逼債的架勢,有一種勢在必得的神情,以往那種為了得到裝修工程的客氣和討好神情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跟我一筆一筆地核實,結果有一張四千多元的賬單未算。我立刻跟他們說,這個賬單我當時付第二批款時問過,王經理說所付的2萬元已包括所有簽字蓋章的賬單,包括這張在內。我當時還以為是水電錢收得過高,這也就不加計算了。怎麼現在又來找我要呢?那不是欺騙嗎? 他們一再堅持我得付這個錢。我真的生氣了,跟他們說,等我算算再去公司跟他們老總談。我在家細細地把所有的裝修面積都量了一遍,發現實際上很多東西都多量、多算了。陽臺和房間之間並沒有牆,可都按有牆塗了乳膠漆,每一面大衣櫃上下都多算了面積,等等。我一一地把這些都減去,就算他們把這4千多元錢算上,我也不欠他們任何錢。

我又去了一趟公司,把賬單給了老總,跟他說我不欠他們任何錢。我見他表情有些異樣。

“我本來也不想這麼算,價錢差不多我也就算了。你們老說我欠錢,我就不得不這樣算了。”我說。

“不是我要跟你要這個錢。”最後他說了一句。

我心裡覺得奇怪,不是你要,還能有誰要。

第二天,王經理打電話來,說要來重新量面積。我說“行啊,量吧”。我怕什麼,本來都是實情。他帶著小王來了。

“我們的量法是按我們的規矩。陽臺上的窗戶都要算成牆,廚房的一整面玻璃門也要算成牆。”他說。

“那不行,陽臺窗戶與其他窗戶不一樣,幾乎整面牆的一大半都是我另加錢裝的窗戶,共有四個陽臺,怎能都算成牆呢?”我說。

“照你這種量法,我們就會虧錢。”

“那你也不能用多算來賺錢啊。”我沒好氣地說。

後來,僵持不下就沒有量。

“你多少付一些,我一半,你一半,付給我2千就行了。”他走的時候說。

我心想,我憑什麼要付給你。最後,他們見我不肯付,自覺無趣,就不了了之地走了。

隨後,王經理天天打電話來要錢,還說如果我不付他錢,王總就要扣他的工資。我一聽就火了,哪有這麼不講理的,我拿起電話就打給了公司的王總,問他為什麼我還要付錢。他在電話的另一頭好像也發火了。

“不是我問你要,是他們要,你不付就不付吧。”他高聲氣憤地說。

這次我聽懂了,不是他想要,是有人要。這些是什麼人呢?什麼目的?竟然凌駕於公司之上,逼著他們來問我要錢?誰能有這個權利和權威呢?而且專門針對我。

這種情形是多麼熟悉啊,就像小別重逢的老熟人一樣。我反應過來了,除了“他們”,還能有誰呢?除了那些對我別有用心的人外,還能有誰呢?我相信他們的“魔法”已經施展到了中國,已經施展到了裝修公司的老總和王經理等人的頭上了。

隨後的一個星期,王經理天天打電話來要錢,而且蠻橫無理,對我已經是一種騷擾。我一聽是他的電話就掛掉,或者根本不接。我知道他是替“魔鬼”來騷擾我的。我根本不採你,看你還有什麼招。他自知無趣,打了幾天也就不再打了。我還有些擔心他會不會打上門來,或半路揪著我不放。還好,這些並沒發生,畢竟這不是他的本意。

這件事後,我意識到,就是在中國,也無法避免這種“魔鬼”的騷擾了。這讓我有些傷心。且不管這些“魔鬼”採用什麼樣的手段,是收買,還是逼迫,但我敢斷定,這些指令都是自上而下的,一定要打通上層,才能達到這樣的威力。難道中國人現在也變得為了金錢和利益六親不認了嗎?不惜幫助他們一起迫害自己的同胞嗎? 幾十年前,“漢奸”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極其可恥的稱號。現在恐怕不一樣了,能有機會當上“漢奸”也許是一種榮耀,巴不得能為洋人效勞呢。

2007年的1月,裝修終於算搞完了。我開始往新房子裡搬家了。我本來也沒什麼家當,從美國回來時就兩隻箱子,現在搬起家來也比較容易。我不需要人幫忙,自己搬幾趟就把所有的衣服、鞋子、被子,都搬上去了。還剩下幾箱子書搬不動,我花10元錢僱了一個小工,也就都搬上去了。我要在佟佳來之前,把新家安置好,好讓他一回來就能感受到一個新家的溫馨。

1月底,學校放了寒假,我也住進新房兩三個星期了。剛搬進去時,本想在新家開個熱鬧的party(聚會),請系裡同事來新房玩一玩。我提議讓他們每人帶一道拿手菜來,我來準備主食和飲料。可是,他們商量來,商量去,最後還是決定在館子裡訂菜,拿到我家來吃。當然,這樣省事點,可我覺得遠遠沒有我們在美國開party的那種氣氛了。我原想在海南開個“吃百家飯”的先例,可還是沒開成,遠遠沒有我想象的那樣有溫馨感了。中國人現在有錢了,不時興在家裡請客,請客都在餐館裡請。的確,在餐館請比較省事,也比較氣派,但我總覺得缺少溫馨和親切感。

來到南大後,職稱的事情一直讓我很煩心,兩年多過去了還是拖著沒有解決。中國的職稱評定與國外不太一樣。在國外,職稱是你所在單位和機構給予和聘任的;而在中國,單位說了還不算,還要由省級單位批准才算。我回國後就一直開始填寫一系列的職稱申報材料。開始說要從“副高”開始報,後來又說還是直接報“正高”;再後來又說報研究員不行,要報教授;最後又說報教授不行,還是要報研究員。就這樣,折騰來,折騰去,申報材料都填寫了好幾遍,搞了兩年多也沒報成。我搞不懂這事為什麼就這麼麻煩。

我開始還詢問幾句,後來連問都懶得問。他們願意怎麼搞就怎麼搞吧!又拖了一段時間,有一天,一個從日本回來的老師跟我說:“可能就我們倆的情況差不多,在國外十幾年,也有不少成果。說沒有先例,不能按常規手續辦,要按特例來辦。可能是辦認定,不是評定。”我心想,隨他們怎麼辦。果然,幾天後又通知我們交材料。我們把材料整理整理交上去了。他們說,這學期期末就能辦了。結果,幾個月過去了,又放了假,還是沒訊息,我也懶得管。

新學期又開學了,還是沒訊息。那個日本回來的老師急了,又去找人事處。過了幾天,又跟我們說,交的英文文章要把摘要翻譯成中文。我聽了就開始煩起來,好像我們成天沒事,就天天準備申報材料了,但還是耐著性子翻譯了,交了上去。我心裡也知道,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

過了幾天,又沒信了。那位老師又急了,又去找。學校人事處的人還帶著我們倆去了一趟省教育廳,去催促他們。過了幾天,通知我說,省教育廳讓我推薦一個評委,去審評我們的申報材料。我心想,怎麼會讓我自己推薦呢?管它的,叫推薦就推薦吧。於是,我跟我們繫上唯一一位有“正高”職稱的老師說了,請他去一趟。

又過了幾天,來通知了,讓我交400元錢,說是請了兩位評委去審我們的材料,每個評委應有200元酬勞。這一次並未叫那位日本老師的評委,只把我的評委叫去了。我心裡覺得事情有些不對勁。評審完後,他們跟我說,評委提出讓我們寫一個進入南洋大學後的工作總結,說沒看出我們進入南大後都幹了什麼,拿了南大的科研起動費,沒見幹出什麼成果。

我一聽就冒火了,這不是有意刁難嗎?職稱稽核是審我們有沒有這個資格,並不是審我們進入南大後做了什麼。再說,我進南大才多長時間?啟動經費才3萬。試想想,能幹出什麼來?何況,到目前為止,因為種種原因,這3萬元啟動費都還沒拿到手,能指望我們做出什麼來? 我心想,這就是我推薦的那個南大的評委提出來的嗎?早知還是慎重點好,索性請外面的評委可能還客觀一些,不帶什麼偏見,但我心裡還是覺得有點不太可能。有一天,我碰見了推薦去作評委的那位老師,就試著打聽了一下。他跟我說,那天去了兩個評委,除了他以外,還有一個從兩院(熱帶植物研究院及學院)來的女研究員。

“那天我並沒說什麼,那些意見也不是我提的。”他說。

“是那位兩院來的評委提的?”我問。

“也不是”

“那是誰?”我覺得奇怪。

“其實,這是上面的意思,是省裡面的意思。我們去,只是裝裝樣子。”

我一聽就明白了。省裡的人跟我素不相識,幹嗎要為難我。除了那些“魔鬼”有這個興趣外,不會有別人。我想,在我職稱的評定上,這些“魔鬼”大概沒有少插手。這恐怕也是他們很想,並插得上手的事情。可是,為什麼這些中國人對他們要這樣唯命是從呢?受逼迫嗎?不太像。有利可圖?也許吧。

現在我已經清楚了,這一切對我來說又是一場戲,再搞下去沒有什麼意義了。我再也不去問了。又過了一段,那位日本回來的老師又耐不住了,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問問。

“要問你自己去問吧,他們這樣做是衝我來的。你叫上我,說不定還會連累你。”我說。

他聽得一頭霧水,不知道我什麼意思。他當然不懂什麼意思,我也不便說明。

又過了一陣子,竟然通知我去答辯。我一想,扯淡,答什麼辯,還想再耍耍我嗎?我才不去上這個當。可後來一想,我要不去,他們還認為我害怕呢。他們早就放出風來,說要怎樣嚴格地稽核我,還說要請什麼國外的專家來考核,等等。我怕誰啊?在噬菌體這一行裡,我也算得上專家了,你請誰來我都不憷。別說是中文答辯,就是英文答辯又能這樣? 答辯那天,我還是去了。等到了最後,所有人都談完走了,才把我們叫進去,讓我們倆一起進去。負責答辯的有兩位考官,一位是南大海洋學院的老院長,另一位就是他們提到的那位“兩院”的年輕女研究員。我們坐了下來,我看了兩位考官一眼,這種考核的場面我見得多了,並不感覺緊張和恐懼。我試圖儘量表現得謙虛一些。倒是我旁邊的那位日本回來的老師緊張得不得了,說話都開始有點結巴了。

我以為他們會問一些專業性的問題,結果一句也沒問,只是問了一下我做的哪方面研究,問什麼是研究員的資格和條件等等。我簡直覺得有些莫名其妙,這些好像不應該是答辯時的問題。但是,我認為答得不算壞,總共也不到半小時就結束了。那位日本回來的老師跟我一起進去的,幾乎沒問他什麼,我們就一起出來了。

答辯完後,我再也不問。他們愛怎麼搞,就怎麼搞吧。又過去兩三個月。一天,人事處專門經辦我們這次申報的小李碰到我。

“你的申報沒透過,那位日本回來的老師已經透過了。”她說。

“為什麼?”我漫不經心地問。

“他們說你不適合申報教授,應該申報研究員。”

“他們覺得不合適,應該早說啊!我那些材料放在他們那裡也快有一年了,怎麼搞到最後答辯都完了跟我說不合適?既然這樣,把我的材料還給我。”

我早知道會是這樣的結果,一點也不意外。可是,這著實讓南大的許多人感到意外。我沒有任何憤憤不平和傷心落淚,照樣幹我該乾的事情。這麼多年不都是這樣過來嗎,這已經沒有什麼好稀奇的了。我知道這也絕不是省裡那些人的決定,而是監控者們授意他們這樣做的。

到了南洋大學後,由於經費、專案等問題,還有實驗條件和設施等現狀,我一直未開展任何科研工作,基本上都是在教課。以前在實驗室裡“鬧鬼”的那些事還沒出現,估計“魔鬼”想搞什麼也無從下手。但是,我家裡也難逃厄運。他們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和機會,將“魔爪”伸到了我的家裡。

我來到海南後,不太有時間打掃房間衛生,就請了一個鐘點工,每月來給我打掃一次衛生。我先後請過兩個鐘點工,兩個都是20-30歲的女孩子。第一個後來去學補鞋了,我就請了現在這個。這個女孩看上去矮矮的、黑黑的,典型的海南人的模樣。她平常不怎麼多話,老老實實的,一年多來,一直幹得不錯,我對她也比較信任。我裝好新房搬上來後,也一直把她叫上來打掃。直到有一天,出了一件怪事,我對她就不得不警惕起來。

那天,她又照常來給我打掃衛生。打掃完後第二天,陽臺上出現了怪事。花缽裡突然出現許多2寸長的、粗粗的、渾身帶刺的像蠶一樣的大蟲子;而且,有的黃、有的綠。它們正在大口地嚼咬著我的花草,看著怪嚇人的。我養的梔子花葉子上,到處都是咬過的牙印和缺口。我趕緊壯著膽子,用剪刀把那些爬有蟲子的枝子都剪掉,才算挽救了我的花。

我實在想不通這些蟲子是從哪裡來的。按理說,這種花草是不應該長這種蟲子的,看起來像是大蝴蝶的幼蟲。這些花我養了快兩年,從來也沒有長過這種蟲;就是長,也是其他種類的小蟲。退一步說,就算要長這種蟲,那也該從小長到大吧,怎麼會一夜之間就變得這麼大了? 我看了一下上下左右,好像都不太可能有蟲子爬過來。我的上層五樓沒種花草,右邊是樓道,左邊是我的曬衣間,也都沒種花草。蟲子是哪裡來的?天上飛來的?可它們還沒長翅膀呢。那麼就只有一個可能,有人特意專門帶進來的。那會是誰呢?這一段時間,這房子剛裝修好,除了我,就只有鐘點工進來過。如果不是我帶上來的,那就只有鐘點工能帶上來了。

這時,我回想起上次鐘點工來的時候,確實帶了一隻小瓶,用黑塑膠袋套起來的。她以前可從來沒帶過這種東西。她走後的第二天,我就發現了蟲子。同時,我還發現,靠近梔子花缽的臺子上有一溜黑色的散土。我每天都會去看看我的花草,給它們澆澆水,若有什麼變化,我很快就會發現。這種種跡象表明,鐘點工帶上來蟲子的可能性很大。她在把蟲子倒進花缽時,不知是因為怕我看見,還是自己也有點怕這些蟲子,手有些發抖,把瓶子裡的土撒在了臺子上。

我不動聲色地等到了下一個月,她再次來打掃衛生。這次我不敢再睡覺了,一直盯著她把活幹完。最後付她錢的時候,我才把話挑明瞭。

“我有幾句話要跟你說”我說。

她停了下來,站起來看著我。我看著她的眼睛。

“你上次打掃完衛生後,”我說,“我就發現花缽裡有大蟲子。這種蟲子不可能在這兒長,只有可能是帶上來的。”

“你說是我帶上來的嗎?”她心虛地立刻說。

我其實並沒有說是她,她倒有點不打自招。看來,她對幹這種事並沒有經驗。

“我沒有證據,”我瞥了她一眼說,“但你的可能性很大。我不知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我覺得你不像是耍花招的人,這樣做對你也沒有任何意義。但是,不管你是為了什麼這樣做,都對你自己的名譽沒有好處。”

我看見她一臉沮喪的神情,嗓音有些顫抖,好像要哭出來了。

“也許,有人出錢讓你這麼做,”我接著說,“或者有人逼迫你這樣做。如果我是你,我絕不會去做。這也就是放幾條蟲子,他們以後叫你殺人,你殺不殺……自己要有判斷能力,不該做的事,就是領導逼你幹,也不能幹。”

“那蟲子又沒有毒”她嘟嘟囔囔地說。

我一聽這話就知道這事一定是她乾的。

“沒有毒就可以放嗎?這是性質問題。以後你不要再來了。”

最後,我付了她錢,讓她走了。我可以毫不懷疑地肯定,這是“魔鬼”的旨意,只有他們才有興趣幹這種事。鐘點工很可憐,流著無辜的眼淚,我知道她只是做了“魔鬼”的盲手,可我很難原諒她。看來,以後我連鐘點工也不敢請了。

以前,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德國,由於“魔鬼”的騷擾,我無法在實驗室再做任何實驗。原想回到中國,人為惡意騷擾的事情應該不會太多。可是,實事表明我的估計又錯了。中國人照樣也在執行“魔鬼”的旨意,哪怕是那些骯髒無恥的旨意也毫無例外。這真讓我感到有些意外。

2007年冬季學期,2003級的學生到了該做畢業論文的時候了,“魔鬼”的機會又來了。我手下帶了四個學生,這是我第一次帶本科畢業論文,很想好好帶帶他們,讓他們真正能學到點搞科研的基本知識和手段。論文的題目,我不想選得太高深、太花飾。我認為,對於大學生來說,不能好高騖遠,打好基礎才是重要的,如果題目定得太大,到結束時會連邊都沒摸著。還是應該讓他們做一些基本的和基礎性的東西才對。因此,我將題目定為“大腸桿菌質粒的提取與轉化”,重點研究“熱激”溫度對轉化的影響。他們可以接觸和了解一些分子生物學基本的實驗技能。

剛開始,一切都還算順利。四個學生都很努力,也很認真。他們收集了一些文獻資料後,就開始動手做了。雖然實驗條件的籌備不容易,相當於白手起家,但幸虧這種實驗的裝置條件要求不高,只需準備一些試劑瓶和培養基就基本可以了。我又添置了一些缺少的試劑和藥品。

學生們的積極性很高,做起來津津有味。雖然一開始連培養基都做不好,做出來的固體培養基連瓊脂和水都是分離的,但訓練他們幾次就很快掌握了。

四個學生分為兩個組,兩人一組。兩組做同樣的實驗,第一組做完後,第二組重複一遍。第一組很順利地完成了實驗,雖說出現了一些操作上的問題,但很快就得以糾正。整個實驗過程一切正常,未出現什麼異常現象;出現的一些問題,也屬正常範圍。這次實驗所獲得的實驗結果十分令人滿意。

根據這個實驗結果,對不同的質粒而言,轉化的最適“熱激”溫度並不一定是常規經典所用的42c,而可以是30c至40c不等。最讓人意外的是,室溫的轉化結果並不比42c低多少。這表明,如果轉化率要求不高時,室溫就能滿足要求了。雖說是個小實驗,但這些結果也可以算是一種新發現了。對於大學生來說,能得到這樣的結果已經是蠻不錯了。真希望第二組做重複實驗時,能得到同樣的好結果。

第二組的實驗開始了,可是一切就沒有那麼正常和平靜了。這表面看起來平靜如水的一切,視乎都暗藏著漩渦和暗流,彷彿有著一種莫名的“玄機”和“殺氣”一樣。

第一次實驗的結果出來了,抗生素對照的碟子本來不該長菌的,可長滿了菌,這意味著抗生素失效了,整個實驗都報廢了。我覺得很奇怪,這是同一批卡那黴素,前兩天第一組才用過,沒有任何問題,很正常。怎麼會突然之間就失效了,不行了呢?一直儲存在-20c,就算要變質,也不會這麼快啊? 我嘴上沒說,心裡想,這隻能是有人往裡加了水;或者,將管內的抗生素換掉了。這是誰幹的呢?為什麼要這樣幹?真是難以解釋。我們只好重新配製抗生素,重新做實驗。

第二次實驗結果又出來了,這一次抗生素是沒出什麼問題;可是,又出現了非常奇怪的結果。我們所用的感受態細胞是大腸桿菌。大腸桿菌是一種不耐熱菌,溫度達到60c就會死亡,不會有生存的可能性。可是,這次的實驗結果令人驚訝、難以置信,在60c的處理下還有很多菌能存活,而且長出了不少的菌落。這與第一組的結果完全不相符。除此之外,從菌落的形態上來看,明顯有兩種不同的菌存在。一種是較小、較光滑的,是典型的大腸桿菌;另一種是很大、較粗糙的菌落。是什麼菌呢?從哪裡來的呢? 難道菌種有汙染嗎?這不可能。菌種是我控制的,是我分離過的。再說,第一組就用的是這同一個菌種碟。那是怎麼搞的呢?太不正常了。我只好又重新分離了菌種,讓學生再做一次。不料,結果跟上次一樣。這實在太讓人難以置信了。我想,學生在培養細菌時,是不是有人將另一種菌加到了正在培養的大腸桿菌中?而且,這種菌一定是一種耐熱菌,如乳酸菌什麼的。

我沒吭氣,只是將菌種又重新分離了一次,對學生說:“明天重新培養,要一直在這裡守著,不能離人。”學生照辦了。

他們一大早6點鐘起來,開始培養,輪流換班吃飯,一直培養到晚上,將菌體收集起來,冷凍在-70c。第二天,他們把冷凍的細胞融開,做轉化實驗。這一次結果終於趨於正常了。我本來想讓他們再做一次,確證一下結果;但一想,照這種做法,總在提防著有人破壞,實在有點辛苦。我就讓學生作罷了。

我心裡真有些忍不住了,怒火從心裡升了起來。這種事情我經歷得多了,一看就知道是那些“魔鬼”的手法。我只是不能容忍的是,為什麼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人竟然也幫著他們幹這種卑鄙無恥的勾當,連學生都不放過。其實,我心裡明白大概是誰幹的,但我也知道他也許是不得已,不至於這麼卑鄙無恥,一定是有人授意,並強迫他乾的。可是,我還是壓不住心中的怒火。這天在辦公室裡,他正好在,我就含沙射影,陰一句、陽一句地跟他聊起來。

“幫著壞人幹事,不知會得到什麼樣的好處?也許會得到錢?那也不能幹出昧良心的事吧!這難道不是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嗎?”我說。

“誰啊?”他假裝不明白的樣子。

我知道是他,因為別人根本不清楚每一樣東西放在哪裡、在什麼位置。監控者們不透過他,是很難辦到這些事情的。既然他裝傻,我也不想挑明,大家心知肚明就行了。我心想:“就算有人逼你,你也不能幹這種缺德的事啊。”

現在我終於明白了,就是在中國,我也什麼都別想幹。只要我稍有動靜,後面就會出現“魔鬼”的影子伺機搗亂。而且,我還無法申辯,因為他們已經上下串通好了。讓我沒想到的是,就算不是我,我的學生想做什麼也不會被放過。我大概唯一能做的就是什麼都不做。

很快,實驗做完了,學生要開始答辯了。寫論文的時候,我幫學生改了兩三遍,答辯的準備我就不想太管了。我想,只要他們能把做的東西講出來就行了,大學生沒必要要求過高。

到了答辯那天,我發現我的幾個學生都做了很充分的準備,幻燈片製作得很豐富,除了實驗結果外,還有一些形象圖片,整個講解組織得也還合理。答辯完後,我認為我的學生應該是答辯得還不錯,表現算是突出的。

可是,答辯的成績出來後,讓我很驚訝,我的幾個學生分數都排在最後。難道我的學生比那些站在臺上照稿子讀的還要差嗎?這明顯不公平,就算不想給他們優秀,但怎麼也不會最差,這分明是打分時帶有偏見。

我很為學生不平。學生很認真,也很努力,表現得也很不錯。這樣的結果對他們肯定是一種打擊。如果這些事情是發生在我身上,我是不會在乎的,我這輩子受的不公平待遇已經不是可以用語言來表達的了,還會在乎這個?但是,這發生在學生身上,甚至有可能是由於我的原因影響到學生身上,我覺得心裡很難受。

我心裡想,這也就是一個小小的大學生答辯,就將社會的陋習顯露無遺。有點權利的就搞操作,把自己的學生安排來、安排去,儘量避開嚴格的考核,而又能拿高分。沒有權利的就互相串通和勾結起來,給別人的學生打低分,給自己的學生打高分。這樣一來,我們這些不去操作和串通的,學生當然分最低。看到這些,我心裡不禁感嘆,這要是研究生答辯、專業評估、選勞模、選省長,還不知道怎麼搞呢?真讓人不寒而慄。

答辯完後,我把幾個學生召集在一起,把答辯的情況總結了一下,對他們的成績進行了肯定。同時,我也告訴他們,不要太在乎分數,能學到真東西才是重要的。

“你們做了我的學生,”我說,“我能保證你們所學到的東西都是最正規、最正統的東西。但是,我現在的情況難免讓你們受到影響,我也不想去操作什麼,你們就有可能被不公平地對待。我勸你們不要太在乎這個成績,能過就行。當你們跨出校門的那一分鐘,這個成級就沒有什麼用了。要學會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在這個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情多得很。這一點都受不了,以後怎麼辦?應該學會堅強。”

“你們看過《笑傲江湖》嗎?”我問他們。

他們都點點頭。

“裡面描述的武功高手們為了爭天下第一,不惜相互殘殺、機關算盡,甚至自官。”我說。

“那是自殘,老師。”一個學生趕緊補充說。

“你們覺得值得嗎?”我笑了笑說,“太不值得了。後來,那個真正的天下第一卻厭惡爭鬥,退隱江湖了。”我停頓了一下,瞥了他們一眼,“注意,只有當你有真才實學時,你才會有笑傲江湖的心境。”

我看了看他們,每一個人都在認真地聆聽著。

“其他的東西都是過眼煙雲,”我接著說,“只有真才實學才是伴隨你終身的,才是你終身受益的東西。雖然,現在‘搞關係’在社會上很吃香,但我勸你們不要花太多的精力在上面。”

學生們視乎都聽明白了,也理解了我的意思,但他們是不是真能泰然處之就不知道了。他們畢竟年輕,沒有一點生活閱歷和經歷,這恐怕很難。

那幾天,不知在搞什麼,考核結果變更了好幾次。高分的降了下來,低分的提了上去,搞得許多學生都情緒不好,有些女生還哭哭啼啼的。最後,我的四個學生雖沒有拿到優秀,但都透過了,這事就算過去了。

儘管這事表面看起來像是一些社會的歪風和陋習所致,但我很難斷定“魔鬼”沒有從中作祟。如果他們插了手,那這種混亂局面就一點都不為怪了。

學生畢業晚會的那天,一股陰鬱之氣籠罩著會場,許多老師和學生都沉著臉。我毫無表情地坐在那裡。坐在我對面的一位老師不知怎麼的,竟然流起了眼淚。過了一會,學院的書記見氣氛有點緊張,想緩和一下。他走了過來,操著蹩腳的英語強笑著說:“這些都是米亞喀(american,美國人)讓乾的。”我當時沒聽懂什麼意思,有點發蒙。坐在旁邊的一位老師說:“他說是美國人讓乾的。”

我看著書記,沒做任何回答,我還是沒有明白他的意思。突然,我反應過來了,他大概指的是這一系列奇怪現象吧。他承認他們在執行美國人的旨意!也就是說,我的一切猜想都是對的!可是,他們為什麼要執行美國的旨意呢?憑什麼呢?恐怕連書記自己也不知道。他大概也是被迫執行,而其他的人大概又是被他逼迫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