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隱形的闖入者上》（10）

匹斯堡的山風

1995年8月,我的博士後工作開始了。我的新研究課題也開始了。結合我博士所學的技術,我將篩選一些新型藥物的候選者出來,再用這些候選者作進一步改進,使之更適合藥物的需要,或使之藥性更強等。我喜歡我的課題,這樣既可以應用我以前學的知識,又可以學一些新的藥物開發方面的知識和技術。這樣,我對我這門技術和圍繞這門技術的一些應用就都有所瞭解了,對我今後在這方面的發展是很有好處的。

沙博特教授的實驗室很忙,他把每個人都抓得很緊。實驗室包括我在內共有7個人。雪莉,技術員兼實驗室管理員,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白人年輕女子。她長得矮胖,戴著一副金邊眼鏡,有一頭淺棕色的頭髮,不過頭髮不多,有些地方還有點禿。據說她正在進行生髮治療,經常頭上貼點什麼東西。雪莉還是個大姑娘,還沒嫁人,性格比較開朗,有話直說不拐彎抹角。她常常會當眾批評你這沒做對、那沒做對,但如果你實驗中需要什麼東西或幫助,她都會盡量幫助你,除非那天她心情不好。

特瑞,博士後,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白人男子。他中等個子,深褐色頭髮,身材偏瘦,穿戴樸素。他娶了一位黑人太太,生活態度嚴肅而傳統,處世謙和而有原則。特瑞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在他的言行中帶有很強的宗教色彩。他說話輕聲細語,待人很和氣,而且很誠懇。每當你有什麼問題找到他,他都會認真地給你講解,幫你解決問題。他每天都會從實驗室給他在家帶小孩的太太打好幾個電話,常常說:“honey(親愛的),你辛苦了”,或者“ilove you(我愛你)”等等。我想,他太太一定是一個很幸福的妻子。

我記得我剛到實驗室的時候,他還特地邀請我和子健、佳佳到他家做客。我們才瞭解到,他太太也是博士畢業,是學航天的,真不簡單。他們住在一棟公寓裡,室內擺飾非常簡樸,幾乎沒有什麼裝飾,僅有的一個類似地球儀的裝飾卻是與別人家不同的月球儀。我頭一次見這樣的月球儀,顏色不是藍色的,而是灰色帶點淺棕色,感覺很奇特。這是家裡唯一的一件與航天有點關係的東西,但也是一件獨特的,與眾不同的飾品,它讓這個家帶上了點航天的色彩,讓這裡的主人顯得清雅而高深。

特瑞有兩個女兒,大的5歲,小的3歲。他們都是混血,長得都很可愛,有著她們爸爸和媽媽的優點。我對特瑞的印象很好,有事也願意跟他商量。特瑞給我的是一個典型的、正面的基督徒形象,我對基督教信仰的發展除了帕克曼教授外,他也是一個很有影響的人。他們並沒有直接給我傳授過基督教的思想和精神,甚至沒有提及過宗教,但他們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和感染著我。

安達,博士後,一個35歲左右的德國白人男子。他中上等個子,穿戴正規而嚴肅,每天來實驗室時,哪怕上身穿著t恤,底下褲子還是能看見褲刀。他由於早白,頭髮有點發灰,總剪著平頭。他說話有點口音,但英文相當的好,是我見過的外國人中英文最好的一個,當他跟美國人交談時,你感覺他就像美國人一樣自如。他有一個美國女朋友。安達是一個古怪而刻板的人,總擺出一副嚴肅的面孔,指責這個沒做好,那個沒做好,顯得有些討人厭! 有一次,他正在實驗室裡罵人,說垃圾都滿了為什麼沒人收拾一下,自己在那裡一邊收拾,一邊念念叨叨。我知道他不一定是說我,可實在忍不住,對他不客氣地說:“安達,如果你願意收拾,你就收拾,用不著去指責別人。如果你不願意收拾,放在那裡,會有人收拾。”他立刻閉嘴了。這種人就是需要敲打一下,不然,他會覺得誰都好欺負。其實,他自己沒什麼大本事,但總要擺出一副學識淵博的樣子教訓別人。他對別人,特別對其他種族的人是極端地瞧不起,總認為只有自己了不起。有時明明知道自己不如某人,但內心深處還是不服氣。他就是這麼個人,你也拿他沒辦法;但願不是所有的德國人都像他一樣。

李中捷,博士後,從中國大陸來,30歲左右,個子瘦小,穿著隨便,戴著一副眼鏡。他有一個兩三歲的小男孩,妻子在匹斯堡一家公司做秘書。李中捷是一個話不多、比較安靜的人,整天都悶著頭在琢磨自己的實驗進展,很想快點做出成果、寫出文章來。他人比較隨和,也好相處。

林志高,博士後,從中國大陸來,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到美國來後就直接作博士後。在美國,醫學學位跟博士學位等同,他們看待中國來的醫學生也這樣,來了就可做博士後,但不能直接作醫生。不過,志高在國內已經是醫學博士生人選,沒讀完就跑出來了。他30歲左右,中上等個子,穿著隨便,性格很開朗。他跟我們家關係一直不錯,我能進沙博特教授的實驗室還多虧了他給引薦。

進實驗室前,我們另外一個朋友認識志高,請他去跟沙博特說說。還挺管用,免去了沙博特的顧慮和猶豫,連推薦信都沒要就把我收進來了。儘管博士後的位置並不難找,但我當時的情況確實有點彆扭和窘迫。我們後來一直很感謝志高,兩家的關係也一直處得不錯。

志高的妻子方華是一個性情溫柔賢淑的女人,在家帶著一個兩三歲的小兒子,凱文。她說話柔聲細語,給人一種親切感。凱文很可愛,正在學說話,常常中英文混在一起說,比如:“他要打me”、“給me那隻小狗”等等。他不會說中文的“我”,就用英文的“me”代替一切情況,很有意思,常常弄得鬨堂大笑。

艾德溫娜,博士生,二十五六歲的美國白人女子。她中等個子,燙著披肩長卷發,眼睛大大的,長得還算漂亮,比較注意修飾外表。據說她父親是律師,母親是醫生;這兩種職業都是美國最有社會地位,最受人尊重,也是年薪最高的職業。艾德溫娜可以說是出自於一個上流和富有的家庭。她還有一個在匹斯堡大學當教授的男朋友。他有時來實驗室,我們都見過。這個男朋友是個英國人,有一隻眼睛是斜的,也許是假眼也說不定,我們不便打聽。我們都覺得奇怪,像艾德溫娜這樣的條件應該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不知為什麼會找到他的。也許,他很有內在我們都不甚瞭解吧。

艾德溫娜說話和氣而有禮貌,但很有分寸和距離,也顯得有些勢利,跟老闆、系主任,以及系裡的秘書等說話都帶有幾分討好、獻媚的勁頭,而跟我們一般人說話就比較冷,比較嚴肅。我們有時都會在實驗室裡學她跟系秘書打招呼的口氣:“嗨—”;這個“嗨”字後面要帶著笑音,音調稍往上升,有點肉麻。雪莉學得最像,她一學完,實驗室裡爆發出一陣大笑。艾德溫娜的這種德行也許跟他的出身和家庭背景有關,不太瞧得起一般人,比較勢利。

實驗室裡大家總的來說相處得還可以,每人都在忙著自己的實驗,沒閒暇顧及什麼別的東西。沙博特抓每個人都很緊,兩三天就會來問你結果怎麼樣了? 沙博特是一個阿拉伯人的後裔,在北非的一個小國家,摩洛哥,長大。後來,他留學到美國,現在混到了助教授的位置,真不簡單。他有著典型的阿拉伯血統的外貌,中等個子,黑色帶卷的頭髮,腦門前面有點禿,嘴上鬍子總剃得很乾淨,但鬢角和絡腮的毛髮還是很濃密,就像許多阿拉伯人一樣。他戴了一副金絲眼鏡;也許是多年的奮鬥讓他架上了這副眼鏡。

沙博特大概40歲左右,妻子也是摩洛哥人,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他們在匹斯堡買了一棟房子。像他這樣,真算是混得很不錯的了,據說馬上很快要晉升副教授了。都說他是跟著系主任一起來匹大的,在系主任手下從博士後開始幹起的,系主任一直都很提拔和照顧他。

沙博特的神態舉止給人一種精明能幹的感覺。他的英文說得很好,連一點口音都沒有,而且還說了一口非常流利的法語。摩洛哥是法國殖民地,他在那裡長大,法語應該是他的第一語言。他還能說他們本族的語言。

沙博特是一個非常有進取、有競爭意識的人,什麼東西他要想得到,就會不遺餘力地去爭取、去達到。由於他的這種風格,整個實驗室也是這種風格,大家每一個人都想快點做,快點出結果,快點寫文章。他的實驗室總是特別容易出東西,他每年都能發表好幾篇論文。在他手下幹,有利有弊,有利是能很快出東西,有弊是很緊張。不過,一般學生和博士後都喜歡這樣,能快出東西、快寫文章。但是,對於技術員和其他一些人,那就不太痛快了,成天被逼著往前趕。

沙博特這個人有一套他的為人方式,對他的老闆畢恭畢敬,對下人還沒有吵翻過臉,處理人際關係和矛盾基本公平。所以,手下的人就算在他的壓力之下有點不痛快,但當面都不敢怎麼樣,對他都恭恭敬敬、和和氣氣的。他的實驗室治理得還算沒有什麼大問題,而且工作效力很高。

來到實驗室一週後,我就立刻投入進了正式課題。我的課題是用我學的篩選技術在肽鏈庫中篩選出一種新的、能夠抑制ras/raf結合的抑制肽,再用這種抑制肽最後發展成一種真正的治療腫瘤的藥物。目標挺宏偉的,但要拿到最終的藥物恐怕需要很多年,我大概能幫他選出有效肽,並證實有一定效果就很不錯了。以後的再開發就要靠他們自己了。

我需要從頭開始,從提純ras蛋白,克隆raf基因的一切準備工作開始做起。我對這個專案非常感興趣,工作一開始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課題中去了;而且,幹得非常忘我,根本不需要沙博特來給我施加壓力,問我做到哪裡了。

我大概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將ras蛋白質從一個粗製品中提取了出來;又用了一個月,將raf基因亞克隆到了gst-質粒中去了。在這兩項準備工作中我基本沒有浪費材料,也沒有浪費時間去做重複性實驗,都是一次性成功。沙博特一看就知道我不是一個擺著看、混飯吃的主了。他開始對我有些刮目相看起來,知道我是個真格的了,是真正受過正規和嚴格訓練出來的博士。他心裡正為當時沒有猶豫就接收我作博士後而感到慶幸呢。

接下來,我需要做的就是篩選工作了。我打電話、寫信給喬恩要來了一個6-肽和15-肽的肽鏈庫。喬恩在這方面很大方,只要有人向他詢求肽鏈庫,他都慷慨地免費贈送,還附送一份篩選手冊。這也是為什麼他在這個領域這麼出名的原因之一。年年他都會收到來自世界各地請求樣品的信函,他從來都沒有拒絕過。照這樣下去,他很快就會供不應求了。

拿到肽鏈庫後,我就開始了篩選。這一次的篩選對於我來說是一次考驗,要在離開了喬恩實驗室的條件下,自己建立起一切篩選和檢測的條件,並要確保建立的條件是準確有效的。我開始一個一個地去訂購用品和試劑,一個一個方法地去試做。最後,三輪篩選完成了,一切順利,沒出現什麼異常情況。

緊接著,我就要對篩選出來的克隆進行dna序列檢測了。可是,這裡實驗室從來不自己做dna序列檢測,都是送出去檢測,每個克隆25美元,太貴了。如果我要檢測上百個克隆的話,那就要花幾千塊美金。我跟沙博特商量了一下,沙博特是捨不得花這個錢的;最後,只好我自己做了。這無疑又是一項很艱鉅的任務,我又要白手起家,從頭開始準備所有的實驗條件,在一個完全新的實驗室建立起dna測序的方法來。可是,我硬把它給做了,並且做成功了!其實,我心裡有點打鼓,對這裡的條件不太有把握。

第一次膠片洗出來了,非常清晰可讀,只是電泳膠破了一個小角,但不影響讀結果。我只做了一遍,膠片出來真是太漂亮了,每條帶都非常清晰整齊,人見人愛。沙博特見了興奮極了。他明白,只要有我在,他實驗室要做篩選、做dna測序都會不成問題了。他高興極了。

另外,更值得高興的是,dna序列檢測結果跟我以前選擇出來的情況類似,主要有一組肽鏈被選出來了;不論是6-肽,還是15-肽,選出的都是這種型別的肽鏈。這一肽鏈中有好幾個賴氨酸存在,這正好與ras蛋白的天然結合物很類似,含有較多的鹼性氨基酸。這一結果也表明我的篩選是成功啦! 這一下,我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這也同時說明,在這個新環境下,我所做的一切和建立的一切條件都是精準無誤的。這也充分證實了我的實驗能力。離開了喬恩和喬恩的實驗室,我自己完全可以獨立地、成功地建立起這一整套系統,並能獲得尚佳的篩選結果。對我來說,這的確是一次不小的考驗,考驗我的技能、經驗、能力等各個方面。可是,這同時也是一次我綜合能力的展示。

我完成這所有的實驗也不過是花了4-5個月的時間。雖然,我從建立條件開始,但大部分實驗都是一次性成功,沒有做什麼重複性的實驗。在半年之內從所有的準備工作到最後篩選出結果,這是一個驚人的速度和成果。任何人都不得不對這個事實心服口服。

這幾天,沙博特一見到我,眼睛都笑得眯了起來,興奮得都有一點飄飄然了。看那個樣子,真比我本人還要高興。確實是這樣,選出來這樣一個結果是應該讓他興奮,這預示著我又給他開闢了一個嶄新的研究課題。如果一切順利,他就可以發展出很多新的課題來。這幾天,一開實驗室會議,他就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要誇獎幾句,弄得實驗室裡的其他人都有點嫉妒了。

其實,真正嫉妒的還有另外一個人,那就是洪教授,那個當初沒有接受我的洪教授。因為在同一個系裡,他對我來後的一切表現非常清楚,也許他比別人更注意一些。他沒想到我會如此幹練和能幹,很後悔當初沒接受我。他時不時地跟我聊天時還耿耿於懷地提起此事。

“我怎麼會沒有資金呢?我明明有資金,是他自己沒資金了……”他一臉不滿的樣子說。

“你說誰?誰沒有資金了?”我有點莫名其妙地問。

他欲言又止,不往下說了。我不好再追問。他走了沒一會,沙博特出現在了門口。

“洪教授在跟你說什麼?”沙博特問。

“好像是說誰有沒有資金。”我說。

“他怎麼這麼憤怒啊?”

“我也不知道。”

聽沙博特的口氣,好像他看見了當時的一切。我覺得有些奇怪,但也沒有多想,只是納悶他們倆在說些什麼。

乍一聽洪教授的話,我不明白什麼意思。我也不知道他當初為什麼不接受我,聽起來,他話裡有話,好像當初他不收我不是資金問題,而是什麼別的原因。他好像是迫不得已才藉口資金不足的。

我原以為是他從喬恩那裡詢問我的表現時,喬恩沒說好話;或者,他臺灣人對大陸學生有成見。現在看來不太像。聽他的口氣,好像是這裡的系主任讓他以缺乏資金的託詞來推託我的。我去了沙博特的實驗室後,他才回過神來,氣得要命。我想大概是在生系主任的氣吧。我也不明白為什麼系主任要這麼做,一直到幾年後,我才慢慢回過神來,大概與那些神秘而權威的“操控者”有關。

事已至此,也沒什麼別的辦法了。不過,洪教授也是個基督徒,在教會里很活躍,講道非常出色,我很喜歡聽他的佈道。我在教會里跟他有經常的接觸,關係也還不錯。

篩選結束了,結果非常看好,看起來很有希望和發展前景的樣子。這時,難免有人想來插一手、沾點光,利用一下這個結果。艾德溫娜就是主要的一個,這幾天都在跌不忙慌地跑到沙博特辦公室去遊說,想由她來接替這個專案,用這個結果往後進行藥性實驗。那幾天,好幾個人也都在說讓我就負責前面的篩選工作,由別人來負責後面的檢測工作等等。我聽了心裡有點不痛快。我到這裡來做博士後,不是隻來用我學過的技術進行篩選工作的,我也需要學習和接受這個實驗室其他方面的訓練才對。實驗室裡所有的中國人也都站在我這邊,支援我繼續做下去。

“你是不是想接著做下面的檢測?”志高問。

“當然啦,我也想學學這個實驗室的東西啊。”我說。

“對啊,你完全可以做下去。”

“可是,沙博特有可能會讓艾德溫娜來做。”

“憑什麼?這不公平。你一個博士後為什麼給她一個博士生做開發和準備。”

“這也由不得我,要看沙博特怎麼想了。”

於是,我就去找沙博特談了談我的想法。我希望我不只是來做篩選的,應該繼續承擔下面的藥效檢測工作,應該學習這個實驗室的其他技術。這半年多來,我在實驗室的表現贏得了沙博特的信服和尊重,讓他不得不開始重視我的意見和意願。他同意了我的要求,並讓特瑞來指導我學習他們實驗室的一整套檢測技術和方法。我對這種安排感到滿意。

艾德溫娜是沙博特的第一個博士生,很受沙博特的寵信,沙博特對她的要求和意願也總是儘量給予滿足。而且,我剛進實驗室時沙博特好像也有這個意思,讓我選出來後給她做。可是,現在不一樣了,由於我的堅持,沙博特也不好意思再遷就她,只好作罷了。

雖然艾德溫娜心裡不痛快,但也說不出什麼來,只好看著我跟特瑞一起開始進行檢測了。特瑞很理解我的想法,也很願意給予我指導。

“你是應該學習一些這個實驗室所用的方法和手段,也應該繼續你的題目往下做。”他對我說。

特瑞看問題一般不帶偏見,比較公正;如果他這麼看,應該是不會有什麼錯的。沙博特平常也比較尊重他的意見。

“謝謝,我也這樣認為。”我感激地看著他說。

“那我們明天就從培養細胞株開始吧。”

“好的。請多指教了。”我興奮地說。

特瑞人很和藹,教得也很認真,跟著他,我很快就掌握了他們的一套用活細胞株來檢測藥效的方法和手段。

我按照篩選出的序列合成出小氨基酸肽,初步地將這種小氨基酸肽放入細胞培養中試試,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反應。也就是說,我將類似藥物的東西放入了腫瘤細胞培養中,看看能不能阻斷細胞中的某個關鍵反應路線。我所檢測的主要是ras/raf這一條反應路線。當然,這只是非常非常初步的試驗;也許,不經過修飾的小氨基酸肽根本看不出什麼效果來。我只是想試試。

有趣的是,透過我的檢測發現,直接加入未經修飾和改造的小氨基酸肽就能看出一些效果來。這個小肽好像有阻斷ras/raf反應的趨向。我想,如果照這樣進一步做下去,將這個小氨基酸肽再進行一些修飾和加工,效果可能會更佳。這對於我來說當然是一個好兆頭。我就全力以赴的接著往下做了,希望能再做出點什麼結果來,可以寫一篇像樣的論文了。

正當我興致勃勃地做著我的實驗,一個讓人震驚的訊息傳來:沙博特很快就要離開匹大去佛羅里達大學任職了。大家聽到這個訊息都很吃驚,預先誰都不太知道。佛羅里達大學給了他一個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聘任;他如果去,會馬上晉升他為副教授,並任藥物開發中心的主任。這對他來說,提高了一大步,大家都認為他一定會接受這個聘任。可是,他在我們面前還是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對我們說:“一切還沒決定,你們都好好做你們的實驗,不能停下來。我每天都會來檢查的。”

大家還是照樣做著實驗。可是,誰心裡都心神不寧,都在考慮自己的退路。到底跟他走呢?還是上什麼地方去? 果然不出所料,不出一個月,他就跟大家宣佈他準備接受佛羅里達大學的職位,問我們誰願意跟他一起去。一個月的考慮,大家基本心裡都有數了。

我肯定是不會跟他去的,子健在匹斯堡有一份穩定正規的工作,怎麼可能為了我去佛羅里達作博士後而放棄?那是不可能的。特瑞也不願意跟他去。儘管沙博特答應可能給他弄一個助教授的位置,但特瑞還是不願離開他已居住慣了的匹斯堡。他情願再到別的系去找一個博士後的位置。李中捷也不會去,他已在濱州大學一個教授手下找到了研究助理教授的位置,很快就要走了。雪莉是有可能跟沙博特去的,她單身一人,在匹斯堡除了兩隻貓外無牽無掛。她一直也比較受沙博特的賞識;而且,沙博特已私下跟她許了願,過去一定要給她漲工資。林志高也有可能去,他需要沙博特給他幫忙辦“綠卡”,沙博特答應過去一定盡全力幫助他把身份辦下來。

剩下來就是安達了,他一直搖擺不定。沙博特說讓他過去爭取一下助教授的位置。他好像去參觀過兩次,還給了一個講座,但還是沒能爭取到他想要的位置。最後,他留在了匹斯堡,去系主任的實驗室接著作博士後。

不知為什麼,自從我來到匹斯堡後,也就是1994年下半年開始,我在身體和感覺上出現了一些很奇怪的現象。我記得,1994年8月,子健開車從密蘇里把我接到匹斯堡時,半路停下來觀賞景色。當時子健說要給我照相,我就一手叉腰,另一手舉著飲料的瓶子,正準備照相。突然,我的心臟好像抽搐了一下,或者說是抖動了一下。這種感覺很奇怪,不像是自然發生的,倒像是受什麼東西的驅動,機械性地抖動了一下。當時也就一秒鐘的工夫,我也沒太在意。

到了匹斯堡後,不知為什麼,我每月總有那麼一兩天會頭痛,很像偏頭痛,可沒有任何原因,既不是感冒也不是過度操勞或緊張。我以前很少有這種頭痛,除非是重感冒發燒,一般是不會的。現在平白無故地就會痛,不知是為什麼。我想了想,也許是痛經吧。其實,我以前從來都不痛經,我只是想找個理由罷了。一直到了幾年之後,我才明白是怎麼回事。

另外,還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發現我在匹大作博士後期間,彷彿一言一行都在被監視的狀態下。但是,我並不覺得被周圍的某個人在監視,而是發生在我生活中的事,無論在那裡,很快就被我的同事或者上司知道了。有時,第二天就都傳遍了。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我以前從來沒有過。

記得,沙博特不止一次地跟我說過:“begood. ok.”他口氣有些含蓄,好像話裡有話。那意思好像是“好好地,別出什麼岔子,小心一點。知道嗎。”他想要提醒我什麼嗎?我當時似懂非懂地。直到幾年後想起這句話,我才明白他的真實用意。他一定是知道點什麼,想好心告誡我點什麼。在美國,沙博特也是一個外國人,也是一個白人以外種族的人,從心理上他是同情、也是願意幫助在美國奮鬥的外國人的。

我有時就像條件反射一般,剛想說什麼,又警覺起來,閉上了嘴。我害怕說錯什麼話,被別人聽見了。

有一次,李中捷在我面前埋怨幾句沙博特,說沙博特對人太苛刻,用人用得太狠等等。第二天,我看見沙博特看李中捷的眼神就不對了,恨恨的樣子,就好像他已聽見了李中捷對我說了什麼。

“我昨天跟你說的話你沒有對沙博特說吧?”李中捷狐疑地問。“絕對不可能。就算他知道了,也絕對不是從我這裡說出去的。”我非常肯定地回答他。

“我怎麼感覺他好像知道我說了他什麼。”李中捷用手指抬了一下鼻樑上的眼鏡,有點不解地說。

“是嗎?”我也有些不解。

他滿臉狐疑地向周圍看看,最後盯著我們幾個人坐的那排寫字檯前面牆上的日光燈看了一眼。

“會不會在我們寫字檯這裡裝了什麼竊聽器?”他小聲地說。

“不知道?”我也看了一眼日光燈,小聲說。

我一點都不覺得他在疑神疑鬼,因為我早就有這種感覺,只是也不知道竊聽器或監視器在什麼地方。為什麼會這樣。

真是在我們的那排寫字檯前面裝有竊聽器嗎?我不禁又看了一眼寫字檯。不,不太可能,有些事是發生在工作室外的,甚至是在我的公寓內。他們怎麼會知道的?總不可能處處都裝有竊聽器吧?這是怎麼回事?沒辦法解釋。但是,這種現象的的確確真實存在,每天都在發生。我雖然解釋不清,可我開始有點害怕起來,變得不太敢說話了,特別是在評論某人或某事時。

這種擔心一直到了我著手開始找工作,我不得不去面對它,我不知道該怎樣才能避開人們的視線和耳朵。其實,我什麼也無法避開。我哪裡會知道,當時“魔鬼”已經一天一天地逼近我,一點一點地在我身體上附著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