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大宋帝國三百年趙匡胤時間（下）》（3）

叄 收兵權與定禍亂

杯酒釋兵權，武臣盡讀書。文治格局之下，大宋帝國在老趙手裡並沒有出現兵馬不力的狀況。太祖一朝，猛將鎮邊四周憚服，邊帥忠心北境大安。意味深長的是，這樣的格局在五代時期是不可想象的。趙匡胤的馭邊之策，使大宋在虎狼般的草原鐵騎覬覦下，先後成就百年和平。

君使對話暗藏殺機

太祖趙匡胤在揚州待了一陣時間，準備離開前，偕諸將登上了揚州南門樓子。這裡可以俯瞰長江。回首揚州城裡，雖經李處耘一番整治，但還是呈現為一片凋敝之象。幾個地方還在冒煙，空氣中夾雜著煙氣、水氣。

老趙手扶城堞，瞭望江南。

揚州水軍就在城下江水之中。這是當初柴榮留下的家當，李重進負責代管。柴榮跨江之志從未泯滅，惜英年早逝，壯志未酬。

中國一統，遐邇一體，這是所有大中華政治家的夢想。趙匡胤也不例外。他能想起李重進抗命時，曾試圖聯絡南唐，雖然李璟卑辭來報，但證明了南唐與揚州有一個秘密聯絡通道。南唐如果足夠強大，也許兩方還就聯成一體了。那時可就麻煩大了。幸虧柴榮時代已經徹底打服了南唐，收回了淮南等地，削弱了南唐國力……

當年曹孟德擊水中流，橫槊賦詩之際，也很有那麼點壯烈啊，但他終於折戟於赤壁。大帝苻堅也沒有過得去這道江水……

過江，是一個夢啊！ 但是南唐近在咫尺。“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我猜太祖趙匡胤應該在登上揚州南門城樓時有了這個決斷。

破揚州之後的日子裡，老趙做出乘兵鋒之勇而南渡的意思。一時間，戰船分列，艦陣分明，江岸橫亙數十里，但見旌旗戈甲漫布江津，水兵輕舸穿遊葦叢，耀武揚威，聲勢甚壯。這一架勢跟當年大帝柴榮平淮南後，江干耀兵、宣威南唐是一個戰略目的。

唐主李璟遙見這一陣勢，忙遣左僕射嚴續來犒師，名目是祝賀大宋討平揚州。

之後，李璟又派他的第八子李從鎰、戶部尚書馮延魯來“買宴”。

“買宴”就是“買單”。大宋克揚，應有一場大宴，鼓瑟吹笙中的絃歌酒宴可以想象，這個場面，由南唐買單。後周時已經有過這類“買宴”，但那是由本邦臣下來孝敬。周太祖郭威時代，曾經兩次拒絕臣下貢獻金帛“買宴”。郭威甚至說：“諸侯入覲，天子應該有宴犒，哪裡用得到諸侯臣下來買單啊！從今以後，有如此來買宴的，一概不接受！”此事成為後周的美談。

但南唐來買宴，趙匡胤並沒有拒絕。同時，他與南唐使者馮延魯有過一場暗藏殺機的對話。

馮延魯口才了得。南唐折衝樽俎之間，向來不乏人才，如馮延魯，如韓熙載，如徐鼎臣……老趙事實上也是一談辯甚健的人物。這一次兩人相遇可稱棋逢對手。

老趙試圖給馮延魯一個下馬威，見面第一句話就是厲色詰問：“爾國何為敢通吾叛臣！”

你們這個南唐國為何竟敢與我的叛臣李重進秘密聯絡！ 馮延魯似乎早有準備（南唐來使個個都是有備而來），但見他神色不變，緩緩說道：“陛下只知道我唐國與李重進‘通謀’，但是不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也！當初重進的特使，就住在臣的家裡。我國主令臣對這位特使說：‘大丈夫意氣不平而反，世間常有，但你們李重進這次造反，時機不對啊！當初大宋剛剛受禪時，人心未定，李筠作亂，宋師北征，君遷延不決，不趁此機會造反；現在內外無事，乃欲以數千烏合之眾，抗天下精兵，哪裡還有勝算？我豈能在這個時候助你呢！我如助你，豈不自取滅亡！’”

這是一番大實話。考老趙始末，也是一個處處講大實話的人。他願意講大實話，也願意聽大實話。馮延魯一番大實話，讓老趙有點意外——他還以為這位文人會像李守節那樣，嚇得屁滾尿流呢！

老趙高興，但還是想嚇唬嚇唬他，因此接著問道：“我大宋諸將力請渡江。卿以為何如？”

馮延魯還是神情自若，似早就打好腹稿，他不緊不慢地說道：“李重進自謂天下雄傑，無與敵者，陛下神武一臨，破揚州、平淮南！何況我們江南這個小國，哪能抵抗大宋天威呢！但是想想陛下，似也有令人憂慮之處。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死生，固然絕無投降之理，大國欲下本國，恐怕也須做好損兵數萬人準備乃可；何況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攻城未下，糧餉不繼，那麼，這事兒是否一定能成？還真不好說！”

又是一番大實話。趙匡胤大笑曰：“朕本來跟你說笑啦！你還真把自己當說客啦，哈！”

說歸說，做歸做，老趙下江南混一寰宇之志從未放棄。在他離開揚州之前，總是乘坐大船多次觀看水軍演戲。這就等於在南唐最後的屏障前做姿態。老趙沒有一鼓作氣下江南，實在是有顧慮。江南雖然已經國力日蹙，但根基未動；雖然君臣猜疑，但俊逸尚在。他想到了江南的幾個人才，知道那都是人中龍象，當世豪傑，是絕不可小覷的人物。他想起當年與周世宗柴榮攻取壽州、楚州的那幾場艱難的戰役……

而馮延魯這一番話，也讓老趙明白，方圓數千裡的南唐國土上，劉仁贍、張彥卿這樣的忠義勇武之士還不在少數。更重要的是，李筠不在了，李重進不在了，但是還有川蜀，還有吳越，還有南漢，此外，朝中還有那麼多大將軍，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符彥卿、慕容延釗……哪個不是戰功赫赫？這些人，哪個比黃袍加身的郭威差呢？現在取江南，似凶多吉少……

江南，今未易下！ 老趙告訴自己。

但是老趙在江北日夜操練水軍的訊息傳到江南，卻嚇壞了幾個人。

南唐後主李煜即位 唐主李璟身邊的一個小臣杜著，此人也是一個有點辭辯的人物，假扮商人，渡江來投奔大宋。

還有一位彭澤令薛良，因為受到李璟批評，亦挺身來奔，且獻《平南策》。

唐主聽說這類事，更加疑懼。

趙匡胤為了安撫江南，下令將杜著正法；彭良免去縣令之職，配隸廬州牙校。

李璟聽到這個訊息，知道大宋暫時不會南下，心下略安。

馮延魯在揚州館驛期間，有“止殺”的善舉，也與“好生之德”有關。

話說石守信在揚州，每天都在抓獲隱匿躲藏的“叛軍”，每天都會抓獲數十人，每天都要殺掉數十人。

馮延魯有機會和老趙說話時，進言道：“反叛大宋的，是李重進一個人，還是眾人？如果說是眾人都反叛大宋，那就證明陛下之得位不是應天順人。世上恐無此理。應該是李重進一人反叛而已。如此，脅從者何罪？”

一番話說得老趙大為感悟，馬上通知石守信，從此以後，再抓住“叛軍”，一律寬恕，不再誅殺。

老趙也很感謝馮延魯“愛人以德”，等到他回江南時，給了他一筆厚厚的賞賜，並明確表示：此番暫不下江南。史稱“南渡之師，由是亦輟”，要渡江作戰的宋師，因此也暫時中止了南下計劃。

雖然老趙暫時不準備南渡，但江南國主李璟還是因為淮南已失，揚州又破，等於與這個新起的強大宋國已經沒有了中間地帶。他感到“國境蹙弱”，決定聽從諸臣建議，從金陵遷都南昌——此前，他是一直不願意遷都的。

宋建隆二年，李璟遷都南昌，並立李煜為太子，留在金陵監國。同年二月十三日，李璟還派遣了使節到汴京來慶賀趙匡胤的生日。兩天後，禮尚往來，老趙又派出通事舍人（皇宮辦公室幹事）王守貞出使南唐，來慶賀南唐遷都。

但是李璟到達南昌後，發現南昌城市規模狹小，皇宮規模有限，跟金陵皇宮根本沒有法子比，又不好改造，遷來的官員也牢騷滿腹，弄得李璟心情非常鬱悶，甚至準備殺掉最初提出遷都主意的人。捱到六月，後唐中主李璟病死，李煜在金陵登基即位，史稱南唐後主。

後主嗣位，南唐似乎暫時沒有大宋威脅，史稱馮延魯“頗自伐奉使之功”，他對一番舌戰，阻止趙匡胤南下有居功得意之情。曾經在內殿賞宴之時，後主李煜親自給他倒酒，但他居然不乾杯；李煜派人誦詩、彈琴，鼓勵他乾杯，他還是不幹，李煜一笑，寬待為懷，不去責備。

有一次早朝，馮延魯與眾官集合在待漏舍等待早朝，忽然又想起舌戰太祖趙匡胤事，於是高言道：“當初唐玄宗賜給賀知章三百里鏡湖，這事我不敢想；但是今上如果能賜我個玄武湖，也算是遂了老夫的平生之志。”

但是這一次，他遭遇了另一個好口才的人物，徐鉉徐鼎臣。這位大概聽馮延魯自誇自雄的話頭太多了，決計刺他一下，於是笑笑說：“今上對待近臣，豈惜一玄武湖？遺憾的是，當代沒有賀知章啊！”

鏡湖，在今紹興境內，唐名臣賀知章的家鄉所在。唐玄宗曾贈予賀氏“鏡湖一曲”（鏡湖的一隅）建構莊園。徐鉉這話的意思是：馮延魯才能德行不可與賀知章比。馮延魯想想，與賀知章比，自家還真是沒有多大資本，只好尷尬一笑罷了，史稱“延魯不能對”。

在以後的日子裡，徐鉉需要替代馮延魯來與趙匡胤打交道，那時節，他應當知道：這不是個好乾的差事。

後來又派馮延魯來汴梁公幹，但他忽然生病，不能上朝，趙匡胤聞知，更加厚待他，專門派遣太醫護視，並下詔放他回金陵。最後，馮延魯死在金陵家中。他的一個兒子，在後唐考試科舉時，複試沒有過關。南唐被大宋滅後，這個落第的兒子帶著諸位兄弟，在大宋繼續考取功名，先後及第，在南唐公卿之家中，成為特別顯赫的家族。

與馮延魯一樣，他的後人也是“銳於仕進”的人物。願意出山做官，為天下做事，這類品行應該是一種正取向，無可非也。但馮延魯為當年舌辯阻止太祖南下，得意不已，也是襟懷不夠豁達的表現。此事表過不提。

猛將鎮邊四周憚服 且說太祖趙匡胤在揚州城南門樓子上，思前想後，認為現在下江南至少有三個隱患需要考慮——

一、士兵水戰訓練演習不足，不可翫忽。

二、江南名宿人才所在皆是，不可小覷。

三、大宋內部藩鎮習氣仍在，不可輕心。

至於大江之波濤，氣象之萬變，可付諸天命不必計較。

此外還有個北漢，蕞爾小邦，卻遲遲難下；更有一個石敬瑭留下的燕雲十六州，眼下在契丹管轄之下，對我大宋構成持久壓力。

想到這裡，老趙率眾走下城來，傳令翌日班師回朝。

我想象老趙這一路上心事重重。

如果平江南，那麼，河東、河北兩大雄藩必要有人守衛，免我後顧之憂。一路上，他想到了十幾員猛將。

李漢超屯關南之地，可以捍禦幽燕一面。此地為後周顯德六年，世宗柴榮從契丹守境收復而來，約當今河北白洋淀東大清河流域，是我大宋北邊屏障。

馬仁瑀守瀛州（今河北河間），可為關南之地的南部要塞，足為李漢超後援。關南有事，李、馬二人可為平之。

韓令坤可鎮常山（今河北曲陽），此地位於北漢、幽燕之間，為北邊藩帥應援，令人心安。

賀惟忠守易州（今河北易縣），與韓令坤可為掎角。

何繼筠鎮棣州（今山東濱州），以拒北契丹。

郭進控西山（今太原西北），可以看住北漢。

武守琪戍晉州（今屬石家莊），一日內可以馳援河北諸藩。

李謙溥守隰州（今山西隰縣），與郭進同為看住北漢的兩個釘子。

李繼勳鎮昭義（今山西潞州），就在此地直接防禦北漢南下。

趙贊屯延州（今陝西延安東），可與秦州、鳳州自成三角，賴此而安西北羌戎，也可遙觀西南後蜀，令彼不可覬覦天朝，不得東出。

姚內斌守慶州（今甘肅東部慶陽市），西戎不能東進。

董遵誨屯環州（今甘肅東部環縣），與姚內斌互為聲援。

王彥升守原州（今寧夏固原），西北重鎮在此，當為羌戎不可逾越之地。

馮繼業鎮靈武（今屬寧夏），與王彥升互為掎角，以備西戎。

這都是日後南方用兵時，必須在北方預作的重大安排。

在以後的日子裡，老趙待邊關將士，別有心法。

名將李漢超，鎮守關南十幾年。此地近鄰契丹地界，但契丹因為憚服李漢超大名，多年不敢來犯。可有一年，當地有百姓到汴梁上訪，告李漢超“強娶己女為妾”，“借了老百姓的錢不還”。

老趙召來上訪者，問他：“你家丫頭可以嫁給什麼人啊？”

上訪者答：“可以嫁給農家的。”

又問：“李漢超沒到關南時，契丹何如？”

對曰：“每年都被契丹侵暴得很苦。”

又問：“現在怎麼樣啦？”

對曰：“現在契丹不敢來了。”

老趙說：“你看看。漢超，是朕的貴臣，你的女兒給他做妾，不比做個農婦生活好嗎？況且，漢超要是不在關南，你家還能保有財富嗎？”

說罷，把這個上訪者嗔責一頓，遣送回關南了。

老趙卻秘密派人曉諭李漢超說：“你趕緊把人家的女兒還了！趕緊把欠人家的錢也還了！朕這一次暫且饒你，以後再也不許有這類事！再有這類事，決不饒你！再說了，你錢不夠花的，幹嗎不跟朕說啊？”

李漢超得到這個處理結果，感動得哭了。

從此以後，李漢超更加註意政理之事，在職期間，可稱政治清明。當地很多冤案得到平反。他後來與當地的庶民關係處理得也好。以至於到後期，當地人對他的德政很感動，史稱“吏民愛之”，紛紛上書給朝廷，要求為李漢超樹碑立傳。太祖聞訊很高興，就令當時的率更令，從南唐過來的大才子徐鉉撰文刻碑，禮送關南士庶。這個碑文全文都在今存徐鉉《徐文公集》中，名曰《李公德政碑》。李漢超病逝時，很多將士邊民為之落淚。

按這一段事，《宋史》《東都事略》都據《歸田錄》繫於李漢超名下；但《續資治通鑑》和《續資治通鑑長編》則據《涑水紀聞》將此事繫於張美名下。這應該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傳聞異辭”。瞭解一下這類“傳聞異辭”，可以感受一點歷史記錄的複雜性。《續資治通鑑》的記錄是： （乾德五年）三月，戊戌，以前安國節度使張美為橫海節度使。美至滄州，久之，有告其強取民女為妾，又略民錢四千餘緡者，帝召告者，詰之曰：“張美未至，滄州安否？”對曰：“不安。”“既至，何如？”曰：“無復兵寇。”帝曰：“然則美之有造於滄州大矣。朕不難黜美，但念汝滄州百姓耳。”因命官為給直，還其女。復賜美母錢萬緡，使謂美曰：“乏錢，當從朕求，勿取於民也！”美惶恐，折節為廉謹，未幾，以政績聞。

事情經過大同小異。

還有一位鎮守西北環州（今甘肅環縣）的將軍董遵誨，老趙待他也很優厚。

想當初，老趙“微時”，曾投奔董遵誨的父親隨州刺史董宗本，遵誨仗著父親的勢力，很是輕視老趙，史稱“常侮之”。

據說遵誨曾對老趙說：“我常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老趙沒有回應他的問題。有一次縱論戰事，遵誨理多屈，拂衣而起。老趙想了想，也辭別董宗本而去。據說從此天上的紫雲漸散。

等到趙匡胤即位，一日，在便殿召董遵誨，遵誨想起往事，伏地請死，老趙令左右扶起他來，對他說：“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乎？”遵誨再拜呼萬歲。

不久他的部下有軍卒擊登聞鼓，起訴董遵誨不法之事十幾樁。老趙也略過不問。董遵誨知道此事，更加惶愧。老趙於是召見他，對他說：“朕方赦過賞功，怎麼會念舊惡呢！你放心，不必擔心自擾，我將重用你。”

遵誨感動得哭著再拜不已。

老趙又問他：“母安在？”

遵誨奏道：“母氏在幽州契丹那裡，經戰亂，兩地暌隔難見。”

老趙即命人厚賂邊民，偷偷地將董遵誨的母親從契丹地迎接出來，送到遵誨家裡。遵誨派他的外弟劉綜向老趙貢獻馬匹回謝。老趙當場解下自己穿的真珠盤龍衣，讓劉綜轉贈董遵誨。劉綜說：“遵誨乃是人臣，如何敢穿陛下衣服！”老趙道：“我正將邊防大任交給他，告訴他不要避嫌，一件衣服，穿就是。”

老趙授董遵誨通遠軍使，讓他到西北去打理邊防。遵誨既至，召邊地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殺羊釃酒，宴犒諸酋長。史稱“眾皆悅服”。後數月，邊敵又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擊退邊敵，俘斬甚眾，獲羊馬數萬，史稱“夷落以定”。太祖嘉賞他的功勞，就拜為羅州刺史，繼續留在西北。

董遵誨是一個從五代亂世走來的武夫，不知書，但為人豁達，無崖岸，多方略。能挽強弓，武藝高強。他鎮守通遠軍凡十四年，安撫西北，史稱“夏人悅服”。有記錄說，靈武鎮進奉使曾經遭遇夏人剽掠，搶走了鞍馬、兵器等。董遵誨即部署帳下，準備討伐夏人，夏人聞訊甚為驚懼，將所掠走的東西全部歸還，並來拜伏請罪。董遵誨認為夏人能悔過就好，於是慰撫之，放還。從此以後，夏人於邊關行事格外謹慎，秋毫不敢來犯。

西北平安，賴董遵誨。

邊帥忠心北境大安 在軍事方面，前已說過，由各州郡選送驍勇進京充任禁衛軍，又選強壯士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由地方召募教習，等到練成精兵，就送到京師。還有“更戍法”，也如前述。這類制度規定的結果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應該說，中央管理地方的權知制度，革除了地方的世襲習慣；中央的財力、兵力管理也由此得到強化，地方藩鎮再想依靠“兵強馬壯”而叛亂的可能性已經冰消。

名將郭進，年輕時就是個任氣豪俠，他比老趙還大五歲，老家就在河北深州，對河東、河北很熟悉。“微時”在河北鉅鹿富家做傭保。結交健兒，嗜酒好賭。富家的少年對他有點恐懼，想殺害他。富家的竺氏知道了少年的陰謀，就告訴郭進，郭進於是逃到晉陽投靠劉知遠。後晉開運末，契丹犯邊境，劉知遠在太原稱帝，後進入汴梁。郭進請以奇兵間道先趨洺州，因此平定河北諸郡。發跡後，使人訪竺氏，竺時已死，家甚貧困。郭進訪得其女，把她當自己的女兒撫養成人。女兒長大後，要將她嫁給大校為妻，女兒說家世一輩子都在種地，不想改換門庭。郭進於是為她選了民家子出資嫁出。

後周廣順年間，郭進管理淄州（今屬山東），遷登州（今屬山東）刺史。當時群盜劫掠士庶，郭進率藩鎮兵平之，境內清肅平安。那時就有民吏千餘人到宮中來請為郭進立“屏盜碑”，後周太祖郭威同意了。後來四境又有盜賊，依山帶河，潛出剽掠，官吏抓捕，盜賊遁去，故多年不能平定這些打游擊的盜賊。郭進派出細作，周訪士庶，備知其情狀，於是設計捕獲，幾個月內，將四境盜賊剪滅。郡民又到宮中來請立碑記事。

郭進在做洺州團練使時，有善政。他還令人在城東四面都種上柳樹，城壕裡則種植荷芰蒲葦。多年後，郭進不在世了，但洺州一地卻綠影婆娑，植被繁茂。州人見之，有人會懷念他流下淚來說：“這些樹木，都是郭公所種也！”

進入大宋後，郭進奉命守西山。他有才幹，輕財好施，但性喜殺人，士卒小有違令，必置於死地。當時老趙已經實行了“更戍法”，就是戍守邊地計程車卒由中央禁軍訓練後派遣。每次往西山派遣戍卒時，老趙都會對戍卒訓話，對他們說：“汝輩要恭謹守法！在我這裡，可以原諒你們，到了郭進那裡，犯了法可就沒命了！”郭進御下之嚴毅，就是這樣有名氣。但他也懂得“權道任人”，就是任人有方，並非一味殺戮。

曾有一個軍校，從西山跑到宮中來誣告郭進。老趙親自調查，經詰問，知道這個軍校是懷了私怨來中傷郭進，便對左右說：“這小子因為有過錯，害怕郭進罰他，所以到京城來誣告。”

於是，特意派遣了使者將這個軍校送還郭進，讓郭進自行處理。

使者到時，正趕上北漢入寇。郭進對這位軍校說：“你小子敢到宮闕去編派我，也算是有膽氣。現在我姑且放過你的誣告罪，能掩殺太原的敵寇，我不但不懲罰你，還會向朝廷推薦你；如果敗了，你可自己去投太原，別回來了！”

史稱這個軍校“踴躍聽命”。果然打了一個勝仗，誘降了北漢一座城。

郭進將這個軍校送到朝廷，推薦他做官。

老趙說：“你誣告本部大帥，現在立功只不過抵償死罪而已，不能封官。”命人將他再送給郭進。郭進再次請求說：“陛下如此處理，使我失信，以後就不能再用人了！”

老趙最終同意了郭進的意見，給軍校加官。

開寶年間，老趙因為郭進有功，令有司造宅賜郭進。所用建築材料包括筒瓦。有司認為不妥，對老趙說：“舊制，非親王公主之府邸不可用筒瓦。”老趙生氣地說：“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之憂！我視郭進豈能比兒女還差嗎？趕緊去督役完工，不要胡言亂語啦！”

太祖趙匡胤，任命邊帥一般都是多年不換人，史稱“久任”（這方面與後任的大宋帝王有不同）。“久任”邊帥，多年不換，這是後來的宋帝達不到的戰略安排。邊帥就相當於五代以來的藩鎮。而藩鎮作亂百年來連綿不斷。老趙為了長治久安，需要對這個百年老問題做出“收兵權”性質的調整，但邊帥似乎是個例外，不僅軍權未動，財權也未動，甚至還給他們更大財務支配的許可權。意味深長的是，這樣的格局，放在五代，估計個個都得是石敬瑭，人人都做了劉知遠，但在趙匡胤時代，這些邊帥人無異心，為大宋的北邊安全，盡心盡責，流血流汗，在虎狼般的草原鐵騎覬覦下，先後成就為百年和平。

《宋史紀事本末》的作者，明人陳邦瞻對此有議論道： 宋祖君臣懲五季尾大之禍，盡收節帥兵柄，然後征伐自天子出，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觀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甚推此意，徒以杯酒釋兵權為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託前議，罷三大帥兵以與讎敵連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之耶！然當時務強主勢，矯枉過直，兵材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主勢強而國勢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

陳邦瞻這一番話的意思是說： 太祖與趙普偃武修文的國家戰略自有成就，但後世子孫錯誤理解祖宗大義，更有奸臣之輩，借杯酒釋兵權為藉口，一味對敵退讓，只知道削兵權，以至於南渡之後，還削三大元帥的兵權，與仇敵連和。導致國勢反弱，這筆賬難道可以算到太祖和趙普的頭上嗎？

觀陳氏口吻，可以看出他的矛盾，一面肯定收藩鎮兵權為“識時勢、善斷割”，為“英主之雄略”；一面又認為後來導致“國勢反弱”，雖然不能算在老趙頭上，但是當初的收兵權也不是一點責任沒有，云云。

關於這個問題，千年來，諸說不一，迄今猶有各種不同意見。南宋人陳亮在《龍川集》中的說法，我認為公允而又有見地。有鑑於五代之亂，故收兵權“以定禍亂”；後世不懂“以定禍亂”為收兵權之戰略訴求，而一味訴諸收兵權、收兵權、收兵權！這才導致了“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若太祖太宗在，必以“定禍亂”為目標，而不會以“收兵權”為目標。這就是太祖太宗與後世“弱宋”管理者有異的家法認同。

陳亮原文是： 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太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

用儒學“體用”說就是：“收兵權”是用，“定禍亂”是體。如果還有一個“法”的話，那就是“久任”。定禍亂為體，收兵權為用，久任則為法。大宋三百年，明此理者，太祖之外，寥寥。

老趙統御邊帥，如臂使指，得心應手，這與老趙的制度性安排和推誠相見關聯甚大。就駕馭邊帥而言，兩漢、隋唐，以迄於明清，無人可與老趙媲美。宋初的邊境管理，是中國軍政管理的極致。邊境安寧，然後有安全大後方，然後老趙才可以騰出空間和時間，經營江南、荊湖、後蜀、嶺南。史上對老趙這一軍政管理藝術，評價甚高。

謀士趙普的錦繡貨 徵潞州、平揚州，兩大戰績，並沒有給趙匡胤帶來愉快心情。揚州回來後不久，杜太后病逝，這事也讓老趙黯然神傷。

他在揚州城頭瞭望江南時，忽然萌生了種種不安。回到東京汴梁，他偶爾做錯一點什麼事，就想起母親杜太后在他登基初始時，當著眾大臣囑咐他的那句話，“為君難”。

古來聖賢教誨在趙匡胤這裡是一種精神實存。

這是趙匡胤區別於一般君王的特別閃光之處。

他也沒有渴血意識，生性中總可以跟著天良決斷政治疑難。

老趙宅心仁厚，禪代之初，他提出“不得傷害後周少主與太后”的約法，後來，他更將這個約法擴大到“不得傷害柴氏後人”，並且秘密立碑警示大宋歷屆帝王。

趙匡胤待武將也優厚，卓有戰功的武將，他總是呵護有加，除非犯有貪贓枉法大罪，一般不過分處置。他沒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動念。但他也知道，五代以來的藩鎮們，反反覆覆，攪動起多少苦難波瀾！他想改變這個格局。

建隆二年的春天，他做了一個重要的決策：免去慕容延釗殿前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之職，改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從此以後，“殿前都點檢”這個職位再不任人擔任。大宋帝國再無“殿前都點檢”。但他覺得這樣還不夠，帝國還是風險重重。五代十國，幾十年間，那麼多朝代變更，那麼多黃袍加身，那麼多軍人譁變，以至於生靈塗炭，必須要有根本性的改變……

老趙召來他最為倚重、信任的謀士趙普，開始討論他鬱結已久的心事。我想象這一番簡易而又深邃的對話，是在東京汴梁宮禁便殿之中展開，應該是一個夏季的晚上。

他問趙普：

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鬥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

天下自從唐代末年以來，幾十年間，帝王換了八次，戰爭不斷，生靈塗炭，這到底是什麼原因？我想平息天下的兵亂，為國家長治久安找到辦法，天下太平之道應該是怎樣的？ 趙普一聞此言甚為興奮，此事他已經籌之爛熟，早已成竹在胸，只等太祖一問。這個趙普，在若干重大問題上，常有主動獻策時，也常有不扣不鳴時。一肚皮錦繡貨於帝王家，需要待機而言。時不至，寧肯不言。這一次，他終於等到時機來臨了，於是說出了一番在“趙匡胤時間”裡最為重要的意見：

陛下今天說到這個問題，真是天地人神之福啊！說起來，天下魚爛而大亂，也沒有什麼其他原因，就是藩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求天下大治，也沒有什麼其他權謀權術，只要稍稍侵削各藩鎮的軍權，控制他們的財權，將其精兵控制在中央禁軍之中，則天下自安矣……

話還沒有說完，趙匡胤已經心領神會，他說：“愛卿不必復言，我已經明白！”

所以不要趙普“復言”，是因為周圍有人在記錄，為以後的《太祖實錄》收集材料。過去帝王一言一動皆有記錄，所謂“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但這類書寫很難保證絕不外洩。太祖、趙普所言，事涉絕對機密，所以，各自曉諭，不必再言。

但此事還有一個原因。削弱藩鎮之舉，一般以為是趙普發其端，其實早在趙普之前二十多年，後蜀孟昶已經幹過這個活兒。孟昶稱帝后，在四川境內已經開始命文官出任地方節度。這是五代以來“削藩”的開始。趙普應有所知，故其說法並非天才創意；老趙也應有所知，故趙普才一開說，老趙即心領神會，藍圖已成。所以，各自俱明，無須囉唆。

但是也要明白一個交流原理：即使都已經看到問題，但是將問題作為“問題方向”提煉出來，還是需要智慧的介入。就像人人都已經看到蒸汽的推動作用，但是從“蒸汽”到“蒸汽機”，還是需要經由思想而轉化的能力來介入。這是一種“變形能力”，它與人類的創造性才能相關聯，是人類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由a而a，不是變形；由a而b、而c、而d……才是變形。所以，當老趙問“其故何也”時，儘管已經接近了試圖經由思想而轉化的邊緣，但還是沒有進入轉化，問題，沒有變形。因此，老趙這類提問，還是在智慧的外沿打轉。我相信，五代十國以來，已經有人像老趙這樣思考過或至少是觀察過天下的問題在哪裡。但他們沒有控制住問題的方向，更沒有經由思想的轉化，也即沒有將問題轉化為戰略。趙普直指“侵削藩鎮”，一下子就把握了問題的方向，進入了智慧介入階段，於是，“問題”開始以“問題方向”即“戰略”呈現出來，循此方向，解決方案也即策略組合，隨即呈現。由“藩鎮”變形為“侵削藩鎮”，無論其轉化或變形的程式多麼簡單，但它們是不同智慧量級的問題存在。人的社會性質，決定了，這樣的時刻，是生命中罕見的巔峰時刻、醍醐灌頂時刻。孔子為何肯認“一言興邦”？晏子為何肯認“君子贈言”？皆因為這類話語都是在進入問題論域後，催動或點化問題變形的思想轉化智慧。人生的豐富和成長，很大程度上源於“與君一席話”。趙普與老趙的這一番對話，其智慧含金量，不亞於“隆中對”。大宋三百年基業，就此展開；一次性地終結了“五代十國”的亂世。

君臣遇合莫逆於心

自秦郡縣制以來，地方一直施行中央派出文官管理。漢代以後，開始有割據者，漸形成藩鎮模樣。地方州牧掌管軍政大權，中央往往奈何不得。東漢光武帝劉秀之後恢復郡縣文官制度，但末年再次回到藩鎮獨霸格局，終於釀成魏晉之亂。到唐代好轉，但中晚唐後，由安祿山之亂開始，再次形成藩鎮叛離中央的軍政亂象，一直到五代。五代，五個朝廷，其實就是五個大的藩鎮在“打天下”。宋初，澤潞李筠、揚州李重進也是試圖以一藩鎮之力與中央抗衡。南唐、吳越、荊湖、南漢、西蜀，也是事實上的藩鎮，但他們都自稱“國”，甚至自以為是中國正朔。這在中央王朝看來，就是“僭偽”。

遠的不說，五代以來的藩鎮，除了有個四朝元老馮道，曾經暫時代理鎮守同州（今陝西渭南）、後晉桑維翰暫時代理鎮守相州（今河南安陽）、泰寧（今山東兗州），算是文職官員外，其他藩鎮，幾乎全是武夫。這些武夫自己制定地方法規，法由心出，自我裁量。要命的是，他們大多因為有武功，驕恣之際，無人制衡，史稱“酷刑暴斂，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

有些不隸屬於藩鎮的州郡，除了朝廷任命刺史之外，也多是武人“管理”。歐陽修《新五代史》有言：“刺史皆以軍功拜。論者謂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不細。”但這種武夫管理地方的局面，百餘年來，朝廷根本無能改變。

但老趙要改變！ 大宋初期，大將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等，都是老趙舊交，各人不僅有刺史頭銜，還在中央典禁衛，握有舉國軍權。說得刻薄些：這些人，都有割據一方、自為州牧，成一大藩鎮的潛能。

防微杜漸乃是人類大智慧，在軍政領域，尤其如是。就像識英雄於微時一樣，料結局於事先，也是一種大智慧。老趙、趙普，都有天才的前瞻眼光或預見能力，有消禍亂於未萌之際的洞察力。大見識對避免禍亂的言行格外看重，忠言的價值之一，就在於為受言者提供免禍的可能，“曲突徙薪”就說這個道理。

“曲突徙薪”故實見於《漢書·霍光傳》。

說某甲造訪主人，發現主人家中廚房煙道筆直，附近堆積柴草，某甲就指出這樣容易失火，建議將煙道改彎（曲突），將柴草搬走（徙薪）。主人不聽，果真失火，四鄰來救，房屋被焚。主人備宴席招待四鄰，救火中燒得焦頭爛額的人成為上賓，但沒有請某甲。有人說：“當初如果聽某甲的話，根本就用不到今天破費了來設酒席，因為不會有火災的禍患。”主人於是醒悟，邀請了某甲。

能事先看懂就要“失火”禍患的某甲，是大見識；懂得某甲忠言價值的，更是大見識。

老趙、趙普於“曲突徙薪”之道有默契，此即古來反覆被人讚譽的“君臣遇合”，“莫逆於心”。這個看似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風雲際會”，即使在人類史上，都是不多見的。人們太容易忽略簡易的東西，看不到它的思想或智慧含金量。無數的悲劇起源於對“曲突徙薪”意見的忽略。

但在“侵削藩鎮”的問題方向上，趙普要比趙匡胤更堅決，也更有想象力。老趙在很多時刻，陷於“仁者之愚”（船山評老趙語，是一種肯定性評價），往往會忘記“侵削藩鎮”的策略組合，他還需要趙普以“帝王之師”的姿態繼續催動或點化。

削將權老趙遇瓶頸

那一次“君臣遇合”之後，趙普多次請老趙給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等人改授別的職位，意思是“侵削”其兵權。老趙暫時沒有答應。此際，老趙頭腦中的“藩鎮”還僅限於“外人”，對自己的親信，他是從不懷疑的。石守信等人，都是多年老友，老趙對他們深信不疑。趙普看到了老趙這個特點。於是找了個機會，再來說這個事。他進言的大意是說：要提防這些手握重兵的將軍們可能的叛亂。

老趙道：“他們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一定不會背叛我。你擔心什麼啊？”

趙普道：“臣亦不擔心他們背叛啊！但是我熟觀這幾個人，都不是統御之才。這就決定了他們難於制伏部下。如果不能制伏部下，那麼，陛下想想：如果軍中萬一有作孽者，這幾個人恐怕臨時臨事亦不得自由啦！”

趙普這一番話說得再明白不過：唐末涇卒之變中，太尉朱泚“臨時臨事不得自由”，被將士擁戴為主。

後唐李嗣源，也是“臨時臨事不得自由”，被將士擁戴為主。

後漢郭威，也是“臨時臨事不得自由”，被將士擁戴為主。

後周恭帝時，老趙，也是“臨時臨事不得自由”，被將士擁戴為主。

趙普在這個事件上是一個“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他洞悉人心的光明，但更洞悉人心的黑暗。他不相信人會感恩圖報。他相信大權在握的人物，只要有可能反叛，就會反叛。因此，不能寄希望於人心的光明，必須從人心的黑暗之處找到制衡的法則。我在馬基雅維利的朋友圭恰迪尼那裡找到了足以支援趙普的智慧。《圭恰迪尼格言集》記錄了一段話：

對於那些你心存疑慮的人，最佳也是最為保險的防範措施就是安排妥當，使他們想害你的時候無能為力。把安全寄託在別人的好心和明事理之上，絲毫不值得稱道。人性沒有那麼美好和忠誠。

馬基雅維利主義無可厚非。這個思想與《尚書·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著名的“十六字教”，有相近之處。“十六字教”，是傳統中國最為接近政治現實品格的政治智慧。它承認人性之惡，惡不可測；但符合天道的解決方案又很深奧微妙；如何能夠尋找精準的唯一之道？這就需要叩其兩端而問之，以求達到“中”而不是“過”與“不及”的境界。中道，也即中庸之道，是傳統中國之大智慧。我不可能在這裡展開講述中庸之道，但可以說明的是，中庸，不是中間，而是平衡，是一種問題解決的平衡態。在政治領域，尤其需要平衡態。

考察下來，權力受到威脅之際，存在四種解決模式。

第一種是民主票決模式，由此而完成權力的重新分配。這是近代以來西方文明和中華民國經常出現的模式。

第二種是傳統禪代模式，無論是否可以訴諸武力，都放棄武力，而以和平禪代的方式來重新分配權力。這是堯舜禹湯及遜周、遜清看到的模式。

第三種是暴力解決模式。大國間，以暴力打天下；內部，以肅反清洗為手段。楚漢倒秦以至於後來的改朝換代，都是這種模式。內部剿滅可能的叛亂更是屢見不鮮，如漢高祖、明太祖誅殺功臣之類。

第四種是推位讓國模式。主動放棄權力，如孤竹國的伯夷叔齊之類。如孫文出讓大總統之類。

趙匡胤在得天下時採用了禪代模式；在解決內部權力分配時，遇到了瓶頸。他可以誅殺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等一干開國功臣——但這不是宅心仁厚的老趙願意做的事，他寧肯相信他們。在這一個優柔時刻，老趙有一種“政治庸人”的習氣。是這位世事洞明的趙普給了老趙一個棒喝，讓老趙從“政治庸人”的顢頇中倏然覺醒。他知道此際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人心惟危”是一個事實，“道心惟微”也是一個事實。如何在恪守“道心”仁政之際，達致政治治理的平衡？老趙想到了贖買。他在內部管理中，率先尋求到了一次性解決兵權過重問題的方法。他不需要殺戮功臣；也不需要在不可預知的某個時日，拱手讓出君權。唐末五代以來的藩鎮大權問題，就在趙普的棒喝中，推上了解決日程。史稱“上悟”。

杯酒釋兵權

老趙在趙普的催動和點化下，有了與昔日眾弟兄、今日諸將軍的一次酒宴。

酒酣之際，老趙屏去左右，對石守信等人說道：“我沒有你們幾個的力量，得不到今天；平常念你們的大德，沒有窮盡之時。但是你們不知道啊，做個‘天子’也太艱難，真是不如做個節度使更快樂。我真是一天到晚，不敢安枕而臥啊！”

石守信等人不解，忙問：“陛下，這是何故？”

老趙說：“這也不難知道啊！你們想想，我這個位子，誰不想得到啊？”

石守信等人雖然是武夫粗人，但對歷史上那些“兔死狗烹”的故事還是知道不少的。老趙這一番話出來，他們有了恐懼。於是，石守信等人都避席頓首道：“陛下何為出此言？——現在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啊！”

老趙不慌不忙：“不然。你們想想啊！你們是沒有這個‘異心’啦，但是怎麼能知道你們的部下，那些夢想富貴的將校士卒，一旦有一天，要把黃袍給你們披上，你們就是不想幹，還有可能嗎？”

石守信等人聞言大懼，他們不禁懷疑這是不是最後的晚宴。史稱“皆頓首涕泣”。石守信說：“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可憐我們，給我們指示一條生路……”

老趙這時不失時機地說出了一番道理：“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好富貴者，不過就是多積些金錢，好好的自己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你們，何不釋去中央兵權，出守大的藩鎮，選些好的田宅，為子孫立永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如果這樣，我願意與你們互相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眾人皆拜謝道：“陛下照顧臣等如此周到，真是讓我們白骨生肉，死而復生啊！”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都上表請罷禁軍之職。

老趙很高興，給了他們很多賞賜。

然後，免去石守信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出為天平節度使；免去高懷德殿前副都點檢、忠武節度使，出為歸德節度使；免去王審琦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改為忠正節度使；免去張令鐸侍衛都虞候、鎮安節度使，改為鎮寧節度使；等等。這些人的中央禁軍之職，一時全部罷免。

在這一輪收取兵權中，有四個要點值得注意。

一、“杯酒釋兵權”只收回了將軍們的中央軍權，並沒有收回藩鎮兵權。此前，從收回慕容延釗之殿前都點檢這個武裝部隊最高司令職權開始，諸將之中央兵權再一次被收回。五代以來，中央禁軍就是王朝的野戰軍。典禁軍，即意味著掌管了全國最精銳的武裝力量，而一旦掌握了這支精銳武裝，就有了“黃袍加身”的可能性。遠的不說，郭威當年就是以中央軍權職務職稱“樞密使”身份，率領這支禁軍“班師回朝”，有了後周天下的；老趙當年就是以中央軍權職務職稱“殿前都點檢”身份，率領這支禁軍“班師回朝”，有了大宋天下的。所以，老趙“收兵權”，首自中央禁軍之兵權開始。從此，中央禁軍已經不再由藩鎮大員兼任。至於諸將作為藩鎮，其兵權之收回，要在以後的文官派遣，也即“知州”制度中慢慢解決。老趙後面還有安排。可見，“收兵權”不是“畢其功於一役”的活兒。這裡不過是一個開始。

二、各藩鎮節度使，得到一次“移鎮”。這就相當於大軍區司令的調防，為後來的“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做出了制度性安排。這個安排，也在事實上限制了藩鎮的“坐大地方”的可能性。

三、諸將在遭遇“收兵權”和“移鎮”這兩大布置時，無人反抗，甚至無人有反抗的念頭。應該說，“移鎮”是一個充滿危險的舉動，漢、唐、五代以來，“移鎮”凶多吉少。但老趙“移鎮”順利得有如神話。除了老趙赫赫武功的威懾力和人格力量之強大氣場震懾之外，他的推誠佈公也感動了諸位藩帥。老趙沒有權謀意識，他做事襟懷坦蕩，出口就見誠意。

四、老趙答應與諸將“約為婚姻”，有“政治聯姻”的意圖，在大宋初造之際，將這些勳臣納入“帝室”也確實不失為一種策略組合。據《宋會要輯稿·帝系》，老趙的三個女兒，兩個嫁給了武將之子，一個嫁給了文臣之子。太祖開寶三年六月五日，以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審琦之子，內殿供奉官都知王承衍為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選尚昭慶公主。開寶五年閏二月四日，以故鎮安軍節度使、中書令石守信之子，鄆州牙內指揮使石保吉為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選尚延慶公主，賜襲衣、玉帶、塗金鞍勒馬。從此以後，凡是尚公主者有所賜給，就按這個規格對待。後又加賜絨毛暖座。另外，尚書右僕射魏仁浦之子，東頭供奉官、右衛將軍魏咸信也做了駙馬都尉，選尚承慶公主。

消禍亂於未萌 王審琦，是趙匡胤老友，“義社十兄弟”之一。

他為人純謹，有方略，善騎射。跟柴榮徵淮南時，舒州（今安徽潛山）堅壁難下，詔郭令圖領刺史，王審琦等以精騎攻其城，史稱“一夕拔之”，擒舒州刺史、獲鎧仗軍儲數十萬計。郭令圖入城，王審琦等去救黃州，沒幾天，郭令圖被舒州人逐逃。王審琦又選輕騎銜枚夜進，一晚至城下，大敗舒州叛軍，郭令圖得以回到治所。攻伐楚州時，王審琦為南面巡檢。楚州城將陷，王審琦估計楚州守軍一定會從南門逃遁，於是以逸待勞，設伏等楚人入套。果然，城中兵鑿南門而潰，王審琦伏兵四起，斬獲近萬人。

進入大宋後，王審琦出為忠正軍節度。史稱“在鎮八年，為政寬簡”。有一件事可以知道他的“寬簡”。轄區有縣令，縣令屬下有錄事（秘書）小吏，犯法，縣令將其罷黜。有幕僚向王審琦告密說：“這個縣令太專斷，罷免下級竟然不先來州府報告，請辦縣令專斷之罪。”王審琦說：“五代以來，諸侯強橫，縣令不得專管縣事，事無鉅細，都要藩鎮做主。今天下治平，我忝守節度，而部下縣宰能主動斥去黠吏，實在值得嘉勉，何罪之有？”王審琦這一段話很重要。他是最早懂得結束五代亂世軍政習氣的武夫。所以，他這一番議論，史稱“聞者歎服”。他在鎮守壽春時，根據每年所得的賦稅租課，量入為出，從來不過多誅求。王審琦之“寬簡”如是。

“寬簡”是傳統優秀地方官的基本品質，王審琦當得。

據說王審琦不能飲酒，但有一天與老趙等人宴會，酒酣之際，老趙裝神弄鬼開玩笑，舉酒仰望蒼天，祝禱說：“酒，天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也。大宋方興，正要與老朋友共享富貴，天為何這麼吝嗇不讓我這老朋友飲用美酒啊！”

祝禱完畢，看著王審琦說：“老天爺肯定會賜你酒量，你試著飲飲看，不要怕！”王審琦受詔，居然連飲十杯，沒事。從此後，與老趙在一起就能暢飲，但回家還是不能飲，強飲就生病。此事《宋史·王審琦傳》載之甚詳，事有不可解者如是。

乾隆《御批綱鑑》對“杯酒釋兵權”事評論道：“藝祖平時常言帝王自有天命，且笑周世宗殺方面大耳之非，居然豁達大度者，乃芥蒂未忘，疑黃袍之復加，恐巨鎮之難制。且不以正道消禍於未然，徒以杯酒詭辭釋兵權，罷藩鎮，豈篤於信天而明於為政者邪？”

乾隆不理解這正是老趙的人情味所在。人情與法度並行不悖的完美境界，老趙達到了。乾隆似乎還沒有資格來批評老趙。就聖賢氣象言，乾隆距離老趙太遠，隔膜太深。

船山《讀通鑑論》說到漢高帝劉邦時，提及宋太祖趙匡胤，認為劉邦在剛剛大敗項羽之後，立即到韓信軍中奪其兵權，與老趙收諸將兵權類似而不同。說韓信，不是石守信、高懷德等人可以比擬的；韓信割地而王，據屢勝之兵，又不同於陳橋擁戴之主。船山認為：“宋祖懲羹吹齏而自弱，漢高拔本塞源以已亂”，二人行跡相似，但關鍵之處不同。“拔本塞源”，是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奪韓信兵權，“以斂天地之殺機，而持征伐之權於一王，乃以順天休命，而人得以生”。劉邦此舉，確實當得此境。“懲羹吹齏”，是說因為羹湯燙嘴，所以遇到冷菜也要吹一吹。移來說老趙，就是：五代藩鎮很危險，所以對石守信等將軍也要提防。劉邦是“已亂”，終止禍亂；老趙是“自弱”，自我卑弱。

船山很多意見都很精彩，只有這個意見，對老趙不免看矮。

劉邦之後，封了很多王，但他死後不久，就有吳楚之亂，仍然是藩鎮起事，如此“已亂”並不徹底。老趙之後，三百年間，大宋王朝無一例藩鎮起事，應該說是中國自西漢以來，解決地方藩鎮問題最漂亮最優異的王朝。就這個案例言，劉邦遠遠不如老趙。老趙的“自弱”，是因為他有“仁者之愚”，“聖賢氣象”。石守信等固然都是陳橋擁戴之主，但未必沒有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割據之念。消禍亂於未萌，正是大見識者的作為。就這個意義說，老趙才是“斂天地之殺機，而持征伐之權於一王，乃以順天休命，而人得以生”的聖君。

趙普私藏任命書

“收兵權”過程，也有反覆。

在後來的日子裡，老趙思量中央禁衛軍還是需要一個懂得文韜武略的人物來帶領，於是想到了老將符彥卿。

符彥卿是後周老臣，戰功赫赫的人物，多次擊敗契丹北遼，北人對他甚為畏服。《宋史》對他的評價是：“累朝襲寵，有謀善戰，聲振殊俗，與時進退，其名將之賢者歟！”歷朝承襲帝王寵愛，有謀略善於打仗，名聲各界皆知，懂得進退之道，應該算是名將中的賢者吧！此人還有三個女兒，都做了皇后。第一個女兒嫁給周世宗柴榮，立為皇后。不久病死，被諡為宣懿符皇后。第二個女兒又嫁給柴榮，柴榮逝世後，她輔佐周恭帝，臨朝聽政，人稱符太后。宋周禪代後，符太后還西宮，人稱周太后。柴宗訓死後，她出家修道，號玉清仙師，死後被諡為宣慈皇后。第三個女兒在後周時就嫁給了趙匡義（也即趙光義），於開寶八年病逝。趙匡義後來做了宋太宗，追冊她為懿德皇后。老趙對這個兩朝勳戚，一直禮遇有加。到了大宋開國之初，符彥卿更成為諸位藩帥中的帶頭大哥人物。

符彥卿這時正做著天雄節度使（治所在今河北邯鄲），來朝，老趙在廣政殿接待他，賞賜甚厚。這時節，老趙忽然動念，要拜符彥卿為禁軍統領。

已經出任樞密使的趙普認為符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再委以兵柄。屢次勸諫，太祖不聽，下達了任命書。但當時的制度規定是，皇上有委任武官命令，須經樞密院簽署。趙普時在樞密院，拿到了這份任命書，放在懷裡來見太祖。

趙普出示這份任命書，告訴老趙，不可任命符彥卿為禁軍統領。老趙沒有猶豫就否定了他。

第二天，趙普又來求見。老趙迎著他說：“是不是為符彥卿的事啊？”

趙普說：“不是，是別的事。”因此就奏對了一個別的什麼事。等到這個“別的事”奏完了，趙普又拿出這份任命書給皇上。

老趙說；“你小子，果然是為符彥卿事來！這份詔書怎麼在你手裡？嗯？”

趙普說：“臣認為這件事處理得有不妥當的地方，所以又留下了，沒有發出去。臣只希望陛下深思利害關係，千萬不要到時候後悔！”

老趙說：“你幹嗎非要跟符彥卿過不去！你這是為啥啊！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朕耶？”

趙普再一次點化了趙匡胤：“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

在陳橋兵變中，你老趙那時也沒有想過要“負”周世宗啊？結果呢，還不是被“權反在下”“陰謀擁戴”的叛亂士卒“黃袍加身”，不得不反嗎？最後還不是“負”了周世宗，欺侮了人家周世宗留下的孤兒寡母？ 史稱“上默然，事遂中止”，太祖趙匡胤沉默了，委任符彥卿為禁軍統帥的事也同時擱下了。

藩鎮大帥典中央禁軍，危險甚重。前鑑不遠，老趙懂。

順便說，細考這類故實的內在邏輯，就會清楚：老趙沒有參與陳橋兵變的預謀。那種動輒說老趙與親信等人長久鋪墊，預謀奪取後周天下的說法，大多屬於民間想象，不足信。

“收兵權”各有玄機

在趙普的催動和點化中，趙匡胤繼續推行“侵削藩鎮”的戰略。

他在罷免了一批中央禁軍軍事首領之後，接下來，又罷免了一批藩鎮首領。

有一天，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彥超等藩鎮將軍們來朝，老趙在後苑宴請他們。酒酣（又是酒酣），老趙從容地對這幾位將軍說：“卿等都是國家的元老，但是長久在外掌兵，事情那麼多、那麼繁忙，這不是朕所以優待賢良的意思啊！”

王彥超已經聽說了石守信等人被罷免中央禁軍軍權的事，他有預感，現在輪到罷免藩鎮兵權了，於是很聰明地前奏道：“臣本無什麼勳勞，一直以來冒領榮寵。今已衰朽，如能退休，讓這把骸骨迴歸丘園，這是臣的願望啊！”

但是另一些藩鎮大員不太明白，前安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前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前定國節度使白重贊、前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等人，開始紛紛自我表白過去攻城略地的資歷，以及南征北戰的艱苦。

太祖略聽他們說過，也不客氣，淡然道：“此都不過是上一代的事了，何足論也！”

很快，下詔，以郭從義為左金吾衛上將軍、武行德為太子太傅、王彥超為右金吾衛上將軍、白重贊為左千牛衛上將軍、楊廷璋為右千牛衛上將軍。

第一次“杯酒釋兵權”，是解除了藩鎮大員的中央典兵之權，而給他們各人做了一次調防，但沒有“侵削”他們的藩鎮之權；這一次“杯酒釋兵權”，是解除了藩鎮大員地方之權，而給他們各人一個調動，到朝廷裡來做官——所有的官職都是閒職。

同樣是“收兵權”，石守信等人是罷京官改為地方藩鎮；郭從義等人是罷地方藩鎮改為京官。研究“收兵權”的過程，這一層關節較少為人注意。事實上，這是一個巧妙而又合理的安排。

對石守信等人而言，從京官到地方，是消除了他們總攬天下兵權“黃袍加身”的可能性，要大宋不再出現郭威第二、趙匡胤第二；對郭從義等人而言，從地方到京官，是消除了他們坐大州牧“藩鎮割據”的可能性，要大宋不再出現楊光遠第二、李守貞第二。

所以，這兩次“收兵權”各有玄機。

郭從義，先世也是沙陀部人。歷仕後唐、後晉、後漢、後周。郭從義還是五代時的抗遼將軍，曾跟從符彥卿在忻口大破契丹，如俗話所說：大長了中原人民志氣。後漢時曾剿滅吃人魔頭趙思綰，如俗話所說：為西北人民除了一害。但他也有一個惡事，令人難以原諒。趙思綰據守長安叛亂時，有一個巡檢使喬守溫逃跑，他所寵愛的姬妾被趙思綰佔有。郭從義滅趙思綰後，又將這些姬妾據為己有。不久喬守溫回來，向郭從義討要原來屬於自己的愛妾。郭從義沒理由拒絕，但心裡又恨又癢，於是追究他逃跑的罪過，密告當時的前敵總指揮郭威，將他殺掉。這類行徑太惡劣，要在我的書裡給他記上一筆。

此人還善於打馬球，進入大宋後，老趙就讓他表演一次，顯顯身手。他很興奮，換了衣服，跨一頭驢，在庭院中馳驟，史稱“周旋擊拂，曲盡其妙”，來回轉悠擊打馬球，顯示了球技多方面的妙處。完事後，太祖賜坐，對他說：“卿技固精矣，然非將相所為。”愛卿的球技確實很精妙啦，但這可不是將相應該乾的活兒。史稱郭從義大慚。

又有記錄說，此人還善於書法，尤其善於寫“飛白”字型，寫出來的字，筆跡帶著或長或短的枯絲，其勢，就像要飛舉，得到了當時人的好評。

應該說這是一個多才多藝但又心狠手辣的藩帥。這樣的人物，在五代十國得到“擁戴”，能夠做出什麼事，是可以想見的風景。

南宋著名的易學大家胡一桂對老趙杯酒而釋兵權一事評價道：

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杯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宋史紀事本末》引）

不僅如此。中央禁衛罷為藩鎮，藩鎮罷為中央官職，這之中還有奧妙。

藩鎮不能沒有，朝官也不能沒有，要緊的是如何控制武夫的兵權，不使他們有那種被“陰謀推戴”的可能性。藩鎮一旦被擁戴，往往就是一場廝殺，天下就要回歸於亂世，這是趙匡胤不願意看到的。

武臣們“盡讀書”

有一天，老趙對左右侍臣說：“我欲使武臣盡讀書，使知為治之道。”

我想要讓武臣們都來讀書，使他們都能懂得文治之道。

史稱“左右不知所對”，太祖左右的臣僚不知應該怎樣回答。

“左右”皆從五代十國亂世而來，人人熟知一句名言：“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這話雖然出自後晉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之口，但也是五代各藩帥們的普遍認識。從中唐以來，誰“兵強馬壯”誰就有機會出任皇上，唐肅宗李亨如是，後梁太祖朱溫如是，後唐莊宗李存勖如是，後晉高祖石敬瑭如是，後漢高祖劉知遠如是，後周太祖郭威如是，而現今的宋太祖趙匡胤事實上也是。這類武力上位的規律性存在，已經沒有什麼人懷疑。

只有打天下，哪裡有什麼治天下？

讀書，而知“為治之道”，對於習慣於“兵強馬壯者為之”的藩帥和文臣而言，不啻如天方夜譚。老趙要武臣們“盡讀書”，要讓他們知道天下的“為治之道”，這類經驗對“左右”而言，太陌生太遙遠啦！

於是，老趙感到了孤獨。

他知道他所追慕的昔日盛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大漢盛唐，那種鬱郁文采的郅治之世，作為一個政治目標，還不被更多人所理解。

這不是個小事情。

《續資治通鑑長編》引史臣李沆的話論太祖此論： 昔光武中興，不責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義，夜分乃罷。蓋創業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讀書，可謂有意於治矣。近臣不能引以為對，識者非之。

過去漢光武帝中興，不去督責功臣們做政制之事，等到天下已經平定，多次帶領公卿將軍們討論儒家經義，一直到夜晚才罷。這是因為創業而至天下太平，自有程式。現在宋太祖要讓武官們讀書，可以看出是有意於天下太平了。但近臣們不能引此來思考回應，知道道理的人認為這幫近臣太差勁啦！

蓋文明立國，一般不討論功利問題，因為功利問題無須討論，士庶已經懂得如何去做；官方也來論功利，則天下皆成功利世界，如此，則距離淳穆祥和之郅治越來越遠。宋人曾論即使為天下斂財，也是“教猱升木”——教猴子爬樹，無此必要。蓋猴子本來就會爬樹，不必特別教導。老趙要演繹一個“王道”天下，必先結束五代的“霸道”世界。

就中唐迄於五代十國之權力分配言，可以約略看到，百年間的州郡大員，幾乎就是世襲小皇帝。各位藩帥臨終前總要把藩帥的位子交給兒子或嫡系，然後再“上報”朝廷，由朝廷“任命”。這種尾大不掉的行政格局，讓霸道天下一直處於板蕩中，民生凋敝、戰亂頻仍。

宋人筆記《國老談苑》記載： 太祖嘗語趙普曰：“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何術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替，則無虞。”因從之。

老趙問趙普，唐以來禍源在“諸侯難制”，有什麼辦法改變這個格局嗎？趙普回答說：地方各州郡，不可世襲，要由派出的京官“權知”，而且每三年就要替換，不可“權知”過久。如此，則地方勢力自然消減，可以免除戰亂禍源。老趙接納了這個意見。

這是趙普為大宋帝國貢獻的又一個智慧含金量極高的戰略性意見。

“權知”，是理解大宋文官制度的一個重要概念。

簡言之，“權”，是臨時的意思，“知”，是執掌的意思；“權知”，就是臨時執掌。三百一十九年的大宋史，涉及職官升遷內調外放之類，常常會看到這個詞。它的意義在於：從此以後，無論地方抑或朝堂，所有官員一律由中央任命，而不是地方自行推舉。權知制度，是解決藩鎮獨立的制度性規劃，在中國職官史上是一個創造。雖然自秦漢以來施行郡縣制，已經開始由中央任命官員，但在經由百年亂世後，大宋帝國再建此一職官制度（西蜀孟昶比老趙要早若干年施行權知制度，但影響不及大宋），有了很大程度的創造性。權知制度的價值在於，它是一種文官治理模式，一次性革除了“兵強馬壯者為之”的武夫治理模式。

郡縣治，天下治。老趙以武夫出身卻一力推行文官制度，為中原王朝奠定了一種地方管理的千年文明。

建隆元年七月，北征李筠之後，老趙即任命京官宣徽南院使昝居潤“權知”鎮州（今河北正定）。這是大宋第一次由京官出任地方，也是第一次任命文官。以此為標誌，文官管理大宋的序幕逐漸拉開。

要知道，五代時，藩鎮強悍，朝廷幾乎無法左右州郡，每當確實需要“移鎮受代”，也即以州郡為單位的防務調動，都要先派出近臣到地方好言相勸，同時還要發兵備之。即使這樣胡蘿蔔加大棒的調動，還是有藩帥們不願意奉詔。納入到這種歷史慣性中來考察“權知”制度之建構，就知道此中聖賢立意的艱難和創造性。權知，確是中國軍政史上的大事。

了不起的文官制度 昝居潤，似乎天生就是一個文官材料。此人善於做文章，又懂財會，為人明白事理而且聰明，有操守，史稱“篤於行義”，樂意真誠地做仁義之事。而且樂於推薦人才。雖然歷仕四朝，但從未有不良記錄。大宋帝國的“權知”制度從他開始，可謂“得人”。

趙匡胤時代初期，天下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現在，用趙普謀，使昝居潤一類的京官、文官出任地方，等於向天下發出了一個訊號。

以後，由朝廷派出官員到地方執掌州縣，成為常例。

乾德五年，過去郭崇的部下辛仲甫，入朝拜為右補闕，出知光州（今屬河南）。

補闕，是一個七品上的諫官，主要職責是規諫皇帝，也兼負著舉薦人才的任務。像左右拾遺一樣，補闕也分左右，但比拾遺略高一級。辛仲甫由朝官去“知”縣城，品秩不變。在光州期間，趕上一次澇災，有一條大河決堤，水漫州城，辛仲甫就集中了舟船數百艘，展開救援，當時州府的軍用物資和百姓儲備，都用這些船運載到高地，得到儲存。一州人賴此而度過了荒年。

他還發現此地有水無樹，人們行走在官道上、田野間，夏天都沒有個涼快地方，於是就發動地方種樹，很快，一些柳樹就成長起來，州人很感謝他的德政，稱這些柳樹為“補闕柳”。

後來他移鎮彭州（今屬四川成都），成功地平定了一起預謀中的暴亂。當時有賊寇準備趁節日官民宴集期間作亂，當時已經是春天，辛仲甫看到城濠兩岸的冬草甚高，覺得這個地方適合賊人隱蔽，就令人將濠草一燒而光。賊寇見這情況，以為陰謀洩露，就有人來主動自首，辛仲甫順藤摸瓜，抓了首亂者百人正法。一場可能的暴亂平息了。

四川孟昶的後蜀平定後，需要有人治理西川。那地方需要有武官鎮守，但老趙還是想找一個文官，但最好是文武雙全的人才，就問趙普有沒有這樣的人。趙普推薦了辛仲甫。

五代以來，諸州馬步軍院都虞候，馬軍、步軍司令部辦公室主任，大多由藩鎮安排自己的衙門將校擔任，太祖知道這是個弊端，因為辦公室都是他自己的人員，秉公處理軍政事務的可能性太小，容易讓藩帥在其間“上下其手”，於是，加進了一個官職司寇參軍，進入馬步軍院，這個人選，往往以科舉考試中的“九經及第”的進士充任。宋初著名文人柳開，就是第一個到宋州（今屬河南商丘）出任司寇參軍的文職官員。後來司寇參軍又改名為司理參軍。大宋流傳著很多“馬步院”的故實，其實應該叫“司理院”。

幾年時間裡，老趙完成了國家由軍事管理向文官管理的轉型，成功地實現了天下大治的局面。

對此，老趙也很得意，他像個孩子似的對趙普說：“五代藩鎮太殘虐，老百姓受害不小。朕今天就用儒臣幹過去藩鎮們乾的事！要派下一百多人去治理大藩！就算這一百多文人個個都貪、都髒，也趕不上武夫的十分之一呢！”

老趙對州郡地方，一方面派出知縣，“漸削其權”，一方面則根據具體情況，如藩帥病逝、藩帥遷徙、藩帥升遷、藩帥遙領他職，慢慢使原來的武夫藩帥也退出州郡管理，而代之以文官。十幾年間，終於造就了大宋帝國了不起的文官制度。在這個文官制度下，道州郡縣，三百年間，先後出現了無數聖賢人物，為大宋贏來前所未有的聖賢氣象。後來坊間流傳、小說講述、戲劇演出的很多“知縣”“縣令”“太守”故實，大多出自於大宋，源頭在此。

這是聖賢制定制度，制度反過來造就聖賢的良性運作。

在後來的日子裡，趙匡胤逐步削奪節度使鎮將之權的方式是，強化縣一級的權力，虛化州一級的權力。按照趙普的意見，太祖在頒給中書門下的詔書中有一道命令，大意說： 以後各縣都要置縣尉一員，其地位在縣秘書主簿之下，俸祿與主簿同。以後凡是遇有盜賊鬥訟之類地方事件，各州刺史要將這類事件轉給縣令及縣尉處理。州郡不得越俎代庖，不得代替各縣處理案件。

為了加強各縣武裝力量，還允許根據各縣規模，各置不同數額的弓手。

此外，還有一項制度規定：各節鎮轄下支郡，皆直隸京師，這些支郡“得自奏事，不屬諸藩”，可以自行向朝廷奏事，不再屬於諸藩。這就等於將各州郡的二級管轄地權力收歸朝廷，諸藩，由原來的“省部級”成為與“地市級”並行的行政單位。這樣，五代以來的由節度使擅自處理縣級事務的藩鎮權力得到控制。從此以後，公事又回到縣一級管理，而藩鎮諸將所能主管的，不過是所在城內公事而已，其權力都達不到鄉村——鄉村一級皆由“權知”的縣令管轄。史稱“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

“侵削藩鎮”之妙

但老趙“侵削藩鎮”之妙，還不止於此。

更出色的是，諸州一級的權力，還得到了進一步的制衡。

老趙的方法是，為各州太守或藩帥設副官通判。

通判管理州郡地方事務，“凡諸民之政皆統治之”，而且，可以直接與朝廷對話，不必請示州郡長官。史稱通判“事得專達，與長官均禮”。這樣的通判，大的州郡甚至可以有兩個名額。通判，相當於軍隊中的監軍，是由朝廷直接派出的監察性質的官員。這類官員由於名義上不是二把手，又不是長吏的屬官，等於單線與朝廷聯絡，所以到了後來比當地太守長吏還威風。有一個杭州人，特愛吃螃蟹，在朝廷做官，他想補一個外郡，人問他，你要到哪個地方去啊？他回答：“別管是哪兒，只要那個地方有螃蟹，無通判，就行！”這話很長時間裡成為人們挖苦通判的口實。乾德四年，甚至還發生了通判與長吏紛爭的事。通判常掛在口頭上的話是：“我監州也，朝廷使我來監汝！”我是監州啊，是朝廷讓我到地方來看著你的！於是太守長吏的舉動不得自專，多為通判所制衡。藩鎮的權力是得到制衡了，但內部鬥爭，也造成了效率低下和無謂的消耗。顯然很過分。老趙知道這個弊端後，特意下詔貶損通判一點權力，詔曰：“諸州通判無得怙權徇私，須與長吏聯署文移，方許行下。”

意思是說，各州的通判不得仗恃朝廷給的權力而行私怨。以後有事行文，要和長吏一起聯署簽名，這樣的文書才算有效。這樣“聯署”，等於通判與太守達到了權力平衡，基本解決了地方權力問題。

從此，通判與州官聯署，成為大宋文官制度的一大特色。權力制衡做到這個份上，古今罕見。

在財務方向上，遏制藩鎮的管理方式是：特設諸路轉運使。

唐代天寶年間以來，各藩鎮屯重兵，地方租稅所入，都被留下自用，交給中央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不過帶有象徵性而已。五代藩鎮時期，有各種“場務”，這是屬於鹽鐵酒等特殊消費品的專賣管理機構。一般以生產、專賣鹽鐵的機構為場，稅務稅收機構為務。這類場務，基本都被地方藩鎮壟斷。而且沒有個準譜，各藩鎮一般都會派自己的親信管理場務，隨意規定繳奉數額。這類無法測度的盤剝聚斂，是地方士庶最大痛苦之一。趙匡胤從地方過來，深知此類事弊端所在。他於是與趙普共同設計了“轉運使”。

轉運使一職唐代就有，但直到宋初，才固定下來為地方財務總管，負責徵收財稅，管理地方財政。凡一路之財，轉運使掌之。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都沒有權力干預。史稱“於是財利盡歸上矣”。不僅如此，宋初的轉運使，還負責有“監察”任務，權力甚重。而轉運使直接隸屬中央，其負責監察的並非一州一郡，而是一路。路，在宋代是一個行政機構，天下只有十幾路，最多時達二十六路。宋代施行的是路、府（州、郡）、縣三級制。各路轉運使的一把手稱為“都轉運使”，這是臨時性的州府以上的行政長官。

從大宋整體組織架構觀察，施行的是“五權分立”制度： 皇帝掌全國軍政決定權；

中書省掌行政權； 樞密院掌軍事權； 三司掌財政權；

御史臺和諫院掌監察權。

皇帝以外，其他四權分別向皇帝負責，而皇帝下達命令，屬於行政方向的，則由中書省簽署，不同意，可以駁回；屬於軍事方向的，則由樞密院簽署，不同意，也可以駁回；三司也可以直接提出建議性意見；而御史臺則監察百官，諫院則盯著皇上，百官有錯，御史臺彈劾不已，皇帝有錯，諫院必須諫諍，不諍則屬於失職，為天下笑。

官員的任期也漸漸有了規定，幾年，就要輪換。軍隊，樞密院雖然有權謀劃戰事，但無權排程軍隊。而文官和將軍外派稱之為“差遣”，這是實權所在；平時雖有官位，但無職權。這就是“職務”和“職位”的分離。這種結構，各自的權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但內部“叛亂”的風景，卻得到了根本性遏制。總體來看，利大於弊。但積弊所在，也漸漸演成痼疾，這是後話。

《宋史紀事本末》引用了宋人呂中的一段話，來說大宋帝國的偃武修文，說得非常準確，呂中說： 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所以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卻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是因為藩鎮專斷霸佔其地；天下之所以戰爭不息，是因為藩鎮專斷統領兵將；士庶之所以苦於賦役勞重，是因為藩鎮專斷享有稅收；士庶之所以苦於刑罰嚴峻，是因為藩鎮專斷主導殺戮；朝廷命令之所以沒有辦法行之於天下，是因為藩鎮專斷安排世襲。太祖趙匡胤與趙普為了長治久安，經過長久考慮，知道天下的弊端在此，於是以文臣執掌州府，以朝官執掌郡縣，又以京官監臨地方財政，為之安排轉運使、通判，都是為了漸漸地侵削藩鎮軍政財權。從此，朝廷以一紙命令下到郡縣，就像身子使喚胳膊、胳膊使喚手指那麼自由，沒有什麼難處，而天下大勢，從此分久而合了。

元佚名《宋史全文》也引呂中的話評價太祖“侵削藩鎮”事，說：

以酷吏主財，則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則用法必嚴，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財、士人典獄也，知所以培國脈而重民命歟! 用酷吏執掌財政，那麼榨取士庶一定很嚴厲；用武夫執政刑罰，那麼適用法條一定慘烈；這就是太祖為什麼要任命儒臣來主管財政、任命士人來執掌刑獄——太祖真是很懂得“培國脈而重民命”啊！

“培國脈而重民命”，培植國家的命脈而重視庶民的生命，這是聖賢人物永恆的軍政目標，也是大宋帝國太祖趙匡胤終生的天下目標。他一生的軍政訴求在此、用意在此。

但需要重複的是，老趙對邊防將軍的“久任”之道。

宋初邊防任務極重，老趙一方面將各個藩鎮的財政收歸朝廷管理，一方面又給予邊關將帥較大自主權，表現了政治家出色的靈活性。

首先，他量才起用，邊關守將各得其人，令其才有所用。

其次，他對守將在京眷屬撫之甚厚，令其個個心存感激，無後顧之憂。邊將每次來朝，太祖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頒賞之豐厚異於常人。

再次，凡軍中事，政策放寬，許從便宜。

最後，在財務政策上，也儘量向邊關傾斜，邊鎮方面的鹽鐵酒這類專賣，雖然由轉運使管理，但所獲之利潤，朝廷不回收，一律贈予邊將。邊關貿易之類，免所過徵稅，所得利潤也贈予邊將，鼓勵守帥將這筆收入用於邊防，令其招募驍勇以為爪牙。

這方面，趙匡胤是有自覺意識的。邊關稅收歸邊關，朝廷收入就會減少，但他寧肯儉約度日，也不肯廢掉這一政策。他曾經對近臣說：

“安邊御眾，須是得人。邊關鎮守如能懂我的意思，我必優恤其家屬，厚其爵祿，多贈他們公錢及所屬州郡的稅利。以此要他們招募驍勇，以為爪牙。這是需要銀子的。錢財豐盈，必能做成這一件大事！如此，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也。”

這樣一來，邊臣大都富於財貨，得以重金養募死士，使之為間諜。於是洞悉藩情。每當邊敵入寇，必能先知其來，可以預為防備，設伏掩擊，往往能夠獲勝。史稱“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如此，大宋得以騰出人力物力財力，盡力於東南。為日後取荊、湖、川、廣、吳、楚之地，預先做好了政治軍事和財政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