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大宋帝國三百年趙匡胤時間（下）》（1）

壹 偃武修文

大宋立國伊始，老趙從地方收回司法權，制定《宋刑統》，提出著名的刑律方針：禁民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除文明立法之外，他還巡視國子監，重視儒學，師法古聖，身體力行，教化天下，並對科舉進行了政策性調整，確保公平取士。國家的文治格局慢慢走上正軌。

“微行”遇冷箭 陳橋事件後，慕容延釗抵禦北漢契丹來侵，前鋒已經駐屯真定（今河北正定）。太祖受禪後，當即派遣使者給慕容將軍帶去詔書，許以“便宜從事”，允許他根據前方形勢自行裁斷。慕容延釗於是巡視河北邊境，嚴加防範。北漢、契丹逡巡歸逡巡，覬覦歸覬覦，但聞聽慕容延釗大軍在前，未敢輕舉妄動。

不久，老趙等到了慕容延釗方面的來報，史稱來報的內容是： “契丹與北漢兵皆遁去。”

他們聞聽老趙登基，已經不是後周幼主的天下，入侵中原之意頓消，再南下，已經沒有勝算，所以只好撤兵——或遁去。

大宋新政初建，賴慕容將軍而安定了北境。慕容延釗被宋太祖授為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二品。

公元960年2月，農曆正月，初春的日子，趙匡胤住進了原後周的禁宮。

老趙幾乎來不及享用種種“帝王之樂”。他依舊過著那種簡易的日子。心裡想的卻是天下大事。

老趙喜歡“微行”，以便於“陰察群情向背”。他大約想起了古來帝王“微服私訪”的故事，於是也常常“微行”。但這類行動給保衛工作帶來難度，於是有人勸諫他注意安全，帝王嘛，深居簡出為要。但老趙聽後大笑說： “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過去周世宗見諸將長得方面大耳，有帝王之相者就藉故殺之，我老趙終日侍奉在世宗左右，他也不能害我啦！沒關係，誰有這個帝王命格，任他自為就是，我老趙不禁！”

從此“微行”更加頻繁。

但是“微行”雖然沒有遇到麻煩，第一次公開出行卻遭遇了襲擊。宋人朱弁《曲洧舊聞》，說太祖即位後，車駕初出，過一橋，忽然有飛矢來射黃傘。禁衛一時驚駭，老趙卻乾脆敞開袍子，笑著說： “教他射！教他射！”

回到宮內後，左右力請捕賊，老趙不允，久之，亦無事。

老趙此舉，很像大帝柴榮。當年，老趙跟從柴榮徵淮南，克壽州城時，曾經親眼看到柴榮的鎮定。

時壽州守將劉仁贍猿臂善射，發無不中。周世宗坐帳幄中觀戰士攻城，劉仁瞻覷見黃羅傘蓋旁的帳內有人，忖度就是柴榮，於是，從城上搭弓射之。說那箭鏃在御座前數尺就會降落。左右驚愕，都來諫請世宗避一避。柴榮說：

“要是一箭就射殺一個天子，天下還有天子嗎？嘁！”

柴榮不但不避，還命左右將御座抬到剛才箭落處，等著繼續來箭。

劉仁贍的箭又到了，結果又在幾步遠之外落地。這箭，傷不到周世宗。

劉仁瞻知道後，將弓箭放下不再狙擊。他對左右說：

“這是天意啊！不是我不能射中他！但吾世受國恩，兄弟之中行伍多人，如果不能治危捍敵，寧靜邊境，給君父帶來憂患，吾甚恥之！現在雖病但猶能奮力執戈，與諸君背城血戰，死於旗鼓之下，乃吾之分。終不以大丈夫之節屈身以事二姓！”

這一段記載見於宋人龍袞《江南野史》。龍袞評論此事道：“以周世宗之神武確斷，當矢石而不懼。予觀自古帝王之達者一人而已。”這個評論不確，因為趙匡胤也是這樣的人。

老趙是真的相信天命在茲。

他遇到敵對勢力放冷箭，卻沒有追緝刺客，確實了不起。想想如秦始皇博浪沙遭遇刺客，沒有搜尋到刺客，竟然掃滅周圍多少平方公里的人煙，就知道老趙與嬴政不是一類人。所以我有一個說法： 同為皇權制度下的帝王，與同為民主制度下的總統一樣，良莠不齊；說帝王皆是混蛋，就跟說總統都是聖人一樣糊塗。人的豐富性決定了人的多樣性。以職業之不同而界定人性之不同，必生謬見。

老趙不追究暗殺團伙，不問何故何因，此即靜穆簡易。船山《宋論》，最為欣賞的就是老趙的行事簡易之風。蓋天下初定，特別需要休養生息，而“民之恃上以休養者，慈也、儉也、簡也；三者於道貴矣，而刻意以為之者，其美不終”。為君王能堅持“慈、儉、簡”三字，實為天下福音，但又不必刻意為之。在船山先生看來，漢代文景之治，兩代君王稱得起“慈、儉、簡”三字，但行事未免刻意，趙匡胤則全出於自心。船山先生認為宋太祖趙匡胤完全當得孔夫子“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之境。我贊同此議。

老趙有時會在後苑彈雀。有一次，臣下稱有急事請見。老趙趕緊扔下彈弓子來見臣下，但一看這位所奏不過是一個很平常的小事。於是大為光火，厲聲質問。這位失名的臣下（行事風格很像趙普）對曰：

“臣以為所奏之事再不急，也比在後花園彈雀子急！”

老趙聞言更來火兒了，舉起身邊的斧鉞就撞擊臣下的嘴巴，結果撞下倆門牙來。這位臣下慢慢蹲下，將牙齒拾起來放入懷內。老趙氣未消，罵道：

“你這傢伙藏那倆牙，是準備起訴我做呈堂證據嗎？嗯？”

臣下對曰：“臣不能起訴陛下，但是自當有史官書之。”

老趙聽到這話，居然一下子就——覺悟了，連忙賜給他金帛慰勞。事實上，他是懼怕歷史。中國史，具有“類宗教”性質，讓人在作惡之前對身後之名有所忌憚。越是位尊德高之人越是懼怕歷史。位高而無德之輩，不信頭頂三尺有神明之輩，不怕歷史——他們什麼也不怕。這個“彈雀”的故實，是可以考見趙匡胤內心“敬畏”的有趣案例。他不是一個“無所畏懼”的人。他內心有神明，可以從他每年都要做郊祀、祭太廟，敬告天地祖宗的事實得到證明；他終生敬天道，可以從他的自信坦蕩以及戒懼惕勵而行事的風格得到證明；他信奉儒學之春秋筆法，對歷史書寫有虔誠的敬畏，可以從“彈雀”故實得到證明。

一般來說，人在宇宙中的處境，省略了神恩、天道以及歷史感之後，就會成為一個徹底的無所畏懼者。但這種“無所畏懼”恰恰又是最為孤寂恐懼的。因為他的精神世界將為絕對的無助所支配，他的經驗想象世界徹底無援——神恩不來眷顧、天道不來垂注、歷史也與他絕緣，他將在“死了拉倒”的酸心硬語中孤零地走入虛無。虛無，給他隱秘、深邃的顫慄與恐懼。這是俗世的瘋狂、冷漠與麻木最實在的哲學背景。而內心有所敬畏的人，不會體驗虛無，因此他的精神世界豐富而又實在，在無限的想象中體驗絕對的超自然力量，不會顫慄、不會恐懼，因為他知道：他與神恩、與天道、與青史，同在。順便說一句：儒學，在引導帝王建構價值觀的方向上，很大程度是在培育他們內心——有所敬畏。

老趙有孩子氣，有軍閥氣，更有聖賢氣。

知錯即改，看似容易，卻難於做到；特別是當場認錯。有錯不算錯，不改才是錯。所以《論語》中，孔子要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宋代大儒要說：“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二程粹言》）這種坦蕩，就是一種“剛”且“明”的聖賢氣象。只有內心保有敬畏的人，才可能自我培育起這種道德成果。我以此衡老趙，老趙當得。

老趙的“三條寶帶”

建國伊始，老趙率先做了三件事：從漕運和賑災開始解決民生問題；從政策改進開始解決偃武修文問題；從禮葬韓通開始解決士大夫道義問題。

東京汴梁是當時一大消費城市。帝室、百官、士庶、軍馬所需，大多仰仗於漕運。四方流往汴梁的各類物資，匡算下來，僅僅幾十萬士卒，每天就需要幾十萬斤口糧。史稱“歲漕百餘萬石”，假定是一百六十萬石，就有近十萬噸的規模，每天必須有兩百噸糧食從外地運來。這還不算近百萬市民所需。而這些南方的糧食北上，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水運。所以河渠通暢，多年來都是執政至為關心的問題。老趙上臺伊始，往汴梁的幾條河道，因為戰爭，已經連年淤積，更需要浚治。就在第一次御前會議上，老趙提出了漕運問題的解決方案。

老趙之前，歷朝歷代，調集丁夫開挖河道，所有糗糧皆由河工自備。老趙認為此類歷史性盤剝過於苛刻。於是下詔，從此河工食用“悉從官給”，都由官方供應，且“著為令”，並且從此以後，成為一種制度性安排。

帝國的文明之象開始了點點滴滴的推演。

當時的漕運，有汴河、惠民河、廣濟河、黃河四水，史稱“漕運四河”。但黃河治理是另外的故事，實際上歷代所著力的是其他三條河。

汴河，也稱“通濟渠”。隋煬帝時已經開挖，屬於大運河的一段，自洛陽西苑引兩條天然河水入黃河，再入汴水。然後循春秋時吳國開挖運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到淮水。主幹在汴水，人工開挖，故也稱汴渠。

惠民河，在開封西南，大宋開挖的運河。

廣濟河，是接收山東濰坊一帶收取租賦的漕運河道。先經由清河（也稱濟水）起運，跨黃河，過幾個州郡，進入廣濟河，由廣濟到達汴梁。這河，後周時已經開始治理，大宋繼續，先後引汴水、金水注入廣濟，與黃河勾連。河在開封城東，西流，經過今天的河南蘭考，到山東，注入梁山泊，下接濟水。因為河道拓寬至五丈，故又稱“五丈河”。工程不小，後周、大宋兩代人的時間都在“五丈河”上付出了汗水。

諸河都有淤淺的時候，尤以五丈河最為嚴重。於是老趙借春初的農閒季節，調集河工，大興力役，史稱開浚之後，“始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遏”——才開始舟船通行便利，沒有了阻塞擁擠的現象。為了修治五丈河，老趙還常常要到治河現場去“督課”，親臨現場監督考核。最初，這些河工們是沒有口糧的，老趙看著一個個黑紅的脊樑在河道上起伏挖掘、穿梭來往，有了惻隱之心（史稱“上惻其勞苦”），特別下詔：每人每天給米二升，並命令天下各地的役夫，都要照此辦理。這個辦法一直貫徹大宋帝國始末。史稱“遂為永式”，於是成為永遠的規則制度。

修浚河道，解決了大汴梁城的日常用度問題，老趙也有得意的時刻。有一次，吳越國的國王錢俶入朝，向老趙進貢了一條“寶犀帶”，也許是由犀牛皮製作，嵌滿了珠寶的腰帶，老趙看過後，回過頭來對錢俶說：“我有三條寶帶，與你給我的這個不一樣。”錢俶很自信，認為“寶犀帶”乃是吳越國良工精心打造，世間罕有，於是請求老趙拿出那“三條寶帶”來開開眼。老趙笑道：

“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

錢俶聽後，頓時明白了帝王之道在民生不在享用的大道理，不禁大為愧服。由此可見宋太祖趙匡胤的格局，遠不是錢俶這樣的國君可以達到的。

老趙踐祚的前一年，河北穀物豐收，導致穀賤傷農；老趙登基伊始，即下令“高其價以糴之”，高價收買農民手中的糧食，以此保障農民利益。

但中原諸道，有地方豐收，有地方絕收。老趙知道後，又派出使者到各地分賑鬧糧荒的州郡。

這是由政府介入而解決民用、戰備糧的儲備問題，是傳統中國的荒政（荒年政制）、良政之一。戰國時代的魏國、漢代初年，皆有此類設計，古稱“常平倉”。方法是：某地糧價低時，由政府適當提價收購；某地糧價高時，由政府適當降價出售。這類“金融政策”，既避免了穀賤傷農，也避免了谷貴傷農，應該是調節糧價、平抑市場、儲糧備荒以供官需民食的一項優良國策。

但這類工作操作起來有難度，故歷史上考察，並不經常施行。大宋帝國在太宗趙光義時代，完善了這個“常平倉”制度。大宋帝國的文明力量就在於：只要是利國利民之舉，幾代人都會為之努力，萬難不避。

元代佚名撰《宋史全文》引呂中議論老趙開倉放糧事，大意說：

太祖甲辰即位，第二天乙卯日，即遣使往諸州賑貸。豈有得天下之初，要用這個來沽名釣譽的事嗎？上天惠民，應該遵從天命。當時之民，苦於干戈、賦斂、刑役很久了。為人父母，見子弟之飢寒，則萬難不避也要救助。太祖趙匡胤此舉，與周武王下車之後，就散財發粟給饑民，那種聖賢的仁愛之心，是一樣的。

我認為這不是溢美之詞。

老趙賑災是常事。

翻看《續資治通鑑長編》就會發現，觸目皆是“賑災”“免租”的故實。我據該書統計，太祖一朝十七年，“賑”字出現二十四次，“蠲”字出現三十二次。“賑”是國家放糧給百姓；“蠲”是國家免收百姓租賦。這樣放糧、免收，國家自然就會減少收入，但這樣自動減少收入，實實在在給百姓利益的國家調控，每年要做三次以上。我在閱讀歷史記錄中，還沒有發現哪個朝代曾經有過這樣令人感動的民生政策。

乾德二年，更有一道詔書給地方長吏言：

如果地方有災情，“即蠲其租，勿俟報”。

如果遇到災害，正趕上收租，就要馬上蠲免，不必等到上報後批准。

這一德業，三皇五帝以來，不曾見有。尤為令人欽敬的是，這類德業，只在歷史記錄中夾帶提過，不僅帝王不再自我吹噓，大臣文人們也不做恭維逢迎之語，似乎：這事就應該這樣做！

大宋帝國“做好事”一向如此——從不做自我旌表。

盤剝尋租的惡性

官方的製造業場所稱為“場院”，地方的“場院”，除了由所在地直接呼叫租賦維持“場院”工作外，還由朝廷撥給糧草支援“場院”工作。等於“國稅”“地稅”都有一部分流入“場院”。“場院”工人多為軍人，屬於半軍方機構。但朝廷負責鹽鐵、戶部、度支的財務官三司使，下達的檔案中又有規定：撥出的經費如果有“羨入”（盈餘），可以上報朝廷，朝廷將據此而給“場務”官提成。這個法子五代以來一直如此施行。

宋初，有個地方官名叫張全操，他反對這個做法。他認為這樣將會助長“場務”官從中漁利。乾德四年，他給皇上上書說這個事。趙匡胤馬上下詔：

孔子有言：“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如果在規定之外還有盈餘，這一定是對下屬的剋扣所致。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這麼多盈餘，如果不是多倍收納民租，私減軍食，如何可以得到？要追問此事，不要頒行三司的做法。以後，除了官方規定的消耗數額之外，一切嚴加禁止！ “羨餘”也即“盈餘”，這個事，值得一說。

這是歷來對地方官考核的指標之一。官方要組織國家力量經營各類製作，就要有預算。一般的預算都會做得比較公允，年底核算，一般都差不多用光。但場務官有時在組織地方租賦時，往往會“超指標”榨取，這樣就有了所謂的“羨餘”。而朝廷鼓勵“羨餘”並願意從“羨餘”中拿出一部分獎勵場務官時，場務官榨取百姓租賦就有了“動力”。朝廷如果不知道這個局面，那就是無能；如果知道，不來終止，那就是無道。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明知此事也睜一眼閉一眼。無論無能抑或無道，納稅人都要承擔這個被剝削的惡果。

史上對唐德宗時的“羨餘”惡政記錄頗詳。大意說：

德宗時國用不足，因此有專門聚斂的心思。地方藩鎮知道德宗的心思，就向朝廷進奉“稅外方圓”“用度羨餘”來買好。其實，這個“稅外”的“方圓”（就是孔方兄啦），以及“用度”的“羨餘”，有兩個部分組成。一個是扣留“常賦”，假設：朝廷撥給一萬，他留三千；地方收取一萬，他報七千。這樣裡外裡，就有了六千的“方圓”或“羨餘”。第二個部分是“增斂”，這一塊主要在“地稅”，假設：按規定要斂稅一萬，他斂一萬三千；如此，又有了三千的收入。總合起來，他額外尋租九千。這還不包括他可能剋扣的工人報酬。但這九千，他並不完整上報為“方圓”或“羨餘”，他報二千（史稱“所進才什一二”，進奉給朝廷的不過是扣留“常賦”和“增賦”的十分之一二）；朝廷再返還給他一千作為獎勵；這樣，一年下來，他可以淨得八千。

這裡的數字都是設想的，但路數就是這個路數。

也有一類“忠誠”於朝廷的地方官，“竭府庫以進奉”，竭盡地方府庫向朝廷進奉貢物。但這種做法對地方百姓和場務工人的盤剝更為兇狠。但往往就是這類“竭府庫以進奉”的地方官，得到皇上青睞，很快就會因功而提升。如唐德宗時的宣歙道（宣州、歙州為一道節鎮），一位留守的判官就在幹這個活兒，德宗大喜，召他為朝官，做了刑部員外郎。因此，在無道政權之下，盤剝百姓，進奉“羨餘”是升官的終南捷徑。

這不是孤例。

唐憲宗時，一位以戶部侍郎名義主持財政工作的度支官，知道皇上驕侈奢靡，於是多次進奉國家“羨餘”，供其揮霍，從此“有寵”，不久升官，加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繼續主持財政工作。這是直接做了國務大臣的財政部長。當時國人知道這個組織決定後，朝野譁然，以至於市井的小販們都知道此事，不禁對朝廷這個昏妄舉動嗤之以鼻。

唐穆宗時，有一位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臨時負責修建先帝陵寢，但他的部吏盜取陵寢的建設物資，又不給建築工人應得的報酬，這樣聚斂了十五萬貫財富，進奉給朝廷。穆宗很高興，但怨聲載道。不得已，罷了官，但還是到地方做了省部級大員。

唐敬宗時，有個鹽鐵使（負責國營鹽鐵專營的部長），剋扣榨取鹽鐵業的租賦特別狠戾，但他上報的專賣收入往往不足，卻將各類辦公經費“省下”了“絹百萬匹”獻給朝廷，而且還源源不斷。

……

這類故實證明了盤剝尋租的歷史慣性，五代十國時期，各地皆然，而且愈演愈烈。但在南唐李璟時代、後周郭威時代，這個惡政也曾得到過短暫遏制。

公元940年，一個管理倉庫的官員，歲末時向南唐朝廷獻上了“羨餘”的賦稅租米萬餘石，想以此博得南唐中主李璟的賞識。但李璟說： “國庫的支出和收入都有一定的數額，你如果不是聚斂百姓、剋扣軍糧，哪裡來的盈餘呀！”

李璟是個明白人，並不想在無道之路上走下去。

公元951年，郭威剛剛建立了後周帝國，當天就下詔：凡倉場、庫務的掌納官吏，不許收受“鬥餘、稱耗”（在規定的名目外另立名目巧取民脂民膏）；以前規定的進貢“羨餘”制度，全部作廢。

李璟、郭威的德政應該影響了老趙。但老趙詔書中一句話，引用孔子名言：“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證明了老趙治理天下的自覺性。老趙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將這個事件上升到文明建設工作中來認識。傳統儒學，孔子學說，就是老趙最重要的思想資源。有沒有這個思想資源，處理政事，那是不一樣的。這就是“天下意識”的自覺性。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有司”是有關部門的意思。在《論語》中，孔子將它看成邦國治理的“四惡”之一。

孔子的弟子子張問：“何謂四惡？”孔子說：“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意譯這段話就是：平時不加教化（老百姓不知道犯法而犯法），就要逮捕殺掉，叫作酷虐。百姓還沒有準備好，官方就要看成果，以至於（百姓沒有完成工作而獲罪）叫作暴戾。政令遲緩不下，卻突然限期要百姓完成工作，叫作害人。還有，應該賞賜人的時候卻出手吝嗇，有關部門乾的這個活兒就叫作算計。

“四惡”為孔子所痛恨。因此聖賢人物在推進文明建設時，往往要到孔子這裡去尋求思想資源。“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在後來的種種詮釋中，有一個基本共識：應該頒發給人的財物（報酬、薪水、獎勵等），卻吝嗇而不肯出手，有司這麼幹，實在非人君之道。聖賢話語中，破毀規則，是一種敗德。

“增羨入之數，收倍出之賦”，表面上是“吃盈餘”，而且奉獻給國家，為國家節約支出、增加收入，應該稱之為“愛國”之舉吧，但在實際上成為“害民”之舉：加倍收租又剋扣頒給。老趙的了不起之處在於，他不允許“愛國”而“害民”。他一旦知道邦國治理中存在惡政、秕政、暴政，就立即做出政策調整。他不做秦孝公、始皇帝那種轟轟烈烈的運動式改革，只求點點滴滴的改進。這是思想家王夫之最為欣賞老趙的地方，也是我最為欣賞老趙的地方。老趙對國家政策的星星點點的調整，深得現代政治哲學“社會零星改造工程”文明之相，又具有悠遠歷史且雄深厚重的保守主義之神。故，在趙匡胤時代，自從大宋之後，百餘年來，社會動盪較少、士庶幸福指數較高。北宋百年，其繁榮與文明，超過了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所謂的康乾盛世，這方面，與老趙的穩步改進、自我更化有直接關聯。這是儒學“仍舊貫”（堅守舊有的習慣法）與“日日新”（每天都做一點努力更新）的巧妙平衡，是一般人難能企及的“中庸之道”奧秘所在。現代英美的“民生”治理，基本就在“仍舊貫”與“日日新”之間做策略組合式平衡。

老趙矚目於“民生”的功夫，就這樣在千年之前獲得了現代性。

說到趙匡胤的“民生”，不能忘記大帝柴榮。他在柴榮這裡獲益良多。

柴榮徵淮南之後，知道國家財用並不富有，而後馬上又有了徵契丹之戰。但是這時候，有人來報淮南饑饉。柴榮正在徵調糧草北征，但他還是要求地方將糧草借貸給當地士庶，以度荒年。

有人對他說：“百姓窮，恐怕不能償還。”

柴榮說：“百姓，是我的子女啊！哪有子女遭受倒懸之苦，而父親不為他解脫的道理！我不要百姓必定償還！”

在戰爭準備期間，柴榮也沒有忘記百姓苦難，這方面與那些動輒以戰爭來要挾百姓，四處搜刮軍糧的無道之君有了鮮明差異。

趙匡胤繼承了大帝柴榮的“民生”理念、王道理想，終其一世，沒有向百姓搜刮過一粒糧食，還在著名的遺言“誓碑”中，規定了“不許加賦”的制度。老趙是中國優良政制的繼承者和創制人——地方有災，“即蠲其租，勿俟報”，就是一項優良創舉。這樣的創制還有很多。他在進入汴梁之前，曾約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不許剽掠京師士庶。老趙要做到“秋毫無犯”；但在實際上，老趙做得比“秋毫無所犯”還要仁義。

大軍入城，東京汴梁“市不易肆”（店鋪正常開業）。但總有刁民以為機會來臨，趁著大軍入城之際，藉機打劫。此事在五代十國時期，屢見不鮮。

老趙的“天下目標”容不得這種刁頑敗類，於是辣手懲處。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上之入也，閭巷奸民往往乘便攘奪，於是索得數輩斬於市，被掠者官償其貲。”

大軍入城，首重治安，不僅保護私有財產，甚至當私有財產因為強盜敗類“乘便攘奪”而遭遇損失時，竟由官方來賠償補還，彌補其損失。這樣的義師，我在三皇五帝以來到大宋，大宋以後到公元21世紀，多種史料中，尚未發現有第二例。尊重私有財產，實為政治文明之第一門檻。老趙因為有此義舉，從此進入政治文明，開闢傳統正道。

以我對政治哲學之理解，老趙“官償其貲”之舉，實在是預表了傳統文明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之價值觀，意義重大，論中國聖賢理念，此事乃一大案例，不可等閒放過。這事在歷史記錄中不過是寥寥幾十字，卻是老趙一生德政中的華彩樂章，是傳統中國的亮色高光。

老趙登基，天下平靜

建隆元年，大宋第一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遣放一批江南降將，這些人都是在後周時代被世宗捉獲的戰俘。

命原後周的宗正少卿祭祀周氏廟宇和陵寢，並制定了法令，以時朝拜。

開始鑄幣，史稱“通元寶錢”。

詔有司按前代舊式斟酌損益，制定新的權、衡標準化，頒行天下。

冊立了夫人王氏為皇后。

做人口普查。據各州道報上來的版籍統計，共有九十六萬七千四百四十三戶人家。史稱這就是“國初版籍之數也”。按戶有五至六人匡算，老趙的天下初初不足六百萬人口。這個數字沒有包括契丹、北漢、燕雲十六州、南唐、吳越、荊湖、南漢、吐蕃、大理，以及西域諸地。

當然，老趙沒有忘記陳橋兵變以來的文武官員。於是論翊戴之功，提升並賞賜了一批人。老趙的第一參謀趙普，也被提升為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皇弟趙匡義加睦州防禦使，為殿前司都虞候，賜名光義。

趙光義原來官職為內殿祇侯、供奉官都知，大約相當於中直機關的後勤處長，官不大，但禁軍殿前司都虞候，則相當於中央軍的司法局長，官職升得較快。史上已有記錄說陳橋兵變，趙光義其實是不在場的。直到老趙率六軍進入東京汴梁，他才帶著後勤處和家中的人出迎。此事自從北宋王禹偁《建隆遺事》、趙普《飛龍記》記錄以來，被各類史書反覆徵引，更被人反覆辯難。故趙光義究竟在不在陳橋現場，其實至今依然是一個聚訟中的問題。我已經說過，在這類問題上，除非有更有力的邏輯和證據，否則，只有選擇。我選擇趙光義在陳橋現場的說法，因為我覺得有這樣一個兄弟在場，“陰謀擁戴”的邏輯才更清晰，整個程式似乎更為流暢。一個掌書記趙普，在那個時候，似乎沒有太大的影響力。

石守信、高懷德等人，也都有了晉升。

又封賞吳越國王錢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老趙，並沒有像近代以來坊間想象的那樣“大刀闊斧”做些什麼“興利除弊”的“大事”。相反，老趙登基，天下平靜。後周的中央地方各級官員，基本悉數留用；國家政策法規，基本不做修訂；各類文化設施也一仍其舊。前已說過，這正是儒學“仍舊貫”也即尊重傳統經驗的基本思路。

但在這一年，老趙並非萬事“仍舊貫”，他還是做了若干“改進”（不是“改革”）。其中有四項改進有點意味。一個是軍隊改進，一個是朝會改進，一個是法治改進，一個是科舉改進。這四個“改進”體現了“日日新”的帝國機制，但又安全地守望住了往日的經驗世界。

四個“改進”有一個關鍵詞，就是：偃武修文。

他在這一年下詔：要殿前、侍衛二司各自檢閱所掌軍士，從中簡選驍勇者升為上軍。又命各州長吏選所部兵送到首都，以此來補禁旅的缺額。還特意選出強壯士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各州按樣召募教習。等到諸道各州訓練精壯後，即將這些經過訓練計程車卒送至京都闕下。從此獷悍之士皆隸屬於禁軍軍籍。此舉對地方的彪悍之氣是一種收斂，卻同時提高了禁軍的戰鬥力。

國家的武裝力量開始出現“可控”的格局，而在五代十國時期，“可控”幾乎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宋人張舜民《畫墁錄》記載，老趙選出的“兵樣”規定是：不看身高（當然高個子更好），要選“琵琶腿”，大腿、小腿有肌肉；“車軸身”，虎背熊腰；“取多力”，身腰腿腳有力。唐代以來招募精銳軍人，有“翹關”，抬舉城門之力；“負石”，負重行遠之力。老趙選“兵樣”，除此之外，還有射箭能將弓把拽斷，能將弓弦拉折，使用勁弓要能射倒箭垛，等等規定。

此外，老趙還吸取唐以來藩鎮之弊，改立“更戍法”，即將訓練有素計程車卒輪流分遣，大藩由禁軍戍守。這樣，就讓戍卒往來道路，以此練習勤苦、均分勞逸。這個方法有了期望中的結果：領軍的將軍，其手下士兵常得輪換，史稱“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一次性地結束了中唐以來兩百年間的“藩鎮之禍”。據說，這些都是趙普所上的謀略。納入五代十國的歷史來看，就會發現“更戍法”的創造性不簡單。增強軍力，又天下太平，這是兩百年間多少帝王藩帥夢想不及的。

老趙的另一個改進，與範質有關。

老趙之前，君臣議論重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議，完事後，常從容賜茶，宰臣乃退。古稱“坐而論道”，非“立而論道”。唐及五代，還在遵守這項制度。

範質等人是後周舊臣，老趙留用為相。但範質等人自知原是周室人物，故內心常常不安，“又憚帝英睿，乃請每事具札子進呈取旨，帝從之。由是坐論之禮遂廢”。在範質之前，君臣議論軍政大事，以口頭議論為主；有些重要的號令、官員升遷、刑賞廢置之類，只需要將寫好的文書當廷呈上，君王畫個符號，即可頒發施行。到了範質這個時代，他開始將所有議論之事均草成“札子”進呈，退下來時，就研究札子所得聖旨批語，中書同列在檔案上籤署姓名作為標記。範質以為如此做事有憑有據，可以免去種種失誤。他曾對太祖說：“這樣做，可以盡稟承之方，免妄誤之失。”由於呈札子，不需要即刻等待批覆，故不必坐；而札子越積越多，有些札子要等到翌日或多日後批覆，所以賜茶之禮也廢。

野史中對此有些不同說法。《邵氏聞見錄》說：太祖即位後一天，宰執範質等猶坐，太祖曰：“我目昏，可自持文書來看。”範質等人起來呈送札子，太祖看時，範質等欲復位，但太祖“已密令去其坐矣”，於是，坐禮廢。這個意見是說老趙玩陰謀，我不信此說。老趙如果有意廢除此禮，只需要知會宣徽使一聲，宣佈為一種規則即可，哪裡用得到如此心計？這是矮看了老趙。

“坐而論道”之禮

廢除“坐而論道”之禮，自建隆元年始，造成這個禮廢的是範質。

範質在相位，所下制敕，中規中矩，凡遇有官員除為刺史、縣令之類，他尤其關心戶口版籍。有使者要下去按查民田及獄訟，範質都要親自召見，為之講述天子憂勤之意，而後再派遣外放。

範質憂心天下，有漢蕭何之風，故時號“賢相”。據說他生病之後，老趙多次想到範府看望他；又怕自己親自造訪，給老範添麻煩，就派了宮中女眷到範府問詢。但範質家裡迎奉貴賓的器皿都湊不齊，宮中女眷向老趙彙報，老趙就命翰林司賜給他果床、酒器之類。

後來再派人到範府，對範質說：“卿為宰相，何自苦如此？”

範質回答道：“臣過去在中書省，從無私交請託，所與飲酌來往的，都是貧賤時的親戚故舊，用不到那些器皿，所以因循下來，一直沒有添置——不是我買不起啦！”

範質病逝後，老趙曾對左右說：“朕聞範質居第之外，不植資產，真宰相也！”

後來的宋太宗亦看重範質，曾對近臣稱累朝宰相，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沒有人能與範質比。但太宗也有一句批評意見：“範質所不足者，但欠周世宗一死耳！”

這個說法，在砥礪名節的大宋時代，是意味深長的。

太祖太宗兩代人表彰文臣，有引領天下向著文治方向邁進的大戰略意圖。老趙表彰文臣，又能控制文臣，這樣就演繹了帝國的政治平衡。

這兄弟倆都重視文臣。現在看，也許這不是個什麼大事，但在宋初，此舉就有“撥亂反正”的功能。按照船山先生的觀察，整個五代時期，從後梁開始，朝代更迭，天下混戰，血流成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央政權動輒被武夫奪走，而武夫之所以能夠奪得兵權，此僕而彼興，“無他，唯無相而已”，沒有其他理由，唯因沒有宰輔而已。說“無相”，不是說沒有這個充任宰輔的人，而是說國家權柄皆操在武夫之手，宰輔文臣不能執掌國政而已。甚至，即使君主想把政權交到宰輔文臣的手中，也不可能。為什麼呢？因為當初“建國”之際，根本就沒有文臣什麼事，都是長槍大戟打下來的天下，派出一個兩個文臣，要他們在功高天下的武夫之上，就跟個擺設一樣，誰也不服。甚至像李存勖這樣的能耐人物，很早就想稱帝，對國家也有規劃，甚至延聘了像馮道這樣有點影響的文人來做官，但舉目望去，最後推他上位的還是武夫，馮道，只能做點筆墨工作，根本沒有參與到社稷興衰方向上來。這種局面，一方面是宰相無能，如馮道，不能謀劃天下；一方面是君主無意，如莊宗，不能推演文治。船山先生說道漢高祖劉邦，當初封賞漢初三傑：張良、韓信、蕭何，而以蕭何為功最高，史稱“天下第一侯”。當時就有武夫不服氣，但高祖就是有格局，當下即叱責武夫們不過為“功狗”：就像打獵一樣，追殺獸兔者，狗也；但控制並指揮獵狗到那裡去追殺獸兔，卻是獵人的活兒。披堅執銳攻城略地，功狗而已；發現蹤跡指揮獵狗，才是功人。一番話出口之後，武夫不怒，實在是讓他們聽了心服口服而已。

天下如“無相”，實際上也往往就“無君”。因為既然比的是肌肉，那我也有可能肌肉不差。這樣，就有了李存勖對朱溫的輕蔑，李嗣源對李存勖的輕蔑，李從珂對李從厚的輕蔑，石敬瑭對李從珂的輕蔑，安重榮對石敬瑭的輕蔑，郭威對劉承祐的輕蔑……都是長槍大戟，誰怕誰啊？於是，價值觀被省略，人臣大義被省略，剩下的就是肌肉。這就是五代十國“叢林”風景的由來。所以史家有一個定見：“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君主的主要職掌，在選擇宰輔。能夠得到推演文治、價值觀、天下意識的宰相，得一二人，不僅是天下黎民之福，也是君主子嗣之福。這個道理，五代亂世之中，藩鎮，以及由藩鎮而翻牌為帝王的武夫們，不懂。

但趙匡胤懂，趙光義懂，於是，結束了五代十國的亂世，演繹了三百年大宋王朝的文明。

天子“護法”

我想象中的範質，似乎是個胖子。

偃武修文，離不開法制環節。這一點老趙和趙普也想到了。

五代亂世的司法權基本都在藩鎮手裡，史稱“刑典弛廢，州郡掌獄吏，不明習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自古以來的刑罰法典都被廢黜了，各個州郡掌管監獄的官吏，大多不懂法律，藩鎮大帥多為武夫，大都率意行事，隨意解釋司法，全憑自己的意願斷案。這就意味著，生殺予奪，都由藩帥們一句話。故枉法殺人，所在皆有，朝廷一直無能干預。

清代趙翼《廿二史札記》專章說“五代濫刑”。五代亂世，本來就沒有什麼成文法，視人命如草芥，動不動就“族誅”，滅人全家。

從後梁開始就幹這個活。梁祖朱全忠因為“舊怨”，在奪得天下後，派遣人到洛陽族滅河陽節度使王師範全家。王師範聞訊，設席與宗族宴飲，對使者說：“死，這個事，人所不免。但我擔心少長失序，下愧先人。所以要按次序去死。”酒半，命宗族兩百餘口按照少長次序先後就戮。

後唐莊宗滅了後梁，將後梁大臣趙巖等人“族於市”。又派大將李紹奇去誅殺朱友謙全族。朱友謙的妻子張氏率家人兩百餘口見李紹奇說：“我們朱氏宗族當死，願不要濫殺平民。”於是將其婢僕百人挑選出來，放走，以其族人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過“丹書鐵券”向李紹奇出示說：“這是皇帝去年賜給我們家族的，我是婦人，不識字，不知道這上面寫的什麼。”李紹奇看後很慚愧，但還是殺了朱氏全家。朱友謙舊將七人，時為刺史，也連坐“族誅”。

也是後唐時期，有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謀叛，被殺後，又蒐集他的同夥共三千人“並族之”，還殺掉了與之有關聯的軍士數百人，“夷其族”。

後漢時，三司使王章被殺，他有個女兒已經嫁給他人，而且病了多少年，但還是帶著病被人架到刑場“就戮”。故相李崧之弟李嶼，有個僕人名葛延遇，他貪汙李嶼的貨財，李嶼責怪他，他就到朝廷去告李嶼，說他謀反。於是李嶼並李崧等被“族誅”。

……

趙翼評論道：“族誅之法，凡罪人之父兄妻妾子孫並女之出嫁者，無一得免，非法之刑，於茲極矣！……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即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軍吏因之為奸，嫁禍脅人，不可勝數。”

這種由朝廷和藩鎮實施的族誅濫刑，可稱“毒痛四海，殃及萬方”。就軍政混亂、刑罰深重而言，較嬴秦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民之生於是時，不知如何措手足也！”人們已經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了。

大宋之初，濫刑之誅，還時有所聞。

史載一案例，影響了大宋刑罰制定。

說金州府有一庶民馬從玘，他的兒子馬漢惠是個邪僻無賴，曾經害其從弟。此人又好搶奪他人財物，鄉里鄉親對他恨得要命，但又沒有辦法。馬從玘與妻子和次子三人商議，無奈之下殺死了馬漢惠，算是“為民除害”。但此事傳到當地官府，有防禦使名仇超、判官名左扶，二人竟審得案子來龍去脈後，將馬從玘夫婦和他們的次子一併誅殺。

這一大案傳到汴梁，趙匡胤認為仇超等人故意將馬從玘等判為死罪，實在過分，並果斷下令給宰臣道：

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聞奏案，付刑部詳覆之。

事實上，從藩鎮手中收回司法權，在南唐先主李昪那裡，就已經開始施行。李昪曾有“決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即地方藩鎮必須將死刑上奏朝廷，由朝廷反覆查驗複核，而後決斷犯人生死。如此方有望減少或避免冤獄發生。先賢有道，老趙應有借鑑。

馬從玘案是大宋有司詳細核查的第一案例。核查的結果是：將仇超等除名，並流於海島。史稱自此以後，“人知奉法矣”。

但不久後，又有一案例，可見推動法制之艱。

河南府有一個尼姑名法遷，她私自使用師傅的財物，被告官。但按照“挪用他人財產”例，罪不當死；可是趕上了一個用法嚴峻的河南府判官盧文翼和法曹參軍桑植。這倆人給尼姑羅織了一個“盜”的罪名，竟“置於極典”，將尼姑“正法”。事報到朝廷，因為河南府沒有將死刑案上報刑部複核，老趙乾脆將盧文翼“除名”，桑植則被“奪兩任官”。

老趙“護法”之嚴，於此可略見一斑。

頒詔書為民雪冤

大宋制定《宋刑統》時，老趙曾提出了著名的刑律方針： 禁民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

禁止士民做壞事，所以要設定法令；但司法條文應該簡要，其核心精神必須要有憐憫同情之心。

這是文明立法的經典思想。

但經由這兩個案例，也可以看到趙匡胤主導帝國“自我更化”的努力。所謂“自我更化”也就是聖賢所言之“知過必改”。帝國司法有錯，有錯就改。

這個精神不是從趙匡胤開始的，後唐李嗣源時就有這種精神。天成三年正月，趙匡胤出生的第二年，李嗣源剛做了後唐皇帝，正在辦理一件大臣死後的喪事，誤聽京城公安局長的口頭報告，說是“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鬥之事”，當下大怒，就派大臣石敬瑭到下面執法，殺了兩名村童。後來安重誨調查事件，瞭解到原來是倆兒童，未成年人，戲耍而已。當他審明真相後，“方覺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方才知道自己錯誤地使用了刑律，反覆推演琢磨多次，慚愧敬畏之心不是一點，於是，“令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命令削減十天的常用餐飲，以此來求得冤魂的原諒。此外，還罰了石敬瑭一月俸銀，將那位口頭奏報不實的人撤職，打了二十軍棍，配流登州。並對冤死者做了政府補償：“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從此以後，還頒佈法令：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用到極刑，必須仔細裁判發遣，不得按以往那樣隨意模糊，因循過去。

司法中最值得欽敬的是雪冤。值得注意的是，後唐明宗李嗣源，對冤假錯案格外注意，這方面，他有不俗的理念，納入現代司法制度考察，也是閃光之處。他多次頒佈詔書，要求解決冤案問題。

公元928年十月，他說：

為政之要，切在無私；聽訟之方，惟期不濫。天下諸州府官員，如有善推疑獄及曾雪冤濫兼有異政者，當具姓名聞奏，別加甄獎。

國家政制的要點，理應開始於公正無私；治理訴訟的大法，只有期望於公正不濫。天下諸州郡府官員，如果有善於推斷疑案，以及曾有過為人雪冤，免予濫刑，這樣有優異政制的人，應該把他們的姓名報到朝廷，朝廷要另外給予嘉獎。

公元930年二月，他說：

欲通和氣，必在伸冤；將設公方，實資獎善。州縣官僚能雪冤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選，仍加階超資注官，與轉服色，已著緋者與轉兼官。

要想達到天下祥和之氣，一定先要為人伸冤。以後將在這方面設立公開的制度，實現獎勵為人雪冤的善舉。各州縣官僚，如能有為人昭雪冤獄，活人性命者，可以不必按照日常規定選舉，直接報到朝廷，為之加官晉爵增加俸祿，並轉贈上一級官服。如果已經是穿了緋色官服了，就再轉加一級加官。

所有這些，很可惜，只在明宗李嗣源時有過短暫的施行，在隨後的亂世亂局中，法律還是回到了藩鎮暴戾恣睢的隨意性中，一直到了大宋帝國，趙匡胤將這些富有聖賢精神的法制思想繼承下來，而且有了新的創造性。

打不死人的刑具

太祖一朝，為了解決量刑的隨意性，還對刑具做了標準化處理。

這是接受了當時吏部尚書張昭上書的意見。規定徒、流、笞、杖等刑名應據法之輕重而標準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司法官吏有所依憑，不至於隨心所欲。

這個標準化，有兩個方向，一個是量刑後的標準化，如流放的刑罰（簡稱“流刑”），如果流三千里，就杖二十，配役一年；流二千五百里，就杖十八，配役一年，等等。更有一個是刑具的標準化，如“杖”這種刑具，在現在一般人心目中，應該是打板子，但在太祖一朝卻非如此。這種“杖”有明確規定：史稱“定折杖格”為：常行官杖長三尺五寸，大頭寬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過九分。小杖不過四尺五寸，大頭徑六分，小頭徑五分（見《續資治通鑑長編》）。

史載宋“營造尺”為31.20厘米。但蘇州博物館藏有1973年10月在蘇州市西郊橫塘公社出土的宋尺實物，經測量，長31.7厘米。如是，宋“常行官杖”長度當在109.2—110.95厘米之間，大頭寬不過7厘米不足，小頭寬與全杖厚度不過3厘米左右。而宋“小杖”長度當在140.4—142.65厘米之間，大頭直徑不過2厘米不足，小頭直徑不過1.5厘米左右。

這樣的刑具是打不死人的。

這種標準化也體現了古典“明德慎罰”的精神。懲罰，不是大宋的主訴求；推演祥和之氣，化成天下文明，才是大宋的“天下目標”。

但為何要使用這麼輕飄飄的刑具呢？羞辱，以使受刑人知恥而後改過。有個文人才子，叫周翰，他在大宋帝國的國營紡織廠做監工，這是一個織造綾錦的場院，織錦工犯了什麼管理條例，他施行杖責，打棍子，但是超過了條例規定，處罰得重了點。織錦工不幹了，告到趙匡胤這裡。史稱“帝怒甚”，於是召來周翰，也要如數給他一頓棍子。

周翰說：“臣負天下才名，受杖不雅。”

老趙大概被他逗笑了，居然放過。

趙匡胤“性寬仁多恕”，有一次，御膳房供膳，送到禁內，老趙左右接過，放到案上時，忽然發現食器旁有個蝨子，這應該是廚師頭髮上掉下來的，很噁心。但老趙急忙對左右說：“勿令掌膳者知！”因為此事只要讓掌管膳食的人知道了，做飯的廚師就要獲罪。正因為老趙有這樣一份“寬仁多恕”的宅心，所以他對刑罰之舉措格外關注。

史稱老趙曾經讀《堯典》，嘆氣道：“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耶？”

大舜還在做堯帝的臣下時，曾經攝政，當時有四個叛逆的罪人，大舜將他們流放到荒涼的四個邊境，去抵禦邊境之外的敵人。史稱“流放四凶”。叛逆的罪人，在秦以後，不僅要遭遇誅殺，甚至要滅族。趙匡胤看不慣這類酷毒的刑罰，所以要慨嘆堯舜的寬刑。史稱老趙“有意於措刑也”。自開寶以來，凡有犯大辟死刑的，如果不是情理深害的，老趙就不去劃那個紅鉤，史稱“多貸其死”，大多都得到免死的處理。

老趙之後，種種司法不公有所改觀，在法制完善方向上，大宋做出了五代十國夢想不到的成就。終大宋三百一十九年曆史，濫殺無辜、冤假錯案，出現的機率遠遠低於歷朝歷代。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在太祖生命的最後一年，九月，“開封府言：京城諸官司獄皆空，無繫囚。”近百萬人的大都市，沒有一個囚犯！監獄為之一空。這是世界範圍內、數千年曆史中，一個文明邦國所能達到的最好的司法結果，是孔子所夢想的“無訟”境界。老趙，在他的任內，做到了。儘管按照人的複雜性考察，“無訟”並非最佳政制生態（最佳政制生態應該是：司法公正），但在趙匡胤時代，在戰亂頻仍之後難得的政治清明時期，在多次大赦之後，沒有重大政治、刑事案件，一般的案件因為不得淹留，又多次給人自新的機會，於是，雖有“狡害之民”，但社會上無作案條件，“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心存不軌之念的惡人沒有辦法掩飾他的詐謀，因此，暴亂的奸謀往往就因此而消失於無形之中。社會終歸於安居樂業。

這就是漢代賈誼《過秦論》提出的“約法省刑”之功。

開寶元年夏五月，因為時當盛暑，老趙下詔各地“恤刑”，也即要體恤獄中犯人，慎用刑罰。有一天，他還對侍御史馮炳說：“朕每讀《漢書》，看到張釋之、於定國治獄，史稱天下無冤民——這正是我所期望於你們的！”

說趙匡胤時代的大宋是一個敬畏生命、政治清明的王朝，或不為過。

改試卷公平取士

建國初，老趙最重要的改進工作是對科舉的政策性調整。

這個工作更與大宋“崇文抑武”或“偃武修文”有關。

建隆元年，太祖即位之月，就到當時的“國學”（國子監性質的儒學場所）巡視，第二個月又來巡視。當初漢高祖曾到魯國去祭祀孔子，唐太宗也曾到國子監祭祀孔子，後周太祖郭威也曾到曲阜祭奠孔子。但劉邦是在“高祖十二年”、李世民是在“武德七年”才來祭祀孔子，郭威則是在掃滅慕容彥超後，順便來“看望”孔子。趙匡胤則在踐祚的第一年、第一個月就主動來到國學院表彰儒學，史稱此舉為“隆儒師古，躬化天下”，重視儒學，師法古聖，身體力行，教化天下。大宋之所以文質彬彬，“啟佑後嗣，立太平之基”，開啟並護佑後人，奠立太平的基業，與老趙崇尚邦國文治，收斂天下殺氣關係密切。

後周世宗時，曾在汴梁營建國子監，置學舍。太祖受禪，即詔有司增葺國子監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老趙親自撰寫了國子監中對孔子、顏回的讚詞；其餘配享孔廟的聖賢人物讚詞，由宰臣以下分別撰寫。

從此以後，車駕一再巡視國子監。並詔令左諫議大夫崔頌判監事，開始聚生徒講書。開學之後，史稱“上聞而嘉之”，特意要中使也即親近帝王的主事宦官，給師生們送去了御酒，以示鼓勵。

這個事件看上去似乎不大，但在五代亂世之後，具有象徵意義。就像劉邦當初路過魯地，禮拜孔子廟一樣，都含有邦國由軍事管理向文官管理的過渡意義。這是文明展開的標誌性事件。

乾德元年後，老趙還下令在全國範圍內蒐集圖書。

國家的文治格局慢慢走上正軌。

科舉，自隋唐以來，遭逢亂世，也基本沒有停頓。但唐時開始有“公薦”，就是不全靠考試，還要靠以往在社會上的資望，由臺閣近臣推薦“抱才藝者”，這樣，考試不過是“加分”。這種制度也不能說不好，如果科舉到了“八股”程度，“公薦”也不失為一種調整。但五代以來，賄賂成風，因此“公薦”這個政策下，“去取不能無所私”，要誰不要誰不能沒有徇私的弊端。老趙於是下詔：“朝臣無得公薦貢舉人”，朝中臣僚不許公開推薦貢生、舉人。

與“公薦”相關的還有一個“公卷”政策。所謂“公卷”，也叫“行卷”，其來由也很早，漢唐時都有盛行。當時社會風氣是重視“譽望”，也即考前的知名度，考官取士，對考生的試卷也只不過是一個參考。所以一般有點名望的考生都在考前到京師走後門打通關節，找高官大佬，將自己平時的作品呈上。如果得到大佬青睞，就會為考生在各種場合“延譽”，也即公開表彰、推許這個考生。如此，即使考試時沒有考出好的成績，也有可能被錄用。考生就會視推舉他的人為“恩師”，自稱“門生”。這就是所謂“公卷”。不過這種政策也不適合於宋初。在道義普遍缺失的時期，“公卷”的“走後門”現象無法杜絕。老趙於建隆三年九月下詔：“及第舉人不得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將這一個唐五代以來流行的政策也革除了。

這種改進，不一定是最優的，但它使試卷成了錄用與否的唯一標準，就尺度言，增加了公正性。更有意味的是：此舉，讓沒有任何背景的貧寒之士中試的機會開始增大。以後的事實證明，大宋，確實為寒門開一進身之階，越來越多的窮人子弟開始向學，靠讀書、中考，改變自己命運的努力不僅可能，而且正當。

宋初，有不少“食祿之家”在“公薦”或“公卷”政策下進士及第，老趙對此有不確定的懷疑，他擔心考試不公，冷了天下士子的心，於是出臺了“複試”的政策。開寶元年三月，考官選定了十個進士，其中有翰林學士陶谷的兒子陶邴，名列第六。

老趙很早就聽說陶谷有才但不能訓子，有一年，朝廷設試，專門考官員子弟。陶谷賄賂主考官讓他兒子陶戩過關。這位陶戩公子誦書不通，但主考官礙於翰林承旨陶谷的面子，居然以合格透過，補了個殿中的官職。

但紙裡包不住火，不久為人告發。老趙毫不客氣，按律下御史府調查。結果主考官降職，陶谷罰了兩個月的俸祿。

現在又來了個陶邴，也是陶谷的兒子！老趙從陶谷當年暗中製作禪位詔書一事，就很輕鄙這個人，又加上陶戩的事，所以連帶著對陶邴也不相信。他擔心這是個普遍現象，於是下令複試。

但陶邴還不錯，複試也過了，算是為老爸爭了一口氣。但老趙仍有擔心，為此專門下詔，令以後“舉人凡關食祿之家”，舉人如果是出身於拿取國家俸祿的官員之家，一律上報，並專門安排“複試”。這個詔書一下，等於為“食祿之家”特設“複試”成為定製。這是比寒門子弟還要嚴格的錄取制度。

大宋，文人地位越來越高，文化也越來越發達。後人讀史，讀的越多，就會對大宋越是嚮往。我個人的讀史經驗是：中國最好的時期，秦以後，民國前，只有東漢、大宋兩個朝代最有意味；尤其以大宋為最優，那是一個足可以“詩意地棲居於大地”的時代。真想在這裡說一句話：“鬱郁乎文哉，吾從宋。”

韓通死於“王事”

韓通死，老趙下了一道詔書。這是老趙踐祚後最初的幾通詔書之一。詔書真實流露了老趙痛惜人才的心情，對韓通的表彰出人意外。詔書對韓通服務於前朝的業績做了肯定和讚譽，認為他的死是“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遇到災難並不苟且，這正是人臣所以保全氣節的地方。還將他的死定性為“遇害”。處理決定是：贈官為中書令；以國禮收屍下葬。

詔書中還說，我老趙過去與韓通在一起時，“情好尤篤”，只有這一句話可能是不真實的。檢點史料，沒有發現老趙與韓通交好的資訊，儘管倆人曾經“並肩作戰”，如曾經在北伐契丹中，老趙任水路都督，韓通任陸路都督，倆人分別連下數城；曾經在高平之戰中，老趙在中軍與張永德向右路衝鋒陷陣，韓通則在左路與王彥超出晉州道邀擊北漢，等等；但他們始終沒有私下往來。

《宋史》卷四百八十四有一個奇異的《週三臣列傳》，分別記錄了不屬於宋朝的三個人物：韓通、李筠、李重進。這個傳有《序》，《序》有言，大意說在新朝為“頑民”，未必在舊朝就不是“忠臣”；但這三個人又分別曾經在後唐、後晉、後漢都曾像今人“換單位”似的做官，因此說他們為後周而死，似不通；但又表示說，這仨人很可能就是“智氏之豫讓”那樣的人吧！

豫讓是春秋名士。曾在範氏、中行氏等人那裡當過臣下，但未受重用。後來又投智氏門下，受到尊重。智氏被趙襄子所滅，豫讓為智氏報仇，多次刺殺趙襄子，沒有成功，最後被殺。

《宋史》這個《序》將這“週三臣”評價為“士為知己者死”的豫讓一樣的人物，似乎有理。

韓通死於“王事”而不是死於“氣節”。雖然同屬於“忠義”之士，但“死於王事”和“死於氣節”，在聖賢大義中，還是顯有差異。歐陽修做《新五代史》特意標出了“死節”與“死事”的不同，並各為列傳，名曰：《死節傳》《死事傳》。《宋史》又有《忠義列傳》十卷，前有《序》，也大致說了“忠義”的“等差”。這個序的大致意見是說： 為氣節而死、為國事而死，應有區別。

抗擊社稷之敵，勇往直前，或奉命赴邊，或授官守衛本土，或託官閒居，因激憤而赴義，雖然所處位置不同，但論起為國捐軀殉節，至死無二心者，皆可稱之為“忠義之上者也”。

由於勝負不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死，或為了道義自殺，“斯為次矣”。

倉皇遇難，在亂兵中丟命之人，其志氣也足以讓人崇尚。

由於世事變化而淪於苦難之小吏，隱姓埋名，不與新朝合作，磨鍊操守恪守初心，“抑又其次歟”。

至於普通人釋出愛國救國之危言高論，以及那些鄉里英雄、世外豪傑，為道義而戰，他們的死也是很重的。

但王夫之的《宋論》另有評價，認為他們是“有恆”之人。

《宋論》專門說到韓通：韓通不是史上弭定叛亂的忠臣，也不是試圖與老趙逐鹿的亂臣，韓通之所以冒死以相爭，實在是因為與老趙往日同朝，而老趙忽然秘密相背；往日同事，而老趙忽然兵臨城下；他對老趙這種“懷非常之情而不相告，處不相下之勢而遽視之若無”，沒有把他看在眼裡的格局，實在是“有心者不能不憤，有氣者不能不盈”。於是，死就死吧，韓通實在是不願意接受這種局面：過去還幾乎平起平坐，北面事周，現在卻拋棄後周孤兒寡母而北面事奉豪強！這怎麼可能？這口氣咽不下啊！

但王夫之也認為，像韓通這樣的人物，“猶有生人之氣存焉”，雖然不必稱之為周之“忠臣”，但可謂“有恆”之人！ 韓通之死，或不屬於“赴義”者，但依然可以列在“忠義”行列之中。王夫之所謂“有恆”者，也即有操守而不輕易變易者。“有恆”也即有恆常操守，至死不變。這類人物，在儒學系統中，已經屬於賢人。韓通足以當之。

老趙褒獎忠義，貶黜變節，這在政治文明中，是一種源於天下意識和天下目標的正價值。文明邦國無不褒獎忠義，即使褒獎的物件是敵對勢力。非文明邦國則樂於褒獎朝三暮四變節之徒，重用敵方“叛徒”，以“事功”為目的。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邏輯。考察歷史大義，是為一大關節。

老趙“逆取”後周，是時勢使然。時勢未萌之際，往往有人洞燭先機。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錄一個叫鄭起的人物，就有這個大見識。

顯德末年，鄭起做殿中侍御史，他看到趙匡胤握禁兵，有人望，就給當朝宰相範質寫信，說趙匡胤此人叵測難料，史稱“極言其事”，把老趙可能的“謀逆”說得神乎其神。但範質不聽這類沒有根據僅憑直覺的判斷。據說鄭起先生曾在路上遇到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居然不下轎，“橫絕前導而過”，連招呼也不打。此公大約覺得老趙早晚要反，心目中早將老趙視為“叛黨”了。

但老趙氣量大得很。對此事根本就不上心，無所謂。到了大宋代周，還拜鄭起出掌泗州的經濟工作。一直到有人舉報鄭起“嗜酒廢職”，這才依照習慣法給他降了一級，也並沒有打擊報復。

另有一個右拾遺楊徽之，也曾對周世宗說過：趙匡胤“有人望”，不適合典禁兵，以免歷史故事重演。趙匡胤即位後，對這個人有些討厭，很想找個機會辦了他。但趙光義喜歡楊徽之，對趙匡胤說：“此人是周室忠臣，不宜深罪。”老趙想想也是，於是不辦，還給了他一個天興令的官做。史稱楊徽之“為人純厚清介，守規矩，尚名教，尤惡非道以幹進者”。這是一個循規蹈矩、重視名節的人物，崇尚儒學教誨，尤其厭惡以歪門邪道尋求前程的人。他在後來的日子裡，與文臣李昉等人共同編輯了大書《文苑英華》，成為中國傳世經典之一。

老趙對待忠義之人如是。

理解老趙“天下目標”，理解老趙試圖解決五代以來的道義難題，需要注意他的這類舉措，更要注意這類舉措背後的文化意義。

司馬光在記錄太祖踐祚事有言：

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除了韓通之外，沒有殺一個無辜，而得到天下。

此語甚健，我甚欣賞。

“常勝將軍”荊罕儒 建隆元年，是大宋帝國的第一個年頭。但各地仍處於藩鎮割據局面。

老趙面臨的地緣政治格局是： 北方有契丹族所建日漸強大起來的遼政權；據有河東（約當今山西大部）十二州的北漢政權。南方則有佔據江南十九州的南唐政權；佔據江漢三州的南平政權；佔據湖南十四州的武平政權；佔據嶺南四十八州的南漢政權；佔據兩浙十三州的吳越政權；佔據兩川漢中四十五州的後蜀政權。

除此之外，還有後周時期的藩鎮刺史封疆大吏，也不平靜。

“臥榻之側，皆他人家”。中國不統一則罷，欲統一，上述種種，實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這一年，北漢以北部守軍侵掠黃河以西的大宋轄區，趙匡胤下詔北部諸州出兵防禦，定難（今陝西靖邊）節度使李彝殷遣部下進援麟州（今陝西榆林），北漢退兵。

這一年，契丹入侵棣州（今山東濱州），棣州刺史何繼筠追破其眾於固安（今河北境），獲馬四百匹。

這一年，荊罕儒在與北漢一次戰役中戰死。

荊罕儒乃是五代大宋年間罕見的名將，戰死之前，幾乎沒有打敗仗的記錄，稱得上是個常勝將軍。他在後周時用反間計，成功地離間了契丹與南唐的關係，被周世宗命為泰州團練使。太祖受禪後，以荊罕儒為鄭州防禦使。因為他有與契丹、北漢的戰爭經驗，又改為晉州（今屬石家莊）兵馬鈐轄，赴北方邊境，與慈州（今河北磁縣）團練使王繼勳共御北敵。

史稱荊罕儒“常欲削平太原”，故常常恃勇輕敵，多次率騎深入北漢轄區，守軍多深溝壁壘不敢出動。荊部野外虜獲甚眾。這年冬天，他再次領千餘騎抵達汾州（屬山西）城下，焚燬北漢守軍的草市，按兵緩緩而退。當晚紮營在附近的京土原。北漢遣大將郝貴超領萬餘眾來襲，黎明時迫近荊部大營。荊罕儒根本就沒有把十倍於己的敵軍看在眼裡，派出都監、負責軍需的氈毯副使閻彥進分兵去抵禦，自己著盔甲，罩了錦袍坐在胡床上與將士宴飲。他割了烤羊腿，正在吃，軍校來報，說閻彥進戰不利，開始後撤。荊罕儒隨即出帳上馬，麾兵直擊來寇。戰鬥中，荊罕儒親兵未能及時跟進，郝貴超軍忽然湧出一隊士兵靠近形單影隻的荊罕儒，長戈齊舉，刺落馬下，隨即幾十條長戈像舂米似的戳來，荊罕儒身負重傷呼嘯站起，繼續格鬥，手殺十數人，最後遇害。

北漢主很早就聽說過荊罕儒之勇，總想生擒他，為北漢所用。聽說被殺，氣得難受，竟將殺死荊罕儒的人一個個處死。

趙匡胤聞言，更是痛惜不已，提拔他的兒子荊守勳為西京武德副使，更調查京土原之戰未能效命的將士，將慈州（今河北磁縣）團練使王繼勳黜為率府率（負責水澤土產賦稅的官員），監軍閻彥進黜為殿直（武職，朝中散官，無實權），另斬其部下龍捷指揮使石進德等二十九人。

趙匡胤登基的第一年，還發生兩場重要戰事，一場與李筠有關，一場與李重進有關，這“二李”與韓通一樣，都是《宋史·週三臣列傳》中的人物。與李筠有關的那場戰事史稱“徵潞州”；與李重進有關的那場戰事史稱“平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