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大宋帝國三百年趙匡胤時間（中）》（8）

捌 天現二日陳橋驛

苗訓經由楚昭輔，將這個天象傳導給了北征大軍，至少傳導給了大軍中的將校中堅。“天現二日”，很快成為兵變的催化劑。北征大軍開始有了躁動。它直接催生了大宋王朝的誕生。

世宗病亡契丹入侵 後周顯德六年夏六月十九日，在位不足六年的柴榮病死，史稱周世宗。七歲的恭帝繼位，符太后主政。半年後，顯德七年正月初一，忽然傳來北漢聯合契丹入侵後周的緊急軍情。

後來的歷史講述中，有很多人認為此事子虛烏有，說是老趙製造了假情報欺騙朝廷，以便乘亂取天下，云云。

這又是一個常見的“陰謀論”說法。

我翻閱史籍多種，沒有看到老趙作假的直接證據，卻發現了此事為真的證據。

《東都事略》卷123《附錄》： （顯德）七年，與河東連兵寇鎮、定，恭帝命我太祖北征。俄聞太祖即位，驚曰：“中國有英主矣。”於是遁去。

這段話，補足邏輯關係，大意是說：顯德七年，契丹與北漢聯軍侵擾河北鎮州（石家莊附近）、定州（保定附近）。得到訊息後，後周恭帝命時任殿前都點檢的禁軍最高司令趙匡胤率軍北征。不久陳橋兵變，趙匡胤稱帝，契丹和北漢聽到這個訊息，驚道：“中原有英明君主啦！”於是從河北遁去。

正史的記載是：

春正月辛丑朔，鎮、定二州告知：契丹入寇，北漢兵自土門（古井陘關，今河北鹿泉市）東下，與契丹合。

這段話，是說契丹首先“入寇”，而北漢兵配合，從“土門”東下後，與契丹兵會合一處。也就是《東都事略》裡說到的“連兵”（聯合兩國之兵力）。

據此，可知北漢契丹確實來侵，不過兵鋒才到鎮、定二州，即聽說趙匡胤即位——而不是幼主執政。出於對當年大帝柴榮親征北漢與契丹的懼怕，他們退兵了，而已。所以，我不相信陰謀論者認為此事為假的說法，寧肯相信此事為真。老趙沒有在這個重大事件上玩陰謀。

嚴肅地來說這件事，是因為涉及趙匡胤陳橋兵變的正當性問題。如果契丹來侵，是老趙作假，則兵變也可以是老趙作假；如果沒有契丹來侵，不是老趙作假，則兵變，至少前提為真。

近人評論此事，多從陰謀論出發，給出的論據出於“誅心”猜測的，不去說了，比較“有力”的證據來源於清人畢沅《續資治通鑑考異》一書。

畢沅這書給出了兩個否定性意見： 一、所謂顯德七年正月，鎮、定二州馳奏契丹入邊事，正當《遼史·穆宗紀》中的應歷十年正月，而《遼史》中這一段的記錄沒有記載用兵的事。

二、《遼史·蕭思溫傳》曾記錄，柴榮率周師北征，連克數州，以至於契丹南境，人人震駭，紛紛逃往契丹內地。一直到聽說世宗柴榮病死，幽燕之地的民眾才開始略略安定下來。畢沅認為：根據這種事實來分析，遼人正在大敗之餘，群情震恐，“斷不能甫逾月即舉兵南下也”，斷然不可能剛剛才過一個月就舉兵南下。畢沅的結論意見是：“《遼史》不載其事，得其實矣。”《遼史》沒有記錄契丹、北漢合兵南下的事，是符合當時實際的。

綜合兩個意見，可以推知：契丹、北漢沒有來侵擾大宋。

但這兩個意見，都不足為據。

第一，《遼史》沒有記載的事情太多了！史稱《遼史》簡略，漏載大事不勝列舉。很多大事，都應是修史中不可少的內容，《遼史》也漏載。

1. 契丹幾次改變國號，“契丹”“大遼”“大契丹”等等，這類變化，應是《遼史》中的重大內容，居然不載。

2.《遼史》對官職和官制機構的漏載更多，有些人的官職語焉不詳，如《遼史·劉六符傳》只說他官至“三司使”，但他實際上做過契丹的宰輔，“守太尉、兼侍中”。傳記一般對人物的講述，介紹官職幾乎居於舉足輕重的位置，《遼史》不載，這都證明《遼史》“漏載”大事，是可能的。

3. 其他應該記載而沒有記載的地方更多了。如契丹與諸國的交往，一般史傳都要特意標註，但契丹與高麗、回鶻等地的使節來往，《遼史》卻多處沒有記載。契丹的很多州郡，在地理介紹中也有遺漏。甚至皇家世系的人名也有遺漏。更多記載舛誤還不算。

史稱《遼史》為諸史之中缺漏最多的正史，乃至於為《遼史》補漏、糾正記錄的錯誤，成為清代以來考據學的一個專門領域。畢沅此證說服力不足。

第二，說契丹剛剛被打敗“甫逾月”，也即剛剛過去一個月，契丹害怕，不敢來侵，這個意見有三處不合理的地方。

1. 這個事實就是錯誤的。事實是，契丹被打敗，從顯德六年四月，柴榮徵契丹返回汴梁，到顯德七年正月，契丹、北漢“來侵”，已經過去了半年多，不是才過去一個月。

2. 當年郭威稱帝，到顯德元年正月，郭威病死，北漢的劉崇當月即有異動，到三月，就與契丹兵合為一處，發生了高平之戰。這是說，趁著國內大喪來侵擾敵國，是可能的。郭威死，契丹、北漢能合兵來侵；柴榮死，契丹、北漢也能合兵來侵。

3. 說契丹害怕，是事實；但害怕之後，舉兵報復也是事實。當年就在柴榮北征契丹時，契丹就已經開始聯絡北漢做反擊準備了，何況柴榮已死？再說，契丹的反擊，主要靠的是草原縱深處的兵力，柴榮雖然攻克“關南之地”，但還遠遠沒有傷及契丹根本，連“燕雲十六州”舊地都沒有完全拿下。契丹沒有受到重創，北漢也沒有受到重創，怎麼就會因為“害怕”而不敢出兵呢？可見，畢沅這一條證據，也是說服力不足。

綜上所述，契丹、北漢趁後周國喪來侵，應為事實。

所以，當後周新寡的太后和一干文臣聽說此事後，有了恐懼。

後周國喪，周邊不寧，中原洶湧，人心搖動；又趕上北部強敵來侵，如何是好？符太后急召宰相範質等人來商對方案。

他們的意見是：只有趙匡胤掛帥迎敵，才可能化險為夷。

在這個決策過程中，老趙穩如泰山，沒有任何異動。但一旦得到國家委派，立即派出殿前副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慕容延釗率前鋒北上。慕容延釗的治所，即今河南濮陽所在，距離開封約三百里路，是開封的北大門。

慕容延釗得令後即由濮陽整軍北上，而趙匡胤則自統中央禁軍出東京城（開封汴梁），傍晚，行至陳橋驛宿營。

隨後，就有了著名的陳橋兵變。

陳橋兵變的“預謀”

陰謀論認為：老趙是整個陳橋兵變中的主謀。

我認為不是。

老趙在陳橋兵變中，全不知情。

有幾個故實可以支援我的意見。

第一個故實： 趙匡胤剛剛離開東京汴梁，城裡就有了流言：

將以出軍之日，策點檢為天子！ 將要以趙匡胤出軍那天，策立殿前都點檢做皇帝！ 這流言，似乎是對“點檢作天子”五個漢字的遙遠回應。就像無人知道那五個漢字始於何處一樣，迄今為止，也無人知道這句流言始於何處。

它預示著一場兵變即將開場，於是城裡有了種種恐慌。基於對以往兵變的記憶，大兵總要擄掠京師，劫奪錢財，不少人出於對私有財產的珍惜，準備逃離東京，帶著全家老小開始了“避難”，汴梁城裡，一時人心惶惶。

很多人將這類流言看作老趙的“輿論宣傳戰”，但我恰恰認為正是這類流言，預表了老趙的無辜——他如果真的要篡位，幹嗎要在事情未成之際大張旗鼓？豈不是給對手從容應付的準備時間？所以，我傾向於認為此事如果不是民心所向的真實讖語，就是子虛烏有，後人造偽，未必就有此事。

退一萬步講，如果確有此事，也定非老趙預謀。當我在重新思想此事，並重新推演此事時，我知道：即使是我要做這樣一番大事，也不會在事先張揚得滿城皆知。大事未做，即滿世界宣揚，只有傻子才會這麼做。而我知道的事實是：老趙不是傻子。

這個故事邏輯很清晰：老趙沒有參與陳橋兵變預謀。

第二個故實： 據說京師流佈“點檢為天子”喧言之際，全城皆知，獨宮內不知。趙匡胤聽到後，有了恐懼。他驚慌回家，不知所措，悄悄與家人商議說：“外間洶洶若此，將如何？”

外面動盪騷亂到這地步，這可怎麼辦啊？

據說趙匡胤的妹妹看到老趙的慌亂後，面如鐵色。這時候她正在廚房擀麵條，於是一面操起擀麵杖來追打老趙，一面說：“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內恐怖婦女何為耶！”

老爺們大丈夫遇到大事，做還是不做，怎麼做，應該自己決定，你回家來嚇唬我們這些女人，這算哪一檔子事啊！

老趙一想也是，於是什麼話也沒有說，史稱“默然出”。

此事記錄有異文。見於宋人司馬光《涑水紀聞》者，操練擀麵杖的妹妹，被說成是老趙的姐姐。另有宋人邵伯溫《邵氏聞見錄》也記錄這事，但是認為操練擀麵杖的變成了老趙的姑姑，不是姐姐。老趙倒是有個姐姐，但“未笄而夭”，還沒成年就死了，故不應是姐姐。但姑姑似也不大可能。姑姑應另有家室，住在老趙家裡似不通。我以為這個人很可能是老趙的妹妹。

這位趙妹妹，據《宋史》，知道她曾經嫁人，不料夫君早亡。直到大宋建國後，趙妹妹被封為“秦國大長公主”再嫁給忠武軍節度使大將高懷德。這一番京師流言之際，秦國大長公主應該尚未再嫁，守寡在家，所以操擀麵杖的人，只有趙妹妹最合適。趙妹妹事蹟不多，“操練擀麵杖”和“再嫁高懷德”大約是她留下的僅有的兩個故實。

這個故實可以證明：如果京師有謠言，而老趙不知，嚇得回家找姐姐、妹妹或姑姑，證明：老趙確實沒有參與陳橋兵變之預謀。

第三個故實： 老趙在陳橋驛被三軍擁戴做了皇上後，帶兵返回汴梁。這時候母親杜太后正帶著眷屬在定力院寺廟做佛事。於是，忠於大周帝國的“有關部門”（史稱“有司”）得到密報，就帶著兵警包圍了寺院。定力院主僧要杜夫人攜眷登入秘閣藏身，並將門鎖死。“有關部門”來人問杜夫人何在，主僧曰：“都跑散了，不知道哪裡去了。”兵警甲士入寺升梯，來到秘閣，敲碎門鎖，發現裡面密佈蛛網，塵埃凝積，似多年不曾有人來過。兵警道：“這哪是有人待的僧房啊！”於是紛紛離去。幾個小時之後，老趙登基。

此事最早記錄見於老趙同時代人陶谷所撰《清異錄》。宋人朱弁《曲洧舊聞》記錄得也有趣。朱弁雖生當南宋，但對北宋朝野遺事非常熟悉。後來能夠知道，《曲洧舊聞》是值得信任的一部大宋記錄。杜夫人這個故實，神奇而又驚險，卻不失為一個實錄。宋人王明清《揮麈後錄》也記錄了這件事，大同小異，大意說搜捕杜夫人的人是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但這個記錄就不靠譜，因為韓通在老趙入城的當天正在上朝，直到大軍進城，他才知道發生了兵變。而且兵變之後，在奔回韓府時被殺。故他不可能參與搜捕杜夫人的行動。

司馬光的《涑水紀聞》記錄這同一件事，卻賦予了杜夫人不同的面目。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極富貴，何憂也？”

太祖趙匡胤從陳橋回軍汴梁城的時候，太夫人杜氏和夫人王氏，正在定力院設齋做佛事，聽到兵變訊息後，王氏有了恐懼，但杜夫人卻說：“我兒平生有奇異之行，人都說我兒將來富貴至極。這事有什麼可憂慮的！”

認為老趙預謀兵變者往往以這一條記錄為據，說杜夫人臨危不懼，必有安排云云。但細味此文，當知杜夫人等一干家眷也不知此事，不過是事件來臨，杜夫人安慰王夫人而已。不過有這個段子，也確實透露了杜夫人的襟懷氣象，我甚至寧願相信司馬光的筆下是實錄。

正史記載此事的說法是：老趙信任的部下親將有名楚昭輔者，史稱此人“事太祖，隸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任之。陳橋師還，昭憲太后（杜夫人死後諡昭憲）在城中，太祖憂之，遣昭輔問起居，昭輔具言士眾推戴之狀，太后乃安”。

楚昭輔久在趙匡胤麾下，有才幹，很得老趙信任。陳橋還軍時，杜夫人在城中，老趙擔心母親害怕，就派遣楚昭輔快馬先回，去問起居、報平安。楚昭輔詳細向杜夫人彙報了將士擁戴老趙的過程，杜夫人聽後才放下心來。

這一記載也證實了昭憲太后杜夫人壓根不知道有個謀劃中的“陳橋兵變”。如果杜夫人知道“陳橋兵變”，何勞楚昭輔去“問起居”？ 這個故實更可以證明：老趙實實沒有參與陳橋兵變的預謀。

歷史在若干拐彎的地方，記錄歧義，是尋常可見的現象。我說過，講述歷史，處理此類檔案，可以有兩個辦法：

第一是在n種記錄中選擇其一，因為你不可能更改記錄。

第二個辦法是，斟酌史料，從n種記錄中梳理出一個“新的意見”來。但這第二個辦法在史料長期的流傳中，已經有前人梳理過多次，你已經不大可能梳理出超越前人意見的“新的意見”，除非有新的史料出現。故，面對歧義，最好的辦法仍然是選擇。

在這類選擇中，沒有理由指責誰“對”誰“錯”。無論如何選擇，其實都是前人已經給出的答案。你只需要根據你的義理和邏輯，選擇其一。

我選擇：老趙沒有參與陳橋兵變的預謀。

“天現二日”催兵變 老趙由一個“殿前都點檢”一夜之間騰達為大宋帝國開國皇帝，這之中的秘密在哪裡？ 且看陳橋驛的“歷史現場”。

陳橋驛在後周首都開封東北約四十里（今河南封丘東南陳橋鎮）。時燕趙以北為契丹所有，中原勁旅皆在開封屯守，而陳橋驛則為開封通往燕趙東西兩路的交會之處。從開封到燕趙，無論東路、西路，皆要經過陳橋驛夜宿，而後北上。當時南北間政令傳達、軍情匯聚、官員往來，也都需要經過此地。陳橋驛實為距離東京汴梁最近的一處北門鎖鑰。

當天，黃昏時節，六軍紮營陳橋驛，營中開始流傳一個天命謠言。

史稱這個謠言的造作者是跟從老趙北征的一位散指揮使苗訓。所謂“散指揮使”是禁中沒有固定執事的“散員”，職位並不高，但還是朝官。

苗訓“善天文占候之術”，屬於神秘家一類人物，據稱他能視天象變化附會人事，以此預卜吉凶。

在陳橋驛，他仰觀天象，發現“日上覆有一日，久相摩蕩”。太陽上邊還有一個太陽，久久地互相迭加搖盪。

這一事件成為陰謀論者反覆咀嚼陳說的“輿論宣傳戰”。

我也來說說這個事。

苗訓曾向五代時期的高人王處訥學過星象。

前已介紹，王處訥，是亂世之中最富有前瞻性思考的高人之一。

苗訓從老趙北征時，王處訥對他釋出預言說：“到了那個日子啊，天象會有變化，太陽行經的軌道上，會有一隻怪獸，其獸乃龍，恐與太陽並駕。若果然，則聖人利見之期也。”

這個說法見於宋人文瑩的《玉壺清話》。

如此，則“天現二日”的詭異傳聞實則源於王處訥。

我無法推知傳說中的“天現二日”究為何象，但苗訓知道。不過我猜想這一奇異天象應該有它的模糊性和足以自由解釋的浪漫空間。也即是說，這類天象非經“高人”指點，一般人看不懂。所以，苗訓須將這一天象指示給人看，並加以解釋，人們才能約略明白出現了什麼新的天命預兆。

苗訓首先指給趙匡胤的親將楚昭輔看。

楚昭輔按照苗訓的指點似乎看懂了“天現二日”的時候，應該發出了驚歎。但是苗訓和楚昭輔指示給更多人看時，很多“天眼未開”的將士們還是看不懂。而且倆眼久視明晃晃的太陽，也未免頭暈目眩，但苗訓和楚昭輔早就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他拿來了一個裝滿食物油的盆子，尋找角度和位置，將太陽投影在盆中，眾人無須“仰觀”太陽，只須“俯窺”油盆，據說果然就看到了“兩日相摩蕩”的奇觀。油盆中的兩個太陽，被更多人看到了。

苗訓不失時機地說了四個字：“此天命也！”

古來改朝換代，往往訴諸“天命”。天下仍舊，便稱“天命未改”；天下紛紜，可稱“天命有變”；天下已變，即稱“天命已定”。這是因為君權神授，帝王受命於天，所以稱之為“天命”。

此際“天現二日”明白就是“天命有變”，預示了後周天下即將為新的“應天命”者所替代。與正月初一的邊警謠言、正月初二的鼎革謠言，合起來看，就可以知道現在這個天命謠言可能會有什麼樣的鼓動力量。

我站在時光的這一面，打量陳橋往事時，看懂了偶然力量中個人的巨大作用。整個陳橋事變，苗訓是第一個扇動起蝴蝶翅膀的人。按照“混沌學”的說法，南美亞馬遜河熱帶雨林中的一隻蝴蝶，偶然扇動幾下翅膀，有可能在一段時間以後引起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颶風。據說那原因就是翅膀的小小運動，使蝴蝶身邊的空氣系統有了微弱的氣流變化，接下來又會引起周邊空氣等系統發生連鎖變化，最終導致共在系統的大變。苗訓當“主少國疑”之際，鼓吹“天有二日”，瞬間激發了中唐以來，兩百年間軍士譁變的渴血僭亂傳統。

於是，人心思變，大膽不逞之徒開始醞釀事端。

這事與大澤鄉的好漢設計魚肚中的帛書“陳勝王”、夜色篝火中的狐鳴“大楚興”，有異曲同工之妙。

“此天命也”，誰能抗拒“天命”？ “天命”來臨之際，誰能佔得先機？

不用懷疑，有過百餘年走馬燈擁立經驗的鐵血將士善於豪賭……

事實很可能是，苗訓經由楚昭輔，將這個天象傳導給了北征大軍，至少傳導給了大軍中的將校中堅。“天現二日”，很快成為兵變的催化劑。北征大軍開始有了躁動。它直接催生了大宋王朝的誕生。

史稱在陳橋驛，“太祖為六師推戴，訓皆預白其事。”太祖趙匡胤被六軍擁戴稱帝，苗訓一直在不遺餘力地鼓吹趙匡胤應該——順應天命。

“陰謀推戴”黃袍加身

就在這一天晚上，“權反在下”的北征大軍將士們有了暗中的“陰謀推戴”。

“陰謀推戴”的主題是擁戴趙匡胤為帝；擁戴的邏輯是：當今皇上還是個小孩子，不能御駕親征。現在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有誰能知道？不如先立帶我們破賊的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才是正路！ 這是一個改朝換代的驚天陰謀，卻是五代十國以來屢見不鮮的軍政風景。

北征大軍，將期望中的願景，首先點染為公開而直接的喧噪、譁變。

我相信，擁戴趙匡胤的訊息，就在這一個晚上迅速傳遍了全軍。

趙匡胤此際正在醉臥中，而我也不認為老趙在“裝睡”——如前所述，他對此事應該一無所知。

官拜都押衙（軍中行營行政總管）的李處耘得知了將士的“聚謀”，於是來見趙匡胤的兄弟，時任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宮中閒散官職）的趙匡義。二人商議後，決計來找歸德軍節度掌書記（歸德軍治所在今河南商丘，節度掌書記，就是秘書長）趙普。一幕兵變大劇開始上演。

李處耘、趙匡義、趙普三人商議此事。

事大駭人，三人應該有過動搖，有過退縮，但是將士們已經等不及了。史稱三人“語未竟，諸將突入”，來說聚謀中的意見。稱說紛紜之際，趙普及匡義“各以事理逆順”，也就是兵變的利弊得失、應做與否，來勸慰諸將放棄兵變之念。畢竟“造反”風險太大。二人甚至對將士明白講道：“如果爾等一意孤行，太尉也絕不會赦免你們的叛亂之罪！”

太尉，就是老趙，殿前都點檢，是當時國家最高軍事主管機構，習慣上譽稱都點檢為太尉。

這一番話對諸將很有震懾力。史稱“諸將相顧，亦有稍稍引去者”。有些將士因為害怕“造反”而悄悄溜走。

事情似乎就要結束了。什麼“天現二日”，什麼“策點檢為天子”，都不過是謠諑罷了。但退去的將士們再次聚謀時，發現拉弓沒有回頭箭，事實上不存在退路！將士們捨命一拼的強悍野性令他們不容退縮。於是，點檢還是要來做天子，否則我輩將死無葬身之地。

將士們再次聚集到掌書記趙普帳下，紛紛拔出刀劍，露出明晃晃的鋼刃，高聲鼓譟道：“軍中的規矩歷來是：偶爾說到造反，發現就要滅門！今天我們已經定議擁戴太尉做皇上，這事太大，我等已經沒有退路！太尉要是不從，我輩亦絕不肯退而受禍！”

趙普發現軍人洶洶氣勢，勢不可遏，與匡義同聲叱責道：“策立皇上，這是天大的事！爾等何得如此放肆狂悖！”

趙普一霎間鼓起生平的第一次智慧和威風，令諸將各就坐聽命。

待諸將坐下，趙普又說：“眼下外寇壓境，軍機萬變，形勢緊張。我意見：先攘卻外寇，回軍再議此事。諸將以為如何？”

諸將嘁嘁喳喳一陣後，不同意趙普意見，諸將說：“方今政出多門，若等到擊敗外寇還師，這事還不定有什麼變化呢！那時，我等吉凶難測！現在，當務之急是，趕緊回師京城，策立太尉，爾後從容率軍北征。有我等將帥在，破賊不難。現在的情況是：太尉如不接受六軍策立，六軍也決難向前！”

趙普對匡義說：“事既如此，已無可奈何！這樣，只好與各位早早約束。”又對諸將說，“興王易姓，雖然說是天命所歸，但也實在繫於人心。‘應天’也須‘順人’！慕容延釗前軍昨天已經過河，各路節度使又各據地方。京師若亂，不僅外寇侵凌更深，天下四方也將轉生變故。諸位若能嚴飭軍士，大軍進入京師，勿令剽劫，如此都城人心不搖，則四方自能寧謐，諸將亦可長保富貴。否則必將天下大亂。諸將以為如何？”

史稱諸將“皆許諾”，都答應了。

於是趙普與諸將共商細節，做了秘密部署。

謀劃初定，即於夜半派遣心腹武官趕回京師，面告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審琦。

石守信、王審琦，都是老趙昔日的老友，史稱“皆素歸心太祖者也”，都是平常早就內心向著老趙的人。

稍後，趙普、匡義又派出了楚昭輔到京城專程去見杜夫人，提前告知，要她放心。隨後，開始安排將士戒嚴“環列侍旦”，圍成一圈，等待天亮。

這也是趙匡胤沒有提前預知陳橋兵變，甚至趙普、趙匡義等人也沒有提前預知陳橋兵變的一個根據：如果他們都提前知道，都安排好了，幹嗎還要夜半三更派人回京城告知石守信、王審琦啊？ 陳橋兵變，只能是事發突然的偶然事件。

老趙還在醉臥中，直到黎明，“四面叫呼而起，聲振原野”。趙普與匡義這才入見老趙，告知原委。

跟隨而至的諸將則“擐甲執兵，直扣寢門”，穿著盔甲提著兵器，直接來敲帳門。大兵對老趙呼喝道：“諸將無主，所以來擁戴太尉為天子！”

老趙驚起，披上衣服，還沒有來得及與諸位酬應，已經被諸將擁持，扶到廳事坐定。有人獻出了一件黃袍，披到老趙身上，眾人開始羅拜庭下，口稱萬歲。

陰謀擁戴有動力

關於這件黃袍，“陰謀論者”往往以為：倉促之間何來黃袍？必是早已有所準備，所以需要的時候，才能適時出現。

我以為不然。

大軍之行，輜重供奉所在皆有，甲仗服飾也有供給，求一夜間得黃帛黃袍不是難事。此外，軍中黃旗也是製作黃袍的布料。

且看《舊五代史·周祖本紀》： 軍士登牆越屋而入，請帝為天子。亂軍山積，登階匝陛，扶抱擁迫，或有裂黃旗以被帝體，以代赭袍，山呼震地。

軍士們翻過牆壁進入郭威住的房子，請他來做天子。當時亂軍像山一樣佔據了駐地，紛紛登上臺階，郭威被人扶著抱著，擁護著逼迫著，有人撕裂黃色的軍旗披掛到他身上，來代替帝王的赭黃袍。一時山呼萬歲，大地都在震動。

這就是五代史上的第三次軍人擁戴帝王踐祚的故實，這個被擁戴者就是後周太祖郭威，軍士們給他的黃袍就來自於黃旗。

所以，趙匡胤的踐祚，得到黃袍實非難事。以此作為兵變早有預謀之論據，還嫌不足。

種種跡象表明：老趙絕不知情。據正史記錄，老趙已經黃袍加身了，但仍然不同意來做皇帝，史稱“太祖固拒之”。但眾情難遏，諸將扶持老趙上馬，“擁逼南行”，擁戴著老趙，逼著他往南走。到了這個時刻，這個皇上，老趙已經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了。道理無他：不做即死。莫說以赭黃袍加身，按律即為謀叛，就是說一說、議一議，要做個皇上，也是個死。趙匡胤在既成事實面前，彷彿做了過河卒子，只有向前一途，後退已絕無可能——除非甘願受縛，讓人滅了趙氏全家。此際不做皇上，回去便是大逆之罪。

大軍回師之前，趙匡義還立於馬前，要求老趙申明軍紀，號令軍士不得在京城剽劫。

匡義有此言，實在是看透了晚唐迄五代以來，藩鎮禪代的真實風景。

“靖市”或“夯市”也即剽掠，是諸軍擁戴新主的動力之一。

郭威從鄴都（今屬河北邯鄲）向開封發兵時，擬滅後漢，王峻為了鼓勵手下，就宣佈：攻克京城，許搶劫十天。原話是：“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大軍進城後，“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起”。這是軍人轉化為強盜之後，與民爭財的慘烈景象。

“靖市”或“夯市”，有大膽不逞之徒，更是專門找有錢有勢人家來搶劫。

有一位吏部侍郎張允，此人家貲以萬計，但是生性吝嗇，總是把家裡的鑰匙掛在衣服底下，即使是妻子也不能拿這鑰匙。走起路來鑰匙相撞叮噹作響，彷彿佩帶玉環。這晚，郭威大兵“夯市”，他躲在佛堂頂棚上，但上來剽掠的人越來越多，把頂棚板子都踩壞了，墜落下來。軍士最後甚至搶走了他身上穿的衣服。正值寒冬臘月，這位張允大人竟因此凍死。

這類剽掠，五代十國時期，屢見不鮮。

管兵士“約法三章”

趙匡義自知興王者師不當如此，故首先提出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方案。

此舉結束了數十年藩鎮代興的亂世局面，國家從無道轉型為有道。

宋人張舜民筆記《畫墁錄》、司馬光《涑水紀聞》等野史皆記錄了這一史實。《畫墁錄》有言：“太祖陳橋之變，與眾誓約不得驚動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靈長之祚，良以此乎？”

宋太祖趙匡胤的陳橋兵變，與將士約法不得驚動京師眾人。到了入城那一天，汴梁城裡一切生意如常。宋代國運之所以有三百年之長，實在是因為對私人財產的保護啊！

但趙匡胤比他的兄弟想的更多。

老趙攬轡與諸將道：“爾等自貪富貴，強立我為天子！但是，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是絕不做你們君主的！”

眾將聞言，皆下馬曰：“唯命是聽！”我等只聽您的命令！ 老趙略一思忖，說出了一番議論：“少主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無得輒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擅劫府庫。汝等無復然，事定，當厚賞汝；不然，當族誅汝！”

這番話說了三個約定： 一、不得殺害後周少主與太后；

二、不得凌暴後周公卿與臣僚；

三、不得劫掠京師市肆與民居。

這與當初劉邦進關，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性質大同。

邦國大軍賴此價值觀，瞬間從“兵匪”轉換為“義師”。

眾將為老趙正道能量所懾服，盡皆表示拜從。

於是，大軍啟行。

清晨，乃整軍自汴梁城仁和門入，史稱“秋毫無所犯”。

陳橋，始建於五代後晉時，其時有村。一橋失修，當時有一陳姓鄉紳自動捐資修復，故名此地為陳橋。後周時即在此地設有驛站，故又名陳橋驛。它不過就是古代的一個驛站，但它也成為趙匡胤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驛站。在這個驛站，老趙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改朝換代。

傳統中國，權力重新分配，只有新莽覆亡西漢、民國推翻大清算是不流血的過程，但新莽亡漢，迅即遭到反對，而後引發了更大規模的流血；民國倒清，則在前期有過多次起義，曾有包括黃花崗這樣的流血事件。只有大宋王朝，一次性解決了權力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問題，除了幾個特別案例外，基本上沒有大規模地殺人，此前此後，都沒有。征戰南北掃滅藩鎮則是取得政權之後的軍事行動，與政權的取得不構成直接邏輯。

大宋之建構，是中國歷史上，生命代價最低的王朝更替。

趙匡胤平穩地走過了這個驛站。

這一年，趙匡胤虛齡三十四歲。

未來的宋太宗趙光義（趙匡義）更年輕，只有二十二歲。他在馬前勸諫老趙的幾句話成為“太宗聖德”之兆。但據散佚而依稀存在片段的《太祖實錄》的“舊錄”考察，太宗趙光義，當時並沒有在陳橋兵變現場，他當時在東京汴梁和母親杜夫人在一起。此事或有玄機，但我已經無能破解此中秘密。

“陰謀推戴”或“偶然事件”

陳橋兵變前後一共出現了三個謠言：

一、邊警謠言：“契丹北漢來寇”。

二、鼎革謠言：“策點檢作天子”。

三、天命謠言：“日上有日摩蕩”。

這三個謠言最後攪動了一場不流血的革命，成就了大宋王朝。

“謠言”事實上沒有貶義，甚至沒有尋常人理解的那樣，以為“謠言”即是“謊言”。不是的。“謠言”，在古漢語中，意指流行歌謠或諺語，《後漢書·杜詩傳贊》言：“詩守南楚，民作謠言。”東漢杜詩這個官員在南楚（南陽）做太守時，愛民如子，彷彿西漢時期的召信臣一樣。於是當地有“謠言”說：“前有召父，後有杜母。”這個“謠言”的意思是，前有一個像父親一樣的召信臣，後有一個像母親一樣的杜詩。這類“謠言”談不上真假，它就是一種民間情緒宣洩。

在現代語境中，“謠言”也不一定是謊言。它是未經證實，但公眾深感興趣的事件在傳播渠道中的流行。它就是一種真假難辨的資訊。

西方有人專門研究“謠言”，認為“謠言”是社會失序的結果之一。它是社會態度和動機的投射。人們的仇視性和分裂性衝動，由於很難透過其他方式發洩，故選擇了“謠言”。

決定謠言的公式是：謠言=事件的重要性x事件的模糊性。

事件越是重要而且越是模糊，謠言所能產生的效應也就越大。現在可以看到：與陳橋兵變相關的三個謠言，符合這個定義：它們都太重要了！也都太模糊了！在口口相傳為主要傳播方式的千年之前，這三個謠言所能生成的能量，可能是今天網際網路時代的人們難於想象的。

陳橋兵變之歷史講述，我看到最多的一個詞就是“陰謀推戴”。

這裡的“陰謀”，與“謠言”一樣，在較早的漢語語境中，並無貶義，其基本語義不過是說“暗中聚謀”而已。

“陰謀”被賦予貶義，是漢語流變的結果。

近代以來，“陰謀論”史學見解中，往往樂於將帝王踐祚視為詭計上位，似乎“陰謀論”者人人皆知帝王一夥兒耍盡心機，愚弄下民；只有當時計程車庶不知。我看多了這類見解，不免生疑。我不認為現代人會比古代人更聰明。古代人看不明白帝王詭計上位，現代人就看明白了？ 近世以來，書寫歷史，揣度古人“骯髒心理”成風，似乎古來君臣將相個個都是“陰謀家”，個個都有“黑色智慧”，個個都是“權謀”中人，諸如此類。我看不得這類無中生有的毀謗。除非有證據，除非有可靠的邏輯，否則不要“編故事”，那是“誣古”、是“謗賢”！竊以為，那種動不動就講“陰謀論”的手法沒啥思想含金量，也沒有啥趣味，說來說去，就是那麼一點翻來覆去嚼蠟一般講述“人性惡”“帝王專制”的套路話語，都是老掉牙的玩意兒。這類玩意兒，不僅不益於世道人心，也未必就是“歷史真實”，不過是自家晦暗，懸想古人也晦暗的一種“投射”。

我實不屑於揣摩測度這類俗不可耐的“故事”（不是“故實”）。我有更重要的活兒要幹。

我現在的意見是：所謂“陰謀推戴”，上位的帝王往往並不知情，多是軍人譁變、自發演繹的風景。其中，可能有“主謀”，但更多時刻，是將士“聚謀”，一趁而起。從大歷史視角看，此類兵變自有脈絡可尋，但就歷史現場，當時當下而言，實在是一個偶然事件。

本書前面講述的大大小小十幾場“陰謀擁戴”可以為證。

熟悉近代史黎元洪被士兵“強迫”擁戴為湖北總督的故實，就會理解中唐以來諸帝王被擁戴的偶然力量。

被嚴復評價為：道德“天下可信”的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相當於今天的上校旅團級）黎元洪，是不贊同武昌起義的，兵火中，他藏身友人家中。據朱樹烈《回憶辛亥首義》記載，革命黨人蔡濟民等人武昌起事後，要找一個頭頭來率領他們。一夥人想到了黎元洪。但此時黎元洪怕事，早已藏起來了。他們費盡力氣找到黎元洪藏身處，但老黎仍拒絕出見。

蔡於是向黎所在房間嚴肅說道：“黎老師在此，我等偵察確實，毋庸諱言，我等皆公之學生，今日舉動，實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對我公絕無殘害之理，請公速出，主持大計，不要畏懼，不必懷疑。”

黎元洪不得已出來後，革命黨人拽過一匹棕色馬，不等黎元洪答話，“即擁黎上馬”。一路上黎元洪看到亂象，連說“汝輩事太鬧大了！”但大眾根本不聽他說，一直“擁黎至閱馬場諮議局”。

回憶錄中還留下了黎元洪當時的妝束肖像：“黎身穿灰色長夾袍，黃皮馬靴，赤面黑鬚，神色莊嚴。”但直到他被推舉為“都督”後，仍在猶豫，甚至主張“都督”一職應由剛剛出獄的革命黨人某某某來擔任，直到一次會議上，有革命黨人朱樹烈舉起刀來告訴黎元洪，如果你再不答應做都督，我寧肯自殺！有此相逼，黎元洪不得已，才算鄭重答應下來。

黎元洪事蹟自有各類文章介紹，尋常可見，我無須囉唆；但簡單敘述此事，是想做一類比。革命黨人多為黎元洪的“學生”（部下），卻多次“擁逼”黎元洪就位，正是“權反在下”的近代寫照。

一個“偶然”力量

“擁逼”黎元洪，與千年之前，皇甫暉“擁逼”趙在禮，何其相似乃爾！ 中晚唐以來一直迄於陳橋兵變，此類事屢見不鮮。

我想說的是，就像黎元洪“被”擁戴一樣，趙匡胤也是“被”擁戴的。

老趙沒有事先的謀劃，更沒有詭計權謀，猶如黎元洪沒有事先的謀劃，更沒有詭計權謀一樣。

黎元洪有多麼無辜，趙匡胤就有多麼無辜。

中晚唐以來“被”擁戴的首領同樣無辜。

由兵變而擁戴，史不絕書。積蓄了多少“因”，此刻有了一個“偶然的力量”，於是，歷史開始——拐彎。

一般來說，被擁戴者也很難事先謀劃。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推著走。當然，我知道：在那個偶然力量積聚的時刻，他們，由於天時地利人和，是最合適的被擁戴人選；也有可能存在隱隱的踐祚期待，或某種暗示。但如此潑天大事一樁樁，史料中很難找到事先謀劃的記錄。“陰謀論”認為是被擁戴者“陰謀”策劃的結果，大不可信。

我願意把話說得“武斷”一點：“偶然力量”是“陰謀推戴”的主要力量。

說到“偶然力量”，我願意說說我的歷史觀。

我相信“耦合”力量決定文明之展開。

所謂“耦合”，是借用物理學中的一個名詞，簡言之，耦合就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實體相互依賴於對方的一個量度。譬如，一個電路部分到另一個電路部分的能量傳遞，就是一種耦合。有多種耦合方式，各有不同。但大致是說一種“合力”導致某種結果。開燈，燈亮了，看上去是按下開關的結果，但事實上經由了無數“合力”才導致燈亮，如果線路沒有參與“按下開關”的動作，燈就不會亮；如果發電機沒有工作，開關按下，是沒有意義的；如果變壓器沒有轉換電壓，燈也不會亮起來；等等。循此思路，可以找到一萬種以上的“耦合”事件在參與“燈亮”的結果。

學界中有一個耳熟能詳的說法：“制度決定論”。我對這個說法持有不確定的懷疑。在我的閱讀史和我的理性結構中，我知道：“耦合”的力量是一種整全性質的力量。進入歷史哲學演繹、進入歷史經驗歸納，就可以得出一個雖然粗糙但足以自洽的結論性意見：“決定文明展開”的是各種力量的耦合。

耦合的種種變數難於預測。“制度”實在不過是各種變數力量之一，它遠遠不能“決定”文明之展開，也遠遠不能決定歷史之方向。

我願意重複說：歷史之展開，不存在單一推動力。“制度”不能“獨自決定”歷史之展開，“文化”也不能，“經濟”也不能，“聖賢”也不能……推動歷史展開的恆是它們“耦合”的“合力”。歷史哲學之講述，心下宜先存此念，方有望免予膠柱鼓瑟。理性有限，不宜於誇大某類單一力量。

各種單一的力量（制度、文化、經濟、聖賢、偶然力量等）不過是耦合中無數“電路元件”之一，或種種“輸入”“輸出”的作用力之一。取消其他“電路元件”，或其他作用力，單一的“電路元件”無能達致能量量度，燈不會亮。

文明的展開，亦然。

但在諸合力之耦合中，如果一定要肯定某一種力的比較優勢力量，則“偶然力量”為最。埃及豔后的鼻子如果“偶然”短一點，整個世界史都會改寫；費迪南德大公不在薩拉熱窩事件中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就會改寫；羅馬尼亞共和國廣場上如果沒有人發出“梯米蘇拉”和“呸呸”“噓噓”聲，東歐的歷史也會不同。耦合力量難於設計，偶然力量也同樣難於設計。埃及豔后的鼻子不是羅馬帝國設計的結果；費迪南德大公遇刺不是大戰策劃者設計的結果；羅馬尼亞廣場的噓聲甚至不是齊奧塞斯庫政敵設計的結果。

這些偶然力量，成為“耦合”力量中最重要的力量。

思想者可以也應該就己所長的方向獨立講述，譬如，可獨立講述制度的重要或經濟、文化、軍事、聖賢、偶然力量之重要，等等；但是應該明瞭：你不能逾越理性有限性，將你的獨立方向講述為“唯一”的“決定力量”。“唯一力量”“決定”歷史程序或文明展開的說法，是問題重重的。

這就是我的基本歷史觀。

基於這個歷史觀，陳橋兵變中的“陰謀推戴”，在我看來，就是整個“耦合”“合力”中“偶然力量”發揮巨大作用的一個歷史事件。

“權反在下，下凌上替”

“偶然力量”，與“權反在下”有關。

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有言：唐代後期至大宋建立約二百年間，華夏政局局面是：

王政不綱，權反在下，下凌上替，禍亂相尋。藩鎮既蔑視朝廷，軍士亦脅制主帥，古來僭亂之極，未有如五代者。

王室政權失去責任大綱，造成權力反而在下不在上的局面，於是，以下犯上，上位變遷，國家禍亂接踵而至。五代以來，不僅藩鎮大員看不起朝廷，就是普通軍士也往往憑武力脅迫主帥。從古以來，僭偽禍亂最瘋狂的，沒有超過五代的。

我極讚賞這一史見。“權反在下，下凌上替”乃是唐五代間種種“陰謀推戴”的真實寫照。從公元756年開始，到公元960年為止，兩百年間，中原地區上演了n多次這類“陰謀推戴”的故事。

我來擇要陳列一下這類故實——

公元756年，著名的“安史之亂”中，安祿山叛軍破潼關，唐玄宗西逃至馬嵬驛。李亨被玄宗任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領朔方、河東，平盧節度使，總理平叛大計。李亨為將士百姓所留，不與玄宗西逃，而是取道北上。就在這年七月十二日，李亨在靈武（今寧夏靈武市）“被擁戴”即位，史稱肅宗。唐玄宗則被遙尊為“太上皇”。

公元783年，涇原（今甘肅涇川北）節度使奉命帶領將士五千人，赴關東與反抗朝廷的節度使作戰。士兵冒雨路過京城長安，希望得到皇上賞賜。但那時朝廷正在過“苦日子”，長安城裡米珠薪桂，鬥米錢五百。唐德宗未給將士星點賞賜。京兆尹在城外犒軍，也不過是一頓素菜糙飯，不見葷腥。涇原士兵光火。認為拼死作戰受這待遇，一口腌臢氣不吐不快，於是搶了長安城，嚇跑了唐德宗。叛軍索性迎同平章事、太尉朱泚為主，史稱“涇卒之變”。朱泚在膽戰心驚中“被擁戴”，做了短命的大秦皇帝，改元應天。次年又改國號為漢，改元天皇。

本書中記錄的“權反在下”事件，已經看到的就有： 公元926年，後唐無賴軍士皇甫暉劫持軍將、小校不成，最後又劫持趙在禮。趙在禮“被擁戴”中，成為後唐叛帥。

公元926年，後唐李嗣源“被擁戴”為帝。

公元934年，後唐李從珂“被擁戴”為帝。

公元951年，後周郭威“被擁戴”為帝。

公元960年，趙匡胤“被擁戴”為帝。

我不厭其煩列出這些“陰謀擁戴”的故實，就是想考出“藩鎮既蔑視朝廷，軍士亦脅制主帥”之僭亂現象，正是“權反在下”的結果。事發偶然，事實上不存在首領的“預謀”。我知道熟練操習“辯證法”的朋友會來說：“偶然”的背後存在著“必然”！我認為這類說法沒有思想含金量——“被擁戴”的歷史現場由“偶然”的力量忽然介入而起，是最直截的邏輯起點，繼續往前推，連“必然”都不足以說明問題，連“必然”都一定有一個起因，那樣，就要最後推到創世紀或宇宙大爆炸。這類文字遊戲，對我，沒有吸引力。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對我，是一種忌諱。

此話表過，再看軍士們為何樂於“陰謀擁戴”。

還是趙翼說得好： ……乃其所以好為擁立者，亦自有故。擁立藩鎮，則主帥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驕子，雖有犯法，亦不敢問。……擁立天子，則將校皆得超遷，軍士又得賞賜剽掠……此將校之所以利於擁立也。

將士們為何願意冒著風險玩陰謀擁戴這個活兒呢？自有它的緣故。因為擁立藩鎮大將，則被擁立者心存感激，但又心存畏懼。只好隔三差五十天半個月的不斷地大興犒賞。被擁戴者視這些將士如“驕子”，即使“驕子”觸犯法規，也不敢過問。如果擁立新的天子，那就獲利更大，將校能得到升遷，軍士也能得到賞賜，還能恣意剽掠搶劫。

所以擁立新主成為最合適的“買賣”，紅利極高。失去了禮義廉恥的現場，將士們在跟主人玩這類遊戲時，無所忌憚，幾乎就想起一出是一出。假如他們聚謀道：“今天要主子給我們點賞賜，有啥招數啊？”有人可能會臨時起意，想起一個法子，而後，將士們覺著有意味，就會鬧起來。

這樣的故實很多，本書也已經說過若干。

如當年鳳翔的藩鎮李從珂，在趕跑了後唐閔帝李從厚，進入京師，也要發賞。因為湊不齊賞金，甚至不惜搜刮士庶，就是怕“權反在下”計程車卒造反。

後周顯德元年，郭威時，還有過一個故實。

太祖郭威病重，到郊外祈禱上蒼，祈福，史稱郊祀。軍中將士們忽然有流言說，這次搞郊祀，賞賜沒有後唐明宗時多！於是軍中洶洶，不滿情緒開始流佈。郭威聽說後，召集眾將到寢殿，責備他們說：“朕自即位以來，節衣縮食，專門把保證軍需一事放在心上。府庫蓄積，四方貢獻，除去軍用供應，很少剩餘。你們難道不知曉？如今卻縱容痞子惡人亂說，全然不顧君主的勤儉，不體察國家的貧匱！又不想想自己有何功勞而受賞，只知抱怨，你們心下能安嗎！”

眾將素知郭威並不奢靡，節儉程度為歷來君王少有，想想也是，就都惶恐告罪，退下。然後郭威搜尋軍中不逞之徒立即正法，流言平息，由此中止了一場可能的兵變。假如不是辣手處理此事，軍中“聚謀”，遇到不可測的偶然力量推演，很可能又有某人“被擁戴”，郭威危矣。

若干年後，趙匡胤在一次郊祀之後，也遇到了類似事件。

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說，老趙平蜀後，曾在蜀卒中選擇親兵驍勇者百餘人，補內殿直，別立班院，號“川殿直”。這是禁中值班親兵的一種建制，一般都待遇優厚。

有一次南郊祭祀，循例要有賞給。但對這一支新成立的“川殿直”，本次“賞給”比照本班減少了五千錢。這幫蜀卒不幹了，於是相率來到宮前擊登聞鼓上訴其事，一時鬧得紛紛揚揚。

老趙聞言大怒道：“朝廷給賜，自我而出，哪有什麼不變的規定！”

於是將聯名上狀者四十餘人，全部抓捕，斬於市。其餘沒有聯名的，也都悉數配隸下軍，從此撤銷了“川殿直”這個建制。

這一次正法量刑過重，但實有必要。將士所以願意玩“陰謀擁戴”，實在是利益驅動使然。必須防患於未然。此事若不能平，可能就會有川人“被擁戴”，如是，則一場更大規模的流血不可避免。

郭威、老趙此事處理得果斷。這是杜絕他人“被擁戴”，撲滅部下僥倖之心的鐵腕手段，有其可以理解的政治合理性。

“上位”經驗總結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五代藩鎮以來“權反在下”之後，沒有更好的政體可以演繹時，“中央集權”就是一種可選擇模式。這也是對天下負責的姿態。

《續資治通鑑》記錄老趙一個故實。說老趙宮中的內臣有一個人曾經在後唐時做過事，老趙就問他：“你們唐莊宗李存勖那麼英武，底定中原，但是沒有幾年，就被顛覆了，這是什麼原因？”

這位內臣說：“莊宗好打獵，總是姑息將士。每次近郊打獵時，總有禁衛兵卒控制住莊宗的馬轡，跟莊宗說：我們兒郎都很飢寒，請皇上接濟我們。莊宗一般都會隨其所欲頒賞給他們。實在是威令不能行，賞賜沒有制度啊！”

老趙聽後，拍著大腿說：“後唐與後梁隔著黃河大戰二十多年，最後才得到天下！因為不能用軍法約束這些人，放縱他們沒有滿足的請求，用這種辦法來管理部下，實在是兒戲一般！朕，今天撫養士卒，不會吝惜爵位和賞賜，但是如果犯我大宋法度，只有刀劍說話！”

老趙一番話，是對李存勖“失位”的經驗總結，也是對自己“上位”的經驗總結。老趙就是在混亂不堪的二百年慣性中，被將士們擁戴為帝的。

老趙對“陰謀擁戴”的將士言：“爾等自貪富貴，強立我為天子！”實是真實寫照、真實心語。

到陳橋驛時，老趙自殿前都虞候再遷殿前都點檢，掌軍政已六年。六年間多次跟從大帝柴榮征伐，屢立大功，“士卒服其恩威”，“人望固已歸之”。而當時後周的形勢已經有多部史書用到四字概言：“主少國疑”。五代以來，幾乎無聖賢道義觀，無社稷正統觀，有的就是長槍大戟打天下觀，兵強馬壯得天下觀。

陳橋兵變的特殊性，就是一場“主少國疑”條件下的擁立。

與以往各類兵變相似，老趙也是“被擁戴”的；但老趙的傑出之處在於：同樣是兵變，他的“約法三章”卻直指了人類了不起的三大價值： 一、不得殺害後周少主與太后，是為古來“興滅國、繼絕世”之傳統價值觀，它與“敬畏生命”有關。

二、不得凌暴後周公卿大臣，是為古來“克己復禮”之傳統價值觀，它與“責任權利”有關。

三、不得縱兵劫掠京師市肆，是為古來“藏富於民”之傳統價值觀，它與“私有財產權”有關。

考三大正價值，總起來言，是一種“規則原理”。老趙在遊戲中不背離人倫規則、價值原理，這就是道義擔當。此三大正價值，於兵變之始，出自老趙之口，可見老趙氣象上通古來聖賢，下接現代文明。莫怪王夫之要慨嘆，中國歷史能與老趙媲美者，唯有漢光武帝劉秀一人而已。

史有一個說法：“逆取順守”——逆奪政權，奄有天下，卻遵循常理，治理邦國。

大宋王朝就是由“逆取”後周而來，但從一開始就是“順守”道義而行。說大宋不同於以往之改朝換代，大義在此。

這是傳統中國革故鼎新之後難得的富有“天下目標”而不是“政權目標”“部落目標”“寡頭目標”“個人目標”的氣象所在。漢光武帝劉秀試圖建構並推演一個文明邦國，趙匡胤亦然。故東漢、大宋，是中華歷史兩大文明高峰。

陳橋兵變中，有幾個重要人物，值得注意。

苗訓，不過是一個散指揮使，無甚實權，但他憑藉一番輿論準備，成功地鼓動起“權反在下”的北征將士“陰謀擁戴”思潮，推倒了第一枚多米諾骨牌，演繹了陳橋兵變。他應該是最先洞燭先機的人物。沒有苗訓，很可能就沒有陳橋兵變，也沒有大宋帝國。故苗訓先生在大宋受禪之後，被擢為翰林天文，不久又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楚昭輔，是老趙在歸德軍時的老相識，史稱“事太祖，隸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任之”。陳橋驛大軍，回師汴梁之前，老趙擔心母親杜太后，專門派遣他回城預先告知，昭輔具言士眾推戴之狀，太后乃安。楚昭輔為大宋棟樑之一。在後來的日子裡，他享盡榮華富貴。

李處耘，都押衙，是五代時期開始有的軍中衙門總管，其功能大約相當於辦公室主任，居於軍中機要地位，李處耘當此，率先參與了將士聚謀。其功甚大，故多年來一直得到老趙重視。

趙普，身為掌書記，秘書官，也頗機要，趙普當此，臨機決斷，將一場驚心動魄的兵變處理得有條不紊，線條無比流暢。故終趙普一世，為太祖、太宗兩朝元老，除了幾個特別的時期，他一直得到兩位帝王的信任。

趙匡義即趙光義，當時所居官職為門下省文官的清要閒職，但可能負有後勤供給之實，以被擁戴者的兄弟身份，鎮定指揮，推波助瀾，並在馬前率先獻上保護私財的道義意見，堪稱“策功茂實”。

陳橋兵變，一場將士臨時起意，“陰謀擁戴”老趙踐祚的偶然事件，主角就是苗訓、楚昭輔、李處耘、趙普、趙匡義五人，也許還有王處訥。

值得注意的是，後周太祖郭威的女婿、時任鎮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的張永德，他的藩鎮就在今河南濮陽，距離汴梁很近，又做著國務大臣，但他靜謐如山，沒有任何訊息。他動也不動。如果他動一動，陳橋事究竟如何，還很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