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大宋帝國三百年趙匡胤時間（中）》（4）

肆 高平之戰

高平之戰是後周與北漢—契丹聯軍的一次決戰，也是趙匡胤的福緣之戰。它讓周世宗柴榮重新認識了趙匡胤。高平之戰後，基本奠定了中原王朝的穩定性。賴此一戰，中原王朝成為當時亞洲地區的一大強國，也為後來大宋王朝的建構預先鋪演了地緣環境。

平北漢柴榮親征

後周大帝柴榮即位伊始，即準備在南唐用兵，目的為取江淮之地，免除後顧之憂，同時又藉助江淮糧倉，為大兵提供糧秣，好用於北上收復燕雲十六州。

但他還沒有來得及兵發江南時，卻得到了北漢來襲的訊息。

仇國後周，太祖郭威病逝，讓北漢主劉崇大喜過望！他當即謀劃趁後周國喪期間大舉入寇。於是派遣使者到契丹請兵。

公元954年農曆二月，契丹派遣武定節度使（治所在陝西洋縣）、政事令（國務大臣）楊袞率領萬餘騎到達晉陽（今太原）。另有一種說法是，契丹派遣的援兵除了楊袞萬餘騎之外，尚有其他部落步騎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來助劉崇。

劉崇稱帝之始就有了與契丹的勾結。當時的契丹主還是耶律兀欲。兀欲曾令部下給劉崇的兒子，時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的劉承鈞寫信，表示通好的願望。北漢本來承續後漢而來，劉崇又是後漢高祖劉知遠的兄弟，而劉知遠一直抗擊契丹，不與契丹通好。契丹不知道現在北漢的姿態，所以，首先派人與劉承鈞聯絡，大有投石問路之意。

劉崇知道訊息後，大喜，即令劉承鈞回信，稱：“本朝已經淪亡，我來紹繼其位，很想遵循晉朝先例，向北朝（契丹）求援。”

這話給契丹傳遞了三個資訊：

一、我劉崇想坐穩這個帝位。

二、我北漢與契丹“通好”的模式，不必效法劉知遠的後漢，可以效法石敬瑭的後晉。石敬瑭那時怎樣與契丹“通好”，我就怎樣與契丹“通好”。

三、期待契丹支援後漢。

耶律兀欲得到訊息後更加高興。這是繼石敬瑭、趙延壽、楊光遠、杜重威、李守貞之後，契丹經略中原的又一顆棋子！ 而這時後周也派遣了使者來與契丹聯絡——當時的中原諸國還沒有人有覆滅契丹的夢想，所有的中原帝國，最大志向就是守住燕雲舊地，與契丹劃定合理疆界，和平共處。後周也沒有“掃滅契丹”的夢想，只是想最大程度地收復石敬瑭時期的失地。派遣使者出使契丹也是這個用意。

耶律兀欲等人研究中原形勢後，給了劉崇一個答覆，送來了三個資訊： 一、後周也在與我們契丹聯絡。

二、但我們契丹願意與北漢劉崇友好。

三、每年，北漢要給契丹輸錢十萬緡。

劉崇研究這些資訊後，非常害怕。他擔心後周與契丹“通好”，於是很快答應契丹的條件。不但答應歲幣十萬，還上書自稱“侄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契丹天授皇帝給北漢皇帝施“行冊禮”，也即由契丹冊封，以此取得劉崇出任北漢皇帝的合法性。

不久，耶律兀欲在內鬥中死亡，但繼任者耶律璟卻將這一份政治遺產繼承過來，繼續保持著與北漢的宗主國關係。所以，當北漢求援時，耶律璟保持了契丹對外政策的連續性，派出大將楊袞來為劉崇一壯聲勢。

北漢主劉崇則自率精兵三萬，任命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為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為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軍在團柏（今山西汾西縣）會師，南下赴潞州（今山西長治）。

義成軍要塞，今屬河南滑縣，北漢在山西中部和北部，並不實際佔有滑縣，因此，白從暉的節度使，是“遙領”不是“實領”，是一個虛銜。武寧軍要塞，在今江蘇徐州，張元徽的節度使，也是“遙領”。

北漢軍屯駐梁侯驛（今山西沁縣附近），後周的昭義（治所即潞州）節度使，大將李筠派遣將軍穆令均率步騎兵二千人迎戰，李筠自率領大軍在太平驛（潞州附近）安營。北漢第一名將張元徽與穆令均交戰後，佯敗，穆令均得勝追擊，張元徽伏兵起，穆令均陣亡，潞州兵被斬殺千餘人。李筠初戰不利，退歸潞州，據城堅守待援。潞州在開封和太原之間，各距二百公里左右。

周世宗柴榮得到了北漢南侵的訊息，準備御駕親征。

但群臣並不信柴榮有戰場經驗。這個新任的後周皇帝，此前幾乎沒有戰功可言，萬一帶兵敗衄，對立國不久的後周來說，不是耍的。

老臣馮道說：“劉崇自逃歸晉陽後，國勢蹙，士氣喪，必不敢自來。先主晏駕不久，陛下新近即位，人心易動，故陛下不可輕易北征。應遣一員上將去抵禦。”

柴榮道：“劉崇慶幸朕有國喪，又看我年輕新立，很有吞併大周、席捲天下之心。朕不可不往。”

馮道堅持爭辯。

柴榮道：“過去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去親征，朕何敢偷安！”

馮道說：“不知道陛下能做唐太宗否？”

柴榮說：“以吾兵力之強，破劉崇如山壓卵耳！”

馮道說：“不知道陛下能為‘山’否？”

周世宗聽了這話很不高興——估計沒有人聽了這話會高興。馮道自以為是四朝元老（加上契丹，是五朝元老），此番話說出，大有倚老賣老的意思。

但大臣王溥極力鼓勵柴榮親征。

柴榮不聽諸位意見，獨納王溥之說，親征。

兩軍遭遇對峙巴公原

北漢張元徽前鋒正在乘勝掃蕩晉中南，進逼潞州。

柴榮下詔，令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鎮寧節度使郭崇威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北邀擊北漢，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趨澤州（在山西東南部），宣徽使向訓監軍。

顯德元年三月十一日，柴榮從大梁出發。隨柴榮親征的有大將張永德、李重進、樊愛能、何徽等人——還有趙匡胤。另遣慕容延釗出軍北漢身後，劉詞調遣兵員隨後跟進。

柴榮志在必得，這陣營，幾乎是傾全國之精兵而動。但柴榮等於自己做了先鋒官，真正的大兵還在後面，他不管更多，帶著不足一萬人的先鋒部隊，只管前進！

五天後，柴榮到達懷州（今河南沁陽）。

控鶴都指揮使（皇家衛隊指揮官）趙晁私下對通事舍人（傳令官）鄭好謙說：“賊勢方盛，我軍應該持重緩進，挫其銳氣。”鄭好謙將這番話的意思告訴柴榮。

柴榮正要疾進以佔其先機，聽到此言，大怒道：“你哪能說出這等話來，一定是有人指使你這樣說。說出這個人，就讓你活，說不出，就讓你死！”鄭好謙只好實話實說。柴榮將這倆人都上了枷鎖關在懷州的監裡。

然後繼續前進，當晚，過了澤州，在城東北野營。

北漢主劉崇以為年紀輕輕的柴榮必不敢親征，他見潞州城堅固，難以攻取，決計越過潞州不動，直取大梁。

不久，北漢兵前鋒與後周軍前鋒在高平以南相遇，一戰而退。柴榮擔心北漢兵全部撤回晉陽，那樣就要攻城，而攻城的難度要遠遠大於平原野戰。於是加緊前進。劉崇接到退回的前鋒兵將後，在巴公原佈陣準備決戰。

史上著名的高平之戰開始了。由於戰場在高平巴公原，所以高平之戰又稱巴公原之戰。高平之戰是後周與北漢—契丹聯軍的一次決戰，也是趙匡胤的福緣之戰。它讓周世宗柴榮重新認識了趙匡胤。高平之戰後，基本奠定了中原王朝的穩定性。賴此一戰，中原王朝成為當時亞洲地區的一大強國，也為後來大宋王朝的建構預先鋪演了地緣環境。

北漢處於山西這個狹窄的地方，地緣上屬於河東（大河之東）。五代期間連年征戰，國力至劉崇時，已經很微弱。北漢，盛唐時有戶二十七萬九千一百多家。到北漢末年戶口僅餘三萬五千二百餘，約當盛唐時的八分之一不足。劉崇強徵十七歲以上男子當兵，總兵力三萬多，幾乎動員了全國五分之一人口參戰。於此可以概見劉崇押注之大。

後周大軍日夜兼程，直抵高平南郊。軍隊在晉城境內安排了供給府庫即後勤管理機構，當時叫管理院，前後迤邐有幾個村子。周世宗進入晉城地界，受到將士們歡迎，他乘坐的車輦被圍住，士兵要一睹皇帝風采，柴榮從車輦走下，與士兵見面步行一段路，然後上車，至今晉城還有下輦村、上輦村。柴榮還做了充分的戰前動員。他知道此戰意義重大。

柴榮在追擊北漢前鋒部隊時，劉詞後續大軍還沒有跟上，在人數上處於劣勢，北漢贏得了先期優勢。

巴公原決戰就要開始了。

後周左翼為李重進、白重贊；右翼為樊愛能、何徽；張永德領御林軍跟隨柴榮，居於中軍，算是中軍之內的總指揮部。左、右、中軍，加指揮部，四個方陣，總兵力不到一萬人。趙匡胤在張永德麾下。

北漢—契丹聯軍佈局是：劉崇居中軍，張元徽領左軍，契丹楊袞領右軍。總兵力四萬餘人。

北漢兵在北。

後周兵在南。

這時候在刮東北風。

東北風從正面、側面掃掠著後周兵。

除了風聲和偶爾的馬嘶聲，兩軍應該在方圓幾十裡的緊張對峙中有了大戰前的寂靜。

一戰告捷大敗北漢兵 北漢主劉崇遙見周兵不多，有點後悔向契丹借兵。他認為不用契丹兵也可擊敗後周軍隊。劉崇對諸將說：“我自用漢軍就可破周軍，何必一定要用契丹！今日不只要克周軍，也要使契丹對我心服。”輕敵情緒溢於言表。

楊袞策馬前來覘望周軍，多年的征戰經驗告訴他：這是一支經由郭威訓練出來的大軍，不可小覷。他退回去對北漢主說：“這是勁敵啊！未可輕進！”

北漢主有一種臨戰前的興奮，他激動地說：“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

楊袞聽後默然不悅。

忽然，東北風開始轉向，居然變成了南風！ 每一個北漢兵都感到了迎面來風的衝擊。

契丹大將楊袞預感到不祥，他所在的位置讓他看到了周兵的左翼和中軍。

風向的轉變，讓北漢一位文官樞密直學士王得中看出了危險。他勸劉崇，風向突變，吉凶未卜，或有不利，不宜出擊。劉崇此時已經聽不進勸告。楊袞再次向劉崇進言，勸他小心為上。劉崇騎在馬上，細細的鬍鬚迎風飄動，有了捨我其誰的慷慨。他很不禮貌地向楊袞揮揮手，說：“時不可失，請公勿言！”

楊袞聞言憤憤然而去。

待雙方佈陣完畢，劉崇覺得主動出擊的時機到了，於是命正當後周右軍的張元徽率左軍首先進攻。

張元徽催動萬餘人馬向後周右軍殺去。

後周右翼不足三千人，指揮樊愛能、何徽應該聽說不久前張元徽伏殺李筠部將穆令均的戰事，兩軍剛剛遇合，還沒有交手呢，已經沒有了勇氣，居然不戰而逃，三千人的隊伍一時潰散，沒有跟隨樊愛能的，約近千人脫下盔甲放下武器跪倒雙膝，投降北漢。

後周右翼陣腳大亂——很快，右翼已經不復存在。這樣，後周的中軍和御林軍拱衛的指揮部右側已經完全暴露。

周世宗柴榮觀察戰場形勢後，深知局勢瞬息萬變，有此一敗，後周士氣正在丟失，也許只需要一個呼哨，就有可能全軍潰逃。但就是這樣的時刻，柴榮顯示了一個統帥的天才。他看到左翼李重進那裡碑碣一般鎮靜，李重進與白重贊似乎正在等待戰機。於是，大帝柴榮不但毫無懼色，反而更加冷靜。冒著北漢射來的箭簇，他調動起親兵來——督戰。

內殿直馬仁瑀對眾將士說：“讓陛下的乘輿受敵，還用我輩幹什麼！”躍馬引弓大呼，連續射殺數十人，後周士氣益振。

殿前右番行首馬全義對大帝柴榮說：“賊勢到頭了，也就這樣了，不會有大的動作了，很快就會被我所擒了。願陛下按轡勿動，慢慢看諸將破敵就是。”說罷，也帶領數百騎兵衝入敵陣。

當後周兵萬分危急之際，趙匡胤的天才也同時顯現出來。他對身邊將士說：“主上如此危險，我等怎能不拼性命！”

張永德沒有得到命令，在他的職業習慣中，此時只應護衛皇帝柴榮，其他，不遑多想。老趙看到傻乎乎鎮定著的上級張永德，忽然建議道：“太尉，賊寇表面氣焰囂張，但我等力戰決計可以打敗他！您手下有眾多能左手射箭計程車兵，請領兵登高，射箭出擊為左翼，我領兵為右翼攻擊。國家安危存亡，在此一舉！”

張永德一怔，但多年征戰的經驗讓他立即就明白了，老趙的建議在此時乃是一個勝負手，存在著轉敗為勝的戰機。於是並不計較上下級的格局，就按照下級老趙的臨時動議行動起來。他與老趙各率二千人開始了佈陣與衝鋒。

他倆等於機動替補了樊愛能右軍的全部空當，從後周禁軍中調出四千人撲向了張元徽。

我猜想張永德的二千箭手應該分成幾個橫列，譬如四個橫列，每個橫列五百人，展開，應有幾華里的鋒面。他們順風放箭。他們次第搭弦、射出、後退；後一列隊伍向前，繼續搭箭、射出、後退；第三列隊伍再向前，搭箭、射出、後退……如此迴圈不斷，每一次都有五百枚鋼鐵箭簇射入北漢軍中，連綿不絕，在順風躺倒的北漢兵屍體橫阻中，張元徽感到戰場已經不那麼流暢了。

如此，雖然後周沒有了右翼，但總算穩住了中軍和御林軍的陣腳。

老趙這邊則身先士卒，率軍從右翼遠遠地包抄過來。老趙快馬首先衝向北漢前鋒，麾下士兵平時受老趙訓導，此際拼死，無不以一當百。當我展開想象試圖復原這一場戰役時，最初想到的是楚霸王的鉅鹿之戰。二者規模或不相當，但老趙麾下計程車氣能在大軍潰倒之際不但不喪失戰鬥力，而且越發激起拼死一決的勇氣，恐怕是楚霸王也難於達到的軍神氣場。很快，形勢漸漸發生逆轉，北漢軍隊開始心生怯意，向北退卻。南風掃掠中，木葉齊飛、血雨迸濺。後周兵的呼喊聲追著張元徽的左軍，一直透入到北漢的中軍、右軍。

而李重進和白重讚的左翼，也忽然如山崩一般發出呼嘯，向北漢右翼殺去。那一種氣勢同樣不可阻擋。

柴榮站到高地，親眼看到了老趙的不凡。老趙調遣同列馳馬衝鋒，漢兵大潰。老趙甚至已經殺到河東城下，組織起兵勇來，抱了柴薪堆到城門下，燃起大火。這時，一支流矢過來，射中老趙左臂。但老趙帶傷決戰，血染徵袍。柴榮看到後，擔心老趙流血過多，令傳令兵追到老趙，要他退出戰場。

隨後，柴榮領兵親自衝擊北漢，劉崇遠遠看到，急調心愛戰將張元徽御戰。這樣，劉崇就犯了兩個錯誤：左翼在膠著中失去主將，而張元徽也將因為戰場換位心緒不寧。果然，正在督戰的張元徽聽令後，無暇顧及已經轉強為弱的左翼，匆匆向中軍跑去護駕。也許正是因為臨時換位的慌張，張元徽在操控戰馬時有了失誤，導致馬失前蹄。後周兵不容分說，一湧而上，刀戈並舂，像搗石臼一樣，舂死了張元徽。一代名將就此凋零。

北漢大將陣亡，士氣瞬間垮塌，數萬北漢兵被南風吹散，平野、溝壑、丘陵、樹林、水畔，到處留下屍體。

樊愛能、何徽帶著幾千逃兵南奔，一路上張弓搭箭，刀劍出鞘，幹嗎呢？剽掠輜重。讓運送軍用物資的役夫驚慌奔逃，喪亡很多。柴榮派遣近臣及親軍去追樊愛能等人制止他們，但沒有人願意奉詔。有些派出的近臣甚至被逃兵所殺。逃兵們還一路狂呼：“契丹大至，官軍敗績，其他的將士都已經投降啦！”逃跑途中，路遇後續部隊劉詞，樊愛能等阻止劉詞不要再去送死，劉詞不聽，更加著急地引兵北上。在黃昏時，追上了後周大軍。

當時北漢主尚有餘眾萬餘人，與後周隔著山澗倉皇列陣。但劉詞到了以後，事情就簡單了。劉詞指揮起生力軍來，與諸軍兵合，跨澗與北漢兵再鬥。北漢兵大敗，屍體滿山谷，丟棄御用物資和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計。

當晚，柴榮在高平野外宿營。樊愛能等人聽說周軍大捷，多少有點納罕，但還是與逃跑的將士們慢慢返回，有些跑得快的跑得遠的，直到天亮還沒有趕到柴榮大營。柴榮捉到一部分臨陣脫逃的周兵，就在營外正法。他還接受了大將張永德的意見，斬殺了樊愛能等逃跑的將軍數十人。從此以後，周兵的軍紀成為真正能約束將士的制度。

柴榮與劉崇相拒於高平時，曾命澤州刺史李彥崇帶兵守江豬嶺（屬於潞州），遏北漢主遁歸之路。大戰一起，就有樊愛能等南遁的訊息傳來，李彥崇便以為這一仗完了，北漢勝了，沒有必要再設伏江豬嶺了，北漢主戰勝，會走大路的，於是引兵而退。沒想到柴榮這一仗算無遺策，北漢主最後果然從這一條小路遁去。在後來的日子裡，柴榮得到訊息，將這位刺史連貶三級，只讓他做了率府副率，掌管農業水產物資的副官，相當於從“正廳”降到“副處”。

但是從北漢投降過來計程車兵數千人，卻一個沒有殺，選了一部分老弱病殘，給予他們路費乾糧服裝之後，遣返北漢，另挑選幾千強壯者組成新軍，令前武勝（治所在河南鄧州）行軍司馬唐景思率領，去戍守淮上——柴榮始終想著中主李璟的江南。

大學士逃命叢林 北漢主逃到高平，然後換上農家服裝，史稱“被褐戴笠”，又乘上契丹所贈的黃騮馬，率百餘騎由秘道雕窠嶺逃出追兵。半夜迷路，抓住村民做嚮導，不料嚮導“誤導”劉崇奔了晉州（今屬河北石家莊），極度疲憊中，多走了一百多里路，才發覺不對，殺了嚮導，又折回，晝夜北走。到一個地方說歇歇腳，備了飯還來不及吃，聽到傳言說“周兵至”，就倉皇而去。劉崇已經年老力衰，趴在馬背上日夜馳驟，幾乎虛脫，勉勉強強回了晉陽（今太原）。劉崇很感謝這隻黃騮馬，回去後，給它蓋了一間專用馬廄，很多地方裝飾上金銀，每天給它吃精美的“三品料”，還賜它一個封號：“自在將軍”。

劉崇稍稍定神，就開始厲兵秣馬，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兵來襲。

楊袞帶著他完整的一萬騎兵北屯代州（今屬山西）。

劉崇遣寵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禮送楊袞，並同時向契丹求救。

有意思的是，名相李谷在大戰中走散，結果被亂兵逼迫，做了俘虜，又從俘虜營中逃出，避亂山間，幾天後才找到大本營。

李谷是五代時期為數不多的名士，後周的王樸與李谷曾經被士林共同讚譽，當時流傳一句話：“樸能薦士，谷能知人。”

後晉滅國，晉主北遷時，無人敢招待落魄的出帝石重貴，只有李谷，拜迎於磁州（今河北邯鄲）路旁，史稱“君臣相對泣下”。李谷對石重貴說：“臣無狀，負陛下。”將全部私財都送給出帝。為《資治通鑑》作注的胡三省對此評論道：“天下之士，苟有所負者，其所為必有異於人。”天下計程車大夫，萬一有對不起人的地方，他的所作所為一定有異於常人的地方。李谷身為後晉臣屬，未能保全首領，自認為有負於社稷君王，所以有愧怍之心，在這個地方就有了“恥感”的天然流露。儒學論“禮義廉恥”是字字有實處的。李谷是五代十國時期，比較有“士行”（士大夫之德行實踐）的官員。這類官員，亂世，極少。

耶律德光發使至磁州，李谷將來使斬首，秘密地彙報給河東劉知遠，還派遣河朔的綠林好漢梁暉入據安陽。史稱“契丹主患之，即議北旋”。如是，則耶律德光放棄在中原稱帝，退回草原，李谷有一功。他後來也曾被契丹俘虜，但以智慧和勇氣與契丹周旋，沒有屈服。後周初年，李谷任中書侍郎、平章事。此前，朝廷需要牛皮製作甲冑，故牛相當於戰略物資，官府因此禁止民間私用牛皮，宰牛後，所有的牛皮一律送到官府。唐明宗李嗣源時，官府接到牛皮，還給庶民鹽巴作為補償，到了後晉石重貴時，連鹽巴都不給。後漢劉知遠時規定：私自動用一寸牛皮即處死。但民間豈能不用牛皮！故往往有鋌而走險者，為一張牛皮丟了性命。李谷以宰相的身份調查此事，並計算出國家每年所用皮革數量，而後重新規定：每十頃田、每年向官府交革一張，其他多餘的牛皮，允許士庶留用，只是不允許賣於敵國。這是郭威時李谷的德政之一。世宗柴榮徵劉崇時，他已經加封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

一個宰相、大學士在叢林中逃命好幾天，這事在今天，該是一個不小的新聞。

柴榮在潞州城裡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史彥超為鎮國節度使。張永德又盛稱趙匡胤之智勇，柴榮提拔老趙為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

因為高平一戰，趙匡胤進入後周高階軍官行列。此役，趙匡胤還不過是一個宿衛將軍，是張永德的麾下，危局中居然敢作敢當，現場指令頂頭上司排兵佈陣，張永德對老趙不得不刮目相看。

老趙的福緣不僅在此，也正是在這一場大戰中，他贏得了張永德的欽敬。而張永德對老趙的心悅誠服，則成為歷史通往陳橋驛的另一個隱秘的邏輯起點。

高平之戰的歷史大義

高平之戰，另有歷史大義。

按照船山《讀通鑑論》的意見，高平之戰，不僅僅關乎北漢、後周之興亡，更關乎天下“治亂之樞機”。從歷史時光的後面來看，一家一姓之興亡確實並不重要，譬如，後周，不過是郭氏奪了人家劉氏的社稷，丟了後周，這個後周本來就不應該是郭氏所應有；北漢，興起的是復仇之師，滅了後周，也不算不義。但說它關乎“治亂之樞機”則另有道理。

從歷史角度來考察，後梁朱友貞，後唐李存勖、李從珂，後晉石重貴，後漢劉承祐，這些邦國帝君的覆亡，都不能算直接亡於外寇，而是亡於大藩的驕帥。這些藩鎮刺史，帶著並不忠貞之心，覬覦高位、貪婪榮華，因此對故主興亡並不介意，反而會利用故國之亡成其不軌之志。故在歷次大戰中，大帥們關心的往往是自家實力之擴張，而不是同仇敵愾掃蕩仇讎。所以大戰中並不鼓勇向前，反而一敗而潰的戰例比比皆是，猶疑觀望的大藩在在皆有。甚至在潰敗中，反而反戈內向，挾持故主而迎奉國仇，並因此而居功邀賞。平時擁兵自重，據土自強，做著國家的將相，卻尸位素餐，只想著如何在自家地盤上成就非分的想法。這就是五代藩鎮的真實面目。所以船山先生斷言：樊愛能等人在高平之戰中，所以未戰即潰，當時就是存了這類念頭。

四朝老臣馮道，也懷有此心。

勾結契丹，以成就升遷，不僅在藩帥們那裡如此，在下級軍官中，也有人願意這麼做。如廣順三年，郭威的時代，就有齊州（今山東濟南）戍衛部隊右保寧都頭劉漢章殺死都監杜延熙，準備策劃接應契丹軍隊的事件。事情雖然沒有成，但這是一個惡例。證明藉助契丹圖謀不軌者，即使在下級軍官中也時有人在。

當時的柴榮，並非郭威之血親後裔，也未有大功於邦國，郭威時代就有朝中元老對這個沒有軍功的皇上養子有過莫名的嫉恨。柴榮那時鎮守澶州，但知道朝中有亂象，多次要求入朝做官，輔助養父一整朝綱，但大臣王峻等人一力排擠，不讓他入朝。王峻此時雖然已經死去，但朝中王峻第二、第三之類人物還是不少。假使高平一役，柴榮不是御駕親征，而是坐鎮京師，派出諸君去平定劉崇，萬一小戰不勝，大軍奔潰，那非常有可能重現藩帥回師，假敵手之力反滅故主的歷史場景。樊愛能輩未戰即潰，這個可能性太大了。當初郭從謙、朱守殷就是這麼對付後唐莊宗李存勖的，康義誠就是這麼對付李從厚的，趙德鈞就是這麼對付李從珂的，杜重威、張彥澤就是這麼對付石重貴的，侯益、劉銖就是這麼對付劉承祐的。這些人的規律性做法就是：“秉鉞而出，倒戈而反，寇未入而孤立之君殪。”帶著皇上封賞的節鉞出軍，卻背信棄義倒戈而回，敵寇還沒有進入本國，而孤立無助的國君已經被逆臣殺害。周世宗柴榮，如果不是堅持北上親征，也很有可能會有此結局。

這說法並不是為歷史做假設，而是五代藩鎮邏輯的經驗性呈現，是一種屢見不鮮的風景。

如果出現這類風景，那將不僅僅助長當朝逆臣之惡，讓中原從此繼續習慣於亂世而無底定，更讓劉崇之輩挾契丹而入據中原，那時，不知又要有多少場“打草谷”，而黎民之苦更無盡頭了！當初耶律德光都賴在中原不想走，耶律璟如果過來，怎麼肯走？那樣，就等於是一場靖康之禍！ 馮道所熟悉所盤算的，就是這類風景。他正等著“袖勸進之表以迎新君”呢。

但大帝柴榮決志親征，高平對壘之際，右翼已經潰敗，但這一隊人馬，還不足以搖動眾志；樊愛能的潰掠逃兵，也不能夠回奔京師劫掠宮闕；柴榮及諸君將士身立血戰之功，而樊愛能等人伏法，沒有人敢為之說情請命。“於是主乃成乎其為主，臣乃成乎其為臣，契丹不戰而奔，中國乃成乎其為中國。”船山先生認為：“周主之為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為生民請命而得焉者也！”周主柴榮之所以能夠穩穩地做他的天子，不是郭威授給他的，而是他自己以死生為賭注，為生民請命而得到的。船山先生將高平之戰看成是“為生民請命”，從大歷史視角看問題，就應有此見識。最後，船山先生認為：周世宗是有資格成為唐太宗那樣人物的，這不是“馮道之老奸所可測”的大義所在。

他認為周主沒有當時斬了馮道是因為“憚於其虛名”，忌諱馮道的虛名。

王夫之痛恨馮道，就差罵一句“蒼髯老賊、皓首匹夫”了。

“五朝十君”老宰相

馮道這個人，史上即存在爭議。

《舊五代史》對他評價不低，《新五代史》則把他罵得體無完膚。近世以來，更有文化本位主義者，對他有了新的肯定性評價，但民族主義者，則往往對他有了更深入的否定性評價。

馮道在“趙匡胤時代”是一個奇異存在。

事實上，他已經在不顧舊君、迎立新君，並以“事當務實”的姿態，回應了整個亂世，這樣，對他褒貶不一的評論中，就有一個問題：“事當務實”，不應該嗎？

當然也可以反過來問：“事當務實”就是應該的嗎？ 如果不應“事當務實”，士君子們在亂世中該如何處世？ 如果應該“事當務實”，聖賢價值在亂世又當如何評價？

這可不是小問題。毋寧說，這是中國文化安身立命的大問題。甚至，直到今天，也還是有著富有道德張力的大問題。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已經將馮道釘在了恥辱柱上；如前所述，王夫之的嚴厲批評更再次將馮道釘在了恥辱柱上。

但回首紛亂的往事，重行思想馮道的思想時，也可以發現另外的可能性。

應該從馮道的一個個故實，展開對他的分析。發生於馮道身上的故實，是不可移易的鐵案——至於對這些鐵案的理解或講述，當然因人而異。我要說的，是我對馮道的理解和講述；也即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這樣說話，是想避免一種爭論或指責。當你認為我所言“錯誤”時，我也可以指責你的所言“錯誤”，有意味的是：你我之間，可能不存在仲裁。

我還知道一種智慧不那麼高妙的獨斷論者有這樣一種思維傾向，當他看到“無仲裁”這類判斷時，率先想到的是：“怎麼能沒有仲裁？什麼什麼思想，誰誰誰的意見，難道不是仲裁嗎？你這是歷史虛無主義！”我很熟悉這類批評。我願意耐心而又溫和地預先回應在這裡：您所謂的什麼什麼思想，或誰誰誰的意見，對我（而不是對你）而言，不是圖騰。這類什麼什麼思想，或誰誰誰的意見，對我的重新思想歷史人物，不構成尺度。我的尺度，價值尺度，在您知性可以感覺的苑囿之外。您所陌生的領域，恰恰是我所熟悉的。而我，願意在我熟悉的苑囿，愉快地遊戲。所以，我儘可能地謙遜一點，不去指責你的“錯誤”——我知道，那是你心目中的馮道，不是我心目中的馮道，當然，反之亦然。

我想象中，或經由我重行思想而“建構”的馮道形象，來源於今天可以看到的歷史記錄，也即俗稱的所謂史料。我選擇幾個記錄，大約可以呈現馮道比較豐富（而不是單向度的）的人性。

馮道自號長樂老。歷仕後唐、後晉、契丹、後漢、後周五朝十君，做了二十多年宰相，人稱官場“不倒翁”。

“不倒翁”的菩薩行

在這麼多年的宰輔生涯中，他的個人操守有他人不及處。

亂世戰爭中，美女是戰利品，每一次都有人取（不是娶）了美女送他。他的反應是，能推拒就推拒，不能推拒，就為美女安置別室，然後，設法找到這個女子的親人，送她回去。亂世中取來的美人，大多是貴戚，一般也都有不俗的品質。但馮道不動心。這樣的柳下惠品質，節制自己的慾望，在三千年文明史中，能夠做到的，有多少人？唐太宗李世民對節制一向做得相當不錯，但唯獨在性的慾望方向上，他無法節制自己。馮道，在很容易得到性的滿足的機緣之下，卻像處理日常“義利之辨”一樣，不動心，臻於化境一般，恪守聖賢之道，與他為人詬病的“事當務實”有了道德方向的緊張。

人性的複雜，即使在道德評判中，也往往充滿可能的坎陷。一字褒貶之下，距離三維世界可能很遙遠，也許還不過是一個二維的平面價值表格，甚至也許不過是一維線性世界的簡單資料，無法整全性質地描摹三維世界中人的豐富。

褒貶，需要重新思想之後的推演。如果不考慮人性的複雜，就一時一事而論定史上人物的褒貶，很可能是言不及義的，也很可能是問題重重的。

馮道在聽到父親喪事的訊息後，當天夜裡就徒步出發，要趕幾百里路，回去奔喪。他的家人在後面追上他，將路上需要的行囊給他。為父親服喪期間，遇到饑荒，他就傾盡所有，救濟鄉里，甚至還在夜裡，無人知曉的情況下去幫著沒有能力種田的人家去種田。說他有民生理念，是有道理的。

後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時，認為四方無事，馮道就在皇上比較得意的時候，對他說：“我常常記起過去任掌書記時，奉先帝之命出使中山，經過井陘險要地方，我常擔憂馬失足，非常小心，謹慎地抓住韁繩，幸好沒有失誤。但是等到了平坦大路，放開韁繩讓馬奔跑時，卻不小心摔倒了。治理天下的道理也是這樣啦！”這一番話感動了李嗣源。

李嗣源又問：“今年豐收了，百姓們的贍養是否該充足啦？”馮道說：“農民們遇上災年就餓殍滿地，遇上豐年又為糧價便宜發愁。無論是豐年、災年，都有困苦。這是隻有莊稼人才有的處境啊！我曾記得以前有個進士聶夷中的詩寫道：‘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語雖粗俗，但說出了莊稼人的甘苦。農民是士、農、工、商中最勤苦的，陛下不可不瞭解這些情況啊！”李嗣源聽了很高興，讓人將聶夷中的這首詩錄下來，經常誦讀。

耶律德光進入汴梁時，馮道正在鄧州做官。他趕回京城來向草原帝國的君主效忠，這事成為他一生中的恥辱，但他在跟耶律德光對話時，仍然不忘記民生。耶律德光也知道天下疲敝，問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馮道說：“此時佛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

這時候，就是佛祖出世也救不了百姓啦，但皇帝您能救！

耶律德光沒有更大程度地凌暴中原士庶，應該與馮道這一句話有關。這就是“一言興邦”的最好註釋。乃至於大宋名相王安石認為馮道此際是“屈身以安人”，所安者，百姓也。這種行為就是“諸佛菩薩行”，對馮道此語評價極高。有意味的是，將馮道罵得一錢不值的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行文至此，也願意說一句公道話：“人皆以謂契丹人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馮）道一言之善也！”

馮道的民生理念，感動了王安石，也感動了反對他的歐陽修。

這樣的歷史記錄，在記錄者那裡，是經由思想之後的再講述，其間的褒貶清晰可辨。這樣，一個歷史人物，他的歷史地位，已經出現了豐富性。

他對美色的超人自控能力，體現了他的道德操守；他對民生的關注，體現了他對傳統聖賢精神的肯認。但他真正的複雜性，更體現在他對軍政事務的處理方向上。這方面，他有“典型案例”。

遠結契丹馮道出使 石敬瑭時，舉國投靠契丹。契丹幫助石敬瑭有了天下，曾派人出使後晉，後晉需要派出大員去回應契丹的來使。一次朝會，石敬瑭說：“咱們應該派遣一位宰輔做大使，到契丹走一趟。”

這時候，朝中的大臣，宰輔一級的官員有好幾個，都不敢搭腔，因為他們知道，到了契丹，生活苦不說，能不能回來不是個可以肯定的事。過去很多出使契丹的人，都被留下沒有回來，韓延徽、趙德鈞、張礪等，都沒有回來。他們不願意離開桑梓之地。此外，雖然已經與契丹通好，但是反覆難測，萬一有變，性命休矣。於是，沒有人願意去。

馮道正與諸公在政事堂剛剛吃完飯，知道這事後，就對廳堂的管理主任說：“我馮道可以走一遭。”管理主任聽後，手都發顫。馮道很從容地要來一張紙，寫了兩個字：“道去。”馮道出使契丹。當即就替石敬瑭擬定了一份敕令：著馮道出使。寫完這道敕令，管理主任都流下淚來。馮道卻找一個人交代他回馮府向妻子告別，自己連家也不回，當晚就住在驛館中，準備出使的細節。

石敬瑭很感動，為他餞行，他說了很多推心置腹的話頭，說到為了家國，不得不勞煩國家大臣出使遠方，石敬瑭甚至很動情地向他敬酒。

契丹因為馮道名氣大，所以對他也是極盡禮數，招待他的規格與招待本國國相的規格一致。賜給的物品也一樣。平時賜給契丹宰輔象牙笏，也賜給馮道象牙笏；臘月賜給契丹宰輔大牛頭，也賜給馮道大牛頭。馮道還寫詩記錄此事：“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契丹看到詩很高興，就暗示要把馮道留在草原。馮道回答：“兩朝皆臣，豈有分別？”我馮道在後晉、契丹兩朝都是臣子，留這裡在那裡，有什麼區別。

契丹賜給他的財貨，馮道全部用來購買薪炭。人問他，他就說：“北方地方寒冷，我老了，不堪忍受寒冷，要多買些取暖。”

他這個舉動對契丹人有了感化作用。契丹人最後決定還是放他回中原去吧，儘管這是多麼難得的一個人才！但契丹放他走時，馮道又三次上表願意留下。契丹知道這是禮數，還是出於對他身體的考慮，讓他南下。等到確定可以走了，馮道又拖拖拉拉了一個多月。等到出發了，又在各個驛站住上好幾天，這樣在契丹境內走了兩個月。等到一出契丹國境，馮道馬上命令快快回京！他早就歸心似箭啦。人問他到底怎麼回事，馮道答：“契丹多詐謀。我如急著回國，他們要是看出什麼端倪來，按照他們的騎兵那腳力，想追上我們，就是一個晚上的事，咱怎麼走得脫？我不急，慢慢走，他們就無法測度了。”

後晉與契丹聯盟，這事，不是馮道做的，卻是馮道遭遇的。這話的意思是說，中原帝國勾結草原帝國形成一種屈辱的聯盟，是馮道見證的“實然”世界。他只能在這個“實然”世界中做事。他可以不到契丹去，但必須有人到契丹去。在這個“實然”世界中，如果打破平衡，也即與契丹訴諸戰爭，按照中原當時所有的國力準備，有否勝算不論，兵戎相見中，民生的苦難就會以“浩劫”的局面而出現。契丹的“打穀草”，後晉的“括率”，已經有例在先。

“傳國寶萬歲杯”

“實然”的軍政格局條件下，馮道選擇的是平衡。

若干年後，到了後晉出帝石重貴時，馮道位居宰輔，但遇到決策，他往往“依違兩可，無所操決”，辦事這樣也行、那樣也行，模稜兩可，不拿大主意。於是有人對石重貴說：“馮道這人，可以是和平時期的好宰輔，現在正是國家艱難時期，他當宰相，就好比讓參禪的和尚去飛鷹抓兔子，那可不是他擅長的。”石重貴認為是這麼回事，就讓馮道去做節度使，兼侍中，等於不再讓馮道做朝官。

在此之前若干年，馮道在晉王李存勖時代，做秘書。李存勖剛剛擁有了河北三鎮，麾下有一位中門使認為平時陪著晉王吃吃喝喝的人太多，這幾乎就等於腐敗，於是請求減少一些陪吃人數。李存勖大怒，他說：“我這是為勇士們準備的飯菜，他們都是保衛國家而不怕犧牲的人。這事我也不能做主？那就讓軍中另外選擇河北的藩帥，我自己回太原去！”於是馬上召見馮道，讓他起草文書詔告諸軍。馮道拿起筆，但就是不下筆，做出遲疑徘徊的姿態，一個字不寫。李存勖催他，他就說：“大王您剛剛平定河南河北，算是安定了天下，中門使所請求的也不是多大的過錯啦！大王您不聽也就算了，何必這樣驚動遠近呢！如果讓敵人知道這事，就會說大王君臣不和，這可不利於提高威望啊！”

在後來，柴榮時代，馮道又曾嚴厲勸諫柴榮不能親征河東。

諸如此類，可以看出，馮道不是“依違兩可，無所操決”的人物。

那為何面對後晉太祖石敬瑭，他會主動承擔責任；面對後唐莊宗李存勖、後周世宗柴榮，他會懇切勸諫；而面對後晉出帝石重貴，則做不負責任的姿態呢？為何會有如此不同的表現呢？ 此即儒學所稱道的“權變”。根據不同的情勢做出不同的決斷。石重貴時代已經將一個邦國做到了“無道”之境，在那個時候，任何正確的諫言都不會被採納。景延廣和馮玉等人的專權，甚至連老臣桑維翰都被排擠在外，馮道於是只好儘量將自己蜷縮起來，不再揮發能量。他能做的只有明哲保身——無道邦國中的明哲保身，是儒學肯認的重要價值觀。

石重貴王朝付出的代價已經知道了：景延廣大言“十萬橫磨劍”，導致石重貴對契丹宣戰，最後國破家亡。

當然，按照儒學正道，他應該向石重貴提出至少三次諫議，不被採納，可以辭職。這是“貞道”所在，“明哲保身”，按照程式，應該有這樣一個環節。馮道欠缺的是這一步程式中的環節。

後唐明宗李嗣源得到一隻玉杯，上鐫刻文字“傳國寶萬歲杯”。明宗不認識漢字，問馮道這是怎麼回事。馮道說：“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這一番話，李嗣源不懂，等馮道走了之後，他又問左右侍臣，侍臣為他講述其中的含義：仁義，是帝王真正的寶物。所以儒學有話說，“皇上的位子是大寶，如何守住這個位子要靠仁義。”

這個故實證明：馮道在輔佐帝王生涯中，推崇的是儒學之道：《大學》論“止於至善”，說帝王之“至善”“止於仁”。

當馮道以儒學最高價值理念“仁義”來教誨皇上時，他有了“帝王之師”的身份。他正在以傳統儒學的聖賢理念一點一滴地影響著這位沙陀人。傳統中國，就這樣在血雨腥風中，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長的“民族融合”。

狼虎叢中立身 馮道最大的功績是在亂世中積數十年之功，與名相李愚一起，主持校定了儒家“九經”文字，並雕版印書，史稱“五代監本”。這是與後蜀刻經幾乎同時的中國最早的刻印書籍，對傳播儒學價值，有功。這件事在儒學史上是一件大事（在出版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它預示著即使在亂世，也有特立獨行之人為傳播儒學做功德。而且越是亂世，越是道義淪喪之際，傳播儒學的價值也就越為顯豁。就這個意義上說，甚至可以將馮道視為五代十國那個亂世弘道第一人。

當他積數十年之功，在做這同一件事時，必有起心發願的邏輯起點。如果將“亂世”“儒學”“刻經”“弘道”這幾個主題詞推演開來，得出的結論性意見幾乎有可能是震撼性的，也許會對馮道有一種顛覆性的評價。

“亂世”之中，馮道如何發心？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幹嗎？

“儒學”在亂世，意味著什麼？為什麼是“儒學”而不是“法家”“墨家”“道家”？亂世中的選擇出於什麼樣的動機？ “刻經”工程浩大，幾代人時間滔滔不絕，這樣的發心且從不中輟，改朝換代也不移易最初的發心，這一切，究竟指向何方？

“弘道”是期望中的願景嗎？他以一種近乎隱秘的方式在亂世中傳播聖賢價值觀，這是留給誰的思想資源？

當我把這些主題詞連綴起來，統合考察時，我傾向於認為：馮道很可能在為中原文明的未來播下一枚道種，在亂世中埋下善因。

如果熟悉《周易》中的“明夷”之卦，也許會驚異於馮道的努力。

“明夷”在《周易》中，指稱的是智慧的痛苦，也指智者於患難之際的處境。但正是這樣的處境，所有的沉潛就有了蓄勢的含義，它等義於“希望”。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者要有“明夷待訪”之說：在智慧坎陷之際等待海嶽明主來訪。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就這樣具有了“希望”與“等待”的含義。馮道，也在“希望”與“等待”中，沉潛於地獄之中，在道德沉淪的世界裡，不放棄道德，做著屬於自我的拯救。

“事當務實”一句話，確如船山王夫之先生所論，給天下無數準備道義淪喪的小人帶來藉口。世道人心之漸壞，確實與省略了聖賢之心，一味“務實”，關聯甚大。後世的道義淪喪雖然不是馮道一句話可以決定的，但這個理念所導致的人間道德水平——政治道德、倫理道德——放量下跌也是事實。

但是假如願意考察發生在馮道身上的那些故實，就會發現，即使承認“事當務實”的卑劣或邪痞，納入人性中，再審視，也是矛盾重重的。

他以一個男人罕見的定力，不去佔有可以輕鬆佔有的美女；他將家財散發給貧苦鄉鄰、勸諫皇上愛惜民力、鼓勵契丹救助天下百姓；別人都不願意出使契丹，而他不顧年老體衰，冒著天寒地凍，主動要求出使，以求天下平安；他以帝王之師的身份教誨當代帝王行“仁義”之道；他窮數十年之力，完成一部“九經”的刻板……這樣的“務實”，應該給予怎樣的評價？ 我願意在歷史的後面為馮道說一句自以為算是公道的褒貶： 馮道所謂的“事當務實”之“務實”，乃是歷史現場已經給定條件下的“務實”，當歷史現場已經演繹為“實然”狀態時，他需要為此做出一個判斷，而後做出一個決斷。而這個歷史現場給定的條件，往往是無道邦國的慣性條件。馮道環顧四周，都是虎狼一般的“兵強馬壯者”。馮道，不值得在“明主”來臨之前為“虎狼”效忠。當此之際，特別需要的是管好自己的方寸之地。在“明夷”之境中，期待未來。於是，他在工作，而他的工作實質是指向未來的。

他有一首流傳很廣的名詩：

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他就是“虎狼叢中”立身的儒家人物。

所謂“九經”，指的是“十三經”之前的九部儒學經典，它們是《周易》《尚書》《詩經》《左傳》《禮記》《周禮》《孝經》《論語》《孟子》。馮道在“虎狼叢中”刻罷“九經”，為“趙匡胤時代”留下了傳播儒學價值的廣闊性。在未來的日子裡，趙匡胤奄有天下，用了兩代人的時間，在“九經”的基礎上，推演出來一個燦爛的文明天下，馮道“明夷”之境中的努力，有了回報。我相信，這是馮道期望中的願景，儘管，他在世時，可能很孤獨。

世宗北征無功而返 柴榮在潞州休整後，又開始了北上晉陽（今太原）之舉。

史稱世宗柴榮“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柴榮初期並沒有一定要攻下晉陽的決心。此次御駕親征，有高平大捷，已經足以教訓北漢。他知道晉陽城乃是天下最難攻取的大城，歷史上似乎就沒有被外敵攻陷過。但高平戰後，他在往北推進時，多處州郡傳來歸附後周的訊息，更遇到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動人場面。各地士庶紛紛遮在軍前自願充當嚮導，並反覆向周師講述北漢的盤剝之重、殘虐之深。柴榮陶醉在“湯武革命”般的自豪中，覺得既然如此得民心，也許我大周義師可以攻克那個晉陽大城。至於糧草問題嘛，也許可以“因糧於敵”，在敵人這方面搞到後勤補給。種種跡象表明，似乎可以打一場“計劃外”的戰爭。

這年三月底，柴榮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即郭崇威，郭威稱帝后，因為郭威的名諱，他改名郭崇）副之，向訓為都監，李重進為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二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山西靈石縣西南）入，與符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為隨駕部署，保大（今陝西富縣）節度使白重贊副之。調兵遣將，做出了攻克晉陽的態勢。不幾日，數萬大軍包圍了晉陽。

與此同時，原屬北漢的更多州郡開始請降。

憲州（今山西靜樂）主動降！

嵐州（今山西嵐縣）主動降！

石州（今山西離石）主動降！

遼州（今山西左權）被周師克降！

沁州（今山西沁縣）被周師克降！

……

契丹主耶律璟得到劉崇派來王得中的求援信，當即回覆：近期即發兵來救晉陽。

但王得中一來一回要走多日，等到他回來時，並沒有進入晉陽——晉陽已經被世宗柴榮包圍了，他只好進入代州暫時安身。

柴榮的大軍在晉陽城下環繞為近四十里的大營。

一時間，後周大軍出現了糧草不繼的困難。數萬大軍有了五代時期的劣習：剽掠。大兵們開始四出搶劫糧草。晉中大地計程車庶們，一開始還以為來了“王師”，可以“救民於水火”，不料“王師”反將當地置入水深火熱之中。於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計程車庶，成為嘯聚山林打劫散兵遊勇和周師輜重的盜賊。柴榮知道這個局面後，果斷下詔禁絕軍士剽掠，同時開始安撫地方，規定只收今年租稅，還鼓勵地方納糧，有納糧，就有官做。但仍然無法徵集到足夠的糧草，當地已經被劉崇搜刮過了，柴榮已經無法繼續搜求。

“因糧於敵”的想法落空，“敵方”地盤無糧！這個嚴峻事實，讓大帝柴榮緊急調動曾經做過轉運使的李谷來處理。

李谷當時已經在汴梁做三司使負責國家財政工作了，此際，又被火急調到晉陽來做大軍的後勤部長。李谷巧妙盤算、認真規劃，終於為大軍湊齊了足以支撐下去的軍需。

月底，周世宗柴榮從潞州赴晉陽督戰。

北漢忻州（今屬山西）監軍，殺了刺史及契丹所遣戍守將軍，投降周師。

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殺掉契丹監軍，舉城來降周師。世宗將代州置為靜塞軍，以鄭處謙為節度使。

這時劉崇派往契丹請援回來的王得中正在代州城裡。鄭處謙的部下，代州將桑珪等人很詭異地殺了鄭處謙，向世宗柴榮誣奏他“潛通契丹”。這應該是在柴榮前爭功的一個血案。

隨後，桑珪等人將王得中送往周師。

柴榮很喜歡這個讀書人。當初在高平大戰，看到風向不對，他勸諫劉崇小心，劉崇不聽，結果大敗。證明這個讀書人很有點頭腦。就給他鬆綁，還賜給他玉帶、馬匹等。然後問他：“你到契丹去請援，你可知道契丹軍什麼時候會到晉陽？”

王得中說：“我只受命去送楊袞，沒有別的使命。”

有人對王得中說：“契丹可是答應你發兵來了！你不說實情，萬一契丹軍很快到達，你可就危在旦夕啦！”

王得中的回答是一篇大實話，他說：“吾食劉氏俸祿，又有老母在圍城中，若以實情告之，周人必發兵據險以拒契丹。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如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

契丹騎兵數千人，很快出現在忻州、代州之間，作為北漢遙遠的聲援。

柴榮發現無法收買王得中，最後還是殺了他。

戰場形勢漸漸有了變化，開始向不利於周師的態勢轉移。

河東行營都部署符彥卿奏請增加兵力，柴榮派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增援。契丹的散兵遊騎不時出現在忻州城下，符彥卿與諸將列陣以待。大將史彥超帶二十騎為前鋒，遇到契丹，當即馳入陣內血戰。李筠引兵跟進，一戰，殺契丹二千人。史彥超恃勇輕進，窮追敗寇，漸漸離開大軍，契丹援軍趕來，眾寡不敵，為契丹所殺，李筠僅僅倖免於死。在契丹的反擊中，周兵死傷甚眾。符彥卿退保忻州，後來又引兵退還晉陽城外中軍大營。

符彥卿一路等於敗歸。

大兵久圍晉陽。多次從國內徵調軍卒民夫，東自懷州（今河南沁陽）、孟州（今河南孟縣），西及蒲（今山西永濟）、陝（今河南三門峽），來攻晉陽，幾個月過去了，沒有攻克。又有連綿不斷的淫雨，徵調而來計程車兵大多生病，似有疫情蔓延。史彥超戰死，符彥卿又退兵。

這一局面很像當年張敬達征討石敬瑭。

大帝柴榮感到勝算不大，經過幾個晝夜的思考，決計退兵。

公元954年六月，世宗拔營。

老將藥元福對世宗說：“進軍易，退軍難啊！”

世宗道：“朕將這個斷後的事全部交給你！”

藥元福於是整頓將士排成謹嚴的戰術隊形，殿後，緩緩而退。北漢果然出兵追蹤。藥元福將其擊退，保護了中軍安全撤退。

但是大軍回還還是太倉促，李谷千辛萬苦徵集而來的數十萬（石、束）芻糧在城下，無法攜帶，全部焚棄。而軍中有流言四起，相互驚擾，甚至有相互剽掠的事出現。軍需輜重損失無法計算。最後所得到的北漢州郡刺史也都棄城逃跑。代州桑珪等人想跟從周師南退，又擔心誣殺鄭處謙事受軍法處分；但已經背叛北漢，又不能再次投降北漢，於是據城自守。最後被北漢攻克。

經過小半年的戰爭，又回到了半年前的地緣態勢。

居河東北漢不血食

周師雖退，聲威大震，此外在撤退中，還將北漢臣民十餘萬人遷往河南，削弱了北漢政權的兵源和賦稅來源，使它的戰爭動員能力大大下降。在後來的日子裡，趙匡胤徵北漢，也學習柴榮的做法，遷徙北漢太原附近諸州郡十來萬人到南部諸州，再一次削弱了北漢的賦稅來源，等於從經濟上打擊了北漢，這才為宋太宗趙光義最終平定北漢預先做了鋪墊。歷史上來看，周世宗柴榮、宋太祖趙匡胤，兩次遷徙北漢居民，都是在為趙光義“打工”。

北漢主劉崇因此而憂憤成疾，將軍國大事都委託給兒子、侍衛都指揮使劉承鈞。又捱了小半年，到了冬底下，劉崇病重，不久去世。劉承鈞代理國政。

劉承鈞派出使者向契丹報喪。契丹派人來“冊立”劉承鈞為皇帝。劉承鈞每次向契丹主上表，都自稱“男”。契丹回他的詔書，稱他“兒皇帝”。

趙匡胤建構大宋後，曾經派遣使者對劉承鈞說：“君家與周氏世仇，應該不屈。但我大宋與你並無世仇啊！為何困擾河東一方之民？你要小心：契丹很多詐謀，最終是不可以依靠的。君若有志於中國，可以下太行來一決勝負。”

北漢主劉承鈞也派遣了使者回複道：“為我謝趙君。我劉家本來不是‘叛人’，現在之所以區區守此河東一方之地，實在是因為懼怕我漢氏祖宗不血食也。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十分之一，哪裡敢深入中原作戰？君如果真的願意決勝負，當過團柏谷（今屬山西太古）來，我願背城與您一戰。”

書信往來有玄機。劉承鈞不稱老趙“陛下”“宋主”，而稱“趙君”，就是不承認大宋為“正朔”。但趙匡胤聞聽此言，卻心生同情。北漢從後漢而來，而後漢據守北境，捍禦契丹，於中國有大功；最後被郭威所滅，雖然有不得已之處，但道理上，滅人家後漢之國，那是說不過去的。郭威更不該答應迎立劉崇的兒子劉贇，而後又殺了劉贇。這讓劉崇如何忍得了殺子之痛？故劉崇起兵太原，延後漢一線血脈，有其正當性。

老趙對後漢、北漢的來龍去脈，有感觸，史稱“上哀其言”，皇上對劉承鈞的回覆很同情。

老趙對使者說：“為我告訴劉承鈞，本朝開爾一路以為生。”

老趙稱劉承鈞之姓名，連“君”（先生）這樣的客氣詞也不用；更稱“北漢”為“路”，也有深意，他不承認劉氏所據太原諸州為“國”，只能是一“路”。“路”是個行政單位，在宋代相當於今天一個“省”。這封回信也算是對劉承鈞稱老趙為“趙君”的一個“回敬”。

老趙說話算話，終劉承鈞一世，沒有大規模地向北漢用兵。卻也正好藉此機會平定了澤潞李筠、揚州李重進，以及荊湖巴蜀諸地。直到開寶元年，劉承鈞死，老趙才對北漢有過一次足夠規模的攻伐。

後漢被後周蕩滅，但後漢高祖劉知遠的兄弟劉崇觀察天下形勢後，據河東十二州稱王，仍稱國號為“漢”，仍用後漢乾祐年號，以示“大漢統緒”。北漢僻居河東一隅，地瘠民貧，約略只有二十萬人口不到，但劉崇結遼為援，每有戰事，即聯合遼兵行動，雖然屢次失敗，但屢仆屢起，甚至還兩次主動進攻後周，郭威沒有掃平它，柴榮沒有剷除它，趙匡胤也沒有攻滅它，直到公元979年，宋太宗趙光義親征，採用圍漢打援戰略，先擊潰遼軍援兵，而後下太原，滅北漢。

北漢如此羸弱，卻存續時間如此之長，如此難於弭定，成為“五代十國”最後一個滅亡的國家，有心人開始探討這一歷史案例。

薛居正《舊五代史》將劉崇列入《僭偽列傳》，記錄劉崇死後，用語相當刻薄，他說：“劉崇以亡國之餘，竊偽王之號，多見其不知量也。今元惡雖斃，遺孽尚存，勢蹙民殘，不亡何待！”劉崇佔據著後漢亡國之後的河東之地，竊用偽王國之稱號，太能看出他的不自量力了。現在劉崇這個首惡已經死了，遺留的孽種劉承鈞等人還在，但已經勢力狹小、民力凋殘，不亡國還等什麼！ 劉崇死於954年，《舊五代史》成書於974年，趙匡胤逝於976年，北漢亡於979年。《舊五代史》成書時，趙匡胤、北漢都還在。但北漢這時候，正成為大宋帝國的“敵國”，薛居正此言顯然帶有“敵我情緒”。

二百多年後，大宋帝國的朱熹先生對劉崇做出了不同型別的評價。

《朱子語類》記載，有弟子問朱熹：“太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劉氏獨獨難取，這是為啥啊？如果說北漢兵強吧，根本不是，看它的政事所為，也多有敗亡之勢，但就是拿它不下！不知何故如此？”

朱熹回答：“北漢，本來就是他家的社稷江山。郭威乘其君主幼弱而奪之，滅了人家隱帝劉承祐；劉崇於是據有河東。所以後來郭氏、柴氏得到天下，成立後周，劉氏必然不服。所以宋太祖給北漢書信，婉言相勸，告訴他們大宋與北漢並無讎隙；但劉氏答信說：‘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這就是他們劉氏堅守北漢的理由，可謂理直氣壯，道理被理順了，所以難取。”

“血食”，指宰殺牲畜祭祀先祖，祖先得以“血食”，證明有後人祭祀，於國而言，就是社稷尚在。祭祀先祖，在古代為一絕大事業。“不血食”，就是無人祭祀祖先，意謂國破家亡。

朱熹這個意見，解釋了北漢之所以長久存在，除了“結遼”戰略外的另一個理由。“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有此一語，北漢，就王國（北漢不是帝國）社稷言，有其正當性。這也是它能夠動員起全國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人力資源來對抗南來威脅的“氣勢”所在。

“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就是不忍心看著劉氏之社稷江山被人霸道強取，因此可以有足以動員士庶“捍衛社稷”的精神資源。它易於在軍民之中推演所謂“慷慨”之氣。對於戰爭能力而言，這是一個向度。

我贊同朱熹這個視角。“捍衛社稷”是人倫大義，是正價值，具有獨立方向，不得以“割據”之意淺視北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