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大宋帝國三百年趙匡胤時間（中）》（5）

伍 柴榮

周世宗柴榮，高平之戰後，勵精圖治，他以驚人的效率，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裡處理了很多棘手問題。他開始改善漕運制度；他以政治家的膽略處理了夏州李彝殷與折德扆的藩鎮糾紛問題；他開始精簡士卒，訓練禁軍；他詔令地方平定盜賊；他限定僧侶寺廟規模；他派出得力干將修築葫蘆河，阻擋契丹南下……

柴榮鐵腕執政 柴榮因為違背朝臣眾議堅持親征，最終擊敗北漢契丹聯軍，又以凌厲手段將戰場敗退的將軍正法，威信大為提升。文武大臣無人再敢小覷這位大周新君。

從此以後，朝廷政事無論大小，都要柴榮來親自決定，百官都不過從皇上那裡直接接受成命而已。

有一位河南府的法官名叫高錫，他覺得皇上總攬朝綱等於皇上在幹朝臣乾的活兒，根據歷來“君相共治”的傳統，他認為皇上與宰輔應該有分工，於是徒步走進皇城，在朝堂上設定的“招諫匭”也即意見箱裡投入了自己給世宗的建議書。建議書說： 四海之廣，萬機之眾，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群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擾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 四海之廣大，軍政日常事務之繁多，即使是堯、舜這樣的聖君，也不可能獨自治理，一定要選擇賢人任用他們。現在陛下雖然一人親自處理軍政事務，但天下人並不認為陛下聰明智慧到可以兼負百官之重任，卻都說陛下狹隘偏頗多疑，對朝廷群臣沒有一個信任的！與其如此，還不如選擇能夠知人善任、公正無私者為宰輔；能愛護百姓、善於處理民事糾紛者為州郡守令；能增加財富、豐衣足食者，讓他掌管國家財政；能推究實情、遵守法紀的人掌管刑法監獄；如此，陛下只須垂衣拱手在朝堂，根據他們的功過而行賞罰之事，天下何愁不能治理！何必降低君主的尊嚴而代替臣子職務，枉屈高貴地位親理低賤事務，這不是丟失為政的根本了嗎！ 這位高錫法官所論，確得傳統聖賢治理之要。歷史上君權、相權存在或明或隱的“博弈”，但在聖賢治理法則中，一般將行政權付諸宰輔，君主可以有否決。但君主的詔令，政事堂有“封駁”權。這類“博弈”構成了帝制時代有限的權力制衡模式。邦國正常狀態下，高錫的意見是對政治文明的有意義推演。但後周柴榮時代不是邦國的正常狀態。這個時期，“權反在下”的現象，雖然經由後漢隱帝對大臣史弘肇、楊邠、王章的誅戮，郭威對王峻、王殷的誅戮，柴榮對何徽、樊愛能的誅戮，得到程度不等的改觀，但是天下依舊藩鎮林立。而自大唐安史之亂以來的藩鎮坐大、視君主如傀儡的現象還沒有得到根本變化。按照政治家的責任倫理，此際，就應該在軍政權力方向上，暫行鐵腕，以期矯枉。柴榮不是仰慕虛榮的人物，他看到五代以來問題所在，因此，寧肯承當罵名，也不願意因為對責任的放棄，而失去可能的治理機緣。

權力，在柴榮這裡具有公器的性質。在這個歷史轉型期，他選擇了責任，而放棄了虛榮。對高錫的意見，他沒有接納。史稱“帝不從”。

這位高錫是個言行不一的人物。

一直到大宋帝國時期，他還在做官，而且官職做到左拾遺、知制誥，這是朝廷重要的諫官和秘書官。他在太祖趙匡胤時代，還專門上言，說廷臣中有人因為行賂而獲得舉薦做官，請以後允許近親、奴婢、鄰里對這類事檢舉揭發，給以重賞。他自己卻因為行賄、受賄而最後丟官。

大宋乾德初，趙匡胤的兄弟趙光義做京兆尹，有名臣石熙載在幕府中。高錫的兄弟高銑，應進士舉，高錫就找石熙載行賄，要為兄弟高銑謀個出身。但高銑文辭很淺薄，石熙載沒有答應。高錫為此很是嫉恨。於是就找機會多次在趙匡胤跟前說石熙載的壞話。老趙聽來聽去，覺得自家兄弟府中有這麼個壞人不好，於是就跟趙光義說這個事，並對兄弟說：“既然這位石熙載不咋地，應該為你另外找個合適的人代替他。”趙光義一聽，覺得不對，因為根據他的判斷，石熙載為人純正無他，直言處世，不是那種邪人。於是就對老趙說：“熙載一直很勤於職守。我聽說高錫曾經召他為兄弟高銑謀求舉薦，熙載拒絕了他。此事，我有點擔心是不是高錫在構陷石熙載。”趙匡胤一聽就明白了。但還沒有來得及處理他，他自己就犯事了。

高錫在出使青州時，接受了當地藩鎮大帥的重金賄賂。有僧人想穿紫色袈裟，賄賂他，他就給僧人所在地的刺史寫信，要求給他置辦。唐代以來，高僧往往得到朝廷額外恩賜，頒給紫色袈裟，顯德尊貴。一直到大宋年間，成為沙門流風。運動官方給一個和尚頒賞，這也屬於行賄受賄行為。

大宋對貪瀆之事，太祖太宗兩朝都極為憎惡。高錫的行為被檢舉後，下御史府劾查，屬實，結果被貶到一個小地方做了司馬。

周世宗柴榮，高平之戰後，勵精圖治，他以驚人的效率，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裡處理了很多棘手問題。他開始改善漕運制度；他以政治家的膽略處理了夏州李彝殷與折德扆的藩鎮糾紛問題；他開始精簡士卒，訓練禁軍；他詔令地方平定盜賊；他限定僧侶寺廟規模；他派出得力干將修築葫蘆河，阻擋契丹南下；他廣開言路，引出王樸高論；他還抓住戰機，平定秦州、鳳州的叛亂……

為得安撫李彝殷“撒嬌”

東京汴梁的漕運，地理優勢優於洛陽，所以後晉以來，因為漕運的方便，京都從洛陽遷徙到汴梁。汴梁自後晉以來人口大增，對漕運的需求也越來越大。漕運涉及國家戰備安全問題，所以管理手段歷來都很嚴厲。糧草是消耗品，從甲地到乙地，由倉庫到船舶，經船舶到碼頭，由碼頭到戶部分派的各個需求部門，沿途搬運有折損。但從後晉、後漢以來，折損部分沒有制度安排，更沒有量化指標，折損的部分，稱為“鬥耗”。這樣漕運離岸的計量資料，與到岸後、轉入終端的計量資料，往往就有差額。這部分差額也即“鬥耗”，就要由掌管轉運環節的官吏負責。說不清，就會被治罪，罪名就是“虧欠”。以至於往往有轉運官因此而被判處死刑。

柴榮下詔：從此以後，每斛給耗一斗。一斛等於十鬥。這個政策即相當於允許從甲地到乙地存在十分之一的折損“鬥耗”。

這個政策有兩方面的意義值得注意。

一個是因為允許“鬥耗”出現，轉運官的轉運積極性會得到提高。

另外一個方面要注意的是：後周沒有將“鬥耗”折損轉嫁到納稅人方向。而在五代十國時期，將“鬥耗”計算在農戶方向的惡政是屢見不鮮的。要農戶繳納一斛完租，另外還要再交一斗，以彌補可能的折損。但柴榮沒有這麼做。

不加賦，是帝制時代的文明氣象。

解決了漕運問題之後，不久，傳來夏州方向的訊息。

定難節度使（治所在今陝西靖邊，史稱夏州）李彝殷，因為折德扆跟他一樣，也被後周授予節度，職務與之相同，感到這事羞恥。李彝殷幾代人駐守夏州，夏州又是大藩；而折德扆鎮守的府州（今屬陝北府谷縣），在後漢時才開始置節度使，所以李彝殷感到羞於同列。他對後周不滿，就阻塞兩地的交通，意在向後周施加壓力，期待後周向夏州給予更優厚的政策傾斜。

柴榮跟大臣們商議此事。有人說：“夏州是邊關重鎮，中原朝廷歷來都對它格外優待，府州地方褊狹，利害得失，沒有那麼嚴重。不妨暫且安撫李彝殷，可保大局。”

柴榮不同意。他說：“折德扆多年來，盡忠報國，努力作戰，一直主動抵禦北漢劉氏，怎麼能一下子拋棄他呢！夏州不過出產羊馬，但交易其他物資，全部仰仗中原。跟他斷絕關係，他還能有何作為？”

折德扆，是折從阮的兒子。折從阮以來，歷經後晉、後漢，父子倆獨據府州，控扼西北。到了後周時代，又多次協助中原牽制北漢。折德扆曾率師攻下屬於河東劉崇的一個城鎮，斬河東士卒數百人。他的弟弟也曾主動出擊北漢，屢有斬獲，甚至擒殺了河東的兩員將領。他還屢次請求“入朝”，也即放棄兵權。但周世宗沒有答應他。折德扆的女兒嫁給了楊業，就是傳說中的佘太君。佘、折，可能是同源姓氏。

周世宗大義凜然，不願意放棄老朋友，於是派遣供奉官帶著詔書，到夏州去責問李彝殷，李彝殷在義正詞嚴的供奉官面前，有了驚惶，連忙認罪道歉。一場風波化為烏有。

李彝殷就是夏州定難節度使李彝超的弟弟。

李彝超死後，李彝殷做了定難節度使。

其實在夏州各位節度使中，李彝殷是對中原朝廷很友好忠誠的一位党項族首領。後晉石重貴時，抗擊契丹，他還主動出擊，從戰略上牽制了契丹的力量。一直到大宋建立，他也是長期接受中原節制的邊帥。後唐、後晉、後周、大宋，也都待他不薄。晉出帝石重貴時，還給他加官檢校太師。有一年秋天，他的兄弟，綏州刺史（治所在今陝西綏德）李彝敏，糾集黨羽作亂，被李彝殷擊敗。李彝敏逃往延州（今陝西延安）。李彝殷捉住了他，按照朝廷規定，處理刺史大臣應該由朝廷決斷，他就將這位作亂的兄弟送到了京師汴梁。但出帝為了討好邊帥李彝殷，又將這個倒黴的刺史兄弟送到了夏州。李彝殷這才將他處斬。

北宋建隆元年春，太祖趙匡胤下制，加李彝殷守太尉，為避趙匡胤父親趙弘殷的名諱，李彝殷還改名李彝興。北漢劉承鈞聯合代北諸部進攻麟州時，李彝殷還派遣部將會同諸鎮，起兵抵禦，擊敗北漢軍。之後，又向大宋朝廷獻馬三百匹。太祖知道這些事情後，大喜。當即將正在給自己定做的一條玉帶賜給李彝殷，並且問獻馬的府州使者：“你們家大帥腹圍是多少啊？”來使回答：“府帥腰腹甚大。”太祖笑說：“你們元帥真是有福人啊！”就製作了玉帶，讓使者帶給李彝殷了。

乾德五年秋，李彝殷病故，老趙還為他“廢朝三日”，並贈他為太師，追封夏王。

李彝殷始終沒有反叛朝廷的意思。這一次風波，很像是一次“撒嬌”。

周世宗治盜有術

解決了李彝殷問題，周世宗又開始矚目于禁軍質量建設。

梁唐晉漢以來，禁軍士兵，待遇較一般軍士優厚，故多有憑藉種種人情進來充數的，歷屆禁軍司令官，都不認真簡選，只為了息事寧人，擔心傷害人情。因此軍中瘦弱年老的很多。這些老兵又很驕橫，往往不聽命令，幾乎無法使用。每遇大敵，非逃即降，各朝所以社稷淪亡，這也是一個原因。

周世宗柴榮經由高平一戰，切實摸到了此一弊端。

某日，他對侍從大臣說：“軍隊，只求精而不求多，如今一百個農夫也未必能養得起一名甲士。怎麼能榨取百姓的膏血去養活這些沒用的東西呢！況且勇健、懦弱不加區分，還怎麼去激勵將士？”

於是下令，各軍兵種大規模地檢選兵員，精銳的提升到上軍，瘦弱的不再登用。又因為驍勇之士大多被各地藩鎮所收養，於是下詔徵募天下壯士，全部送到京城，令趙匡胤再於其中挑選更優秀的，組成殿前諸班。其餘騎兵、步兵各軍，由將帥分別挑選士卒。

從此以後，大周帝國兵勇之強悍，為五代以來所未見。後來柴榮征伐四方，所到之處往往捷報頻傳，與這類簡選士兵關係甚大。

趙匡胤則在這樣的訓練中更為通曉強兵之道，為以後大宋王朝的軍制改革積累了經驗。

平定四方盜賊，柴榮也出手不凡。

郭威時，劉崇曾來攻晉州。

建雄（今山西代縣）節度使王晏奉命守衛。他閉關不出，也不伏弩反擊，卻在城上設下埋伏，精銳盡藏在城樓垛子後面，只有為數不多計程車卒露臉晃盪。劉崇大軍以為一個小小的代縣被嚇壞了，是城中人怯陣。於是放鬆戒備，爭先恐後地攀登城牆。王晏見北漢兵爬到城堞旁了，於是出動伏兵，刀砍槍挑，推倒雲梯，北漢軍霎時死傷一片。

王晏又安排在北漢兵慌忙撤退時，追擊數十里，斬敵百餘人。

郭威因為他有戰功，特意封賞他在故鄉滕縣所在的徐州做節度使。

王晏年輕時曾經做過強盜，到任後，就將青年時一同玩耍做過強盜的鄉人召來，贈給他們金錢絹帛、鞍轡馬匹，然後說：“我們家鄉素來以多盜出名。過去我和你們也都幹過這事。料想後來的強盜沒有誰能勝過諸位。請你們替我告訴其他強盜，以後不要做這事了！再做強盜，我抓住就滅他全族！”

從此，全境強盜絕跡。

到了周世宗北征回來，徐州人上表，請求為王晏立衣錦碑。世宗準了。

王晏能在家鄉平息盜賊這件事，讓柴榮大為開悟。他對侍臣說：“諸道都有很多盜賊，朝廷多次搜捕，到現在還是不能絕跡。這是由於各地盜賊，歷朝都另外派出使臣前往巡查，致使各藩袖手，不再努力討平。從今以後，所有派出的巡使，一律召回，專門委託各藩自行安排州縣責令解決。朝廷不再參與地方盜賊清剿。”

王夫之《讀通鑑論》，對世宗此舉甚為讚賞，他認為這是“治盜之要術”。因為盜賊一定有居所，並不是官家想象的那樣，打一面破旗嘯聚山林，倏聚倏散。既然有居所，就一定與鄉里之人相往來。而且一般的強盜，也並非打著“盜賊”的旗號生存，一般也必有一個營生或行當“託以自名”，一定會依附於農工商賈技術之流。而這些營生在鄉里，鄉里人都知道他就是盜賊，郡邑的地方小吏，一般也都知道盜賊在哪裡。只有朝廷不知道。朝廷帶著大兵在茫茫原野之中，攘攘鬧市之間，拿出全部的智慧和威風，最後也只能抓些“疑似之民”，無法知道真正的盜賊在哪裡。過去秦始皇、漢武帝何等威風，大索天下，最後一個人也捉不到，就是這個原因。盜，是藏在民間的。只有地方責成鄉里，才有可能解決這些所謂“盜賊”問題。

周世宗此舉為得法。

後來的趙匡胤也學會了這個法子，他幾乎從不派兵去“剿匪”，一般都是責成地方自行解決。加上大宋寬政，趙匡胤時代已經很少“盜匪”。

為民生世宗革弊政 周世宗柴榮禁佛之事，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案例。

五代亂世，各地寺廟越來越多。

寺廟多，僧侶多，這些人幾乎不從事生產，在農耕時代，等於空耗穀米。這樣就在國計民生方向上出現緊張。

柴榮試圖改變這種局面。

他敕命天下寺院：朝廷未曾敕賜匾額者，一律廢除。並禁止私下剃髮出家，凡要出家，必須得到親族長輩同意。全國受戒的佛壇，也只保留了幾個通都大邑，如東京（汴梁）、西京（洛陽）、大名府、京兆府（長安）、青州等。禁僧侶捨身、斷手足、燃指、裸掛點燈、身帶鐵鉗之類幻惑流俗行為。命令東京、西京及各州每年要對僧侶造冊，有死亡、返俗者，都要隨時登出。據統計，這一年，天下（後周境內）寺院存有2694座，廢除的有30336座，現有和尚42444人，尼姑18756人。這個數字幾乎相當於後周百分之一的人口。

又因為官方長久沒有鑄造銅錢，民間卻有很多人將銅錢銷燬做成器皿及佛像，故市上流通的銅錢越來越少。這年九月，世宗敕令開設機構採銅鑄幣，除了朝廷的法物禮器、軍械兵器及寺廟道觀的鐘磬、鈸鑔、鈴鐸等准許保留外，其餘民間的銅器、佛像，五十天內全部上繳，由官府給付等值的錢；超過期限隱藏不交，重量五斤以上，判死罪，不足五斤的，量刑判處不同的罪。

世宗對侍從大臣說：“你們不要為我毀佛而有疑慮。佛以善道教化士庶，假如志於行善，就是信奉佛陀。那些銅像哪是什麼佛呢！況且我聽說佛義在於利人，即使是腦袋、眼睛都可佈施給需要的人，倘若朕的身子可用來普濟百姓，我也不會有所吝惜的！”

司馬光編書到此，忍不住有議論道：“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像周世宗這樣的君王，可以用“仁”來評價了！因為他不愛自己的身體而愛士民。像周世宗這樣的君王，可以用“明”來評價了！因為他不用無益於民的東西而廢掉有益於民的東西。

我不懷疑柴榮的真誠。有一次，柴榮與諸位將軍丞相在萬歲殿聚餐，時任殿前都虞候的趙匡胤也在座。

吃飯時柴榮發感慨：“這兩天天氣大寒，朕在宮中吃美味佳餚，對士庶無功而坐享上天賜予的祿位，很是慚愧。朕既然不能自己種地而吃飯，只有親身去冒飛矢流石的危險去為民除害！如此，還略略可以自我安慰。”

我非常欣賞柴榮的自我表白是：“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我一定不會因為發怒而懲罰人，也不會因為喜愛而獎賞人！

他擔心天下有冤案，有時會親自去複核大案。歷史記錄，這年六月，他曾親自在內苑查閱囚犯卷宗。案子裡有個汝州百姓馬遇，他的父親和弟弟被官吏冤枉致死，馬遇就多次來上訪要求昭雪。但官司屢經覆按，沒有結果。柴榮親自來問這個案子，最後得到了實情，史稱“人以為神”。從此以後，各部門負責司法的官員都來親自審查刑事訴訟案件，以免大意出錯。弭冤白謗，第一天理；司法不公，至為無道。在後來的日子裡，趙匡胤對刑獄案件格外重視，對徇私舞弊貪贓枉法深惡痛絕，應該是受到柴榮影響。

世宗的後周天下是一個不斷走向文明的天下。這是世宗柴榮留給趙匡胤最珍貴的遺產。

柴榮還主持邊防，修築了葫蘆河堤岸。

葫蘆河，即今天的漳水，史上又稱衡漳水。衡就是橫，古來大河也即黃河自南而北流經今冀州即今河北之地，而漳水則自西而東流去，橫亙數百里，故稱衡漳。這一條東西向的衡漳水，成為契丹騎兵的天然屏障，對保障一馬平川的冀南、河南等地關係重大。周世宗看到了這個地緣軍事特點，他認為漳水的南部堤堰太過低矮，這樣，契丹如果渡河，會很容易越過大堤，進入冀中平原。他希望有一溜高大陡峭的幾百裡堤岸，藉以阻擋或遲滯善於騎射的草原騎兵過河，以贏得捍禦的準備時間。

這個工作，他交給了大將韓通與王彥超。

這活兒的兇險之處在於：這是在契丹眼皮底下給他們戴眼罩。

契丹當然不幹。於是有交戰。

韓通是邊打邊幹，兵卒即是丁夫，戰鬥加上浚治，居然完滿地完成了這個任務。這個功績在任何時代看來，都是一項了不起的壯舉。

此外，韓通還沿葫蘆河流域，在重要隘口修築了城堡。

葫蘆河堤岸和城堡的修建，成為北御契丹的天險，又是河北間通漕的水道，還是冀中溉田的水源，一舉三得。史稱“自此契丹不敢涉葫蘆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大帝柴榮有見，韓通、彥超功高。

但柴榮最重要的工作是廣開言路，求臣下之智，建設國家。

公元955年二月，世宗下了一道詔書，史稱《求言詔》，令群臣不必有任何顧慮，暢快地分析大周的過去和未來，講述得失之道。

詔書大略說： 即使堯舜禹湯這樣的上聖之君，文武成康這樣的至明之主，還在求逆耳之言，苦口之藥，況後人之不及哉？朕對國家卿大夫，不能盡知每個人的才能，不能盡識每個人的面孔；如果不採集其言論而觀察其行為，審明其意見而考察其忠誠，那將怎樣來知道各人見識器略之淺深，知道朕任用各位之當否呢？如果各位進言，我拒聽，罪責在我；如果朕躬求言，各位不言，那罪責是誰的呢？

《求言詔》寫得真切誠懇，又帶著嚴肅的質問。諸臣不得不認真對待了。

《求言詔》下後，刑部所屬的比部郎中王樸獻上一篇《平邊策》。

“上輔之器”王樸

王樸與李谷、宋齊丘、韓熙載等人一樣，乃是五代時期不多見的高人之一。史稱此人少時“警慧”，機警聰慧，文章寫得好。後漢時曾中進士，做了校書郎，在樞密使楊邡門下。當時漢室正亂，大臣交惡。王樸觀察後，知道國必危、人必兇，不想在此戀棧，賠上自家性命。於是辭職，回家種田去了。果然，沒有多久，後漢隱帝劉承祐大開殺戒，楊邡等人被滅族，凡在他門下的，也多罹禍，而王樸獨免。這就是儒學主張“明哲保身”的智慧。在有道邦國，正義可以推演，儒學主張行道、擔道，生死以之。即使在嚴峻時刻，也應該“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但在無道邦國，正義無法推演，儒學即主張“卷而懷之”“獨善其身”。王樸此舉，有儒學大義。

柴榮鎮守澶州時，王樸被招募為記室，一個秘書官。柴榮為開封尹時，升為右拾遺，一個諫官；並充開封府推官，一個法官。柴榮踐祚後，授比部郎中，相當於刑部的司局長，朝官。

王樸性敏銳，但特別嚴肅，史稱“傷於太剛”。在稠人廣坐中，他也不苟言笑，正色高談，與座者沒有人敢於跟他開玩笑。趙匡胤也對他畏懼三分。

《五代史闕文》記載：周顯德中，王樸與魏仁浦都做到樞密使。當時趙匡胤開始掌禁兵，已經做到殿前都虞候。一日，朝廷的殿直，即禁衛軍某番號指揮，乘馬時沒有注意，衝撞了老趙的導從儀仗隊伍。老趙依法辦事，就到樞密院來告狀，說這位殿直無禮。魏仁浦就要下令宣徽院調查此事，但王樸阻止了魏仁浦，並對趙匡胤說：“太尉您名位雖然很高，但並沒有加使相（意思就是還沒有文官之職）。殿直，乃是廷臣也。太尉與殿直比肩侍奉陛下，不宜如此。”

這番話的意思事實上帶有息事寧人的姿態，也等於是對老趙氣量不夠寬宏的一次批評。王樸比老趙大二十歲，有資格教育年輕人。

史稱老趙“唯唯而出”。

老趙應該在王樸的耳提面命中，有了感悟。多大點事啊，還要訴諸公斷。路上不知偶爾相撞，互相一笑，事情也就過去了。人生的成長，往往就在這類“教訓”中獲得機緣——當然，是不是當作機緣，那是要看各人根器而定了。老趙後來的寬宏大度，我以為與王樸的“正色”批評有關聯。

老趙一生敬畏王樸。

史料記載：周世宗在禁中做功臣閣，圖畫當時有功大臣若干人。製作為屏風，立於閣內。若干年後，趙匡胤即位，有一天走過功臣閣，有風吹開半扇門，正好露出王樸的畫像，趙匡胤驟然望見，馬上站住，面色很莊重地整理御袍襟帶，向畫像彎腰鞠躬。

左右道：“陛下貴為天子，他不過是前朝之臣，您這大禮是不是太過啦？”

老趙以手指御袍道：“此人在，朕著不得此袍啊！”

史稱“其敬畏如此”，老趙對王樸的敬畏，就是這樣的。

也正因為王樸太嚴厲，故後周人物雖然心服他的機變、見識，卻沒有人願意人前人後誇獎他。他得罪人太多啦。沒有幾個人願意像老趙那樣，在王樸的批評中學習成長。

柴榮徵淮南時，每次都要王樸留守東京。

當時東京城裡街巷狹隘，按規劃要拆遷擴充套件，王樸主其事。他對有個鄉校的消極怠工很不滿意，就當街鞭撻了他幾十鞭子。

這人憤然嘆息道：“我已經得到任命，就要補鄉虞候了，王樸不敢處決我！”

帝制時代，官員不能直接殺戮官員，這個鄉校要做鄉虞候，也是一種晉升，可以看作是地方鄉一級外派司法小官。

不料王樸知道後，命左右將其抓來，當即在馬前殺了他。

周世宗聽說這事，笑著對近臣說：“這傢伙是個大傻子，居然到王樸前去吹噓要補什麼‘鄉虞候’！真是該死！”

這事對“鄉虞候”未免不公，五代草菅人命遺風如此。但由此事可以窺見王樸的凌厲風格，以及柴榮對王樸的縱容。

趙匡胤和他的兄弟趙光義與眾人不同，很早就讚譽王樸為“上輔之器”，輔佐國家的高階人才。王樸知天文，通聲律，有《大周欽天曆》和《律準》並行於世。按今日說法，王樸應該是一個通才，一個複合型人才。晚唐迄五代十國近百年，論識見、論才學，王樸都是一等一的人物。

王樸《平邊策》，是五代末年，趙匡胤時代為數不多的“雄文”之一。瞭解彼時天下形勢，瞭解彼時人物智慧，《平邊策》可讀。

《平邊策》文氣略作疏通，大意為——

中原之所以失去吳越、巴蜀、幽燕、幷州，都是由於失道所致。大唐失道而失吳、蜀之地，後晉失道而失幽、並之土。如今須考察所以失地之根源，然後能知所以收取失地之方法。

開始失土時，莫不因君主昏庸、臣子奸邪、兵驕民困。奸黨在內飛揚跋扈，武夫在外橫行霸道，惡習由小到大，積微成著。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亂而竊國號，幽並乘間而據其土。

故如今收失地、平天下之說，莫若反唐、晉之失而行。

進用賢人斥退不肖，這是收羅人才之法； 佈施恩澤恪守誠信，這是結固人心之法； 獎賞有功懲罰有罪，這是激勵人心之法； 革除奢侈風習倡導節用習慣，這是增加財富之法； 用民以時輕徭薄稅，這是富足百姓之法。

如此，等到群賢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足，士庶既附，然後起兵而使用他們，功業沒有不成功的！四境之人看到我有必勝形勢，那麼知道其國內情狀者，就會願意來為我做間諜；熟悉山川形勢者，就會願意來為我做嚮導。

民心既歸，天意必從。

說到攻取天下的方法，必先其易者！ 南唐與我相接國境近二千里，這地勢很容易讓我們騷擾對方。騷擾當以其沒有防備的地方開始，他防備東面，我們就騷擾西面；他防備西面，我們就騷擾東面。對方必定東奔西走去救援。而就在這東奔西走之間，我們可以探明對方的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不須大舉進攻，暫且只用輕兵騷擾。南人懦弱膽怯，聞聽有小警，必出動全軍去救援。軍隊頻繁出動，則民疲而財竭；如不出全軍救援，我們就可乘虛奪取土地。

如此，江淮之間將逐漸全為我所有。既得江淮，就用那裡的百姓，揚我大周的兵勇，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

得到江南，那麼桂州（後楚）、廣州（南漢），皆為“內臣”，巴蜀諸國，可以傳檄而定。如不至，我已得四方之地，則四面並進，席捲而蜀平。

吳、蜀平，幽州（等十六州故土）亦望風而至。

只有河東，幷州北漢，是必要拼死一戰的敵寇，不可以恩惠信義誘導，必當用強兵制之。但自從高平戰後，他們已國力虛、士氣喪，必不能再主動興兵，故此地當無太大邊患，我們應暫放以後圖取。待天下已平，看好時機，可一舉擒獲。

如今士卒精煉，甲兵有備，部下懂得畏服軍法，諸將願意效力疆場。再有一年時間就可以出師了。現在，應該從夏秋開始，積蓄糧草充實邊境。

史稱世宗柴榮看完這一篇《平邊策》，“欣然納之”。

柴榮時代群臣多因循守常，苟且偷安，很少有人考慮天下問題。故柴榮《求言詔》下後，群臣所上言，很少有可取者。只有王樸“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神采俊朗、氣度勁邁，有謀略，能決斷，所有的戰略規劃，都能讓世宗滿意。從此以後，柴榮格外賞識王樸，很快將其提拔為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以後又進入樞密院。

底定中原路線圖

今日讀《平邊策》彷彿再見“隆中對”。那一種規劃分明、指揮若定的氣概，五代雄文，似無出其右。所以後來周世宗、宋太祖，基本上是按照《平邊策》戰略構想行動，雖然次序有不同，但思路是一致的。在五代末年大棋局中，這是一篇名垂青史的“底定中原路線圖”。

但這個“路線圖”也有兩個地方，在今天看來似乎並不準確。

一是“吳、蜀平，幽州亦望風而至”。這句話說得未免過滿，後來的事實證明，幽燕十六州並沒有“望風而至”，雖然世宗柴榮征討契丹時，幽州以南確實是“望風而至”。歷史無法假設，但終宋太祖、宋太宗兩代人，沒有解決契丹問題，終北宋九朝百餘年，也沒有解決契丹問題。顯然，“幽州亦望風而至”不現實。小覷契丹，是不明智的。

二是關於路線問題，按王樸設計，平天下的程式是：

先下江淮；

次下江南；

再下荊湖、南漢； 再下巴蜀；

爾後北向幽燕（契丹）；

最後下河東劉氏。

世宗柴榮按照王樸的意見，果然平定了江淮，但沒有去下江南，兵鋒轉向契丹，兵不血刃征服燕南等地，惜英年早逝，壯志未酬。

宋太祖繼承後周事業，已經得到江淮之後，首先征服了與北漢勾結的潞州李筠，而後平定了揚州李重進。接下來，沒有動江南，而是從江南西側的南平、武平、南漢開始用兵。等於在南唐和後蜀之間的湖北、湖南、兩廣等地撬開一個巨大的裂痕。而後還是沒有動江南，而是轉向巴蜀。一直到巴蜀滅後，才將兵鋒指向江南。南唐下，宋太祖沒有按照王樸的意見先去解決幽燕問題，而是轉向了河東之地，結果沒有達到目的，頓兵而歸。

周世宗在征討幽燕時，遺恨而終。

宋太祖在征討北漢時，遺恨而終。

而幽燕、北漢，事實上都是契丹的勢力範圍。

故柴榮雖然接納了王樸的意見，但又做了戰略調整，按照柴榮後來實施的“路線圖”計劃，大略程式應該是： 先下江淮（與王樸同）；

次下幽燕（與王樸異）；

再下江南（與王樸異）；

再荊湖、南漢（與王樸異）； 爾後下巴蜀（與王樸異）；

最後下河東劉氏（與王樸同）。

按照趙匡胤的“路線圖”意見，大略程式應該是： 江淮已下（與王樸同）；

次下荊湖、南漢（與王樸異）； 再下巴蜀（與王樸異）；

再後下江南（與王樸異）； 爾後下河東劉氏（與王樸異）； 最後下幽燕（與王樸異）。

但老趙的這個“路線圖”被趙普所修訂，趙普堅決不同意下幽燕，甚至不同意下河東。所以最後老趙實施的“路線圖”是對趙普“路線圖”的折中：

先下江淮（與王樸同）；

次下荊湖、南漢（與王樸異）； 再下巴蜀（與王樸異）；

再後下江南（與王樸異）； 爾後下河東（與王樸趙普異）； 最後下幽燕（與王樸趙普異）。

關於“平邊路線圖”，王夫之《讀通鑑論》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大略是：

先下江淮（與王樸同）；

次下幽燕（與王樸異，與柴榮同）； 再下荊湖、南漢（與王樸同）； 再下巴蜀（與王樸同，與柴榮異）； 爾後下江南（與王樸異，與趙匡胤同）； 最後下河東劉氏（與王樸同）。

王樸、柴榮、老趙、趙普、船山五人意見用圖表展示，如下： 人 物

順 序王樸柴榮趙匡胤趙普船山 一江淮江淮江淮江淮江淮 二江南幽燕荊湖、南漢荊湖、南漢幽燕

三荊湖、南漢江南巴蜀巴蜀荊湖、南漢

四巴蜀荊湖、南漢江南江南巴蜀 五幽燕巴蜀河東不下河東江南 六河東河東幽燕不下幽燕河東

我贊同船山意見。

船山王夫之認為柴榮下江淮後，即轉向幽燕，作為大棋局的第二步落子，非常正確。而這一個意見，不僅王樸沒有認識到、趙普沒有認識到，連趙匡胤也沒有認識到。船山先生盛讚此舉。他說道：

周主南伐江南，勞師三載，躬親三駕，履行陣，冒矢石，數十戰以極兵力，必得江北（即指江淮之地）而後止。江北既獻，無難席捲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饋鹽還俘（南唐主向柴榮要求得到海陵之地，以供給國內用鹽。柴榮不給地，但每年給南唐三十萬斛鹽；戰爭中俘虜的江南兵，也陸陸續續放還），置之若忘。嗚呼！此其所以明於定紛亂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

蓋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

當時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於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為主於塞內，南向而俯臨中夏，有建瓴之勢焉。叛臣降將，導以竊中國之政令，而民且奉之為主。德光死，兀欲、述律（契丹內亂）交相戕賊，至是而其勢亦衰矣，是可乘之機也。然其控弦馳馬獷悍之力（指契丹在燕雲十六州的兵力），猶未易折棰以驅之出塞。且自朱溫以來，所號為中國主者，僅橫亙一線於雍、豫、兗、青之中（是說“雍、豫、兗、青”之北已經屬於契丹），地狹力微，不足以逞志。而立國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邊境與敵國直接接壤，地緣形勢無安全感），以保其內而應乎外。則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國不成其中國。守不固，兵不強，食不裕，強起而問燕雲之故壤，石重貴之覆軌（後晉末沒有收復江淮就向燕雲用兵，導致亡國大敗），念之而寒心矣。

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歸，天下終不可得而寧。而欲勤外略，必靖內訌。乃孟氏之在蜀，劉氏之在粵，淫虐已甚，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張吾威也。唯江南之立國也固矣，楊（行密）、徐（知誥）、李（李昪）閱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謀不改。李璟（李昪之子）雖庸，人心尚固，求以勝之也較難。唯其難也，是以勝其兵（指屬於南唐的江淮之兵）而足以取威，得其眾（指屬於南唐的江淮之眾）而足以效用，有其土（指屬於南唐的江淮之土）而足以阜財，受其降（指屬於南唐的江淮之俘）而足以息亂。且使兵習於戰，以屢勝而張其勢；將試於敵（指契丹），以功罪而擇其才（在攻打契丹時發現並挑選日後用於討伐江南的將才）。割地畫江，無南顧之憂，粵人（南平國等）且遙為效順。

於是逾年而（周世宗）自將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於天下。而中國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指柴榮早逝），天也，其略則實足以天下而紹漢、唐者也。王樸先蜀、粵而後幽、燕之策非也，屢試而驕以疲矣。

現在來看船山先生主張江淮一定，即將兵鋒指向石敬瑭割地的意見，很可能是正確的。因為道理如此，更因為柴榮有此一役，已經盡得關南之地，再努力，就足以克服幽雲。可惜英年早逝。

趙匡胤後來沒有按照柴榮的戰略展開，結果幽雲始終在草原帝國手中，為北宋帶來一百餘年的壓力。

歷史的多種可能

江淮、北漢、契丹不論，關於南方諸國，先下荊湖巴蜀，還是先下江南南唐？王夫之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在這方面，他贊同太祖趙匡胤的戰略，認為老趙此舉優於王樸《平邊策》。他說： 以勢言之，先江南而後蜀，非策也。江南雖下，巫峽、夔門之險，水陸兩困，仰而攻之，雖克而兵之死傷也必甚。故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必先舉巴蜀，順流以擊吳之腰脊，兵不勞而迅若疾風之埽葉得勢故也。

以道言之，江南雖雲割據，而自楊氏、徐氏以來，以休兵息民保其國土，不隨群雄力競以爭中夏。李璟父子未有善政，而無殃兆民、絕彝倫、淫虐之巨慝（意思是說李璟李煜沒有大惡）；嚴可求、李建勳皆賢者也，先後輔相之；馮延巳輩雖佞，而惡不大播於百姓；生聚完，文教興，猶然彼都人士之餘風也。

孟知祥（後蜀第一代君主）據土以叛君，阻兵而無保民之志，至於昶，驕淫侈肆，縱嬖倖以虐民也，殆無人理。則興問罪之師以拯民於水火，固不容旦夕緩也（意即後蜀比南唐惡，理應先討平之）。

嶺南劉氏積惡三世，民怨已盈，殆倍於孟昶；而懸隔嶺嶠，江南未平，姑俟諸其後，則勢之弗容迫圖者耳。

先吳後蜀，理勢之兩詘者也（如果先下江南再下巴蜀，從道理和形勢看，兩方面都不利）。此宋之用兵，賢於王樸之策也。

但王夫之也從“道理”和“形勢”兩方面立論，分析了平定河東或幽燕的利弊。這方面，他贊同王樸的意見。船山說：

劉知遠之自立也，在契丹橫行之日，中土無君而為之主，以拒悍夷，於華夏不為無功（是說後漢第一代君主劉知遠有捍禦契丹之功）。劉崇父子（劉崇、劉承鈞）量力自守，苟延血食，志既可矜；郭氏既奪其國，而又欲殄滅其宗祀，則天理之絕已盡（說郭威滅漢隱帝，又殺劉贇，違背天理）；撫心自問，不可以遽加之兵，固矣（因為理不直）。雖在宋世，猶有可憫者存也。契丹乘石敬瑭之逆，闌入塞內，據十六州以滅裂我冠裳，天下之大防，義之所不容隳者（中華道義不能淪喪），莫此為甚，驅之以復吾禹甸（大禹所奠定之九州島之吾土），乃可以為天下君。以理言之，急幽、燕而緩河東，必矣（因為幽燕是吾華之故土，不應在契丹境內，故應先下幽燕）。

即以勢言，契丹之據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廬帳為便安，視幽、燕為贅土，未嘗厚食其利而歆之也（說契丹對幽燕之地無恩可言）。而唐之遺民猶有存者，思華風，厭羶俗，如吳巒、王權之不忍陷身汙穢者，固吞聲翹首以望王師，則取之也易（說幽燕之地有人在盼望王師來討）。遲之又久，而契丹已戀為膏腴，據為世守，故老已亡，人習於夷，且不知身為誰氏之餘民，畫地以為契丹效死，是急攻則易而緩圖則難也。幽、燕舉，則河東失左臂之援，入飛狐（今河北淶源）、天井（今山西襄垣）而夾攻之，師無俟於再舉，又勢之所必然者。王樸之謀，理勢均得，平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

當初趙匡胤曾有先下幽燕之志，惜沒有實施；反而先去下河東，結果沒有成功。直到太宗趙光義時代，還是堅持先下河東後下幽燕，等於還在犯戰略錯誤。其實，不能先下河東，這個見識不僅王樸有，趙普也有，柴榮也有，張永德也有。據《東都事略》，太祖受禪之初，曾經向永德問“並汾之策”（幷州、汾水，都在河東）。永德說：“劉氏雖然兵少但是很強悍，再加上契丹的援助，未可遽然而下。可以用間諜來離間他們君臣之心，設遊兵以擾亂他們農耕之事，待等到它疲敝不堪時，才可以圖謀。”這個意見事實上是深化了王樸的意見。老趙初期沒有采納這個意見。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繼承了王樸、柴榮、張永德和王夫之的意見，對太祖、太宗的這一戰略失誤，有一段深刻的論述，他說： 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薊；其不能取燕薊，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樸與周世宗謀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後乃及太原。蓋燕定則太原罝中兔耳（幽燕平定，河東太原就像籠中的兔子），將安往哉！太宗一日忘其本謀，急於伐漢，盡銳堅城（指太原）之下，僅能克之。師已老矣，複議攻燕，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繒。一敗而沒世不振，再舉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勢，倒行求前，以致顛蹶也（打河東之後，兵已疲敝，再打契丹以致失敗）。

王樸《平邊策》雖然是一個可以調整的戰略規劃，但大輅椎輪，結構架子是出色的。他提出來的平天下次第，至少啟發了柴榮、老趙，從地緣、形勢、天理各方面來評估用兵先後，決定路線邏輯。王樸所謂“先南後北”“先易後難”，取江南先取江淮以獲得戰略先手主動權的思路，都是攻戰戰略中值得稱許的大見識。不同的只是：“後北”的“北”有兩個方向：河東與幽燕。在這個問題上不僅趙匡胤犯了錯誤，趙光義也犯了錯誤。沒有犯錯誤的是柴榮，但他可惜死得太早了，以至於王夫之要慨嘆：

威方張而未竭，周主亟用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後周征伐江南，其兵威剛剛開始震懾天下，還沒有衰竭，周主柴榮如能趕緊乘其兵威而用之於幽燕，天假之年，中原就可以在後周時代底定了吧！

在老趙那裡，持“先南後北”戰略最堅定的人物是趙普。

但錢穆認為“宋則以趙普謀，先南後北為持重。兵力已疲，而貽艱鉅於後人，則太祖之失也”。錢穆認為這個“先南後北”戰略是錯誤的，正因為一開始就在南方用兵，結果“兵力已疲”，再向北方用兵時，力量開始削弱，等於給後人（趙光義等）造成了難度。這也是一個意見。歷史已矣，無法覆盤，可留給人的是思想的無限推演。推演中，各有家法。錢穆意見，也是一家之言。

西征軍首戰失利

周世宗柴榮常常因為自唐僖宗時中原日益縮小而憤慨。自從高平一戰奏捷，慨然而生削平諸國、一統天下的志向。正好後周西邊的秦州，有人到汴梁獻策，請求恢復舊日大唐疆域，柴榮認真聽取了他們的意見。

當初後晉末年，契丹入主中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殺死傳詔的契丹使者，率秦（今甘肅天水）、階（今甘肅武都）、成（今甘肅成縣）三州，歸附後蜀。現在，後蜀聽說後周有異動，就派出客省使趙季札來到這三州巡視東北邊備。

趙季札與史上紙上談兵的趙括有一拼，也是一個自以為是的傢伙；但他又沒有趙括的勇氣，只會吹牛。所以他巡視了一圈之後，對後蜀主孟昶說：“雄武（今甘肅榆中）節度使、鳳州（今陝西鳳縣）刺史等人，都不是將帥之才，不足以御大敵。”蜀主問：“那誰可鎮守那裡啊？”趙季札說自己行。蜀主就任命他為雄武監軍使，並將宿衛精兵千人作為他的親兵部隊。

蜀主又命知樞密院王昭遠巡查北部城寨武備情況。

柴榮知道秦、鳳二州扼周蜀之間，為大周西北門戶，相當於周唐之間的江淮、周遼之間的幽燕，都是戰略先手之地。欲擊契丹，必先取幽燕；欲破南唐，必先取江淮；欲平後蜀，必先取秦鳳。按王樸意見，當先下江南再下楚漢、後蜀，但現在有戰機，也不妨西北用兵，熱身。但是誰可以帶兵去秦鳳呢？禮部尚書、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王溥推薦了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

公元955年，顯德二年五月，周世宗派遣王景兼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兵馬都監，從“川陝咽喉”大散關（今陝西寶雞南郊）趨秦州、鳳州，向後蜀開戰。

周師在蜀境連克八個軍事要塞，趙季札聞聽大驚，連忙將輜重和帶出的妓妾遣回成都，自己則上書請求解除守邊任務，回京彙報邊警。然後，留下大軍，自己單騎馳入成都。蜀民更為驚駭，還以為主帥打了敗仗逃跑。秦鳳二州，很快傳開流言，以為蜀軍已潰。趙季札回京後，蜀主孟昶問他軍情，什麼都答不上來。孟昶大怒，將他關押在御史臺，幾天後，越想越失望，這個趙季札不是拿著軍情當兒戲嗎！終於將他在崇禮門斬首。隨後，蜀主派出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李廷珪為北路行營都統，迎擊周師。

周師西征軍與李廷珪等在威武城東戰，第一次失利，排陣使濮州刺史胡立等人被後蜀擒獲。

後蜀主又派出密使抄小道前往北漢和南唐，聯絡他們共同出兵遏制後周，北漢主劉承鈞、南唐主李璟都答應下來。

後周眼裡幾乎不算個事的西北門戶，形勢開始有了緊張感。

兩個月過去了，後周朝廷對西征軍的失利有了批評，當時已經是秋季，大軍糧草供應也有困難，於是有人請求撤兵。

柴榮不死心。但他對王溥推薦向訓有了懷疑：向訓，真的可以在西北用事嗎？任何一個時代，選任獨當一面的人才，都是大智慧。歷史上來看，那些輝煌，往往都是選任正確的結果；而那些慘敗，往往也都是選任錯誤的結果。五代十國，也不例外。後蜀屢屢失敗，原因多多，但選任不得人，是重要原因。老趙後來南征北討，無往而不勝，原因多多，但選任得人，是重要原因。現在，柴榮對向訓有了疑慮，於是，派遣趙匡胤前往秦州檢視形勢。

王景與向訓的轉變 老趙回來後，向世宗彙報秦鳳可取的種種可能，王景、向訓配合得不錯，小戰失利，不代表大戰失利。老趙果斷建議：不撤兵。

王溥推薦將軍向訓，老趙建議絕不撤兵，二人等於在為秦鳳之戰打保票。萬一戰事失利，二人都有重大責任。因此在這類決策性時刻，需要的是前瞻性和判斷力，以及責任感。老趙堅持了自己的意見。

最後，周世宗聽從了趙匡胤的意見。

王景、向訓，應是五代後周時期的名將。王景年輕時也曾與鄰里惡少為盜，晉陽大戰後，從後唐投奔石敬瑭，屢有戰功。當初，他投石敬瑭時，家中妻子被後唐殺戮。有戰功後，石敬瑭給他不少金錢封賞，又問他有何願望。他回答說：“臣自歸附國家，受恩隆重而深厚，實在不敢有其他願望了。”石敬瑭還是堅持要他說一個願望。王景下拜道：“臣過去還是個卒子的時候，曾經揹著馬紮跟隊長出入，做警衛。那時候，多次進入一個官妓侯小師家，特別愛慕她。現在我妻子被殺了，如果能得到侯小師做妻子，就實在心滿意足啦！”石敬瑭聽罷大笑，然後就讓人取來侯小師賜給王景。王景非常寵愛這個官妓。因為他有功，這個官妓也在後晉被封為楚國夫人。但侯小師也是個情種，有自己的舊好。現在跟了王景，竟偷了他金銀幾百兩送給舊日相好。有意味的是，王景知道這個事，但並不責怪她。這也算得五代時的一樁風月故實。

出帝石重貴時，王景也曾與契丹大戰。後漢乾祐初年，進入中央做朝官，被任命為國務大臣，並鎮守滄州。這年契丹鬧災，幽州流入滄州的難民五千多人，王景善待他們，為之賑濟。朝廷也同意他的意見，下詔給這些難民分派農田，讓他們在中原久居。

他在後漢時與郭威友善，郭威稱帝后，王景加兼侍中。他本來沒有什麼智略，但在臨政處理問題時，儘量寬大。士民有案子，他一定要當面詢問，不被府中的官吏左右，如果兩者間沒有大惡，他都會勸導一番，讓他們回去，儘量調解民事糾紛，很得滄州人愛戴。以至於他要入朝做官時，人們攔住他的馬車不讓走。他後來一直到大宋王朝還在做官，對待朝廷命官越來越有禮節，史稱“性謙退，折節下士”，性情謙和懂得退讓之禮，能夠降低自己的身份對待士大夫。這樣一個年輕時曾經做過強盜的人，到了大宋王朝，幾乎變了一個人。

向訓也是個人物。他後來因為後周恭帝柴宗訓的名諱，改名為向拱。

此人年輕時一表人才，有倜儻之氣。他聽說後漢劉知遠在太原招兵，就騎了一頭驢子，前往投效。走到半路，被強盜盯上。強盜們看他狀貌雄偉，以為他應該是個富二代，囊中應該有銀子，就一路跟著他，找機會下手。向訓看出這個意思，到了一個略大點的村子，就讓這幾個人把自己乘坐的驢子殺了，說是要跟幾位豪傑吃頓酒。酒中，跟這幾個人說了自己投軍的志向，強盜們一聽，說這一路上都是盜賊，乾脆就護送著他到了太原。

向訓有戰略頭腦，將自己的想法向劉知遠做了報告，但劉知遠沒有瞧得上他，他就轉投在郭威的門下。郭威領節鎮之後，讓他主管自己的辦公室工作。

在後來的日子裡，向訓戰功卓著，為後周的建國立下功勞。

但他到了大宋王朝後，有了變化。

太祖趙匡胤令他做河南尹，他的時間大多用來修建自家園林庭院，廣納聲伎、縱酒為樂，以至於政事都被荒廢，以至於河南府出現了群盜白日搶劫的現象。趙匡胤大怒，給他換了個小地方做官，算是懲罰。

王景、向訓的案例證明：不同的政治生態之下，人之表現會有不同；但同樣的政治生態之下，人之表現也有不同。制度，不是決定性的“遷善”力量。人之向善遷移，有多種因素，個人志趣，在有些時刻比制度可能更重要。

敗蜀軍連下數州

且說柴榮接納老趙意見之後，繼續支援王景、向訓在秦州的用兵。後來戰場形勢出現變化，周師在一次戰役中擊敗蜀軍，俘獲三百餘人。

蜀主聞訊急忙派遣朝中官員赴前線慰撫，並督戰。

蜀軍北路行營都統李廷珪派遣先鋒進據馬嶺寨，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北的唐倉鎮和黃花谷，以此斷絕周師糧道。

周師派兵趨黃花谷，又遣一千人赴唐倉鎮，扼守蜀軍歸路。

這樣，就等於險中弄險，很像圍棋中，你圍我，我也圍你的戰局。此際，棋手間最重要的戰術優勢是“比氣”。誰的氣口長，誰佔優。這一輪手筋中，周師漸漸取得優勢。

蜀軍部署本來符合兵法，但偷安已久，戰無能。蜀兵出唐倉，與周師戰於黃花，蜀兵敗，奔回唐倉；路上再遇周兵，又敗。周師俘虜其將士三千人。隨後，蜀軍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等退保青泥嶺。鎮守秦州的後蜀節度使放棄秦州，逃回成都。蜀軍剛剛到達的斜谷增援部隊也一潰而散。

成州、階州二州聞風而降。

後蜀迭接敗報，震驚恐慌。

向訓等圍鳳州，柴榮又派出韓通分兵修築固鎮（今屬陝西），以此絕蜀軍援兵。不久，克鳳州，擒蜀威武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五千人。在押往京師的路上，趙崇溥絕食而死。柴榮任命王環為右驍衛大將軍，以此來獎賞他守鳳州不投降的氣節。

後周得到捷報，文武百官入朝祝賀，世宗舉杯向王溥敬酒道：“這一番邊功，實是愛卿擇帥得當之力啊！”

世宗下詔說，秦州、鳳州、階州、成州境內實行特赦，所有俘獲蜀軍將士，願留者給予優厚俸賜，願去者給予盤纏上路。詔書還說，要慰撫民眾情緒，不要違背萬物本性。這四州的百姓，除了夏稅、秋稅的徵收之外，凡是蜀人所設各種賦稅徭役，全部取消。

蜀主孟昶以為柴榮接著會大軍南下攻取三川，嚇得給柴榮寫信求和，但書信中自稱“大蜀皇帝”，柴榮認為他這是“抗禮”，沒有回信。

蜀主更加恐慌，在通往成都的咽喉要道劍門、白帝等處聚集糧草，以備周師。但招募兵士越來越多，國防用度也就越來越緊張。於是開始鑄造鐵錢，對境內鐵器施行專賣。史稱“民甚苦之”。

周師連下後蜀北邊秦鳳諸州，已經達成階段性戰略目標，決計暫停攻伐，按最初的戰略設想，轉戰江淮，實現王樸《平邊策》提出的次第戰略和先手戰略第一步。於是，有世宗徵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