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大宋帝國三百年：文功武治宋太宗〔下〕》（3）

叄 文治

太宗一朝，纂修“文事”，完成那麼多重要文獻整理，如果不比大明纂修《永樂大典》、大清纂修《四庫全書》《古今圖書整合》還要重要，至少一點也不次於它們。如果沒有大宋太宗一朝纂修的文化典籍，中國文明可能是另外一種樣子。

搜求天下書

太宗“武功”有得有失，得之大，在平定北漢，以赫赫威名，讓吳越國與清源大藩“納土歸宋”，和平統一中原；失之大，在與契丹的戰爭中，雖然也有“石嶺關之戰”“滿城之戰”的多場勝利，但“高梁河之戰”與“岐溝關之戰”兩場失利，影響太大，綜合來看，太宗一朝在與契丹的較量中，算是打了個平手。雙方誰也沒有實現戰略目標。

但在“文治”方向上，太宗一朝可稱成就顯著。論起來，這才是久遠事業，超過“武功”之成就不可以道里計。

太宗一朝的“文治”，影響中國深巨。

他做了很多事，其中之一是“搜求天下書”。

太平興國年間，太宗視察“三館”，也即史館、昭文館、集賢院，去看這三館的藏書。唐代曾建有崇文館，開始是屬於太子學館，有學士等官，掌管經籍圖書，方便太子學習，但後來也在此地教授諸生。後梁時沿襲了唐制，沒有大的變動。大宋沿襲後梁的三館建築，做國家圖書館。但太宗發現館內破舊潮溼，這裡的館員們也沒有多大積極性。於是下詔，在京師另選一塊好地，重建三館。

第二年三館建成，賜名“崇文院”。

這個圖書館可比以前寬綽多了。東邊廂一排建築為“昭文書庫”，南邊廂一排建築為“集賢書庫”，西邊廂則分藏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總六庫。原來舊館的圖書也全部遷過來，這樣六庫藏書達到八萬卷。

又在崇文院內建“秘閣”，將重要典籍、珍藏善本，移入其中，仍屬於崇文院。大臣李至總理此事。

雍熙元年正月，太宗對侍臣說：“夫教化之原，治亂之本，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聚，遺逸尚多。”文明教化的源流，治理動亂的根本，如果沒有書籍，到哪裡去向前人取法？現在三館所聚集的書籍，遺漏的還很多。

於是，下詔向全國求書，詔曰： 三館以《開元四庫書目》開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秩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書，借其本寫還之。

現在三館已經以大唐《開元四庫書目》為索引，正式開館了，但是對照目錄，缺失的還很多，可以開列所缺的書目，向中原內外募集。有人獻書，到達三百卷，應該討論甄別錄入，並給予報酬獎勵。其他要根據所獻書的卷帙多少，制定等級優厚賞賜。如果不願意獻書，可以借給朝廷，抄寫完畢後還給人家。

此詔一下，史稱“自是四方之書往往間出矣”，從此四方各地各種圖書，開始陸續出現了。

大宋藏書從此越來越豐富，國家藏書又有了各種專門的建築，如“太清樓”“玉宸殿”等。

崇文院的建成，一掃過去館員的暮氣。從此這裡成為大宋帝國最讓文人士大夫嚮往的地方，在這裡工作，幾乎是當時的文人所能達到的最高職官榮譽。那時候，誰要是能入三館任何一館，帶職做個普通科員，就會受到他人羨慕的眼光，太宗朝，名臣李至首先來做這個秘書監，很有“文壇祭酒”的光榮。李至本來就是個“書蟲”，讀書樂此不疲。他曾經因“目疾”而請假，要求換工作，但是要他到這裡工作時，“目疾”似乎也不礙事了。太宗優容，也不說破。反而在他跟名臣李昉、王化基等人到秘閣中觀書幹活時，一定要“賜宴”，比工作餐要豐富得多，連帶著三館的圖書管理員們也都一塊參與。

李至也不負太宗文治天下的厚望，多次推薦人才來充任校理，又請求購置“亡書”，也即五代以來離亂，天下丟失的古籍。這樣，就不斷地有新發現的“亡書”出現，每一次有發現，李至就向太宗彙報，太宗就讓他將“亡書”送來“御覽”，在很休閒的便殿，便座召見，對李至“恩禮甚厚”。

“人之嗜好，不可不戒”

李至後來又兼判國子監，到太學去做總管。他發現當時雖然已經流行《詩經》《尚書》《儀禮》《周易》和《春秋左氏傳》這“五經”，但儒學其他重要典籍《春秋@梁傳》《春秋公羊傳》《周禮》《禮記》《孝經》《論語》《爾雅》這七部經典的註疏還沒有刻版，就推薦當時的飽學之士杜鎬、孫奭、崔頤正等人整理這些典籍，準備刊刻出版。太宗同意他的意見，就讓他和名臣李沆一起來裁斷總攬此事。這事成為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大事，“十三經”就差《孟子》了。《孟子》在五代後蜀時，孟昶曾經刊刻，到了南宋，朱熹將其列入“四書”之一，正式成為“經書”。李至要求刊刻十二部“經書”，前人已經做過部分，但如此大規模系統整理（校勘、註疏），史上還是第一次。

不久，秘書監李至進獻新近校訂的圖書三百八十卷，太宗從容地對他說： “人之嗜好，不可不戒。不必遠取前古，只如近世，符彥卿以射獵馳逐為樂，於是近習窺測其意，爭獻鷹犬，彥卿悅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故知人君當澹然無所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焉。朕年長，他無所愛，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

人有嗜好，不可以不戒惕。這個道理，不用說遠古的什麼案例，只說近來的事吧，你看那老將符彥卿，那還是我岳父呢，他就喜歡射獵馳逐，以此為樂。結果呢，近侍們都知道他的意思，就爭著向他進獻獵鷹獵犬，符彥卿呢，也很高興就接受了。這樣一來，下人們就開始為了獲得鷹犬，有了對百姓的恣意蠻橫侵擾。所以知道人君應當淡然，不要放縱，更不要使嗜慾見形於外。這樣，奸邪就沒有辦法進入了——因為他們不知道我的嗜好是什麼。朕越來越年長，沒有什麼其他愛好，就是喜歡讀書，在書中看到了古今成敗，好的經驗我就學著，不好的經驗，我就提醒自己要改正，不過如此而已。

李至聽了這番話，感到這個君主不簡單，就向太宗“拜舞稱賀”。

《太平御覽》

太宗一朝，為中國文明文化做了不少好事，流傳至今的標誌性的工作很多，其中最為人稱賞的大宋“四大名著”：《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除了《冊府元龜》為真宗朝編輯外，其餘三部都在太宗一朝完成。

《冊府元龜》是軍政事蹟的百科全書，四部書中，它的規模最大，有一千卷，分為三十一部，一千一百多門。瞭解遠古至五代，也即大宋之前的中國軍政，這是最重要的一部資料彙編。

《太平廣記》是宋代之前，中國筆記小說的一次集大成。全書五百卷，太多有趣的故事。這書是最值得花費閒暇時光，慢慢瀏覽的大書。從中看到的，是中國人在宋代之前的藝術想象力，以及民俗民風。大宋之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什麼樣？去看《太平廣記》。

《文苑英華》是大宋之前，中國文人的總集，是《昭明文選》後的詩文詞賦之集大成。但此書所收文人文章從蕭梁時代開始，蕭梁也即梁武帝時代之前的文章沒有收錄，而唐代文章又收得最多，佔全書十分之九，幾乎等於一部唐代文集彙編。

四部大書，最為我所讚賞的是《太平御覽》。

這是一部意義重大的類書。類書，是一種資料性工具書，它集合、輯錄各種書的圖文材料，按門類、字韻編排，便於循類查閱。

《太平御覽》原名《太平總類》，太宗讀過後，改名為《太平御覽》。在宋代“四大名著”中最早修成。領銜主編者為著名文臣李昉，還有李穆、徐鉉等十四人，其中吳淑、呂文仲、湯悅、王克貞四人在具體編撰方面，用力最深。這些人物都是一時才俊。這書從太宗踐祚三個月後的太平興國二年初，開始立意、選題策劃，完稿於太平興國八年深秋，用了六年時間，集合了北宋一流才情與頭腦，編為一千卷的大書。此書將大宋國家圖書館的藏書文字內容分門別類，按類集合，一類一個主題，總五十五個大類，五百五十個子類。

對世界總和性的門類劃分，是人類追求邏輯秩序的智慧，它需要對世界總體把握的能力。因此，這類劃分，代表了太宗一朝智識者對世界的理解。換言之，瀏覽《太平御覽》，可以約略感知宋初讀書人、士大夫，中國的文化貴族對天、地、人、事、物的關心方向。這種方向一旦以文字的形式界定下來，在後世的推演中，就成為傳統。《太平御覽》就是源自於大宋太宗朝千年傳統的文獻和邏輯起點。大宋，賴此，奠定了一種此前從未有過的文明文化，是在文化存量基礎上，對中國傳統做出的一個了不起的文化增量貢獻。

今人要感謝《太平御覽》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是：全書引用古籍千餘種，全部為太宗朝以前的文獻資料。但這些引用的典籍，到今天，檢點起來，竟有十之七八已經亡佚，因為有《太平御覽》，這些亡佚的典籍得以部分地儲存下來。對一個流傳有序的文明而言，這是一件驚心動魄的大事。近世各類考古發現，最重要的發現就是“孤本”文字的發現。每一次發現，都給人類回顧往事帶來一種驚喜。《太平御覽》在呵護傳統文化存量方向上，也是功勳卓著的。

人這種星球上唯一的“歷史動物”，需要了解由無數故實組成的往事，那就是歷史。討論歷史和歷史學的哲學意義，會有很多話題，譬如，歷史，對個體而言，如果不懂得也不願意懂得自己的出生前故實，那就永遠是個孩子；對群體而言，不願意思考，或隔斷、割斷共同體的歷史，將會失去未來；而對歷史缺乏一種尊重、敬畏，那就註定要犯“歷史性錯誤”。所以思想家阿克頓勳爵說：“歷史是彷徨者的嚮導。”歷史哲學家雷蒙.阿隆說：“歷史是由活著的人和為了活著的人而重建死者的生活。”

但我事實上還關心傳統史學的意義，如《孟子》所言：“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讚譽《春秋》這部永恆的經典所言：“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褒善黜惡。”事實上，這也是西方傳統史學的主旨，如塔西佗就說過類似的話：“歷史之最高的職能就在於賞善罰惡，不要讓任何一項嘉言懿行堙沒不彰，而把千秋萬世的唾罵，作為對奸言逆行的一種懲戒。”孫文先生一番話，看似淺顯，卻提煉了“歷史就是當代史”“歷史就是思想史”的價值方向，孫文說：“中國人之心性理想，無非古人所模鑄，欲圖進步改良，亦須從遠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弊，始知補偏救弊之方。”

《太平御覽》將太宗朝之前的中國文獻資料分類整理，內中所含蘊的道德訓誡，比比皆是。在百年激進思潮影響下，以“反傳統”為“天然正確”的各類喧囂，對傳統聖賢人物的“道德訓誡”嗤之以鼻，是為近代中國最嚴重的一次文明坎陷。道德，是文明人類的必修課；道德垂訓，是人類文明的嫡長子。人類的優雅與美，生成於洪深莫測的道德淵海。無道德，無美，無優雅。推演這個簡易道理，方有文明可言。反傳統，並不光榮。

《太平總類》於太平興國八年編成。成書以後，宋太宗對宰相說：“史館所修的《太平總類》，從今日起每日進三卷給朕，朕當親覽。”宰相宋琪說：“陛下好古不倦，以讀書為樂，這自然是好事。但是一天看三卷書，恐怕太傷神了。”宋太宗說：“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興廢，則以為鑑戒，此書不過千卷，朕準備每天讀三卷，一年讀完。這樣想來，好學之士讀萬卷書，亦不為難。大凡讀書要自己性有所好，若不好讀書的人，要他讀書也讀不進。”

此後，宋太宗果然每日讀《太平總類》三卷，從不間斷。如有哪一天事情太多而未能讀滿三卷，則一定在以後有空時補上。宋太宗果然一年讀完了《太平總類》，便賜此書改名為《太平御覽》。宋太宗從《太平御覽》中讀了大量史實，經常和群臣討論歷史上的帝王得失。大臣蘇易簡說：“皇上批閱舊史，安危治亂，盡在皇上考慮之中。此乃社稷無窮之福。”

著名成語“開卷有益”，就從這個故實中來。

一個月後，太宗在禁中讀書，巳時開始閱讀，發現有一隻蒼鶴飛到對面殿脊的獸頭裝飾“鴟吻”上，太宗沒有理它，一直讀書到申時，五六個小時過去了，一伸懶腰，發現那隻大鳥還在，見太宗“掩卷”，這才拍拍翅膀飛走了。

太宗覺得神奇，說給近臣聽。近臣回答說：

“這是上天被陛下好學而感動，所以要用大鳥來示相啊！過去大漢楊震讀書，有鸛雀叼著鱣魚墜落在楊震先生的講堂下，就是這類故實啊！”

據稱，全書五百萬字讀罷，再和群臣討論歷代得失，太宗就有了“歷史經驗”。

太宗論劉義隆、楊素、許敬宗 有一次，太宗對侍臣說：“朕於萬機之暇，不願意荒廢讀書之事。讀書，這才知道歷代帝王的行為方式。一個經驗：如果不能有獨立意見，萬事全憑他人，那自己最後的位置可能都不知道在哪裡了。”說著，就講述了南朝宋文帝的故實：他雖然很恭儉，但是元兇們一旦悖逆，皇上就完了。

這個南朝宋文帝名劉義隆，是南朝劉宋的第三個皇帝。他一生“恭儉”，在位三十年，減免百姓賦稅，做了很多好事。但他的兩個兒子劉劭、劉濬，因為做錯事，遭到宋帝劉義隆的責罵。劉劭就讓女巫刻了一個父親的玉石雕像埋在宮殿前，日日詛咒父親早日晏駕，這類“巫蠱”之事，被劉義隆知道後，就要廢掉劉劭的太子位，並將此事告訴了潘淑妃。不料潘淑妃卻將此事告訴兒子劉濬，又不料劉濬很快就轉給了太子劉劭。劉劭於是與大將蕭斌在一個夜裡，帶領東宮衛隊，假裝說受詔入衛皇宮，進宮後，劉義隆正在燭光下與臣下討論廢太子之事，見太子持刀進入，急忙舉起凳子自衛，被兒子砍掉手指，啪啦啦掉了一地。最終，父皇被殺。

顯然，在趙廷美大案之後，這類骨肉相殘的故實，很讓太宗痛心。侍臣們聽了也都為之動容，不免一個個心頭一凜。

太宗還講到隋朝楊素的“邪佞”。

隋文帝病重時，很想將帝位傳給原來被廢掉的皇子楊勇，但楊廣與楊素勾結為同黨後，楊素也假傳聖旨，派楊廣的東宮士兵進入宮禁守衛，更派出親信“守候”病榻上的隋文帝楊堅。但就在當天晚上，隋文帝崩。

楊素之所以擁戴楊廣稱帝，很大程度上有曹孟德、司馬懿之志。他幾乎傾注全力“成全”即位的隋煬帝楊廣之惡，試圖讓楊廣眾叛親離。但楊素死得早了些，而兒子楊玄感也不爭氣，造反後，無德無能，被誅殺。

史上對楊素的評價極低。此人幫助隋文帝開國，立功極高，但在晚年所作所為，無一不是邪佞之舉。史稱楊素“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只要國家有倒黴事，他就感到對自己有利。

王夫之《讀通鑑論》分析楊素，認為：“隋之諸臣，唯素之不可託也為最。”隋朝各位大臣，唯有楊素是最不可託付的人物。為什麼呢？因為他是“天下古今之至不仁者也”，從古到今，天下各地，楊素是最為“不仁”的人。而“不仁者不可以託國”，是王夫之的重要史學意見。

楊素的“不仁”，特點就是“殺人立威”。幾百人的將士跟敵人大軍相遇，不勝，回來後，全部殺掉。這種行為，只有戰國時的尉繚說過，而做過的，只有楊素。按王夫之意見：楊素本來也“無他智略，唯忍於自殺其人而已矣”，這人並沒有什麼智慧和韜略，就是忍心殺自己的人而已。他建造一所宮殿，速度很快，但導致“丁夫死者萬計”，這些“功績”，其實都是“以殺人而速奏其成”，用殺人來儘快完成任務而已。王夫之沒有見過近代殺人紀錄，所以他說：“曠古以來，唯以殺人為事者更無其匹。”這種人在帝王時代，只能是禍亂江山，涉及“邪佞”，是不可以託國的。

太宗還講述了與楊素相類另一個故實：許敬宗推舉武后。

大唐高宗時，因為寵愛武則天武昭儀，要廢掉名正言順的王皇后。這在傳統禮制中，是不允許的。但武昭儀枕頭風厲害，高宗很想滿足她這個願望，但大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一片反對之聲。許敬宗看看久拖不決，就對高宗說：“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後，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鄉下老農民要是多收了幾百斤麥子，還想著要換個老婆呢！何況貴為天子，要立一個皇后？這事跟別人有什麼關係，跟著瞎摻和！有了這番言論，高宗得意，換了皇后。

許敬宗的這類言論，固然有省略價值觀，悖逆人倫義理的昏妄，更有他難於言傳的心事。按照後人誅心的說法，他大有葬送唐代江山，從中漁利的隱秘心事。唐末五代以來的藩鎮大員，往往就樂於看著帝國不斷犯錯誤，而後，取而代之。帝國，在他們那裡不是效忠的物件，而是等待追逐的中原肥鹿。

太宗讀書後，講述這類故實，自有深邃的遠慮。

大臣蘇易簡聽罷太宗論劉義隆、論楊素、論許敬宗的話題後，回答說： “陛下閱覽往日曆史，安危治亂之道，都在心懷之中。這實在是社稷無窮之福啊！”

“仁者之愚”

太宗的好學是出名的。

太宗讀書之多，後世帝王罕有企及。讀各類書，往往都有自家心得，有時就跟諸臣討論，成為君臣之間思想、學問進階的一個常態。但討論中，太宗也有“偏蔽”之見，可以看出他的“仁愚”——順便說，大宋帝王十幾個君主，幾乎個個都有“仁愚”之病。“仁者之愚”是王夫之先生對太祖趙匡胤的一個評價。大意說，太祖知道“兄終弟及”之後，自己的兒子德昭、德芳，還有兄弟廷美，可能吉凶莫測，但不能因為這種還沒有實然出現的可能，就將兄弟趙光義事先“解決”掉。天倫為重，大位為輕，人倫大於社稷，倫理重於政治。所以不會以“天位之去留、子孫之禍福”，而斫喪自己的惻隱之心——去制止兄弟趙光義的自發生長。“廓然委之於天人”，豁達地將以後的事委託給天命、人心。西人的說法就是：至於以後的事，上帝知道。這種“仁”就是“愚”；但反過來也成立：這種“愚”就是“仁”。太宗攻取太原時，看到將士爭奮，擔心屠城，就在城池即將攻破時，下令稍緩，就是“仁愚”。他讀書時，偶爾也可以看到他的“仁愚”心聲之吐露。

有一次他讀《兵法陰符經》，嘆息道： “此詭詐奇巧不足以訓善，奸雄之志也。”

兵家詭道不能導人向善，言之有理；但戰爭謀略與行政管理，是兩個不同向度的問題。慈者掌兵，鐵戈撞響之際，如何奮勇？兩軍相對，很多時刻更不是勇氣、血氣之爭，而是智者之爭。這一層道理，太宗自然懂得，但他不以此為意，更不屑於將這類兵家的詭謀移用於政治管理。從大的戰略而言，為正。人類真正的大型戰爭，整體上，事實上是綜合國力之較量，不是計謀小道之較量。但就區域性戰爭而言，如何可以省略“伐謀”？ 太宗的“仁者之愚”，細考下來，事實上也許有防備“奸雄之志”的用意。他不期望帝國被“權謀”人物所毀。傳統典籍讀得越多，就越能理解“權謀”這種黑色智慧瓦解文明、稀釋道義的破壞性力量。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元明清，都比大宋更願意操練“權謀”。大宋，是歷來王朝在政治管理方向上，最少“權謀”的帝國。大宋諸帝，總是試圖沐浴在聖賢光芒之下，在“奇正相守”中，恪守“正”的一面。

“萬歲”與“眉壽”

大宋士庶，在民間有一種自發的習俗，往往會每天燃一炷香，禱告天地，祈求天地保佑，讓當世天子“萬歲”，讓大臣“眉壽”——“眉壽”就是“長壽”，眉毛長稱為“豪眉”，“豪眉”者，長壽。故稱之為“眉壽”。

太宗知道這個習俗，有一次讀書，小憩，回顧宰相宋琪、李昉等人，說了一番讀書體會： “朕因思閭里間，每日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大臣眉壽。朕與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以符億兆人之禱？”朕因為常常想到衚衕弄堂裡計程車庶小民，每天都焚香，祝願天子“萬歲”，祝願大臣“眉壽”，想想這個，朕與愛卿等，哪能不天天想著做些善事，以不辜負天下億萬人民的禱告呢？ 宋琪說：“臣等蒙陛下不次擢用，又承戒諭，豈敢為不善之事以負宸恩！惟思公勤，庶補萬一。”臣等承蒙陛下不依照尋常秩序，拔用了我們，又承受了陛下的訓誡諭旨，豈敢做不善的事情辜負皇恩！只有想著公道仁德，勤快機敏，以此來彌補不足。

太宗讀書，始終是關心民生的。

有意味的是，太宗在讀書中，還無意間接近了今日流行的“輕飢餓”養生法。

說有一天，太宗對宰相說：

“朕每日所為自有常節，晨間視事既罷，便即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起，盛暑盡日亦未嘗寢。乃至飲食，亦不過度。行之已久，甚覺得力。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儻四肢無所運用便就枕，血脈凝滯，諸病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系人之調適。卿等亦當留意，無自輕於攝養也。”朕每天的生活工作都很有規律：早間公事朝儀完成，就開始看書。夜深就寢，五鼓起床。盛夏時一個整天也不晝寢。至於飲食，也不過度。這樣時間久了之後，感覺很是得力。我覺著，人只要吃太飽，沒有不身體昏沉頭腦濁亂的。如果四肢還沒有運動就入睡，那就會血脈凝滯，估計就有各種病症找來了。這樣，想求神清氣爽，那哪可能啊！老子有話說：“我命在我，不在天”，人之身體，全靠自己調適。愛卿等人也要留意，不要輕視了養生之道。

人君當淡然無慾

王夫之先生對太宗的讀書姿態評價極高。

太宗曾對李至說：“人君當淡然無慾，勿使嗜好形見於外。”王夫之非常欣賞這個意見，給予了長篇評論，以發掘此中的意義系統。

王夫之認為，嗜好，往往因為生活習慣所致，事實上是一種趕時髦心理在蠱惑嗜好者。“群然取一物而貴之，則貴矣；群然取一物而安之，則安矣”，人人都認為“愛瘋6”很珍貴，我有了“愛瘋6”就自以為珍貴了；人人都購置了“愛瘋6”而後心安，我也購置了“愛瘋6”，也就心安了。君王若存此心態，是很可笑的。譬如過去那個衛懿公像今人喜歡“愛瘋6”一樣喜歡仙鶴，唐玄宗像今人喜歡“愛瘋6”一樣喜歡羯鼓，宋徽宗像今人喜歡“愛瘋6”一樣喜歡花石，但這類嗜好的物件，在“達者”看來，都跟凡蟲、瓦缶、土塊之類，沒有什麼差別。他們的嗜好，不過是因為這類物件的名氣而已。當君王這類嗜好被天下所知以後，就會起而效仿，於是，成為一種流行時尚，於是就有了勞形勞神追求時尚的現象，於是有了“殃民”“殄物”等種種不良後果。所以君子所為“無慾”，不是滅絕慾望，而是不悖於理，將慾望控制在“分”上，不讓人感到有特殊的嗜好。這樣，各類誘導慾望的人言，各種稗官撰寫的誘惑性文字，各種諂媚者試圖引發嗜好的妾婦之道，各種兜售奇技淫巧方士的蠱惑，都不可能變易我的合理慾望。但人人有慾望，且一旦慾望來臨時，往往心旌飄搖，人不能免。這時怎麼辦？唯有“鎮之”。太宗有言：“朕無他好，惟喜讀書。”這就是“鎮之”之道。如此“鎮之”，外界種種誘惑，不能動我之心，如此，“道存”。

王夫之還進一步分析道：儘管如此，只說“讀書”，還是會有弊端。如果以流俗之心讀書，書也會為流俗所用。歷史上這類讀書人，即使在帝王中也不少，最後是消磨於讀書之中，日月流失，廢事喪德。王夫之認為讀書之“淫”，也即“過分”，有三種表現。第一是那種尋章摘句，搜求險僻的典故，用來炫耀自己的博學，這是讀書之“色淫”。第二是那種過分注重師承，處處中規中矩，弄一個音韻，互相標榜，顧盼自雄，以為得意，這是讀書之“聲淫”。第三是那種隨著書中意見而喜怒，喜時像醉酒，怒時要操戈，跟著書中人事而情緒起伏，這是讀書之“志淫”。

這“三淫”，乃是流俗讀書法，所以真讀書，一定要“遠流俗，審是非”，自家以寧靜而“鎮”“三淫”，不要被書中的文字所誘惑，演化為“嗜好”，這樣，《詩經》中那些兼有的淫亂記載，《春秋》中那些兼有的逆亂故實，各地流行的方言土語，里巷傳播的謠諺閒話，都可以令人獲益。這樣才接近於讀書之道。如果不是這樣，則書中記載的種種文字，就有可能將人往慾望一途導引而去。所以說，以讀書為嗜好，也是嗜好，也是容易將人導向慾望的路徑。王夫之最後說：這樣來看，“惟無慾而後可以讀書”，太宗關於讀書的言論，實在是“知道者”的言論。值得嘉賞。

“飛白”

太宗趙炅詩一般，但書法不錯。而且樂於在筆墨之間花時間，下功夫。史稱太宗善於寫“飛白”書法。雍熙三年初秋的一天，太宗拿出自己寫的“飛白”字賜給宰相李昉，並對他說： “朕退朝，未嘗虛度光陰。讀書外，嘗留意於真、草，今又學飛白。此雖非帝王事業，然不猶愈於畋遊聲色乎？”朕每次退朝，從來沒有過虛度光陰。讀書之外，就是書法了，我比較留意真書、草書，現在又學“飛白”體。書法，雖然不是帝王事業，但把時間用在這裡，不比用在田獵、遊幸、聲色上好多了？ 太宗似乎特別喜歡寫了“飛白”大字送人。這也是聯絡君臣感情的一種方法。大臣們也都樂於得到太宗“賜字”，估計“求墨寶”的人不少。

有一次，他一氣寫了二十幅“飛白”書軸，遣中使拿著去送給宰相呂端等人，一人五軸。大宋諸帝身後各有私人圖書館，用來收藏帝王個人的文字文具用具等。太宗似乎有意豐富自己未來的圖書館，淳化元年七月，他就特意將御製詩文四十二卷交藏於秘閣。他對自己的“飛白”作品似乎也很自信，這次還專門寫了四十軸，存到秘府。“飛白”字，每一個都有一尺的直徑。呂端等人得到賞賜後，到殿上來稱謝，太宗對他們說：“我這‘飛白’，是依照小篆字型來寫，與隸書不同。朕君臨天下，幹嗎還要在筆硯之間花時間呢？實在是天生喜歡這個，不忍心輕易放棄。歲月久了，慢慢也就得到了‘飛白’的寫法。”

有一年，太宗給近臣每人寫了一幅“飛白”作品，特別賜給參知政事寇準十八軸。這是因為上一次賞賜大臣時，寇準出使在外，沒有得到。這次一塊給了他。賞賜之後，太宗又對宰臣呂蒙正等人說：“書札，過去算作‘六藝’之一，不一定是帝王的看家本領，朕不過是聽政閒暇時，沒事用這個自娛自樂而已。”

真宗、仁宗也善於寫“飛白”。寫好這種字，有難度。據說是當初東漢蔡邕所發明。他看到修理宮闕的工匠用笤帚蘸了白粉寫字，受啟發，寫了“飛白書”。據說這種字，要在中鋒行筆時，見出平行的墨絲，墨絲之間有空白，所以稱為“白”，字要寫得靈動若飛，所以稱為“飛”。這種字類似於“榜書”，字型很大，適合做匾額，古人敬惜字紙，每天練習這麼大的字，紙墨伺候不起，所以有“可愛而不可學”的說法。後來學習者成功者也確實很少。但太宗用點紙墨還是小問題，所以他樂此不疲，且成就不俗。這是他長期沉浸硯邊，點滴收穫而後達致的成就，但更與一個叫王著的書法家有關。

王著，此人習練王羲之書法，得其神髓，在太宗朝做翰林。太宗聽政之餘，讀書之外，就留心書法。有寫得稍稍得意點的，就讓內侍拿了去給王著看，史稱“著每以為未善”，王著往往評價說“未盡善也”，還不夠好。太宗聽後，於是就更加刻苦臨帖寫字。覺得有點進步了，有寫得更好點的字了，再拿給王著看，王著仍如以前一般回答。有人就問王著，為何要這樣回答？王著說：“其實皇上的字已經寫得不錯了。但好固然是好，如果告訴他寫得不錯，恐怕皇上從此不再用意去練，那就沒有更大進步了。”時間長了之後，太宗又寫了比較滿意的字讓王著看，這一次王著感到字確實好，誇讚道：“功至矣，非臣所能及！”功夫到了，這種成就，不是臣所能夠達到的。太宗就這樣在王著的鞭策下，越寫越好，史稱“帝筆法精絕，超越前古，世以為由著之規益也”，太宗筆法精妙絕倫，超越前面的古人，世人都認為這是由於王著的巧妙規勸而獲益的。多少年之後，真宗還對宰相說到這個事，並且嘉獎王著“善規益”，認為他在侍書、待詔這個職務上，沒有人能和他相比。

史上叫“王著”的人很多，五代宋以來，就有幾個“王著”。有個五代後周時期差點做了宰相的高陽酒徒王著，在太祖朝還常常酗酒。他曾是後蜀的一位縣主簿，宋太祖時，繼續做他的縣主簿。

契丹的學術成果

太宗看到漢字在使用中常有舛誤，很想動用國家力量，做一場漢字純潔化運動，便於中原子弟們能有學習漢語文化的基礎依據。

此時，契丹燕京崇仁寺有個和尚釋希麟，看到唐代和尚釋慧琳編纂的《一切經音義》有不足，於是續寫為《續一切經音義》。此書選取佛經詞語，先注音，再釋詞，並引用傳統各種字書、韻書和多種文獻。注音則用反切和直音。書十卷，到大宋太宗雍熙四年，遼聖宗統和五年，公元987年寫成。契丹對自家文化很看重，名流寫書，隻言片語不準出境，故中原地區始終未見流傳。但此書曾流傳到高麗，由高麗傳入日本，清光緒年間，此書從高麗和日本再傳回中國。不過這類大書，起心動念，就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整合，須動用多種文化資源和力量，因此，中原雖然未見此書，但應該對此書的起念、流佈會有感覺。文化的整合，會規模性忽然勃興，如“軸心時代”，世界範圍內的文化展開就是。但也會在某個具體方向上忽然勃興，如漢代的注經，宋代的疑經，清代乾嘉時期的整理國故，都是在同一個方向上，形成為學術共相。宋代太宗、真宗時期，中原、契丹都有了對文字音韻方向上的學術展開。

契丹在做《續一切經音義》的同時，大宋正在做《雍熙廣韻》。

太平興國七年，剛剛結束了“趙廷美大案”，這年的五月，契丹三萬騎，分三路來侵略大宋，雁門關潘美、府州折御卿、高陽關崔彥進正在抵抗中；陝州也正在鬧蝗災，其他州郡也有人報來河水決口、冰雹災害等訊息，但太宗仍然好整以暇，組織各地通曉漢語文字的專業人才進京，“詳定音韻”。王著，就是在這個時候從成都府調入京師的。

太宗提拔王著為著作佐郎、翰林侍書與侍讀。

《淳化閣帖》盡顯大宋風韻

王著，乃是王羲之的後裔，晉代名相王導、大唐名相王方慶，都是他的先人，是門閥大戶，有家學淵源，他的書法為時人所稱賞。後來他還主持編輯了著名的書法集大成著作《淳化閣帖》，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個重要工程。

《淳化閣帖》，是將先秦至五代著名書法家的作品墨跡，經過雙鉤方法描摹下來，而後刻版，再拓印，成為書法之帖。此書共十卷，收錄一百零三人的四百二十篇墨寶，這就是中國“法帖之冠”“叢帖之祖”。還有記錄說太宗曾將內府所藏曆代墨跡，由王著編輯、摹寫，而後刻石，稱《淳化閣帖》。這類石刻後來在戰爭中遭到破壞，殘碑散見於各地。我曾在西安見到《淳化閣帖》的一塊殘碑，字極小，然刻工精良，不免駐足良久，讓人想見大宋風韻。

作為書法家也是文字學家的王著，與另一個同行句中正，都是原來後蜀時的文人。句中正也精於字學，對古文、篆書、隸書、行書、草書，都有研究，太平興國二年，他進獻“八體書”。太宗早就聽說過他的大名，召入京師，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與諸文臣詳定各類文字學專著。

當時的名臣張洎也有文采、有學問，曾與徐鉉重新校訂《說文解字》，刻版頒行。太宗看後很高興，就問句中正：“漢語中有聲無字的，有多少？”句中正答應回去檢點，不久，整理為一卷獻上。太宗看後說：“朕也得到二十一個字，可以一塊錄下來。”

《孝經碑》與《雍熙廣韻》

句中正曾經用大篆、小篆、八分體三種字型書寫《孝經》，刻石，到了真宗時進獻給國家。真宗在便殿召見他，問他這塊《孝經碑》寫了多久。句中正回答：“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真宗嘉嘆很久，賞賜甚厚。命人將《孝經碑》藏在秘閣——此地太宗時就有意要刻《孝經碑》，而且自己書寫了《孝經》給當時的大臣李至，也曾刻碑。句中正的則是三體碑。

當時乾州（今屬陝西咸陽)獻古銅鼎，四方形，有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沒有人能解讀。句中正與另一位文字學家杜鎬，詳細查驗，引用典籍一個個解讀了字義，有根有據，為人所信服。

句中正、王著，還有著作佐郎吳鉉、大理寺丞楊文舉等人，共同開始撰定《雍熙廣韻》。句中正第一步先分出了字韻的門類，等於完成了結構性工作。太宗給了他很優厚的賞賜。《雍熙廣韻》書成，凡一百卷。

這是一部韻書。韻書是將漢字中相同音韻的字編排在一起的字典。韻書需要注音，“反切”法為韻書所常用。傳統文化中，字書、字典，是基礎性建設，但需要極高文化素養才有能力修撰。字書字典，屬於“小學”一類，篳路藍縷的工作，從最早的《爾雅》開始，到《說文解字》，是一個高峰；到了《雍熙廣韻》是又一個高峰。這是中國文化中至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很多學問，如歷史、文學、經學乃至於諸子學，都需要有“小學”的功底，才有可能升堂入室。王著、句中正、徐鉉、張洎等人，以及更多的學問家，在太宗朝，一直延伸到真宗朝，所做的工作，都可以被稱之為“中原文化重建”。五代亂世之後，有了這樣一批人，中國傳統文化，得以不墜。他們生平事蹟都很簡單，除了學問，似乎沒有更多業績可以談。“杜門守道，以文翰為樂”，是他們共同的特點。他們是承續傳統文化，使“中國所以成為中國”的文化守望者。

順便說，《雍熙廣韻》是對隋唐之際陸法言的《切韻》的一個補充、修訂；也是真宗朝定名為《大宋重修廣韻》的前期形態。或者也應該說，《大宋重修廣韻》（簡稱《廣韻》）是太宗、真宗兩朝的修訂成果。

《廣韻》為何重要？ 它第一次將26194個漢字整理分屬於206個韻部。而這些韻部，又按“平上去入”四聲分佈。每個韻部都有一個代表字作為名目，史稱“韻目”，這就成為韻部的排列順序。而這個順序，如“一東、二冬”之類，就成為記憶漢字，進入韻書的鑰匙。之後，到了金朝、南宋，又有了著名的《平水韻》。《平水韻》將《廣韻》一書中允許互通使用的韻部合併，另外合併了不能互通使用的幾個韻部，成為106韻。於是，此書成為世人寫作近體詩不可離手的工具書。它基本反映了中原詩人從隋唐以來作詩的音韻規則。因此，宋人乃至於今人創作近體詩，要有賴於《平水韻》，理解唐詩，也離不開《平水韻》。由這部韻書，可以上溯中原唐音，覆盤千年前中國人發聲用語的語音形態。而由此為依據，可以考據、解決的學術問題多不勝數。沒有《廣韻》可能就沒有《平水韻》，那就像今人理解《詩經》一樣，困難重重。

《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之外，太宗朝主持修訂的《廣韻》，以及《說文解字》《淳化閣帖》等，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文化。這是比“平北漢”以及和平收復吳越國與清源軍，更久遠也更深沉的“文治”功勳。

“十六字教”

國子監總管李至推薦了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孫奭、崔頤正等人之後，這些大儒都對帝國的文明推演貢獻了學問、智慧和道義方向。太宗錄用這批人物，一直嘉惠後人，若干年後，有一天，真宗皇帝對李至說：“朕宮中無事，樂聞講誦。”我在宮中沒有事的時候，願意聽聽學者們講誦經典。於是召崔頤正到後苑，講《尚書.大禹謨》。

《尚書.大禹謨》，在學界被一部分人認定是“偽書”，但即使是“偽書”，從“製造”這部“偽書”的東晉梅賾算起，也在中國流行了一千六百年以上。其中很多思想已經進入傳統，傳播有效，成為中國記憶的一部分。《大禹謨》中最重要的意見是被人稱為“十六字教”的四句話：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我在本書第一部《趙匡胤時間》中簡略介紹了“十六字教”。現在重複來說它，實在是因為它太重要了。“十六字教”直指傳統政治管理，它直接叩問：政治，如何才是合理的、合法的、正當的？人性惡，不可測，意味著政治充滿風險。而如何治理，其道隱而不彰，並不是那麼明白顯示，讓人輕鬆掌握。但一定存在一種唯一的精準之路可走，這條路是什麼，也不知道，但“中道”也即“中庸之道”是必須考量的總體戰略。“中庸”，不是“中間”；“中道”，也不是“中間”；不是所謂的“第三條道路”；而是“平衡”。政治治理的“平衡”狀態，是一種從“實然”起步，走入“應然”的過程。而“應然”，是一種價值訴求。文明邦國，必須以價值訴求為導向，而不是以利益訴求為導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人性惡的普遍環境中，在士庶對利益的普遍追求中，如何推演價值文明？這之中的“平衡”之路，就是優秀政治家的從政之路。一味順從人性惡，引導本來就是“經濟動物”的人類去矚目於經濟方向運轉，等於“教猱升木”，教本來就會爬樹的猴子去爬樹，等於省略了價值訴求，天下攘攘，乃成一無義動物世界——文明規則的破毀，叢林法則的流行，原因在此。一味演唱滅絕私慾，推演純潔利他世界，等於背離人情，天下囂囂，乃成一虛假天使世界——在虛假聖潔中自我高潮，在自我旌表中廉恥流失，最後演繹為一個犬儒主義天下，原因在此。

背離“允執厥中”的聖賢意見，不祥。

太祖、太宗明白這個道理，真宗也明白這個道理。在他們無數的治理經驗中，這個理念指導下的政治經驗，至為珍貴。

太祖“允執厥中”，以一種贖買而不是預先殺戮功臣，或無所作為的方式，解決了可能的“陰謀擁戴”問題。

太宗“允執厥中”，以一種政策性向“文治”傾斜的姿態，省略了多種“以暴易暴”的模式，儘量減少對武臣的各類制裁或輕蔑，引導大宋慢慢消弭五代以來，甚至秦漢以來的藩鎮尚武的驕悍之氣，收斂天地之間的殺氣、戾氣，以一代人的時間，推演了一個強盛的文明之邦。

真宗“允執厥中”，以一種“商談”而不是“硬拼”的模式，與契丹平等對話，解決了多年對峙、流血的連綿戰爭問題，為大宋贏來了百年和平。

到了宋仁宗時代，晚期，開始漸漸偏離“允執厥中”的平衡路線，國家開始在祥和氣象中隱約潛伏了不祥之兆。三百年帝國，有了危機。

“家法”與“家學”

宋代史論家呂中有專著《宋大事記講義》，內中說大宋“家法”，有言道：“宋朝以家學為家法，故子孫之守家法自家學始，此範祖禹《帝學》一書極言宋朝承平百三十年，異於漢、唐，由祖宗無不好學也。然人君之學，尤在於所共學之人，故在太祖時則有若王昭素，在太宗時則有若孫奭、邢昺，在真宗時則有若崔頤正、馮元輩，皆極一時之選也。”這意思是說，為人所稱賞的大宋“家法”，其實是來源於“家學”的！後代帝王之所以“守家法”，其實是從“家學”開始的。而這種“家學”，在於他們都有一個很好的“共學”之師，這些人物都是當時頂尖級的儒學大家。

宋代的“家法”是一個絕大話題，千年以來，議論不休，近人也有專著、專文反覆討論。理解大宋“家法”可以有幾個方向，呂中先生這一番話讓我思考這個問題，有了幾個節點——

第一，大宋“家法”，與“家學”有關，並來源於“家學”；而“家學”乃是以聖賢說法、儒家義理為核心的經典傳承過程。

第二，並不存在“成文”“家法”，所有“家法”皆以“家學”為思想資源，因此，“家學”有多麼複雜，“家法”就有多麼複雜；但一以貫之的大道是“公道”與“仁德”——因為這是儒學價值的核心。

第三，“家法”事實上乃是一種訴諸“價值應然系統”的政治倫理規則。這種“規則”，由太祖、太宗開始，包括真宗的言行，成為後代帝王效法、援引的前代經驗，但這種經驗，具有“習慣法”而不是“成文法”的性質。

理解這三個節點，可以理解“大宋家法”大意。

太祖、太宗、真宗，作為十世紀後期、十一世紀初期的中國領袖，合格。

崔頤正的《大禹謨》講述甚為精彩。在以後的日子裡，真宗不斷召他來禁中講《尚書》，一直講到十卷之多。因為他講得好，賜給他五品服。

太宗一朝聽儒士說聖賢義理，成為一種傳統。後來演化為“經筵”。

所謂“經筵”，就是延聘時賢，為帝王講授儒學經典，令帝王接受儒學教育的小課堂。“經筵”制度化，是要帝王接受教育有連續性，不但這一代帝王日常要連續學習，以後一代代都要連續學習。這種教育的持續，成就為一種宮廷文明，在規則化的管理下，推演為有效引進聖賢理念的政治機制。是否接受聖賢理念，成為君主光榮與恥辱的尺度。在榮譽感召之下，君主的尊嚴也有了理性方向。因此，“經筵”之實質，是對君主行為奇妙的“價值制衡”。

李覺講《泰卦》

端拱元年的一個夏天，太宗車駕到國子監禮敬孔子。禮畢，升輦，準備回駕，臨出西門時，看見一間經堂內正有講座。

左右告知：“博士李覺正在聚眾講學。”

太宗知道此人。

太平興國五年時，因為通“九經”，李覺起家成為將作監丞，後來到建州（今屬廣東羅定市）做通判，任期將滿時，當地人捨不得他走，一力挽留。郡縣治，天下治。太宗喜歡治理地方有德有能的“循吏”，就下詔褒獎他，遷為左贊善大夫，知泗州（今江蘇盱眙縣），轉秘書丞。後來又刊定唐代大儒孔穎達的《五經正義》，被同僚舉薦，做了《禮記》博士。

雍熙三年時，李覺與右補闕李若拙出使交州。交州此前有亂象，侯仁寶征討當地叛亂者黎桓，失利；黎桓坐大，建立黎朝，正在與大宋欲戰不敢，欲降不甘中，多次遣使修貢，但又多次背命。李覺二人到達交州後，李若拙就對左右說：“雖然黎桓稱帝，但我們不能跟他稱臣！”太宗曾封黎桓為節度使，見面後，黎桓還算盡禮，但沒有下拜，說是患有腳疾，不方便。歡迎宴會時，黎桓在大廳裡擺滿了南方所產奇貨異物，很有眩人耳目的意思，但大宋使臣一眼也不看。黎桓試圖送給各位禮物，也被拒絕，只要求黎桓將此前失陷於交州的一個使臣帶回汴梁。黎桓答應了，然後又安排休息，對二人說：“我們這裡風土如此險峻，你們中朝之人乍來此地，能不疲倦嗎？”這話顯然有刺，意思是交州不容易攻取，如果攻取，會很“疲倦”。李覺回答道：“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雲也。”咱們國家版圖總共不下萬里，排列州郡四百多。各地有開闊平原一馬平川，也有險固山嶺重巖迭嶂，這一塊地方何足道哉。據說黎桓聞聽此言“默然色沮”，無話可答，神色沮喪。

現在聽說李覺在這裡講學，太宗忽然來了興致，就讓人召李覺御前講學。李覺來到車駕前，看到坐在御輦上的君王，未免不爽，就對皇上說：

“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陛下您乘坐六匹馬拉的御輦，臣子怎麼敢就來升座講學？ 太宗慚愧，於是從六匹馬拉的御輦上下來，命有關部門另外張架簾幕，為李覺另設一座，開講。從臣都有座位，列席聽講，趙普也在座。

講什麼呢？陛下您出題。太宗於是讓李覺講《周易》的《泰卦》。

泰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屬於第十一卦。卦象是坤卦居於上，乾卦居於下。按照尋常理解，乾在上，坤在下，但這一卦恰恰相反。但李覺很高興，就順勢講述了“天地感通，君臣相應”的道理。他這個講述，取法於《周易》的《彖辭》，而《彖辭》是講述六十四卦主旨的文字。乾坤倒置，等於天地相交，是吉相。“小往大來”“其志同”“內陽外陰”“內健外順”“內君子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等等，都是泰卦的主題詞。循此類主題詞展開，是一篇大文章。熟悉《周易》的人，會約略理解李覺講了什麼道理，大意是天道與人道的對應關係，君臣相會相交，“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道理。古來大儒，往往不失時機地“點化”君主，在“帝王之師”的榮譽下樂此不疲，且往往收穫政治效益，是事實。

傳統士大夫，就這樣用聖賢精神、儒學義理作為思想資源，一點一滴地矯正著帝王的致思方向，在不自覺地作著隱秘的“價值制衡”。

太宗聽他一番講座很高興，特賜帛百匹，第二天還在跟趙普的一次談話中說這個事：“昨日聽李覺講‘泰卦’，文義深奧，但足以作為帝王鑑戒，朕當與愛卿等共遵守這個卦中所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羈縻文人論”

有一種說法，意思是：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大宋建國已經二十年，原來的割據政權首領們，如李煜、孟昶之流，一個個都已經死了，但還有些舊臣，往往會對新朝有不滿，太宗“疑其懷故國、蓄異志”，於是有了高招，將這些人全部“收用”，安排到各個館閣之中，讓他們去修書，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之類，而且要儘可能地做到卷帙浩瀚，然後給這些人比較優厚的待遇，“姑以是縻之，錄其長，柔其志”，姑且以此來“羈縻”這些文人，用他們的長處，消磨他們恢復故國的意志，役使他們可能不安分的心。如此一來，這些人就老死於文字之間，不可能在政治上發揮作用了，云云。

可以將這種“政治深刻”的講述概言為“羈縻文人論”。

率先講述這種論調的，是南宋詩人朱希真，南宋學者王明清《揮麈後錄》則記載了這個說法。

此類“政治深刻”從古至今並不鮮見，基本上可以歸類到“陰謀論”大範疇。“陰謀論”除了奉旨操作之外，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二三流文人對自家“政治深刻”的一種炫耀。但這種“政治深刻”古今套路一致，模式統一，只要熟悉這種套路和模式，可以很輕鬆炮製無數“陰謀論”。這個套路或模式就是：

以誅心也即猜測動機為手段，視權威人物光明正大的安排或講述，為障眼法，在障眼法背後，是權威人物的根本利益。

如此，“封建統治階級”為小民伸張冤情、賑災、恤老、輕傜薄賦等一切符合庶民利益光明正大的安排，不過是一種“讓步”，是為了“封建統治階級”長治久安，云云。這是“陰謀論”中的“封建統治階級讓步論”。

如此，“資產階級”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人生活條件、施行民主憲政等一切符合庶民利益的光明正大的安排，其實都是“虛假”的，是為了“資產階級”更根本的利益，云云。這是“陰謀論”中的“資產階級虛偽論”。

如此，儒學光明正大講述“仁、義、禮、智、信”，講述“溫、良、恭、儉、讓”，講述“四維八德”等聖賢理念，事實是為了“維護或迎合統治階級等級制度”，是為了“自己有一天也能爬到統治階級位置上去”，云云。這是“陰謀論”中的“儒學專制論”。

諸如此類。因此，古今“陰謀論”一般沒有思想含金量。不僅僅因為它太簡單、太粗糙、太過於程式化，屬於“精緻的坊間思維”，基本上不提供證據鏈，更重要的是：它所有的講述，罕有真實判斷。但最主要的是：幾乎所有的“陰謀論”，都是對人類正價值的一種攻訐。“陰謀論”不僅僅是“反智”的，也是“反道德”的。從現在可以看到的“陰謀論”考察，幾乎沒有例外。

王夫之《宋論》專章說到大宋太平興國年間的“羈縻文人論”。

他毫不客氣地批評這種說法：“忮人之善而為之辭以擿之，以細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奚足信哉？”忌恨他人的善行，而編造誅心的言辭，去批判人家的言行，這種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陰謀論”，哪裡值得相信！

按王夫之先生意見，大宋一朝因為五代藩鎮造成亂世，所以對武將比較提防，“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但儘管這樣，太原降將楊業，父子握兵，麾下都是“死士”，為楊氏父子所用，而且威震於契丹。這樣的人，比那些文人，對大宋的“威脅”大多了，但太宗仍然對他不猜不忌。而那些偶爾會發牢騷的文人，如張洎、徐鉉、句中正等人，不過是“浮華一夫”，雖然他們自詡“不為之用”，也即沒有得到“大用”，但這些人根本用不著擔心，“已灰之燼，不可復炊”。張洎算是這些文人中智慧比較“敏給”的，太宗也用了他，正經政治活動，國家大事，他都參與，太宗並沒有提防他。其他的人，就可以推知了。過去連李煜那樣的人，俘虜之後，連曹彬都知道，不必再提防，幾個弄筆桿子的文人，實在不值得為之重重防禦。

王夫之的深刻還不僅在這裡。他看到了太宗更深遠的用心。

為什麼要授給這些“降臣”做纂修大書的事呢？ 從唐末以來，後梁篡奪大位，也需要文人裝點門面，但他那種兇戾，那種對文人的無情殺伐，讓富有唐代遺風的文人戰戰兢兢。大詩人杜荀鶴，被後梁聘任，幾乎要嚇死。所以“文藻風流”成為文人的大忌，誰也不想因此而受到“重用”。到了後唐、後晉、後漢，這些篡位的武夫執掌國柄，那種“獷悍”一代又一代，互相之間比的是弓箭刀槍。所以文人被武夫瞧不起，也根本談不上文明之治。等到契丹進入中原，蹂躪得中原大地“千里為墟”，人與人之間，“救死”都來不及，哪裡還有時間沉吟於文藻？誰還有心思整理中國典章？到了周世宗時代，很想有所作為，但中原故老大多已經凋零，年輕的讀書人還沒有被起用。有幾個文人，如王樸、竇儀，都從北方燕趙之地起身，都有“簡質”，也即簡易質樸的特點，與古來涵詠於典章的文人還有距離。幾十年、百餘年來，中原文明就這樣在戰亂中呈現為凋敝之相。

但在江東、西蜀，則因為畫疆自守，較少戰亂，儲存了漢唐以來的文化文明。那裡的文人得以在相對和平中，“以其從容之歲月，咀文苑之英華”，這樣，就為中華文明，留下了一批讀書種子。大宋統一中原，要想求得“博雅之儒”，在各種文明推演中，能夠有成果，除了後蜀、南唐儲存下來的人物，沒有其他人。太宗可以說是“善取材矣”。

光武帝中興大漢，要復興中原道德文藝，雅樂禮儀，是從偏安巴蜀已久的公孫述那裡得到人才。“四戰之地，不足以留文治”，那麼偏處於邊鄙之地才可能會保留中原文明。士大夫生於禮崩樂壞之世，如果處於偏僻之鄉，珍重古來遺文，必有承傳，如果承平之世來得早，他可以自身重振文明；如果來得太晚，他的弟子必能重振。考亂世到承平的古來歷史，幾乎沒有例外，都是這種規律。

在太宗一朝修書，那可不是簡單的悠悠歲月，人才羈縻！那是士大夫“得道”。“道勝者，道行而志已得；文成者，文著而心以亨”，以“道”而人生勝出者，道能行，而志向已經實現；以“文”而成就人生者，書已著，而內心已經通達。這樣對文人而言，做官與否，封侯與否，都不是他們的榮譽。他們的榮譽在“立言”不朽。現在想想漢代復興，很多功臣都已經隱沒不彰，但過去儒學的託命之人申培、伏勝等，他們整理古籍的“遺澤”卻至今被人享用。

太宗一朝，纂修“文事”，完成那麼多重要文獻整理，如果不比大明纂修《永樂大典》、大清纂修《四庫全書》《古今圖書整合》還要重要，至少一點也不次於它們。如果沒有大宋太宗一朝纂修的文化典籍，中國文明可能是另外一種樣子。就如此意義上說，大宋館閣中的這些文人，是可以恆久享有中國文化光榮的文化英雄。而太宗趙炅，是他們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