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大宋帝國三百年：文功武治宋太宗〔下〕》（4）

肆 法制

文明立國，必有法制。而法制之有效推演，在人。太宗趙炅深明此理。趙廷美大案後，他觀察到士庶守法易，勳貴守法難。於是在推行國家法制時，格外注意“擇人”。

不完美的聖賢大義 大宋法制，是大宋“文治”中的重要一環。

說大宋法制，千頭萬緒，先從“大赦”說起。

趙普多謀善斷，口才厲害。很多時候，他所提出的意見，也往往符合正道。這也是為何太祖太宗兩朝都很敬重他。

當初，太宗曾有一次要搞大型祭祀活動，按常規，要施行大赦。有一個人上書說，希望不要大赦，理由，則援引諸葛亮治理蜀地時，幾十年不赦的故實。太宗聽上去，覺得有理，但又感到差在哪個地方，就問趙普。趙普回答說：“凡是祭祀大典，聖朝都有原典，一定要赦免，表示‘其仁如天’。像劉備、孔明之類，只不過治理區區一個地方，臣不信這個，也不會援引這個做例證。”太宗很高興，就將大赦事定了下來。

大赦這件事，有兩面理。

司馬光曾有名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以致治。”如果殺人者不能繩之以法，即使是堯舜時代也不能達到天下大治。大赦，其弊端在此。明人張燧《千百年眼》就曾批評“大赦”，書中認為，自春秋時代以來，後世屢有大赦之法，但是這種不問情深情淺，罪輕罪重，凡遇大赦，殺人者可以不死，傷人者可以不刑，盜賊及作奸犯科者可以不問，這種做法，只能有助於“長奸”，讓奸邪生長。

大宋自太祖太宗以來，三年之中，遇到郊祀就大赦天下，成為一種制度。但到了仁宗時代，有言官認為“三歲一赦，於古未有”，這是唐代興兵之後開始有的做法。但這種大赦，“有罪者寬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有罪的人得到寬諒未必能夠自新，被害的苦主得不到正義伸張豈能沒有怨恨。不能自新，作惡人就會繼續作惡；心中有怨恨，就會後悔做善事。這樣一個大赦，結果卻讓士庶後悔為善、滋長惡行，實在是政教的很大禍患。

仁宗對這個道理很重視，但還是堅持大赦，只不過批覆道：“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犯罪的人情節過於嚴重，不得統一按照大赦法免罪。

到了北宋末年，大赦開始變樣。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天下二十六次；“曲赦”，也即不大赦天下，只赦免一個或幾個地方，十四次；“德音”三十七次。所謂“德音”，也是一種赦免令，唐代開始有，大宋最流行。它與大赦不同處在於：大赦是罪無輕重都赦，德音則是將量刑減重就輕，譬如大宋有“德音”：“死罪、流罪各降一等”，就是將“死罪”降格為“流罪”，“流罪”降格為“徒罪”，而徒罪、杖罪、笞罪則全部釋免，所以還是一種“大赦”。這樣計算，宋徽宗時總有“赦令”七十七次，祖宗時代的“三年一次”，到了他這裡幾乎變成了“一年三次”。這種“濫赦”，在南宋，到了光宗時代竟然達到一年四次正式的大赦。史稱“刑政紊而恩益濫矣”，國家的刑法之制已經亂套了，朝廷的德政恩賞已經太濫了。這樣的大赦，不僅政亂，對苦主而言，也是一種不公。譬如某甲殺害某乙，某乙家屬千辛萬苦將某甲搞倒，某甲判為死罪；結果遇赦，免了。這就是對某乙和某乙家屬的不公。

所以太祖時代，格外注重大赦的範圍，遇到特別需要大赦的年份，總要有詔令，告知天下，有些罪惡是不能赦免的。如改元開寶，這是一件大事，開始大赦天下，但詔令規定：“十惡、殺人、官吏受贓者不原”，犯有十惡罪、殺人罪、官吏（而不是士庶）受賄罪，這三種罪犯，不在赦免範圍內。開寶四年冬，南郊祭天，也是大事，開始大赦天下，但詔令也規定：“十惡、故劫殺、官吏受贓者不原”，犯有十惡罪、故意劫掠殺人罪、官吏受賄罪，不在赦免範圍內。太宗時代也有這類規定，雍熙末年，以襄王趙元侃也即後來的宋真宗為開封尹，改封壽王，這是立太子的節奏，大事，大赦。但詔令也規定：“十惡、故謀劫鬥殺、官吏犯正贓”者是不能赦免的。但太宗即位的當年，“大赦，常赦所不原者鹹除之”，是全面赦免，平常赦免令下，有規定不可以赦免的，如“十惡”“殺人”“官吏受贓”等，這一次也赦免了。這種赦免，看似寬大，其實是對十惡罪、殺人罪的受害者的不公，是對官吏受贓罪的“納稅人”的不公。

總之，大赦，是一個有弊端的法制。

大宋帝王也深知這個制度性規定的弊端所在。但為何還是要施行大赦呢？

因為要收斂天下刀兵之刑，推演祥和之氣；也因為天下被量刑的“罪囚”之中，很可能有冤案。後者讓大宋帝王寢食不安，讓大宋賢臣無比焦慮。

中國聖賢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展開“疑罪從無”法理思想的人物。《尚書.大禹謨》留下了名言：“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如果有疑獄，罪犯判罪要輕；如果有疑功，功臣受賞要重。與其可能殺掉一個無罪的人，寧肯不殺，哪怕失去正常的經義。後人解釋這句話說：“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殺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

周代時處理案件，對很多疑犯都實行了赦免。唐代還有規定，疑犯可以用財貨自我贖免。現代西方對疑案也是從輕從無處理，怕的就是萬一出現冤獄，有傷天地和氣。美國的“辛普森殺妻案”就是一個著名案例。辛普森殺妻證據很多，但在審理中，控方要求辛普森戴上現場發現的血手套時，結果發現手套小，戴不上。就是這樣一條漏洞，讓辛普森的辯護律師得到了機會，要求陪審團宣判辛普森無罪。這一案件的意義就是，再一次以西方的經驗，肯定了傳統中國聖賢“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合理性。

大赦，當然存在缺陷。但內中很可能存在“不辜”，在無法證明囚犯有罪或無罪的情況下，首先選擇推定無罪。南宋朱熹的弟子蔡沈在他的《書集傳》中，也解釋《大禹謨》的這句名言說：“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辜，就是罪；經，就是常。《大禹謨》的意思是：執法，可以殺，也可以不殺。不知道人是否有罪，殺了，就恐怕陷於殺害無辜；不殺，就恐怕失之於輕易放縱了罪犯。這二者，都不是聖人“至公至平”之義理。但比較起來，殺害不辜，尤其是聖人不能忍心的。所以與其殺了這人害了他的生命，不如讓他活下去，而寧肯自受量刑不當的“失刑”之責任。

所以趙普鼓勵太宗大赦，符合古來聖賢大義，雖然大赦並不完美。

刑罰“鼠彈箏”

文明立國，必有法制。而法制之有效推演，在人。太宗趙炅深明此理。趙廷美大案後，他觀察到士庶守法易，勳貴守法難。於是在推行國家法制時，格外注意“擇人”。

雍熙元年，開封有一個刑事案。

有個寡婦劉氏，讓她的婢女到開封府，起訴她亡夫前妻的兒子王元吉多次毒害她，差點毒死。

當時開封府沿襲後周以來制度，設左右巡軍院，執掌緝捕刑訊，略相當於今天的東城、西城區法院兼檢察院。劉氏案初到右軍巡院，經過推問，王元吉死不承認，執法官覺得事實也不像這個寡婦所說的那樣，於是轉移到左軍巡院。到了這裡碰到了一個酷吏，將王元吉上了酷刑。這個酷刑被他冠了一個名稱：“鼠彈箏”，在手指上用刑，十指連心，受刑人受刑過程中，會不斷痙攣般抖動十指，極為殘酷。王元吉熬不住，只好承認，於是煉成“毒殺繼母”一案。

忽然案子出現了轉機：劉氏寡婦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死了。

王元吉也有了翻供的意見，這時開封府也願意認真對待囚犯，重新審理時，得到了一些刑訊逼供的細節，但是案子還在拖，幾個月沒有宣判。開封府覺得這個案子不好斷，就上報給朝廷。

太宗認為沒有明顯證據可以證明王元吉下毒，但畢竟有個繼母的狀詞在，就給出個意見：免死，徒刑（服勞役）。

王元吉的妻子看到這個宣判結果，不接受，於是擊登聞鼓，稱冤。

太宗親自“聽斷”，召問王妻，知道了事情原委，確是冤案，於是派遣中使拘捕原來左右軍巡院的執法官，審問。

案情大白。原來是劉氏寡婦有通姦之事，又慚愧又恐懼，更怕前夫的兒子王元吉知道，就設法做局冤枉他，要置他於死地，借官府之力殺人滅口。而這個寡婦的兄弟早就在欺騙隱瞞王元吉父親的財產，並用了一部分給軍巡院推官行賄；還有個醫官，也被收買，說寡婦確有“中毒”的徵兆等等。

太宗將此案所有的推官和左右軍巡院的主管全部降職，下調俸祿；做假證的醫官流放海島。而那位發明“鼠彈箏”刑罰的左巡軍院執法者，被太宗調來，以“請君入甕”法，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現場“鼠彈箏”，史稱此人“宛轉號叫求速死”。太宗對他說：“你看看，你也不能接受這種疼痛之苦吧？誰能接受得了呢？”於是放了他，令人解開捆縛他的繩索，只見此人兩手很久很久不能動彈。太宗對觀看的宰輔大臣們說：“京邑之內，乃復冤酷如此，況四方乎？”京城之內，居然還有這樣的冤濫酷毒之案，何況天下四方偏遠之地呢？開封府的幾位重要官員也得到了懲罰，當時知開封府劉保勳、判官李繼凝都罰了一個季度的俸祿。

所以，太宗對地方上主持法律工作的官吏格外重視。

好“言事”者王濟

淳化元年冬，朝廷要派遣專使提轄總管諸道的茶稅、鹽稅、酒稅。除了夏秋二稅之外，國家的重要經濟來源在此。太宗還考慮到，既然派遣專使下去，就責成他一併查訪民間利病，以及地方上吏治的善惡。這個人物最好能有刑部工作的經驗。於是就問左右：“刑部中，誰最喜歡‘言事’？”好“言事”者，就是那種看到問題願意提出建議性意見的人物。左右說有個大理寺丞王濟，是刑部的官員，他多次給刑部、給中書、給朝廷上奏。太宗知道此人，是烈士子弟，有才，有性格。於是任命了他去管轄各道的國家稅務。

他在福建時，發現當時朝廷曾要此地輸運仙鶴羽毛作為製作鵰翎箭之用。當時這東西屬於戰略物資，地方必須按朝廷要求備齊輸運到京師。哪裡會有那麼多仙鶴？所以，地方為了湊齊鶴羽，費勁了千辛萬苦，史稱“民甚苦之”。王濟認為這事不行，不能這麼幹。他上書要求除了部分鶴羽之外，可以用鵝毛來代替，太宗覺得意見不錯，就如他奏請，改了。

太宗很高興，知道這個人有能力，於是改命通判鎮州。

鎮州，治所在真定（今河北正定），轄今天的河北石家莊附近七八個縣市，是唐五代以來天下雄藩之一，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之後，此地地當邊境，緊要性僅次於河東。所以太祖太宗以至於後來的大宋帝王，都要派出重臣把守。久之，駐守此地的文武職官就有了驕悍之氣。王濟來此做通判，宦海風波甚險。

但王濟不怕。他本來就是河北人，出生在深州（今河北饒陽）。他的父親王恕，在太祖開寶年間曾經知秀洲（今屬浙江嘉興），但是趕上了當地的盜匪之亂，盜匪進入秀洲，王恕被殺。家人收屍後，王濟趴在靈柩上悲痛號啕。盜匪又來，要殺王濟。王濟看著這一夥盜賊說：“我父親已經死了，我哪裡還想活著！只恨我沒有力量殺掉你們，為我父親復仇！”史稱“賊義之”，盜賊認為他有父子大義，放掉他沒有殺。王濟在兵亂之中，帶著父親的骨殖逃匿在山中。不久官軍來剿匪，王濟找到官軍首領，陳說了盜賊情形，提出了破賊的建議。盜匪平定後，他的母親也病死，於是他護送父母的靈柩回到深州。深州的主將向朝廷彙報了他的情況，太祖還召見了他。

王濟經常涉獵經史，好讀《左氏春秋》。太宗雍熙年間，他給朝廷上書，介紹了自己的身世，在學士院考試中中第，被補為縣主簿，後來做到刑部官員。

改判鎮州之後，王濟面對此地藩帥太守們，有理有據地開始了法制推演。牧守們大多都是功勳之臣，大多都有捍禦契丹的武功，所以多少都有點倨傲，待下人不免刻薄寡恩。王濟新到，不過是第三把手，所以他們沒有把他放在眼裡。但王濟從不向知州藩帥們挑戰，也不向他們屈服，就是四個字：“秉公執法”。州官們也無可奈何。

戍守此地的悍卒往往恣意侵暴庶民，做不法之事。有人竟在夜裡焚燒民居，乘亂盜取民財。王濟知道後，就在各個兵營附近放出耳目，有一天報道某地有火，王濟就安排數十壯士潛伏觀察，果然在火光中看到幾個兵匪帶著盜竊物資往外跑。捉住後，不上報，現場平盜，當即正法。然後再“馳奏其事”，向朝廷快馬報告盜賊正法之事。太宗聞訊很高興。

有一個都校，街市上吃酒，撒酒瘋，耍無賴，打落人牙齒。王濟行使判官權力，不等上奏，直接給予杖刑，而後捆了這無賴，送到汴梁。

地方得到治理，史稱“軍城畏肅”，軍事要塞鎮州人知畏法，境內肅然，平安。太宗聽說鎮州吏治業績，“大悅”，連下三道詔書褒獎慰勞鎮州，更拜王濟為監察御史，這是大宋除帝王裁斷權、丞相行政權之外的第三種權力，監察權。御史屬於察院，品級很低，但許可權甚重，內外官吏均要受到察院監督，“御史”，為百官所忌憚。王濟在御史任上更關心國家大事，上書討論“統天下之術”，管理中國的政策策略，核心意見是“節民物之道”，包括慎重選擇近臣，注意區別賢愚，理正國家名器，削減靡費用度等等，都很切合時弊。

一直到真宗朝，他在做地方官，兼任江南路安撫使時，看到大旱民飢，就親身督促官吏熬粥，舍粥，並每天都要親自嘗一嘗這粥熬得合格不合格。還錄取了很多饑民作為州郡的廂兵，救活了很多人。

他在臨終之際，給真宗上遺書，要皇上“進賢退諛”，並罷免不是很緊要的土木工程。他已經看出了真宗朝比太祖太宗兩朝更多了諂諛之輩，也更多了奢靡之風。他不希望大宋帝國出問題。

王濟的意義在於：他的執法斷案，未必盡合法條，但在勳貴盤踞之地，在犯罪性質過於惡劣之際，需要“止亂”，因此就有非常法之制裁。但這之中的分寸把握很重要。如前述焚燒民居，乘亂盜竊的兵匪，王濟的處置是，捉住之後，當即斬首，這是執行軍法，因此是合適的。

法制需要能吏推演。

修《刑統》，重“聽斷”

大宋法條相當嚴密。

宋法制因襲唐代律令、格式，而隨時有所損益。這個“損益”的文字成果就是《編敕》，類似於“憲法修正案”，是對前面唐律、《宋刑統》的修正補充。當時，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太祖建隆初年，即下詔判大理寺竇儀等人，修訂《編敕》4卷，凡106條，然後與新編訂的《宋刑統》30卷，一道頒發天下。這些《編敕》在“損益”傳統法條時，參酌輕重很詳細，“世稱平允”，人們認為很公允公正。太宗太平興國年間，又增加《編敕》到15卷，淳化中增加到30卷，真宗鹹平中增至18550條之多，太多了，不好操作，於是又下詔，由給事中多人重新修訂，合併同類，刪除重複，最後定為《編敕》286條。這些都預示了大宋向著法制化管理天下的努力。

《宋刑統》從《唐律疏議》而來，各類刑斷都有明文規定，但如何執行？執行還是不執行？這之中就有了“空間”。地方，並不是人人都有執法能力，或按照法條執法的積極願望。於是，太宗下詔：

自今京朝、幕職、州縣官，並須習讀《律令格式》。秩滿至京者，當試問，若全不通曉，則量加殿罰。

從今開始，在京的朝官、幕府職員、地方州縣官員，都要學習《律令格式》。任期滿後，都要到京考核，面試。如果全不通曉，即根據情況給予懲罰。

但是如果有哪位官員熟悉律令格式，可以上書自薦，試問透過，可以補官到刑部、大理寺任職，三年之後，可以升遷。太宗還給近臣每人頒發了一部《宋刑統》，申命百官除了日常公職之外，要看看《律令格式》之類文章，用來作為大宋法學資源，並自我檢點，據此決斷獄事。

太宗對武官們帶兵打仗，一般可以聽其自專，但對官員們判案卻始終不放心。如果有冤案，那是太宗最為心痛的大事。太宗至為焦慮之事在此，於是有了“錄囚”，“聽斷”。

“錄囚”，就是帝王或官員親自到獄中去巡視審理案件，這是傳統司法不廢的常典。“聽斷”，就是聽取當事人或法官陳述案由，而後提出決斷意見。也稱“聽訟”或“斷獄”。荀子認為政令合法，舉措適時，聽斷公明，是衡量邦國文明與否的三條標準。聽斷，國之大事。它的要義在於：減少誤判，洗雪冤情，盡力避免司法不公。“聽斷不明”是很大過失。“聽斷不明”，必有冤情，國有冤情，必有戾氣，而戾氣不祥。所以大儒韓愈認為，帝王能夠“躬親聽斷”，是“旋轉乾坤”的大事——對於罹冤計程車庶而言，雪冤就是一場“旋轉乾坤”的生命事件。所以“弭冤白謗”是“第一天理”。歷代文明邦國之最高管理者，心底略存一點善根，略有一點天良，無不矚目於此，大宋帝王對此事更是極為重視，所以，太宗“聽斷”不斷，史稱“太宗在御，常躬聽斷”，太宗在統御天下時，常常抽出時間來，親自去審理案件，尤其是“疑獄”。

京師有“疑獄”，大理寺難於判斷，太宗往往會到現場，親臨審理、判決，人稱“每能燭見隱微”，往往能窺見案件隱微之處，得以公正處理。

擊登聞鼓“民告官”

大宋的“登聞鼓”制度，可能是歷朝歷代以來實施最好的。下面有冤情，有話說，地方處理不當，都可以直接到“登聞鼓院”，敲擊“登聞鼓”，直接跟皇上對話，誰也不敢攔著。

雍熙年間，大宋正在跟契丹打仗，有個開封女子李氏來擊登聞鼓，案由呢，是說自己沒有兒女，而且有病，一旦死去，家業沒有託付。

太宗據此下詔：開封府要根據這個李氏女子的意願裁斷、處置。也即，她名下的財產，要根據她的意願處理。

開封府在處理過程中，發現這個李氏女子的父親還在，就囚禁了這位父親。根據案件的邏輯分析，很可能是：李氏女子與父親是一體的，要自行處置私有財產，但遭遇他人覬覦。於是，在他人的推動下，開封府逮捕了李氏女子的父親。李氏女子不甘心，又擊登聞鼓，搞“行政訴訟”，將官府告到朝廷。

知道來龍去脈後，史稱“帝駭”，太宗大吃一驚。他說：“此事豈當禁系，輦轂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廣，安得無枉濫乎？朕恨不能親決四方之獄，固不辭勞爾！”這種事也要拘禁人家的父親嗎？天子腳下，還出這種事！天下這麼大，哪能沒有枉法濫刑下的冤案呢？朕恨不能親自去審理天下四方的案件，真要能做到，朕是不辭辛勞的！

於是，李氏女子案處理完畢後，當即派出朝廷能臣十四人，分頭到江南、兩浙、四川、荊湖、嶺南等地，審理刑獄。規定三條： 一、地方官吏在司法及軍政處理方面有不作為，或瀆職懈怠者，要劾罪上報； 二、如有臨事精明允當，勤勉機敏，刑獄公正沒有延滯者，要論功上報； 三、各州郡都要做到十天過問一次刑獄之事，不得拖拉。

淳化四年冬，更發生了一件“奇案”。說這個案子“奇”，是因為它太小了：京畿有個小民牟暉丟了一隻小公豬。更“奇”的是，這位小民牟暉居然為此而擊登聞鼓。尤其“奇”的是，登聞鼓院和太宗都受理了這個“私有財產丟失案”。最“奇”的是，處理辦法是：由國家撥款千錢“償其值”，按價賠償。

國家賠償私人財產損失，太祖時代就有案例。當初大兵進入汴梁，有士庶遭遇痞子劫掠，太祖抓住痞子，並撥款賠償了士庶損失。太宗此舉亦然。

當時應有官員對此事提出質疑。太宗對宰相說：“似此細事悉訴於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矣。”像這等小事也到朕這裡來起訴，朕還為之聽決，確實太可笑了。但推演這種聽斷的耐心公心，用以君臨天下，可以做個表率，都這樣做，世上就不會有冤民了。

申理冤滯，感召和氣

太宗擔心的是“冤民”。

他自己也說：“朕於獄犴之寄，夙夜焦勞，慮有冤滯耳。”我的心思常在刑獄訴訟這件事上，日夜焦勞，怕的就是有冤獄，久拖不決的案子。

所以，他不斷地派出使臣到各道去巡視，他自己更在京師多次“聽斷”。有一年冬天，他親自過問京師獄中的囚犯，一個個審理，一直到很晚。近臣都勸諫他不要勞苦過甚。太宗說：

“儻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橈，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

如果我這麼做，能夠有利於上告無門的人，讓案件公平允當，不至於枉法，我會非常適意高興，哪裡有什麼勞苦。

為此，他特意在宰相面前釋出了一通議論： “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惠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雲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上達矣。”

朝廷和地方的官員，如果都能留心政務，天下哪裡有治理不好的道理！……有恩惠給百姓，審理冤案滯案，豈能不感召天地和氣呢？朕常常要自己勤勉不要懈怠，這個意志是絕不會改易的。有人說，主管官員的小事，帝王不應該親自決斷，朕的意思於此不同。如果以尊貴自處，那就無法做到下情上達了。

由於相信“天人感應”學說，遇到嚴寒酷暑，或雨雪反常的日子，太宗就親自來複審獄中囚犯，大部分都給予了寬大處理。淳化元年四月，因為天氣大旱，太宗就親自到京師獄中“錄囚”“聽斷”，史稱“多所原減”，很多都得到了寬大處理。這一天，太宗還專門令尚食御膳房進素膳，派遣常參官分別到各道決獄，還派出中使到五嶽去祈雨。

地方諸道則繼續派遣朝廷能吏前往聽斷，諸州有大獄，更隨時組成專案組，官員由太宗親自選定，要他們乘驛站車馬前往審理。臨行前，太宗會有囑託，審理完畢後，一定會詳細瞭解審理經過。漸漸已經成為常例，後代也都遵守這個常例，這在大宋各個帝王本紀中都可以看到。

到了端拱年間，各地方的州郡負責司法的官員司理參軍，也都由太宗親自揀選。地方上士庶有到京師來喊冤的，太宗也會派出御史官員乘坐驛站車馬前往地方會審。史稱“數年之間，刑罰清省矣”，幾年的工夫，天下的刑罰之事越來越少，顯示了“無訟”“獄空”的太平景象。

“獄空”，就是監獄裡沒有人，這就預示著無人犯罪，是傳統至為讚歎的治理成果。而大宋也確實經常性地出現“獄空”。太祖太宗時代，凡是地方州郡有“獄空”現象，一般都會降詔褒獎。如果州司、司理院“獄空”達到三日以上，就可以隨處建立一個道場，供奉神靈，表示感恩。道場所用的供奉之物，如酒肉水果香料布幔之類，都由官錢支付，州府節鎮給五貫錢，州郡給三貫。而且道場建立，不許擾民，也不許擾吏。

但是由此也出現製造“假獄空”的現象。當時一個州府有司理院、有州司，還有靠近州郡的縣城，都是系捕囚犯的地方，有時地方就會將囚犯從司理院移往州司，這樣就騰空一處，可以報“獄空”。為了解決這類問題，有人建議允許本州官吏互相監督，如有虛奏“獄空”，就要受罰。另外規定，司理院、州司等都要沒有禁囚，才可以上報“獄空”。

由此也可以看到，即使是制度性規定，即使在大宋，即使都是讀聖賢書的人物，即使有嚴刑峻法，也還總是有人鑽空子，弄虛作假。這不是制度問題，而是人性弱點問題。

爛蔥案

太宗親自“錄囚”“聽斷”這個做法，曾經有不少人反對。但太宗雖然褒獎他們的建議，卻並不接受他們的意見，繼續“錄囚”“聽斷”。

有一個歸德（今屬河南商丘）節度使的推官，名叫李承信，他購買大蔥時，發現裡面有爛的，於是就鞭笞了這位賣蔥的菜園農民。賣蔥，以次充好，也是一過，但不至於遭遇鞭笞。更麻煩的是：這位農戶被鞭打後，傷口感染髮炎，幾天後，死了。農戶家人不幹，告到朝廷。太宗“聽斷”後，認為這位推官是濫用職權，等於私設公堂，故意傷人致死，被正法。“私設公堂”，在太祖時稱為“擅掠囚者”，擅自以酷刑對待囚犯，是一大罪惡。

太宗對“獄囚”的同情幾乎是一種天性的善良。當時有規定，死刑大案，必須由朝廷覆按稽核。但這樣一來，有些未必夠得上死刑案的案子，也要大理寺審閱。這樣一拖，就是幾個月，甚至長達一年以上。太宗在“聽斷”時，發現了這個問題，就對宰相說：

“每閱大理奏案，或節目小有未備，必移文按覆。封疆遙遠，動涉數千裡外，禁系淹久，甚可憐也。自今卿等詳酌，如其非人命所繫，即與量罪區分，勿須再鞫。”

朕每次閱覽大理寺的案卷，看到有些案例，有的是有些文案方面的小的環節沒有完備，這就要下文重新稽核。大宋封疆很遠，動輒就是千里之外，這樣，獄囚在裡面待得太久，實在是可憐。從今天開始，卿等要詳細斟酌這些案卷，如果不是人命關天的大案，就儘快量罪，做出處分，不要來回來去地稽核了。

太宗對“錄囚”“聽斷”的躬親，源於對天道的敬畏。在儒學設計中，“天道制衡君權”，是一種不宣之秘。聖賢深通“不語怪力亂神”之基本語境，但全面接受了“天人感應”學說，這之中，就有“制衡君權”的大義。君主非神，與士庶一樣，乃是介於神與獸之間的存在。在沒有憲政制衡的條件下，天道制衡，就是選擇之一。且傳統聖賢對此幾乎眾口一詞，形成了強力傳統，無人可以挑戰這個傳統。在文明推演中，“天道制衡”，成為君主的自覺選擇，成為一種值得自豪的榮譽。

禮治未病，法治已病

傳統中，“禮”與“法”有著密切聯絡。一般來講，“禮”更重，“法”不過是“禮”的補充。假如將邦國視為一個有機體，則“禮”是用來做預防的，是“治未病”的；“法”則是用來臨床治療手術的，是“治已病”。“守禮”者，不罹於法；“守法”者，可近於禮。傳統認為：只要天下守禮，法可擱置勿用。這樣的世道被稱之為“太平盛世”。

大宋帝王們一生一世追求的就是太平盛世。

但“禮”的推行，帝王要做表率。

端拱元年，太宗到東郊以“太牢”大禮祭祀先農神之後，開始“耕籍田”。

傳統有“五禮”：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向先祖或天地神祇祈福稱之為吉禮；喪葬哀弔之事為凶禮；朝見、聘問、會盟為賓禮；與戰事、田獵、築城等相關事為軍禮；婚慶宴饗之類為嘉禮。籍田，屬於吉禮。一般在年初正月，春天來臨之際，由天子率官員或諸侯親自耕田。這種耕田，是向天下示以農時，告知天下耕種季節的開始。天子帶頭耕種，是“祈年”的禮儀。“年”是五穀豐熟的意思。“籍田”，是傳統中國自周代開始就施行的禮儀。

“籍田”，一般規定，天子有千畝，諸侯百畝，這都屬於天子或諸侯私人所有。“籍”的意思是“借”，也即天子先自己耕種，而後“借”民力繼續耕種。所以，天子“籍田”，只是象徵性的耕種，開個頭。

太宗下到田裡，親自執犁翻地，按禮制，他應該往前推三條壟，返回來再推三條壟，史稱“三推三反”。王公諸侯們要“五推七反”，公卿大夫們“七推七反”，一般士大夫“九推九反”。太宗“三推三反”後，有司高唱：“禮畢。”但太宗說：“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於千畝，豈止以三推為限！”朕來做這個“籍田禮”，志在鼓勵天下務農，更恨不能親自將我這千畝良田都耕一遍，豈止以“三推”作為限度。於是，繼續翻耕，旁邊的侍臣一個勁要他停止，太宗這才放下犁頭，回宮。

為此，太宗還做了詩，說東郊籍田事，並將詩賜給諸臣。他說： “國之上瑞，惟豐年爾。自累歲登稔，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而德化未洽，天貺若是，能無懼乎？”

國家最高的祥瑞，是豐年啊！自從這些年連著豐收，世人也沒有大的流行疫病；朕雖然求治心切，但自認為道德教化還不夠好，沒有料到的是上天給我們這麼大的恩賜。想到這裡，能不心存敬畏嗎？ 於是，又下詔：諸道百姓有生活艱困的，要在當地發放糧庫的糧食接濟他們。他對宰相們說：“累年以來，百物豐阜，自京師達於四方，並無災沴，五穀順成。若非上穹降福，何以及此！今郡縣至廣，生齒甚眾，每聞一方小有兇歉，即命賑給，雖不能遍，亦表朕勤恤之意也。”

多年以來，國家越來越富有，從京師到地方，也沒有太大的災害，五穀豐收。如果不是上天降福，哪裡會有這麼好的景象！現在郡縣這麼廣大，百姓甚多，朕每次聽到有一個地方小有兇災、歉收，就命令地方賑濟，雖然也許不能周遍，但也以此來表示朕勤於政務，存恤四方的一點意思啊。

趙普在旁，鼓勵這位君王道：“文王葬枯骨，天下稱仁。夫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若帝王用心行道，上合天意，民自悅服。臣等每聞陛下發言必思為蒼生建長利，寧憂和氣之不降也？”

過去文王收葬野外的枯骨，天下認為他行仁道。民很像草，草上有風一定隨風俯仰。君王就像風一樣。如果帝王用心行仁道，上合天心天意，下民自然高興而欽服。臣等常常聽到陛下發言，一定是在為蒼生推演長久之利，這樣，哪裡還用得著擔憂上天不降和氣呢？ 心裡總是存有蒼生之“長利”，就不會以任何“宏大”藉口，掠奪侵凌蒼生的私有財產；敬畏、感恩於上天所降之福祉，就會遠離種種血脈賁張的激進情緒，在“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邦國管理中，星星點點地改善民生。愛民、敬天，有此政制之主要訴求，於是可以在“禮”與“法”的規定情境中，推演並建構帝國的秩序。如此，就是有道邦國。

“法當原情”

太宗執法，有一個基本思想：“法當原情”。

這個思想事實上來源於“春秋決獄”，而“春秋決獄”又來源於孔子“親親相隱”的法學大義。說清這個問題需要相當篇幅，但也可以用有限的文字勾勒這一公案的義理。

父親偷了羊，兒子要不要舉報？在文明邦國看來，可以不舉報，因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是一種源於親情的當然之理，是“法上之法”，符合自然法原理。西方現代法律也承認，當事人有犯罪嫌疑，親屬沒有舉報的責任，應迴避。但在激進思潮主導下的國家主義“法律”中，規定必須舉報，否則就是藏匿罪犯，屬於犯罪。顯然，“親親相隱”奠定了中華法系的文明道種。

在此基礎上，漢代董仲舒提出“春秋決獄”。這個意見的框架是：以《春秋》大義為司法裁判的思想資源，同時援引儒學各類經典，作為審判依據。凡是法律無條文規定的案例，法官即可援引儒學經義定讞。在具體判案中，第一考量案件事實，第二考量犯罪動機。如某甲之父與人鬥毆，某甲持棍幫助父親，但不小心將父親打死。由於某甲動機並非打死父親，所以，按“春秋決獄”，某甲無罪。這類動機性考察，執法者的自由裁量權甚重，因此，確有利弊參半的結果，但是，即使現代司法，全重證據，細細考察，也是利弊參半的。人類問題，沒有一攬子徹底解決之道。試圖一攬子徹底解決人類問題的政治訴求，是一種輝煌夢想，夢很美，但不具有現實品格。就這個意義說，“春秋決獄”自有其合理性、合法性、正當性。它是中國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

“春秋決獄”，有“原心”也即考察動機之必要條件。如果動機善，有罪也可減免；如果動機惡，無罪也可加刑。

宋太宗趙炅在此基礎上提出“法當原情”，“原”是考察案件的緣由，“情”即天理人情。判決結果，要將天理人情考慮進來，這樣，就讓司法有了更趨於公正的可能性。

西北涇州（今甘肅涇川）安定縣，有一個庶民的妻子，對庶民前妻的兒媳婦很是痛恨，將其斷喉殺死。此事成為一個大案。按一般法條，這是“婆婆殺兒媳”，而“婆婆”屬於父母一輩，“兒媳”屬於兒女一輩，這樣就可以界定為親族之內因糾紛而起的殺人案，且因被殺者為子女輩，或有“忤逆”情節，故“婆婆”殺兒媳，似可減免一等罪過。

卷宗到了太宗那裡，看過後，給出的意見是： 法當原情。此必由繼嫡之際愛憎殊別，固當以凡人論也。

司法應該考察天理人情。這個案子，一定是嫡子繼承，繼母心不能平，因此有絕然不同的愛憎喜惡所導致。可以不必考慮宗族內部關係，就當是普通士庶殺人論罪。

撇開“婆媳關係”，按法律事實定罪，這個“庶民之妻”就是一個“殺人犯”，“婆婆”的身份並不能讓她享受豁免權。這是從“殺人”的動機給予定罪的大宋案例，具有“同態復仇”的自然法精神，也符合“春秋決獄”的“原心”大法。太宗還因此下詔，對《宋刑統》做了補充意見：“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其婦，並以殺傷凡人論。”從此以後，凡是繼母殺傷丈夫前妻的兒子及兒媳婦，都要以普通人殺傷論罪。

與此連帶的還有繼母改嫁問題。

繼母的丈夫死了，家中的財產歸誰所有？繼母還是前夫的子女？太宗給出的意見是：繼母改嫁自由，但不得佔有已死丈夫的財產，應當全部給丈夫的子孫。丈夫的子孫如果年紀幼小，要有官方為之檢查，封存財務，待幼子長成後，交給他。如果繼母將財產帶走，以盜竊論處。

這個處理看似對繼母不公，但丈夫與前妻留有子女，如果繼母將財產帶走，則子女不免處於啼飢號寒之中；而繼母改嫁，後夫應該能滿足她的生存所需。如此處理，也是對丈夫和前妻以及他們的子女權益的一種保護，值得肯定。

叔叔告侄內有隱情 宋時，有“場務”，經營各類物資，包括糧食、木材等，也有製造業，造船、造酒等。“場務”屬於官辦企業，由朝廷派出官員監管。一般由官方額定經營指標，指標可以是實物，也可以是錢帛。完成指標之後，還有盈餘，這個就叫“羨餘”，也稱“羨利”。有些比較貪的監官，往往就將這部分盈餘收歸己有。但難免被人告發。一旦敗露，按當時大宋法條，屬於“監守自盜”，應“棄市”，也即街頭正法。太宗瞭解到這個情況後，認為量刑過重，不符合法典精神。於是下詔：從今以後，凡是貪用“羨餘”的，只算“偷盜”，不算“監守自盜”，刑罰只能判處“流”罪以下。

傳統判罪，由輕到重，有“笞、杖、徒、流、死”之五刑。“流”刑就是發配流放，下“死”刑一等。大宋太祖太宗，對於貪汙罪犯，極為厭惡，一般都有“從重”判決的傾向，但就貪汙“羨餘”的這個案例看，太宗也有盡力“原情”，從天理人情考慮，此類案自有“罪不至死”可能性。於是，減免一等，由“死”降為“流”。從現代司法量刑標準看，太宗此舉，可稱公允。

有一個著作佐郎龍士元，在老家單州（今山東單縣），告他的侄子龍小喜，說這個侄子“無賴”，好賭博，屢教不改，因此想不承認這個侄子，斷絕叔侄關係。單縣知州劉察、通判田贄就將這事弄成一個案件報到朝廷。定讞之前，太宗看到了這份卷宗，他懷疑這個案子有假，龍小喜可能被誣告。於是交付御史臺重新審理。真相原來是，龍士元看上了亡兄龍士安的財產。龍兄死後十餘年，龍小喜子承父業，龍士元就要奪取這份產業，於是誣告龍小喜。而知州和通判，就在龍士元家一場酒宴上，定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煉成一場冤案。

處理結果是：龍士元決杖，發配商州衙前禁錮，列入另冊，終生不得做官。知州劉察、通判田贄同時免官，廢為庶人，家財沒收。

太宗為此特意下詔：“方今撫育黎元，欽恤刑憲，豈容照臨之下，尚有冤枉之人!黷亂政經，損傷和氣，望其安治，其可得乎!應兩京及諸道州府，凡有鞫獄，宜令盡心，無致枉撓。”現在大宋正在撫育黎民百姓，推演法制憲章，豈能容忍法律照臨之下，還有冤枉之人！那種貪瀆亂法，破壞政制，損傷天地和氣的行徑在，怎麼能期望得到太平治理？以後，兩京及諸道州府，凡是有案件審理，應該盡心查驗，不要違法斷案，導致正理不能伸張。

寬大兵痞，護持工人

有一年冬天，有人報告，有盜匪群夥夜半進入人家劫取財物，經過很長時間偵查，沒有結果。但此事惡劣，太宗一定要得到結果，就讓人發出高額懸賞告示，果然，就有人來檢舉揭發了。原來是軍人士兵，幾個人結夥乾的事。再查，“盡獲其黨”，把所有的同夥都抓來了。太宗沒有客氣，全部正法。但這事還沒有完，太宗認為軍人幹這種事，大有五代惡習，唐末五代以來多次“陰謀擁戴”的兵變，大多由這類兵痞推演而成。於是開始在軍中整肅，調查那些積年有罪罰，受過處理的兇惡無賴之輩，得到數百人。但是看著這些兵士的時候，太宗又動了惻隱之心，想想罪惡歸罪惡，但是按法，似不當死，於是就給他們上了鐵鉗頸圈，留在軍中察看。過了一個階段，又將這些人都召到崇政殿，訓斥一番，每人賜錢三十文，將他們都放了，算是寬大處理了這些兵痞。

但太宗親自“聽斷”，有時也會放出辣手。

有個管理皇宮花圃的小官高進，曾誣告役夫也即園藝工人朱希，說他有種種惡跡，但太宗召問，原來是這位高進曾經向朱希索要賄賂，朱希不給，於是遭遇誣告。太宗發脾氣，將高進“杖脊”，打板子，流放海島。

這事給太宗一點陰影，他感到工人很容易被人欺凌，天平就開始向工人傾斜。

太平興國七年，有個西窯務，就是管理東西窯務的一個官職，負責燒製瓷器，供宮中用度。此地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打架鬥毆案，說是西窯務的一位役夫，也即僱傭的燒窯工人，名叫夏遇，他喝醉酒，毆傷了隊長楊彥進。太宗審理卷宗，“聽斷”，弄清了原委，原來這位夏遇，很有一點“群眾領袖”的派頭，西窯務有一位指揮使牛鶚，不免對這位“帶頭大哥”有點嫉妒，就安排隊長楊彥進設計做局，試圖陷人以法。太宗大怒，將楊彥進正法，牛鶚流放海島。而夏遇則被提拔為管理人員，還賜給他布帛銀帶。

宰相們看到太宗總是親自“聽斷”決獄，並能察見隱微，於是互相聯翩來向太宗慶賀，並要求將太宗聽斷的故實記錄下來，交付史官，將來修《太宗實錄》用，太宗答應了。

皇子被推問

端拱元年初，太宗非常喜愛兒子趙元僖，在趙元佐瘋癲之後，很想將他立為太子，於是任命他為開封尹，封許王。但是他惹了麻煩，什麼麻煩不知道，反正被御史中丞彈劾，而且找去“談話”，史稱“被鞫”。“鞫”就是審理，究查，但不判案。兩宋“鞫”是“鞫”，“讞”是“讞”，後者才負責判案。在“鞫”與“讞”之間，還有個過程，就是由專業司法文官，根據“被鞫”之後報上來的案情，援引法條，即告知負責“定讞”的主官，此案適合使用什麼什麼法條，法條的引用，皆源自《宋刑統》和後來的《編敕》。主官根據案情和適用法條，給出判決意見，稱為“定讞”。如果是大案，還要上報，縣報到州郡，州郡報到朝廷，朝廷有司會審，最後報到皇帝。現在大宋首都汴梁市長、許王趙元僖“被鞫”，他這個習慣享受尊崇的人物，受不了這個待遇，於是向君王訴苦，說：

“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願賜寬宥。”

臣好歹是天子的兒子啊，因為犯在御史中丞手裡，所以“被鞫”。請求父皇開恩，寬大處理我啊！

太宗說： 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摘；汝為開封府尹，可不奉法邪？ 這是朝廷的儀軌制度，誰敢違背？即使朕有過錯，臣下還不忘了糾察指摘呢！你作為開封尹，能不奉法嗎？

史稱“論罰如式”，趙元僖被處罰，一如國家法式。

《續資治通鑑》等書中記錄了這個事件，這種法律精神，是傳統中國永遠的光榮；也是太宗趙炅的光榮。值得為之浮一大白。

太宗擔心子弟不能“克己”，於是在這一年的春天，對諸王有過一次訓誡。

當時皇子封王，授以節度。陳王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為荊南、湖南節度使，進封襄王，冀王元份為威武、建寧節度使，進封越王，益王元傑為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太宗親自寫了詔書給元僖等人，說：

朕周顯德中，年十六，時江、淮未賓，從昭武皇帝南征，屯於揚、泰等州。朕少習弓馬，屢與賊交鋒，賊應弦而踣者甚眾。太祖駐兵六合，聞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從周世宗、太祖，下瓦橋關、瀛、莫等州，亦在行陣。洎太祖即位，親討李筠、李重進，朕留守帝京，鎮撫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權，歲餘授開封尹，歷十六七年，民間稼穡，君子小人真偽，無不更諳。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持儉素，外絕畋遊之樂，內卻聲色之娛，真實之言，故無虛飾。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宮，民庶艱難，人之善惡，必恐未曉，略說其本，豈盡餘懷。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精，聽卑納諫。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群臣，無非求於啟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此不可以不察也。

朕在後周顯德年間，十六歲時，那是江淮之地還沒有平定，跟隨昭武皇帝（太宗父親趙弘殷死後諡號“昭武”）南征，屯兵於揚州、泰州等地。朕少年時就練習弓馬，多次與敵寇交鋒，敵寇應弦而倒者很多人。太祖當時駐紮在六合（今屬南京），聽到我的事，拍著大腿叫好。朕十八歲時，跟從周世宗、太祖，曾經攻取瓦橋關、瀛洲、莫州等地，也常常在行軍陣營中。自從太祖踐祚，親自討伐澤潞李筠、揚州李重進，朕留守在京師，鎮撫首都，公平執政，上下一律。就在這一年，接受了兵權，一年後，又授我開封尹，經歷十六七年，對於民間農事的辛苦、君子小人的真偽，沒有我看不懂的。自從繼位以來，十三年啦，朕一直堅持簡樸生活，對外，謝絕田獵遊賞之樂，對內，推拒樂舞色情之娛，這是真實之言，沒有虛假的粉飾。你們都生於富貴，長在深宮，對於民間的艱難，人心的善惡，恐怕未必全都知曉。我這裡略說說根本大事，並不是我全部的心思。帝王之子，作為親王，首先必須做到的是克己，砥礪意志，勵精圖治；要做到謙卑地納諫。每穿一件衣服，就要心存對蠶婦的憐憫；每吃一頓飯，就要心念對耕夫的同情。至於司法“聽斷”之間，一定不要沒有問案由之前，上來就以自己的喜怒對待。朕每次親臨軍政實務，豈敢怕苦怕累；每次以禮接待文武百官，無非是想求得臣子的竭誠意見。你們千萬不要鄙視他人之短，不要仗恃自己之長，這樣才可以永遠守住富貴，保持始終的吉相。記住先賢的一句話：“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這是不可以不認真考察的啊！

太宗這一番話，囉唆，語言並不凝練，應該屬於史官未修改的實錄原稿，可以見出作為父皇的真實心意，堪稱“語重心長”。

安崇緒疑案

太宗時代的執法，除了太宗親自“聽斷”“錄囚”之外，遇到“天下疑獄，讞有不能決”，也即尋常所說的疑難案件，也會集合廷臣討論解決。這方面，沒有常法，也即沒有制度規定，有了疑難案件，就會臨時臨事召叢集臣，聽取各方意見，而後決斷。

端拱初年，廣安軍（今屬四川廣安市）有一個庶民名叫安崇緒，他的亡父安知逸先後有五個女人，其中三個已經不在。生母蒲氏之外，尚有繼母馮氏。他要上訴繼母，案由是：繼母馮氏曾與安父離婚，現在要將資產全部給她自己的兒子。朝廷大理寺審理後，發現繼母與安知逸並沒有離婚情節，那麼這個兒子起訴繼母，估計是有隱情，於是按“禮法”判決：安崇緒訴訟母親，栽贓，罪當死。

報到太宗這裡，太宗生疑，反覆詢問細節，執行這個案子的判大理寺張佖堅持自己的判決是正確的。於是太宗將此案下到臺省討論。臺省，乃是中書門下所在，於是一班文職官員都參與了討論。

大文豪徐鉉發言認為：“現在只要知道，這個馮氏如果真的離婚了，那就可以判決她‘歸宗’，回到安家，財產不能帶走；如果沒有離婚，那就是安崇緒做假證，陷害繼母，依法當死。現在詳細考察卷宗，發現案子沒有馮氏與安知逸離婚的情節，一共有四個證據。況且‘不孝’的刑法，是有利於教化天下的大事，不能變，應該依照刑部、大理寺的一審判決，安崇緒當死。”

議論中，很多人贊同徐鉉意見。如此判決，很有“政治正確”的意味。

但名相李昉等四十三人提出了不同於徐鉉等人的意見。

李昉等人的意見是：

“法寺，也即刑部大理寺，判決為不當。理由如下：如果認為五個母親都有同樣的繼承權利，那麼蒲氏雖然不是原配正房，卻是安崇緒的生母。安崇緒之所以告狀，是因為田業被馮氏繼母強佔。這樣，親母蒲氏就會沒有了經濟來源，衣食不給，陷於飢寒交迫之中，所以來起訴。如果按照法寺意見，安崇緒當死，那麼安知逸有什麼罪，導致絕後？而蒲氏又將託身於誰度過晚年？臣等結論性意見如下：田產都歸安崇緒；馮氏既然沒有離異，可與蒲氏同居一堂；安崇緒需要對二位老人供養終生。如此，兒子有父業可以守成，馮氏則終生不至於缺乏贍養。至於安崇緒做假證、馮氏強佔安家田產，可以同時赦免。”

這種“法當原情”的集體討論結果，千年之後，感動了我。

大宋，有地方講理。

對於大宋管轄之地，偏遠地方，往往歷史上承襲著“化外”習俗，太宗一般不予“更化”，但是事情涉及民生利害，往往就以疏導方式，慢慢涵養變化。譬如，今天的兩廣一帶，有些偏遠的山區，往往有殺人祭鬼、病不求醫、和尚娶妻等傷風敗俗之習。太宗給出的意見就是：委託本郡熟悉中原衣冠文明的長吏，“多方化導，漸以治之”。他期待能有文明官員用一種溫和的方式，逐漸改變這種習俗，不要採用嚴刑峻法，強力改變。

東漢光武帝時，今屬越南的九真郡，曾是“蠻荒之地”，那裡的婚喪嫁娶，飲食男女，都與中原禮法距離甚大。光武帝派出一個叫任延的學者去做九真太守。任延看到當地除了射獵之外，不知道牛可以耕田，就教民做農具，墾田。幾年後，當地就變得富有起來。又教化當地人婚嫁可以年齡相配，不至於亂婚。於是當地人生了孩子起名，都願意帶個“任”字。任延，成為教化一方的古人。太宗希望的就是大宋能有任延這樣的人。

但對於化外之地出現過於血腥的習俗，太宗也出辣手更化其俗。

“採牲”殺人以死罪論

淳化元年秋，峽州（今屬湖北宜昌）長楊縣，有庶民向祚、向收哥倆，收受了富人的錢財十貫，去“採牲”。原來，巴峽一帶有一種風俗，殺人做“犧牲”用來祭祀鬼神。誰也不願意被殺，於是有錢人就花錢招募人殺人，謂之“採牲”。向祚、向收這哥倆就謀殺了縣民李祈的女兒，將割下的耳朵、鼻子、截斷的四肢，拿來送給富人。結果此事被鄉民告到縣裡。正好趕上著作郎羅處約奉使出使在巴峽，看到了此事，於是上疏。太宗聞言很是吃驚，下詔：“劍南東西川峽路、荊湖、嶺南等處管內州縣，遇到此類事，要告誡屬下官吏，要小心偵查逮捕這類富人和殺手，以死罪論。有舉報者，即以富人家財轉贈。官吏如果知道而不上報，加罪懲罰。”

太宗對這類邪惡，不手軟。

羅處約是一個有氣場的人物，史稱“形神豐碩，見者加重”，形象神態都有豐滿高達氣象，看到他的人都會敬重他。他文筆漂亮，也有思想，曾有論文《黃老先六經論》，大意說老子學說與孔子學說相近，沒有衝突或矛盾。史稱“人多重之”，人們都很看重這篇文字。他也有關於削減冗官的上疏，認為“三司”也即負責經濟工作的獨立部門可以重新劃歸尚書省各司，這樣可以減少朝廷機構。上疏寫得文采飛揚，時有佳句，如：“人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法天地簡易之化，建《洪範》大中之道，可以億萬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等等。

他應該是大宋較早提及“冗官”利弊的人物。此人還有詩才，與名流王禹偁、蘇易簡相唱和。但他在做荊湖路巡撫時，人稱“欲以苛察立名，而急於進用”，想用苛刻的察舉奠定名聲，而又急著被朝廷大用，所以就在巡撫工作中，奏劾了很多官員，乃至於他一路下來，不少地方官被朝廷罷免了。史稱“士論薄之”，士大夫的議論有點輕視他。

他死得早了點，淳化三年卒，時年三十三歲。此人若有壽，應是一個用法嚴酷，漢代張湯式的人物。有記錄說他是唐代酷吏羅希奭的裔孫。羅希奭在大唐天寶年間曾被宰臣李林甫推薦，與一個叫吉溫的酷吏共同執掌刑獄。二人很快就弄出罪名，將一批大臣投入監獄，當時有個說法，叫“羅鉗吉網”，羅希奭像鉗子，吉溫像羅網，這是厭惡這二人的羅織鍛鍊，致人於死罪。大宋酷吏較少，不喜歡用“重典”，但羅處約頗有乃祖遺風，他的存在是一個異數。

禁“生祠”

大宋法制，也比較注意著眼於“風化”。有那種於士庶風化不利的行徑，朝廷會有人提出，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禁止。

有朝廷命官出使川蜀，發現劍南之地，有富人之家，多願意招上門女婿，上門女婿與富人之子序齒，做兄弟行。等到富人死了，就一起分配富人的財富。於是，當地很多貧民人家就有男兒捨棄父母，出贅到富人家，成為當地一種流行風習。使者認為這種現象不好，“甚傷風化”，而且容易引起爭訟，希望朝廷能下文禁止。史稱“詔從其請”，下詔同意他的請求。

劍南這個地方，又有地方驕悍的庶民，為州郡縣官有功德者建立“生祠”，為活人建祭祀性質的祠堂廟宇，還要刻碑歌頌。官吏有善政，管轄地區的人就願意幹這個事。但建“生祠”要集資，這筆錢就要在鄉村市肆募集，於是有“掊斂”，聚斂、搜刮行徑。史稱“小民患之”，普通百姓深以為禍患。太宗於是下詔：州郡為州縣長吏建生祠，禁之。

兩浙各州，往往有人穿了奇裝異服，拿著刀，吹著角，自稱可以治病。這類人行走在鄉間市肆，往往有人相信，事實上這是一批走江湖的騙子巫師。有人舉報此事，於是朝廷也下文禁止，犯者以“造謠惑眾”論處。

帝國法制有時會以“詔令”形式下達，如果照章執行，久之，就成為“祖宗法”，具有了穩定的“法令”性質。法令性質的詔令，大多涉及民生內容。

帝國有武備，製造弓弩就是一項。弓弩最重要的材料是牛筋，但牛筋事實上產量很低，一頭牛隻有很少很少的幾根筋，而最好的牛筋則在牛脊椎骨兩旁，產量更低。而牛是帝國農業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各地督斂牛筋，逼得緊了，就要殺耕牛。這在帝國是一種悲劇。於是太宗下詔，製造弓弩要節約牛筋，只在“縱理”，也即豎紋方向上使用牛筋，其他臂弓上的橫紋等處，可以改用羊馬筋替代。史稱這道詔令一下，每年可以省下牛筋千萬。

鑽法律空子的“刁民”

“人心惟危”，大宋“刁民”是很會鑽法律空子的。

有盜手持兇器，進入人家，事後破案，按法以“強盜”論處。但太宗朝時，有人知道大宋法律重證據，認為時過境遷，那兇器已經沒法考證就在現場，於是自訴兇器在進入人家之前，放棄在戶外，是空手進入人家的。

有司認為此事難於核定，就上報朝廷。

太宗“原情”，認為兇器是否帶入，很難核實，但還是要以“強盜”論處。因為不如此處理，容易啟發他人的“奸心”，也來效法。無論是否攜帶凶器，既然進入人家，非偷即盜，太宗此舉，也公允。

在民事糾紛中，庶民爭田產，也往往鑽法律空子，譬如，有些“刁民”，就讓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出頭，到官府起訴。意思是由這個年齡的老人做“當事人”，不會遭遇拘禁，官司打起來，又不妨礙農活，而大宋還規定：老人不受杖責，即使官司打輸了，也不至於挨板子。這樣官府調查起來，會有很多麻煩，此舉等於攪亂了公法。

太祖時，有個宋州（今屬河南商丘）觀察判官何寶樞，發現了這種現象，於是上疏，要求制度性處理：從今之後，七十歲以上不得參與刑事案件，有案情，要令家人代為起訴——但家中確實沒有男丁，而處於孤老境界的老人不在此例。太祖接受了這個意見，從此制定為法律。

到了太祖乾德四年六月，又下詔，規定：七十歲以上爭田產，要令家人陳述案由，如果家人共犯，一家之中的尊者受過；但這位尊者如果按照法律規定，屬於不被判罪者，則移罪於家人中的第二尊者。所謂法律規定不被判罪者，指的是八十歲以上、十歲以下，以及重病在身的人。

太宗時代，重申了這項法令。並有另外規定：八十歲以上、十歲以下，以及重病在身，這三種情況，如果有人告他們謀反叛逆、子孫不孝、同居之內被人侵犯，這三種罪名，可以受理；除了這三種罪名，其他罪名一概不受理。

雍熙四年，太宗針對老少“犯罪”問題下詔道：老人和孩子，不加刑罰，這是“聖人養老念幼之旨”。但是爭訟之際，也不可不注意省察，因為奸險的詐術，也有多種途徑。仗恃高年，就是其中一端。另外有一種犯人，知道大宋有案件稽核制度，而且知道一稽核，就可以拖，萬一拖到“大赦”，案件就可以不了了之，於是，就不斷“翻供”。這是更令大宋頭疼的現象。

淳化四年，這種“翻供”現象，被提上議事日程。

有一位知制誥柴成務上言此事，大意說：

官員調查刑事案件，案成之後，要派遣差官稽核錄問，涉及執行大辟罪也即死刑罪前，更要派遣朝廷職員來監督判決、執行。這時候，往往有罪犯翻供，稱冤。於是，又另外派遣官員重審。這固然是國家極為重視死刑的制度規定，但經過考察，發現這事也有弊端。有些罪犯犯罪至重當死，但因為多次翻供，趕上三年一次的大赦，就成全了他的奸計。即使不遇到大赦，反正是一死，鬧騰一陣是一陣，也無所謂。蓬州（今四川營山）有一犯人賈克明，因為殺人案，前後被拘禁一年半，有過七次勘問審理，每次都認罪，但一經正法前的錄問，他就翻供。但陛下英明，對此案做出“經赦不放”的決定，後來經過轉運副使蔣堅白、提點使臣董循再次會同審理，才得到最終的處斷。但在處理這個案子時，七次都要牽連證人，逮捕嫌疑人，有關的各州縣都要追查前因，這些受連累的人太無辜了。期望今後朝廷、轉運司、州府差官，審理案件，如果伏罪事實清晰，但到了錄問時罪犯翻供，輕者，委派本州另外審理，重者由轉運司在鄰近州郡派遣官員審理。如果三次推問審理如初，當依法斷案。

太宗將這個意見拿到大理寺詳細討論，要意見。

大理寺給出了法理依據：

根據《刑統》記錄，唐代長慶元年十一月五日有“敕”，也即唐律的補充法條，罪犯稱冤，如果已經三度斷結，不再屬於重新推定的範圍。以後就按這個法子，只要有過三次推問，就不再受理第四次。但如果罪犯告發本推官收受賄賂，推問不公平而稱冤，則可以繼續受理。如果翻供者所言不屬實，除了本犯死刑判定之外，還要加罪一等。如果官員受賄屬實，則官員在本罪外另加一等。如果囚徒稱冤不虛，則第三度推官要在本法判定之外，加等貶責；第二度、第一度推問則按照降等次序處理。

這樣，就將重罪案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處理公正。

大宋的文明，有司法成本。

太宗明白民間疾苦，也明白世風澆漓。因此，動用法律手段，保障民生之外，也注重風習的文明更化，是他繼太祖之後，推演道義天下的方向之一。

《宋史.刑法志》有一段話評價大宋法制，立論公允。大意說：

宋朝興立，承接的是五代亂世。所以太祖太宗時代很用了一些“重典”，用來懲治奸惡邪僻的罪犯。但是每年都親自審理案件，甄別案情，務求謹慎明斷，整體上以忠厚為本。中原統一之後，禮樂教化越來越興盛，士人在開始做官時，都要熟悉法律法令。君王一心以寬大仁政來治理天下，所以儘管立法條文很嚴，但實際用法卻很寬恕。案件只要有一點疑問，在稽核時往往都會得到減免。觀察幾代人下來，在這樣連續的和平昌盛之際，天下士庶都樂於安生，難於犯法，而天下大治的規模很有傳說中夏商周三代的樣子。但是到了神宗元豐年間以來，刑書越來越繁雜，不久奸邪之人又得到了重用，於是，國家刑法政令就有了紊亂。朝廷南渡之後，大權旁落，州郡的小官員也可以專斷刑法，而刑罰的寬大或嚴厲都在這些人身上。但是儘管如此，南宋的幾代君王都知道“以愛民為心”，雖然不免失之於太過於仁慈軟弱，但是太祖太宗遺留下來的遺訓還沒有泯滅。

太祖太宗力求司法公正，“疑罪從無”“法當原情”“法貴有常”的思想，總根於“以愛民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