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大宋帝國三百年：文功武治宋太宗〔上〕》（3）

貳勵精圖治

宋太宗踐祚後，振奮精神，發憤致力天下大治，史稱“勵精求理”。理者，治理也。但在太平興國最初幾個年頭，他的邦國治理曾有“失衡”“失宜”傾向。孔子論及中庸智慧時有名言：“過猶不及”。宋太宗在幾件事情的處理上不免“過”了。

賞罰“失宜”的政治敗筆 宋太宗趙炅踐祚後，振奮精神，發憤致力於天下大治，史稱“勵精求理”。理者，治理也。但在太平興國最初幾個年頭，他的邦國治理曾有“失衡”“失宜”傾向。孔子論及中庸智慧時有名言：“過猶不及”。趙炅在幾件事情的處理上不免“過”了。

有一個叫孟蠻的官員，朝廷擬定他到竇州去做錄事參軍。竇州在今天的廣東廣西交界處，漢代以來算是蠻荒之地。錄事參軍是地方監察官，負責管理地方官吏檔案，同時負責察舉他們的善惡，有向朝廷彙報的責任。這個職官對於制度性管理地方有重要作用。但孟蠻先生嫌竇州這個地方太偏遠，不去上任，反而“詣匭自陳”。“匭”是一種四面有口的小匣子，一般放在朝堂附近，臣民有意見，可以投書其內，有內侍會定時取走給皇帝看。孟蠻估計是到了該上任的時間沒有走，寫了封信投在“匭”內，自我辯解。趙炅看到這個投書，大怒，給了他一頓棍子，史稱“決杖”，流放到更僻遠的海島上去了。

有一個叫綦廷珪的朝官，請了病假。病好後，按程式，他需要先到主管部門銷假，然後“朝參”，要向朝廷表明病假結束了。這些他都沒做，直接回到原來的工作單位上班了。趙炅不高興，處罰了他，還連帶著處罰了他的上級——好幾個人都做了降級處理，潘美、王仁贍二人也是他的上級，沒降級，但都罰了三個月的俸祿。

有一個叫劉珝的殿中丞，也即掌管禁中日常生活的朝官，外放到劍州（今屬四川劍閣縣）做州官。那裡發生了偷盜官物事件，劉珝就招募人告密，抓獲了盜賊，並上疏要求朝廷賞賜這個告密者。趙炅也不高興，認為劉珝不用心去抓捕賊盜，擅自賞賜招募告密者，乾脆罷了他的官，還發出詔令“永不錄用”。

趙炅給這幾個人的處罰，今天來看，都不輕。

孟蠻不願到邊遠地區上任，罷職也就是了；打棍子、流放，罰過重。

綦廷珪不按規章制度辦事，警告批評也就是了；連上級一塊懲治，罰不公。

劉珝招募知情人檢舉揭發，也是一法；罷官，還“永不錄用”，罰失正。

這種過重、不公、失正的懲罰，趙匡胤時代也可以見到。但是與歷朝歷代比較，趙家兄弟的帝國，這類錯判可能是最少的。他們對懲治貪官很凌厲，但對一般官員的過失，往往比較優容，這也是斂天地殺氣、養人間和氣之道。但趙家兄弟不時可以見到的這類偏狹、躁急，以個人喜怒情緒影響決策，賞罰“失宜”的做法，畢竟屬於政治敗筆。

潑皮乞丐之死 趙匡胤的這類“失宜”與個人天性有關；趙炅的這類“失宜”則更復雜一些。他踐祚之初，沒有趙匡胤那般武功，因此當朝立威，需要一點辣手。當著強枝弱本的藩鎮習氣還在浮漾的時代，出於對政治秩序的追求，建構並推演領袖權威，有其正當性理由。他要“殺伐立威”。這樣，趙炅的賞罰“失宜”與趙匡胤的賞罰“失宜”，就動機而言，就有了性質的不同。

宋人蔡絛筆記《鐵圍山叢談》說一太宗故實，荒誕中可以見出士庶意見。

故實說宋太宗趙炅剛剛做了皇帝，很想讓朝廷內外對他的治國能力和公道仁德心服氣服，於是，有了一樁奇案。

說東京汴梁有一潑皮乞丐，要飯時稍不如意，就要倚門大罵，主人被罵苦，出來道歉，半天也打發不走他。東京城的土豪雅豪都惹不起他。某日，這潑皮又來一戶人家大罵，主人出來賠上小心，說了無數好話，他還是不依不饒，什麼難聽罵什麼。周遭圍觀者越來越多。忽然，人群中跳出一持刀漢子，刀光閃出，潑皮已經倒在血泊之中。刺客留下了作案工具，從容離去。

官府追拿兇手不得，第二天報到朝廷。太宗大怒，頒下口諭，大意說：朕現在正要“太平興國”，不料還有這等白晝殺人的五代惡習！此事絕不輕饒！於是下令從嚴從快，限期捉拿罪犯。

眼瞅著限期就到，東京城官府恐懼無法交差，最後根據這個事件另外的邏輯，推斷乃是主人被潑皮罵怒，“不勝其忿”，無法忍受，親手或僱人殺了這廝。然後就以此邏輯定案。案件整理為卷宗，上報。

太宗對司法者也即東京市長說：“你們能這麼用心，很好。但還是要重新核對一番，不要弄成冤案。另外，把那把殺人刀拿來我看。”

又過了幾天，東京市長登朝，堅持此前的定案意見，並將卷宗和殺人刀一起呈上。太宗問道：“你確定就是主人不勝其忿而殺了乞丐嗎？”市長說：“肯定是。已經反覆稽核過了。”太宗聞言冷笑一聲，回頭對小內侍說：“把我的刀鞘拿過來！”小內侍當場取過刀鞘，將那把殺人刀放入，嚴絲合縫。

原來，乃是太宗派人殺了乞丐，東京市長顯然判了一個冤案。

真相大白，太宗留下一句話：

“如此辦案，怎麼能不妄殺人呢！”

說罷拂袖而去。

根據這個故實，似乎可以見出宋太宗為了收拾人心，有意製造無頭案，要東京市長去想法子。但破案難度太大，市長怕得罪朝廷，只好製造嫁禍於人的冤案，試圖好歹了事，最後太宗又解密事實真相。

故實似乎想告訴世人：太宗以此警戒地方官，不要製造冤假錯案！ 太宗這一招確有驚悚效果——站在時光的這一面，甚至不難想象那位東京市長面對謎底目瞪口呆的樣子。估計這位市長一輩子不敢再製造這類冤案。

此事或許對天下“依法治國”有利，但卻不符合儒家倫理與道義，也不符合法理公正。

因為那個乞丐法不當誅。

史稱“庚申，以皇弟永興節度使（治所在今西安）兼侍中廷美為開封尹（略相當於東京市長）兼中書令，封齊王”，趙匡胤駕崩的第七天，庚申日，趙光義就封賞正做著永興節度使的皇弟趙廷美為東京市長兼中書令（宰相之職），又封為齊王。這樣看，《鐵圍山叢談》中說到的這個製造冤案的東京市長就應該是趙廷美。箇中又有玄機。

蔡絛筆記《鐵圍山叢談》寫太宗趙炅，往往明褒暗貶，看上去是褒揚趙炅，但細味之，幾乎等於在黑趙炅。如那個講述“射殺花蕊夫人”的故實：說花蕊夫人歸宋後，趙匡胤“惑之”，也即被花蕊美色所迷，趙光義也即趙炅多次勸諫，趙匡胤不聽。趙炅乾脆將其射殺。這個故實表面上說趙炅有江山社稷情懷，用特殊手段打破“紅顏禍水”的咒語，事實上卻可定案為冤殺無辜、草菅人命——假如花蕊夫人確有其人，假如因此而死，太宗趙炅豈不過於心狠手辣？這哪裡是一代“賢君”氣象？ 《鐵圍山叢談》記錄趙炅這兩件事，情節荒誕——太宗要“立威”，自有丈夫手段，不必設局冤殺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乞丐；太宗愛大宋，自有英雄氣象，不必悲情冤殺一個美麗的柔弱女子，何況，這個柔弱女子並不存在。

說史上並無花蕊夫人，《大宋帝國三百年》第三本第五章《全師雄·孟昶·花蕊夫人》已經說過。我的結論性意見就是：這倆故實很可能都屬於瓜棚豆下的捫蝨閒話、茅簷日下的野叟曝言，茶餘飯後的坊間奇說，不可信。

張道豐死裡逃生 太宗對冤案極為重視。有一故實可以做證。

說有一個循吏，名叫邵曄。這是一個自幼嗜血的人，太平興國八年中進士，做了蓬州（今四川營山縣）錄事參軍，負有監督和管理官員檔案的職責。知州名叫楊全，此人性情粗率而又矇昧。州境內有庶民張道豐等三人，被人誣告為劫匪強盜，都要判處死刑，判詞已定，卷宗也整理完畢。但邵曄察覺到此案有冤情，就不在檔案上簽字，並告知知州楊全，要重新稽核。楊全不聽，派人帶著張道豐等人去“抵法”，也即要正刑伏法。張道豐等不服，臨刑前號呼“冤枉”。按大宋法條，正法之前喊冤，要帶回重審。邵曄就開始了重新複核。不久捉到了真正的匪盜，張道豐等人獲釋。楊全被削籍為民。

邵曄在任職期滿，到朝廷述職時，太宗對他說：

“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你能平反冤案，讓我的子民能夠活下來，太值得嘉獎啦！於是賜錢五萬，並下詔“以全事戒諭天下”，以楊全製造冤假錯案的事告誡全國各級官員。邵曄因此而授予光祿寺丞，讓他出使廣南採訪刑獄。

這樣的宋太宗，可能去為了解決冤獄問題，再去製造另一場冤獄嗎？

孟蠻、劉珝、綦廷珪事件，均見於《續資治通鑑長編》，是書為記錄大宋帝國的重要史料，是正史《宋史》的主要資料性來源，也應該屬於正史之列。蔡絛《鐵圍山叢談》則是典型野史。今天對比來看二者記錄的這幾條故實，會有新的況味。簡言之，太宗殺乞丐，此事很可能子虛烏有。但為何會有這類故實呢？因為太宗賞罰，有時往往“失宜”，因“失宜”而“失衡”。

賞與罰，權柄極重。無論傳統政治治理抑或現代政治治理，公正賞罰是題中應有之義。政治與倫理最後的不可化約的核心、應然價值“公道-仁德”，很大程度體現於“賞罰系統”。宋太宗趙炅對官員懲罰過重、不公、失正，就是政治“失衡”。是對應然價值的義理背離，因此屬於“失宜”。這類歷史故實與《鐵圍山叢談》的野史記錄，就有了符合人物性格的邏輯鏈條的一致性——他要“殺伐立威”。海客、野老們聊天，就有了添油加醋、向壁虛造的印象來源，於是有了人類學上母題的衍伸。因為有孟蠻、劉珝、綦廷珪的“故實”，所以有了殺乞丐、殺花蕊的“故事”。“故事”在“合理想象”中，包裝為“故實”，進入野史出籠了——這類故事是安不到趙匡胤頭上的，也安不到宋真宗、宋仁宗……頭上的。宋太宗趙炅先生是虛構故事最合適的主角，誰讓他在處理孟蠻、劉珝、綦廷珪案例時過重、不公、失正呢？

轉運使

趙炅“勵精求理”故實甚多，“不合宜”也即“不合義理”之處不少，但“合宜”也即“合於義理”者更多。

他善於學習。在後來的日子裡，他的作為並不比乃兄差，甚至有些地方，就政治家責任倫理而言，他的道義擔當與政治智慧，還超過了趙匡胤。

自趙匡胤時代起，大宋對五代十國道義淪喪的格局就有撥亂反正的自覺意識，成就君子，而不是縱性做小人，漸漸開始蔚成風氣。但事情往往也容易走向另外一極，官員們開始出現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理頹勢。這不是“勵精求理”的宋太宗願意看到的局面。契丹在草原虎視眈眈，北漢在河東伺機騷擾，吳越在江南佔據一隅，清源在三閩尚未歸順，藩鎮餘風尚未滌盪一清，大宋刑統尚未深入人心，民生弊端還有待改善，道義天下還有待推衍……大宋正是需要人才之際，面對溫溫吞吞、無所事事的官員，趙炅似有一種無力感。

郡縣治、天下治。他決計從地方開始，改變這種局面。

為了督成地方治理，從太平興國初年開始，大宋就派出了中央巡視組到地方訪查。最初，這類巡視組由轉運使兼職領銜，諸州諸縣，各級官員，工作優劣，都要做出考核判斷。轉運使，是負責財賦，主要是負責軍需物資的職官，略相當於後勤部長。趙炅對此一職官很看重，賦予了轉運使更大權力，包括維持地方治安、清點地方刑獄、推薦地方賢良等，現在，又有了考察地方官吏的職能。這些活兒，原本都屬於節度使的。但節度使自唐末以來漸漸演繹成地方藩鎮割據勢力，尾大不掉，於是有了五代十國的亂世。現在趙炅派出官員“暫行”巡視工作，就有了集權的效果。說“暫行”，是因為轉運使一職，無論職權多麼重要，都是臨時差遣。“勾當”已畢，工作完成，歸闕，回到朝廷，這個職位就撤銷了。“勾當”是宋人常用口語，作及物動詞用時，有“處理”的意思。大將曹彬平定南唐回來，交差，就有“奉勑江南勾當公事回”字樣，意思是：奉朝廷差遣到江南處理公事回來了。從太祖“收兵權”開始，到太宗一代完善臨時差遣機制，一點點地化解了可能的藩鎮割據威脅。

轉運使在地方系統內，知州、通判、監官、京朝官等，都是察舉物件。評定這些官員，政績優異者為上，恪守本職工作者為次，部內粗有治理效果者為中，而處理事情怠惰，沒有治理成績者為下。轉運使要將地方的吏治情報和判定意見在年終彙報到朝廷，以備朝廷大行誅賞。

宋代歷史評論家呂中曾有評論說：“轉運置於乾德，本以總利權耳，而兼糾察官吏自此始。厥後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點刑獄，皆所以糾察官吏，此漢部刺史職也。本朝之監司，以臺、省、寺、監為之，雖宰臣、侍中為帥，亦許彈劾。此我宋三百餘年無藩鎮之患者，蓋以此也。”轉運使一職，始於太祖乾德年間，本著總攬地方財經大權，併兼有糾察官吏的目的。後來又有判官、副使，又有提點刑獄，都是以此來糾察官吏的。這原來就是漢代刺史的職務。本朝的監司，以御史臺、中書省、大理寺、監察院來負責，即使是宰輔、侍中做了地方大帥，允許彈劾。我大宋之所以三百餘年沒有藩鎮之禍患，原因在這裡。

大宋的監察制度是歷來政制設計中，做得最好的。

轉運使將地方治理情報，呈給朝廷。出於謹慎，朝廷往往還要再派出專使按轉運使提供的資訊，進一步廉察複核。這樣，就以文職方式將地方控制在中央。有此過程，地方官吏的優良中差，中央一目瞭然，而藩鎮割據的可能也就越來越渺茫。因此，轉運使一職的設定，是藩鎮割據的剋星。

但問題也有另外的一面。地方官往往樂於居於“次”一等，只要恪守職責，不出事，就等於“無功亦無過”，轉運使的察訪不會給更低的評價。如此，保住官位的成本最低。而轉運使自身也有因循怠惰之輩。

於是，出於“勵精圖理”的強勢政制，太平興國年間，趙炅對“疲軟不勝任、惰慢不親事”的“老好人”官員做了“免官”處罰。譬如，掌管訴訟定刑判案的河南府法曹參軍高丕、負責秘書工作的伊闕縣主簿翟嶙、執掌全縣行政的鄭州滎澤縣令申廷溫等人，就因為這個原因被“免官”。

有一位荊湖南路轉運使崔憲，副使許奇，在處理某一事件時“稽留不決”，拖延著不做決定，這也屬於“疲軟不勝任”。調查屬實之後，崔憲被降職，許奇被組織部開除，削去所有官職，史稱“除籍為民”，並追回過去賞賜的五十萬銅錢。大宋有一個不成文的制度規定：如有犯罪，可以追回往日恩典。

郭贄的“愚直”與德舉 太平興國八年，趙炅還免去了一位參知政事，副總理級別的高官郭贄。

據說這位郭贄曾經因為某事上奏，奏摺中有言：

“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意思是：臣因為得到皇上非同尋常的破格提拔，發誓用我的愚笨耿直來回報陛下。

話中“愚直”二字，也許不過是客套，但趙炅不愛聽，召他說：“‘愚直’何益於事！”你這個“愚直”對政事又有啥補益！郭贄回答道：“雖然，猶勝奸邪！”雖然沒啥補益，但總比奸邪之輩強哩！趙炅當然不希望屬下都是“奸邪之輩”，但他也同樣不希望屬下都是“愚直之人”。郭贄答對後，趙炅忍了一段時間。有一次召他入宮討論政事，沒想到郭贄來前飲酒過量，答對之際“宿酲未解”，昨晚的醉酒還沒有醒過來，糊里糊塗地說了些酒話。史稱“帝怒”，罷了他的參知政事，連降三級為秘書少監，去做圖書管理工作了，不久，又調他到荊南（湖南）去做了州官。

太宗還在做晉王時，郭贄就出入於府邸。此人有文采，晉王就令他掌管類似朝廷“知制誥”般的職務，負責府中一應秘書工作。但文采不是思想，郭贄草就的檔案，往往有見識浮薄之處，所以常常被人“哂之”。太宗對制定朝廷內外詔令、制度檔案的文臣，一直很重視，要任命誰，就一定會事先向宰輔諮詢、訪問，務必求得“才實兼美”者。初定人選後，太宗再將人召來跟他聊天，史稱“觀其器識”，然後才將任命書下達。為此，太宗還對左右說： “朕早就聽人說過，朝廷任命一個知制誥，親族們都來慶賀，認為這是‘一佛出世’，真是太不容易啦！郭贄，過去是我的門人，但是一直缺乏時論名望。但我因為喜歡他文筆，就命他掌管秘書工作起草檔案。聽說他檔案往往有不合道理處，很被人嘲笑，朕也為之羞愧。所以始終不能讓他進入翰林之地。”

在趙炅那裡，“愚直”與“疲軟不勝任、惰慢不親事”之類半斤八兩。

今日來看，郭贄或許有“愚直”的一面。他到了宋真宗時代還在，真宗就稱讚他是“純厚長者”，這個評價雖然並不就是“愚直”，但卻與郭贄自詡的“愚直”頗為神似。

郭贄也曾有過幾件德舉。

大將曹彬曾經被人誣告，郭贄極力為曹彬辯解，最終救助了曹彬。

郭贄後來做官為鹽鐵使，當時各路（路，宋代略相當於省級行政單位）都在抓捕犯人，即使是多年前的罪犯，也不放過，甚至罪犯已死，各地還在抓捕罪犯的子孫。郭贄知道此事後，認為此舉不當，於是草成奏疏，認真來說這個事。太宗趙炅知道後，當即赦免了很多人。

他還能夠發現人才、舉薦人才。史稱郭贄“性溫和，頗能延譽時雋”，性情溫和，很能為賢人傳揚美名。後來與名相李昉等人共同編輯《文苑英華》的大宋文豪宋白，就是郭贄引薦給朝廷，後來成就一番事業的。名臣趙昌言很小的時候，郭贄看到他，“一見器之”，第一次見面就非常器重他。等到郭贄掌管科舉，特意在奏名的時候，將趙昌言排在第一個。以後，趙昌言果然做出一番有聲有色的事業。延譽時雋，舉薦人才，是傳統人格中的道義所在。郭贄有道。

但史書給郭贄的評價一般，特別是他的晚年，總想著做生意，又吝嗇，在國家大事方向上，幾乎沒有什麼貢獻，史稱“晚節不事事”，晚年幾乎不做政事，輿論因此對他有譏評。“不事事”，正是“疲軟不勝任、惰慢不親事”的“老好人”官員寫照。這類性格做國家副總理，估計沒有什麼戲看。這樣來看，趙炅諷刺他的“愚直”，是看透了他的為人，當初罷免他的參知政事，合宜。

藩帥移鎮 “政治英雄”，無人能省略殺伐手段。

嚴復評價黎元洪有言：“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國圖存，斷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則？以柔暗故！遍讀中國歷史，以為天下最危險者，無過良善暗懦人。下為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為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意思是說黎元洪因為“柔暗”，還不足以救國圖存。讀中國史可以看到，過於“良善暗懦”之人，甚至很危險，做家長，無能庇護其家；做國君，不可保護其國。

這段話講述了政治家的責任倫理：道德完美，不是政治家的圖騰，如果這個政治家缺乏足夠的洞察力（無洞察力即暗）、決斷力（無決斷力即柔），決斷，就要用到殺伐手段。此類道理展開來說，需要相當篇幅，簡言之，政治性殺伐手段與人類的複雜性有關，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和正當性。故歷代合法政府，有限暴力的參與是結構性存在，必不可少。推演天下秩序，沒有任何一種型別的政府能夠省略暴力，尤其是有限暴力。

有意味的是，太祖太宗雖然不可能放棄有限暴力，但他們在一些具有轉型意義的大事件上，還是儘可能地減少暴力烈度，將國家暴力控制在儘可能道義正當的範圍內。宋太祖在攻伐南唐時，曾說寧肯不要江南，也不許胡亂殺人。宋太宗在攻伐北漢時，擔心攻城正酣的將士入城後屠城，竟然在就要破城時，下令暫停攻城。這種敬畏生命的政治家，在道義與功績之間，將權重壓向了道義一邊，是永遠值得後人敬重的。吾土至為深沉義重的道德傳統，在這裡，值得恆久性地予以歷史表彰。

但政治家不可能省略殺伐手段。太宗趙炅的殺伐，像趙匡胤一樣，像一切富有道義感的政治家一樣，恒指向罪惡與邪僻。

當初馬仁瑀與李漢超鬧矛盾，趙炅“令”二人“置酒講解”之後，還是不放心。出於防患未然的考慮，他又對馬仁瑀做了調動，要他從防地霸州換防到遼州（今山西左權）。邊帥換防，相當於過去的藩帥移鎮，都是將手握重權的武夫從一個“熟地”調往“生地”。過去的藩鎮最怕移鎮。馬仁瑀的換防，對新科皇帝趙炅來說也是一招帶有“勝負手”的策略安排。但趙炅為了安撫馬仁瑀，還另外做了一件大事：處理趙匡胤的小舅子王繼勳。

處決皇親王繼勳

王繼勳是馬仁瑀的死對頭，又是太祖王皇后的親兄弟。此人在洛陽期間，買賣奴婢，虐待奴婢，凌遲奴婢，還將奴婢們當作牛羊豬肉，煎炒烹炸了吃掉。這樣吃了一百多人。這個惡人的故實，已經見於《大宋帝國三百年》第一部《趙匡胤時間》。太宗當朝，按照大宋《刑統》，將這個皇親正法。此事一舉三得：伸張了正義，震懾了惡人，安撫了馬仁瑀。天下士庶看到：即使是皇親國戚，觸犯大宋法律，也必將依法得到懲處。

處決王繼勳，應該是太平興國初年的一件大事。

順便說，太祖時，礙於皇后身份，只給了王繼勳降職罰俸的處分。但這很可能是故意留下一個破綻，要三兄弟趙光義也即趙炅來收拾。趙匡胤栽培趙光義處甚多，生時不立太子，是給三弟預留了前途；生時不取才子張齊賢，是給三弟預留一個“天子門生”；生時不動“封樁庫”錢帛，是給三弟預留收復燕雲十六州的財政支援；生時不處理王繼勳，也有可能是預留一個政治大案給三弟，以此為三弟“立威”……將這類故事連綴起來看，線索分明。

閒話表過不提。且說趙炅，他期待五代以來的藩鎮習氣能夠得到徹底抑制，解決還佔據於一隅的吳越國問題、清源軍問題，更要解決頑固地據守于山西的北漢國問題、橫蠻霸佔於燕雲十六州的草原帝國問題！他夢想從此有一個富饒而又強大，足可媲美漢唐的大宋帝國。

如此，國家治理必須懲治貪腐與惡官。道義之邦，不能容納蠹蟲害民。史稱“上注意治本，深懲贓吏”，太宗注意治國之本，對贓吏懲治很嚴厲。他曾下詔說：自太平興國元年十月乙卯以後，京官、幕職、州縣官，凡屬於國家官員者，只要犯有貪汙罪名，發配邊遠諸州者，即使遇到國家大赦，贓官們所在的州縣，也不得放還他們，以前逢赦已經放還的贓官，各地有關部門不得錄用。

處罰王繼勳之後，大宋王朝人人皆知國家有法。

懲治貪官 太宗舉起了正義之劍。王繼勳大案之後，趙炅借勢放出凌厲手段，三年時間，懲治了十幾個貪官、惡官。

太平興國初年，有“均輸制”，即由各地州郡向京師派送戰略物資，也即“官物”，由地方官護送進獻。但京師負責接收官物的國庫守藏吏多有不法，史稱“硾鉤為奸”，也即敲詐勒索作惡。譬如按規定進貢一百斤大米，守藏吏就說分量不足，只有八十斤。地方官就只好另外購買二十斤補齊。這補齊的二十斤，就落入守藏吏私囊。這類“硾鉤”若是二十斤大米也就罷了，若是二十匹絹帛、二十兩黃金、二十斛珍珠……那事就大了。但守藏吏照樣“硾鉤”不已，以至於來押送官物的地方小官“或至破產不能償”，有些人甚至到了家庭私財破產都不能補齊差額。此事展開的惡相，幾乎就是地獄風景。

太宗聞聽此事，大怒道：

“此豈為天下守財之道耶！”

這哪裡是為天下百姓看守錢財的法子啊！ 於是下詔規定：

以後國庫或糧庫等接收地方官物，要由朝廷派出監臨官，認真地看好主秤，不許欺瞞榨取！有違犯者，主秤官及守藏吏皆斬，監臨官也從重治罪。

規定下達之後不久，就遇到一個糧庫受賄案。

原來，自從平定南唐之後，每年都要從江南漕運糧米數百萬石到京師，以此來增廣國家糧庫的戰備儲存。接收南糧者，除了守藏吏外，又由朝廷命官來掌管出納，內侍為出納副官。這樣三重監督之下，太宗趙炅還是不放心，就秘密地派遣皇城卒也即京師公安巡警，穿了便衣到糧庫去偵察。

結果查訪到以太倉糧庫永豐倉的計量官張遇等八個人，在稱量南糧時，大斗小鬥間不清不白，有受賄為奸、重入民租的情節。事實清楚後，這八個人全部正法；掌管糧倉的官員負有連帶責任，被免官；派出監倉的朝廷命官右監門衛將軍（掌宮殿門禁和守衛，略相當於衛戍軍區警衛師副師長）範從簡等四人也被罷官；同監的副官內侍宦官被“決杖”，處以杖刑，捱了一頓板子或棍子。

有一個西京洛陽的右軍巡使、光祿寺丞李之才，因為與一市井哥們兒帶著酒到宮殿中“聚飲”，被同事上告，趙炅調查後屬實，罷了李之才的官。

外省泗州，有一個地方監察官，錄事參軍徐壁，同時又掌管本州部分租稅。此人與屬下一個名叫高貴的武官，收受租民的賄賂，而免除租民的稅賦，給租民開具一張虛假的收據。奸贓事發，二人被正法，參與此事的支黨都受了“杖脊”，而後發配到遙遠的荒涼之地。

被“正法”惡官

有一個刺史趙彥韜，在澧州（今屬湖南常德）為官，地方有一小民，說家中財產被盜匪劫奪，趙彥韜調查後得知，沒這回事，純屬頑民誣告。他一怒之下親手殺了這個頑民，開膛破肚，還用手抓取人的心肝。頑民家屬認為這個刺史手段太過殘忍，於是到朝廷上訪，訴告。趙炅弄清事實後，將這個刺史“杖脊”，發配到淮西，禁錮不用。

大宋杖刑五等，“杖脊”最重。比“杖脊”更重的刑罰就是“杖殺”了。

有一個掌管傳宣詔令的中書令史李知古，接受罪犯的錢財，私自修改刑部所規定的法條，從輕處理了犯人，被有關部門起訴。趙炅派人調查屬實，“杖殺之”，用杖刑，直到打死。同案犯，負責刑房的官吏孫甫因此而被罷官。

另一箇中書令史習元吉，盜取皇上近臣的印璽，偽造徵調信函，從兩浙人家騙取絹彩一百七十匹，也被“杖殺”。

記錄中還有一個掌管宮中事務的詹事府丞徐選，外放督辦漕運軍糧時，利用職權收受賄賂，被濮州驛站招待所官員告發。趙炅調查屬實，也被“杖殺”。

“杖殺”屬於“正法”，“正法”也有種種，“杖殺”算留全屍，更厲害的刑罰，就是“斬首”。

有一個御史趙承嗣，監管鄭州市場賦稅時，與地方官吏狼狽為奸，“隱沒”也即吞沒收繳上來的官錢好幾萬，被人告發。趙炅下令刑偵，調查結果屬實。有關部門認為這人可以“絞殺”，趙炅特命“斬殺”，並將與他共同作案的官吏七個人，一道在街市斬首。然後詔令諸道轉運使，在各州縣佈告此案，將案由和判決結果製作為傳單，張貼在各地官舍的牆壁上。

朝廷當時規定，不允許各地私自講述天文曆法、推測災異。於是就有幾個屬於禁軍精銳的“驍捷卒”，上疏說他們的指揮使戎希萼，私自在弄天文災異之類的玩意兒。調查後，屬於誣告。趙炅於是下令將這三個誣告的“驍捷卒”斬殺。另外又賞賜給戎希萼紫袍、銀帶、金帛等，安慰這位被誣告者。

有一個管酒庫的低階京官王守忠，被人告發，說他偷盜了三百瓶官酒，事實清楚後，監守自盜者被“棄市”。

有一個著作佐郎盧佩，在南京監造酒業，轉運使樊若冰發現了他收受賄賂，有“尋租”行為，當即彙報到朝廷。下獄審訊，盧佩服罪，承認前後所受贓款一百九十貫。也被“棄市”。

還有一個縣尉周楚，因為貪汙（數額不詳），被“棄市”。

所謂“棄市”，就是絞刑或斬刑後，暴屍街頭。

還有比“棄市”更重的刑罰：斬殺之前，先受刖刑。

有一個殿前的武官吳舜卿奉命到山東區招募兵勇，在泗水的驛站，酒喝高了，親手殺了八個平民。當地州官告到朝廷，趙炅讓人將他“械繫送闕下”，戴上刑具送到京師，先命人斬斷他的兩足，然後正法。

比這個加刑更重的就是腰斬了。

有一個殿前的武官霍瓊，也奉命到山東招兵，在鄆州，夥同招募的兵勇劫掠邑中市民劉凝的家財，也被州里告到朝廷。趙炅令當地用檻車將他押到京師，訊問得實，在都市腰斬。

掠奪小民私有財產，在大宋帝國，是極重的犯罪，懲罰酷烈。

李飛雄大案

太平興國年間，曾有“族誅”行為。這是宋太宗還未能脫略法家“株連”法制的一個惡果。

秦州（今甘肅天水）節度判官李若愚，他有個兒子名李飛雄。節度使，是各州郡的軍政總指揮官；判官，是佐理，但由朝廷派出的京官擔任，遇有大事，要與節度使一道簽署檔案，略相當於副省長，地位僅次於節度副使。這也是權力很重的地方官。李飛雄仗恃著“官二代”的派頭，常有背離道義之舉，史稱“兇險無行”，兇虐險惡，不守規矩，沒有道德約束。李若愚一家幾乎無法容他。於是他就常常離開天水，到京師、河北一帶遊蕩，所到之處與無賴惡少縱酒賭博，做了不少壞事。

因為他的老爸李若愚在秦州做判官，所以李飛雄對秦州的府庫倉廩戰略物資，以及當地地形之險要，要塞如何佈局，各路兵馬多少等機密資訊，都瞭如指掌。這樣，就令他產生了幻覺，以為可以據此做一番大事。五代以來的藩鎮造反最終演繹為改朝換代的故實，他應該聽過不少，於是這個德薄、智淺、力小的野心家有了謀奪天下的兇妄之念。

他岳父在鳳翔（今屬陝西寶雞）盩厔（音粥志，今陝西周至縣）做縣尉，管理著地方有限的幾個兵馬。李飛雄從京師跑到盩厔，偷了岳父的馬，假稱朝廷使者，半夜又來到盩厔的馬廄，招呼管理馬匹的小卒，討要馬匹，說是公幹。小卒舉著火把出來看，李飛雄將黑市上買來的馬纓在他眼前晃晃，意思這就是縣尉調動馬匹的證據。由馬纓調馬，彷彿過去的“虎符”，算是令牌性質的東西。小卒無法分辨馬纓的真假，就給他配了一匹馬。然後李飛雄就讓一個小卒做他的“前導”，開始堂而皇之地“巡邊”，並稱這是奉了朝廷的差遣。

當時的“巡邊”大臣要由皇上委派，有誅殺地方官的大權。此前，有個知封州（今屬廣東肇慶）的地方官李鶴，不遵守朝廷法度。朝廷派出的嶺南使者向皇上彙報此事，很有可能誣奏了李鶴，說李鶴部下軍吏試圖“謀反”。這又是一個“權反在下，陰謀擁戴”的故事。太宗趙炅給出的指示是：“誅之不問狀”，當即正法不必調查緣由。此案一出，地方官對巡邊使者無不心懷恐懼。

李飛雄此際乾的就是當初嶺南巡邊使者乾的活兒。按照事後的結局推斷，他是試圖用這種辦法，裹脅幾位地方官，佔據一座城池，而後舉兵，造反。很有可能還有李逵式的那種雄心壯志：“殺去東京，奪了鳥位”，也弄個皇上玩玩。不然，就不能理解他的一系列失心瘋般的行為。

他以“巡邊”為名，先是劫掠了一位巡驛殿直（朝廷派出的巡查驛站的散官）姚承遂。然後帶著他到了隴州（今屬陝西寶雞），又劫掠了當地的監軍供奉官（朝廷派出的監察地方武裝的散官）王守定，到了吳山縣（今屬寶雞）又劫掠了縣尉盧贊。李飛雄命令他們都跟著他往前走。幹嗎去？誰也不知道。

說話就到了他老爸所在的秦州。

這時的秦州形勢不穩。當地一些“戎人”本來已經“內屬”也即依附於大宋，但時常“為寇”，擄掠地方。於是朝廷派出了周承瑨、田仁朗、劉文裕、王侁、梁崇贊、韋韜、馬知節等多人為巡檢使，受詔屯兵於秦州附近的清水縣。

初夏的一天，李飛雄來到清水縣，假稱受朝廷詔書，將這幾位巡檢使全都綁了。這一班人，都是身經百戰的武官，朝廷派遣的命官，沒有一人敢於反抗。周承瑨經多見廣，但看到姚承遂等人也被綁縛，以為很可能是真有詔書，所以不覺得這事有詐，根本不敢反抗。一行人中，只有馬知節看出了蹊蹺，但他也不敢妄動，在等待機會。田仁朗雖然覺得不對勁，但也不敢反抗，只能哭泣著要李飛雄出示詔書。李飛雄發怒斥責他說： “我受皇上密詔，因為你們這一夥子人在抵禦秦州戎寇時不盡力。詔書讓我誅殺你們這一夥兒！難道你們沒有聽說過嶺南封州李鶴的故實嗎？詔書？哪是給你們看的！”

一番話嚇得田仁朗都不敢再說話。

田仁朗也是一資深武官，史稱此人“性沉厚，有謀略”。他的父親曾任後晉節度使，襲父蔭，他做了西頭供奉官。趙匡胤時代，他曾跟著御駕征討揚州李重進，攻城有功。討伐後蜀，他又是鳳州路濠寨都監，負責監管軍營裝置。那時宋師入蜀，道路艱辛，他帶兵伐木開道，大軍得以順利進川。

太祖晚年討伐北漢，田仁朗也曾立功。他官職做到大宋重要國庫左藏庫使時，得罪中使宦官，被進讒言，說他貪贓枉法。太祖趙匡胤大怒，立即命令將他從職場召來殿下親自訊問。他在進入殿門之前時，太祖下令將他冠帶免去，這就等於褫奪了他的官職。但田仁朗神色不變，並不屈服，他很從容地對皇上說：“臣曾經跟著大軍破蜀，那時候要貪贓，有的是機會，但臣秋毫無犯——這事皇上您知道。現在讓我典守國家倉庫，我豈能做這種奸利之事玷汙了一世令名！”一番話說得太祖不得不信，稍稍平息了憤怒，最後只暫時停止了他的職務。

開寶年間，田仁朗被再次起用，出知慶州。慶州在今天的甘肅慶陽，北宋時是西北邊防重鎮，這裡常有異族入侵。田仁朗剛到任所，就有了邊警。他沒有猶豫，就率兵迎敵。兩軍陣營短兵相接，前鋒不免膽怯，開始動搖，有了退卻的陣勢。田仁朗當機立斷，立斬兩個前鋒指揮官，軍中見狀，有了震恐，於是人人奮力向前，效命疆場。一戰，大破戎寇。此役以後，戎寇酋長好幾撥人，先後前來請和。田仁朗烹牛置酒，跟他們立下盟約，互不侵犯。史稱“邊境乃寧”。太祖聞訊大喜，親自寫了書信，蓋上璽印，褒美田仁朗。

就是這樣一位閱歷豐富的武官，面對太宗趙炅詔書，也不敢輕易動疑，只能束手就擒。

李飛雄帶著這一班人馬，往秦州開進。按他意圖，準備到秦州後，將這幾位命官“正法”，以此搶得他們的兵權，可以調動守兵，以秦州為大本營、根據地，開始打天下的潑天事業。

路上，李飛雄跟這些待死的囚犯吹牛，說當朝皇上做晉王時，自己過去曾在晉王府中做事，乃是晉王的親吏。聽到這話，被劫掠的劉文裕有了懷疑。他也曾在晉王府中做過事，卻怎麼也記不起來有個李飛雄的人物！路上，馬知節瞅個空當，已經偷偷地向劉文裕表示了自己的疑心。這樣一來，劉文裕疑心就更重了。於是開始和李飛雄攀拉關係。他哀告說：

“我過去也曾在晉王府中做事，咱應該都是一個戰壕裡的人物啦！現在，您作為巡邊使者，難道忍心不來營救老關係嗎？”

李飛雄也需要有個稱意的幫手，感到這位也許能對自己的“大事”有助益，於是偷偷地跟他說： “你能跟我同享富貴嗎？嗯？”

這一句話，透露了底細，劉文裕當即判斷：這位“巡邊使者”乃是一個冒牌貨！但是一行人都被綁了兩手，一時間也無計可施。劉文裕就假作歡喜狀，答應了他“同享富貴”。李飛雄很得意，就給他鬆了綁。

劉文裕於是在行進中靠近田仁朗，找個機會對他耳語，點破了此事之詐。田仁朗於是假裝摔下馬來，做出一命將絕的樣子。李飛雄就跟那個前導的卒子前來觀看，但見田仁朗已經氣息奄奄，於是給他也鬆了綁。田仁朗瞅準一個時機，一躍而起，與李飛雄搏擊，劉文裕從旁相助，共同擒住這個野心家。

李飛雄被擒還不死心，大呼“田仁朗謀反，要殺朝廷使者！”意思是要同行者來幫忙。但田仁朗、劉文裕憑藉往日權威，早已控制了局面。於是將李飛雄帶往秦州，越過他老爸李若愚，直接交給了秦州節度使，下獄，審訊，得到了有效口供，上報朝廷。

太宗趙炅下詔：

一、夷滅李飛雄三族；

二、給李飛雄馬匹的那個馬倌被滅族；

三、最初被李飛雄劫掠的姚承遂等人，在秦州街市被腰斬；

四、抓捕此前與李飛雄有來往的同夥若干人，全部斬殺。

同時，又將李飛雄案向全國通報，並告誡朝廷和地方官員以及士庶，家中子弟如果心懷兇險，有悖於國家法令，屢教不改者，應由家族中的尊者、長者向州縣告發，由州縣將人上了刑具送到京師。審明原委後，當配送流放地。如果容隱不聞，近親家屬都要連坐。

為了避免今後再出現假冒欽差，所有外派巡檢都要手持朝廷頒發的銀牌，無銀牌者即為詐偽。

李飛雄屬於謀逆，按律確當嚴懲；太宗立朝也需要“立威”，但“滅族”一事，實是趙炅磨滅不了的汙點。

古羅馬也有族誅的株連刑罰，也可以稱之為“奴隸連坐法”，公元10年，羅馬元老院就討論透過了這一項法令：如果主人在住處被謀殺，這一住處的所有奴隸無一例外將被處死，婦女兒童也無能倖免。古羅馬史學家塔西佗的《編年史》曾經記錄過四百名奴隸被“連坐”，判處死刑的故實。

說古羅馬的故實並非要為大宋開脫，而是要說，人類的殘忍源於恐懼的本能——羅馬貴族恐懼自己被奴隸謀殺，太宗趙炅恐懼帝國被謀逆顛覆，以及渴血的衝動。從野蠻步入文明，需要一個演進和反省的自覺過程。

大宋法制的侷限所在不少，宋仁宗時恢復“磔刑”，宋太宗此際的“族誅”，是燦爛大宋的醜陋、罪惡之一面。

畫家郭忠恕

太宗趙炅還懲辦了一個名滿天下的文人，他就是中國繪畫史上著名畫家郭忠恕。他遺留至今的繪畫作品都是稀世之珍。

事實上，他不僅是一個畫家，還是書法家、文字學家、文化學者。《宋史·藝文志》記錄他的學術著作就有《佩觿》三卷、《汗簡集》七卷、《辨字圖》四卷、《歸字圖》一卷、《正字賦》一卷等五種，都屬於文字學專著。《宋史》本傳還記錄，當時大宋通行的《古今尚書》及有關《釋文》，也是他整理編撰的。

《佩觿》的“觿”字，音西，是古人一種實用的玉石佩飾，狀如彎月，可用來解開繩結。郭忠恕這部書論漢字形聲訛變的緣由，分析字畫疑似的脈絡，雖然有不少舛誤，但用《四庫總目提要》的說法就是：郭忠恕“洞解六書，故所言具中條理”，因此自有不俗的學術成就。書名《佩觿》，意思就是可以解開漢字疑惑之死結，故可以猜測成書之際，郭忠恕相當自信。

《汗簡集》也名《汗簡》。是對秦以後的篆字、隸字的總結研究。這書完成於五代後期，當時即在文字學界有廣泛影響。蜀地文字學家李建中，從後蜀進入大宋時，曾經親手抄錄《汗簡》進獻給大宋。大宋名臣夏竦，帶兵打仗糊塗無能，對西夏用兵時多次敗績，被西夏首領李元昊所輕鄙（《大宋帝國三百年》第四部將寫到這個人物），但卻是一個很優秀的文字學家，他在專著《古文四聲韻序》中就說明是郭忠恕“首編”《汗簡》。

郭忠恕很小的時候，就已經通曉史書和“九經”，並對漢語言文字有不凡的穎悟力。傳統中國承認人之差異，少年亦然。國家和地方，常將榮譽、尊崇向“幼敏”少年傾斜。那些有特殊稟賦、超越於其他少年的天才，往往被人稱為“神童”。郭忠恕七歲那年就被地方舉為“童子”，名氣很大。

順便說，大宋似乎是歷朝神童最多的朝代。楊億、蘇軾、王禹偁、黃庭堅、葉夢得、孔文仲……可以羅列一個長長的名單。

郭忠恕留在史上的記錄，除了藝術、學術之外，就是特立獨行的性格。

湘陰公劉贇

後漢開國君主劉知遠傳位於兒子劉承祐，劉承祐在郭威的兵變中被殺，劉知遠的侄子徐州節度使劉贇，被朝廷推舉為帝。後漢還派出名相馮道去迎接新君。劉贇聞訊大喜，即刻從徐州西行，打算儘快趕到京師踐祚。但他走到宋州（今屬河南商丘）時，馮道也到了宋州。這時，傳來郭威已經進入京師“監國”，並以太后的名義下詔，廢黜劉贇的訊息。詔書中，將準備稱帝的劉贇降封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湘陰公”，這都是名譽性質的職位爵位。然後劉贇在宋州被囚禁，隨後，宋州節度使李洪義又出於討好郭威的心思，毒殺了劉贇。郭威稱帝，建國後周。

歷史記錄在這裡出現歧義。

《宋史》說郭忠恕“弱冠，漢湘陰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辭去。周廣順中,召為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改《周易》博士”。這是說，郭忠恕根本瞧不上後漢湘陰公劉贇，到了郭威的後周初年，反而做了官。

《五代史補》則記錄了郭忠恕的另一種面目。說郭忠恕年方弱冠，被徐州節度使劉贇闢為從事（相當於辦公室幹事、科員）。到了劉贇西進京師準備稱帝，在宋州被攔截後，郭忠恕知道大勢已去，於是正色責備馮道說：“令公乃是累朝大臣，誠信之名為天下所知，四方士大夫談論起先生來，都認為您是個道義長者。現在忽然做了‘脫空漢’，讓你前面的信譽功業一下丟空。請問令公：您這心下可安？”

“脫空漢”的意思是“言行詐偽之人”。古人的解釋就是：凡事據實而言，才涉詐偽，後來忘了前話，便是脫空。

郭忠恕這一番話，讓前來“迎帝”的馮道無言以對。

郭忠恕向湘陰公劉贇建議：殺掉馮道，投奔河東大本營。當時劉贇的父親劉崇正在河東做著節度使。後來，正是這位劉崇，聽說兒子被殺，在河東稱帝，史稱北漢。

劉贇聽到郭忠恕之言，猶豫不決，最後還是沒有殺馮道。結果劉贇遇害。

《五代史補》說郭忠恕在劉贇死後“竄跡久之”，隱姓埋名，亡命避難很久。並沒有在後周做官的記錄。

這兩種歧義的記錄都可以見出郭忠恕的傳奇性格。郭忠恕生當五代末年，少年得志，且滿腹錦繡，又看遍了帝王將相的醜態，於是天下名流在他眼裡，都不過爾爾，當代文武將相概不入其法眼。按《宋史》意見，郭忠恕對徐州節度使很是藐視；按《五代史補》意見，郭忠恕對後漢當朝宰相馮道，以及兵變大帥郭威，很是藐視。

進入大宋之後，郭忠恕應該是帶著後周時的官銜“宗正丞”（掌管皇親宗族事務）。他同時還是“《周易》博士”。太祖建隆初年，他在上朝前飲酒，藉著酒勁跟一位監察御史爭吵，事後被御史彈劾。郭忠恕當堂叱責御史，並奪過他的奏本，直接撕毀。這事未免有失體統，被貶為地方官，到乾州（今陝西乾縣）做了司戶參軍，戶籍科科長。在地方，他又藉著酒勁，毆打一位辦公室科員。並且不顧職官律令，自由散漫，擅自離開職所，到各地行走。結果被太祖趙匡胤除去公職，做了自由民。

從此之後，他流落於民間，不再求取功名，遊走於陝豫之間。平日縱酒，不修邊幅。碰到好山好水，就待上十天半個月。

這之後，就有了種種傳聞，據說他可以超過一個月不進食。大夏天的，可以在日頭下坐臥，連汗都不出；隆冬季節則可以鑿開河上的冰凍，跳下去洗澡，他身體周圍的冰凌像遇到熱湯般，漸漸融化。

他的書畫早已名動天下，尤其善於做“界畫”，也即以各類建築為主題的山水畫。史稱“所圖屋室重複之狀，頗極精妙”。他也常常在王侯公卿之家遊走。官員們都想得到他的畫，往往要用美酒伺候，預先在牆壁上陳設“紈素”，也即白絹，郭忠恕如果想畫畫，就乘興畫之；如果不想畫，官員們還執意請他畫，他“必怒而去”。所以世間以得到他的畫當作珍寶收藏。

說他在陝西時候，有個富人很喜歡他的畫，每天好酒好菜伺候他，很久之後，才說想求他一幅墨寶，並給他一匹珍貴的白絹。郭忠恕將這匹白絹展開，看有數丈之長。略一思忖，就在白絹的下角畫了一個放風箏的小童子，上角，對角畫了一隻風箏。中間隔著的數丈空白，被他嫋嫋地畫一根細線連起來。一幅“後現代”作品誕生了。史稱這位“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絕”。

顯然，這位“富人子”還是不解這幅作品的創意韻味。

另有一位鎮守陝西的節度使郭從義，就比“富人子”有情趣得多。這位郭帥也喜歡郭忠恕的畫，更知道這位藝術家乃是當代一高陽酒徒，就專門為他設計了一個適合吃酒揮毫的環境，白絹、筆墨都是現成的，天天請他喝酒。幾個月後，郭忠恕先生忽然來了靈感，就張開白絹，但他只在一個角落畫了幾個遠山的山峰而已。但郭帥“亦寶之”，還是拿它當寶貝。

太宗趙炅即位後，久聞郭忠恕大名，就召他“赴闕”，到朝廷來，繼續做官，給他的官職是國子監主簿，太學的一等秘書。並給了他很多賞賜，讓他住在太學裡，主要工作則是讓他“刊定歷代字書”，整理歷代關於文字方面的典籍。

儒者的遊戲 在太學，郭忠恕總是伺機奚落嘲弄他人，不管對方是誰。

太宗召他時，他住在內侍省宦官竇神興的官邸。竇神興，乃是另一個“武宦”竇神寶的哥哥。竇神寶帶兵打擊契丹抗擊西夏，都有戰功。竇神興也是宦官中的首領，權勢很大。郭忠恕本來長了一副美髯，看到宦官竇神興沒有鬍鬚，肉肉的臉蛋，就來了情致。有一天，他將所有的鬍鬚都拔掉了，竇神興一見，大為吃驚，問他為何放著現成的美髯公不做，郭忠恕說：“聊以效顰。”老夫暫以這個法子向您老學習。竇神興聞言大怒，所以不斷地向太宗說他的壞話。後來郭忠恕倒黴，大約跟這個玩笑有關。

他這一生奚落別人，很少遇到對手。只有一次折在儒生聶崇義手下。

聶崇義乃是五代末到宋初的大儒，尤其精於禮學。後周時，曾摹畫多種禮器圖形，並解釋其用途。到了宋初太祖建隆年間，完成《三禮圖表》。這書對於國家禮制的推演具有劃時代意義。中國千年禮制，此書實為一大重鎮。聶崇義身為學官，日常生活極為低調，但學識淵博。郭忠恕有一次拿他的姓氏“聶”字開玩笑，嘲弄他說： “近貴全為聵，攀龍即作聾。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

你看你這個“聶”字，都是“耳”。要是“貴”字貼近“耳”，就是個“聵”，失聰。要是“耳”字攀上“龍”，就是個“聾”，也失聰。所以，“聶”字雖然有三個“耳”，奈何也成不了“聰”。

聽覺靈敏為“聰”。郭忠恕這個嘲弄，就文字遊戲言，確有才。

但他遇到的聶崇義，是更有才的人。

聶崇義說：“僕不能為詩，聊以一聯奉答。”我不能作詩，姑且用一個對聯來回應您。當即說道： “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您不要笑“聶”這一個字有“三耳”，整體來看，全都勝過“忠、恕”這倆字藏著“二心”。

“二心”等於說士大夫不忠不信，那個時代，是罵人的狠話。但聶崇義用一種典雅手法拈出，又是對嘲弄的合理回應，所以，郭忠恕招辱，第一次被嘲弄，羞愧得沒有話說。

旁邊人聽到，都很推許聶崇義“機捷而不失正”，機敏捷智而保持言說之雅正，史稱“真儒者之戲雲”，聶崇義的應對，真是儒者才有的遊戲啊！ 大宋這類“雅謔”很多，這個“聶三耳”和“郭二心”的故實，與後來的“假蝗蟲”“蘆多損”故實有一拼。

說大宋名相盧多遜恃才而傲，有時也喜歡拿人姓名開玩笑。當時賈黃中做宰相，盧多遜做參知政事，有人來報說京畿附近有蝗蟲。

盧多遜就笑著說：“某聞所有乃是假蝗蟲。”這個“假蝗蟲”與“賈黃中”音近，他就如此來奚落老賈。

但老賈也是才子，就回復他道：“亦不聞傷稼，但蘆多損耳。”還可能真是假的蝗蟲，所以老夫也沒有聽說傷害莊稼，但是“蘆多損”，損失了很多蘆葦。以“蘆多損”諧音“盧多遜”，弄得對方無話可說。

“出將拜相”情結

郭忠恕在太宗朝仍然放縱自己，史稱“忠恕性無檢局，放縱敗度”，不懂剋制約束自己，多次敗壞國家法度。但是太宗愛才，每次都原諒他，史稱“上憐其才，每優容之”。不料這位郭先生，更加酗酒，並放言誹謗朝廷、誹謗時政，這些也都罷了，太宗也不與計較，才子嘛！

最後，郭忠恕犯了罪——經常將官府中的東西拿去倒賣，得到的錢財都自己留下花了。

這事嚴重。讀書人貪贓，那是知法犯法，按律當斬。但太宗特意下詔：免死，決杖流放登州。

這是太平興國二年的事。登州今屬山東，一般流放登州是到沙門島，此地在今山東長島縣西北，格局彷彿拿破崙流放的那個孤島，四面環海。五代時期，這裡就是重犯流放地。進島容易出島難，似乎還沒有幾個流放沙門島的罪犯能活著出來。有時，遇到大赦，沙門島的罪犯也往往不赦。郭忠恕大約估摸到了生命的結局，於是自己設計了一個末路行為。走在半路，大約到了今屬濟南的地界，他對押送警官說：“我今逝矣！”我現在就在這裡昇天了。於是開始在地下挖坑，大約挖了籃球那麼大的一個小穴，他估計可以容得下自己的臉面了，就趴下來“俯窺”，隨即死去。被葬在道路旁邊。過了幾個月，有老朋友來，準備給他改葬，抬著他的棺槨，感覺裡面很輕，“空空然若蟬蛻焉”，空空的，就像蛻皮的蟬那般。開啟看時，只有衣冠，史稱“尸解”，也即本真遁化，空留遺物而去。

郭忠恕為何“性無檢局，放縱敗度”？宋初王禹偁曾有詩詠歎郭忠恕，內中有兩句，可以點破箇中隱秘：“忽以伎術召，此意殊鬱郁。”

郭忠恕經多見廣，當初斥責馮道，又鼓勵劉贇殺馮道而投河東，劉贇不聽，導致身死敗亡。劉贇如果投奔河東，後來時局的演變還會有另外的可能性，至少不是現在這個樣子。曾經有過的這類決斷，讓他有了幻覺。他自以為應該屬於“致君堯舜上”的政治人物，但是沒有想到的是，朝野都拿他當學者、畫家看待。他認為世人包括帝王在內，都看輕了自己。就這個意義分析，郭忠恕也不能免俗。他還不懂得《佩觿》《汗簡》才是萬世事業，書法、丹青才是人間寄託。比較起來，亂世當權，或治世職官，都還不過是過眼煙雲。但他屬於那個時代的“官本位”思考者。從西漢班超視“筆硯”為小道，立志“封侯”，到東漢揚雄視“詩賦”為小道，“壯夫不為”，傳統文人多有“出將拜相”之情結。太宗給他這個當年主張誅殺馮道的政治家一個“國子監主簿”，這類“伎術”職務，他是不滿意的。所以有了“鬱郁”不得志的表現。

大唐初期，那個畫過《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和《步輦圖》的閻立本，官拜主爵郎中、將作大匠、刑部侍郎，與郭忠恕一樣，他也認為自己是個當朝命官，社稷重臣，大唐棟樑，畫兒，只是個零頭！但沒有料到的卻是一生被人稱為“畫師”。乃至於唐太宗李世民在太液池盪舟，看到水鳥在畫舫前飛舞，就命人傳“畫師閻立本”來“寫真”。閻立本遭此召喚，深感恥辱，當晚，回到家中，把兒子們叫來，很認真地說道：

“……今天的事兒，你們都知道了。我自幼讀書，文章比當朝哪個公卿也不差；官做到刑部侍郎，品階比誰也不低；不料現在獨以畫畫見名當世，皇上、差官傳呼起我來，就像傳呼廝役皂隸一樣，這可真是天大的恥辱啊！記住：汝輩之中，不得有人再習水墨丹青！你們要把這個當作一條戒律！”（據唐·劉肅《大唐新語》。） 郭忠恕應該知道閻立本的故實。他對新朝應該有期待。期待落空，於是走向放浪形骸一途。這也正是傳統中國文人所謂“不得志”之後慨嘆“不遇”的行為之緣。

矯詔開倉

宋太宗趙炅用法嚴酷，這與他立朝之初，急切於推演帝王威權有關聯，更與他心繫北漢、志在幽雲有關聯。但他操練帝國法條也有一個鐵門限：如果有益於庶民，即使犯法也不治罪。

就在秦州，因為當地“歲飢乏食”，這年歉收鬧饑荒，百姓沒有糧吃，朝廷下詔，由附近延州（今陝西延安）開倉，拿出戰備糧粟米二萬斛，借貸給貧民。但後來朝廷又派出使者劉文保，帶著皇上的詔書，匆匆趕到秦州，下令收回開倉放糧的前令。知秦州的張炳與劉文保現場看到，不斷有百姓餓死在道路溝壑之中，於是假傳聖旨，開倉，史稱“民飢益甚……矯詔開倉，救百姓倒垂之急”。這兩個大宋文官，一個是地方州官，一個是朝廷京官，在這一個歷史性的“嚴重時刻”，選擇了對庶民負責的姿態，居然置聖旨詔令於不顧，毅然救民。這故實很少被人講述，但在我看來，這就是傳統儒學表彰的“愛民”精神，也是孫文先生揭櫫的“民生”精神，很了不起——能夠做到敬畏生命在先、服從命令在後的善良而又正直的官員太罕見了。

這二人也知道如此抗命，自有大宋法條伺候，於是上疏，承認罪責所在，表示願意“屬吏”，交由司法官員按律處理。趙炅知道情況後，特意頒下指令，免除了這兩位“違詔”的刑罰懲處，史稱“詔釋其罪”。

秦州“民飢”災荒發生在太平興國二年四月，到六月二位官員上疏，趙炅不過踐祚半年多，正是“殺伐立威”的時段，這一次賑災令，以及收回賑災令，都是趙炅初為帝王之後的第一次。如果詔令無效，帝王之威風何在？但他居然放過了二位官員。這一事件證明了趙炅殺伐之外另有道義。由他出任帝國領袖，即使今天來看，也是合理、合法、正當的。

戰備糧救災

太宗一面以殺伐立威，一面又將國家政策不斷向“民生”傾斜。大略考察，太宗在位二十一年，幾乎年年動用戰備糧賑災。

太平興國八年三月，同州（今陝西渭南）地方官告知當地饑荒，國家發倉粟四萬石（一說四十萬石）賑之。

雍熙二年四月，因為江南數州去年秋天略有旱情，百姓口糧緊張，趙炅不放心，隨即派遣多位朝官到江南幾個州，與地方長吏做細密調查，看到有缺糧戶，馬上發糧賑貸。同時，還開放地方的“常平倉”，將國庫中的糧米減價出售，以平抑糧價。借這個機會，又命令下放的朝官訪察地方吏治，官員為政的善惡，以及民間利病，做成報告交到朝廷。

雍熙三年八月，劍州地方官報告“谷貴”，趙炅下詔開放地方糧庫，賑濟饑民。

端拱二年八月，乾寧軍（今河北青縣）報告“民飢”，趙炅下詔以官粟二萬石賑之。

淳化元年二月九日，京東轉運使何士宗報告：“登州（今屬山東）歲飢，文登、牟平兩縣民四百一十九人餓死。”趙炅當即下詔，並派遣使者，開倉賑災。死者，由官方代為葬埋，併發給死者家屬撫卹金，“以錢五百千分給之”，用了五十萬錢分給家屬。由於地方官沒有及時報告災情，導致地方餓死人事件發生，賑災之後，開始追究責任，“仍劾罪以聞”，推定官員瀆職罪責的懲罰辦法，上報朝廷。

至道年間，契丹的威脅愈益嚴重。但京畿及河南百姓遇到了災年，乃至於春播的種子出現緊張。一場雨後，趙炅當即下詔，以官倉糧豆數十萬石貸給庶民做種子。有關部門考慮到戰馬需要養護，請求留出一部分給馬匹食用。趙炅說：“但竭廩以給之，國馬食以芻藁可矣。”春雨及時，正是播種時機。百姓沒有糧種不能盡地利，只管傾盡糧庫給農民，相信到了秋天會有百倍收穫。至於“國馬”，就用乾草做飼料可以啦！……

太宗“國馬論”，很接近孔夫子在馬廄失火後的發問：“傷人乎？”不問馬。趙炅賑災從未有過猶豫。民生，在趙炅這裡具有不容動搖的重要性。

祖宗之法 大宋帝國流行一個說法，就是“祖宗之法”，說的就是太祖、太宗為大宋帝國的“立法”。宋人稱太祖、太宗做皇帝的那一段時間為“祖宗時”。當說到“祖宗之法”或“祖宗時”這幾個漢字時，往往含有“我大宋那時定的規矩”之含義，並以此來告誡、規勸、諷喻當朝皇帝“不要壞了規矩”。故“祖宗時”訂立的“祖宗之法”，實有大宋最高法條的性質，可約略稱為宋代三百年的“大憲章”。

趙匡胤病逝後第二天，趙炅頒佈“五條意見”，就申明對太祖時已經定下的“紀律”也即制度，要嚴格遵奉執行。又過了兩天，宰相薛居正等人來見太宗，要求太宗“聽政”。太宗答應後，移居太祖過去辦公的地方長春殿來處理政務，並對薛居正等人說： “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帝舊規，無得改易。”

遵照太祖遺制處理國家大事，邊防大事，也要全部依照太祖舊日的規定，不能隨意改變。

太祖晚年曾經征伐北漢。太宗當然有理由“依先帝舊規”，征伐北漢。“祖宗之法”中，包含了混一環宇、河山一統的政治夢想。

但是太宗立國之初，各類災害不斷，各級官員也不老實。人性中的貪婪，藉著五代以來的亂世風習，即使在“太平興國”年間，也還是不斷爆出腐敗、邪僻等種種惡果。

太宗要恢復漢唐舊疆，更要推演“天下太平”。他需要在江山一統之後，實現“天下太平”。太宗之夢與太祖之夢一樣：實現道義天下，恢復漢唐舊疆。

阻礙這個夢想實現的外部威脅是草原帝國，內部威脅是藩鎮割據。

比較起來，內部問題更為直接。

為了解決藩鎮割據問題，中央集權是一個現實選擇。

但在“價值應然”前提下，也即道義前提下實現中央集權，需要“平衡術”。如何既不滅裂天下道義，又能有效駕馭群雄，保持邦國秩序？太祖太宗一生就在這個場域中尋求政治彈性。

太祖已經部分完成了藩鎮割據問題，但憑藉對人性和政治的理解，太宗知道：只要時機成熟，“陰謀擁戴”就會死灰復燃，試圖與朝廷對抗的新的藩鎮就可能出現。

誰能知道，一個無德無能的藩將趙在禮，會在“被擁戴”中，成為後唐叛帥？ 誰能知道，一個性情寬厚的藩將李嗣源，會在“被擁戴”中，滅了後唐開國之君，自立為帝？

誰能知道，一個遠在西北的藩將李從珂，會在“被擁戴”中，奪了合法君主的位置稱帝？

誰能知道，一個做著樞密使的藩將郭威，會在“被擁戴”中，推翻後漢，做了後周的皇上？ 誰能知道，睡夢中的殿前都點檢，哥哥趙匡胤，會在“被擁戴”中，返回京師，建立大宋帝國？

……

站在歷史的後面，還可以補充一個近代故實：誰能知道，道德“天下可信”的大清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相當於今天的上校旅長或團長）黎元洪先生，會在“被擁戴”中，反清，出任湖北都督，成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標誌性人物？ “被擁戴”，是傳統制度條件下，權力重新分配的一種可能性。

當可能性展開成為一種現實性時，變局就會出現。

隨著“被擁戴”的變局出現，便是生民苦難。

正本清源與拔本塞源

太祖太宗的優異之處甚多，“拔本塞源”是其一。“拔本”，也即拔除樹根；“塞源”，也即塞住水源。意思就是從根本上做到防患除害。

它與“正本清源”不同。“正本清源”指的是樹木已經歪斜，需要從根矯正，源頭已經混濁，需要從頭清理。這是對“已然”禍患的整頓。“拔本塞源”是在變局尚未萌櫱之際，即將“可能性”消弭於虛無之中。

消弭者洞燭先機，世界，將因此省略一出慘劇。

但是被省略的慘劇不曾上演，庸人便以為世界當然如此，本來就沒有這樣一出慘劇，所以，算不得英雄手段。

殊不知，“拔本塞源”與“正本清源”比較起來，尤見英雄氣象；省略“被擁戴”之“拔本塞源”，更是大英雄氣象。

與“拔本塞源”相近的漢語詞語有“防微杜漸、杜漸防萌、曲突徙薪、未雨綢繆”等，用在遏制藩鎮之亂這個政治現象時，都可以看成大英雄在軍政戾氣形聚之前，覷破人性之惡，收斂天地之殺機的極高智慧。

這個智慧可以名曰“見大”。

明代小說家馮夢龍曾感慨世間智愚不齊，做《智囊》一書，將智慧分類，第一等智慧就是“見大”。他解釋“見大”說：“一操一縱，度越意表。尋常所驚，豪傑所了。”每一次操縱大事，往往出乎旁人預料之外。庸人遇事，驚詫莫名、束手無策之際，政治英雄卻以前瞻性智慧，將格局控制在平衡點上。

安撫番族 當初，有位比部郎中（屬於刑部官員）張全操，史稱“慷慨敢言外事”，慷慨激昂，敢於大膽言說邊境攻防大事。太祖對他很信任，將西北要地靈州（今屬寧夏吳忠市）委託給他鎮守。到了太宗朝，他循例要在西北番族中購置馬匹，護送到京畿，以充禁軍軍用。但他依仗地方大員的權勢，在交易中給番族的物資大多“粗惡”，都是劣等品，等於以次充好。番族為此而心生恚怒，拒絕交換。張全操動用武裝力量，抓捕了十八個首領人物，將人家的兵仗、羊馬全部沒收。此事導致邊境騷亂，史稱“戎人大擾”，西北番族開始與靈州守備對抗，大有狼煙四起的態勢。朝廷知道詳情後，派出特命全權大使，帶著金帛去安撫番族，申明朝廷制度，並與番族立盟，這才勉強安定了西北可能的大亂。

怎麼處理張全操這個藩鎮大員？ 宋太宗趙炅沒有手軟，將他果斷召回，下獄，審訊。最後的判決是：“決杖，留海島。”按律杖刑，流放海島。

張全操事件後，趙炅還了解到帝國的另一個隱患。

原來，從五代時期開始，藩鎮們大多會派遣自己的親信，藉著公事出差，往邊境或各州郡做生意，路過轄境關口，都實行免稅政策。這樣就積蓄了很多錢財。藩鎮們有了錢，就開始作，史稱“務為奢僭”，一定要揮霍，生活奢侈糜爛而又僭越禮制。有些藩鎮自家府上養馬多至千餘匹，童僕也多達千餘人。皇上也沒到這個份上啊。大宋之初，有功臣數十人，還承襲了這種“奢僭”習氣。太祖趙匡胤對此很是憂慮，但也不能徹底根絕。

太宗時代，功臣們雖然沒有了相當於“領地”的藩鎮，但在地方上還是遺留著呼風喚雨的能量。趙炅於是有針對性地下了一份詔書，規定：

內地或邊塞臣僚，從今往後，不得借公事出差做生意。那種假公濟私，挾帶緊俏商品，牟取暴利的商務往來，都屬於“與民爭利”，從此禁絕。有不奉詔命者，州縣長吏必須上奏報告朝廷。

詔書下達，地方大員經商牟利的行為有所收斂。

藩鎮不得領支郡

當時有個掌管禮器製作的少府監，名高保寅，他是五代十國的南平國最後一代君王高繼衝的叔父。南平國被趙匡胤收復後，高氏家族多在大宋做官。太宗任命這位高保寅知懷州（治所在今河南沁陽），當時隸屬河陽（治所在今河南孟縣），等於是河陽的一個支郡。而河陽節度使乃是當朝名相趙普所兼。但這位高保寅與趙普有過節，現在在趙普手下做事，不免感到彆扭，有些事就像被趙普故意抑制，很不自在。史稱高保寅“心不能平”，對受趙普節制不服氣，尋思著這事得有個解決辦法。高保寅對政治氣候有判斷，他看出當朝兩代帝王都在千方百計削弱藩鎮軍政大權，於是有了釜底抽薪的謀劃。

他給太宗趙炅上疏，主題就是：請求罷免節鎮領支郡的舊制。

這一封奏疏正是太宗所需要的，於是當即同意，首先下詔，要高保寅執掌的懷州，不再隸屬於趙普執掌的河陽，直接隸屬京師，懷州的長吏有事可以直接上奏朝廷，不必再經由河陽中轉。

與高保寅同時，還有一位虢州（治所在今河南靈寶）刺史許昌裔，上了一紙訴狀，說他的上級，保平節度使杜審進的“闕失事”，做得不夠合格的政事。其中就包括杜審進作為一方節鎮，所領地方支郡，多由親吏執掌關市。保義軍，避趙光義的“義”字諱，改為保平軍，治所在河南陝州，今屬三門峽市。

杜審進何許人？乃是已故昭憲太后的兄弟，太祖、太宗的親舅伯。杜審進做官一向謹慎，鎮守保平軍二十餘年，鼓勵農業生產，獎勵仁義根本，士庶安居樂業。他官做得大，但懂得節制，從無驕矜傲慢之色，士庶認為他有儒者之風，是一個醇厚長者。由親吏執掌地方稅收，也是五代習氣而來，並非有心作惡。

許昌裔則名不見經傳，但卻敢於彈劾當朝皇上的舅伯，也是看準了當朝收斂藩鎮軍政大權的基本趨勢。

所以，太宗趙炅得到這封奏疏，並沒有不快，當即派出一位朝官李瀚到虢州、陝州去調研。李瀚位居右拾遺，乃是朝中言官，有責任對政事做出獨立諷諫，糾彈朝中過失。李瀚到了地方後，發現了問題所在。他上言道： “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強幹弱枝之術也。”

藩鎮管轄下屬州郡，大多派遣親吏執掌關市稅收。此事很不便利商賈，讓天下的貨物有所滯留，不能順利流通。期望不要讓藩鎮統攝管轄地方州郡，以此來分流藩鎮的軍政大權，樹立王室權威，這也是“強幹弱枝”的方法啊。

所謂“強幹弱枝”，就是太祖、趙普以來，試圖解決藩鎮過強的集權之夢。儒學論“強幹弱枝”的說法就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重要的軍政大權由朝廷、天子頒佈，邦國就走向了秩序；反之，軍政大權由地方、藩鎮頒佈，在邦國這個更大的組織系統內就會出現多頭政令現象，朝廷奈何不得，於是就有地方割據。在沒有聯邦或邦聯理念之前，地方割據，是國家災難。世界史上，美利堅合眾國之前，還沒有聯邦或邦聯理念，更沒有聯邦或邦聯實踐（順便說，“聯邦”與“邦聯”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宋太宗的太平興國初年，歐洲的神聖羅馬帝國，各國間戰爭不斷；拜占庭帝國各地也戰火連綿；丹麥甚至在入侵英格蘭……“歐盟”這個近似於“邦聯”的設計，連夢想都還沒有，何況“聯邦”！政治文明是人類自我管理的政治智慧不斷展開的過程。回到歷史現場，就會發現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是當然之理。當著“集權”成為歷史現場最優選擇的時候，討論大宋君臣為何沒有實現“聯邦制”，為何沒有實現“憲政管理”，是言不及義的。因此，千年之前，“強幹弱枝”就是一種可以期待的政治價值。

事實上，趙匡胤已經在做“強幹弱枝”的工作，而且卓有成效。

從唐代以來，直到五代，各個藩鎮都領有支郡。趙匡胤平定湖南馬楚之後，就將原來的若干支郡從藩鎮剝離出來，直接隸屬京師。後來在比較大的州縣屯兵，也多直屬朝廷。

但到了太宗時期，藩鎮領支郡還沒有經由制度化改變。現在，李瀚將這個問題揭櫫出來，史稱“上納瀚言”，皇上接納了李瀚的意見。並下詔，明確天下數十個支郡，不再隸屬地方藩鎮，而是直接隸屬京師。史稱“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大宋帝國所有的藩鎮，都不再有管轄下一級州郡的現象了。

親吏不得補鎮將

但趙炅還知道，太祖晚年已經開始禁絕藩鎮提拔自己的“親吏”做“鎮將”，也即下一級地方軍政長官，這正是“藩鎮領支郡”的弊端，現在，明確支郡直屬京師，太宗還是擔心五代餘風流衍，藩鎮們會不會變格，繼續提拔“親吏”做“鎮將”呢？倘如此，就與“祖宗之法”的“偃武修文”原則衝突太大了。藩鎮自命下屬為“鎮將”，等於地方幹部任免權不在中央。此類流風正是漢末以來節度使自成一獨立王國的源頭所在。

於是，趙炅再次重申太祖時的禁令：藩鎮不得補親吏為鎮將。

太宗做足了“拔本塞源”的功夫。

不僅如此，太宗還對現任的節度使老將做了調動安排。

趙炅即位之初，安遠（治所在今湖北安陸）節度使向拱、武勝（今屬河南鄧州）節度使張永德、橫海（今屬河北滄州）節度使張美、鎮寧（今屬河南濮陽）節度使劉廷讓等人，都來朝會。這四大節度使，都是趙匡胤時代元帥級別的大將軍，各領一方，轄境州郡星羅，縱橫千里；元帥們又多有戰功，威望甚高，權力極重。儘管趙匡胤時代已經安排了節度判官，收回了藩帥們的部分財權，也安排了縣一級的官員由朝廷派遣，但他們憑藉資歷和能量，仍然是最有可能演繹為一方藩鎮的大人物。二百年來，此類演繹屢見不鮮。趙炅預為籌謀，罷免了他們的節度一職，轉為朝官：向拱、張永德併為左衛上將軍；張美為左驍衛上將軍；劉廷讓為右驍衛上將軍。

為調動老帥頒下的詔令制辭中有一句話：

“不敢以藩領之任重煩舊德也！”不敢用藩鎮這樣繁雜沉重的工作來麻煩老功臣們！

石守信移鎮

還有一位資歷更老的大將軍石守信，也在太宗踐祚後不久被罷免了節度使之職。這不是個簡單事。

石守信，是趙匡胤在後周時期的“義社十兄弟”之一，是趙匡胤團結在身邊的最早的一批武將之一。石守信在柴榮時代就曾立有赫赫戰功。陳橋兵變，他也是最重要的擁戴者之一。當初趙普和趙光義謀劃初定，即於夜半派遣心腹武官趕回京師，面告時任殿前都指揮使的石守信等人，要他們做好趙匡胤返回京師的接應工作。趙匡胤從陳橋回師，順利進入汴梁，石守信功不可沒。後來趙匡胤討平潞州，石守信再立戰功；討平揚州，石守信為行營都部署也即前線總司令。怎麼看，石守信都是先帝留下的一位資深元老。太宗趙炅時，石守信的職務是：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這個人物也動得嗎？ 天平軍，駐山東東平郡，治所在鄆州。五代以來，軍事地位雖然不如河東大藩，但也是一個重要節鎮。石敬瑭、範延光、杜重威、韓通等人都曾做過天平節度使。此地相當於帝國境內東部第一大軍區。

公元977年，太平興國二年十一月，太宗趙炅忽然下詔，罷免石守信天平軍節度使，保留中書令也即政事堂文職，並出為西京也即洛陽留守。

石守信官職得到提升，但軍權沒有了。

同時，將天平軍降格，其轄境僅在鄆州一地。原來隸屬天平軍的“支郡”都直接隸屬中央。後來的節度使，皆由文官出任，又多有安撫使、轉運使、提刑使，以及通判等來“分權”。這樣一來，朝廷、藩鎮、支郡（州郡，包括縣）三級垂直管理，變為朝廷和州縣的二級垂直管理。雖然有些地方、有些時刻，還有省級管理安排，但那也都屬於臨時性的差遣。大宋等於事實上弱化了省級機構，藩鎮屬州的權力得到有效侵削。西漢晁錯沒有完成的行政變革，在大宋趙炅這裡得到一次“更化”。過去石敬瑭、範延光、杜重威之流，做大做強藩鎮與中央對抗的可能性，在無形中消散。

太宗趙炅繼承了乃兄趙匡胤的政治智慧，首先注重抑制藩鎮，在行政區域的人事變更和區域性質的轉型中推演秦漢以來的郡縣結構，以此消除可能的割據力量，這樣就為大宋帝國的長治久安，做出了制度性的安排。

趙炅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