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大宋帝國三百年：文功武治宋太宗〔上〕》（2）

壹太宗踐祚

趙光義踐祚的第二日，就行使君王權力，頒下了第一份詔書，講述了新任皇帝的“五條意見”。沒有一條新東西，也不見新格局、新氣象，豪言壯語之類，但讓中原士庶明白了一件要緊的大事——天子換了，天下沒變。

第一份詔書也即“五條意見”

公元976年，農曆冬十月癸丑日，宋太祖趙匡胤，崩。

靈柩停在萬歲殿東楹。

一夜大雪，白了京師，全城縞素。

第二天，甲寅日，早上，太宗趙光義在太祖靈柩前即位。

群臣祭奠太祖、拜賀太宗。

趙光義很悲痛，號啕痛哭，幾乎昏過去，史稱“帝號慟殞絕”。

當天一大早，汴梁城中士庶看到官員們腰裡繫了灰白色的麻繩子，鐵黑著臉，踏著深深的積雪匆匆進宮，不難猜得出：皇上歿了！

一些老人們回憶起近世以來，死了皇上，後面就是一場又新又舊的大位爭奪與加冕。那時節，往往就有了刀光劍影。當初後漢高祖劉知遠死，樞密使郭威起兵，推翻後漢，亂兵劫掠市肆那一場，老人們記憶猶新。往日的恐怖被召回，流言開始按照流言的模式悄悄傳佈，城裡有了隱隱的騷動。人們不知道新任皇帝會有怎樣的動作，更不知道哪個地方、什麼時候，會竄出一股子亂兵來，擁戴什麼，或劫掠什麼……

京師，人心不定。

但是，很快，冬十月乙卯日，趙光義踐祚的第二日，就行使君王權力，頒下了第一份詔書，講述了新任皇帝的“五條意見”——

一、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鹹除之”。平常大赦時，犯有大惡的罪犯往往不在赦免範圍之內，這一次也給予了赦免。

二、禁生邊釁。“令緣邊禁戢（音及，收斂、停止的意思）戍卒，毋得侵擾外境”。命令邊境將官，要約束屬下士兵，不得侵擾境外契丹之地。

三、廣開言路。“群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須面奏者，閣門使實時引對”。群臣如有批評或建議意見，可以直接上疏；如果要面奏，皇帝辦公室人員必須及時引見。

四、提倡孝悌。“風化之本，孝弟為先，或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天下文明，有賴於家族和睦。子不孝、弟不順，冒犯父兄，或不到分家時而離家別居者，要由有關部門督察舉發。

五、率由舊章。“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太祖趙匡胤創業多年，很多大事，往往防患未然，謹慎小心地訂立各種制度，大的規則已定。天下自有常規，各級官員當恪守奉行，不能違背。

詔書後還有兩句話：“諮爾臣庶，宜體朕心。”我將這些話告訴你們這些大臣和天下士庶，期待你們能理解我的想法。

“五條意見”，沒有一條新東西，也不見新格局、新氣象，豪言壯語之類，但讓中原士庶明白了一件要緊的大事——

天子換了，天下沒變。

於是，京城很快安靜下來，人們有時間慢慢回憶太祖趙匡胤一生的業績，並對新科皇帝趙光義寄予了很大期望，同時，人們也有時間開始慢慢規劃自家新的一年和未來——怎麼能過得更舒坦一點。譬如，我能想象，一些得到大赦的囚犯們，在免於牢獄之苦後，喜極而泣，會在親友們的簇擁下，圍爐夜談，慢慢訴說一個個小小的願望：等到國喪過去，就買上幾斤肥肉，扯上幾尺粗布，打上幾斤老酒，準備過年；再置辦幾把趁手的鋤頭，開了春，好好種地……

人們對大宋帝國第二任皇帝的期待似乎超過了對第一任皇帝的期待。

新科皇帝的名字

據說像哥哥趙匡胤一樣，趙光義出生時也頗有異兆。說他們的母親，史稱“昭憲皇后”的杜夫人，曾經夢到一個“神人”手捧太陽給她，這之後，有了身孕，妊娠期滿，就在丈夫趙弘殷供職的官舍生下了這位未來的宋太宗。據說，太宗出生時的當天夜裡，官舍上空有“赤光”而且“上騰如火”，街坊鄰居們提了水桶臉盆來“救火”時，還聞到了“異香”。

宋太宗出生的這一天，是後晉天福四年十月七日，公元939年11月20日。他比趙匡胤小十二歲，同屬豬。

趙光義少年時代就顯示了與眾不同的性格。遊戲時，小夥伴們對他都很“畏服”。等到他長大成年，不怒自威，應該是個氣場強大的人物。據說看到他的人，都知道此人不是池中之物。

趙光義排行老三，趙匡胤排行老二，老大早夭，他們還有個四弟趙廷美。

這位老三年輕時就很“嗜學”，以至於他的父親趙弘殷先生也看出了苗頭，於是，更多地鼓勵老二習武、老三習文。說趙弘殷在跟隨後周大帝柴榮討伐南唐淮南之地時，凡是攻破州縣城池，什麼財貨也不要，只去蒐羅各類古書，而後轉送老三，並時常勉勵、告誡他學古學文。於是，趙光義年輕時就在老爸栽培下，有了學者風範，文業不凡，藝能不俗。

當趙光義最後以“晉王”身份踐祚為大宋皇帝后，這些關於他的種種神異傳說開始流佈，預示了天下士庶對他的肯認。

趙光義做皇上之前，已經有過十幾年的歷練。

後周時，他曾經做供奉官。官職不大，不過是執掌一點後勤工作的武官侍衛之類，但他在陳橋兵變中，與謀臣趙普一起，擁戴趙匡胤做了皇上，成就了潑天大功一件。不難想象，陳橋驛現場，亂兵蜂起中，趙光義鎮定自若，經由天才擘畫，將充滿種種不確定性的“叛亂”，順勢引向了王朝更替，成為亂世的勝利者。這類膽識和能力，讓那個渴血而又悲情世界中的文武歎服，士庶敬畏。

趙匡胤稱帝后，趙光義被提拔為殿前都虞候，這是禁軍中侍衛親軍負責執法的武官。趙光義首次進入中央高階將領行列。由此，他得以結識朝中文武大臣。不久，又“領”睦州（今屬杭州）防禦使。所謂防禦使，與團練使、觀察使相近，都屬於地方軍政長官，宋代的防禦使有一些往往不過是武官的“寄祿官”，也即表示薪金級別，劃定敘遷之階，並無地方實權的官職。要得到實權，還要皇帝另外“差遣”。“領”有“遙領”之意，“領”防禦使，就更不是實缺。趙光義得到這個官職，雖然不需要跑到睦州去做地方官，卻帶有榮譽性質。

最讓天下士庶領教趙光義權威地位的是，趙匡胤北征時，他以“大內都點檢”的官職身份留守京師，總攬首都軍政。留守，有時也稱監國，一般由太子來幹這個活兒。趙匡胤不派兒子們做留守，又不給諸子“太子”的名分（他也從未冊立過“太子”），現在讓三弟趙光義來做這個工作，天下人應該有感覺，乃至於有市民驚呼： “點檢作天子，更為一天子地耶！”過去，皇上從點檢做了天子，現在又要有一個新的點檢做天子的事出現了嗎？ 沒有任何記載說正做著皇上的趙匡胤對這類傳聞生出反感（這一點與趙光義不同，書後會講到），他甚至在北征李筠之後，讓三弟來“領”泰寧節度使。節度使是比防禦使權力更大的地方軍政長官。泰寧在福建，那時福建未平，顯然也是個虛銜。但這個虛銜意味著三弟趙光義從防禦使更升一步，有了“藩鎮大員”的榮譽。

後來趙匡胤南征揚州李重進，又以三弟為大內都部署，也即朝廷總管；並加同平章事，這是宰相之職；還行開封尹，也即京師市長；再加兼中書令，這也是宰相級別的職務。宋代一個人可以帶幾個宰輔職務，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僕射、中書令、參知政事等，都屬於宰輔級別的職務職稱。到了太祖征討太原北漢政權時，又改三弟為東都（即汴梁）留守，另外賜給門戟，封晉王，官員立朝排序，晉王在宰相之上。

門戟，是一種木製儀仗禮器。趙光義得到晉王的儀仗禮器，按照等級劃分，與皇帝這個最高職務職稱，只差一步之遙了。

我相信這是趙匡胤對三弟的有意栽培。

有一次，趙匡胤對左右誇讚三弟說： “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我所及也！”你們看這位晉王，走路有龍虎之態，何況他出生時就有異兆，將來一定是一位太平天子。他的福德可比我強，不是我能達到的啊！

趙光義三十七歲登基，此前十幾年的歷練讓他有了朝中人脈，更有二哥的護佑、加持，讓他在做大宋皇帝時，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阻力。往屆王朝往往在第二任帝王之際出現權力爭奪，成為規律性的“政治瓶頸”，但在大宋王朝，趙光義順利得很。他登基後頒發的“五條意見”，也預示著天下安寧。宋太祖趙匡胤的時代，說過去就過去了；他的兄弟趙光義的時代，說來就來了。天下除了為故去的先帝穿素服，除了忙著避諱“光、義”這兩個漢字，人們照舊生活，和以前沒有什麼兩樣，大宋老人們的憂慮，多餘啦。五代亂世，一去不復返啦。

甚至，正當人們忙著避諱“光、義”這兩個漢字時，忽然又得到朝廷告示：現在還沒有來得及“避諱”這倆字的，不必“避諱”啦，皇上改名字了。

大宋新科皇帝趙光義，改名趙炅。

避諱 宋太宗本名也不叫趙光義，叫趙匡義，但他哥哥太祖趙匡胤當了皇帝之後，按習俗、按禮法，天下應有“避諱”，人名不得使用“匡、胤”兩個漢字，於是趙匡義改名叫趙光義。現在趙光義當了皇上，如此，按習俗、按禮法，天下又當避諱“光、義”二字。但“光、義”二字，朝野使用頻率太高，“放光明”“存仁義”之類名詞，檔案常見；“光大鄉”“仁義裡”之類地名，州縣常見；“張小光”“馬大義”之類人名，士庶常見。所以認真“避諱”起來，禮部官吏們審定存世檔案、地方太守們更動所在地名、官民男女們修訂戶籍檔案，諸如此類，實在是太麻煩啦。這一個多月時間裡，天下也確實在緊鑼密鼓地為“避諱”這兩個漢字而忙碌，到處都在改名。

“避諱”禮俗已流行千年，皇上也無能改變。

趙光義瞭解到這個“避諱”現象後，為方便天下，再次改名，單名一個“炅”字。與“光義”比較起來，“炅”字稀見，偏僻得很，天下“避諱”這個“炅”字，工作量就會小得多。趙炅之後，大宋歷代帝王多有改名，都在選擇偏僻漢字，以此減少民間和官方的工作強度。趙炅帶了個頭。

“避諱”這事，由來已久，世界皆然。史稱“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無非是制定一種禮俗，不去直呼其名，藉此表達對尊者、親者、賢者的一種敬意。古代，《舊約》時代，上帝也即“耶和華”，這幾個字，書寫時就由不發音的希伯來字母組成，意思是不能妄稱上帝之名。後來演進中，總要有稱呼，於是被翻譯為類似漢語文字“耶和華”的讀音。傳統中國之“避諱”也在演進中，到現在，儘管還不適宜當面口頭上直呼“尊者”“親者”之名，但書寫已經無妨。是否直呼“賢者”之名，歷史上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個人選擇。你可以直呼，也可以不直呼。宋人有一個士子，很是仰慕唐代詩人孟浩然。他經過一個叫“浩然亭”的地方時，不禁感慨：怎麼能直呼賢者之名呢？於是將“浩然亭”改為“孟亭”。有人直呼“浩然”，這位士子就不樂意；但是儘管他不樂意，還是有人願意直呼。這是士子的個人行為，並非官方制度性規定。到今天，風雅點的人士還是願意稱“康南海”“南海先生”，而不願意直呼“康有為”；願意稱“蔣中正”“中正先生”，而不願意直呼“蔣介石”，等等。“避諱”也在流變中。

趙光義改名趙炅，是既尊重傳統，又有所變易的中道行為。如果恪守傳統，不做變易，天下為實現“避諱”這一禮俗，就會折騰出數不清的行政事件、文化事件、社會事件；如此，天下將會出現“失衡”狀態。如果幹脆廢掉“避諱”禮俗，在那個時代，也將可能出現另外一個型別的“失衡”狀態。

趙炅，經由一個小小的變易，走向了“中道”。這個“中道”，就其政治智慧和倫理智慧而言，就是“中庸之道”。

趙炅，是中國帝王中，比較能理解儒學“中庸之道”精髓的人物。

這事不簡單，容我以後來表。

簡單說，宋太宗改名事小，平衡事大；平衡“避諱”事小，治理邦國，有此平衡理念事大。有這個訴諸價值“應然”的平衡理念，也即中庸理念，與沒有這個理念，政治治理，是不一樣的。歷史上來看，這也是區別“聖君”“賢君”與“暴君”“昏君”的尺度之一。

以火德王 說到“炅”字，也有講究。

“炅”字有“火光、明亮、炎熱”的意思。這是因為，大宋認為本朝是“以火德王”，故推崇“火運”。

“以火德王”，是漢代以來五行哲學的一種說法，正式的名稱是“五德終始說”。注意，是“五德終始”，而不是“五德始終”。意思是“五德在迴圈中，一個終結後，另一個開始”。但“五行”的思想，可能在殷周之際就出現了，一般認為託名殷商亡國之臣箕子與周武王的對話文獻《洪範》，為“五行”的最早記錄，但一直到漢代，才成為邏輯鏈條比較清晰的哲學。“五行”說，在討論中國政治問題時，倡導一種迴圈論理念，大意就是木、火、土、金、水這“五行”在迴圈執行中，有衍生或克滅的關係。所以歷來朝代更替，都要確定前朝屬於“五行”中的哪一“行”，而後便知道本朝替代前朝又屬於哪一“行”。知道了前朝之“德”，就可以推斷本朝之“德”。此事攸關本朝正朔，是天命所在，非同小可。換一句話說，本朝立國，是否合理、正當、合法，一句話，是否符合天命，必須先來界定五行屬性。五行屬性明瞭，而後才可以有資格號令天下。

秦漢以來，歷朝都在嚴肅地玩著這個有趣的政治遊戲，樂此不疲。

為此，歷代史學家在撰寫正史時，往往要編寫一部《五行志》，以此推衍朝代更替前後的天命。直至民國卿士撰寫《清史稿》，都昭示著，不懂“五行”，是沒有能力完成正史的。

後周確定自己是“木德”，木生火，故大宋接續為“火德”。大宋自建國之初，就已經推斷並確定了本朝屬於“火德”，故史稱“炎宋”。

五丈河畔的火輪小兒

“木周”讓位給“炎宋”，宋人王 的《默記》還有一個恐怖的宿命故實。

說謀士王樸在後周任樞密使，幫助周世宗柴榮打天下，所向成功。因為經常要與世宗討論用兵事宜，所以王樸常常住宿在宮中。

有一天他謁見世宗時，很悲痛地說道：“大禍不久就要來了！”世宗問什麼禍。他說：“臣觀看天象大異於平時，所以不敢不說啊！這件禍事就在我大周社稷，陛下也不能免，但我要首先承當這個禍事。今晚請陛下跟我一塊來看，就知道了。”當晚，王樸與世宗悄悄出城，到了郊野，在五丈河旁停住。中夜後，王樸指著說：“陛下看到河對岸像漁燈一樣的東西了嗎？”世宗看到了一盞燈閃出熒熒的火光，漸漸走近，到了隔岸之地，大得像一個火輪。火輪之下有一個小兒，也就三五歲的樣子，在比比畫畫。

等到火輪到了近岸處，王樸說：“請陛下趕快下拜。”世宗當即下拜。拜後，看到那個火輪與小兒漸漸消失。

王樸哭泣著說：“陛下既然見到了，臣沒有什麼更多話說了。”

此事過去沒有幾天，王樸就在與名臣李谷吃酒時，在座位上忽然無疾而終。而世宗北伐，下關南等地，沒有來得及收復幽燕，路上生病，回到京師汴梁，崩。半年後，“天授我宋矣”，天命歸於我大宋了。

作者王銍解釋這個故實說：“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盛兆，豈偶然哉！”

但大宋確實應該自命“火德”嗎？這事也有爭議。

太宗雍熙年間有個“布衣”，就是沒有做官的庶民，叫趙垂慶，他給朝廷上疏，大意說，大宋不應該繼承五代的後周自稱“火德”，而應該跨越五代，直接承接“土德”的大唐，因此應自稱“金德”。在他看來，亂哄哄的五代，沒有資格稱天命，也即沒有資格進入“五德終始”的聖統。

斯事體大，太宗拿到尚書省，要百官討論。

最後給出結論性意見的是名臣徐鉉。他的說法是：

五運相互承續迴圈，是國家大事，歷來載籍，都有明文。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相續，但有不同。後梁自命承續大唐“土德”而為“金德”，但後唐卻不承認後梁，而自認後唐就是對大唐的恢復，所以後唐與大唐是一個聖統，依然屬於“土德”。在後唐看來，“五德終始”的天命關係中，沒有後梁什麼事。後梁不過像夏王朝中間出來個后羿、寒浞，漢王朝中間出來個新莽一樣，都屬於篡代，非正統。後唐中興大唐，理應是正統。

在此之後，後唐“土生金”，代替了後唐的後晉就是“金德”；後晉“金生水”，代替了後晉的後漢就是“水德”；後漢“水生木”，代替了後漢的後周就是“木德”；後周“木生火”，故代替了後周的大宋就是“火德”。

從國初到現在，二十五年，已經有過多次祭祀大典，而且天下承平，顯然這是上天降佑，祖宗顯靈，“火德”這一聖統是符合天心的。因此，不要聽信布衣趙垂慶的這類意見，“伏乞聖宋永為火德”，我匍匐而請求：我神聖大宋，永遠屬於火德。

史稱太宗“從之”，接受了徐鉉的意見，“火德”沒有改。

可以推知，趙光義之所以改名趙炅，自有附會“火德”，應天順人之意。

有一故實，可以約略看看趙光義對“火德”的自信。

紅鳥與白兔

公元995年，是至道元年。這一年，納土歸宋的吳越國最後一任國王錢俶，他的從子錢昭序，正在執掌通利軍（屬河南開封），轄境內發現了一隻紅色的鳥，一隻白色的兔子。紅鳥、白兔不算稀奇，稀奇的是這倆同時出現，被人同時捉住。

按照傳統神秘家言，紅鳥代表太陽，白兔代表月亮。這倆一個屬於“陽精”，一個屬於“陰瑞”，同時出現，就有陰陽和諧的意味，而“陽精”則恰好屬於“火德”。這就等於大宋到了太宗一朝，有了“火德”的“祥瑞”。而“火德”昌盛，更意味著其他“德”應該“服膺火德”，譬如位於大宋西部的西夏，就屬“金”。現在有紅鳥、白兔這樣的“祥瑞”，這是“示金方馴服之徵”。表示西夏就要有馴服大宋的徵兆。

錢昭序將這倆東西帶到朝堂，上表，說了這一番道理，認為這倆東西屬於“希世之珍，罕有同時而見”，希望能將此事通告史館，也即國家歷史檔案館，記錄下來。太宗看到了紅鳥和白兔，答應了錢昭序的請求，並且對近臣說：“烏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你看那紅鳥，顏色紅得像紅百合，可以相信國家“火德”的徵兆了。

趙炅，相信天命，但並不特別相信“祥瑞”。各地經常有人“獻瑞”，他都做了很低調的處理，只有這個與“火德”有關的“祥瑞”，他給了肯定性的意見。按照天下治理原則，“炎宋”的“火德”，預示了王朝正朔，是天命條件下的德能彰顯。在契丹、西夏、吐蕃等諸邦覬覦之下，王朝應有“順應天命”的表徵，以此宣示內外。後來的真宗皇帝策劃天書符瑞，熒惑朝野，泰山封禪，興師動眾，也可以按照這個思路理解。

改名趙炅的宋太宗，初期還沒有“金方”西夏的問題，按照方位，最大的地緣問題來自北方，那裡有個強悍的惡鄰：契丹。正是因為契丹，才使得北漢至今頑梗地存在著。但趙炅認為可以用一代人時間造就太平天下，他也有能力成為一代“太平天子”。但“太平”的條件是河山一統，是為中原治理爭取更多合理的地緣生存空間。

大宋帝國，當人們期待以後不再打仗，期待天下太平時，可能沒有多少人知道，這位新科皇帝趙炅，久久縈迴不去的第一個念頭是：

平定北漢，收復河東。

但他將這個念頭雪藏起來，不說，不動，一直在隱忍。

詔罷河東之師 河東，黃河之東，在今天的山西中部和北部，中唐五代以來，為天下第一藩鎮所在，現在，北漢在那裡。

就像當初趙匡胤面對南唐，忍不住要咆哮一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一樣，趙炅先生面對蜷縮於河東的蕞爾小國北漢，也恨不能如此這般咆哮一句！當初周世宗柴榮費九牛二虎之力，沒有拿下北漢；趙匡胤也曾經頓兵於太原城下，功虧一簣。北漢，如此頑固！

最近一次，趙匡胤出兵平北漢，已經兩個多月，雖然北漢還在那裡，不倒，但它已經搖搖欲墜。京師汴梁，不斷地接到來自前線的捷報。現在，哥哥趙匡胤不在了，他派出去征討北漢的軍隊還在那裡，怎麼辦？ 繼續征討，還是調回？ 太宗趙炅思前想後，最後，拿定主意，在國喪期間頒詔，調回了前線的征討大軍。史稱“詔罷河東之師”。

他為何要召回看上去勝利在望的北伐軍？ 北漢政權一直得到契丹的支援。但宋太祖時，大宋已經與契丹“通好”，契丹對趙匡胤、對大宋有敬意，對困守河東的北漢則更多了約束，要求他們不要撩撥大宋。

北漢主劉繼元感覺到契丹與大宋的“通好”，不免憂懼叢生，甚至想過破罐子破摔，乾脆南距大宋、北戰契丹，與兩個大國決一死戰，最後經臣下勸諫才放棄了這個昏妄的念頭。

趙匡胤在世的最後一年，感覺到了河東與契丹之間微妙的政治裂痕，於是抓住難得的戰機，開始收復河東。當時派出兩大指揮官：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禁軍馬軍總司令）党進為河東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河東前線馬軍、步軍總司令），宣徽北院使（略相當於中直機關副總管）潘美為都監（河東前線總監）。這兩位前線指揮官幹得不錯，開寶九年冬十月之前的幾個月，不斷傳來捷報，宋師已經包圍了太原，大有指日可下之勢。契丹接到北漢泣血請援，一直拖了很久，才派出援軍緩緩前來，在石嶺關與宋師發生一場戰事，敗歸。但並沒有提出終止與太祖的“和約”。失去了契丹有力支援的河東，似乎就要覆亡了。但是，現在，前線將士們得到太祖趙匡胤病逝的訊息後，同時得到了新任皇上班師回朝的命令。史稱党進、潘美等人，“皆自行營歸闕”，都從前線軍營回到朝堂。

這是太宗踐祚之後，做出的一個有意味的重要決定。

党進、潘美等人，乃是太祖時名將，現在太祖駕崩，前線將軍有理由回朝參加葬禮。而命令他們回朝的乃是新任大帝宋太宗。他們接受了調遣，也即意味著軍權在中樞。中央集權，對於藩鎮割據而言，具有秩序價值。党進、潘美之流，如果在前線“輝煌”，承五代流風，不幸被“權反在下”的將士們“陰謀擁戴”，乘國喪期間殺回京師，是可能的——晚唐、五代以來，這樣的“陰謀擁戴”，反覆上演。更弔詭的是，往往不是主帥造反，而是被部下“擁戴”，不得不反。所謂“部下”，基數龐大，良莠不齊，懷有造反發家念頭的不逞之徒，二百年來，並不罕見。假使部下已反，主帥不反，那就有兩個結局：主帥回到朝廷，是死罪（事實上也回不去）；不回朝廷，是死事（將士們會殺掉主帥，另外“擁戴”他人）。故主帥一旦被將士“擁戴”，只有造反一途。二百年來，中原大地，多少次上演這類充滿血腥汗臭的故實。太宗不想出現這類格局，於是抓住時機，行使帝王權力，彰顯最高權威。此舉自有遏制藩鎮流風，捍衛大宋秩序，將可能的悲劇消弭於無形的良苦用心。

說宋初直至太宗時代，武將們多少還遺留著五代藩鎮習氣，不是虛言。

與太祖時一樣，太宗也不主動侵擾契丹。他在踐祚的第二天就下詔頒下“五條意見”，其中第二條意見就是命令邊境將官，要約束屬下士兵，不得侵擾境外契丹之地。

但這個詔令沒有得到嚴格執行。

馬仁瑀大鬧聞喜宴

當時的邊將，瀛州（今屬河北省河間）防禦使馬仁瑀，負責管理霸州軍（今屬河北），另一位邊將李漢超，正做著齊州（今屬山東濟南）防禦使，但被擴大管轄範圍，來做雲州觀察使，同時繼續管理齊州軍政。李漢超的職責是監管關南屯兵。雲州，在今河北北部張家口一帶，地理位置已經與契丹犬牙交錯。所謂“關南”，乃是當初後周世宗柴榮時，從契丹手裡收復的瓦橋、益津、淤口三關（其實還包括瀛州、莫州等地），中原人於是習稱這三關以南之地為“關南”。其地略相當於今天河北省西北迤邐東南一帶。周世宗打下的關南之地，被大宋所繼承，這是自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之後，中原軍民“恢復中原”最好的戰略成果。

且說馬仁瑀。

這位大將軍幼時不好好上學，總是逃課。他爹把他弄到鄉校去讀《孝經》，學了十多天，一個漢字沒認識。老師用木板打手心、打屁股，弄得小小馬仁瑀怒自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夜半三更，一把火燒了學堂，老師夢中驚醒，在好大一蓬煙火中，跌跌撞撞逃了出來。

據說馬仁瑀少時與鄉里孩子玩遊戲，總是做出排兵佈陣的模樣，自任“將軍”。每次與孩子約定時間，有來晚的，就抽人鞭子。孩子們都怕他。但他又常常買了果子分給夥伴們吃，總是分配很公平。孩子們又都服氣他。

青年時期，馬仁瑀幾乎無師自通，射箭有一套，能挽二百斤強弓。後漢時，投奔到鄴鎮（今屬河北邯鄲）郭威麾下。他應該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了趙匡胤，因為據資料推斷，趙匡胤從軍，也在郭威鎮守鄴鎮時。周世宗時，高平一戰，他與趙匡胤同時立功。

周世宗徵淮南，攻打楚州水寨時，見水寨中間建有一座飛樓，高達百餘尺，相距二百步。飛樓上有南唐瞭望士卒，以為周師奈何不得他，就高聲謾罵。周世宗大怒，命令左右向那廝射箭，但是距離太遠，射不到。馬仁瑀不聲不響，扯過弓來，拉滿弦，只見弓開如滿月，箭去似流星，嗖的一聲，那廝“應弦而顛”，跟著絃聲響過，一頭栽倒。

隨後，他在跟隨周世宗南征北討時，屢立戰功。後周末年，已經做到龍捷左廂都指揮使，禁軍左路軍的總司令。

大宋建國後，他跟隨太祖趙匡胤，平定澤潞（今屬山西）時，率師巡邊。大軍曾到幽州境內，契丹早就聽過他的大名，蜷縮著不敢出來。馬仁瑀就放縱士兵四野略奪，劫了成千上萬的牛馬羊。後來又奉命隨軍征討川蜀，所在有功。在山東做密州防禦使時，群盜在兗州一帶活動，首領有一人狀貌奇偉，大高個子，身手敏捷，江湖人稱“長腳龍”，很為盜賊畏服。當地監軍多次征討，不利。馬仁瑀知悉後，率帳下十幾人進入泰山，擒了“長腳龍”,平定了齊魯匪患。

從小膽大妄為的一條好漢，眼裡揉不得沙子。

當時趙匡胤的小舅子王繼勳常常對將帥們擺出一副傲慢的架子來，諸將因為他是皇后的兄弟，不免禮讓三分。只有馬仁瑀不買他的賬，曾經有幾次要擼胳膊挽袖子揍這位皇戚。倆人甚至暗暗約定，要在太祖郊區講武時，私下械鬥。老趙得到訊息後，誰也不得罪，乾脆取消了這次講武活動。

名相薛居正主持科舉，馬仁瑀請託照顧某某人。但是到了放榜時一看，某某人名在孫山之外。舉子們及第，要吃“聞喜宴”，馬仁瑀在自家府邸喝高了酒，帶著某某人，大鬧“聞喜宴”，當著諸考生狠狠地呵責薛相一番。相國豈可隨便凌辱？此事鬧大，被專門負責糾彈百官的御史中丞告到朝廷，太祖趙匡胤也不過輕描淡寫處理一番完事。趙匡胤知道，馬仁瑀還有另外一面：執法公正。他一惡侄殺人，苦主被惡侄派人遊說，放棄了司法追究，但馬仁瑀還是堅持按照法律程式處理了殺人犯，並給苦主一家安排後事，做了經濟補償。

馬仁瑀，就是這樣一個人。老趙瞭解他，對他很優容。

到了太宗朝，剛剛上臺的趙炅剛剛出臺了不得侵擾邊境的詔令，馬仁瑀就給新科皇帝來了個難堪。

他居然置大宋詔令於不顧，擅自發動麾下兵馬，進入李漢超與契丹膠著的邊境地帶“略奪”，擴大地盤。

李漢超也是生猛將軍，鎮守關南，契丹多年不敢覬覦。

宋人田況《儒林公議》說一事。說李漢超帶精兵五千，常駐高陽關，此地在今天的河北高陽縣境，是契丹南侵的必經之路。李漢超總是擔心兵少，就派遣他的兒子帶著奏章到朝廷來請求增兵。太祖趙匡胤迎著他說：“是不是你老爸讓你來請求增兵啊？”於是讓他吃飯，並對他說：“你爸要是不能辦我的事，那就等著契丹斬了你爸的腦袋，我再用能辦我事的去守邊關。兵，我是不能增加的。”然後又解下寶帶，讓他帶給李漢超，還給了優厚的賞賜。從此李漢超能夠奮勵守邊，終其一世，契丹沒有能夠入寇。

但馬仁瑀從關南“略奪”，就涉及李漢超防地的安全問題。於是兩大邊將從此“交惡”，有了衝突。如此，北境會發生什麼事？略知“五代史”，就可以大致推知：格局莫測。

置酒講解 太宗承繼了太祖家法，對這兩員悍將也不想“嚴肅處理”，但邊釁一開，如果契丹介入，譬如，像當初契丹收買石敬瑭、趙延壽、楊光遠、杜重威一樣，收買李漢超或馬仁瑀成功，那就又是一個亂哄哄的“五代十國”！ 隱患兇險，不得不防。可能的禍患，連萌芽都不讓它出現，所謂防患未然，是政治家至為高妙的管理智慧。

自從五代藩鎮割據以來，抑制武夫們可能的禍亂，讓邦國實現文官治理，是太祖趙匡胤以及大宋歷代君王的第一選擇——無論發生什麼事，可能導致什麼結果，大宋再也不允許出現藩鎮割據！要理解從“杯酒釋兵權”到“冤殺嶽鵬舉”到“蒙元亡大宋”這條邏輯鏈上的軍政大事件，藩鎮割據問題，是大宋歷代君王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從中唐“安史之亂”以來——事實上，從東漢末年“諸侯兼併”以來——直到民國初期，藩鎮割據，確實是禍害中原的惡性政治腫瘤。德能兼備的政治家，必須有抑制這個腫瘤生長、割除這個腫瘤存在的英雄手段。大宋歷代君王，在這個政治格局中，與漢魏晉隋唐乃至於元明清民國比較，是做得最出色的。終大宋帝國三百年，無藩鎮割據事件出現。

但造化潛施，陰陽秘運。大宋在警惕這個“腫瘤”時，卻遭遇了史上最糟糕的地緣政治格局。後來的日子裡，強悍的女真、蒙元與大宋同在，讓中原大宋在閃展騰挪中，由於不存在藩鎮力量，也同時失去了地方武裝的加持。此事說來話長，容我以後慢表。

且說兩將“交惡”，已經構成了可與藩鎮割據之亂世產生聯想的重大事件，作為邦國領袖人物，必須要處理，抑制可能的“腫瘤”生長！ 趙炅選擇了一個很有效益的政治平衡點： “遣使齎金帛賜漢超及仁瑀，令置酒講解”，派遣使者帶著金錢布帛，賞賜給李漢超和馬仁瑀，讓他們二人置辦酒席好話好說，彼此和解。

這路數很像江湖黑道手段，體現了新任帝王的寬厚，但“令置酒講解”的“令”字，卻透露著“老大”的身份地位，五代時期過來、渾身帶著江湖氣的兩位邊帥能夠感覺到：老大就是老大，畢竟身份不同。昔年趙匡胤都與武夫大佬們結成過“十兄弟”，宋初的武夫們熟悉這種路數。所謂“杯酒釋兵權”，很大程度上，也是老趙操練江湖路數解決了藩鎮割據隱患。與乃兄比，太宗是個讀書人，也不得不對江湖“規則”高看一眼。太宗一紙詔書，“令”二位邊帥“置酒講解”，讓二位邊帥瞬間感受到新科皇帝的強大氣場，於是二人握手言歡。

趙氏兄弟懂江湖路數，但在國家治理方向上，並不依靠江湖路數，而是依靠儒學經典以及《誓碑》《宋刑統》所揭櫫的政治正義。這一點很像孫文先生。孫先生當年曾與洪門力量來往，很懂江湖路數，但民國治理，並不依靠洪門，而是依靠《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以及“六法全書”所闡述的政治正義。大宋政權之取得，從合法政府後周朝廷“禪讓”而來，但後來不僅成全了柴氏後人，更推演“天下為公”之政治正義，亂世以來的風氣為之一變。史稱“逆取順守”，也即悖逆而得天下，循理而治天下。趙氏兄弟有時不得不借助江湖路數解決一個個具體問題，似也可從“逆取順守”的格局中，揣度一點政治倫理的複雜性。

所以從史上邏輯來看，“詔罷河東之師”，是太宗調整內部關係的一個戰略性決定——大宋要長治久安，必須控馭武夫。

但也不得不說，前線形勢非常樂觀之際，借國喪而撤軍，實在是失去了收復河東、統一中原的一次大好機緣。

事後沙盤推演，太宗當時如果不撤軍，而是點齊御林軍，親征北漢，也許可以更快解決問題。

不過，且慢！太宗另有打算。

太宗本質上乃是一介文人，但他卻對自己的軍事才能相當自信。他認為他有能力拿下河東。哥哥的未竟事業，需要兄弟我來完成！如此，作為帝王的“武功”才有著落。新科皇帝，應有超邁周世宗、宋太祖的“武功”資本。

但是，有必要在踐祚之初，先解決本土內部問題。

開拔出去的大宋禁軍主力，是否可以流暢調動？ 這是內部問題的“重中之重”。

宋太宗勇敢地走出了這一步棋，他成功了。前線將帥聽命“歸闕”，預示著大宋帝國的內部管理有效。

草原帝國不知道，大宋臣民不知道，宋太宗趙炅正在下一盤很大的棋。這盤棋，比起乃兄趙匡胤來，要凌厲得多。“詔罷河東之師”，不過是這盤大棋中的一次小小布局……

大宋與契丹交聘

趙炅現在還不想驚動北漢和契丹。

契丹與大宋“通好”，是北方帝國第一次以平等姿態對待中原帝國，也是中原帝國第一次以平等姿態對待北方帝國。其性質可以表述為：中國土地上，南北兩大政權在互相警惕中得到肯認。

這種肯認，是契丹首先採取主動。

太祖時代，契丹確實有討好大宋的意圖。趙匡胤征討河東，契丹雖然勉強來援，也被太祖打敗，但自始至終沒有提出“和約”終止，好像那一場戰事不過是一件偶然事件。

太祖時，契丹國的涿州（今屬河北省）刺史耶律琮，第一次給大宋知雄州（今屬河北省）孫全興寫了信件，權衡利弊，誠懇求和。信件轉到太祖手上，太祖答應了契丹的請求。

隨後，契丹派出使節來訪，國書自稱“契丹國”。太祖並不介意，接見並宴請了“契丹國”來使。

幾個月後，第一批大宋使團出訪契丹，團長是閣門使郝崇信，副團長是太常寺丞呂端。事在開寶八年七月，公元975年8月。閣門使是禮儀官，略相當於中央辦公廳負責禮賓的官員；太常寺丞也是禮儀官，但主管宗廟事宜。老趙派出這樣的使團，有禮有節，可稱處置得法。

史稱契丹“自是始與中國交聘”，從此開始有了與中原政權的對等交往。“交聘”是外交的專有名詞，一般指兩國之間的友好往來。

契丹不僅討好太祖，也討好太宗。

太祖給了契丹友好的回應，太宗初期也有友好回應。

太祖逝世的訊息傳到契丹之後，契丹派出了使者前來弔唁，並修“賻禮”。“賻禮”就是“賻儀”，是帶著錢財來參加喪事。太宗派出使者在城外宴請了這個使團。使團北還時，太宗還按照禮節給了他們賞賜。

與此同時，契丹也派出了更盛大的使團來祝賀太宗登極。

幾個月後，等到太祖趙匡胤下葬時，契丹又派鴻臚少卿等人前來“助葬”。鴻臚，是中原職官，主管禮儀外交；少卿，相當於外交部副部長。契丹已經越來越多地採用了漢地職官制度，到了後期，契丹，也即大遼，基本漢化。這是後話，表過不提。這位少卿帶來的“助葬”禮品有：山陵馬三十匹、御衣三襲、金帶兩條、御馬三匹（並配有黃金鞍勒）、金飾戎具一副。

隨後，契丹使節不斷前來朝聘。

太宗召回征伐河東的將士，也給了契丹一個感覺，似乎大宋可以與北朝不必發生戰爭。和平，是可能的。

太宗即位之初，兩國友好，互贈禮品，互賀節日，互相往來，歷史記錄中，不下十幾次。

當初在太祖朝時，雖然國境上也有貿易，但都屬於民間行為。到了太平興國二年春，趙炅踐祚才幾個月時間，百廢待興，但還是在邊境幾個大的州郡，安排了“榷務”，也即國企性質的貿易公司或貿易管理局，將中原或南國出產的物資，如香藥、茶葉之類，帶到邊境，與契丹“互市”，互相買賣交換。

看上去，兩大帝國似乎正在呈現和平前景。

天下天平了嗎？

太平興國 “天下太平”，是傳統中國曆代聖賢的政治夢想。這個夢想，似乎就要在太宗一朝實現啦。於是，太宗登極伊始，不待轉年，就開始“改元”。他特意選擇了一個富有詩意的年號：太平興國。

趙炅先生還是個多產的帝王詩人，現在能看到他留存下來的詩歌達到五百六十多首。他似乎特別願意追求美感。昔人筆記中記太宗一事，說他酷愛一種藝術名叫“宮詞”，這東西有十個小調子，略相當於詞牌，可以演唱。十個小調中有兩個名為《不博金》《不換玉》。趙炅認為這倆小調子名太俗，根據內容意境，親自改名，分別為《楚澤涵秋》《塞門積雪》。趙炅乃是文武全才，他甚至覺得禁軍各部的名號不雅，於是“詔以美名易禁軍舊號”，下詔用美麗的名字替換原來禁軍各部名號：“鐵騎”改為“日騎”，“控鶴”改為“天武”，“龍騎”改為“龍衛”，“虎捷”改為“神衛”。

所以他制定年號也多有詩情。

他在位二十一年，使用了五個年號。

第一個就是“太平興國”，意思就是“天下太平，大宋國興”。

第二個年號是“雍熙”，有“雍容和煦”之意。“雍容”是形容人的儀態最具褒揚的詞彙，大意是溫雅、華貴、舒緩、大方。“和煦”則指氣候溫暖，可以轉義理解為用溫和手段治理天下。顯然，趙炅先生像歷史上有道之君一樣，有致力民生改善之傾向。

第三個年號是“端拱”。這年號與雍熙三年間的北伐失利有關。大臣屢屢勸諫宋太宗應該“無為而治”，他虛心納諫，用了這兩個漢字。所謂“端拱”，按語詞本義，是倆手揣在袖子裡，正身，或立或坐的樣子。後來指心存敬畏，莊嚴臨朝，端坐垂拱，無為而天下治的帝王之相。這個年號事實上是“太平興國”的邏輯延伸。

第四個年號是“淳化”。用淳樸之政，感化天下。使用這個年號時，西夏那邊正在搗亂，弄得太宗一朝幾乎束手無策。趙炅用了這個年號，可以推知他試圖“以德服人”的解決之道。

第五個年號是“至道”。淳化年間，各地有叛亂，太宗希望“與民更始”，與天下萬民共同改良大宋，達到符合天道的最優模式。

現在，太宗改元“太平興國”。

改元日選在即位兩個月後。

太宗登極在丙子年冬十月甲寅日，干支紀年，以六十為一個輪迴單元。兩個月後，是十二月的又一個甲寅日。這時距離明年的丁丑年正月壬戌日，只有九天時間。太祖時代的“開寶九年”如果捱到這一天，那就太圓滿了。但太宗已經等不及了，“太平興國元年”，就這樣，就在這一天，匆匆到來。

於是，農曆丙子這一年，有了兩個年號：“開寶九年”和“太平興國元年”。

史稱此類現象為“一年兩元”。

但問題來了：趙匡胤逝世那一年，公元976年前十二個月零二十一天，也即丙子年的一月到十二月二十一日，歷史檔案怎麼記錄？屬於“開寶九年”還是“太平興國元年”？ 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就選擇後一種做法。

公元220年冬十月之前，還屬於漢獻帝的東漢“延康”年號，這年十月行禪讓，曹丕稱帝，改元“黃初”。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就將這一年的正月也稱為“黃初”。公元265年冬十一月之前，還屬於曹魏“鹹熙”年間事，被司馬光記錄為後來改朝西晉“泰始”年間事。公元936年冬十一月，後晉石敬瑭替代後唐李從珂，司馬光就將當年正月至當年十一月，這十一個月內，還屬於後唐“長興七年”發生的故實，都記錄為後晉“天福元年”發生的故實。

清史學家畢沅編輯《續資治通鑑》，在“考異”中，嘲笑司馬光說： “溫公書年號皆以後改者為定，雖易姓之際，亦用此例……頗為後儒所譏……”

存在“一年兩元”現象時，司馬溫公（司馬光的爵位封號是“溫國公”，故史稱“溫公”。“溫公”不是司馬光的諡號，司馬光諡號是“文正”）都以後來者的年號記錄當年事件，即使是改朝換代之際，也用這個體例……這種紀年方法很為後來的儒者所譏諷……

古人言：春秋責備賢者。畢沅如是說，實是如實說。我讀史至此，也不免“責備賢者”：司馬光，這類紀年法，不得法。

蓋如此紀年，源於孔子作《春秋》之紀年。《春秋》有“王正月”說，也就是由周天子頒佈何時為“正月”，並將當年正月作為紀年之始。

難道“正月”還需要頒佈嗎？

原來，夏商周三代時，各自的“正月”是不一樣的。

周時以農曆十一月為“正”，殷商以十二月為“正”，今天使用的農曆源自夏朝，以每年的農曆一月為“正”。

故“王正月”，是說周曆十一月也即正月，為一年之始。

所以孔子的紀年與“改元”和“年號”無關，就是指新任周天子踐祚，正月開始紀年。司馬光將“與年號無關的紀年”轉義為“改元之後的年號紀年”，以為如此可以體現“春秋大義”，事實上是將經學義理推演為史學方法，犯了邏輯錯誤。於是有了解釋的混亂。

這種混亂在大儒朱熹那裡也存在。

朱熹對司馬光這類紀年方法不滿意，在編輯《資治通鑑綱目》時，一反司馬光的做法，乾脆將年中的改元年號一律放在第二年。這樣一來，同樣的問題出現了：公元976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月底，這九天時間，已經改元為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發生的故實，也都算作宋太祖“開寶九年”的故實了。

反反，並不總是得正。

所以畢沅對此仍不滿意。

他譏評這二位大學問家說： “宋太宗嗣位，未逾年而改元，若依溫公例，於丙子歲春即書‘太平興國’，則太祖嫌於不終。若以《綱目》例，須於丁丑春始書‘太平興國二年’，則太宗嫌於無始。”宋太宗即位之後，如果依照司馬光《資治通鑑》的紀年體例，公元976年之春，就應該書寫為“太平興國元年”，但這樣一來，太祖的紀年，就等於沒有了邏輯自洽的最後一年。如果依照朱熹《資治通鑑綱目》的體例，就應該在公元977年才開始書寫為“太平興國元年”，但這樣一來，太宗的紀年，就等於沒有了邏輯自洽的最初一年。

所以畢沅編輯《續資治通鑑》沒有采用司馬光和朱熹的體例，而參酌了編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的宋人李燾的體例：該是誰的紀年就是誰的紀年，哪怕將一年之中割裂為“兩元”。如此，十二月甲寅日前，仍稱“開寶九年”，屬於宋太祖紀年；十二月甲寅日開始，始稱“太平興國元年”，屬於太宗紀年。

此事今天看來已經很簡單，也很清晰，但在司馬光、朱熹二人看來，《春秋》體例自有“經學大義”，輕易不敢背離。但如前所論，經學作為一種儒學思想，在史學書寫中，自有重要義理功能，但不能替代敘事邏輯。史上無數膠柱鼓瑟故實，大儒不能免，今儒也當警醒。

歷史記錄者有問題，宋太宗趙炅，作為歷史親歷者，也有問題。

又不是異姓之間的改朝換代，都是大宋王朝，又是兄弟倆，哥哥的“開寶”還在當年，弟弟就改元“太平興國”，這事就叫“失禮”（畢沅語）。後來，朱熹在評價這個“失禮”行為時，不乏幽默地說：“開國之初，一時人才粗疏，理會不得。”他的意思是太宗登基時，朝廷沒有大儒，所以亂改元。

這些都是閒話，表過不提。

太宗改元“太平興國”，確實預示了一代賢君致力於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

但太宗初年，天下並不太平。

除了北漢還在割據，吳越也並沒有成為大宋本部，還有南方的清源軍，也還不屬於大宋本部；遠在北境的契丹，前景如何，更是吉凶未卜；這些都不說，就是大宋轄境內的廣袤土地，也時時出現自然災害、政治叛逆，每天都有好訊息，每天也都有壞訊息。

大宋，中原，並不平安。

如果要平定北漢，趙炅希望能效法周世宗柴榮、宋太祖趙匡胤，御駕親征。那樣，就要有一個可靠的後方。他期待中原地區能夠風調雨順，士庶能夠安居樂業，而後，他才有足夠“放下”心態，致力於恢復漢唐疆界的偉大夢想……

災害記錄 太平興國年間的自然災害很嚴重。

《宋史·五行志》將自然現象，包括水旱蝗蟲、災害變異、吉祥預兆等，分為水、火、金、木、土五個大類，十幾萬字記錄。

梳理這些文字，可以看到，太平興國八個年頭（由於太平興國元年只有九天，不計入），僅僅與五行之“水”有關的災害（不算“災異”和“禎祥”）就有數十起，足見“太平興國”不太平。

太平興國二年： 六月，孟州河溢，壞溫縣堤七十餘步（一步，略相當於今天一米五），鄭州壞滎澤縣寧王村堤三十餘步，又漲於澶州，壞英公村堤三十步。開封府汴水溢，壞大寧堤，浸害民田。忠州江漲二十五丈（這個數字可能有誤）。興州江漲，毀棧道四百餘間。管城縣焦肇水暴漲，逾京水。濮州大水，害民田凡五千七百四十三頃。潁州潁水漲，壞城門、軍營、民舍。景城縣雨雹。

七月，復州蜀、漢江漲，壞城及民田、廬舍。集州江漲，泛嘉川縣。永定縣大風雹害稼。景城縣（天雷）震死牛商馮異。

這一年閏七月，衛州蝻蟲生。

太平興國三年： 五月，懷州河決，河水北流。又汴水決宋州寧陵縣境。

六月，泗州淮水漲入南城，汴水又漲一丈，塞州北門（抗災，將北門堵塞，防水入城）。

十月，滑州靈河已塞複決（靈河決口，已經堵塞，再次決口）。

太平興國四年： 三月，河南府洛水漲七尺，壞民舍。泰州雨水害稼。宋州河決宋城縣。衛州河決汲縣，壞新場堤。

八月，梓州江漲，壞閣道、營舍。

九月，澶州河漲。鄆州清、汶二水漲，壞東阿縣民田。復州沔陽縣湖水上漲，壞民舍、田稼。

太平興國五年： 四月，冠氏、安豐二縣風雹。五月，潁州潁水溢，壞堤及民舍。徐州白溝河溢入州城。

七月，復州江水漲，毀民舍，堤塘皆壞。

太平興國六年： 七月，河南府、宋州蝗。

（未記月份）河中府河漲，陷連堤，溢入城，壞軍營七所、民舍百餘區。鄜、延、寧州並三河水漲，溢入州城：鄜州壞軍營，建武指揮使李海及老幼六十三人溺死；延州壞倉庫、軍民廬舍千六百區；寧州壞州城五百餘步，諸軍營、軍民舍五百二十區。

太平興國七年： 三月，京兆府渭水漲，壞浮樑，溺死五十四人。宣州霜雪害桑稼。

四月，耀、密、博、衛、常、潤諸州水害稼。北陽縣蝻蟲生，有飛鳥食之盡。滑州蝻蟲生。是月，大名府、陝州、陳州蝗。

五月，蕪湖縣雨雹傷稼。

六月，均州溳水、均水、漢江並漲，壞民舍，人畜死者甚眾。又河決臨邑縣，漢陽軍江水漲五丈。

七月，大名府御河漲，壞範濟口。南劍州江水漲，壞居民舍一百四十餘區。京兆府咸陽渭水漲，壞浮樑，工人溺死五十四人。陽穀縣蝻蟲生。

九月，梧州江水漲三丈，入城，壞倉庫及民舍。

十月，河決懷州武陟縣，害民田。

太平興國八年： 五月，河大決滑州房村，徑澶、濮、曹、濟諸州，浸民田，壞居民廬舍，東南流入淮。相州風雹害民田。

六月，陝州河漲，壞浮樑；又永定澗水漲，壞民舍、軍營千餘區。河南府澍雨（暴雨），洛水漲五丈餘，壞鞏縣官署、軍營、民舍殆盡。谷、洛、伊、瀍四水暴漲，壞京城官署、軍營、寺觀、祠廟、民舍萬餘區，溺死者以萬計。又壞河清縣豐饒務倉庫、軍營、民舍百餘區。雄州易水漲，壞民廬舍。鄜州河水漲，溢入城，壞官寺、民舍四百餘區。荊門軍長林縣山水暴漲，壞民舍五十一區，溺死五十六人。

八月，徐州清河漲丈七尺，溢位，塞州三面門以御之。

九月，宿州睢水漲，泛民舍六十里。

是夏及秋，開封、浚儀、酸棗、陽武、封丘、長垣、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縣河水害民田。

九年七月，嘉州江水暴漲，壞官署、民舍，溺者千餘人。

八月，延州南北兩河漲，溢入東西兩城，壞官寺、民舍。淄州霖雨，孝婦河漲溢，壞官寺、民田。孟州河漲，壞浮樑，損民田。雅州江水漲九丈，壞民廬舍。新州江漲，入南砦，壞軍營。

除此之外，《五行志》記錄與“火、金、木、土”有關的災害也不少，如“金”之災害（天旱屬於“金”）：

二年正月，京師旱。

三年春夏，京師旱。

四年冬，京師旱。

五年夏，京師旱；秋又旱。

六年春夏，京師旱。

七年春，京師旱。孟、虢、絳、密、瀛、衛、曹、淄州旱。

九年夏，京師旱。秋，江南大旱。

與“土”有關的災害（大風屬於“土”）：

二年六月，曹州大風，壞濟陰縣廨及軍營。

四年八月，泗州大風，浮樑竹笮、鐵索斷，華表石柱折。

六年九月，高州大風雨，壞廨宇及民舍五百區。

七年八月，瓊州颶風，壞城門、州署、民舍殆盡。

八年九月，天平軍颶風拔木，壞廨宇、民舍千八十七區。十月，雷州颶風壞稟庫、民舍七百區。

九年八月，白州颶風，壞廨宇、民舍。

……

史上這些災害記錄，來源於當朝者“史館”也即“國家檔案館”的記錄。

當朝者為何關心這些災害？ 因為它們不僅與皇權的合法性相關，更與“民生”問題相關。

大宋不厭其煩地記錄這類災害以及面對災害的回應，證明了合法政權對“民生”的實在關注。

按照現代政治哲學原理，國家，乃是人民對個人部分權力和權利讓渡的產物。國家，理應在獲取權力之後，保障人民的合法權利，其中就包括安全保障的權利。所以，合法政權，一定是承擔災害責任，關注民生的政權。至於國體、政體都不是緊要處。大宋帝國，自趙匡胤第一個年號“建隆元年”開始，邦國治理，就對民生問題投入了極大關注，多方動員國家力量解決民生問題。大宋的“幸福指數”之高，歷朝歷代比較下來，大膽一點評價，可能僅次於民國。

之所以有此優良治理結果，與大宋關注“民生”的強度有直接關係。

而關注“民生”的強度越大，也就越需要“公正”理念的介入。

大宋不厭其煩地記錄這類災害，以及面對災害的回應，證明了合法政權對“公正”的實在關注。

按照現代政治哲學原理，合法政權在推行“公正”問題時，容不得各種“折扣”。與“公正”最為相關的政治概念是“公平”和“正義”。這是一個比“民生”問題複雜得多（但未必重要得多）的政治學概念，譬如，組織內的公平正義，是一回事；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公平正義，又是一回事，等等。這裡展開來談是不可能的。但藉助傳統思想史意見可以約略知道：公正，與“義”有關；義者宜也。政治問題之處理，以“合宜”為佳。達致這個“合宜”狀態，就是達致“平衡”狀態；反之，就是“失宜”也即“失衡”，也即不合適，不妥當，不應該。“失宜”或“失衡”，是政治敗筆。

大宋帝國，自趙匡胤時代起，就對“合宜”問題有關注。預防或治理災害，需要國帑支出；對寡頭政權而言，這類支出因為影響到團伙利益，他們是吝於出手的。但對天下為公的大宋政權而言，這就是必要的支出。大宋多次動用國庫財政解決災害損失，並從不將此視為德政，從不做自我旌表，就是認為救災是合宜的，否則就是不合宜的。

這方面，太宗趙炅有一種文化自覺。考察中國荒政（荒年政治治理），大宋做得相當出色。具體故實容當後表。

王沔讀試稿

宋代史料，記錄了很多關於災異的有趣故實。

大宋淳化二年，因為天旱鬧蝗災，宋太宗憂心忡忡，於是召問近臣時政得失，大臣寇準回答說：

“《洪範》講述天人之際的關係，靈驗如影隨形。之所以有天下大旱，那是因為刑罰有不公平之處。不久前，祖吉和王淮兩個人都同樣貪贓數萬，但祖吉被正法，家資被抄沒；王淮卻因為他的哥哥王沔正做著參知政事（略相當於副丞相），算是朝中有人，只受了杖刑，還能繼續做官。這樣用法，輕重不一，執法不公，天下大旱，實在是上天有意示警啊！”

王沔，史稱此人“聰察敏辨，有適時之用”，聰明，有洞察力，敏捷，有辨析力，適時需要，能獻上中允意見。他在太宗前講話，很從容，邏輯性強。過去殿試，往往由有關官員唸誦給皇上聽。王沔可以做到像播音員那般唸誦殿試考卷，聲腔抑揚頓挫，吐音明麗流暢，經他讀過的試稿，往往都能高中。但此人“性苛刻，少誠信”。掌管政事堂國務時，凡是有人來拜見他，他都跟人說好話，但最後答應人家的事，並不辦理，所以一般人都怨恨他。他與朝中大臣也有過節，名相張齊賢、陳恕、寇準等人，也都不喜歡他。他的兄弟王淮因為貪贓，按大宋律法，應該正法，但因為他的緣故，得到了從輕處罰。所以寇準在太宗討論時政得失時，拈出此事，等於借天災力量推動司法公正。

太宗往日也曾聽到人們議論王沔的不是，但還是為王沔迴護，畢竟是國務大臣，太宗有優容之處。這一次，經寇準一番議論，史稱“帝大悟”，太宗大為醒悟，知道以前確實司法不公，而王沔則太多機巧，好使詐術，“非廊廟器”，做不得朝廷大臣。第二天，召見王沔，“切責之”，狠狠地斥責了他一通。隨後，尋了個機會，罷免了他的參知政事。據說王沔得到詔令，來見太宗，哭著不願意離開，甚至不久之後還為被罷免之事愁得鬚髮皆白。

皇上“自焚”

大宋如此，是有“宗教信仰”為底色的。

古代祭祀，往往要有“祝版”，是將寫好的祝詞張貼在一塊板子上。紙張因祭祀物件不同而有不同的美工裝飾，有的要用白紙，有的要用紅紙、青紙，有的還要配黃邊，等等。祝詞要預先寫好，如果是國祭，就要皇帝在祝詞後署名。

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仲春，命宰相和群官禱雨，又派出中使，也即宮中宦官，作為特命全權大使，分頭去祭祀五嶽神山。按過去慣例，皇上要“御署”，也即預先在祝詞上署名“大宋趙炅御筆”之類字樣，然後再派遣。

翰林學士王禹偁提出了反對意見。

他說：“準禮，五嶽視三公，今雖加王爵，猶人臣爾。天子稱名，恐非古制。請自今更不御署。”按照禮制，五嶽的神職相當於朝廷的三公，現在雖然給五嶽神加上了王爵，但“王”還是比“帝”低一格，相當於人臣。天子在祝版上署名，恐怕不是古來的制度。請從此不要“御署”。

太宗在王禹偁奏章的後面批示道：“朕為萬民祈福，桑林之禱猶無憚，至於親署，又何損乎！”朕為萬民祈福，即使是洗澡沐浴，像湯王在桑林祈禱下雨，準備自焚，我都不怕，至於親自署名這事，又有什麼損失呢！

趙匡胤以來的宋帝，人人虔誠“敬天”，誰也不敢違逆天命、天道。面對各類“天譴”，所有的宋帝都會反躬自省。夏商周三代以來的“罪己”傳統，在宋帝這裡得到很真誠的承續。

太宗說“自焚”事，並非虛偽的大言。

早在王沔事件後的蝗旱災年，太宗就有了準備“自焚”的敬天舉動。

宋人呂中《大事記講義》，論及這一“災異”時說： “淳化二年二月，詔以旱蝗，欲自焚，明日雨。”

宋太宗淳化二年二月，下詔，認為蝗災旱災之重是因為帝王之德薄所致，準備自焚以謝天。第二天下雨。

明人孫承恩有《鑑古韻語》一書，對歷代帝王都有一段“韻語”（相當於打油詩），內中說到宋太宗，有言：

罪己消天變，仁民隱至情。

厚倫施義粟，勤學購遺經。

節為山林重，功於宦寺輕。

不慚稱令主，恭儉更仁明。

這裡五言八句，每一句都與太宗的故實有關。我這書裡會慢慢說到，此處且不囉唆。“韻語”中說“罪己消天變”，指的就是太宗因蝗旱之災要自焚的故實。孫承恩認為這是太宗“敬天”而得到的天下福報：“太宗之為君，其敬天也。因旱蝗欲自焚，而致霖雨……”

《續資治通鑑》記錄此事在淳化二年三月，而非二月。原文道：

帝以歲旱蝗，詔呂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大譴如是，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當於文德殿前築一臺，朕將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譴。”蒙正等惶恐謝罪，匿詔書。翼日而雨，蝗盡死。

太宗皇帝因為年歲中多有蝗旱之災，下詔給宰相呂蒙正等人說：“黎民百姓有什麼罪，而老天給的懲罰這麼重，實在是我的無德（應該包括王淮貪贓案處理不公）所導致的天譴示警。愛卿等人，應該在文德殿前面搭築一個臺子，我將面對蒼天待在那臺子上。三天不下雨，愛卿等一塊把我燒了，以此來回應天譴！”呂蒙正等人惶恐不安，向太宗謝罪，藏起詔書沒有頒發給政事堂。不料第二天就下了大雨，蝗蟲幾乎全部死掉，解除了蝗旱之災。

皇上要自焚！ 這是什麼節奏？ 原來這是一個來源甚古的吾土傳統。

夏商周，史稱三代。一般認為這是傳統中國“天下為公”的時代。三代之前，皆有巫師。巫師負有與天帝交流溝通，為民祈福的責任。這是從更早的部落時代即形成的一種分工。如果天下災害過重，巫師祈福無效，就要“昇天”去面見天帝，當面陳述，繼續為萬民祈福。三代之際，君王即“天子”，天帝之子，成為比巫師更重要的萬民領袖，或者說，是集中了天子、巫師與領袖為一體的邦國首領（而不是部落首領。按國家起源原理，先有部落，後有部落聯盟，而後有部落大聯盟，國家出現），天下有災，君王有責，成為三代以來的“罪己”傳統。這個傳統一直影響到近代，大清王朝的帝王也常常會頒發“罪己”性質的詔書，以此來懺悔罪惡，昭告士庶，祈請天帝。歷來《罪己詔》的關鍵詞是“萬方多難，罪在朕躬”八個漢字。有些時候，帝王不願意“罪己”，明白大義的臣子就會勸諫帝王“罪己”，大唐王朝的名臣陸贄就曾勸諫德宗下《罪己詔》。蘇軾評論此事有言：“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所以天下災害嚴重，替代了巫師職責的帝王，有了向天帝籲請的責任。

三代時的殷商第一任首領湯王，執政時天下大旱，多年祈雨而不得。最後，湯王決定自己“昇天”去找天帝，當面祈求降雨，救助萬民。

但“昇天”是有儀式的。湯王“昇天”的儀式在一個叫桑林的地方。現場搭好了一座由柴薪堆起的燔祭高臺，湯王理了發、剪了指甲，而後，沐浴更衣，端端正正地坐在高臺上，向天帝禱告說： “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天下大旱，是因為）我一人有罪，天帝您不要連累萬民；即使萬民有罪，那也是因為我一人治理天下不當而造成的，那就由我來承擔罪責。懇請天帝，不要因為我一人的無能，連累到萬民的性命！

故實的展開非常富有戲劇性，就在湯王祈禱之後不久，也許就在點火焚祭之際，天帝降下雨來。

《呂氏春秋》《墨子》等先秦典籍，都記載了這個故實。

宋太宗趙炅繼承的，就是源於遠古，主要是源於湯王的傳統。

“五行”，不僅是“五行終始”，不僅與王朝更替的合法性相關，還與漢代以來“天人感應”的政治哲學理念相關。對應於“五行”的各種自然現象，如對應於“水”的溝渠、水患、祈雨等，都有了災異示警的功能。所謂“天人合一”，在推演君王領袖對政制事件負起第一責任的道義擔當方向上，具有政治哲學的意義。而歷代君王視“天譴”等義於“示警”，而且堅持認為主要是向君王、宰輔，而不是向普通臣僚和士庶“示警”。這方面，歷代君王認識上，有著高度的一致性——那些死不認錯的昏暴之君例外。

所以歷代正史《五行志》事實上是歷代災異的記錄。瀏覽歷代《五行志》，可以感受到歷代君王在自然災異面前的悚懼恐惶，以及頻繁頒下“罪己詔”的謙卑自責，從中感受到先哲政治設計或文化演繹的獨特魅力。《清史稿》就乾脆將“五行志”改為了“災異志”。

在不信天不信神的人看來，往往以為殷商湯王、太宗趙炅這類“欲自焚”的舉動是一種虛假的陰謀，認為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被自焚”，所以故作大言，以欺哄天下，云云。讀近代以來的各類文史書，往往會看到這類說法。大意就是：帝王玩權術，欺騙天下。

我不信這類意見，並認為這類意見多屬於無甚思想含金量的“陰謀論”。

天下何其廣大！一個帝王的權術就“欺騙”了億兆士庶，獨獨“欺騙”不了“陰謀論”者？這個“陰謀論”者的“智慧”豈不近於神？

一般來講，這類“陰謀論”者的意見，多流行於坊間；製作這類“陰謀論”的人物也未必真的相信“陰謀論”。此類“陰謀論”，無非是想證明“封建社會”（大宋事實上已經不屬於“封建社會”，但囿於近代傳統，受教科書影響的人們還是願意習稱二千多年施行郡縣制度的帝制時代為“封建時代”）制度不合理，因此連帶著說“封建時代”的人也不合理，帝王作為尤其不合理而已。這個話題展開來說需要篇幅，而且無聊，此處還不是我來講述這個問題的苑囿，且略過不提。但我知道的是，這個命題下的明白人，會越來越多。

簡言之，我相信歷代“賢君”面對五行變異時的真誠和敬畏。宋太宗趙炅“欲自焚”，與湯王的“欲自焚”一樣，都是真誠敬天、為萬民祈福的仁愛舉動。說是“感天動地”，不算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