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大宋帝國三百年：文功武治宋太宗〔上〕》（1）

前 言

虛爵

宋太宗趙炅，不喜歡飲酒，不像他二哥太祖趙匡胤。但他偶爾飲酒，也往往盡興。史上記錄他三場酒事，頗見真性情。

雍熙元年正月，元宵節。首都汴梁，人們在大街小巷，各色燈火之下游逛。絲絹或彩紙扎制的燈籠，爭奇鬥豔。叫賣聲此起彼伏，很熱鬧。太宗登上宮城南門丹鳳樓賞燈，站在這裡幾乎可以看到半個東京城。幾年沒有打仗了，看著這般和平景象，太宗來了情致，對隨從的宰輔們說：

“國家承續五代十國多年戰亂之後，現在終於海宇平安，京師繁盛。真值得欣慰。朕平時很少飲酒，今晚與愛卿們同樂，應一醉方休。”

說罷，一杯一杯又一杯，每一杯飲完，便“虛爵以示群臣”。“虛爵”就是“空杯”；“以示群臣”就是將空杯展示給群臣看。

這個動作與今天北方人的豪飲沒有兩樣。熟悉北方飲酒習俗的都知道，某人飲幹之後，往往將空杯倒過來給人看，並不忘加上一句：“我幹啦！”天津人飲酒乾杯，往往還要說：“我先幹了，先乾為敬（淨）。”感到這個時刻的太宗趙炅，有一種河南人特有的豁達和親近。我彷彿聽到他操著洛陽口音對宰輔們說：“俺這個酒幹 ，恁那個酒咋不見動 ？”

“朕亦大醉，漫不復省”

太宗朝有一個猛將，名孔守正，戰功不俗，所以太宗很喜歡他。

有一次，孔守正在北苑陪同太宗吃酒。此時他已經做到了殿前都虞候，這是負責警備監察的武職。同座也很多武將，漸漸就喝高了，於是開始在御座前各自爭功，互不服氣，一時間臉紅脖子粗。史稱“忿爭失儀”，憤怒地爭吵失去了端敬的禮儀。那時“禮儀”乃是天下大事，朝廷官員，皇上又在跟前，豈可如此無禮！有侍臣看不下去了，於是主張將這幾位爭論者請到有關部門去推問，治罪。酒局中，我想象太宗該揮揮手，帶著醉態，沒有答應。

第二天，孔守正和武將們酒都醒了，知道昨晚犯了紀律，於是來到殿廷請罪。太宗很隨意地說道：“朕亦大醉，漫不復省。”昨晚那事兒？我也喝高了，啥都不記得了！於是這事就過去了。

君臣一醉

太宗晚年，與名相寇準商議，定下襄王趙元侃也即後來的宋真宗為太子，並做了一場太子就職儀式。這對帝國權力變更是一個重要安排，在選舉制度尚未到來之前，帝國的太子制度就是一種規則。晚唐以後，已經罕見預立太子的秩序規定，皇權大位成為人人都想追逐的肥鹿，因此，邦國不寧，殺機四伏。太宗此際立太子，是恢復古制，百餘年來的第一次。

士庶知道此事，等到太子出門，人人都爭著來看，紛紛誇讚趙元侃。這事傳到太宗耳朵裡，他忽然有了“老小孩”般的撒嬌，很不高興。召寇準說：“人心都向著太子了，這要把朕放在哪裡啊？”

寇準卻再拜稱賀道：“這是社稷之福啊！”

寇準一向不特別會說話，說話就沖人，但關於立太子這事，他每次答對，都非常得體，且有效。士庶稱賞太子，他不說是太宗之福，也不說是太子之福，而說是“社稷之福”，這就是“價值制衡”，讓正道行在權力分配中。太宗聽後也覺得有理，於是高興起來。進入後宮，宮中人也都來慶賀。

太宗想想也是，大宋有了合適人選，大好事。就出來再次約見寇準，倆人對飲，史稱“極醉而罷”，倆人都喝高了。

太宗趙炅，有“孩子氣”，三場酒事可以略見一斑。

孩子氣

太宗喜歡讀書，儒家經典外，他也喜歡“讀老”。

有一次，他讀了《老子》，很有感慨，就對近臣說：“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並在其內。至雲‘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言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者其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

伯陽，是老子的字。太宗引用的一段話，見於《老子·四十九章》，原文為：“聖人常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這話大意說：聖人常常不會起刻意為善為惡之心，而以士庶之心為心。但還不止於此。士庶善，我也善；士庶不善，我也善，這樣就能做到為善之德。士庶誠信，我也誠信；士庶不誠信，我也誠信，這樣就能做到誠信之德。聖人執掌天下，要收斂自己的慾望，以渾樸之姿對待天下之自然運轉。士庶一般都專注於耳目聰明，物慾追求，但聖人則一任渾樸純真之嬰孩狀態。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是這段話的主題詞。

“聖人常無心”，“聖人皆孩之”，類似意見，在儒學中也可以看到。這是一種論個人修養，可以迴歸“真人”境界的描述；論政治治理，就是對恪守“無為而治”也即“自發秩序原理”境界的描述。有必要做個注：“無為而治”是儒學話語，四字就在《論語》中。

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中描述了人的精神的三種狀態：負重的駱駝、沙漠的雄主、無懷的赤子。一般人們都注意於“沙漠的雄主”這一階段，以為這類“超人”的境界乃是尼采講述的主題。但這是一種激進時代需要的“誤讀”。“超人”也即“沙漠的雄主”，作為人類文明推進的一個階段，並不是尼采所標榜的最高境界，在尼采看來，最高的境界是“無懷的赤子”，也即純任自然的嬰孩。這才是尼采欣賞並理解的人類願景。

《老子》在尼采之先，已經多次言說了這個境界。《老子》中至少五次論及這個主題：“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我獨泊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聖人皆孩之”。

李贄“童心”說，與老子和尼采的論說也頗接近。

在俄羅斯一些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人們在稱讚一個作家或思想家的時候，往往把他比之於“孩子”，如托爾斯泰就被人說很像一個孩子。

孩子的狀態，是一種無心為善、無心為惡的狀態。

以這種心態、境界主持天下，則：無論士庶善與不善，我要善；無論士庶信與不信，我要信。儒學主張邦國領袖與政府，必須行仁政、有誠信。這兩大指標，不得藉口士庶“素質”太差而移易。士庶“素質”差不差不可知，領袖“素質”差不差則一望而知。且士庶大眾，良莠不齊，有善有不善，有信有不信；試圖一攬子解決士庶全部向善、全部守信，這個念頭本身就是狂妄的，因此是“不善”的，也是做不到的，因此是“不信”的。士庶善，我才善；士庶信，我才信。這是駔儈交易——你給我半斤，我給你八兩（老秤），而不是人君治理——恪守聖賢價值理念，不搖擺、不飄移，更不因外界“不善”“不信”，“皆注其耳目”而變更。

當年丘吉爾為大不列顛立下潑天大功，英國士庶“不善”“不信”，而且“皆注其耳目”——就想追求更美好生活——全然不顧這位大英雄的昔日榮耀，但丘吉爾並不因此而改變致力於英國自由事業的初心。

太宗趙炅，以他“讀老”、讀佛、讀聖賢書，且日讀三卷《太平御覽》的知識積累和思想資源，覺悟到這個“君道”，與丘吉爾有邏輯上的相通處。這不是尋常君主可以達致的境界。

寇準“令帝復坐”

名相寇準，是一個“剛猛威斷”的人物。“澶淵之盟”，幾乎就是他逼著真宗趙恆御駕親征的結果。他對太宗也有“剛猛威斷”的記錄。一次奏事，說來說去，太宗不聽他的，越說意見越不合，太宗一怒站起，拂袖要走。寇準一把拉住太宗衣服，史稱“令帝復坐”，讓皇帝再坐下來。一直到這件事滿足了寇準的要求，寇準才退出。

但太宗還就是喜歡他這個樣子，留下一句話，被史官記錄在冊：

“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文皇，就是唐太宗。

太宗對文武大臣，往往就是這種姿態，豁達，大度，親切，不端著，不做作。本色，是他一大特色。用太宗自己話說，就是“貴其自然”，儒學的意見就是“誠”，真實而又誠懇。

宋太宗批評唐太宗 淳化五年夏四月的一天，宋太宗有一次批評唐太宗。他對左右說：

“大凡帝王舉動，貴其自然。朕覽唐史，見太宗所為，蓋好虛名者也。每為一事，必預張聲勢，然後行之，貴傳簡策，此豈自然乎！”

帝王的舉動，貴在自然。朕曾經瀏覽唐代歷史，看到太宗李世民的所作所為，應是一個好虛名、好虛榮的人。你看他每做一件好事，一定要預先做張做勢，然後去做，傳之簡冊之事，這樣自然嗎？ 太宗趙炅看不慣那種為了流傳青史而矯揉造作去做“好事”的行為。

開寶寺靈感塔與田錫的譏評

不僅“本色自然”，他還“克己復禮”。

太宗信佛教，又有剋制，信佛而不佞佛。

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宋人有新譯的佛經五卷，太宗看後，覺得不錯，就對臣下說：“凡為君臣者，治人利物，即是修行。梁武捨身為寺家奴，此真大惑！方外之說，亦有可觀，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於釋氏也。”作為君臣，能夠治理天下，有利於天下，就是修行。過去梁武帝動不動就捨身，到佛寺去做僧奴，這真是太愚蠢啦！但佛經之說，也有很可觀的地方，愛卿等可以試著讀一點。我的想法是：要讓世間有佛教存在，但不能沉溺於佛教中不理政事。

這是接近“政教分離”的大智慧，很得聖賢之“中道”精神。

但太宗也曾大興土木，建造佛寺。城內興國寺，有兩個樓閣，用來安放高大的佛像，遠在都城數十里，就可以看到這個塔閣。兩個閣樓之間有飛樓聯結為御道。我想象那規模彷彿應縣木塔或薊縣獨樂寺，甚至還要宏闊高大。要登上六七層樓，才能見到佛的腰腹。光是佛的指頭，就有一人合抱那麼粗。史稱“觀者無不駭愕”，參觀的人沒有不心生恐怖和驚愕的。

他更建構一座十一層高的開寶寺靈感塔，從杭州迎釋迦佛舍利進入京師，用這來寶藏佛舍利。到了安放舍利儀式那一天，太宗甚至為之流淚。這塔高360尺，史載宋“營造尺”為31.20厘米，如是，則高達112米以上，費用億萬計，前後用了八年時間。竣工後，史稱“備極巧麗”。太宗似乎為此很得意。但知制誥，負責起草文書的政事堂秘書田錫上疏說： “眾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

眾人都認為這塔金碧輝煌，但臣認為那是塗抹的民脂民膏、百姓鮮血。

這話說得如此之狠，太宗什麼表示？史稱“帝亦不怒”。

像人性有的弱點一樣，太宗也愛聽奉承話。大宋承五代亂世而來，而五代最後一個割據政權北漢，終於在後來的日子裡被太宗克服，從此中原一統。太宗高興，考進士時，就用《六合為家》作為試題。“六合”指東西南北加上下，總六個方向，代指天下或宇宙。這題一出，有個進士王世則很快就寫好了，內中有句：“構盡乾坤，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為君之玉戶金關。”這詞不太難懂，翻譯為白話，毫無意味，就這樣讀下去，讀幾遍，那個“氣魄”就讀出來了。大意是說六合之內都是皇天后土，日月所照都是宮禁金鑾，領土、領海、領空，不光“普天之下”，連“普天之上”，都是皇上的。史稱“帝覽之大悅，遂擢為第一人”。皇上一看大為高興，將王世則擢升為進士第一人。

這麼愛聽好話的人，聽了田錫的一番譏評，卻“不怒”。

這是饒有意味的一個姿態。

如果接受田錫的批評，就要下罪己詔，就要改變信仰，就要拆除靈感塔，這是信佛的太宗趙炅做不到的。

如果不接受田錫的批評，就要貶黜田錫，至少要斥責一番，但對於一向鼓勵官員直言的帝王，這麼做，就等於食言，這也不是太宗願意接受的格局。

當然，也可以假惺惺地表示認錯，堅決不改。但這樣就是“不誠”，而“不誠”乃是“修身”大忌。太宗一世“修身”不已，這更不是太宗能做的事。

還可以與田錫討論，慢慢說說為何要造塔，意義何在，有何功用，等等。但想到國計民生，花上億經費，做這麼個東西，與他那“治人利物，即是修行”說法，相距太遠。太宗理虧。理虧而強辯，就是“文過飾非”。而聖賢規則有一款：“小人之過也,必文！”（見於《論語·子張》子夏語錄）小人有了過錯，一定會掩飾。太宗不是小人，無法掩飾。大宋一朝的帝王有個天大的長處：講理。蠻橫的事，他們很少做；無賴的事，幾乎不做。於是，“不怒”之外，大宋帝王只能聽著，不做表態。

這故實讓我想起“王顧左右而言他”的《孟子》記錄。宋太宗彷彿齊宣王，田錫彷彿孟子，孟子對齊宣王一番譏評之後，齊宣王開始掩蓋自己的尷尬，故意對左右扯別的話頭，宋太宗則乾脆啥也不說，不解釋，也不遮掩。這種“純任自然”的姿態，是“克己”之後的一種豁達。

帝王是人類特殊的職業，但並非在人類之外，因此，人類所有的弱點，帝王也有。因為所在九五之尊過於隆崇，言動之間，即影響朝廷內外。因此，“克己”成為帝王的優秀品質。太宗不是那種“深居簡出，示人莫測”如秦始皇、雍正帝般的人物；也不是動輒“龍顏大怒，陰沉雄猜”如漢武帝、永樂帝般的人物；更不是“性情乖戾，暴戾恣睢”如文宣帝、隋煬帝般的人物。他總是試圖克制自己的情緒，按理性規則出牌。在帝國領袖這個位置上，他“克己復禮”的功夫做得很足，有聖賢氣象，算得上孔子及格的學生。

日僧奝然 日本國有個僧人名叫奝然（音雕然），搭乘大宋商人的海船，越過千里風波，到汴梁來見宋太宗。

日本與大宋早有來往，吳越國時更與日本有過密切交流，國王錢俶還曾贈送日本很多小型寶塔。

奝然來宋時間，可能是雍熙元年之前，但到達汴梁時間是公元984年，雍熙元年三月。與他同來的有五六人，獻上了銅器十餘尊，還有本國的《職員令》《王年代紀》各一卷。還有《孝經》兩種，一種是《孝經鄭玄注》，一種是《孝經新義》。《孝經鄭玄注》是漢代大儒鄭玄做的註解。《孝經新義》是大唐越王李貞題簽，記室參軍任希古撰寫的註解。這兩部《孝經》都有“金縷紅羅標，水晶為軸”，顯然是布帛狀，不是書籍狀，但是裝幀相當豪華，看出日本對古來《孝經》的珍重。

奝然穿了一身綠色的服飾，他善於書寫隸書，可惜不通漢語。太宗問他日本風土，他就寫在紙上回答，說：

“我日本國中有儒學經典‘五經’，也即《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還有佛經多種；《白居易集》七十卷，這些都是往昔從中國得來。日本土地適合種植五穀，但小麥較少。市場交易用銅錢，銅錢文字是‘乾文大寶’。牲畜有水牛、驢、羊，多產犀牛、大象。也產絲蠶，大多織絹，薄致可愛。樂器有中國、高麗兩種。四時寒暑，與中國相類。日本國之東境接近一海島，乃是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東奧州產黃金，西別島出白銀，以此作為對日本國的貢賦。國王以王為姓，傳襲至今六十四世，文武僚吏都世系為官。”

太宗給了奝然很優厚的待遇，賜給他紫色的衣服，在“官服”中，由綠色升格為紫色是一種擢升。奝然下榻於太平興國寺。而後又要求去五臺山朝拜，太宗答應了他，並詔令所路過的地方都要做好招待。奝然臨別時，又想要《大藏經》，太宗也下詔給他一部。隨後，他跟隨台州寧海縣的商人鄭仁德的商船回日本去了。

到了端拱元年，太宗又收到了奝然的感謝信和一批貴重禮品。這是由另一撥日僧，奝然的弟子帶來的。感謝信寫得非常典雅，內中有言：

望落日而西行，十萬裡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裡之山嶽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宇內之瑰奇。……奝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

當初我來的時候，看著落日而西行，只感覺時光太慢了，怎麼也走不完這十萬裡波濤；等我根據信風而回去時，又感覺這時光太快了，幾千裡山河很快就看不到了。我這個狂妄的下根之人，卻有幸看到了中華之繁盛。皇上您還不斷下旨，允許我到遠地去跋涉；我這心總算得到滿足，粗粗地見識了天下的瑰麗奇異。……奝然我辭去鳳凰所駐之仙洞，回到螻蟻所棲之封土。無論在天朝還是在此地，我只仰望皇德之盛大；雖然翻越了高山大海，哪裡敢忘記懷念皇帝的深情。縱使我粉碎了這個百年的肉體，那也無法報答皇上您一日的恩典。拿起筆來寫信，不斷有淚水流下。展開紙張說話，無法表達我對皇恩的仰慕……

《孝經》

我關心的是奝然帶來的禮物，其中一種是《孝經》。

近人著書說，在日本曾發現“古文”《孝經》殘本，也即漢儒孔安國的注本殘本。奝然帶到中國來的《孝經新義》不詳，但《孝經鄭玄注》卻屬於“今文”《孝經》。兩種版本文字略異。

《孝經》一般認為是孔子弟子所著，全書不計標點，只有一千八百字。《孝經》本來有三種版本，今文字為鄭玄注，古文字為孔安國注，大唐帝王玄宗曾親自作注一種。玄宗注本頒行後，鄭、孔兩注都漸漸失傳，雖然有清人輯本，但並非全貌。奝然帶來鄭玄注的《孝經》今文全本，應該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事件。

日本國對《孝經》極為重視。

日本關西大學陶德民教授曾對我說：日本名人吉田松陰早年曾經為“通宇內形勢”,“探知其實情”，借美國人佩裡再到日本之機，與門生偷渡到美國船上請求出洋，遭拒絕後自首。陶教授考證出，吉田偷渡時隨身帶了四本書：《孝經》《唐詩選掌故》《蘭學》《和蘭詞典》。吉田是伊藤博文的老師，也是富有野心的人物，曾有“併吞五大洲”的夢想。

《孝經》在日本，自八世紀開始，就得到重視。曾經得到鑑真和尚授戒的日本孝謙女皇，大約是日本史上最為嬌媚而有作為的巾幗女傑。她終生未婚，雖然不少風流韻事，但對傳統儒學卻禮敬有加。她曾經下令全日本“家藏孝經一本，精勤誦習，備加教授”。

德川時期的日本大儒，陽明學派的創始人中江藤樹曾著有《孝經啟蒙》一書，內中有言：“吾與父母本一體而無間隔，故吾立身行道，則父母鬼神著而享之，吾名傳播，則父母之名亦因以光顯也。”他認為這是“孝行成功盡頭處”。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舉國倡導“文明開化”，但在中小學教科書中，卻加入不少忠孝文字與內容，“持孝行乃人倫之最大義”是日本國民精神文明之一。日本人的“克忠克孝”已經成為“日本性格”。

宋太宗也同樣重視《孝經》。

有一次，太宗得到《千字文》，就拿到秘閣賜給名臣李至。李至將它做了刻石立碑的處理。太宗再來，看到《千字文碑》，就說：“《千字文》乃是梁武帝得到殘碑鍾繇的書法，而後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義理方向上沒有什麼更多可取的，如果論有助於天下之教化，莫過於《孝經》啊。”說著還親自書寫了《孝經》全文，賜給李至。此事成為“《孝經》傳播史”上的一段佳話。

《孝經》，可能是近代激進思潮以來，最為人所詬病的儒學經典。

世間不少“耳食者”，也即靠道聽途說而自命得到“宇宙真理”之輩，不斷咀嚼近代反傳統者反覆咀嚼過的饃，認為《孝經》是“封建專制傳統”之產物。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展開來評論《孝經》不是我此書的目的，但我願意，借奝然和日本重視《孝經》的故實，略說一說《孝經》的大義。

簡言之，《孝經》的本質，是對生命的感恩。它是規範君王公侯以至於庶民百姓的政治與倫理之理性規則。《孝經》總根於愛——理性之愛。

《孝經》第一章就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說有五大要點：

一、尊重生命，愛惜生命；

二、感恩父母，孝敬父母；

三、立身揚名，光耀祖宗；

四、忠孝兩全，恪盡職守；

五、完善自我，成就自我。

這五大要點，都是政治倫理之大道，在日本、在歐美、在古代中國，在任何一個文明共同體，都是常識，都是正價值。沒有任何一個文明共同體反對這五大價值。故《孝經》乃是講述文明常識與存在價值的典籍，所言義理，與現代價值自有吻合之處。當然，《孝經》不等同於坊間流傳的《廿四孝》。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文字，二者不具有精神上“通約”的性質。以《廿四孝》而掊擊《孝經》，非好學深思者說話，是言不及義的，不足論。

順便說幾句：所謂“封建專制傳統”這類說法，不屬於吾土聖賢話語，孔孟、老莊、孫逸仙無此話語；不屬於西方政治哲學話語，洛克、柏克、哈耶克無此話語；也不屬於基督教神學話語，加爾文、阿奎那、奧古斯丁無此話語。就史學邏輯而言，它不屬於真判斷。我做此書，猶如一場“漢語純潔化個人運動”，自誓力不吐此六字。

理解《孝經》，不僅需要一種對古人的“溫情”，一種肯認文化保守主義精神的姿態，更需要一種方法，也即從經典中尋求人類共同價值的思想方法。隔斷中國與世界的價值聯絡，猶如隔斷中國古代與近代的聯絡，都是同樣問題重重。我與接受激進主義思潮的朋友一樣，若干年前，曾有“反傳統”暨“反《孝經》”之言說，所以我熟知這類模式背後的東西是什麼貨色，至今後悔覺悟太晚。

奝然所言讓太宗有了感慨，史稱“帝嘆息曰”： 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宇縣分裂，梁、週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慚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

這是島夷之國啊，居然世祚如此久遠，他們的大臣也能世系不絕，這是古來之道啊！想我中國，自唐末海內分裂，五代之國帝王世數尤其短促，大臣子孫，都很少有繼承父祖之業的人物。朕雖然德能不如往聖，但常常心懷敬畏，勵精圖治，從來不敢放縱自我而求安閒娛樂。期待能夠建構無窮之基業，立下久長之規則。既為趙氏子孫所想，也使大臣們能世代守住祿位。這是朕的願景啊！

這一故實資訊密集，“解構”它，可以做一篇絕大文章，但太宗這一番話，核心是：期待長治久安。

中國帝制為何沒有“萬世一系”

日本國雖然有戰亂、有割據，也有天災，但在國家治理方向上，國體不變，世系不變，這樣就有了基本秩序。時論常有批評中國“封建社會”（且不論“封建社會”四字的定義之荒謬）的生態為“超穩定系統”，並以此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後”的原因所在。事實上，日本“系統”比中國“超穩定”得多。顯然，“超穩定”，與“落後”不構成“充分必要”之邏輯鏈條。各種“反傳統”迄今沒有見到思想含金量，原因種種，其中之一是：許多“大言”，不是“真判斷”，其漏洞往往不在思想方向上，而在邏輯方向上。大多數“反傳統”言說，禁不住至為簡單的邏輯歸納法推敲。

太宗瞭解到日本國這種政治生態，很羨慕。大宋三百一十九年，歷十三世十八帝，在中國帝系中，也算比較久長的了，但與日本天皇世系比較還是很短促。

是何原因？

大宋的國內治理，其文明程度並不比日本差。在奝然來中國的這一年，日本京都附近正在抓捕私帶武器的人，大宋則正在滑州（今屬河南）治理黃河氾濫。太宗愛惜民力，不願意動用民工，而調撥五萬禁軍來堵塞決口，次年還廢棄了嶺南採珠場，原因是：海下采珠艱苦，往往有人溺水而死。此前幾百年，日本國最常發生的故實就是天皇“讓位”。“讓位”背後的力量較量，熟悉人性弱點，就不會陌生。

與日本比較，中國是一個“四戰之國”，東西南北都有“異族”覬覦。上溯上去，可以看到，“四戰”之中，最兇惡的“異族”來自北方：大明遭遇滿清，南宋遭遇蒙元，北宋遭遇契丹與金國，都有了被“異族”亡國的經歷。五代後晉也被契丹所亡。大唐帝國也屢屢遭遇來自北方的多種“異族”之害。南北朝時代，東西晉時代，也曾被“異族”顛覆半個中原。大漢帝國，北有匈奴，匈奴最強盛時期，漢高祖曾被冒頓單于包圍於平城（今山西大同）。秦時如此強盛，也依然有匈奴之害，不得不派出大將蒙恬常年鎮守關外。戰國時的北部，趙國也曾遭遇匈奴侵擾，名將李牧鎮守雁門關，這才抵擋住來自北方的戰爭危險。但日本沒有“異族”之患。日本“萬世一系”，有得天獨厚的地緣政治條件。

這也是為何太祖趙匡胤像個“守財奴莊稼漢”一樣，辛苦聚財、守財，充實“封樁庫”，準備或贖買“燕雲十六州”，或招募勇士擬與契丹武力相對，奪回被石敬瑭割讓失地。也是為何太宗像個“憤怒的青年”一樣，對契丹放狠話：“惟有戰耳”，“乘勝取幽薊”，“徑指西樓之地，盡焚老上之庭”。中原歷代王朝，無不期待“萬世一系”。除了那些無道邦國自內部而旋起反對力量，遭遇顛覆以外，大宋、大明，並無大惡，而且在內部生長中，都有了“近代性”酵素，但是金元終止了大宋的文明展開，滿清終止了大明的文明展開。直到民國，還在遭遇異族侵擾。中國，地緣環境太過於惡劣。

大宋未能如日本那樣做到“萬世一系”，固然也應該是“眾緣和合”的“耦合”力量作用之結果，不存在單一向度的原因，但也應該看到，在諸“耦合”力量中，偶然性的力量往往更為凸顯。按照帕斯卡爾的意見，羅馬歷史，與埃及豔后的鼻子有關：如果她的鼻子短或長一厘米，世界史都會從頭改寫。而現在，她的鼻子“偶然”剛剛好，於是，有了歷史的邏輯起點。大宋，惡劣的地緣“偶然”如此存在著，於是，有了歷史的邏輯起點。這並不是遊戲說法，而是歷史經驗判斷。當然，誰都知道，羅馬史，除了埃及豔后的鼻子剛剛好，還有更多“偶然性”在參與。大宋帝國沒有成為日本國那種“萬世一系”，除了地緣政治環境之外，也同樣還有更多“偶然性”在參與。這是無須深入解釋的事實。

在如此地緣環境之下，自古以來，中原文明之邦，都注意“修德以來遠人”，透過修德，而讓邊緣的“異族”向化，以此來規避可能的“民族戰爭”。

奝然對日本國的介紹，讓太宗感慨萬分。他所感慨的“孜孜求理”之“理”，是“治理”之“理”的意思。《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太宗踐祚之後“勵精求理”，也就是“勵精求治”的意思。翻閱宋史各類史料，會發現，宋帝幾乎人人“求理”。作為十世紀、十一世紀的中國合法領袖，他們盡到了個人的最大努力，與歷代帝王比較，大宋帝王群體，最為仁慈而又盡責。他們懷有天下目標，但卻因為“異族”入侵而兩次中斷“世系”。

日本君主國的“世系”經驗證明：國體，不影響文明之展開。據此，我也願意邏輯地推斷：大宋帝國的“世系”如果也能持續，同樣不會影響文明之展開。中國聖賢，並不比日本聖賢笨。

考與太祖、太宗大略同時在位的日本君主有村上天皇、冷泉天皇、圓融天皇、花山天皇、一條天皇五人。

村上帝，有幹一番事業的雄心，但始終未能自主掌握權力，一直被藤原家族控制，國內又有多場叛亂，造成財政緊張。

冷泉帝，幾乎是在宮廷政變中被迫讓位，他也懶得執政。藤原家族的“獨裁”讓國家備受苦難。

圓融帝，不過是個孩子，藤原家族在攝政中，又開始家族內部的“絞肉”鬥爭。日本，家國不寧。

花山帝，詩人，才子，“和歌”寫得不錯。但他“踐祚”當天，看中一個侍奉他的宮女，居然當著眾大臣的面在御座上與宮女做愛，於是諸臣紛紛向他進獻美女。以後的歲月，他的荒淫，難言。最後他被藤原家族連哄帶騙，稀裡糊塗地讓位、出家。

一條帝，好學，人品也不錯，寫《源氏物語》的紫式部就是那時人。但一條帝幾乎無權，國家權力都在道隆、道長兄弟與藤原家族手中。

但就是這類帝系人物下的日本邦國，千年之後，有能力，並有運氣，演繹為福澤渝吉“脫亞入歐”之變革思想。經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幾代人的時間，成長為現代邦國。比較來看，以大宋帝國太祖、太宗的仁慈睿智，好學深思，開放襟懷，其帝王譜系下的邦國，至少也應有不下於日本帝國的更好前途。我知道歷史不可以假設。我想說的是，那種動輒將中國“落後”推諉於“帝制皇權”或“封建專制傳統”的說法，不是真判斷。

帝國，需要在演繹中生長新的可能性，但需要一粒“道種”，那就是“天下為公”。“道種”在，吾土文明就不會省略“元亨利貞”之吉相。自堯舜以來，這一粒“道種”，往往“或躍在淵”，但“無咎”。它的生命機緣，不是被決定的，而是按照“存在”的方向自我呈現的。天心如何“呈現”，那是神的事。人要做的只是小心翼翼地護持這一粒“道種”，帶著希望，等待，並勞作。

宋太宗趙炅，倡“法當原情”“以民為心”；名相張齊賢，認為“法貴有常”“政尚清淨”。我欣賞這些意見。它們是“天下為公”的法治之花、民生之花。越是理解法理精神，理解作為政治哲學的保守主義，就越能理解大宋帝國的領袖、精英，他們的近代性甚至現代性。

宋太宗趙炅，他的時代，留下了無數故實。瞭解這些故實，可以知道十世紀的帝國領袖和士大夫精英團隊，在中國文明的展開中，事實上，也在世界文明的展開中，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