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文令人大致算了一筆賬,幾年來川民集資的總股款約一千六百七十萬兩白銀。

其中已用於宜萬段修鐵路和揮霍的款項約四百多萬兩,鐵路高官炒股虧損了五百多萬兩,現有存款約七百多萬兩白銀。

王人文仰天長嘆道:朝廷為了借外國人的錢,強奪四川紳民之鐵路。既要撤銷集股商辦的川漢鐵路公司,實行鐵路國有政策,卻不退還川民的七百多萬兩白銀的現款,而轉換成一張不值錢的股票。

川民吃虧太多,恐怕今後四川再無寧日了!

這時,盛宣懷等人不斷電催王人文,要求派員去清查川漢鐵路公司的賬目,以便政府接收。

王人文只好派幾個人員去鐵路公司查賬,遭到公司頭目的嚴厲拒絕。

面對清廷對四川人民的築路權和路款的掠奪,川漢鐵路總公司董事局的頭目急得團團轉。

他們去找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商議對策。

大家認為清廷收回川漢鐵路,不僅要奪路,而且要謀財,決定發動全川人民起來毀約保路。

列位看官,清廷為什麼要改變光緒皇帝的聖諭,突然將民間商辦的鐵路收歸國有呢?為什麼要讓外國人來修鐵路?

原來,前四川總督錫良經過光緒皇帝的允許,透過各種辦法,先後籌集了鐵路股金將近一千七百萬兩白銀。

但是,錫良調出四川后,繼任川督對修路並不積極。磨磨蹭蹭搞了兩年,花費三四百萬兩白銀,僅在宜昌附近修建了一條三十餘里長的窄軌運料鐵路。

清廷鐵路高官不僅大肆揮霍川漢鐵路的集資款、貪汙川漢鐵路的資金,還將從民間募集到的修築鐵路的現款,偷偷拿去上海炒股。

當時西方國家的汽車需求量大量增加,生產汽車輪胎的橡膠價格猛漲,導致橡膠股票瘋漲。

上海新成立的橡膠公司多達四十餘家,這些公司的股票發售後,在短短几個月內就上漲了好幾倍。

因此,不僅上海的洋人和富商都去瘋搶橡膠股票,甚至一些富家小姐也把首飾賣掉,到處託關係去搶購橡膠股票。

在一些投機分子的炒作下,橡膠股票彷彿成了讓人一夜暴富的神票。

鐵路高官當時手中握有鉅額的築路現款,他們看到橡膠股票不斷瘋漲,眼睛發紅,心裡發慌。

懷著僥倖的心理,違規滿倉殺入,用全部現款去搶購橡膠股票。

可是幾個月後,美國突然收緊閘口,宣佈大幅度減少橡膠的進口。

此訊息一出,倫敦和上海的橡膠股票立馬一瀉千里,橡膠股票頓時變成了一張廢紙,結果造成川漢鐵路公司虧損了五百五十萬兩白銀。

為了彌補鐵路款的鉅額虧空和增加新的投資,清廷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主張以出讓川漢鐵路的修築權,以及鐵路幹線兩邊的路政權益為代價,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簽訂借款合同。

由於四川在籌辦川漢鐵路之初,一些西方國家就千方百計想插手鐵路建設。

四川的愛國士紳們,為了防止外國勢力掠奪路權,在集股章程中規定:川漢鐵路完全由中國人集股修建,不招外股,不借外債,非中國人概不準入股。

當時有一首歌謠唱道:

來日難,來日難,

要顧來日莫顧眼前,

自從光緒二十八年把路辦,

銀子湊了萬萬千。

也有官的商的款,

也有土藥煙燈捐。

最可憐的莊稼漢,

一兩糧也出這項錢。

要辦鐵路因為那一件?

怕的外國佔路權。

……

因此,股東們認為,川漢鐵路是光緒皇帝允許四川人民“商辦”的,現在卻突然收歸國有,這是朝廷出爾反爾。

借外債讓洋人來修路,賺取國人的錢,這是賣路賣國。

朝廷既要將川漢鐵路收歸國有,卻又不退還股民的血汗錢,這是謀財害命。

可是,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不顧四川人民的強烈反對,於五月二十日,奉旨與英、德、美、法四國銀行,正式簽訂了借款合同。

當清廷向洋人借款修路的“四國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後,就像在裝滿炸藥的鐵桶內投入了一把火。四川各界民眾頓時炸開了鍋,震驚後是強烈反對和奮起反抗。

全川股東紛紛跑到各地衙門公所去請願和抗議,堅決反對借外債修路,要求朝廷毀約和收回“上諭”。

在廣大鐵路股東的強烈要求下,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和議員張瀾等一起商議,決定於五月二十八日緊急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會場就設在成都嶽府街川漢鐵路總公司。

各位看官,諮議局是一個什麼機構?

原來在清朝末年,朝廷迫於國內外的政治形勢,效仿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在各省建立審議機構——諮議局,其議員和議長由民意代表選舉產生。

因此,諮議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意,具有西方議會的性質,是政府承認的合法機構。

蒲殿俊和羅綸是什麼來頭?

蒲殿俊,四川廣安人,自幼受傳統文化教育,赴京應試中了進士,被官費選送到日本留學。

由於蒲殿俊的口才和文筆俱佳,在留日學生中有很強的號召力。

自從“庚子國變”之後,國人出於對列強的憤恨與恐懼,全國的輿論導向都是呼籲由國人自己來辦鐵路,“不借洋款”成為愛國的標誌。

再加上官辦鐵路壟斷資源,又容易產生腐敗,因此興起了一股民間商辦鐵路的熱潮。

蒲殿俊與進步學生組成“川漢鐵路改進會”,從日本上書清廷,揭露“租股”和官辦鐵路公司的弊端,要求四川實行“商辦”鐵路,得到光緒皇帝的允許。

訊息傳到日本,蒲殿俊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他寫道:“偉大之業,三年晦暗膠擾垂破之局,得此臨巖一轉,豈惟本與全體股東之幸,亦吾國路政之一大紀念矣。”

蒲殿俊旋即由日本回國,與四川親友一起集資,帶頭認購川漢鐵路股款三十餘萬兩。

蒲殿俊作為立憲派的代表,在四川省諮議局成立大會上,他被選為議長。因此,為民請命是他的職責。

羅綸,四川西充人,幼時被人稱為神童,十四歲考入成都尊經書院。

學成後應聘回鄉,任順慶府中學堂國文、歷史教習兼齋務長。

其父是當地袍哥舵爺,他受父親的影響,積極支援學生參加立憲運動。

因他曾親率學生及紳、商、工、農各界代表兩千餘人赴總督府請願,要求速開國會,而名聲大振。

後來,羅綸被西充原籍選舉為議員。四川諮議局成立時,羅綸被選為副議長,與議長蒲殿俊一起,領導四川省的立憲運動。

在臨時股東大會上,股東代表爭相發言,強烈反對政府收商辦鐵路為國有的政策,表示現在絕不交路。

蒲殿俊和羅綸代表廣大股東,寫成《請願書》,馬上去總督府見“護理總督”王人文,表達全體股東的訴求和願望,要求清朝政府還四川人民一個公道。

王人文聽了蒲殿俊等人的訴求後,接收了股民向朝廷遞交的《請願書》。

他認真看完《請願書》,認為股民要求朝廷毀約和收回“上諭”,這種有損皇家威嚴和臉面的事,清廷恐怕萬難同意。

但是,他對股民的遭遇深表同情,主張川漢鐵路所存七百多萬兩白銀的現款,應儘快全部退還給川人。

為了安撫股東,平息民眾的怒火,王人文答應立即向朝廷上奏章和轉交《請願書》。

王人文以四川“護理總督”的名義,在奏章中強調:川漢鐵路關係到本省權利的存廢,川人對於鐵路,所受痛苦本深,希翼路成或有取償之望。

一聞改歸國有,群情自多疑慮。因此,希望朝廷收回鐵路國有的“上諭”,維持鐵路商辦的原案。

清廷接到《請願書》和王人文如實反映川民正義要求的奏章後,不僅對《請願書》置之不理,還對他奏請政府收回“上諭”的主張置若罔聞。

清廷認為王人文同情股民,施政軟弱無能,沒有對請願民眾嚴厲壓制,因而對他予以嚴厲斥責。

同時,緊急任命端方為川漢鐵路督辦大臣,令他去落實“上諭”,強行收回商辦鐵路。

袁世凱為了討好清廷,親自給端方寫信,敦促他迅速實施鐵路國有政策,鐵腕壓制股東的訴求。

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和鐵路大臣端方,於六月一日共同簽署“歌電”傳給王人文,斷然拒絕了《請願書》中四川股東代表的所有要求。

聲稱堅決執行鐵路國有政策,川漢鐵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現存未用之款概不退回。

就這樣,清廷不僅剝奪了四川商辦鐵路的權利,甚至連鐵路公司的股金現款也要吞併,因而更加激怒了川漢鐵路的股東。

蒲殿俊和羅綸控制的《蜀報》,由主編鄧孝可發表文章,以“賣國郵傳部!賣國奴盛宣懷”為題,大罵盛宣懷:

“既奪我路,又奪我款,又不為我造路……有生物以來無此情,有世界以來無此理,有日月以來無此黑暗,有人類以來無此野蠻。”

號召群眾馬上行動起來,“堅持鐵路商辦,死中求生。”

蒲殿俊、羅綸和張瀾等一起商議,決定馬上召開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

蒲殿俊與護理總督的私交不錯,經過蒲殿俊的再三邀請,王人文答應親臨會場聽聽民聲。

各位看官,“護理總督”為什麼能放下架子,願意去會場“撲湯蹈火”呢?

因為王人文覺得平心而論,“借債修路,鐵路國有”政策本身並沒有錯。可是,川民為什麼會強烈反對呢?

他認為錯就錯在,政府向英、德、美、法這幾個曾火燒圓明園的侵略者借款,老百姓心有餘悸。

錯就錯在,原先光緒皇帝批准了四川“商辦鐵路”,光緒皇帝才去世兩年多,宣統皇帝就突然要收歸國有,而沒有與川民進行協商溝通。

錯就錯在,狗X的盛宣懷,將鐵路高官揮霍和炒股的鉅額虧損,全部讓股東來承擔。

錯就錯在,賣國賊盛宣懷,你要撤銷川漢鐵路公司,就不應該將公司原先籌集的股金現款截留,而是應該全部退還給股民。

王人文心想,如果自己是鐵路大臣的話,一定會讓政府把全部虧損包攬下來,而不會讓老百姓吃虧。

儘管現在自己只是一個趙爾豐的看守員,但是他並不希望自己看守下的四川,把事情鬧大了無法收場。

因此,王人文決定去參加會議。

他想認真聽一聽股民的意見,做一些溝通和解釋工作,併為他們反映合理訴求,以平息股民的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