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孚曰:“先儒謂‘一草一木皆有理,不可不察’,何如?”

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性,然後能盡物之性。”

梁日孚問王陽明,北宋時期的程頤認為這世間的一草一木都有一定的規律,不能不仔細觀察,您覺得這個看法對不對?

王陽明回答說,對於我來說,並沒有這樣的閒暇功夫。你還是先去修煉自己的心性吧。一個人只有對人的心性看透了,才能參透這世間萬物的智慧。

在王陽明看來,在探尋物的本質之前,先要探尋自己的內心,瞭解並窮盡人性的可能。

“盡人性”,並非簡單地指了解人性的善惡、貪嗔痴等表面特徵,而是要深入到人性的根源,探尋那隱藏在每個個體內心深處的無盡寶藏。這需要我們反觀內照,透過自我反省、自我覺察,逐漸剝離外在的偽裝,觸及內心最真實、最純淨的部分。

盡人性的過程,是一個不斷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過程。它要求我們不僅要了解自己的長處,更要正視自己的不足,勇於自我革新。這一過程充滿了艱辛,但只有透過這樣的磨礪,我們才能逐漸揭開人性的神秘面紗,發現其內在的無窮寶藏。

“盡物之性”,則是在盡人性的基礎上,進一步向外拓展,去了解和把握物的本質和規律。這裡的“物”,不僅指自然界的萬物,還包括人類社會中的各種事物。

在王陽明的心學中,物性並非孤立存在,而是與人性緊密相連。

如《中庸》所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人性與物性是緊密相連的,只有先儘自己的性,才能盡他人的性,進而盡物之性。

盡物之性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髮現的過程。它要求我們不僅要具備豐富的知識,更要有敏銳的觀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這樣我們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事物的內在規律和聯絡。

盡人性與盡物性並非兩個獨立的過程,而是相互交織、相互促進的。在盡人性的過程中,我們會更加了解自己,從而更好地理解他人和萬物;而在盡物性的過程中,我們又會不斷髮現新的規律,反過來促進人性的完善。

無論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還是道家的“道法自然”原則,都強調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在這種統一中,人性與物性不再是對立的兩個方面,而是相互融合、相互貫通的整體。

王陽明年輕時期,深受朱熹理學的影響,對“格物致知”這一理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朱熹認為,透過對外界事物的深入觀察,可以窮盡其理,進而達到對天地萬物之理的認識。

為了實踐這一理論,王陽明選擇了竹子作為格物物件,希望透過長時間的靜坐觀察,能夠洞察竹子的內在之理。經過連續多日的苦思冥想,王陽明並未從竹子中得到任何啟示,反而因此病倒。

這次失敗的嘗試,讓王陽明開始反思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論。他意識到,僅僅透過觀察外物,是無法真正洞悉其內在之理的。因為外物之理並非孤立存在,而是與人的內心緊密相連。如果人的內心被私慾所遮蔽,那麼即使再怎麼努力觀察外物,也無法真正認識其理。

王陽明在龍場悟道後,逐漸領悟到了“格物”的本質。他認識到,“格物”並非簡單地向外求理,而是要透過修煉心性、去除私慾、恢復良知的清明,才能夠真正徹底地認識外物、把握外物。這

個過程需要人們具備高度的自覺性和自省能力,不斷去除內心的私雜念,恢復良知的本然。這樣才能夠真正地做到“格物致知”,實現對天地萬物之理的認識。

王陽明的這一思想轉變,標誌著他從一個朱熹理學的追隨者,轉變為心學的創立者。他開始強調“致良知”的重要性,認為只有透過修煉心性、恢復良知的清明,才能夠真正地認識自己和世界。這一轉變不僅為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後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啟示。

王陽明認為,要想真正地瞭解外物、把握外物,首先要修煉自己的品性,光復自己的良知。“人性”即人的良知,它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所在。根本好了,才能把握“物性”的本質,才能真正認識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