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旁王朝的國王們認為變革必須從上而下地進行。他們愛任命有能力、有革新精神的人而不是任命貴族為都統或都督。這些人大多熱衷公共工程。例如，為了發展貿易，他們修築了一條從聖地亞哥到瓦爾帕萊索的新大道，改善了通往門多薩的山間道路。
為了突出首府，他們修堤築壩防洪水，僱請建築師設計、建造鑄幣廠、貿易法庭、市政會、海關、檢審庭和聖博爾哈醫院。這些簡約的新古典主義建築正好反映出了殖民地當局的革新精神。工作在這些建築物中的政府官員們對財政進行了新式管理，改革了市政會、警察和民團。康塞普西翁來了一位新郡守，他也要在這一地區實現現代化。
與英國美洲殖民地的賦稅比起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賦稅似乎重了點兒，但同其他歐洲帝國比起來就不算重了。波旁王朝的國王們在像智利這樣的一些殖民地裡實施小政府政策。慈善事業、醫院、郵政和一些執法行動等服務性活動由教會和其他社會公共機構負責。
政府特許私人代為收稅，經營鑄幣廠，執行菸草、紙牌專賣權。為了額外增加收入，政府還出賣官職。為了應對馬普切人起義所造成的威脅，西班牙國王建有一支正規軍，由國庫提供軍費，同時還支援組建了一支約1.6萬人的民團，由志願人員組成。發生暴亂時，私人提供兵力、武器和資金，以補充政府之所需。
考查一下智利社會各不同人群的稅負情況表明，稅負最重者是礦主。1801年至1810年，他們的總體稅負年均約15萬比索，為礦產品出口總值的10%左右。稅負次重者是農牧業經營者。
農業的主要賦稅是什一稅。這一稅收歸教會，不歸政府；而政府則透過拍賣招人承包徵稅工作。18世紀90年代；稅收約12.5萬比索。農業生產年均收入約200萬比索，稅收為6%，而不是名義上的10%。在計算礦主和農牧業經營者稅負時，還必須考慮到他們的產品出口時要交納的出口稅。
交納出口稅者雖然是商人，但其影響卻是降低了農牧、礦產品的出口價格，進而又使各利益攸關方都減少了收益。
西班牙殖民地的人們從未參與過賦稅問題的討論。他們如果對賦稅有異議，沒有一個立法辯論的地方讓他們提出異議。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想方設法偷、漏稅。因此智利並未像英國的美洲殖民地那樣，把沒有代表權也要納稅這一問題作為爭取獨立的主要原因。然而獨立運動開展後，一些經濟問題（如同其他國家進行貿易）就起著實實在在的重要作用了。
獨立運動：智利的權貴們熟悉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一些克里奧約人支援美國獨立，但幾乎所有的人都畏懼法國大革命，因為法國大革命反對特權。一些克里奧約人抱怨西班牙偏袒半島人（出生在西班牙的人）。
然而我們也明白，克里奧約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建立在西班牙的一套制度之上的。他們對實踐法國式的革命變革一點也不感興趣。殖民地的權貴們對根據社會地位分成不同階級這一點深為滿意，階級的劃分使大土地所有者、民團成員和教士們享有了特權。
19世紀初，拿破崙·波拿巴竊取法國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使歐洲開始發生變化。他廢黜國王，推翻舊帝國，建立新帝國。1807年，他入侵葡萄牙，迫使其國王逃往巴西。而後，1808年他又進軍西班牙，脅迫國王卡洛斯四世和他的兒子費爾南多七世退位。他讓自己的哥哥約瑟夫登上西班牙王位，並派使臣前往各殖民地敦促其承認新王朝。
西班牙殖民地拒不接受法國人的統治，堅持忠於被軟禁在法國的費爾南多七世。智利的殖民者們當時面臨著這麼一個實際的法律問題：誰有統治權？西班牙官員們聲稱，國王雖然已退位，但他們的當權地位依然具有法律效力。
他們想要繼續留在自己的職位上，至少待到費爾南多七世迴歸王位。而殖民者們卻在這一問題上發生了分歧。一些人支援當政的官員，另外一些人則應用宗教法理論斷言，合法政府終止活動後，權力迴歸於民。根據這一理論，許多殖民地裡的當地權貴聚集在市政會公開會議上辯論決定統治權應該歸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