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德的納瓦布蘇查一烏德一陶拉對公司的單邊主義霸權感到羞辱，而國王也有自己的理由與納瓦布們結盟，以對抗因早期的勝利而受到鼓舞的公司軍隊。1764 年發生在比哈爾邦的布克薩爾戰役永遠決定了這幫印度盟友們的命運，因為克萊武擊敗了他們，並逼迫這些垂頭喪氣的對手們做出更重大的讓步。
當英國在歐洲、北美和印度三個戰場同時開戰的七年戰爭中戰勝了法國時，布克薩爾戰役將公司變成了印度最重要的軍政力量。被吃了敗仗並且受控制的莫臥兒國王稱為“公司閣下”的東印度公司已屆成年，不過其官員們的腐敗漫無止境。他們渴望建立自己私人的財富和領地。東印度公司道德和經濟的雙重困境，導致了1773年的議會立法，和對羅伯特·克萊武的審訊，克萊武把自己看成新興英印帝國的建築師。
新任總督沃倫·哈斯丁斯（1773-1785）努力改革公司的財源，並仿照英國模式建立了司法體系。由於喜愛印度學問和語言，同時還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對印度書記官和翻譯的需求，他在加爾各答建起了威廉堡大學，英國的主要學者們如威廉·瓊斯爵士，在那裡與南亞同行進行了互動。不過由於他追求中央集權和西方化，哈斯丁斯失去了很多朋友。
因為對待許多印度統治層家庭的方式問題，他不得不面對埃德蒙·伯克領導的公開性議會審判。為了幫助搖搖欲墜的東印度公司，也為了資助南方的戰爭，他強令奧德的納瓦布、尼查姆和其他一些人大量捐款。蘇查在羅希爾坎德動武時，哈斯丁斯故意朝另一邊看，不願意從經濟上幫助奧德，以免引起馬拉塔人的任何襲擊。復仇的納瓦布導致了羅希爾坎德數千無辜的居民被無情殺害，而公司軍隊未加制止。
在一個同樣聲名狼藉的舉動中，哈斯丁斯受到公司財政需求的驅使，同時考慮到美洲殖民地的反抗，看到了貝拿勒斯的繁榮後，就煽動其印度教精英向奧德的納瓦布造反，儘管貝拿勒斯也有數量可觀的穆斯林人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分裂、以及得到了哈斯丁斯的許可，致使卡特·辛格宣稱自己是貝拿勒斯的獨立邦主。
辛格答應每年支付給公司250萬英鎊年金，換取他的土邦領土安全。1778年，年金被單方面加倍。當這位邦主再也支付不起時，他就被推翻了，哈斯丁斯侵佔了貝拿勒斯。同樣，為了追求金錢，他對奧德的貴婦們——即已於1775年去世的蘇查的賽婦和母親——下狠手。公司在現存管理體制下控制著這個土邦的財政。在新任納瓦布的推動下，哈斯丁斯逼迫貴婦們交出她們的個人財產。
在18世紀最後幾十年中，公司遇到了邁索爾的蘇丹們的反對，赫德爾·阿里和提普蘇丹與任何其他的印度和穆斯林統治者不同，他們頑強抵抗英國勢力在印度的擴張。赫德爾·阿里（1722-1782）是邁索爾莫普拉族的穆斯林，他升至軍隊高階指揮官的職位，最後成為這個土邦的統治者。由於採用歐洲的軍事戰術和武器，他征服了南部鄰邦。
卡納塔克也是由一位穆斯林蘇丹統治，這位蘇丹依賴於東印度公司提供的貿易和海上保護。赫德爾·阿里隨後與駐守馬德拉斯的公司官員產生了糾葛，並在1769年的一場戰爭中擊敗了他們。他的第三場勝利是在馬拉塔人身上取得的。他認為馬拉塔人是一個威脅，因而與公司以及卡納塔卡、海得拉巴的統治者們進行和平談判。
他恢復了吃了敗仗的公司的領土和特權，條件是一旦馬拉塔人入侵邁索爾，公司要幫助他。1771年，馬拉塔人襲擊邁索爾時，公司背棄了約定，不過赫德爾·阿里仍然抵擋住了馬拉塔人的攻擊。哈斯丁斯1772年接管權力時，赫德爾·阿里與當時駐紮在模里西斯的法國人結成了同盟。
1779年，赫德爾·阿里在卡納塔卡擊敗了英國小分隊，並期盼英軍有全面性的反擊。在大規模進入邁索爾之前，沃倫·哈斯丁斯秘密施展了他的外交技巧，與尼查姆及馬拉塔人達成交易，以孤立赫德爾·阿里。1781年，赫德爾·阿里被擊敗了，並於一年之後死去。此前，他建議他的兒子、繼位的提普蘇丹和英國人進行和平談判。
提普蘇丹知曉英國力量在印度的日漸增長，也瞭解英國無敵的海上實力。他從其他印度王公那裡尋求幫助，甚至派遣特使去法國和土耳其。除了早期的一些勝利和英勇的挑戰外，孤立的提普蘇丹最後於1799 年在塞林加帕坦和東印度公司的軍隊交上了火，他與許多忠誠的同志一起戰鬥至死。這是18世紀晚期最後一場重要的戰爭，給總督威萊斯萊勳爵（1798-1805)的事業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早些時候，在哈斯丁斯和其繼任者康華里助爵（1738-1805）的努力下，白沙瓦和尼查姆統治下的海得拉巴土邦已經成了他們的附庸。雖然康華里曾向美國革命者投降，但他卻是一個有軍事背景的貴族，決心將公司的軍隊變成仿照歐洲風格的職業性戰鬥力量。此外，他禁止公司的官員私人收受禮物、從事商業活動，將商業、行政和軍事分離開來，促進了這些主要部門的歐化。康華里的永久性陸上定居政策，意味著要確定孟加拉有穩定的稅收供給，然而他們嚴重耗盡了本地居民的資源。
拿破崙時代，東印度公司在威斯敏斯特的支援下，被看成英國海外力量的左膀右臂，從與中國、非洲、歐洲和北美的貿易中獲得了利益。隨著自負和全球形象的增強，英國官員將他們自己與印度人分離開，甚至看不起一些穿印度服飾、與印度女性結婚的同事們。
軍事和政治勝利進一步重新整理了他們帝國的、種族的和文化的自豪感。雖然一些英國的功利主義者逼公司將收益投資在教育印度人上，但拿破崙的戰敗和救世主式熱情的上升支援了當時的自以為是。不加約束的教化和自我吹噓成為帝國內英國官員態度的註腳，儘管1807年廢除了奴隸貿易，但對殖民的熱情從來沒有衰退。
英國被想象成正在印度從事一項歷史性的、神聖的命定工作，這一點可以從總督威萊斯萊和明託的擴張主義政策中看到，還可以從麥考萊1835年的著名《教育備忘錄》中看出來。傳教士的到達和功利主義的輸入，在官方政策和歷史學家如約翰·密爾著作中得到體現。
印度象徵著整個東方——頹廢、落後和分裂——其革新需要西方政治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能量。對無數奴隸的強制和運送，使無數人成為菸民的鴉片貿易，排除本地人的做法，一切都未妨礙這類自以為是的態度。在漫長的維多利亞時期，英國不僅成為海上巨人，而且成為一個洲際大國，更進一步助長了這種自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