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時，巴基斯坦東翼和西翼主要是農村地區和農業社會，但在以提高農業機械化和推廣高產作物為特徵的綠色革命和大城市的工業化後，農村和部族地區人口開始湧向城市。除了東翼1971年分離成新國家孟加拉外，巴基斯坦還經歷了幾次新的人口變動，包括向海外特別是海灣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尊長國、科威特和阿曼輸出勞工。緊隨城市化之後，阿富汗和伊朗在20世紀80年代的地緣政治發展，給巴基斯坦帶來了大批難民。人們享受不到相對好的生活條件和一些改進了的衛生設施。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後，巴基斯坦的人口大大增加了。1947年時，巴基斯坦今天的領土範圍內有3700萬居民包括1947年從印度湧入的大量人口。截至2007年的早些時候，巴基斯坦人口已經達到1.6億，給土地和資源帶來了壓力。這些人口中有65％是年輕人，他們渴望工作、渴望能改善生活條件。不過，因為資源和機會有限，他們面臨嚴重的困難。而且，該國的主要支出是昂貴的國防設施，部分由於與印度之間的棘手關係，部分由於該國大多時間是處於軍事統治下，因此不可能在國家預算分配中給發展部門撥出更多的資金。
雖然人口的地域性和意識形態壓力很大，並常常伴隨著棘手的地方政治事件，不過更大的需求如改善教育、擇業競爭、城市人口的職業化、國外移民的匯款、直率的市民社會等，都大大促進了民族融合。在其六十多年的近代史中，巴基斯坦度過了多次裂隙和危機。因為國內外有著坦率的媒體和有警惕的市民集團尋求和平，巴基斯坦的老百姓或許正朝著創造更好福利體系的方向緩慢前進。
巴基斯坦人大多是數千年來居住在印度河盆地的居民們的後裔。他們是印歐血統人，與其他種族社會如波斯人、阿拉伯人、阿富汗人和突厥人相互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一種與多元傳統相連的複合身份。許多世紀來，伊斯蘭教是這些人集體生活中的重要因素，特別是經歷了穆斯林的長期統治，以及要求建立穆斯林國家後，更是如此。宗教身份強化了巴基斯坦人與西亞有相同信仰者的血脈聯絡。
雖然次大陸西北地區早期的穆斯林統治階層和宗教精英來自南部和西部的穆斯林社會，不過他們與當地南亞家庭以及文化的互相影響，促進了印度教—穆斯林文化的穩步形成。儘管巴基斯坦1947年接受了800萬至1,000萬來自印度的穆斯林難民，而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也離開巴基斯坦，穿過邊界，前往新的家園。這些新來者也和早已生活在這個年輕國家的人們一樣，擁有共同的多元文化意識。
共同的宗教和民族特性或許有助於巴基斯坦人實現更大的歸屬感，不過他們仍舊需要克服現存的在國家形成之前就有的地區和種族多元性。在英印時期，宗教是集體身份的基礎，同樣，對於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穆斯林、錫克教徒和其他人而言，語言和領土很大程度上界定了集團的種族性。以前的東孟加拉人現在被稱為東巴基斯坦人，他們開始謀求與西巴基斯坦人有平等地位，稱自己是孟加拉穆斯林，最終仍是孟加拉人。諸如信德語、俾路支語和普什圖語等語言成了生活在各省的不同社會的身分識別標誌。
對於大多數旁遮普人而言，他們與信德人、俾路支人以及普什圖人不同，烏爾都語而非旁遮普語是通用語言；不過是巴基斯坦而非旁遮普，區分了他們的地方民族主義。在過去幾十年中，烏爾都語和英語大大超過了地方語言的重要性。國內流動性的增強，給多元主義提供了更多開放性空間，不過中央集權的政府參與性不強，並沒有在建立一個有凝聚力的聯邦中發揮多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