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辯義與利
《孟子》一書的開篇是梁惠王與孟子的一番對話。梁惠王開場就是：“你大老遠跑過來，是有什麼利益要給我嗎？”孟子一聽，說：“我沒帶什麼利益，我只帶了仁義過來。大王為什麼開口閉口都是利益，利益是個好東西嗎？利益不是個好東西，你為什麼不去追求仁義呢？”
類似的對話在《孟子》一書中出現了好幾次，基本表達了孟子的觀點：利和義相比，義更重要。
什麼是義？這是孟子思想中的一個核心概念，簡而言之，就是在“仁”的思想指導下做該做的事情，義是仁的外化。在孟子看來，義比生命還重要，更何況是利呢？
義比利重要，是中國人的一個基本道德標準，如果人人舍義而逐利，那麼整個社會就會變成冷血的叢林。)
李白有詩曰：“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正是這些舍利而取義的人，為中國歷史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採菊東籬下”的陶淵明。
在晉安帝義熙即位的那年夏天，陶淵明被任命為彭澤縣縣令。他上任不到3個月便接到上級官員送來的一封公函。公函上說，郡裡有個官員要來彭澤縣檢查公務，文中暗示陶淵明放聰明些，小心謹慎地伺候。
陶淵明一向正直，一生辦事公道，從不阿諛奉承。接到公函後，他感到很納悶，猜不透文中的深層含義，便叫縣衙裡的師爺來給他解釋一下。
師爺看完之後，心領神會，說：“歷任的縣太爺為迎接上級官員，都要好生準備，恭恭敬敬地到路邊迎候，安排歡迎儀式，為的是討得他們的歡心。”
“討得他們的歡心又如何？”陶淵明問。
“啊，這您還不懂？要是討得這些官老爺的歡心，那升官發財之路就光明瞭。否則，恐怕連您頭上的這頂烏紗帽也保不住。大人，您可千萬別馬虎啊！”陶淵明聽到這裡，拍案而起，憤怒地說：“豈有此理，怎能為這五斗米的官俸向鄉里小人折腰！這官，我不做了！”
說完，陶淵明脫下官服，交出官印，毅然回家耕田去了。
陶淵明自然是孟子“利和義相比義更重要”的踐行者。不過，對於利的問題，也不可以走極端，不能把利當做洪水猛獸，碰都不敢碰。
義，固然重要，但難道就不能提利了嗎？講得明白些，就是人生在世，怎能不講利？人類文化思想包含了政治、經濟、軍事，乃至人生的藝術、生活等，都以求利為目的。人類第一次爬下大樹，第一次直立行走，第一次使用工具不都是為了求利嗎？
義是需要的，這是人類社會得以穩定的基礎，也是個人為人處世的根本；但利也是必不可少的，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也是人生存下去的根本。
即便是陶淵明，當官的初衷也是逐利。在《歸去來兮辭序》中，陶淵明就把自己當官的目的說得很明確：“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餘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餘貧苦，遂見用於小邑。”這段話的意思概括起來就是：“我窮，沒辦法，於是走了叔叔的後門，去彭澤縣當了官。”
陶淵明和普通人一樣，為了生計難免要逐利，但陶淵明和普通人最大的區別在於，當義和利發生衝突的時候，他毅然選擇了義。陶淵明晚年時十分貧窮，但他再也沒有提過當官的事情，因為這和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義是相沖突的。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內聖外王”，即注重個人的修養，力求人人皆為堯舜，明代李贊在《與莊純夫書》中寫道：“孝友忠信，損己利人，勝似今世稱學道者。”但有時，一味放棄自己應得的利，處處寬容退讓，只會助長小人的貪婪。魯迅先生曾說：“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在義的前提下追求自己應得的利，是正常且正當的，正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利，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只有當二者不可兼得的時候，我們才應該舍利取義。若是能在符合義的情況下又能得利，何樂而不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