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列島的面積和位置賦予了日本人獨特的基地。北海道、本州、四國和九州四大島以及眾多小島組成了日本群島，從北緯45度的北海道延伸至南端的31度九州，構成了弧狀排列的地理形態。儘管日本總面積相對較小，僅約142,700平方英里，其中僅百分之十六為可耕地，而大多數的土地都是多山的。然而，大部分島嶼位於東亞季風區，被強大的海流環繞，使得整體氣候相對溫和。
這些列島的基本條件在整個日本歷史時期基本保持不變。然而，由於日本內外環境的變化，這些條件的重要性也隨之改變。如今的日本被認為是一箇中等大小的國家，位於亞洲東北海岸，具有戰略地位，既可以參與大陸事務，又能採取超然的立場。尤其重要的是，日本已經成功轉變為一個海上強國，透過貿易和海運彌補了發展現代工業所需資源的短缺。
然而，在一個世紀前，日本的地理和文化面貌截然不同。按照亞洲標準，當時的日本在大小上是相當大且富饒的，但從大陸文化的中心看，它卻是最偏遠、最貧瘠的地方。然而，這種相對的資源匱乏並沒有被視為不利條件，因為在技術方面，日本擁有豐富的土地、水力、陽光和勞動力。早期的日本人對自己的祖國非常滿意，稱之為“瑞穗之廚"。因此，與世隔絕和相對富饒的農業基礎成為日本地理環境的兩個顯著決定因素，使日本人能夠發展出高水平的文化生活，既能與大陸文化接觸，又能避免被其影響所壓倒。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地理和文化因素髮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一百年前，日本被認為只是東亞社會的一部分，大部分歷史時期，東亞文化環境強有力地主導著日本人的生活。即使在50年、甚至30年前，這種生活方式的痕跡仍然明顯。所謂“亞細亞的"經濟和社會形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瞭解日本生活的主要基礎，甚至在今天也是如此。儘管如今人們傾向於用絕對的東方和西方兩分法來描述行為方式，但歷史學家最好不要忘記，日本在主要文化環境的包圍中度過了多少個世紀。
在季風和季風雨區域，密集型農業的發展主要依賴於灌溉水稻。即使在今天，日本農戶以平均每人種植兩英畝半地來維持生計，相較於美國最高效農場，每英畝地能養活的人數要多十倍以上。這得益於他們完善的密集技術，依賴於灌溉和大量的人力投入，而歐洲的粗放農業則依賴於天然降雨和提高效益的機器和耕畜。
亞洲農業雖然沒有達到歐洲農業機械化的程度，但其耕作方式絕非原始。它建立在高度精密的社會組織和水利控制的基礎上。發展了數個世紀的灌溉系統承擔了繁重的農事勞動，培育了幼小的稻秧，併為土壤補充肥料，從而使眾多農業人口能夠豐衣足食。農民聚居在擁擠的村莊，以便將最多的勞動力輸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在歷史悠久的季風影響下，亞洲的大多數地區經常形成農民基地。這種基地的特點是單位耕地面積上農民數目的比例特別高，整個經濟中農業生產的比重也相對較高。高度精密的水利管理和村民組織系統使得這種情況成為可能。這種被人類學家所稱的農民基地，在歷史上相當穩定，深植於土地之中，專注于田地和水利問題。
與此同時，類似於多數前近代社會的情形，東亞社會通常存在著基地農民和統治階層之間明顯的區別。統治階層的家庭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農業主導的經濟讓農民揹負了沉重的負擔，需要養活占人口總數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武士、神職人員和官員。工商業等致富途徑發展緩慢，使得統治階層對農業生產者更加專橫。政府呈現專制，不受宗教勢力和法律的競爭制約。
在東亞，儒家學說是決定人們對農耕文化中政府態度的主要哲學。它認為政府必須仁愛且有權威，將社會看作天然等級森嚴，由統治地位的上層、農民、工匠和商人構成。東亞傳統社會與西方國家的多元化和個人主義社會極為不同。基於其深層哲學、法律制度以及對家庭和個人的根本態度，東亞社會建立了一些準則，與近代歐洲社會所依據的準則根本不同。
歷史上看，日本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文化環境中成長。然而，日本迅速地將自己的文化與來自西方的文化進行交融，有點像是宣告脫離中國影響的獨立。從血統上看，日本人並非源自中國。在與中國接觸之前，典型的日本原始生活方式在某些根本方面將其與中國區分開來。語言差異最為明顯，基本的宗教信仰、社會模式和政府觀念也在本質上存在差異。這些差異不僅存在於原始時期，而且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日本人頑強地保留了許多相異之點。
歷史學家常常評論說日本人有一種專有的特點，使他們與東亞的其他人民不同。喬治．桑瑟姆爵士曾提到過日本人的抗拒並作用於外國影響的“堅實而不吸收的個性之核"。有的作家強調日本社會風習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始性。另一些作家又認為日本人保留了從氏族時代遺傳下來的好戰性格。日本人自己則希望別人以為他們與自然及美特別協調，或者以為他們有一種特殊天才，能把外國文化影響吸收到他們所特有的合成體內來。近代作家採用了“民族性”這個說法，來解釋日本人的行為模式。當然，歷史學家比較審慎，不輕易用這種印象主義的分析法。但他也無須否認，在日本文化中確實存在著一些歷史連續性。這種連續性來源於和大陸上佔統治地位的準則頗不相同的準則，因而為日本在東亞各國人民中具有個性提供了條件。
在這方面，日本人民在對待原始宗教信仰和社會組織上，有許多型度和做法一直沒有變化。雖然有儒家和佛教的影響，他們信奉神道。從簡單地對地方神靈的禮拜，到富有政治意義的對太陽女神（天照大神）和皇室的敬仰，一直是日本人對政府和社會的重心。皇室的綿延不斷，明顯是日本歷史上的基本事實，它象徵著日本人民的和諧及日本政體的團結。但是，還不僅如此，日本朝代的延續還說明日本政治組織上的許多特點。直到最近，日本政治大權掌握在以皇室為首的統治集團手中。這種貴族統治的結構，從它作為原始的氏族統治集團出現時起，就具有明顯的特點。有統治權的家族都組織成小集團，每個集團上都有首領掌管政治和宗教。從首領信奉的祖先神衹引出宗教影響和社會聲譽。因此，皇室透過親屬關係，首先在日本列島上建立起來的統治機構，背後為太陽女神所支援。日本最早採取的這個君權形式，一直綿延到現代。
早年日本的上流人物，既是統治者又是武士。儘管在7世紀以後， 中國文職政府管理的影響在四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壓制了日本的尚武傳統，但到12世紀，戰士一貴族又以武士的身份重新出現，並且直到現在仍是日本最傑出的領袖。在武士領導之下日本出現了與中國模式對立的那些社會特色，特別是對國家（不是對家庭或個人）的忠誠之強調、富有戰鬥性的民族自尊心、軍事貴族制所提供的粗暴但直接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19世紀接觸了西方影響的日本，意識到自己和中國的區別，並開始對中國影響表示不屑，認為它是外國的、落後的。
在歷史上，日本幾個主要的島嶼如果不是統一於一個單一的政治領導之下，便是由一個融合的集體所統治。九州、四國和本州是國家在日本最早出現的地方，從來沒有發展成為分散而相爭的地區。它們也沒有像不列顛諸島那樣出現了互不相干的國家。另一方面，日本地形多山、變化多端，把它分成若干小地區，而這些地區就成為省或封建領地。日本政治史上的事件，在這多變的土地上表演出來的。首先安定並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是北九州地區和瀨戶內海沿岸。這裡成為日本的核心地帶，以畿內平原為中心，面向著遙遠的大陸。就是在這裡，首先建立並發展起政治中心。只是到12世紀以後，關東東部的大平原才開始與核心地帶相競爭。只是到19世紀，以大都市東京為中心的關東地方才統治日本的政治和經濟。事實上，今天日本的許多地理和文化的傳統傾向幾乎完全被否定了，因為這個國家現在正要越過太平洋和外界聯絡。而在國內，現代化的交通網路和地方行政的擴張，使歷史上那種以土地、水源和貴族家庭為文化主要成分的地理劃分，已經越來越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