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節過後,口罩生產突然停下來,聽獄警說,國外對病毒有了重新的認識,中東那邊已經不再強制戴口罩,外貿公司倒閉了,五大隊年前加班加點生產的三百多萬只口罩,在倉庫裡堆得山一樣高。

生產又變成了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有活幹一天沒活就休息,犯人很不滿意,這樣的休息,都是要拿星期六填補回去的。

肖陽衝著犯人大吼:“你們有什麼好不舒服的,你們又不是來拿工資的,你們是來勞改的。”

春節過後,他的情緒一直不穩定,有時莫名其妙的發怒,有犯人就說:“監獄是怨氣集中的地方,那個死鬼還沒有走,纏著他。”

週二的上午,又是沒活。犯人們照例在大廳裡自由活動。肖陽帶著兩個穿便服的男人進來,一個四十幾歲,留著山羊鬍子,一個二十出頭,揹著個藍色的乾坤袋,鼓鼓囊囊,袋面上刺繡著一張碗口大小的陰陽八卦圖,上面四個正楷:道法自然。

三個人站在執勤臺那邊說話,肖陽和中間人說話的神情非常客氣,可以說得上恭敬。

三個人聊了會兒,肖陽從執勤臺下拿出個擴音器,走幾步,對著大廳的犯人說:“大家安靜一下。前段時間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今天請來正一派法師,給我們做個儀式。這東西信者有,不信則無,做一個大家都心安。沒有什麼好議論的。”

法師站在肖陽旁邊,神情倨傲,他見犯人們嬉皮笑臉盯著他看,雙手抱拳,衝我們說一句:“慈悲!”

年輕助手把乾坤袋放在執勤臺上,從袋裡捧出一頂黑色的道巾,雙手遞給師父,中年人接過去扣在頭上。助手又從袋裡掏出一件折成正方形的黃色法袍,中年人接過後,拎起來往下一抖,展開往身上一披,瞬間有了港片裡林正英的氣質。

法師神情肅穆,剛才嬉皮笑臉的犯人們收斂起了笑聲,大廳裡的氣氛也變得正經起來。

只見法師一手拿著一柄一尺長的木劍,一手託著半碗水,走一步停一下,又往邊上橫跨一步,幾步路走得像是京劇的臺步。

助手跟在他的身後,手裡拿著個鐃鈸,時不時,“鏜”地打一下。

兩個人眾目睽睽之下,在大廳裡繞了一圈,走到大廳門口燒了一道黃符。又到外場地如此這般繞一圈,再燒一道符。幹完這些好像還不夠,肖陽又帶師徒二人上了樓,我估計是到我們的房間作法。

憑我對胖子的瞭解,他的鬼魂肯定不會留戀這個地方,不驅也會走的。值得注意的是他會不會賴在伙房。

這套法事做完一個星期,肖陽調走了,像第一任指導員一樣,沒有人知道他到哪裡去,犯人們相互之間打聽了幾句以後便不再關心。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年輕獄警空降下來,接替了他的職務。

我聽說他調走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因為胖子自殺這件事,那事早過去了,而是新任的衛生大組長,那個白淨的研究生把他給告了,理由是肖陽帶進來一個手機交給研究生,要求研究生替他炒股。這單要求只賺不虧的業務研究生不敢接,他便處處找研究生的麻煩。

德高望重的老王也出了點小麻煩,拿了一個小腦袋犯人的三萬塊錢,只給他帶了幾雙襪子。小腦袋犯人的家屬對服務很不滿意。據說組織考慮到他臨近退休,沒功勞有苦勞,把錢退了,換個崗位,便不再追究。

聽說老丁的女兒2020年高考,這一年他沒有多少時間放在工作上,開水器都不管了。

這段時間是三中隊犯人們的白銀時期,力方也搬過來和我們住在了一起。

力方原來在另一個房間,小組長因為他早上抬廢水漏地板上,要求他拖乾淨,他不服,因為拖地板不是他的活,兩個人爭論起來,一來二去動了手。力方把小組長掐在床上不能動彈,獄警趕回來罵他:“你以為在什麼地方?以為自己在XX局麼?”

指導員饒了他一回,沒有送他去嚴管。以前的小組,他待不下去了。於是,力方搬到了我們的房間,睡在我對面,原來胖子的床鋪。他樂呵呵地說:“不講究,我們這些人什麼樣的屍體沒接觸過?再說醫院裡哪張病床沒死過人?都是心理作用。”

力方來三中隊了快八個月,我們並沒有多少實際上的接觸,更不要說好好聊天。

那天晚上,監舍熄燈前,我問了一些力方的案件情況,力方破口大罵,罵完之後,跟我說:“你出去時候看下,如果方便給我帶一封信。”

我頭皮一麻:“你可不要讓我去幹什麼不合適的事情,這牢我他媽的是一天也不想坐了。”

他衝我笑笑說:“不會”

我回家之後,他還有四年,每當想起這個,他便非常的鬱悶。我就祭出一個他的領導來勸他:“你看鄔局,機場工作的兒子都被一起帶進去問話了。”

聽我這麼說,他的心情就好了很多。

於是我們聊了一下鄔局,這位七零後的前領導以雷厲風行、手腕強硬而著稱,他從基層民警一步步上來,到省廳當了個總隊長,再從省廳下派到我們市任副市長兼局長,他推出了一系列強化社會治安管理的舉措,讓他獲得不錯的口碑。據說,他犯了一個大多數人都會犯的毛病,用公家的船渡自己的人。於是,他栽了。

他問我:“出去以後幹什麼?”

我說:“開計程車吧,我們這些人只有這個手藝。”

“你這幾年不是白混了?”他笑了。

“靠力氣吃飯,不丟臉。”

“那也不至於。”

“我有些錢借給了一家P2P公司,出去後拿回來,去雲南租土地種釋迦。”我說出了真實的想法。

“哪一家公司?”

我說:“西融公司。”

“聽到過,這家公司和本土捷幫貸的小貸公司好像有關聯。”

我說:“捷幫貸老闆是我朋友。就是透過他借給西融的。”

他有些驚訝,問我:“就是李白麼?”

“是的。”

“年化收益多少?”

“十個點到十二點之間。”

“比銀行高。這段時間看新聞,全國有不少此類公司倒閉。國家政策導向也不提倡私營企業進入金融行業。”

我不想聽到壞訊息,於是“嗯”了一聲。

這個書呆子好像繼續要把這個話題聊到底,他問我,投了多少,我告訴他,投了五百萬,這是我幾乎所有的現金。他又問我怎麼想去雲南種地,我說雲南日照時間長,果子結得多,農作物經濟效益高。當聽到我說雲南元謀一畝西紅柿,一年產量十萬斤,他表示難以置信。

他說想買一輛房車,先去旅行。等他旅行回來跟我一起去種地。我說好的,到時候我會在地裡等你。

“希望等我回來,你已經發財了。”他祝願我。

“種地發不了財,但是隻要用心,土地不騙人。”

好像我在雲南已經有了地似的。

我的釋放時間是八月份。

二月份一過,三月初,天氣馬上暖和起來,我的心理上便做好了出獄的準備。我想這樣,想那樣,一會兒興奮不已,一會兒又憂心忡忡。我開始嚐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隨著釋放時間的臨近,獄警們對我的態度悄悄發生了改變,我明顯感覺到那根勒在我脖子上的繩子開始放鬆,甚至連老丁看到我都給出了微笑。我不明白,這是他們的一種策略還是一種歡送的方式。總之我不舒服,我寧願他們像以前一樣,始終將我作為一個犯人來看待。

我已經不能適應這種平等的對待,不要說老丁的微笑讓我受寵若驚,我連在車位之間的行走,也變得束手束腳。

我像是被孫悟空施了定身法

每天晚上,當我縮在被窩裡,有了回到母體的安全感,就有一種叫做“尊嚴”的東西,便悄悄咬破繭殼,到處亂爬,此時,沉重的恥辱就像潮水一樣蜂擁而至。

這種感覺一如我在入監隊,從“人”到“犯”轉型的痛苦,現在是從“犯”到“人”的又一次蛻變。就像大仲馬筆下的《鐵面人》,裝上和取下鐵面都是同一種痛苦。

給我裝上鐵面的那個人,我們不是朋友,三生三世都不是。

四月初一天,監獄操場上的桃花梨花都開了,蝴蝶蜜蜂成雙結對。走在出工收工隊伍中的我,對人生有一些詩意的暢想。上半夜,下起了一場雷雨。雨停了,窗外潮溼的泥土氣息,從視窗像霧氣一樣流淌進來。

我起來撒尿。剛把馬桶拎起來,突然聽到走廊上傳來一聲驢叫,在夜裡,聲音是那麼的真切,當我以為是自己幻聽,那頭驢又打了個響鼻。

這是一頭北方的驢。

夜護監“塌塌塌”走過去,低聲喝道:“幹啥?大家都在睡覺。”

並沒有人應答他。這時,另一個房間又傳來一聲驢叫,這一聲,起碼把一半人給叫醒了。夜護監又奔過去,依舊找不到主顧。

“記下來,把你們明天全部報上去。”

我知道夜護監在虛張聲勢,即使調出監控,也不能確定是哪一個房間。

這叫聲像病毒一樣傳染。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除了幾個矜持的犯人,大多數人都學會了幾聲驢叫。那一天下午收工,和我面對面搜身的犯人,冷不丁地叫了,嘴巴一張一張,脖子一吸一吸,他叫了兩聲就停下,他看到那邊獄警朝他走過來。

我也叫。

剛開始,我躲在被窩裡偷偷摸摸地學,當有了一點心得以後,我迷上了這種叫喚,我把自己想象成年輕的、衰老的、缺耳朵的,長睫毛的驢,感受著它們的喜怒哀樂。我把自己想象成披著人皮的驢,這種感覺讓我既安全又陶醉。

當回家的日子只剩下三個月時,煎熬變得無與倫比。我用幫犯人們寫信的方式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

我同時給兩個女人寫信。其中一位是女犯人,她就在我來時候經過的女監。愛上女犯人的是我們中隊的一位東北的毒販。

這是我見過最笨的毒犯,從部隊回來的他幾萬元的退伍費,在一場賭球中輸得精光,還背上一屁股債務。他在南方“發展業務”的初中同學,透過電話,給了他一條發財的“捷徑”,當他第一次去小區垃圾桶後面提貨,人贓俱獲。

自始至終,他沒有見過他的同學老闆。

當他向我講述這段犯罪經歷時,我覺得他,更像是打包給別人立功的敲門磚。

他被判了十年三個月。

他和隔壁那位女犯人之所以能擦出火花,是因為女犯人刊登在《新聲報》上的一首小詩,他把那首詩歌從報紙上剪下來,夾著一本珍愛的書頁裡。我看過那首小詩,寫得非常不錯:

《海棠花》

我沒見過你

你沒見過我

沒關係,正像你知道我是女犯人

我知道你是男犯人一樣

不僅如此,你還知道很多

就像你知道

我乳房的大小

知道我盛開的海棠

飽含汁水和芬芳

你每天晚上的所想

和我的所想

都是一樣

這首詩歌除了充滿瑰麗的想象,還有對情慾渴望的大膽的暗示,她不僅打動了東北人,也打動了我。尤其是那句“知道我盛開的海棠 飽含汁水和芬芳”一度讓我寢食難安。

看到這首詩歌的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到那個朝我吐出鮮紅舌頭的女囚。

我提筆給她寫信時,已經下決心將她據為己有,在信中,我傾訴了自己的思念,為了掩人耳目,我字斟字酌,繞來繞去,講了一堆的廢話。我相信獄警,沒有那麼多的耐心去看這些不著要領的字眼,而她有。

信寄出去以後,我的心情和東北人一樣焦急。大概過了兩個月,我聽違紀說,東北人收到一封從女監寄過來的信,裡面有一張照片。

我主動問東北人:“那邊來信了?”

東北人承認來信了。

“給我看看來信內容,我聽說有照片。”

東北人紅了臉,“吭哧吭哧”地不願意拿出來。我告訴他,如果不給我看,以後再也不給你寫信,東北人就把信拿過來。

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相片上的女人長著一張大餅臉,這張餅上還灑滿了芝麻,更讓人叫絕的是眼睛一隻大一隻小。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老天果然是公平的,才氣和美貌你只能夠選擇一樣。

我把照片還給了東北人,笑得彎下了腰,他以為我嘲笑他的愛情,實際上我在笑自己的白日夢。

我寫信的另一個女人是違紀的老婆。

這是已經有兩個孩子的母親,在熬了四年以後,她不想再等下去了,她在信中簡單而粗暴地提出離婚的訴求,話說得很難聽,真是個刀刀見血。

女人的絕情真可怕。

我讓違紀把一年來,他妻子的信都拿給我,我一封封的看。

她一共寫進來十幾封信,我在第八封的信中發現了端倪,這封信紙上有香水味,同時流露出了以前沒有提及的怨言。我相信,在這封信封口的那一瞬間,有一個男人已經潛入了她的心裡。

在這裡,我扮演的是一位為了挽留女人,不斷地去挖掘初戀細節的丈夫,我希望能夠借回憶打動她,讓她回心轉意。

在信中,我寫上了他丈夫的原話:“你儘管去玩,我沒有資格對你做任何要求,我只有一個期望,等你玩累了,看在孩子的份上,回到我的身邊。”

我甚至在給她的信裡引用了葉芝《當你老了》中的詩句。

老天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