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章 審問

我坐在椅子上，小口地喝著杯子裡的水，我眼睛的餘光看到年輕人的黑皮鞋走到離我兩步遠的地方站住，這是一雙保持著警戒，防止我突然跳窗或者做出意外動作的皮鞋，我感到滑稽的同時有著強烈的不安，事情或許沒有就談話那麼簡單。

我在胡思亂想的同時，遺憾晚上和妻子約好的那頓飯算是要徹底泡湯，我手機響了，不用猜，這一定是我妻子打過來的，我剛拿出電話，就被年輕人上前一步阻止，他面無表情地說：“對不起，不要接電話。”

我感覺到了自己隱隱的怒氣，還沒有到那一步吧，我說：“我妻子電話，晚上約了吃飯，在等我。”

年輕人轉身去看督查組長，他朝年輕人輕輕地擺了擺手：“讓他和家裡交代一下。”

於是我接了電話，果然是妻子，我聽到她愉快的抱歉：“剛才電話沒有聽到，不好意思，現在你可以過去接我。直接去餐廳吧！”

“我這邊現在有事，晚上我可能回不去，你自己解決。”

我不知道自己該跟她再說些什麼，難道說我被組織審查了？我失去了人身自由？現在說好像為時過早，如果談完讓我回去呢？

我的腦子有些亂。

當然，如果她足夠敏銳，應該覺察出我告訴她是“回不去”，而不是“不回去”，我相信此刻她的思維慣性，仍然停留在晚上的那場電影。那就暫時不告訴她，先看看情況到底惡化到什麼程度，或許這只是虛驚一場。

我打完電話，年輕人輕聲而堅決地說：“請把手機關掉。”

我猶豫了一下，選擇了關機。

隔了一會兒，老孫推門回來，手裡捏著一把鑰匙，跟兩位說：“小會議室空著。走吧！”

小會議室市局黨委開會的地方，督查組長表示了感謝，於是，四個人往會議室走。從老孫辦公室到小會議室，途經穿過辦公樓大堂的廊橋，老孫和督查組長並排走在前面，我走在中間，年輕人走在我左邊外側，右邊是牆和關閉的門，對我戒備森嚴。

小會議室保留著上一場會議結束後的模樣，那些人似乎剛離開，把我們送進去以後，老孫退了出去，順便把門帶上，臨走前，意味深長看了我一眼，是鼓勵還是遺憾，我無法解讀。

我們又像剛才那架勢坐著，我在這邊，他們在那邊，這暗喻著一場正面交鋒的談話即將開始。

談話之前，年輕人先是把幾扇窗子逐一關上，形成一個密閉的空間，他開啟了燈，這樣的環境更容易給被審問的一方營造出緊張感和壓迫感，如果換成我審問，也會這麼幹，可惜今天我是反方。接著，他坐到督查組長邊上，從一隻黑色的檔案袋裡依次拿出筆和紙，以及一臺膝上型電腦，最後取出一隻微型錄影機對準我，他把筆紙遞給了組長，那些筆和紙將會記錄我的談話中自相矛盾的地方。

年輕人開啟了電腦，督查組長深吸了一口氣，做出準備好了的樣子，說：“都是同行，咱們就開門見山吧，不浪費時間，怎麼樣？”

我規規矩矩地回答：“好的，領導。”

“具體情況我就不多作介紹，我們這次分成三個小組過來，是秉承領導意思，我帶的這個小組，主要了解黃二案件背後，有沒有內部人給他籌謀劃策，通風報信，上級有交代，遇到這種情況，無論涉及到什麼人，我們都將會一查到底，絕不姑息養奸，這是我給你亮明的一個態度，也是廳領導意見。”說到這裡，他停下看了看我的反應，這是他的第一步策略，政策攻心。

我點點頭，等著他的後續。

他似乎對我誠懇的態度頗為欣賞，慢悠悠地說：“根據群眾舉報，包括黃二自己的口供，我們在辦理案件中瞭解到，你們兩個不是一般的關係，我希望，就在這裡。”他伸出手指往下指了指：“你能把事情講清楚，講透徹。”

他把“就在這裡”四個字咬得特別重，讓我一個激靈，他的言下之意如果“這裡”講不清楚，那就換“那裡”去講清楚，你不要不識抬舉。

看樣子我得做好無法全身而退的準備。

輪到我開腔，我說：“就我自己觀點來看，我和黃二是一種正常的社會交往，我不清楚舉報群眾到底反應了什麼，黃二又交代了什麼，還請組織代為查清。你們既然找上我了，那就說明有備而來，你問我什麼，我都如實回答。”我拿出態度的同時，也表達了自己的不解和困惑。

他耐心地聽我說完，接下去說：“既然找到你，就說明不但有問題，而且不是一般的問題，對於內部的涉案人員，我們比較謹慎，是在掌握了一些確鑿的證據情況下才來找你，在這種的大環境下，還是希望你爭取主動，自己找出路，給家人一個交代。”他強調說。

這話說得很重了。

“我一定講清楚。”

“唔——，政策方面我不多說，你都瞭解。你和黃二什麼時候認識的？”

“黃二是我高中同學。實際上他不叫黃二，他父親姓黃，是個趕小海漁民，人家叫他黃兒，時間久了，變成黃二。”我停頓了一下：“如果按時間計算，我們認識有二十多年了。”

“確實不短，將你們認識以後交往的經過講一遍。”

“從高中開始麼？”

“對，能夠說明你們關係的細節都講出來，不要保留。”他鼓勵地看著我，期待我徹底開啟心扉。

他像一條大魚，我像一條小魚，他代表得更高的權威，在他面前，我發現自己和那些被我審查的物件一樣，在自證清白的心理驅使下，我向他詳細地描述了我和黃二曾經無聊的青春，那時候的黃二瘦得像一根迎風倒的竹竿，機敏靈活，我們去偷農民的西瓜，半夜站在女孩子的視窗前用小石子扔窗玻璃。

他一邊饒有興趣地聽著這種無用的介紹，一邊點著頭，有時候用筆在那張紙上做著筆記。

我說完和黃二認識的經過，等著他發話。

和普通受審人員不同的是，我知道他在說出每一句話的時候在想什麼，他也知道我會如何應對他，我們的思維方式是一致的，這是同一職業多年訓練以後的效果，我知道他問話背後的用意，他同樣知道我懂他的用意，此刻是他的主動出擊的，我是被動挨打的，他代表了正義，法律的捍衛者，在他眼裡我是個變節分子，他要做得是讓我儘快交代清楚。

這種雙方心知肚明的談話，倒是省去了不少麻煩。

“你和黃二關係怎麼樣？”他不輕不重地問。

表面上看，這是一句廢話，但是這句話的答案背後，有兩個審問的方向。如果我回答和黃二關係很好，就預示了我心理上對兩人關係的認可，我為黃二提供幫助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我回答一般或者不好，如果查實我為黃二提供幫助，那就說明背後有利益輸送的可能。這句話回答不好，會讓自己處於兩難境地。

“我們是同學關係。”我謹慎地避開了正面話題。

“高中畢業以後你們一直在聯絡麼？”他順著我的話進來了。

“沒有，高中畢業以後，他沒有考上大學，跟他親戚去南方賣燈泡，我繼續讀書，那段時間我們中斷了聯絡。”

“什麼時候恢復聯絡的？”

“大概十年以前吧。”

“經過講一下。”

“具體回憶不起來，好像那一天他上我辦公室找我。”

他開始將零碎的口供串聯在一起，得出結論：“也就是說，他高中畢業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你們沒有來往的，你們恢復聯絡是他在創辦無極運輸公司以後，是這種情況吧。”

“是的。”

“這個時候你在哪個部門？”

“我在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