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621年）二月廿一，洛陽鄭政權的重要黃河要塞河陽城，竟不戰而潰！面對唐軍凌冽的攻勢， 守將王泰棄城而逃，其部下趙敻（xiong）等人隨即獻城，歸降李唐。這座去年七月王世充才委派王泰鎮守的戰略要地，至此完全易主。
關於王世充麾下守將王泰的生平，現存史料記載極為有限，其事蹟主要集中在河陽失守這一關鍵事件上。王泰是王世充建立的鄭政權的重要將領。他並非王世充的宗室近親（如王世惲、王玄應等），但被委以守衛戰略要地的重任，說明其具備一定的軍事能力和王世充的信任。
在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率唐軍大舉圍攻洛陽期間，王世充為鞏固外圍防線，特別是控制至關重要的黃河渡口，任命王泰為河陽守將，負責鎮守河陽城（今河南孟州一帶）。河陽是洛陽北面屏障，扼守黃河孟津渡，地位極其關鍵。
半年後，面對唐軍持續的強大壓力和日益惡化的局勢（洛陽被圍，外圍據點相繼丟失），王泰思慮再三，準備放棄河陽城，棄職逃跑。
河陽城頭的旌旗在帶著血腥味的夜風中抖索作響，如同王泰此刻懸在半空的心。他雙手扒著冰冷的箭樓牆頭，目光掃過北岸黑沉沉的原野，那裡，唐軍連綿的火點已漸漸凝聚成刺目的光流，分明是李世民麾下精兵強強渡黃河的先兆。
看到此景，寒意順著他的指尖直竄入臟腑，壓得他脊背發僵，心中暗道：“守不住了！”這念頭如同一把重錘，無數次錘打著他的理智。河陽“三城”體系在連番拉鋸下早已支離破碎，兵疲糧乏，人心潰散，再耗下去無非是徒增枯骨，待城破之日，這一城軍民和自己的下場不堪設想。
“大人。”親信趙敻（xiong）將軍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低沉沙啞，帶著濃重的憂慮與一絲不易察覺的焦慮，“烽燧傳訊，李道宗部已近孟津渡……”他頓住，深深吸了口氣，才將更沉的話吐出，“洛陽已成孤島，外無援兵。此地……已成死局。大人，存人失地，猶有可圖啊！”
這句“存人失地”如同寒芒刺破主將王泰心間迷霧，其猛地閉上眼，喉結劇烈滾動。一邊是守土之責、王世充的嚴令如山，臨陣棄城的罵名和可能的嚴厲追責如同猙獰的巨石壓在心頭；另一邊，卻是麾下這些追隨他出生入死的將士們活生生的性命，以及自己心中那僅存的一線去尋轉機的渺茫希望。這選擇，每一面都如寒刃般刺入骨髓。
再睜開眼時，王泰的眸光如淬火的鐵塊，沉重，卻異常清晰冷硬。他霍然轉身，大步走下城樓，身後甲片撞擊鏗鏘作響，每一步都踏碎了遲疑。值夜室昏暗的油燈下，氣氛凝重得讓人窒息。聚集在此的心腹部將們，除了身後跟著的趙敻，還有曹參軍、李副尉等人，這些熟悉的面孔都疲憊地望向他們的主將。
王泰的目光在他們臉上緩緩掃過，沉聲開口，每個字都似帶著鐵鏽的氣味，他無奈的說道：“河陽孤懸，北寇南壓，王都（指洛陽）音訊已絕。如再據守，不過是填溝壑而已。我意……”他停頓了一瞬，喉頭再度滾動，艱難但異常堅定，“趁夜棄城東走，尋機南下淮泗，避其鋒芒，徐圖再起！”
這話一出，靜寂如同墨汁般在室內暈染開來。曹參軍猛地抬頭，眼中驚疑不定：“可是，王公（王世充）軍法……”
趙敻立刻上前一步，截斷參軍的話，銳利的目光掃視眾人，說道：“當此死生關頭，拘泥法條是自尋絕路！唐軍合圍之勢已成，洛陽自身難保，豈有餘力顧念我等？眼下保全有用之身，方為日後計！”
王泰點了點頭，目光重新凝聚，充滿了決絕，聲音不高，卻字字千鈞地釘在眾人心上，繼續說道：“我意已決！諸君隨我多年，福禍與共。值此危難之際，願與我同闖生路者，立刻準備，一炷香後自南門輕裝潛出。若有人，”他聲音微微一頓，帶著難以言喻的沉重與複雜，“若有人顧慮法度、牽掛親眷，或是認為別投他處方為生途，我絕不阻攔。生死之間，各自抉擇，去留但憑本心！”
最後一句“去留但憑本心”，彷彿卸下了千斤重擔，卻又蘊含著無盡的悲涼與無奈。
他的話音在狹窄的空間裡久久迴盪，燈火的陰影在將領們臉上跳動。曹參軍緊抿嘴唇，臉色變幻，最終長嘆一聲，聲音哽咽著抱拳道：“大人！末將……尚有老母妻兒在洛城下……恕難追隨……”。
李副尉則猛地拍案，啞聲道：“大人待我恩重，刀山火海也隨得！趙司馬之言在理！”
眾人聽了二人的話，低聲議論，最終一半身影沉入角落抱拳請辭，另一半則迅速圍攏到王泰和趙敻身邊整束兵刃。
一炷香後的南城小門悄然開啟，在稀薄慘淡的月光下，一支約百人組成的隊伍魚貫潛出。王泰最後回望了一眼黑暗中沉默的河陽城堞，那巨大的輪廓在星光下如同垂死的巨獸。他在心中低語：“非是我王泰不忠，實乃……時不我予，無力迴天！”隨即猛一揮手：“走！”馬蹄包覆厚布，車轍纏滿乾草，一行人如同黑夜中的遊魂，在凜冽夜風的掩護下，悄無聲息地向東方的幽暗大地急速遁去。
他的身後，那座曾扼守黃河咽喉的雄城，正在無邊的夜色中等待著它註定的結局。
王泰逃跑後，其部下將領趙敻等人並未追隨，而是選擇獻出河陽城，向圍困洛陽的唐軍投降。這標誌著鄭政權在黃河北岸最重要的據點徹底丟失，洛陽的北大門洞開。
王泰棄城逃走後，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他的具體去向和最終結局。結合到當時的歷史背景，王世充政權在河陽失守後數月（同年五月）即徹底覆滅，王世充本人投降後被仇家所殺，其核心將領和宗室大多被殺或被俘。
王泰作為棄城失地的將領，當然不敢迴歸洛陽，即使逃回洛陽，在鄭政權崩潰前夕的混亂中，也極難有好的下場。他很可能在隨後的洛陽陷落過程中被殺，或者在逃亡途中不知所蹤。
古河陽城故址位於今日河南省焦作市下轄的孟州市南部區域，其具體位置坐落在孟州市區東南方向約十公里處的古縣村及其周邊地帶。該地北臨黃河故道，自古以來便控扼著黃河中游的重要津渡，是從山西高原南下進入河洛盆地的咽喉鎖鑰之地。
古河陽城雄踞於洛陽的正北方向，直線距離不過五十餘里（約合25公里左右），堪稱拱衛洛陽北大門的戰略前沿陣地。這段看似不遠的距離中，卻橫亙著黃河天塹，河陽城直接扼守於黃河渡口的南岸，成為洛陽北部方向最具戰略價值的橋頭堡。
尤其是在隋唐時期，圍繞河陽形成了由“北中城”、“中潬城”、“南城”三座城壘與河陽浮橋共同構成的龐大防禦體系，史稱“河陽三城”。三城跨河而立，透過一座可以部分拆卸以控水陸交通的巨型浮橋緊密相連，不僅成為溝通黃河南北的陸路要道（連線太行陘、軹關陘等通晉孔道），更是構建了洛陽外圍最為堅固的北部屏障。
當李唐大軍統一中原的烽煙燃起之時，此地戍卒得以扼守河津，拒唐軍於黃河之北；承平之日，則舟車輻輳，四方商旅雲集，是拱衛都城安危與經濟交流的關鍵節點。
從更宏觀的地理格局審視，河陽所矗立之處正處於洛陽小平原的北部邊緣，背靠黃河，面向洛陽。洛陽位於伊洛盆地核心，而河陽城則在盆地之外、黃河南岸的一處戰略高地上，猶如一柄出鞘的利劍，直指北方可能來襲之敵。兩者相距咫尺，一為帝都中樞，一為門戶要塞，構成了唇齒相依、休慼與共的防禦共同體。
史書所載“洛都北門，鎖鑰河陽”、“去都五十里，呼吸相應”，皆形象地道出了兩地空間上的近密聯絡與軍事上的依存關係。
唐軍平定王世充之戰，李世民攻取洛陽前必先確保河陽方向無憂，即是此理。今日，其遺址雖歷經千年滄桑，被黃河泥沙與村鎮變遷所覆蓋，但藉助孟州市古縣村一帶的地名遺存、考古發現以及對古黃河河道變遷的考證，現代學者已可較為精確地錨定這座控扼河洛千年的軍事重鎮之所在。
王泰的倉皇夜遁如同抽走了河陽城的最後一絲精氣，留下的只有恐慌瀰漫的空殼和一群茫然無措的守軍。當黎明微光艱難地刺破籠罩河陽的陰霾時，以將領趙敻為首的一批中下級軍官迅速從混亂中清醒過來，他們心中很清楚，困守孤城、群龍無首的下場唯有玉石俱焚。與其為王世充這艘註定沉沒的破船陪葬，不如抓住這稍縱即逝的機會，為自己也為麾下士卒尋一條生路。
趙敻等人當機立斷，一面迅速彈壓城內可能出現的零星抵抗，穩定住人心惶惶的局面，一面緊急派出心腹使者，攜帶蓋有河陽守軍官印的正式降表，縋城而出，火速奔向城外最近、也是正與單雄信部對峙的唐軍總管王君廓大營。降表中言辭恭謹，痛陳王世充“僭逆失道”，表達“久慕王化”之心，並詳述王泰棄城經過，宣告河陽軍民“傾心歸附”之意，懇請王師入城納降。
王君廓接到降表，並未輕信。他一面命令信使暫留營中，一面立刻派出多路精銳斥候抵近河陽城下偵查虛實，同時飛騎向坐鎮洛陽前線的最高統帥秦王李世民急報。斥候回報確認河陽城門已開，城頭鄭字旗幟盡數撤下，守軍確有歸降跡象，且王泰確已無蹤。王君廓這才放下心來，他深知河陽作為黃河北岸鎖鑰、洛陽北面門戶的戰略價值，接收此城意義重大。
王君廓立刻點起本部精兵，以威嚴之師、嚴整之陣開赴河陽南門。在城門口，趙敻等主要將領已卸甲解兵，手捧河陽城防圖籍及府庫冊簿，恭候於道旁。一場簡單而鄭重的受降儀式在肅殺的氣氛中進行著。
趙敻等人作為降將俯首請罪，王君廓則代表唐廷宣諭安撫，宣佈赦免歸順者前罪。唐軍隨即有序入城，接管城防、府庫及各處要隘，於是乎，河陽城兵不血刃地更換了主人。王君廓率軍進駐城內，一面安民告示，約束軍紀，一面將接收詳情及趙敻等人的降表原件，連同自己的奏報，以六百里加急火速呈送秦王李世民行轅。
此刻的秦王李世民，正坐鎮洛陽城西的青城宮大營，運籌帷幄，指揮著對王世充老巢的最後一擊。河陽歸降的捷報如同注入強心劑，令整個中軍大帳為之一振。李世民仔細審閱了王君廓的奏報和趙敻的降表，沉穩如山的臉上露出一絲讚許的笑意。
作為唐軍西線統帥，年輕英武的秦王心中明白河陽的易手絕非孤立事件，它象徵著王世充外圍防線的徹底崩解和洛陽徹底淪為孤城的現實。這不僅斷絕了王世充從北面獲得支援或逃跑的最後一絲渺茫希望，更極大地鼓舞了圍城唐軍計程車氣，同時沉重打擊了洛陽城內本已搖搖欲墜的抵抗意志。
李世民當即揮毫，以統帥身份下達了兩道命令，其一，對王君廓迅速、穩妥接收河陽的行動予以嘉獎，命其就地整編部分願效力的原河陽守軍，加強城防，務必確保這個戰略支點牢牢掌握在唐軍手中，嚴防王世充可能的反撲或北方竇建德（若來援）的威脅；其二，對趙敻等率眾歸順的將領，李世民展現了寬宏大量與政治智慧，他親筆批示“識時務者為俊傑”，允諾“既往不咎”，並初步擬定了對他們的安置意見，核心人物趙敻等，待戰事稍定後，將按其才能和歸順功績，授予相應唐朝官職以示褒獎和籠絡（史載趙敻後確被任命為刺史），其餘部眾則妥善安置，願從軍者擇優補入唐軍各部，願歸農者給予盤纏遣散。
這道充滿安撫與實用主義的命令，連同河陽大捷的訊息，被李世民以更快的速度，飛馬傳向帝都長安，奏報父皇李淵及朝廷中樞。
當河陽歸降的詳細奏報和李世民的處置意見送達長安太極宮時，正密切關注洛陽戰局的唐高祖李淵與宰相重臣們（如裴寂、蕭瑀、陳叔達等）同樣感到振奮。
長安朝廷的視角與前線統帥李世民略有不同，他們更看重此事的政治象徵意義和全域性影響。河陽的歸順，是繼多地鄭將倒戈後又一重大事件，它向天下昭示著王世充氣數已盡，人心盡失，連其苦心經營的黃河要塞也望風歸附。這極大地增強了李唐政權“天命所歸”、“人心所向”的正統性和合法性宣傳資本。
李淵在御前會議上充分肯定了秦王李世民前線處置的果斷與得當，完全批准了他對趙敻等人的初步安置意見。朝廷隨即以皇帝名義，正式頒發詔書，詔書明令“嘉獎秦王李世民及總管王君廓妥善處置河陽之功；正式赦免並接納河陽全體歸順軍民，重申“脅從罔治”的政策；同時對趙敻等帶頭歸順的將領給予朝廷層面的正式認可和初步封賞承諾（具體官職待戰後論功行賞時再定）”。
此舉意在樹立榜樣，進一步瓦解仍在負隅頑抗的王世充集團的內部。這道來自大唐帝國權力中樞的詔書，不僅是對前線將士的鼓舞，更是對天下發出的明確訊號，即“順唐者昌！”
河陽的易幟，在王泰的懦弱逃亡中開始，在趙敻等人的求生抉擇中完成，最終在李世民迅捷的軍事接收和李淵朝廷隆重的政治確認下，成為了壓垮王世充鄭政權的又一塊關鍵巨石，也書寫了唐初統一戰爭中一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經典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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