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墜落之前》（2）

引子

6歲時，斯科特·伯勒斯和家人去舊金山旅行過一次。他們在海灘附近的一間汽車旅館待了三天：斯科特，他的父母，還有他的妹妹瓊—後來她在密歇根湖溺死了。那個週末的舊金山有霧，天氣很冷，寬闊的大道像舌頭一樣翻滾，戲弄海水。斯科特記得父親在餐廳裡點了蟹腳，它們被端上來的時候，像三根樹枝一樣巨大。就好像螃蟹要吃他們，而不是他們吃螃蟹。

旅行的最後一天，斯科特的爸爸把他們帶上一輛去漁人碼頭的大巴。斯科特—穿著褪色的燈芯絨褲子和條紋t恤—跪在傾斜的塑膠座椅上，看著日落區平坦寬闊的灰泥路變成用混凝土鋪就的山丘，極其傾斜的上坡兩邊排列著維多利亞式的寬木板建築。他們去了“雷普利信不信由你”博物館，有人給他們畫了漫畫—一家四口全是滑稽的大頭，在獨輪車上左右搖晃腦袋。後來，他們停下來觀看海豹，它們四仰八叉地躺在浸透海水的船埠上。斯科特的母親指著風一般的白翼海鷗群，眼裡充滿驚奇。他們是住在內地的人，對斯科特來說，他們就好像乘坐宇宙飛船去了一個遙遠的星球。

他們吃玉米熱狗，喝滑稽的塑膠大杯裝的可樂當午餐。走進水上樂園時，他們發現聚集了一群人。有幾十個人在朝北看，同時指向惡魔島1。

那天的海灣是青灰色的，馬林山的峰巒把已經廢止的監獄島包圍，就像守衛的肩膀。左邊方向，金門大橋是個模糊的焦橙色巨人，在上午的迷霧中，吊橋不見頭顱。

斯科特能見到許多小船在水面上打轉。

“有人越獄嗎？”斯科特的父親大聲地問，沒人理他。

斯科特的母親皺了皺眉，掏出一本宣傳冊。她說，據她所知，監獄是關閉的，小島現在只供遊客觀光。

斯科特的父親拍拍他旁邊男人的肩膀，“我們這是在看什麼？”他問。

“他正從惡魔島游過來。”男人說。

“誰？”

“搞健身的那個人。叫什麼來著？傑克·拉蘭內2。這是一種特技。他被銬上了手銬，正拖著一艘船游泳。”

“這話是什麼意思，拖著一艘船？”

“有條繩子連著他和身後的船。你看那邊的那艘船，那艘大的，他要把那傢伙一路拽到這兒來。”男人搖搖頭，就好像突然間整個世界都瘋了。

斯科特爬到更高的臺階上，那裡的視野可以越過大人們所在的臺階。水裡確實有一艘大船，船頭指向海濱，被一隊小一些的船隻包圍。一個女人俯下身來，拍拍斯科特的胳膊，“喏，”她笑著說，“看那裡。”

她遞給斯科特一副小望遠鏡。透過鏡頭，他剛好能看到水裡有個男人，戴著米黃色的泳帽。他的肩膀裸露在外面，他猛力破浪前進，像條美人魚。

“那裡的激流會要人命的，”男人告訴斯科特的父親，“更別提水溫了，好像是14攝氏度。從來沒人成功從惡魔島越獄，這是有原因的。再加上，還有鯊魚。我賭他只有20%的可能性成功。”

透過望遠鏡，斯科特能看到游泳的男人四周的摩托艇上全是穿制服的男人。他們都舉著來福槍，盯著下方的碎浪海面。

游泳的人從海浪中提起手臂，向前急衝。他的手腕被銬住了，專注力在岸上。他的呼吸穩定，即使他意識到了安全檢查員和鯊魚襲擊的風險，也沒有表現出來。傑克·拉蘭內，地球上最強健的男人。五天後是他的60歲生日。60歲，任何有理智的人在這個年紀都會放慢節奏，翹起雙腳，讓一些事情放任自流。但是，斯科特以後會了解到，傑克的操練超越年齡。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他幾乎是一臺征服世界的機器。腰間的繩索像觸手一樣試圖把他拉進寒冷的、漆黑的深處，但他不以為意，就好像只要無視拖拽的重量，他就能消除它的力量。反正傑克已經習慣了，在家裡，他把自己綁在泳池的一頭，每天原地遊半個小時。除此之外，還有90分鐘的舉重和30分鐘的跑步。後來傑克看到鏡中的自己時，看到的不是必死之軀，而是純粹的能量的存在。

他早在1955年就遊過這段路。當時的惡魔島仍是一座監獄，一塊懺悔與懲罰的冷巖。傑克當時41歲，是一個已經因為健身出名的小夥子，他有自己的電視節目和健身房。他總是一身簡約的黑白裝束，穿著標誌性的連身褲和定製的緊身衣，肱二頭肌凸出。他常常毫無徵兆猛地趴到地板上，用100個指尖伏地挺身強調自己的建議。

他說多吃蔬果、蛋白質，還要鍛鍊。

週一晚上八點，傑克在nbc頻道透露長生秘訣，你只需要耐心傾聽。現在拖著船隻的他回憶起當年在這裡第一次游泳，他們說那是做不到的，要在10攝氏度的水溫裡對抗強勁的洋流，游完3200米，但傑克不到一個小時就完成了。19年後他再次迴歸，手腳都被綁上，腰間拴著一艘454千克的船。

在他的頭腦裡沒有船，沒有洋流，沒有鯊魚，只有他的意志。

“你去問問那些完成鐵人三項的人，”他後來會這麼說，“能做到的人都沒有極限。極限就在你的腦袋裡，兩耳之間的這個部位要強健。不能連肌肉是什麼都不知道。”

傑克曾是個滿臉粉刺的孱弱小孩，嗜糖如命。這個臭小子有一天吃糖吃傻了，還企圖用斧子砍他的哥哥。然後他突然頓悟，有了燎原的決心。剎那間他明白了，他要開啟身體的全部潛能，他要徹底重塑自己，並改變世界。

於是滿腦子糖漿的小胖子傑克發明了自己的鍛鍊法，他變成了能在90分鐘內做1000個開合跳和1000個引體向上的英雄。他在皮帶上捆紮了63千克的重物，爬上8.7米的長繩，透過這樣的訓練，讓自己成為20分鐘裡做完1033個伏地挺身的健美先生。

在電視時代的早期，無論他走到哪裡，街上的人都朝他湧來。他是集科學家、魔法師和神於一體的完美人物。

“我不會死，”他告訴人們，“那會毀了我的形象。”

現在，他在水裡用自己發明的蝶式撲動泳姿猛力向前。海岸就在眼前了，新聞攝像機架在水邊，人群都聚集了上來，他們擠到了馬蹄形的樓梯上。傑克的妻子伊蓮也在其中，她原來是水上芭蕾舞演員，在遇到傑克之前煙不離手，把甜甜圈當飯吃。

“他來了。”有人指點著說。拖著船的60歲男人來了。

他戴著手銬，上了腳鐐。他就是胡迪尼3，只不過他不設法逃脫。如果按照傑克的意思，他願意永遠被拴在這艘船上。每天給他加上一艘新船，直到整個世界都被他拖在身後，直到他把我們所有人都扛在背上，進入一個人類潛能沒有極限的未來。

他告訴人們，年齡是一種心境，那就是他挑戰極限的秘訣。他游完這一段，會從海浪裡跳出來。他會一躍而起，像擊倒對方的拳擊手那樣。或許，他甚至還會撲下去飛快地做100個伏地挺身。他就是感覺那麼好。在傑克的年齡，大多數男人都駝背彎腰，抱怨他們身體疼痛。他們對結局感到緊張，但傑克不緊張。等到70歲時，他會拖起70艘載滿70個人的船，遊70個小時。等他100歲時，他們會用他的名字重新命名這個國家。每天早晨，他會硬挺挺地醒來，直到時間的盡頭。

在岸上，斯科特踮著腳尖凝視水面。他的父母被拋到腦後，忘了他不喜歡的那頓午餐。現在除了面前的景象，地球上沒有別的事物了。男孩在看戴泳帽的男人與海浪搏鬥，他一劃又一劃，筋肉對抗自然，意志力忤逆原始力量。人們都站起來了，激勵游泳的人前進。傑克一劃又一劃，一米再一米，直到他走出大浪，新聞記者涉水去迎接他。他喘著粗氣，嘴唇發紫，但他卻在笑。新聞記者鬆開他的手腕，從他的腰上扯下繩子。所有人都為之瘋狂，伊蓮也涉水走進海浪，傑克把她舉到空中，就好像她沒有重量。

整個海濱上的人都極度興奮，人們感覺自己見證了一場奇蹟。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他們會發現自己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他們會歡欣鼓舞地度過每一天。

6歲的斯科特·伯勒斯站在看臺的最高一級臺階上，發現自己被一種湧起的奇異感解開了。他的胸口有鼓脹感，一種感覺—欣喜？驚異？這種感覺讓他想流淚。即使年紀還小，他已經知道自己見證了無法量化的東西，這是自然中高於動物、更加莊嚴的一面。要做到這個男人做到的事—在身體上綁重物，手腳緊縛，在冷水裡遊3000米—是超人做的事。這可能嗎？他是超人嗎？ 斯科特的父親揉著他的頭髮說：“真了不起。不是嗎？”

但斯科特說不出話來。他只是點頭，目光固定在浪花裡那個壯漢的身上，他剛把一個新聞記者舉過頭頂，假裝要把他扔進水裡。

“我在電視上總是看到這個人，”他爸爸說，“但我以為只是搞笑的，以為是充氣肌肉什麼的，哪知道是個真人。”他驚愕地搖頭。

“那個是超人嗎？”斯科特問。

“什麼？不是。那就是一個人。”

就是一個人。像斯科特的爸爸和吉克叔叔一樣，有小鬍子和大肚子。像布蘭奇先生一樣，他是有爆炸頭的體育老師。斯科特無法相信他今日所見。這可能嗎？任何人只要用心，都能當超人嗎？只要他們樂意去做該做的事，不論什麼事都會成功嗎？ 兩天後他們回到印第安納波利斯，斯科特·伯勒斯報名參加了游泳課。

大西洋

他喊叫著浮出水面。那是在夜裡，鹹水刺痛他的眼睛，高溫灼燒他的肺部。天空中沒有月亮，皎潔的月光透過密實的濃霧，浪峰在他面前攪渾午夜的深藍。他的四周，怪誕的橘色火焰在舔舐著海浪的泡沫。

水著火了，他心裡想，一邊本能地踢水遊開。

震驚與迷失的片刻過去之後，他意識到：墜機了。

斯科特想著這件事，但無法組織語言。他的大腦裡全是影象和聲音，當時飛機突然傾斜向下，發熱金屬散發出令人恐慌的臭氣，一個女人頭部流血，碎玻璃紮在面板裡閃閃發光。時間放慢的同時，似乎所有沒有固定的東西都在無止境地飄浮—葡萄酒瓶，女人的手袋，女孩的iphone。一盤盤食物懸浮在半空，緩慢地打轉，前菜還在盤子裡，然後是金屬間摩擦產生的刺耳的聲音。斯科特的滾筒世界碎裂成碎片。

一個海浪打在他的臉上，他雙腳踢水，試圖蹬得高些。他的鞋子卻把他往下拽，於是他踢掉鞋子，然後掙脫出浸透海水的卡其褲。他在大西洋的冷流裡打著寒戰，兩腿做剪式踩水，胳膊用力打旋推開海浪。海浪裡夾著泡沫，它們不是兒童畫裡生硬的三角形狀，而是不規則的海水碎片，小浪層堆積成巨浪。在開闊的水面上，它們從四面八方朝他撲來，就像狼群在試探他的防禦力。闇火讓它們更加生動，給予它們陰險的表情。斯科特踩水轉了360度，他看到參差不齊的大塊飛機殘骸上下跳動，幾片機身，一段機翼。漂浮的汽油已經散開，或者燒光了，很快一切就會暗淡。斯科特一邊克服恐慌，一邊嘗試評估局勢。時間是8月，對他有利，現在大西洋的溫度大概是18攝氏度，足以讓人失溫，但也足夠暖和。如果有可能的話，他有時間游到岸邊，如果他離得夠近。

“嘿！”他在水裡轉動吶喊著，“我在這兒！我還活著！”

一定有其他倖存者，他心想。一架飛機墜毀了，怎麼可能只有一個人活下來？他想到坐在他旁邊的女人，那個囉唆的銀行家妻子。他還想到在夏日裡微笑的美琪。

他想到了孩子們。糟糕，還有孩子。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女孩大一點兒，說不定10歲？但男孩很小，還是個小不點兒。

“哈嘍！”他呼喊著，多了幾分緊迫感。現在他正遊向最大的一片殘骸，看起來像機翼的一部分。他游到那裡的時候，金屬熱得沒法摸，他趕緊踢水離開，不想被海浪掃上去燙傷自己。

他感到疑惑，飛機是因為衝擊力解體的嗎？還是下降過程中斷開的，致使乘客四處散落？

他一無所知，這看似不可能，但記憶的資料流被無法破譯的碎片、無序的影象堵塞了，現在他沒時間去理清任何事。

斯科特在黑暗中眯著眼睛，感覺自己突然乘著一個大浪升起來。他奮力留在浪尖，意識到自己無法再回避明擺著的事實。

他努力保持浮在水面，這時他感覺左肩裡有東西爆裂了。墜機後他一直忍耐的疼痛變成了一把尖刀，只要他把左臂抬過頭部就會將他刺穿。他一邊踢腿，一邊試圖用拉伸來舒緩痛苦，就像處理抽筋一樣，但顯然肩窩裡有東西扯裂了，或者斷了，他得好自為之。他還有半邊身體能動，可以應付像樣的蛙泳，但如果肩膀的情況惡化，他會成為一個獨臂男人，隨波逐流，身上帶傷，最終成為鯨魚鹹澀巨腹裡的一條小魚。

然後他想到，他可能在流血。

這個想法讓他充滿純粹的動物恐慌，高等理性早已蒸發了。他的心率飆升，同時瘋狂地踢腿。結果他嗆了鹹水，開始咳嗽。

停下，慢下來，他告訴自己。如果你現在恐慌，你就會死。

他強迫自己鎮定下來，慢慢地轉動，試圖找到自己的方向感。他心想，如果能看到星星，他就能給自己定位。但霧太濃了，他什麼都看不到。他應該往東遊還是往西遊？游回文雅島還是遊向大陸？然而他怎麼能知道哪兒是哪兒？他出發的島嶼就像漂在湯碗裡的冰塊。在這個距離，即使游泳的軌道只偏移了幾度，也可能剛好錯過目的地，甚至永遠不會到達。

他想，最好還是往長距離的海岸線遊。如果他平穩地划水，不定期休息一下，不要恐慌，他最終一定能到達陸地。畢竟他是個游泳健將，熟悉大海。

他告訴自己他能做到的，這個想法讓他信心激增。他坐渡輪的時候瞭解到，瑪莎文雅島距離科德角11千米。但他們的飛機在前往jfk機場，這意味著它可能在向南飛行，位於前往長島的開放海域上空。他們飛了多遠？他們離岸有多遠？斯科特能用一隻好胳膊遊16千米，甚至是32千米嗎？ 他像是一隻漂在遠海的陸地哺乳動物。

他告訴自己，飛機應該發出了遇難訊號，海岸警衛隊已經出動。但即使這麼想著，他還是意識到最後一點兒火焰熄滅了，殘骸隨著洋流散落開來。

為了讓自己免於恐慌，斯科特想起了傑克。傑克—穿泳褲的希臘男神，咧嘴笑著，手臂彎折探入盪漾的高浪，雙肩向前拱起，背闊肌突然出水。他們叫這種姿態螃蟹式，就好像一隻被攫住的螃蟹。整個童年時代，斯科特把他的海報貼在牆上。他把它貼在那裡提醒自己，一切皆有可能。你可以是探險家或宇航員，你可以航行七大洋，攀登最高峰。你只需要相信自己，這一切都會發生。

斯科特在水下屈體，一邊剝掉他的溼襪子，一邊對著寒冷的深海伸縮腳趾。他的左肩開始拉緊，所以儘可能多讓它休息，用右邊的身體帶動身體的重量，每次用兒童的狗刨式游泳休息15分鐘。他再一次意識到他不能胡亂選個方向，用一隻胳膊迎著強勁的洋流遊，而且不知道要遊多遠。恐慌和絕望滲入他的身體，他難以擺脫。

他嘴裡的舌頭已經開始發乾。如果他要在海里遊很久的話，脫水是另一個需要擔憂的問題。他的周圍風勢漸起，大海變得狂暴。斯科特決定了，如果要做這件事，現在就要開始遊。他再次尋找濃霧的間隙，可是沒有，於是他短暫地閉上眼睛。他試圖去體會方向，像鐵料感覺磁極一樣去探究方向。

在背後，他想。

他睜開眼睛，做了個深呼吸。

他正準備第一次划水時，聽到了響聲。一開始他認為是海鷗的聲音，有升有降的尖聲啼泣。之後大海把斯科特舉高了幾米，在浪尖上，他震驚地意識到自己聽到的是什麼。

是哭聲，有個小孩在哭。

他四下轉圈，試圖明確地定位聲音，但海浪起落不定，不斷造成反彈和回聲。

“嘿！”他呼喚，“嘿，我在這兒！”

哭聲好像停止了。

“嘿！”他一邊踢開潛流，一邊呼喊，“你在哪兒？”

剛才他尋找殘骸，但沒有找到，下沉的碎片都朝各個方向漂走了。現在斯科特豎起耳朵聽，急切地想找到那個孩子。

“嘿！”他再次喊叫，“我在這兒！你在哪兒？”

一度只有海浪的聲音，斯科特開始懷疑或許自己聽到的是海鷗的聲音。但之後傳來一個孩子的聲音，尖厲而出人意料的近。

“救命！”

斯科特猛力遊向聲音的源頭。他不再孤單，不再是忙於自保的一個人，現在他要對另一個生命負責。他想到他的妹妹，她16歲時淹死在密歇根湖裡。他遊了起來。

他發現9米外，孩子扒住一塊座椅坐墊。是那個男孩，他應該沒有超過4歲。

“嘿，”斯科特夠到他時說，“嘿，小寶貝兒。”

他碰到男孩的肩膀時，聲音如鯁在喉，他意識到自己在哭。

“我在這兒呢，”他說，“我夠到你了。”

對摺的座椅坐墊充當了漂浮裝置，有臂帶和束腰帶，但它是為成年人設計的，所以斯科特好不容易才把它固定在了男孩身上，他冷得發抖。

“我吐了。”男孩說。

斯科特溫柔地給他擦嘴：“沒事的。你沒事，只是有點兒暈浪。”

“我們在哪兒？”小男孩問。

“我們在海洋裡，”斯科特告訴他，“發生了墜機，我們在海洋裡，但我準備游回海岸。”

“別離開我。”男孩說，聲音裡有些許驚慌。

“不會，”斯科特說，“當然不會，我會帶上你。我得把這東西固定在你身上，然後你躺在上面，我拉著你遊。這個建議，聽起來怎麼樣？”

男孩點點頭，斯科特開始工作。他只有一隻胳膊能用，所以做起來很難，但經過一陣折騰之後，他成功地把漂浮裝置的皮帶打成了一個編織結。他把男孩塞進揹帶裝置裡，然後研究效果。雖然皮帶沒有他想要的那麼緊，但應該能保證男孩浮在水面上。

“好了，”斯科特說，“我需要你抓緊，我要把你拉回岸上。你知道怎麼游泳嗎？”

小孩點點頭。

“好，”斯科特說，“如果你從墊子上掉下來，我要你努力踢水，拍打胳膊，好嗎？”

“貓狗式。”男孩說。

“對了。用你的手遊貓狗式，就像媽媽教你的那樣。”

“我爸爸教的。”

“當然。就像爸爸教你的那樣，好嗎？”

男孩點頭。斯科特看到他的恐懼。

“你知道英雄是什麼嗎？”斯科特問他。

“他打壞人。”男孩說。

“對。英雄打壞人。而且他從來不放棄，對嗎？”

“不放棄。”

“好，我需要你現在當英雄。假設海浪是壞人，我們要遊過它們。我們不能放棄，我們不會放棄，我們會一直遊，直到游到陸地，好嗎？”

男孩點點頭。斯科特把左臂穿進其中一條皮帶，疼得一陣抽搐，現在他的肩膀在抗議。抬升他們的每一波高浪都增加他的迷失感。

“好吧，”他說，“我們開始吧。”

斯科特閉上眼睛，再次試圖體會該往哪個方向遊。

在你背後，他想。海岸在你背後。

他在水裡小心地繞著男孩換位，開始踢水。就在此時，月光穿透了濃霧，頭頂短暫地露出一片星光璀璨的暗空。斯科特拼命尋找認得的星座，同時缺口在快速地合上。他認出了仙女座，然後是北斗星，隨後是北極星。

伴著一陣令人作嘔的眩暈，他終於意識到，原來在另一個方向。

斯科特一度覺得有強烈的嘔吐慾望。要是天空沒有放晴，那他和男孩會一直遊向大西洋的深淵，隨著每一次踢水，東海岸都在他們身後後退，直到他們被疲憊耗盡體力，無影無蹤地沉入海底。

“計劃突然有變，”他告訴男孩，一邊盡力保持語氣輕鬆，“我們走另一邊吧。”

“好啊。”

“好啊。不錯。”

斯科特踢水，讓兩人就位。他遊過的最遠距離是24千米，但當時他19歲，而且之前訓練了好幾個月。當時的比賽是在沒有洋流的湖裡，而且他的兩隻胳膊都能用。但是現在是夜晚，水溫在下降，他得與大西洋的強流搏鬥，天知道能遊多遠。

如果這次能活下來，他想，一定要給傑克·拉蘭內的遺孀送一個果籃。

這個想法太荒謬了，結果斯科特在水裡上下顛簸著，開始大笑，一時半會兒停不下來。他想到自己站在愛蒂寶4的櫃檯前，填寫卡片。

獻上最深厚的情誼—斯科特。

“停下。”男孩說，他突然擔心自己能否活命，因為自己的命似乎掌握在一個瘋子的手上。

“好的，”斯科特試圖讓男孩安心，“沒事的。只是想到一個笑話。我們現在就出發。”

他用了幾分鐘找到划水的節奏，這是一種改良的蛙泳，右手比左手夾水更多，同時用力蹬腿。可他感到一團嘈雜，他的左肩就像一袋碎玻璃。蝕人的擔憂潛入他的五臟六腑，他們會被淹死的，他們兩人都會葬身深海。但之後不知怎麼的，一種節奏自行呈現，他開始在重複中忘我地遊起來，他的手臂從上入水，兩腿以剪式夾水，他遊進無底深海，水花迎面飛濺。只是現在很難把握時間，飛機是幾點起飛的？晚上十點？過去了多久？三十分鐘？一個小時？還有多久太陽能升起？八小時？九小時？ 他周圍的大海千瘡百孔，變化不定。他遊著，試圖不去考慮開放的海域有多遼闊，不去想象海洋的深度。八月的大西洋是大型風暴鋒面的發源地，海底峽谷的冷槽中形成颶風，不同天氣模式的碰撞，溫度與溼度形成巨大的低氣壓氣阱。全球勢力狼狽為奸，手舉棍棒、臉塗迷彩的蠻族大軍呼嘯著衝進戰局，天空立即陰沉下來。一道不祥的閃電劃過，雷鳴的巨響就像戰鬥的喧騰，而大海，片刻之前還風平浪靜，此時變成人間煉獄。

斯科特在脆弱的平靜中游著，試圖清空自己的思緒。

有東西擦過他的腿。他瞬間僵住了，開始下沉，然後不得不蹬腿保持漂浮。

他心想，是鯊魚。他得靜止不動。

但如果停下不動，他會被淹死。

他翻身仰泳，深呼吸給胸腔充氣。他從未如此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在食物鏈中低下的地位。他體內的本能在對他尖叫，不讓他翻身背對深海，但他還是翻身了。他儘可能平靜地漂在海里，隨著潮汐起起落落。

“我們在幹嗎？”男孩問。

“休息，”斯科特告訴他，“現在我們要非常安靜，行嗎？不要動。試著讓腳離開水面。”

男孩沉默下來，他們隨著浪湧起起落落。斯科特原始的爬蟲大腦命令他快逃，但他不予理睬。鯊魚能在一百萬加侖海水裡聞到一滴血的腥味。斯科特和男孩中只要有一個人在流血，他們就完了。但如果沒有，而且他們能完全保持靜止的話，鯊魚應該會放過他們。

他拉住男孩的手。

“我姐姐呢？”男孩低聲問。

“我不知道，”斯科特也低聲回答，“飛機掉下來了。我們都失散了。”

漫長的沉默。

“或許她沒事，”斯科特低聲說，“或許你的父母在她身邊，他們在別的地方漂著，也可能他們已經被救起了。”

長時間的沉默後，男孩說：“我不這麼認為。”

他們帶著這個想法漂了一會兒。頭頂的霧開始消散，天空慢慢開始放晴，然後星星出現了，還有一彎新月，最後他們周圍的海洋變成了一條亮片裙子。斯科特躺在水面上，發現了北極星，確認他們在往對的方向遊。他望向男孩，男孩害怕得睜大了雙眼。這是斯科特第一次看到他的小臉蛋，眉頭緊皺，撇著小嘴。

“嗨。”斯科特說，海水在他的耳邊輕拍。

男孩面無表情，很嚴肅。

“嗨。”他回話。

“我們休息好了嗎？”斯科特問。

男孩點頭。

“好，”斯科特翻過身來說，“我們回家。”

他恢復平衡，開始游泳。他確信自己隨時會受到下方的突襲，一張蒸汽挖掘機的大口刀鋒般地一合，但沒有。過了一會兒他就把鯊魚拋諸腦後，他用意志讓兩人前進，一劃又一劃。他的腿在身後呈八字形推動，他的右臂一衝一拉，一衝一拉。為了讓頭腦保持興奮，他想象自己更願意在別的液體裡游泳：牛奶，湯，波本威士忌，或者波本威士忌的海洋。

他考慮著自己的人生，但細節對現在似乎毫無意義。他的抱負，他每月要交的房租，離開他的女人。他想到自己的工作，帆布上的筆畫。他今晚畫的是海洋，一畫又一畫，就像哈羅德和他的紫色蠟筆，墜落時他畫出一個氣球。5 現在斯科特漂浮在北大西洋上，他突然意識到，他從來沒有比此刻更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是誰，目標是什麼。現在看來太明顯了，他被放到這個地球上就是要征服這片海洋，就是要救這個男孩。41年前，命運把他帶到舊金山的那片海灘上，它讓他見到一尊金色的神，手腕上戴著枷鎖與海風搏鬥。命運給了斯科特游泳的動力，讓他加入初中游泳隊，然後是高中和大學的校隊。命運推動他每天早晨五點去練習游泳，太陽還沒升起，他已在含氯的藍池裡遊了一圈又一圈。然後是其他男孩水花四濺的鼓掌，教練哨子的“嗶嗶”聲。命運把他帶進水裡，但是，是意志驅使他三次取得州冠軍比賽勝利，是意志把他推向高中男子200米自由泳的第一名。

他潛下光滑如蘋果的游泳池底，開始愛上耳壓的感覺。他夜裡夢到它，在一片碧藍裡像浮標一樣漂著。當他在大學裡開始畫畫時，藍色是他畫的第一種顏色。

他開始口渴時，男孩說話了：“那是什麼？”

斯科特從水中抬起頭。男孩正指著他們右邊的什麼東西。斯科特望過去。月光下，斯科特看到一團黑色的龐然巨浪正悄悄朝他們潛來，一邊升高，一邊蓄力。斯科特快速估量出它有8米高。它像一隻正在下壓的巨獸，隆起的腦袋在月光中閃爍。恐慌以閃電般的光速襲來，他沒時間思考，轉身，開始朝它游去。他還有大概30秒的時間縮小距離，左肩對他發出慘叫，但他不去理睬。男孩察覺到大難臨頭，放聲大哭，但斯科特沒時間去安慰他。

“深呼吸，”斯科特叫嚷著，“現在深吸一口氣。”

浪太大太快，還沒等斯科特好好吸口氣，浪已經壓在了他們的身上。

他把男孩從漂浮裝置裡拽出來，潛進水裡。

他的左肩裡有東西斷裂，他不管不顧。男孩掙扎反抗，反抗這個把他拖下水淹死的瘋子。斯科特把他抓得更緊，同時踢水。他像一顆子彈，一顆瞬間穿透海水的加農炮，潛到死亡之牆下方。隨著周圍海水的壓力增大，他的心臟劇烈跳動，他的肺充滿空氣。

頭頂的大浪過去後，斯科特確信自己失敗了，他感覺自己被回頭浪的大漩渦吸回水面。他意識到，海浪會把他們嚼碎，分屍。他踢得更用力，把男孩摟在胸前，爭取多遊一點兒。頭頂的海浪達到峰頂，在他們身後倒進海里—8米高的海浪像鐵錘一樣落下，百萬加侖的怒濤瞬間被攪拌的漂洗迴圈流取代。

他們被旋轉，被拖拽，感覺上下顛倒。壓力威脅著要把他們扯裂，將男人和男孩分開，但斯科特堅持不放手。現在他的肺在尖叫，他的眼睛被鹹水醃得刺痛，男孩在他懷裡停止了掙扎。海洋一片純黑，沒有星星和月亮的跡象。斯科特釋放肺裡的空氣，感覺氣泡像瀑布般傾瀉，經過他的下巴和胳膊。他用盡力氣把兩人翻轉過來，踢腿升上水面。

斯科特咳嗽著露出頭來，肺裡一半都是水，他只能用喊叫的方法清水。男孩在他的懷裡柔弱無力，腦袋了無生氣地靠在他的肩上。斯科特翻轉男孩，讓男孩的背抵著他的胸膛，然後拼盡全力有節奏地按壓男孩的肺部，直到他也咳出鹹水。

座椅坐墊沒了，被海浪嚼碎了，斯科特只好用他的好手摟著男孩。寒冷和衰竭即將壓垮他。有一段時間他能做的只是保持他們漂浮。

“那是個大壞蛋。”男孩終於說話了。

斯科特一時沒理解這句話，但之後他回過神來，他告訴男孩，海浪是壞人，他們是英雄。

真勇敢，斯科特歎服。

“我好想吃芝士漢堡，”他在風平浪靜時說，“你呢？”

“餡餅。”男孩過了一會兒說。

“哪種？”

“全部。”

斯科特大笑，他無法相信自己還活著。他感覺到片刻的輕快，身體還儲存著能量。他今晚第二次面對某種死亡，然後逃生。他繼續尋找著北極星。

“還有多久？”男孩

“不遠了。”斯科特告訴他，儘管事實是，他們可能離岸邊還有幾千米。

“我冷。”男孩牙齒打戰地說。

斯科特抱緊他：“我也是。堅持住，好不好？”

他把男孩挪回背上，想辦法讓他高出水沫。男孩摟住斯科特的脖子，他的呼吸在斯科特的耳邊迴響。

堅持到底！斯科特說，不僅給自己打氣，也是給男孩打氣。

他又看了一眼天空，然後開始游泳。他現在用的是側泳，兩腿交剪，一隻耳朵沒入鹹味的陰沉海面。他的動作更笨拙了，不夠平穩。他似乎找不到節奏。兩個人都在顫抖，身體核心溫度一秒一秒下降。很快他的脈搏和呼吸都會放慢，正如他的心率會提高一樣，失溫會讓這些來得更快。心肌梗死也不是不可能發生，因為身體需要保暖才能運作。沒有溫度，他的重要臟器會開始衰竭。

不要放棄。

永不放棄。

他不停地遊，牙齒咯吱打戰，他拒絕屈服。男孩的重量就要把他壓沉，但他用有力的雙腿更用力地蹬踢。他周圍的海是瘀紫色和午夜藍色，浪尖的冷白色在月光下泛著微光。他的腿部互相摩擦的地方，面板開始蹭傷，鹽水還在暗中作惡。他的嘴唇乾裂。他們的上空，海鷗叫喚滑翔，就像等待終結的禿鷲。它們用叫喊聲嘲弄他，他在腦海裡希望它們通通去死。海里有古老的、無法想象的東西，海底的大河從墨西哥灣帶起暖流。大西洋是高速公路的連線樞紐，有海底天橋和旁路。就在那幅圖裡，斯科特·伯勒斯像跳蚤身上一個小點上的一小粒灰，帶著尖叫的肩膀在做生死搏鬥。

感覺就像過去了幾個小時，男孩突然喊出一個詞：“陸地！”

斯科特一時半會兒不確定是男孩真的說話了，還是一個夢。但之後男孩一邊指，一邊重複了那個詞：“陸地！”

就像一個錯誤，就像男孩把這個救命的詞和別的詞混淆了。斯科特抬起頭，因為精疲力竭顯得十分遲鈍。他們身後，太陽開始升起，給天空染上溫和的粉紅色。一開始，斯科特以為他們前方的大陸只是地平線上幾朵低垂的雲，但之後他意識到，是他自己在移動。

陸地，好幾千米遠的陸地。開放的海灘對著一塊岩石彎成弧形。他們看到街道和房屋，還有城市！ 終於得救了！ 斯科特忍住慶祝的衝動。至少還有2000米要遊，迎著激流和下層逆流的艱難的2000米。他的雙腿在發抖，他的左臂已經失去了知覺，然而他仍舊感覺歡欣鼓舞。

他做到了，他救了他們兩個。怎麼可能呢？ 30分鐘後，一個穿著內褲、全身發灰的男人揹著一個4歲的男孩，踉蹌地走出海浪。他們一起頹然倒在沙灘上。太陽已經高照，稀薄的白雲勾出地中海的深藍。溫度在20攝氏度左右，海鷗沒有重量地懸在微風裡。男人氣喘吁吁地趴著，軀幹上下起伏，像失靈的橡皮四肢打彎。既然他們已經來到這裡，他無法再動彈哪怕一厘米了。他垮了。

男孩蜷縮在他的胸口，輕聲地哭泣。

“沒事了，”斯科特告訴他，“我們現在安全了，我們會沒事的。”

幾米外有個空的救生站。後面的指示牌上寫著：蒙托克州立海灘。

紐約。他一路游到了紐約。

斯科特笑了，露出一個純粹的、快樂的微笑。

他想，真好，這將會是美好的一天。

一個眼白很多的漁民開車送他們去了醫院。三人一起擠在皮卡車磨損的長椅上，破舊的減震器讓他們上躥下跳。斯科特沒穿褲子也沒穿鞋，沒有錢也沒有身份證明。他和男孩兩人都飽受了刺骨的寒冷，他們已經在15攝氏度的海水裡泡了近8個小時。失溫讓他們頭腦遲鈍，甚至無法開口說話。

漁民用西班牙語對他們大談耶穌。收音機開著，多半是靜電噪音。在他們的腳下，風從一個鏽孔鑽進車裡。斯科特把男孩拉向自己，試圖透過摩擦讓他暖和起來。他用那隻好手用力搓著孩子的胳膊和後背。在沙灘上，斯科特用他有限的西班牙語告訴漁民，男孩是他的兒子，因為解釋真相太過於複雜。而真相是，他們兩個是陌生人，被一起不尋常的事故拉扯在了一起。

斯科特的左臂現在完全廢了。汽車每駛過一個坑窪，疼痛都鑽入他的身體，讓他暈眩噁心。

沒事的，他告訴自己，一遍遍地重複這幾個字。但在心底裡，他仍無法相信他們大難不死。

“謝了。”皮卡車開上蒙托克醫院急診室的月牙形車道時，他支吾了一句。斯科特用他好的肩膀把門撞開，蹭下車來，身體的每塊肌肉都因為衰竭而發麻。晨霧已經散開，暖陽照在他的後背和腿上，幾乎有種虔誠的感覺。斯科特扶男孩跳下車，然後他們一起蹣跚地走進急診室。

等候區幾乎沒有人。角落裡，一箇中年男子的頭上敷著一個冰袋，水順著他的手腕滴到油布地毯上。房間的另一頭，一對老年夫婦拉著手，他們的頭挨在一起。女的不時對著一團舒潔紙巾咳嗽，她一直緊緊地把紙巾攥在左手裡。

一個接待護士坐在玻璃後面。斯科特費力地走向她，男孩拉著他的襯衣下襬。

“嗨。”他說。

護士匆匆打量了他一眼。她的名牌上寫著：梅蘭妮。斯科特試圖想象自己是什麼樣子，他只能想到艾克米火箭在大笨狼的眼前爆炸後，它的那副樣子。

“我們的飛機失事了。”他說。他的聲音很大，嚇了人一跳。

接待護士斜眼看著他。

“你說什麼？”

“我們乘坐從瑪莎文雅島出發的一架私人飛機。結果我們掉進海里了。我想我們現在體溫過低，我的……我的左胳膊動不了了，鎖骨可能斷了。”

護士仍然在琢磨這件事。

“你乘坐的飛機墜毀在海里了？”

“我們遊了……我遊了……我想有16千米，也許24千米。我們大概一個小時前剛剛上岸，一個漁民開車送我們過來的。”

這些話讓他頭暈，他的肺開始停工。

“哎，”他說，“你覺得我們能找人治療嗎？至少這個男孩需要治療，他才4歲。”

護士看著溼淋淋、打著寒戰的男孩：“他是你的兒子嗎？”

“我如果說‘是’，你能給我們叫醫生嗎？”

護士抽了一下鼻子：“你用不著這麼無禮。”

斯科特感覺自己咬緊了牙關，說：“事實上非常有必要。我們墜機了，請趕緊給我們找醫生來。”

她猶豫地站起來。

斯科特看了一眼頂置式電視機。電視聲音很小，但螢幕上是搜救船在海上的畫面。通欄大標題是：一架私人飛機疑似失蹤。

“喏，”斯科特指著電視說，“那就是我們的飛機。你現在相信我了嗎？”

護士看著電視，是斷裂的殘骸在海里上下晃動的畫面。她的反應一觸即發，就好像斯科特在過境通道手忙腳亂地一通瘋找後，掏出了一本護照。

她按下內部通話的按鈕，然後說“橙色警報，我需要所有有空的醫生立刻到接待處來。”

斯科特腿部的抽搐已經非常危急。他脫水、缺鉀，像個無法給自己的身體提供所需營養的馬拉松選手。

“只要，”他倒在地上說，“大概一個就夠了。”

他躺在涼涼的油布地毯上，仰頭看著男孩。男孩很清醒，他在擔心。斯科特試圖安慰他，想對他笑，可是他的嘴唇使不上力。剎那間他們被醫務人員包圍了，他們七嘴八舌地高喊著。斯科特感覺自己被抬上了一張輪床。男孩的手鬆脫了。

“不！”男孩呼喊著。他在尖叫，撲打。一個醫生對他說話，嘗試讓男孩理解，他們會照顧好他，不會發生什麼事的。

“小鬼！”斯科特掙扎著坐起來，聲音越來越大，直到男孩看到他，“沒事的！我在這兒！”

他爬下輪床，他的腿像橡膠一樣，幾乎沒法站立。

“先生，”一個護士說，“你必須躺下。”

“我沒事，”斯科特告訴醫生們，“救他吧。”

他對男孩說：“我在這兒呢！我哪兒也不去！”

在白天，男孩的眼睛藍得驚人，過了片刻他點點頭。斯科特感覺頭暈眼花，轉向了醫生。

“我們應該快點兒做完，”他說，“如果不是太麻煩的話。”

醫生點點頭。他年輕而清醒，能從他的眼睛裡看出來。

“行，”他說，“但我得給你找一輛輪椅。”

斯科特點頭。護士推來一輛輪椅，他一屁股跌到輪椅上。

“你是他的父親嗎？”他們的輪椅駛向診斷室時，她問他。

“不是，”斯科特告訴她，“我們剛剛認識。”

在診斷隔間裡，醫生快速地給男孩做了大致檢查，看有沒有骨折，檢查眼睛的光感，“跟著我的手指”。

“我們得給他靜脈輸液，”他告訴斯科特，“他嚴重脫水。”

“嘿，哥們兒，”斯科特告訴男孩，“醫生需要在你的胳膊上扎一根針，行嗎？他們需要給你一些液體和維生素。”

“不要針。”男孩說，眼睛裡帶著恐懼。再說錯一個字，他就要瘋了。

“我也不喜歡針，”斯科特說，“但你知道嗎？我也會打一針，我們一起打針，怎麼樣？”

男孩思考了這件事，似乎很公平。他點點頭。

“好了，”斯科特說，“我們拉著手，我們一起面對。別看，好嗎？”

斯科特轉向醫生。

“你可以給我們一起打嗎？”他問。

醫生點頭，發出指令。護士們備好針頭，把吊針袋掛在金屬架上。

“看著我。”到了該打針時，斯科特告訴男孩。

男孩的眼睛像是藍色的水晶，針扎進去時他畏縮了一下。他的眼裡湧起淚水，下唇顫動，但他沒哭。

“你就是我的英雄，”斯科特告訴他，“我的大英雄。”

斯科特能感覺到流體進入他的身體系統，昏厥的衝動幾乎瞬間煙消雲散。

“我會給你們兩個人都打一針溫和的鎮靜劑，”醫生說，“你們的身體為了保暖，超負荷運轉了。你們需要靜下來。”

“我沒事，”斯科特說，“先給他打吧。”

醫生明白爭吵也沒有意義。一根針插進了男孩的吊瓶注射管裡。

“你會休息一小會兒，”斯科特告訴他，“我就在這兒。我可能會出去一分鐘，但我會回來的，行嗎？”

男孩點點頭。斯科特摸摸他的腦袋，他記得自己9歲的時候，從樹上掉下來摔斷一條腿。整個過程他都十分勇敢，但當爸爸出現在醫院時，斯科特開始號啕大哭。現在這個男孩的父母極有可能死了，沒有人會走進那扇門，允許他崩潰。

“那就好，”他告訴男孩，男孩的小眼睛開始震顫著要閉上了，“你做得很棒。”

男孩睡著後，斯科特被推到另一間診斷室。他們把他放到一張輪床上，剪開他的襯衫。他感覺他的肩膀像一臺卡住的引擎。

“你感覺怎麼樣？”醫生問他。他大概38歲的樣子，眼周有小細紋。

“好些，”斯科特說，“事情開始好轉了。”

醫生做了表面檢查，看有沒有明顯的切口和瘀傷，“你真的在黑暗中游了那麼遠啊？”

斯科特點點頭。

“你記得什麼嗎？”

“細節有點兒模糊。”斯科特告訴他。

醫生一邊檢查他的眼睛，一邊問：“撞到頭沒有？”

“應該有。墜機前我們在飛機上……”

醫生的小筆燈讓他眼前暫時一黑，他嘖嘖了兩聲後說：“注視反應看起來不錯，我認為你沒有腦震盪。”

斯科特吐出了一口氣，說：“我想我如果有腦震盪的話，應該沒辦法遊一夜的泳。”

醫生思索了一下：“也許你是對的。”

斯科特的身體開始暖和起來，輸的液體也更換了，一切開始恢復：整個世界的運轉，國家與公民的概念，日常生活，網路，電視。他想起他三條腿的狗，現在正放在鄰居家裡，它差一點兒就再也不吃桌下的肉丸了。斯科特的眼裡充滿淚水，但很快又把淚水擦乾淨。

“新聞裡怎麼說？”他問。

“沒說什麼。空中交通管制中心說，飛機在昨晚十點左右起飛，它在他們的雷達上出現了大概15分鐘，然後就消失了，也沒有發出求救訊號。他們還希望是無線電壞了，飛機已經在哪裡緊急迫降，但之後一艘漁船發現了一片機翼。”

那一刻，斯科特彷彿回到了海里，在漆黑的深淵中踩水，被橘色的火焰包圍。

“有其他的……倖存者嗎？”他問。

醫生搖搖頭，他在關注斯科特的肩膀。

“這樣疼嗎？”他輕輕地提起斯科特的肩膀問道。

疼痛一觸即發，斯科特大聲叫著。

“我們做個x光和造影掃描吧。”醫生告訴護士。

他轉向斯科特。“我也囑咐給男孩做個造影，”他說，“我想確保沒有內出血。”

他把一隻手放在斯科特的胳膊上。

“你救了他的命，”他說，“你知道的，對吧？”

斯科特第二次憋回眼淚，他有很長時間說不出話來。

“我要打電話給警察，”醫生告訴他，“讓他們知道你們在這兒。如果你們需要什麼東西，就告訴護士。我幾分鐘後會回來看你。”

斯科特點頭，說：“謝了。”

醫生又盯著斯科特看了一會兒，然後搖搖頭。

“真要命。”他笑著說。

接下來的一個小時全是化驗。斯科特的體內充滿溫暖的液體，體溫回到了正常水平。他們給他維柯丁止痛，他在朦朧的空白狀態裡漂浮了一陣子。原來他的肩膀只是脫臼，沒有骨折。讓它回到原位的手法是閃電襲擊式的暴力大動作，緊接著，明顯的疼痛停止了，就好像損傷從他的身體裡完全逆向抹除了。

在斯科特的堅持下，他們安排他住進男孩的房間。正常情況下，兒童住在大樓的另一區，但鑑於現在的情況，只好破例一次。他們把斯科特推進房間時，男孩已經醒了，在吃果凍。

“好吃嗎？”斯科特

“綠的。”男孩皺著眉頭說。

斯科特的床在窗邊，他覺得從來沒有別的東西有醫院這張令人刺癢的床單這麼舒服。街對面是樹和房子，汽車開過，擋風玻璃閃著亮光。一個女人在腳踏車道上逆向慢跑。附近的院子裡，一個戴藍色球帽的男人在給自家草坪推草。

看起來似乎不太可能，但生活依舊在繼續。

“你睡了一覺？”斯科特說。

男孩聳聳肩，然後問他：“我媽媽來了嗎？”

斯科特努力保持中立態度。“沒有，”斯科特告訴他，“他們打給你的—我猜你有姨媽和姨夫在康涅狄格州。他們正在趕過來。”

男孩笑了，他說：“是埃莉諾。”

“你喜歡她嗎？”

“她很好笑。”男孩說。

“好笑是好事。”斯科特說。他的眼皮在跳，疲憊完全不能形容此刻這種重金屬的重力猛吸他的骨頭的感覺。“我要睡一下，如果可以的話。”

就算男孩有其他想法，斯科特也聽不到了。沒等孩子回答他就睡著了。

他睡了一會兒，沒有做夢的沉睡，卻像關在一座古堡的地牢。他醒來時，男孩的床是空的，斯科特一陣驚慌。他剛下床一半，浴室的門開了，男孩推著他的吊瓶架出來了。

“我撒尿了。”他說。

一名護士進來給斯科特量血壓。她給男孩帶來一個毛絨玩具，是一隻棕熊，爪子裡抱了一顆紅心。他快樂地叫了一聲拿過來，馬上開始玩了起來。

“小孩子啊。”護士搖著頭說。

斯科特點頭。睡過覺之後，他急於瞭解更多墜機的細節。他問護士他能不能下床。護士點點頭，但告訴他別走遠了。

“我一會兒回來，哥們兒，行嗎？”

男孩點點頭，玩著他的熊。

斯科特在他的病號服外面罩了一件薄棉袍，推著他的吊瓶架經過走廊，來到空無一人的病人休息室。這是一間狹長的房間，有壓縮板做的椅子。斯科特坐在椅子上，在電視上找到一個新聞頻道，調高 音量。

“……飛機是一架ospry，在堪薩斯出廠。機上乘客有戴維·貝特曼，alc新聞頻道的董事長，以及他的家人。現在證實身份的乘客還有本·吉卜林和他的妻子莎拉。吉卜林是懷雅特·哈撒韋公司資深合夥人。這架飛機已經在昨晚十點後掉進紐約鄰近海岸的大西洋裡。”

斯科特盯著鏡頭片段，是直升機拍下的灰色浪湧。海岸警衛隊的小船和伸長脖子看熱鬧的度假水手。儘管他知道殘骸可能已經漂走，他還是忍不住想到自己不久前就在那裡，一個在黑暗中浮動的棄置浮標旁。

“現在有報告出來，”主播說，“本·吉卜林可能正在被財政部海外資產管理辦公室調查，而且即將被指控。但是調查的範圍及原始資料還不明確。隨著事態的發展，將帶來更多關於此事的報道。”

一張本·吉卜林的照片出現在螢幕上，比真人要年輕，頭髮也更多，斯科特記得他的眉毛。他意識到，那架飛機上的每個人，除了他和男孩，現在都只存在於過去時態了。這個念頭讓他脖子上的汗毛豎立，他一度覺得自己可能昏倒。然後有人敲門，斯科特抬起頭，他看到一群穿西裝的男人在走廊裡徘徊。

“伯勒斯先生，”敲門的人說，“我是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的格斯·富蘭克林。”他50歲出頭，是一個白髮的非裔美國人。

斯科特開始起身，這是對社交禮儀的條件反射。

“不，請坐，”格斯說，“你受了很多罪。”

斯科特坐回沙發上，拉攏他腿上的棉袍。

“我看電視上的新聞，”他說，“救援報道，還是叫海上救助？我不確定怎麼說，我覺得我還處在極度震驚的狀態。”

“當然。”格斯環顧著這個小房間，說。

“這間房裡最多待四個人，”他告訴他的同僚，“不然的話，會有一點兒幽閉恐懼。”

他們很快開了個小會。最終商定留六個人，格斯和房間裡的兩個人（一男一女），還有走廊裡的兩個人。格斯坐在斯科特旁邊的沙發上，女的在電視機左邊，她的右邊是一個整潔的鬍鬚男，因為缺少一個更好的詞，就叫他書呆子吧。女的扎著馬尾辮，戴眼鏡，男的留著花八塊錢剪的廉價髮型，穿著傑西潘尼的西裝。門口的兩個人更加嚴肅，衣著講究，軍人髮型。

“我說過，”格斯說，“我是運輸安全委員會的人。萊斯莉是聯邦航空局的，弗蘭克是ospry公司派來的。門口的是聯邦調查局特工奧布萊恩和財政部外資辦的巴里·海克斯。”

“外資辦，”斯科特說，“我剛在電視上看到關於它的報道。”

海克斯沉默地嚼著香口膠。

“如果你覺得狀態可以的話，伯勒斯先生，”格斯說，“我們想問你幾個關於航班的問題，誰在飛機上面，還有墜機之前的情況。”

“假如是墜機，”奧布萊恩說，“不是恐怖行為的話。”

格斯直接無視這句話。

“我知道的是這樣，”他告訴斯科特，“眼下我們沒找到其他倖存者，也沒發現任何屍體。幾片漂浮的殘骸在長島沿岸大約47千米處被發現，我們正在檢驗它們。”

他身體前傾，把手放在膝蓋上。

“你經歷了太多事，如果你想停下的話說出來就好。”

斯科特點點頭。

“有人說，男孩的姨媽和姨夫正從康涅狄格州趕過來，”他說，“你們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到這兒嗎？”

格斯看看奧布萊恩，他走出了房間。

“我們幫你問一下。”格斯說，他從公文包裡掏出一個資料夾，“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確認飛機上有多少人。”

“你們沒有航空日程表嗎？”斯科特問。

“私人飛機會提交飛行計劃，但乘客名冊相當不可靠。”他檢視他的檔案。

“你叫斯科特·伯勒斯，沒錯吧？”

“沒錯。”

“你介意給我你的社會保險號嗎？我們記錄一下。”

斯科特背出號碼。格斯記下來。

“謝了，”他說，“這很有幫助。三州地區裡有十六個斯科特·伯勒斯。我們不太確定正在打交道的是哪個。”

他對斯科特笑了一下。斯科特試圖給出一個支援的回應。

“根據我們能夠拼湊出的情節，”格斯告訴他，“機組人員是一名機長、一名副駕駛員和一位空乘。我念出他們的名字時，你能識別出來嗎？”

斯科特搖搖頭。格斯記下筆記。

“至於乘客方面，”格斯說，“我們知道戴維·貝特曼包下了飛機，他和他的家人—妻子美琪和兩個小孩，瑞秋和jj都在飛機上。”

斯科特想起他登機時，美琪對他的微笑，溫暖而熱情。一個他在集市上閒聊時順路認識的女人，他們互相問候和交談，談話偶爾關於她的孩子，或他的工作。她現在已經葬身大西洋底的事實讓他想吐。

“還有最後，”格斯說，“除了你本人，我們相信本·吉卜林和他的妻子莎拉也在機上。你能確認嗎？”

“是的，”斯科特說，“我上飛機時見到了他們。”

“請描述一下吉卜林先生的樣子。”海克斯特工要求道。

“嗯，他身高大概一米八，頭髮灰白。他有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眉毛。還有他的妻子非常囉唆。”

海克斯看看奧布萊恩，點點頭。

“為了明確一下，”格斯說，“你為什麼在飛機上？”

斯科特看看他們的臉。他們是在爭搶事實的刑警，在填補缺失的資訊。一架飛機墜毀了，是機械故障？是人為失誤？應該怪到誰頭上？責任在誰？

“我是……”斯科特停頓了一下，然後繼續說，“—我幾周前在島上認識了美琪，就是貝特曼夫人。我每天早晨都去農貿市場喝咖啡，吃比亞利麵包卷。有時候她會帶著孩子來，有時候是自己一個人。然後有一天我們開始交談了。”

“你跟她上床了沒有？”奧布萊恩問。

斯科特想了一下這個問題，說：“沒有，這也和這件事不相關。”

“相不相關由我們決定。”奧布萊恩說。

“當然，”斯科特說，“不過或許你可以給我解釋一下，墜機事件中一名乘客的性互動是怎麼和你們的調查相關的。”

格斯飛快地點了三次頭。他們偏題了，浪費的每一秒鐘都讓他們離真相更遠。

“回到正題。”他說。

斯科特充滿敵意地盯著奧布萊恩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後繼續說話。

“週日早上我又撞見美琪了，我告訴她我得去紐約幾天，於是她邀請我和他們一起坐飛機。”

“你為什麼要去紐約？”

“我是個畫家，我一直住在文雅島，正準備去紐約和我的代理人會面，跟幾家畫廊聊聊開畫展的事。我的計劃本來是乘渡輪去本島，但美琪邀請了我坐私人飛機。整件事好像很巧，我差點兒沒去。”

“但你還是去了。”

斯科特點點頭。

“我在最後一秒趕到，幾件事情剛好湊巧了。我趕到的時候他們其實正在關艙門。”

“那個男孩真幸運，你上了飛機。”聯邦航空局的萊斯莉說。

斯科特想了想。幸運嗎？在一場悲劇中活下來有什麼幸運的？

“你覺得吉卜林先生看起來焦慮嗎？”海克斯突然插嘴，顯然不耐煩了。他有自己的調查要做，跟斯科特沒多大關係。

“我們要按順序辦事，”格斯回絕了他，“這件事是我在主導—這是我的調查。”

他轉向斯科特。

“機場的日誌上顯示，飛機在10點06分起飛。”

“聽起來沒錯，”斯科特說，“我當時沒看手機。”

“你可以描述一下起飛嗎？”

“很—平穩。我的意思是，那是我第一次坐私人飛機。”

他看看弗蘭克，ospry的代表。

“很好，”他說，“除了墜機那部分，我是說。”

弗蘭克看起來驚慌失措。

“所以你不記得任何不尋常的事？”格斯問，“任何不平常的聲音或者推撞？”

斯科特回想了一下，事情發生得太快，他還沒扣上安全帶，他們就開始滑行了。莎拉·吉卜林在和他說話，問他工作的事，以及他是怎麼認識美琪的。女孩在玩iphone，聽音樂或者玩遊戲之類的。男孩在睡覺。吉卜林在—他在幹什麼？ “我覺得沒有，”他說，“我記得更多是感覺到它的力量，我猜那就是噴氣式飛機的特點。然後我們就離開地面，開始上升。多數遮光板都開啟了，機艙裡非常明亮，電視裡還播著棒球賽。”

“昨晚波士頓在打比賽。”奧布萊恩說。

“德沃金。”弗蘭克好像很懂的樣子，門口兩個聯邦政府的人 笑了。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斯科特說，“但我還記得音樂，有點兒爵士，可能是辛納屈？”

“有沒有哪個節點，不尋常的事情開始發生？”格斯問。

“嗯，我們掉進海里。”斯科特說。

格斯點頭。

“具體是怎麼發生的？”

“嗯—我是說—很難記清楚，”斯科特告訴他，“飛機突然轉動，傾斜，我—”

“慢慢說。”格斯說。

斯科特回想著。飛機起飛，有人給他遞來一杯酒。這些畫面閃過他的腦海，像宇航員那般眩暈，有嘟嘟響的聲音，金屬發出銳響，方向錯亂的旋轉，就像一段被剪下後隨機拼接的電影底片。人腦的工作是收集世界所有的輸入訊號—視像，聲音，氣味—組成一段連貫的敘事。這就是記憶，是我們為過去精心編造的一個故事。但當那些細節全都粉碎了怎麼辦？就像砸在鐵皮屋頂上的冰雹，隨機發光的螢火蟲。當你的生活無法被轉化成線性敘事時，怎麼辦？ “有撞擊，”他說，“我想，是某種—我想是震盪。”

“像是爆炸？”ospry的男人滿懷希望地問。

“不。我是說，我認為不是。更像是—敲擊，然後—同時飛機就—掉下來了。”

格斯之後想說什麼的，可能是一個後續問題，但沒說。

斯科特在腦海中聽到一聲尖叫，不是出於恐懼，更多是自然而然的呼叫，對意料之外的事情的一種反射性的聲音反應。害怕剛出現時，會發出這種聲音，突然發自肺腑地意識到自己不安全，意識到參與的活動有很大很大的風險。你的身體發出聲音，你立刻冒出一身冷汗，你的括約肌收緊。這一刻之前，你的頭腦一直在以步行速度移動，現在突然全速向前行進，為了逃命。戰或逃，這就是理智失靈，某種原始的、動物性的東西主導的時刻。

伴隨著一陣突然刺痛的確定感，斯科特意識到，那聲尖叫是自己發出的，然後是一片漆黑。他的臉色變白。

格斯傾身過來：“你想停下嗎？”

斯科特吐了口氣：“不用，沒事。”

格斯叫一個助手從販賣機給斯科特買一罐飲料來。他們等待的時候，格斯擺出他彙編出的事實。

“根據我們的雷達訊號，”他說，“飛機在空中飛行了15分鐘41秒，到達高度3657米後急速下降。”

汗順著斯科特的背部滴落。畫面回來了，記憶。

“東西都在—不是在飛，”他說，“到處都是，各種散落的東西。我記得我的揹包，它就像是從地面升空，只是平靜地飄在空中，就像魔術。然後，我伸手去夠的時候，它—它就飛走了，就消失了。我們都在轉，我猜撞到我的頭了。”

“飛機是在空中解體的嗎？”聯邦航空局的萊斯莉問，“還是說，飛行員能夠做著陸的動作，你知道嗎？”

斯科特試圖回想，但只有一個個瞬間。他搖搖頭。

格斯點點頭。

“好了，”他說，“就到這兒吧。”

“等等，”奧布萊恩說，“我還有問題。”

“以後再問，”格斯站起來說，“我想伯勒斯先生現在需要休息。”

其他人也站起身。這次斯科特站了起來，他的腿在顫抖。

格斯伸手說：“睡個好覺。我們進來的時候，看到兩部新聞車停在外面。這會發展成一個故事，你將是故事的中心。”

斯科特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你是什麼意思？”他說。

“我們會盡可能長時間保護你的身份，”格斯告訴他，“你的名字不在乘客名冊上，這是好事。但媒體會男孩是怎麼上岸的，誰救了他，因為那是一個可以報道的故事。你現在是個英雄，伯勒斯先生，試想一下—那意味著什麼。還有，男孩的父親，貝特曼是個大人物，還有吉卜林，你會知道的，形勢非常棘手。”

他伸手過來。斯科特跟他握手。

“我年輕的時候見過不少事，”格斯說，“但這個—”

他搖搖頭。

“你是個太出色的游泳者，伯勒斯先生。”

斯科特感覺很麻木。

格斯把其他特工都帶出房間，“下次再聊。”他說。

他們走後，斯科特站在無人的休息室裡搖擺，他的左臂吊在聚氨酯的繃帶裡，房間充斥著寂靜。他深吸一口氣，然後撥出來。他還活著，他想。昨天這個時間，他在自家屋後的陽臺上吃著午餐，凝視著院子、雞蛋沙拉和冰茶，三條腿的狗躺在草地上舔自己的手肘。他還有電話要打，有衣服要收拾。

現在一切都變了。

他把吊瓶架推到窗邊，向外張望。他看到停車場上有六輛新聞車，衛星板都部署好了，人群正在聚集。這個世界被有線電視鬧哄哄的特別報道打斷過多少次？政治醜聞、瘋狂殺戮、名人的性愛錄影帶，誇誇其談者用完美的牙齒把餘溫尚存的屍體撕開？現在輪到他了。現在他就是報道，是顯微鏡下的蟲子。對斯科特來說，透過鋼化玻璃望去，他們就是兵臨城下的敵軍。他站在自己的塔樓裡，看著他們調集攻城坦克，磨刀霍霍。

最重要的是，他想，男孩可以躲開那些。

一名護士在敲休息室的門，斯科特轉過身。

“好了，”她告訴他，“該休息了。”

斯科特點點頭。他想起昨晚大霧第一次散開，北極星變得清晰可見的時刻。遠遠的一個光點帶來絕對的確定，告訴他們該往哪個方向去。

斯科特站在那裡，研究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再有那種清晰的感覺。他最後看了一眼仍在壯大的烏合之眾，然後轉身，走回自己的房間。

死者名單

戴維·貝特曼，56歲

瑪格麗特·貝特曼，36歲

瑞秋·貝特曼，9歲

吉爾·巴魯克，48歲

本·吉卜林，52歲

莎拉·吉卜林，50歲

詹姆斯·梅洛迪，50歲

艾瑪·萊特納，25歲

查理·佈施，30歲

戴維 · 貝特曼

1959年4月2日—2015年8月23日

做新聞這一行，有趣的正是長期混沌的狀態。一個故事可以從爐渣迸發出火星，快速演變成新聞週期，同時改變速度和方向，變得更加放肆，把路遇的一切通通吞滅。政治失態、校園槍擊、本國和國際的大事危機，這些都是新聞。alc大樓的十層，新聞記者為火勢加油助燃，既是真正的火災，也是隱喻，他們下注，就像窮街陋巷裡的色子游戲。

戴維以前常說，誰能猜到一樁醜聞延續的時長，精確到小時，就能拿到一臺沙拉攪拌機。如果你能在事發之前一字不差地預測到一個政客的道歉詞，康寧漢會把手腕上的手錶摘下來給你。

如果你幸運的話，開始只是一點灌木小火—比如，在一個應召女郎電話的客戶名單上發現了州長的名字—很快就變成滔天大火，在二次回燃的網路平臺爆炸，吞掉廣播電視媒體的所有氧氣。戴維以前常提醒他們，水門事件也就始於簡單的非法入侵。

“說到底，什麼是白水事件6，”他會說，“白水事件不就是二流無名小鎮的土地醜聞嗎？”

他們是21世紀的新聞人，被24小時連環播放囚禁的囚徒。歷史教會他們在每個事實的邊邊角角里挖醜聞。每個人都不乾淨，除了報道詞，沒有什麼是單純的。

2002年，alc新聞頻道由英國的一位億萬富翁投資一億美元創辦，現在擁有15000名員工和盤旋在200萬左右的日收視率。戴維·貝特曼就是它的締造者，它的元勳。在第一線，他們叫他董事長。但實際上他的角色是將軍，就像喬治·s.巴頓一樣，機關槍的火力在他的腿間掃起飛土時，他毫不畏懼地挺立。

戴維年輕的時候，為政治醜聞鬧劇的兩邊都工作過。先是作為政治顧問的角色，力求搶在他的候選人失態或犯錯之前及時搶救。然後，他退出了政治圈，開始打造一個新興的24小時新聞頻道。那是在13年前了。13年的憤慨與啟示，13年嘲弄的字幕和不是你被擊倒，就是我被拖走；4745天的持續訊號；小時的體育、時評和天氣；分鐘充斥著語言、畫面和聲音的放送嘀嗒流逝。完全無休無止的播送量令人生畏，一小時又一小時地延伸到永恆。

拯救他們的是，他們不再是報道事件的奴隸，不再被別人的作為或不作為綁架，這就是戴維在打造這個頻道時擺上檯面的大理念，他的絕殺。多年前和億萬富翁坐在一起吃午餐時，他簡單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所有這些別的頻道，”他說，“他們都是對新聞做出反應，追著新聞跑。我們要製造新聞。”

意思就是，alc不像cnn和msnbc，要有自己的觀點，有動機。當然，還是會有隨機的天災要報道，有名人死亡和性醜聞，但那只是湯湯水水，他們業務的主菜是把當日事件塑造得符合他們頻道想傳達的資訊。

億萬富翁喜歡這個理念—控制新聞，戴維知道他會喜歡。畢竟他是個億萬富翁，億萬富翁之所以能成為億萬富翁，就是因為控制著局面。喝完咖啡，他們握手言定。

“你多快可以上線運營？”他問戴維。

“給我7500萬，我可以讓它在18個月內播出。”

“我給你一個億，6個月上線。”

他們確實做到了。6個月的時間，他們從其他頻道挖主播，設計標誌和創作主題音樂，瘋狂建構了alc的體系。戴維在一檔二流的新聞雜誌節目發現了比爾·康寧漢，他在裡面極盡冷嘲熱諷。比爾是個憤怒的白人，才思即將枯竭。戴維看完了節目的垃圾時間，他能預料到如果這個男人有合適的平臺，會成為什麼樣子—復活節島的一尊神體，一塊試金石。他的一種視角讓戴維覺得剛好體現了他們的品牌。

“腦子不是常春藤名校派發的，”第一次和戴維會面吃早餐時，康寧漢告訴他，“人人生下來都有腦子，我受不了的是這種精英態度。為什麼我們所有人，沒有一個人，聰明到可以管理我們自己的國家。”

“你現在是在咆哮。”戴維告訴他。

“話說回來，你是在哪裡讀的大學？”康寧漢問他，準備來個突襲。

“聖瑪麗園林學院。”

“不會吧。我上的是石溪大學，公立學校。我畢業出來的時候，沒有哪個哈佛或耶魯的渾蛋會跟我打招呼。女人？想也別想。六年前第一次上電視時，我只能睡新澤西的女孩。”

他們在第八大道的一間古巴風的中餐廳，吃著雞蛋，喝著棕漆色的咖啡。康寧漢是個大塊頭，身形高大，喜歡激怒別人。他是那種可以毫不客氣地當著你的面開啟自己的行李箱，然後搬進你家的人。

“你對電視新聞怎麼看？”戴維問他。

“一坨屎，”康寧漢一邊咀嚼一邊說，“假裝不偏不倚的樣子，好像他們不偏不倚，但看看他們都在報道什麼，看看英雄都是什麼人，勞動階層嗎？想也別想。經常上教堂、打兩份工送小孩讀大學的居家男人嗎？笑話。但總統是拿羅德獎學金7的人，所以我猜那是可以的。他們說這叫‘客觀’，我說這叫‘偏袒’，簡單明瞭。”

侍者過來放下賬單，是從口袋大小的便箋簿上撕下的一張條紋複寫紙。戴維仍留著它，裱在他辦公室的牆上，一角被咖啡染色了。就世界而言，比爾·康寧漢是過氣二流的莫瑞·波維奇8，但戴維看到了真相，康寧漢是個明星，不是因為他比你我更優秀，而是因為他就是你我。他是大眾常識發出的憤怒的聲音，瘋癲世界裡的理智人。一旦比爾加入，剩下的拼圖將自動就位。

因為到最後，康寧漢總是對的。電視新聞人那麼努力表現出客觀的樣子，而真相是，他們絕對不會客觀。cnn，abc，cbs，它們像超市賣雜貨一樣賣新聞，人人各取所需。但人們想要的不只是資訊，他們息背後是什麼意思，他們要見解，他們需要有東西反抗，同意還是不同意。戴維的理念是，如果一個觀眾不同意一個電視臺的大多數觀點，他就會換臺。

戴維的想法是把新聞變成同道中人的俱樂部。第一批受眾就是多年來一直鼓吹他這種理念的人。緊隨其後的則是一生都在尋找一個人，能大聲說出他們的心聲的群體。一旦你擁有那兩種人群，好奇的人和猶豫不定的人就會陸續跟來。

這一看似簡單的商業模型重構之後，給行業帶來了徹底的轉變。但對戴維來說，這只是緩解等待壓力的一種方法。因為新聞行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臆想症的工作，焦慮的男男女女把每一次抽搐和咳嗽放大來調查，希望這次是條大魚，然後就是等待和擔心。好吧，戴維沒有興趣等，他也從來不是那種擔憂的人。

他在密歇根長大，是gm汽車車間工人老戴維·貝特曼的兒子，老戴維從不請病假，從沒翹過班。戴維的爸爸曾經數過他在後懸架流水線上超過34年來裝過的車，他數出來的數字是94610。對他來說，那是沒有虛度人生的證明。你拿人錢財，給人幹活，而且你幹好了。老戴維從沒拿過高中文憑，他尊重遇見的每一個人。連每隔幾個月來巡視車間的哈佛管理層也是，他們從迪爾伯恩彎曲的車道上一路駛來，過來拍拍普通人的後背。

戴維是獨子，是他的家族中第一個讀大學的孩子。但是作為擁護父親的表現，他拒絕了哈佛的全額獎學金，讀了密歇根大學，他在那裡發現自己對政治的熱愛。那年，羅納德·里根入主白宮，他親民的舉止和堅定的目光激勵了戴維。戴維在大三時競選班長失敗，他既沒有政治家的外表，也沒有魅力，但他有想法，有策略。他能看到該如何出招，就像看到遠處的廣告牌，他能聽到頭腦裡的聲音。他知道怎麼贏，但是他自己做不了。就在那時戴維·貝特曼意識到，如果他想從政，必須得退居幕後。

在經歷了20年，38場州內和全國選舉之後，戴維·貝特曼贏得了“國王制造者”的名聲。他把自己對政治遊戲的熱愛轉化成高利潤的諮詢業務，他的客戶包括一個有線電影片道，他們僱他幫忙改進選舉報道。

就是他簡歷上這些名目的組合，在2002年5月的一天，引發了一場運動的誕生。

黎明之前戴維就醒了，這是20年的競選遊說之路給他設定的程式。馬蒂經常說，打個噴嚏你就輸了，確實是這樣。政治競選不是選美比賽，競選比的是耐力。收集選票是漫長而且醜陋的流血運動，很少有第一輪出局的情況，通常是看誰在第15輪仍然站著，避閃橡膠腿飛來的重踢，這才是區別良莠的時刻。於是他學會不眠不休，每晚只睡4個小時，在緊要關頭，他可以用20分鐘的睡眠撐過8個小時。

他的臥室裡，床對面的落地窗為第一縷陽光鑲上畫框。他平躺著，望向窗外，樓下的咖啡機正在自動烹煮。他能看到外面羅斯福島電車的高塔。他和美琪的臥室面朝東河，玻璃有未刪節版的《戰爭與和平》那麼厚，將羅斯福快速道路上無休止的轟鳴聲隔絕在外。玻璃是防彈的，洋房裡所有其他的窗戶也一樣。“9·11”事件後，億萬富翁花錢做了這套裝置。

“可不能因為某個肩上扛著火箭筒的聖戰分子計程車司機而失去你。”他告訴戴維。

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美琪和孩子們都去了文雅島，已經去了一個月，留戴維一個人走在浴室的大理石地板上。他能聽到樓下的管家在做早餐。衝完涼後，他在孩子們的房間門口停下，每天早晨他都是這麼做的，凝視著被整理得完美如新的床鋪。瑞秋房間的佈置結合了科學的小玩意兒和對馬的崇拜，jj的房間裡全是汽車。像所有孩子一樣，他們偏愛混亂，而家政人員會有系統地將這種青少年的無序感清除，通常是實時的。現在，戴維看著消過毒的、吸過塵的整潔的房間，發現自己想把東西弄亂，讓他兒子的房間看起來更像孩子的房間，而不是一間童年博物館。於是他走向一個玩具箱，用腳把它踢翻。

這樣好多了，他心想。

他會給女傭留張字條，孩子們出城的時候，她應該維持房間的原樣。如果有必要的話，他會把房間用膠帶攔起來，就像犯罪現場那樣，這樣是為了讓房間感覺更加活潑。

他從廚房給美琪打電話。火爐上的時鐘顯示是早上6點14分。

“我們已經起床一個小時了，”她說，“瑞秋在看書，jj在看把洗碗劑倒進廁所會發生什麼。”

美琪捂住了話筒，聲音含混不清。

“小甜心！”她大叫著，“那可不是明智的選擇！”

紐約這邊，戴維假裝在喝咖啡，管家又給他端來更多咖啡。他的妻子回到電話線上。戴維能聽到她聲音裡的疲憊不堪，她一個人帶孩子太久了。每一年，他都試圖勸她帶上他們家的換工學生瑪麗亞一起上島，但他的妻子總是拒絕。她說，暑假是他們自己的假日，是家庭時間。否則，瑞秋和jj長大了會把保姆叫作“媽咪”，就像他們街區的其他孩子一樣。

“外面霧超級大。”他的妻子說。

“你收到我寄過去的東西了嗎？”他問。

“收到了，”她說，聽起來很高興，“你在哪兒找到的？”

“是吉卜林夫婦找到的。他們認識一個人，這個人周遊世界收集古代的剪枝，18世紀的蘋果，自麥金萊當總統以來沒人見過的桃樹。我們去年夏天在他們家吃了那盤水果沙拉。”

“對哦，”她說，“真好吃。它們—這麼問是不是很傻？—它們貴嗎？這像是你在新聞上聽到的東西，有一輛新車那麼貴吧。”

“一部維斯帕9踏板車吧，也許。”他說。

問價格就是美琪的風格，就好像她仍無法摸清他們的資產淨值，以及它意味著什麼。

“我甚至不知道有丹麥李這種東西。”她說。

“我也不知道。誰知道水果的世界會有這麼多的異域風情？”

她哈哈大笑。他們倆關係好的時候，她就有種輕鬆感，來自活在當下、不記宿怨的謙讓節奏。有時早晨戴維打電話過去，能聽出她夜裡夢到他了。她偶爾會這樣，說話吞吞吐吐，無法直視他的眼睛。之後他會告訴她，在夢裡，他永遠是一個藐視她、拋棄她的惡魔。之後的談話就變得冷淡簡要。

“嗯，我們早上要去種樹，”美琪告訴他，“這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他們又閒聊了十分鐘—他這一天怎麼過，他覺得今晚幾點能出發。他的手機一直在響，爆炸性新聞，日程變動，要處理的危機，別人驚慌的聲音被縮減成穩定的電子嗡鳴聲。與此同時，孩子們在美琪那邊跑進跑出，就像大黃蜂在偵察野餐。他喜歡聽到有他們的背景音，他們的混戰，這是他這一代與他父親那代人的不同之處。戴維想讓他的孩子擁有童年，真正的童年。他努力工作，讓他們可以玩耍。對戴維的父親來說，童年是他兒子無法承受的奢侈品。玩耍被認為是懶散與窮困的入門毒品。爸爸說，生活就是萬福瑪利亞傳球10。你只有一次機會，如果你不是每天訓練—鍛鍊呼吸衝刺和進行草地演習—你就會搞砸。

結果就是，戴維小小年紀就開始承擔起家務。5歲時，他清理垃圾桶。7歲時，他已經在洗全家人的衣服。他們家的規矩是，做完作業和家務之後，才能扔球、騎車，才能從福爵咖啡罐裡倒玩具軍人出來玩。

你不是偶然成人的，他的父親告訴他。這也是戴維的信仰，儘管他的版本更加溫和。在戴維的心裡，對成人的訓練要從十來歲就開始。他推論出，10歲是開始思考成長的年齡，可以接受一些寬鬆的紀律和責任教育，這些東西在你的青少年時期已經灌輸給你，之後把它們鞏固成健康有為生活的規則。在那之前你都是個孩子，所以就要像個孩子。

“爸爸，”瑞秋說，“你會把我的紅球鞋帶來嗎？在我的衣櫥裡。”

他們講話的時候，他走進她的房間拿出球鞋，這樣他就不會忘了。

“我正把它們放進我的包裡。”他告訴她。

“又是我，”美琪說，“我想明年你應該和我們一起來這兒待一整個月。”

“我也想。”他馬上說。每年他們都有一模一樣的對話，每年他都說一樣的話，然後他還是無法做到。

“都怪該死的新聞，”她說，“明天還會有更多。還有，到現在你都沒把他們訓練出來嗎？”

“我答應你，”他說，“明年我會在那裡待久一點兒。”因為比起就現實世界的各種機率事件討價還價，擺出所有的減罪因素，試圖降低她的期望來說，直接說“好”要更容易。

能明天吵的架，絕對不在今天吵，這是他的座右銘。

“騙子。”她說，但聲音裡有笑意。

“我愛你，”他告訴她，“今晚見。”

市內的座駕在樓下等他。安保機構的兩名保鏢乘電梯上來接他，他們輪流睡在一樓的其中一間客房裡。

“早啊，小夥子們。”戴維一邊說，一邊扭頭穿上夾克。

他們一起護送他出門，兩個大塊頭，外套裡面彆著西格紹爾手槍，眼睛掃視著街面，尋找威脅訊號。戴維每天都收到恐嚇信，天知道那些信件都在說些什麼，有時甚至收到人屎包裹。他的理論是，這就是他為自己選擇立場、對政治和戰爭持有意見所付出的代價。

去你的渾蛋和你的神，他們說。

他們威脅他的生命、他的家人的生命，他開始嚴肅對待這些威脅。

坐在市內座駕裡，他想起瑞秋。她失蹤的那三天，綁匪要求不菲的贖金，客廳裡全是fbi的特工和私人保鏢，美琪在後面的臥室裡大哭。她能回來真是奇蹟，他知道這種奇蹟不會發生第二次。所以他們一直在先遣小組持續的監視下生活。安全第一，他告訴孩子們，然後是玩樂，然後才是學習，這是他們之間的笑話。

他坐在車裡穿過城市，走走停停。他的電話每兩秒鐘響一聲。朝鮮又往日本海里試射導彈了；塔拉哈西的一名警察被停車射擊後陷入昏迷；好萊塢小明星發給nfl跑衛的手機裸照剛剛洩露，如果你不加提防的話，會感覺所有這些大事小事就像海嘯壓頂。但戴維對它們不予多想，他理解自己的角色。他是一臺分類機，把新聞按類別和優先度裝箱，向各部門傳達指示。他寫一個詞的回覆，然後按下“傳送”“胡說”“太弱”或“更多”。等車停在第六大道的alc大樓門前時，他已經回覆了33封郵件，接了16通電話，這對星期五來說是相當輕鬆的。

一名保安為他開啟後車門，戴維踏入喧鬧中。外面的空氣和滾燙的餡餅一樣熱，一樣濃稠。他穿著一身青灰色的西裝，白襯衫，打著紅領帶。有的早晨，他喜歡在最後一秒鐘轉身繞過前門，漫步走開，去吃第二頓早餐，這讓負責安保的人隨時保持警覺。但今天，如果他想在三點前趕到機場的話，就得把事情全部做完。

戴維的辦公室在58樓。他快步走出電梯，眼睛盯著自己辦公室的地板。他走路的時候，人們紛紛讓道。他們迅速躲進自己的小隔間，或者轉身逃走。與其說是畏懼他本人，不如說是因為他的職位，又或許是因為他的西裝。戴維心想，自己周圍的面孔似乎日趨年輕，環節制片人和行政總監是下巴留著小鬍子、喝手工咖啡的網蟲，他們自命不凡地以為自己就是未來。這個行業的每一個人都在留下身後名。有些是理論家，有些是投機分子，但他們在那裡，都是因為alc是全國最好的有線新聞頻道，而戴維·貝特曼就是這一切的緣由。

他的秘書莉迪亞·考克斯已經坐在桌邊。她從1995年開始跟著戴維，她已59歲，從未結過婚，也從沒養過貓。莉迪亞很瘦，她留短髮，身上有某種老派布魯克林的放肆，但早就被懷有敵意的上流人士漂洋過海，把她驅逐出了這一區，就像曾經繁榮的印第安部落。

“塞勒斯十分鐘之內會打給你。”她提醒他第一件事。

戴維沒有放慢腳步。他走向自己的辦公桌，脫下夾克掛在椅背上。莉迪亞已經把他的日程表放在桌子上了。他拿起來，皺起眉頭，這一天以塞勒斯—越發不受歡迎的洛杉磯總編—開始，就像用結腸鏡開始這一天。

“還沒有人捅死這傢伙嗎？”他說。

“沒有，”莉迪亞一邊說，一邊跟著他進來，“但去年，你確實用他的名字買了一塊墓地，並拍照作為聖誕禮物送給他了。”

戴維笑了。就他而言，生活中那樣的時刻不夠多。

“推到週一。”他告訴她。

“他已經打來兩次了。你敢讓他推掉這件事試試，這是他的要點。”

“太晚了。”

戴維的桌上有一杯熱咖啡。他指向它。

“給我的？”

“不是，”她搖著頭說，“是教皇的。”

比爾·康寧漢出現在莉迪亞身後的門口。他穿著牛仔褲和t恤，掛著他標誌性的揹帶。

“嘿，”他說，“有時間嗎？”

莉迪亞轉身要走。比爾靠邊讓她過去時，戴維注意到克里斯塔·布魯爾在他身後徘徊，克里斯塔的表情顯得有些擔憂。

“當然，”戴維說，“怎麼了？”

他們進來，比爾關上他們身後的門。這不是他通常會做的事。康寧漢是個表演藝術家，他的整個獨特風格都以痛罵幕後秘密會議為基礎。換句話說，他從不私底下做任何事，他更喜歡每週衝進戴維的辦公室兩次，對他大吼大叫，吼什麼無關緊要，這是對實力的炫耀，就像軍事演習一樣。所以關門說明事關重大。

“比爾，”戴維說，“你剛才關門了嗎？”

他看著克里斯塔，比爾的執行製作人。她似乎有點兒面色發青。比爾一屁股坐到沙發上，他的臂展有翼龍那麼長，他的坐姿和往常一樣，膝蓋大張著。

“首先，”他說，“沒有你想得那麼糟。”

“不，”克里斯塔說，“更糟。”

“兩天的胡說八道，”比爾說，“或許會有律師介入，或許。”

戴維站起來，看向窗外。他發現對付一個像比爾這樣愛出風頭的人的最好辦法，就是不看他。

“誰的律師？”他問，“你的還是我的？”

“該死的，比爾，”克里斯塔開始衝比爾開火，“這條規矩不容違反，不要在教堂裡吐痰。這是法律，很可能是好幾條法律。”

戴維看著第五大道上車來車往。

“我三點鐘要去機場，”他說，“你們覺得到那時我們能講到重點嗎？還是我們得打電話解決這件事？”

他轉身看著他們。克里斯塔挑釁地雙手抱胸，用肢體語言示意比爾自己說。傳達壞訊息的信使會被殺死，克里斯塔可不會因為比爾的愚蠢錯誤丟掉自己的工作。與此同時，比爾的臉上掛著憤怒的微笑，就像一個開完槍的警察，站在聽證席上發誓開槍有理。

“克里斯塔。”戴維說。

“他竊聽了別人的電話。”她說。

話語懸在那裡，這是個危機點，但還不是醞釀充分的危機。

“別人？”戴維謹慎地重複了一遍，這個詞讓他舌尖發苦。

克里斯塔看著比爾。

“比爾有個手下。”她說。

“納摩，”比爾說，“你記得納摩吧，前海豹突擊隊員，前五角大樓情報員。”

戴維搖搖頭。過去幾年裡，比爾開始在身邊聚集一群戈登·裡迪11那樣的怪人。

“你當然記得，”比爾說。“好吧，有一晚我們在喝酒，大概是一年前。我們聊起馬思凱·維茨，你記得那個國會議員吧？喜歡聞黑人女孩腳的那個。納摩大笑著說，我們要是錄下那些電話有多棒。黃金節目啊，對吧？一個猶太議員對某個黑妞說，他好想聞她的腳。於是我說，對，那會很好。不管了，反正我們點了更多77高杯酒，然後納摩說，你知道……”

比爾停下來，營造戲劇效果。他就是忍不住，這是他的表演天性。

“……你知道……這並不難的。他可是納摩。實際上他說，這就是小事一樁。因為每樣東西都得經過一個伺服器，每個人都有郵件、手機，他們有語音信箱的密碼和手機簡訊的使用者名稱，那種垃圾很容易搞到，是能破解的。你只要知道一個人的手機號碼，就能克隆他們的電話，所以他們每次接電話……”

“別說了。”戴維說，感覺一股潮熱從他的肛門爬上他的脊樑。

“隨便啦，”比爾說，“就是兩個傢伙深夜一點在酒吧裡聊的東西，都是吹牛。但之後他說，挑個名字，你想聽誰的電話。於是我說，凱勒曼—你知道，就是cnn的那個人。他說沒問題。”

戴維發現自己坐在椅子裡，儘管他不記得什麼時候坐下的。克里斯塔在看著他，像是在說，還有更糟的。

“比爾，”戴維說，一邊搖著頭舉起手來，“住嘴。我不能聽這些，你該去跟律師說。”

“我就是那麼跟他說的。”克里斯塔說。

比爾揮手不理他們，就好像他們是伊斯蘭堡集市上的一對巴基斯坦孤兒。

“我什麼也沒幹，”比爾說，“就挑了個名字。誰會在乎啊？我們就是酒吧裡的兩個醉鬼。於是我就回家了，忘了整件事情。一個星期後，納摩來我的辦公室，他說要給我看個東西。於是我們進了我的辦公室，他取出一張極碟驅動器，放進我的電腦。所有的音訊檔案都在裡面。凱勒曼，對吧？跟他母親的聊天，和乾洗工的對話。但還有跟他的製作人的談話，於是我就想怎麼從一個故事裡剪掉點兒東西，讓它稍微偏離事實一點兒。”

戴維感到一剎那的眩暈。

“所以你才能……”他說。

“正是。我們找到了原始版本的鏡頭，然後播放出來。你很愛那種故事的。”

戴維又站起來了，拳頭緊握。

“我以為那是新聞工作，”他說，“不是……”

比爾大笑，搖著頭，驚歎於自己的創造力：“我得給你放這些錄音聽，太經典了。”

戴維繞過桌子。

“別說了。”

“你要去哪兒？”比爾問。

“別對任何人說一個字，”戴維告訴他，“你們兩個都是。”然後走出了他的辦公室。

莉迪亞在她的座位上。

“塞勒斯在二號線。”她說。

戴維沒有停下，也沒有轉身。他走過成排的小隔間，汗順著他的肋部滴下。這件事能讓他們全部完蛋，他的直覺知道，甚至不用聽完剩下的故事。

“讓開！”他對著一群穿短袖襯衫的小平頭大吼，他們像兔子一樣四散。

戴維的腦子飛轉，他來到電梯間，按下按鈕，然後根本沒等，就踢開了樓梯間的門，走下一層樓。他大踏步地走在過道上，像個端著衝鋒槍的殺人狂，在會議室裡找到了裡柏林，他正和其他16個律師坐在一起。

“全部人，”戴維說，“出去。”

這些有法律學位的無名西裝男倉促離開，門打在最後一個人的腳踝上。唐·裡柏林臉上有種茫然的表情，他是他們公司內部的法律顧問，五十來歲，做普拉提練就的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老天，貝特曼。”他說。

戴維在踱步。

“康寧漢……”他一時半會兒只能說出這句話。

裡柏林說：“那個老色鬼又幹什麼了？”

“我只聽了一點兒，”戴維說，“就打斷了他，再說下去我會變成事後從犯。”

裡柏林皺起眉頭。

“別告訴我哪個酒店房間裡有個死掉的妓女。”

“我也希望如此，”戴維說，“跟這件事比起來，死掉的妓女太容易解決了。”

他抬起頭來，看到一架飛機在帝國大廈的高空飛過。有那麼一個片刻，他有種無法抗拒的衝動，他希望自己在那架飛機上，正在去把什麼地方，任何地方。他一屁股坐到一把皮椅上，用手捋頭髮。

“那個渾球竊聽了凱勒曼的電話，很可能還有別人。我感覺他準備開始列出受害者的名單了，像個連環殺手一樣，於是我離開了。”

裡柏林理平自己的領帶：“你說竊聽電話……”

“他手下有個人，某個情報顧問，說他能讓比爾接觸到任何人的郵件或電話。”

“老天。”

戴維向後倒回椅子裡，看著天花板。

“你得去跟他談談。”

裡柏林點頭。

“他需要有自己的律師，”他說，“我想他用的是弗蘭肯。我會打電話過去。”

戴維用指頭敲桌面，他感覺一下子蒼老了許多。

“我的意思是，萬一是國會議員或者參議員的話怎麼辦？”他問，“我的天！他秘密監視競爭對手就夠糟的了。”

裡柏林想了一下。戴維閉上眼睛，想象瑞秋和jj在後院挖洞，把古代的蘋果樹種進去。他應該請一個月假的，現在應該和他們待在那裡，腳穿人字拖，手拿一杯血腥瑪麗，在每次他兒子說“怎麼啦？小蠢貨”時哈哈大笑。

“這件事會拖垮我們嗎？”他問，仍閉著眼睛。

裡柏林跟他的上司打馬虎眼，“會拖垮他，那是肯定的。”

“但會傷及我們？”

“毫無疑問，”裡柏林說，“像這種事情，可能有國會聽證會。fbi最少會跟上你兩年，他們會說要吊銷我們的廣播執照。”

戴維思考了這件事：“我要辭職嗎？”

“為什麼？你什麼也不知道，不是嗎？”

“不是這樣的。像這種事情，就算我不知道，我也應該知道。”

他搖搖頭：“該死的比爾。”

但這不是比爾的錯，戴維心想。比爾是戴維獻給世界的禮物，人們把這個憤怒的白人邀請進客廳，對這個世界大放厥詞，責罵這個體系，它剝奪了我們覺得自己應得的一切—加稅的政客。比爾·康寧漢，直腸子先生的脫口秀，神聖公正先生，他坐在我們的客廳裡，分擔我們的痛苦。他告訴我們想聽的話，即我們之所以在生活中節節潰敗，不是因為我們是失敗者，而是因為有人把手伸進我們的口袋、我們的公司、我們的國家，拿走屬於我們的正當的東西。

比爾·康寧漢就是alc新聞頻道之聲，而他發瘋了。他是叢林裡的庫爾茨12，戴維應該意識到，早該把他撤回來，但收視率太好了，而且比爾向敵人發射的炮彈都直接命中。他們做的是最好的頻道，那意味著一切。比爾是一代名角嗎？絕對是。但名角可以應付，狂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得打給羅傑。”他說，他指的是億萬富翁。羅傑是他的老闆，大老闆。

“對他說什麼？”裡柏林說。

“說有這麼一回事。已經發生了，他應該做好準備。你得找到比爾，把他拖到一間房間裡，用裝滿橙子的襪子揍他。把弗蘭肯叫來，找到真相，然後保護我們。”

“他今晚上節目嗎？”

戴維想了想這件事：“不行，他病了，他得了流感。”

“他不會樂意的。”

“告訴他，另一個選擇就是他去蹲監獄，不然我們打碎他的膝蓋骨。打給漢考克，說我們今天早晨就貼出通知，說比爾病了。週一我們播一期《一週精選》，我不想再讓這個傢伙出現在我的頻道上。”

“他不會悄悄離開的。”

“對，”戴維說，“他不會的。”

醫院 夜裡斯科特做夢的時候，他夢到貪婪的鯊魚，肌肉光潔，他醒來時感到口乾舌燥。醫院是一個生態系統，充盈著嗶嗶聲與嗡鳴聲。外面，太陽剛剛升起。他向男孩望去，他仍然在睡覺。電視開著，音量很小，白噪音縈繞著他們的睡眠。電視螢幕被分成五格，字幕跑馬燈一般從底部逶迤穿過，而螢幕上，搜救倖存者的行動仍在繼續。看起來海軍部為了尋找水底殘骸，找回死者的屍體，已經用上了潛水員和深海潛水器。斯科特看著穿黑色潛水溼衣的人從一艘海岸警衛隊快艇的甲板上一個邁步，然後就消失在海里。

“他們把這叫作‘意外’，”比爾·康寧漢在螢幕上最大的格子裡說話，一個髮型引人注目的高個子，在用拇指彈著他的褲子揹帶，“但你我都知道—世間無意外。飛機不會憑空掉下來，同理，我們的總統任命那個廢物羅德里格斯當法官時，也沒有忘記國會正在放假。”

康寧漢眼圈發黑，領帶歪斜。他現在已經連續直播九小時了，為他死去的領導發表長篇馬拉松悼詞。

“我認識的戴維·貝特曼，”他說，“我的老闆，我的朋友—不會死於機械故障或飛行員的人為錯誤。他是一位復仇天使，一個美國英雄。這名記者相信，我們現在談論的這件事不亞於一起恐怖主義行為，如果不是外國僑民乾的，那就是自由媒體的某些元素導致的。飛機不會平白無故地墜毀，大家聽著，這是蓄謀破壞。可能是高速快艇上發射來的肩扛式火箭，可能是聖戰分子穿了自殺式背心登上了飛機，可能是機組成員中的一個人引發了意外。我的朋友們，這是自由的敵人發起的謀殺啊。9人死亡，包括一個9歲的女孩，一個人生中已經遭遇過悲劇的9歲女孩，一個出生時我曾把她抱在懷裡、給她換過尿布的女孩。我們應該給戰鬥機加滿燃料，海豹突擊隊應該從高空飛機上跳下來，從潛水艇裡衝上來。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死了，他是西方的自由之父，我們會一直追查到底。”

斯科特調低音量。男孩動了一下，但沒有醒。睡夢中，他還不是個孤兒。睡夢中，他的父母還活著，他的姐姐也活著，他們親他的臉頰，撓他的癢癢。睡夢中的時間還是上週，他跑過沙灘，手裡抓著一隻扭曲的綠螃蟹的鉗子。他在用一根吸管喝橘子汽水，吃著扭扭薯條。他棕色的頭髮被陽光曬得褪了色，雀斑散在臉龐上。等他醒來時會有那麼一刻，所有的夢境都是真的，他夢中承受的愛還足以牽制住真相，但之後這一刻會結束。男孩會看到斯科特的臉，然後護士也會進來，於是他又是一個孤兒了。這次是永遠。

斯科特轉身看向窗外。他們今天應該出院了，斯科特和男孩都是，將要被逐出醫院生活。他們將做迴圈往復的揚聲器，每半小時一次的血壓檢查，量體溫，送飯。男孩的姨媽和姨夫昨晚到了，眼圈通紅，顯得非常陰鬱。男孩的姨媽是美琪的妹妹埃莉諾，她現在正睡在男孩床邊的硬背椅上。埃莉諾30歲出頭，很漂亮，是來自州北部哈得孫河畔克羅頓村的按摩理療師。她的丈夫，也就是男孩的姨夫，是個作家，他對目光接觸反應怪異，是那種在夏天留鬍子的笨蛋。斯科特對他的感覺不好。

墜機已經過去了32個小時，短得像一次心跳，卻感覺有一輩子那麼長。斯科特還沒洗過澡，他的面板還留著海水的鹹澀，他的左臂還吊著。他沒有身份證明，連條褲子都沒有。然而，拋開這些不考慮，他仍想著按計劃進城，行程上有人要見，有職業人脈要去建立，他的朋友馬格努斯已經提出開車來蒙托克接他。斯科特躺在那裡，心想能見到他真好，他有一張友善的臉。他們其實並不親密，他和馬格努斯之間不像兄弟，更像酒肉朋友，但馬格努斯有處事不驚的優點，而且隨時處於樂觀狀態，所以昨晚斯科特才想到打電話給他。他需要避免和會哭的人談話，這一點至關重要。要保持輕鬆，那才是他的目標。事實上，他跟馬格努斯講完發生了什麼事之後—這個人沒有電視機，馬格努斯只說了一句“真詭異”，就提議他們去喝啤酒了。

回過頭來，他看到男孩醒了，眼睛都不眨一下地盯著他。

“嘿，哥們兒。”斯科特悄悄地說，他不想吵醒姨媽，“你睡得好嗎？”

男孩點點頭。

“想讓我放動畫片嗎？”

男孩再次點點頭。斯科特找到遙控器，換到有動畫片的頻道。

“《海綿寶寶》怎麼樣？”斯科特問。

男孩又點點頭。從昨天下午開始，他就沒說過一個字。他們剛上岸的頭幾個小時，還能讓他說出幾個字，他感覺怎麼樣啊，需不需要什麼啊。但之後，就像一個傷口腫脹閉合，他停止了說話。現在他已經徹底沉默。

斯科特在桌上發現一盒落了灰的橡膠檢查手套。男孩看著他抽出了一隻。

“呃—哦。”他說，然後輕輕地假裝要打一個大噴嚏，隨著“阿嚏”的一聲，手套從他的左鼻孔掉出來。男孩笑了。

姨媽醒了，伸了個懶腰。她是個美麗的女人，但卻留著傻傻的劉海兒，就像一個開昂貴好車的人為了彌補罪惡感，從不洗車一樣。斯科特一直在觀察她的臉，直到她完全恢復清醒，同時意識到自己在哪裡，又發生了什麼。有那麼一刻，他看見她差點兒因為重壓而崩潰，然後她看到男孩，擠出一個微笑。

“嘿。”她說，把他的頭髮從臉上拂開。

她抬頭看到電視，然後看到斯科特。

“早。”他說。

她把自己臉上的頭髮撥開，檢查自己是不是衣衫得體。

“對不起，”她說，“我猜我睡著了。”

這感覺不像需要回答的話，於是斯科特只是點頭。埃莉諾環視四周，“你看到……道格了嗎？我的丈夫？”

“我想他去買咖啡了。”斯科特告訴她。

“好的，”她看似釋然地說，“那很好。”

“你們兩個結婚很久了嗎？”斯科特問她。

“沒有。只有，嗯，71天。”

“多久不重要。”斯科特說。

埃莉諾臉紅了。

“他是個貼心的人，”她說，“我想他現在只是有點兒不堪重負。”

斯科特瞥了一眼男孩，他已經不看電視了，在研究斯科特和他的姨媽。考慮到他們剛經歷的事情，道格怎麼就不堪重負了，這讓人迷惑。

“男孩的父親有家人嗎？”斯科特問，“你的姐夫家？”

“戴維？”她說，“沒有。我的意思是，他的父母都去世了。他呢，我猜他是獨生子。”

“你的父母呢？”

“我的媽媽還在，她住在波特蘭。我想她今天會飛過來。”

斯科特點頭。

“你們倆住在伍德斯托克嗎？”

“克羅頓村，”她說，“離城市有40分鐘的車程。”

斯科特想象了一下那幅畫面，茂密幽谷裡有一棟小房子，走廊上有安樂椅，應該對男孩有好處。但也可能是災難性的，與世隔絕的森林，陰森森的酗酒作家，就像冬天深山裡的傑克·尼克爾森13。

“他去過那裡嗎？”斯科特衝著男孩的方向點頭問道。

她抿起嘴唇：“不好意思，但為什麼你要問我這些問題？”

“嗯，”斯科特說，“我猜我只是好奇他會怎麼樣。我也投入了心血，可以這麼說。”

埃莉諾點點頭。她看起來很害怕，不是怕斯科特，而是懼怕生活，她也不知道她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會沒事的，”她摸摸男孩的頭說，“對吧？”

他沒有回答，他的目光集中在斯科特的身上。眼神中有種質疑，有種懇求。斯科特先眨眼了，然後轉身眺望窗外。道格進來，他端著一杯咖啡，身穿一件伐木工人的格紋襯衫，外罩的開衫扣錯了釦子。埃莉諾看到他就安心了。

“是買給我的嗎？”她伸出手指問。

道格看起來有片刻的糊塗，然後他意識到，她指的是咖啡。

“當然。”他說，把咖啡遞給她。斯科特能從她握杯子的方式看出，裡面幾乎已經空了。他看出她有些悲傷。道格繞過男孩的床，站到妻子附近。斯科特能聞到他身上的酒味。

“病人怎麼樣？”道格問。

“他還不錯，”埃莉諾說，“睡了一覺。”

斯科特檢視著道格的背部，好奇男孩將從他的父母那裡繼承多少錢。500萬？5000萬？他的父親經營一個“電視帝國”，乘坐私人飛機，有大筆的財富、房產。道格抽著鼻子，用兩隻手拎高褲子，他從口袋裡掏出一輛玩具小汽車，上面還貼著價格標籤。

“拿去吧，狙擊手，”他說，“給你買了這個。”

海里有很多鯊魚，斯科特想，看著男孩接過汽車。

格拉曼醫生進來了，他的眼鏡架在鼻樑上。他的實驗室外套口袋裡露出一根明黃色的香蕉。

“準備好回家了嗎？”他問。

他們換上衣服。醫院給了斯科特一條藍色的手術褲穿，他用一隻手套上褲子，護士幫他把脆弱的左臂塞進袖子裡時，他疼得一陣抽搐。等他從洗手間出來時，男孩已經著裝整齊，坐在一輛輪椅上。

“我給你一個兒童精神科醫生的聯絡方式，”醫生在男孩聽不到的地方告訴埃莉諾，“他專攻創傷後的病例。”

“我們其實不住在城裡。”道格說。

埃莉諾用表情示意他安靜。

“謝謝。”她從醫生手上接過名片，說，“我今天下午打過去。”

斯科特徑直走向男孩，跪在他面前的地板上。“你要好好的。”他說。

男孩搖著頭，淚光閃爍。

“我會來看你的，”斯科特告訴他，“我會把我的電話號碼給你姨媽。這樣你就能打給我了，好嗎？”

男孩不願意看他。

斯科特的手在他的小胳膊上按了一會兒，不確定接下來該怎麼做。他從來沒有過小孩，也沒當過叔叔、伯伯或教父。他甚至不確定他們說的是同一門語言。過了一會兒，斯科特直起身來，遞給埃莉諾一張紙，上面有他的電話號碼。

“當然，你隨時可以打來，”他說，“雖然我也不知道能幫上什麼忙。但如果他想說說話，或者你……”

道格從他妻子的手上拿過留有號碼的紙，他把它迭起來，塞進自己的後兜裡。

“聽起來不錯啊，老兄。”他說。

斯科特站著，盯著埃莉諾看了一分鐘，然後是男孩，最後看看道格。他感覺這是一個重大時刻，就像在生命中某個關鍵的節點上，他應該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但不知道是什麼，直到後來才恍然大悟。後來，當時該說的話會明若觀火，但現在只有一種煩躁的感覺，下巴緊鎖，還有輕微的噁心。

“好了。”最後他說，走向大門，想著就這麼離開吧。這是最好的做法了，讓男孩和家人待在一起。但之後走進過道時，他感覺兩隻小胳膊抓住了他的腿，他轉身看到男孩緊緊地抱著他。

過道里全是人，有病人和訪客，醫生和護士。斯科特把一隻手放在男孩的頭上，然後彎下腰去抱起他。男孩雙手摟著他的脖子，抱得太用力了，讓斯科特幾乎不能呼吸。斯科特眨了眨眼睛擠掉了淚水。

“別忘了，”他告訴男孩，“你是我的英雄。”

他等男孩自己鬆開手，然後把他放回輪椅上。斯科特能感覺到埃莉諾和道格在看著他，但他只關注男孩。

“永不放棄。”他告訴他。

然後斯科特轉身，走出過道。

早些年，當斯科特埋頭作畫時，他感覺自己像在水底，同樣也是兩個耳朵裡有壓力，同樣是無聲的沉默，顏色更加鮮明，光線盪漾折射。他在26歲時參加第一場群展，30歲時舉辦第一場個展，他七拼八湊出來的每一毛錢都用在了畫布和塗料上。在中間某個時候，他不再游泳，因為有畫廊要去攻佔，有女人等著跟他上床，他是個子高大、綠眸的調情者，笑容極富感染力。這意味著總有女孩為他買早餐，或者為他提供棲身之所，至少是幾晚的時間。在當時，這幾乎可以說明一個事實：他的作品不錯，但不算很好。看著他的畫，你能看出他有潛力，有獨特的聲音，但就是缺了點兒什麼。許多年過去了，大規模的個展和高調的博物館收購再也沒發生過，德國雙年展、天才獎金、出國作畫和教學的邀請函都沒了。他轉眼就30歲、35歲了。一天夜裡，他參加了那一週的第三場畫廊開幕式，為一個比他年輕五歲的藝術家慶祝。幾杯雞尾酒下肚後，斯科特突然明白一點，他永遠不會像自己以為的那樣一夜成名，變成一個肆無忌憚的人，或一個鬧市巨星。藝術前途帶來的醉人興奮已經變得難以捉摸，變得可怕。他是個小藝術家，他一輩子只能這樣了。派對依舊很棒，女人依舊美豔，但斯科特感覺自己變得醜陋，隨著青春的漂泊被中年的自我折磨取代，他的風流韻事變得快速而骯髒。

之後斯科特開始獨自一人在工作室裡，連續盯著畫布看上幾個小時，等待影象出現。

結果什麼都沒出現。

一天醒來，他發現自己已經是個40歲的男人，20年的花天酒地讓他腰圍陡增，面容滄桑。他訂過一次婚，然後解除了婚約；曾經戒過酒，再次失足。他也曾經年輕無限，然後不知何故，他的人生就變成了一場定局。“幾近成名”，甚至都不是“明日黃花”。有時候，斯科特彷彿能看到他的訃告。斯科特·伯勒斯，一個多才、瀟灑的萬人迷，從未信守過承諾，早就從風趣神秘步入了粗鄙淒涼的行列。但他是在開誰的玩笑？連訃告都是個白日夢。他只是個無名小卒，他的死不會證明任何事。

然後，他參加了一個為期一週的派對，那是一位比他成功太多的畫家在漢普頓宅邸裡舉辦的，派對結束後，斯科特發現自己臉朝下趴在客廳的地板上，那時他已46歲。天即將放亮，他搖搖晃晃地站起來，走到外面的露臺上。他的頭突突直跳，嘴裡有輻射輪胎的味道。他在突然耀眼的日光中眯起眼睛，抬起手來擋臉。關於他這個人的真相，他的失敗，像悸動的頭痛一樣殺了回來。然後，隨著眼睛適應了光線，他放下手，發現自己正盯著那位著名藝術家的泳池。

一個小時後，藝術家和他的女朋友發現斯科特在池子裡面，赤裸裸地遊了一圈又一圈。他的胸膛燥熱，肌肉疼痛。他們喊他上來跟他們喝酒，但斯科特擺手拒絕。他感覺自己重新活過來了！他一進水，就好像重回18歲，剛在全國錦標賽中贏得金牌。重回16歲，他做出完美的水下轉身。重回12歲，在黎明前起床，縱身跳進藍色泳池。

他一圈圈地游回時間的長河，一直回到6歲，他眼看著傑克·拉蘭內拖著一艘千斤大船遊過舊金山海灣，直到那種感覺回來—一個男孩的深信不疑：

一切皆有可能。

所有都能得到。

你只需足夠渴望。

原來斯科特還沒變老，他的人生還沒有結束，他只是放棄了。

30分鐘後，他爬出泳池，不等擦乾身體就穿上了衣服，回到城裡。接下來的六個月，他每天遊五公里，扔掉酒瓶和香菸，戒掉紅肉和甜食。他買來一張張畫布，用孕育希望的白色底漆塗滿每一寸表面。他好像是個訓練備戰的拳擊手，為演奏會練習的大提琴手，他的身體就是他的樂器，像強尼·卡什14的吉他一樣磨損，分裂而生澀，但他要把它變成一把斯特拉迪瓦里琴15。

他是個災難倖存者，因為他逃過了他自己的人生災難，所以那就是他的繪畫主題。那年夏天，他在瑪莎文雅島租了一棟小房子隱居起來，在這裡，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工作。只不過他現在認識到，工作都作用在自己身上，他無法脫離自己的作品。如果他你是個糞坑，他只能產出大糞。

他有一隻三條腿的狗，他為它煮義大利麵和肉丸。他每天的生活都一成不變：在海洋裡游泳，去農貿市場喝咖啡，吃點心，在工作室裡持續工作數個小時，滿腦子都是筆觸與顏料，線條與色彩。他看著自己完成的作品，激動得想昭告天下。他成功地躍進了一大步，明白這件事後，他變得異常恐懼。作品成了他的秘密，一個藏在岩石地底的寶箱。

最近，他才從藏身之處出來，先是參加島上的幾場宴會，之後允許蘇活區的一家畫廊把一幅新作放在他們九十年代的回顧展上。那幅畫作獲得了大量關注，被一位重要的收藏家買下。斯科特的電話開始起來，幾個更大牌的畫廊代表過來參觀了工作室。事情開始有推進，他致力於工作的目標，他對人生的追求即將實現。他只需抓住這個救生圈。

於是他登上飛機。

醫院外面停了十幾輛新聞車，各個攝製組集合等待。警方的路障已經架了起來，六個穿制服的警員在維持秩序。斯科特躲在醫院大堂的一盆榕樹背後檢視現場，馬格努斯在這裡找到了他。

“老天爺，老兄，”他說，“你做事情真是計劃周全啊，不是嗎？”

他們熊抱了一下。馬格努斯是個業餘畫家，全職小白臉，聲音裡只殘存了一絲愛爾蘭口音。

“謝謝你幫這個忙。”斯科特告訴他。

“沒多大事兒，老哥。”

馬格努斯把斯科特從上到下打量了一遍，“你看起來糟透了。”

“我感覺糟透了。”斯科特說。

馬格努斯舉起一個揹包。“我帶來幾件汗衫，”他說，“一件迷人的罩袍和幾條內褲。你想換衣服嗎？”

斯科特眺望馬格努斯的身後，外面的人群越聚越多。他們是來看他的，來一睹這個揹著四歲男孩在午夜的大西洋裡遊了八小時的男人，拍一些他的話語片段。他閉上眼睛，想象自己一旦穿好衣服，踏出那些門會發生什麼事，閃光燈和提問的問題，他自己的臉將會出現在電視上。他好像聞到血腥味的狂亂，即將上演一出馬戲。

世間無意外，他想。

斯科特的左邊是一條長廊，門上寫著“更衣室”。

“我有個更好的主意，”斯科特說，“但需要你違反法律。”

馬格努斯微笑。

“只違反一條法律？”

十分鐘後，斯科特和馬格努斯走出一扇側門。他們現在都套著手術褲，身穿白色實驗服，是長時間輪班結束準備回家的兩名醫生。斯科特把馬格努斯的手機貼在耳邊，對著撥號音假裝講話。這個計策很成功。他們來到馬格努斯的車旁，一輛曾經輝煌過的薩博汽車，頂棚面料已經被太陽曬得褪色。斯科特坐在車裡，重新固定好左肩的繃帶。

“跟你說一聲，”馬格努斯告訴他，“以後我們一定要穿這身衣服去酒吧。女士們都愛男醫生。”

他們駛過媒體行列時，斯科特用手機掩護自己的臉。他想起男孩來，他小小的身體縮在輪椅裡，從今以後就是一個孤兒。斯科特堅信他的姨媽會愛他，堅信他從父母那裡繼承的財富能把他和任何行將就木的東西隔離開來。但那樣就夠了嗎？男孩能正常長大嗎？還是會因為遭遇的事情，永遠破碎？ 我應該要來姨媽的電話號碼的，斯科特心想。雖然這麼想著，但他又不知道自己要電話來做什麼。斯科特沒有權力闖入他們的生活。就算他闖進去了，他又能貢獻什麼？男孩只有4歲，斯科特是個年近50的單身男人，一個聲名狼藉的登徒子，剛剛戒酒的酒鬼，一個從來不能保持一段長久關係的掙扎的藝術家。他當不了別人的榜樣、別人的英雄。

他們走長島快速道路進城。斯科特搖下車窗，感受吹在臉上的風。他眯眼看著太陽，已經可以說服一半的自己，過去36個小時的事只是一場夢，沒有私人飛機，沒有墜機，沒有史詩般的游泳和痛心的住院經歷。只要用合適的雞尾酒配上事業勝利，他能把那件事擦除。但即使這麼想著，斯科特也知道那是屁話。他遭遇的創傷現在成了dna的一部分。他是打了一場硬仗計程車兵，即使在50年後的臨終之時，也免不了回溯到這一段。

馬格努斯住在長島，他家是一家備受譴責的鞋廠改造成的老房子。墜機之前，斯科特的計劃是在這裡住上幾天，然後搭車進城。但現在，馬格努斯一邊變道，一邊告訴斯科特計劃有變。

“我得到了嚴格的指示，”他說，“要把你帶到西村，你的地位上升了。”

“誰的嚴格指示？”斯科特

“一個新朋友，”馬格努斯說，“我現在只能說這麼多。”

“停車。”斯科特用嚴厲的聲音告訴他。

馬格努斯對斯科特揚了兩次眉毛，滿面笑容。

斯科特去拉他的車門把手。

“別緊張啊，老哥，”馬格努斯說，“我看你沒心情猜謎啊。”

“告訴我這是去哪兒。”

“萊斯利家。”馬格努斯說。

“萊斯利是誰？”

“老天，你墜機時撞到頭了嗎？萊斯利·穆勒，穆勒畫廊。”

斯科特仍不明就裡。

“我們為什麼要去穆勒畫廊？”

“不是去畫廊，你這個二貨，是去她家。她是個億萬富豪，對不對？知道那個九十年代搞小發明的科技怪老頭吧，就是他的女兒。好吧，你打給我之後，我一時大嘴巴，講了我要來接你的事，還有你和我要進城我猜她聽說了你是個絕不唬人的英雄之類的，因為是她打給我的。她說在新聞上看到你的事了，說她家大門為你敞開，她在三樓有客人套房。”

“不去。”

“別犯傻了，朋友，這可是萊斯利·穆勒。這是一幅畫賣3000塊和賣30萬的分水嶺，或者300萬。”

“不去。”

“好極了，聽你的。但請用一分鐘考慮一下我的職業前途。這可是萊斯利·穆勒，我的上一場展覽還是在克利夫蘭的一家螃蟹餐廳舉辦的。至少我們去吃個晚飯吧，讓她下訂單買幾幅畫。你說不定能幫你的朋友我講幾句好話，然後我們再找藉口離開。”

斯科特轉身看向窗外。他們隔壁車裡的一對男女正在吵架，他們都是二十來歲，穿著上班的衣服。男的在開車，但沒在看路。他的頭轉過去，正在生氣地揮動一隻手。作為回應，女的手拿一支開啟的唇膏，塗了一半，朝男人的方向戳過去，她的臉因為厭惡變成了檸檬綠。看著他們，斯科特突然閃回一瞬間的記憶。他回到了飛機上，扣著安全帶。最前方，在敞開的駕駛艙門口，年輕的空乘—她叫什麼名字來著？—正在和其中一名飛行員爭吵。她背朝斯科特，但越過她的肩膀，他能看到飛行員的臉。那張臉醜陋陰鬱，斯科特眼看飛行員緊緊抓住女孩的胳膊，然後她脫身離開。

記憶中，斯科特感覺手裡的安全扣開啟了。腳在地上踩穩，股四頭肌收緊，就好像準備起身。為什麼？準備去幫她嗎？

記憶瞬間回來，然後消失。畫面可能來自哪部電影，感覺像是他的生活。真的發生過嗎？有過某種打鬥嗎？ 隔壁車道上大發雷霆的司機轉過身來，朝窗外吐痰，但車窗是開著的，一團唾沫星子順著玻璃曲線流下來。然後馬格努斯加速，那一對男女已經開走了。

斯科特看到前方有個加油站。“你能在這兒停下嗎？”斯科特問，“我想買一盒口香糖。”

馬格努斯在中央儲物箱裡摸索：“我記得哪裡有盒黃箭的。”

“我要薄荷的，”斯科特說，“你開到路邊去。”

馬格努斯不打訊號燈就變道了，停在路邊。

“我很快的。”斯科特告訴他。

“給我買罐可樂。”

斯科特意識到他身上穿著手術褲，他說：“借我20塊。”

馬格努斯想了一下，然後說：“好吧，但是答應我去穆勒家。我打賭她的櫥櫃裡有泰坦尼克沉船前裝瓶的威士忌。”

斯科特凝視他的眼睛說：“答應你。”

馬格努斯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皺巴巴的鈔票。

“還要薯片。”他說。

斯科特關上乘客車門。他穿著一次性的人字拖。

“馬上回來。”他說，一邊走進加油站的便利店。櫃檯後面有個魁梧的女人。

“有後門嗎？”斯科特問她。

她手一指。

斯科特穿過短過道，經過公共洗手間。他推開一扇沉重的防火門，眯起眼睛站在了陽光下，幾米之外有一個鐵絲網圍欄，那後面是一片住宅小區。斯科特把20塊錢放進前兜裡。他試圖以一隻手翻過圍欄，但臂帶很礙事，於是他把它丟掉了。幾分鐘後他到了圍欄的另一邊，走過一片空地，人字拖一直在打腳。這時是8月末，空氣混濁炙熱。他想象坐在駕駛座上的馬格努斯，他應該開啟了收音機，找到一個老歌電臺，現在他很可能在跟著皇后樂隊唱歌，唱到高音處伸長脖子。

斯科特的四周是下層社會的街區，墊著木塊的車停在車道上，後院裡是水波晃盪的地面泳池。他是個穿著醫院手術褲和人字拖的男人，走在正午的炎熱中。在誰的眼裡都是個精神病人。

30分鐘後，他發現一個炸雞店，走了進去。店面就是櫃檯加烤箱，前面擺了幾把椅子。

“我能借用一下電話嗎？”他問櫃檯後面的多明尼加男人。

“你得點東西。”男人告訴他。

斯科特點了一桶雞腿和一瓶乾薑水。店員指向廚房牆上的一部電話機。斯科特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名片，撥通號碼。鈴響第二聲時，一個男人接起電話。

“運輸安全委員會。”

“我找格斯·富蘭克林。”斯科特說。

“我就是。”

“我是斯科特·伯勒斯，醫院裡的那個。”

“伯勒斯先生，你好嗎？”

“很好。聽著，我—我想幫忙—搜救，就是參加救援行動，不管你們叫它什麼。”

電話線那頭是沉默。

“我聽說你出院了，”格斯說，“不知你用什麼辦法沒讓媒體看到。”

斯科特說：“我打扮成醫生的樣子，從後門出去的。”

格斯大笑：“很聰明。聽著，我們派了潛水員在水裡搜尋機身，但進度很慢，而且這起案件很受矚目。你有什麼可以告訴我們的嗎？任何你能想起跟墜機有關的事情？在那之前發生過什麼？”

“記憶正在恢復，”斯科特告訴他，“雖然仍是碎片，但—讓我幫忙搜救吧。待在那裡的話—可能會震出些什麼來。”

格斯想了一下：“你在哪兒？”

“嗯，”斯科特說，“讓我問問你—你覺得雞腿怎麼樣？”

一號畫 最先吸引眼球的是光，更確切地說，是兩道光折向同一個焦點，在畫布中央形成八字形的眩暈。這幅畫很大，2.4米長，1.5米高，曾是白色的油布被塗成了菸灰色的閃面。又或許你最先看到的是災禍，兩個暗色的長方形都彎折了，把畫面切斷，金屬骨架在月光裡發亮。畫面邊緣有火焰，就好像故事並沒有因為畫布的終止而結束。據說有看畫的人走到遠端去尋找更多資訊，像用顯微鏡觀察似的，打量木頭框架，看有沒有一絲額外的戲劇衝突。

在影象中央燃燒的光是一輛美國國鐵的火車前燈發出的，最後一節守車16幾乎垂直立在扭曲的鐵軌上，鐵軌也是彎曲起伏的。第一節客車車廂已經脫離守車，呈現t字形狀，仍保持著前衝力，撞毀了引擎的正中央，把它麵包盒形的輪廓撞成了v形。

和所有的強光一樣，這裡的前燈眩光模糊了大部分影象，但進一步細看的話，觀看者會發現唯一的一名乘客—一個年輕的女子，她穿一條黑裙子和扯裂的白襯衣，頭髮蓬亂地蓋住臉龐，血塊凝結。她赤腳在高低不平的殘骸間遊蕩，如果你眯眼避開光線的錯覺，會看到她的眼睛圓睜，正在尋找著什麼。她是災難的受害者，逃過了熱度和衝擊力，從原本的休息位置被難以置信地懸吊丟擲，丟進了意想不到的折磨裡。她曾經的平和世界緩慢搖擺，“咔嗒”“咔嗒”地發出聲響，現在是一個刺耳的金屬扭曲體了。

這個女人，她在找什麼？是一條出路嗎？一條明確合理的安全出路？還是說她丟了東西？失去了什麼人？在那一刻，當溫和的搖晃變成炮彈紛飛時，她的身份是不是從妻子和母親、姐妹或女友、女兒或情人變成了難民？原本圓滿幸福的“我們”變成了愕然悲痛的“我”？ 因此，即便其他的畫作也在呼喚你，你還是不禁佇立在原處，幫她尋找。

搜救 救生衣太緊，很難呼吸，但斯科特還是再次抬起手來，拉上扣帶。這是無意識的姿勢。從他們登上直升機起，他每隔幾分鐘就會做這個動作。格斯·富蘭克林坐在他的對面，研究他的表情。他的身旁是海軍士官伯克曼，穿橘色跳傘裝，戴黑色玻璃頭盔。他們在海岸警衛隊的一架mh-65c海豚號上，正全速飛行在大西洋的浪尖上空。斯科特只能依稀辨出遠處瑪莎文雅島的懸崖，那裡是家，但不是他們要去的地方。至少目前還不是。三條腿的狗“史尼絲”得繼續等待。斯科特現在想起它來，這隻黑色眼睛的白色雜種狗，吃馬糞的傢伙，最愛聞長草，去年因為癌症失去了右後腿，不到兩天又開始爬樓梯。早上掛了格斯的電話後，斯科特就打電話給鄰居，詢問狗的情況。狗好好的，鄰居告訴他。她正躺在門廊上，喘著粗氣曬太陽呢。斯科特再次感謝鄰居幫忙照看狗。他說，過幾天他應該就能回家了。

“彆著急，”鄰居說，“你太不容易了，真了不起。你為那個男孩做的事真了不起。”

他現在想到那隻少了一條腿的狗。如果它都能振作起來，我為什麼不能？ 直升機顛簸地穿過厚實的雲層，每一次下落都像一隻正在拍打罐子的手，企圖磕出最後一顆花生。只不過在現在的情況下，斯科特就是那顆花生。他用右手握緊座椅，左臂仍吊在繃帶裡。離岸飛行用了20分鐘，斯科特望著窗外連綿的海洋，無法相信自己遊了多遠。

格斯到達時，斯科特已經在燒烤店抿了一小時的水。他開一輛白色轎車（公司的車），手裡拿著替換的衣服走進餐廳。

“我猜了一下你的尺碼。”他說，把衣服扔給斯科特。

“我確定會非常合適。謝了。”斯科特說，走進衛生間換衣服——工作褲和運動衫。褲子的腰圍太大，運動衫的肩部太窄—脫臼的肩膀讓換衣服變得困難—但至少他感覺又像個正常人了。他洗洗手，把手術褲塞進垃圾桶深處。

直升機上，格斯指著右舷的位置。斯科特順著他的手指，看向海岸警衛艇“柳木”號，一艘閃閃發光的白船，停泊在下方的海里。

“你以前坐過直升機嗎？”格斯大喊道。

斯科特搖搖頭。他是個畫家，什麼人會帶畫家坐直升機？但話說回來，私人飛機也是這麼一回事，看看帶來什麼後果。

往下俯瞰，斯科特看到小艇還有同伴，六艘大船在海洋上排開。他們相信飛機墜入了海底極深的位置—某個海溝。格斯告訴他，那意味著，要定位到沉沒的殘骸需要幾周的時間。

“這是一項聯合搜尋行動，”格斯說，“我們已經從海軍、海岸警衛隊和海大局調來船隻。”

“海什麼？”

“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格斯微微一笑。

“海洋學的書呆子，”他說，“他們有多波束和側掃聲吶。空軍還借了幾架hc-130給我們。我們現在有30名海軍潛水員和20名馬薩諸塞州水警，他們隨時待命，一旦我們找到殘骸就下水。”

斯科特思考了這句話。

“一架小飛機掉下來，這樣正常嗎？”他問。

“不正常，”格斯說，“絕對是vip套餐，這就是美國總統打電話指示的原因。”

直升機向右傾斜轉彎，在小艇上空盤旋，唯一能保護斯科特不從開啟的艙門掉進海里的就是他的安全帶。

“你說你浮上來的時候，海面上有殘骸？”格斯喊叫著說。

“什麼？”

“海里有殘骸？”

斯科特點點頭：“水上有火焰。”

“是噴氣燃料，”格斯說，“這意味著燃料箱破裂了。你沒被燒著真幸運。”

斯科特點頭說，好像記起來了，他說：“我看到……我也不知道，一截機翼？或許還有其他碎片。當時很黑。”

格斯點點頭。直升機急拉後又是猛地一降，斯科特的胃提到了喉嚨裡。

“昨天早晨，一艘漁船在菲爾賓海灘附近發現了機翼殘片，”格斯告訴他，“機上廚房裡的一個金屬託盤，一個頭靠，一個馬桶座圈。很明顯，我們要找的不是一架完整的飛機。聽起來像是整架飛機都解體了。接下來的幾天，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東西被衝上岸，這取決於洋流。問題是，它是受到衝擊破碎的，還是在半空中破碎的？”

“對不起，我也希望我能說出更多細節。但是，我也說過，在某個時刻我撞到頭了。”

斯科特面朝海洋，一眼望去全是綿延不絕的開闊水面。他第一次想到，或許當時很黑是件好事。如果當時他能看到周圍的遼闊，感到那巨大的空虛，他恐怕無法做到那一切。

格斯坐在他的對面，從密封袋裡拿杏仁吃。普通人欣賞海浪和波濤的美麗時，格斯—一名工程師，只能看到實用的設計—重力，加上洋流，加上風。對平民來說，詩意是從餘光看到一隻獨角獸—對不可言說的意外一瞥。對一名工程師來說，只有精巧的務實方案才是詩意的。功能高於形式，這不是樂觀或悲觀的問題，不是水杯半滿或半空的問題。

對工程師來說，水杯只是太大了。

這就是年輕的格斯·富蘭克林眼中的世界。格斯出生在史蒂文森村，由收垃圾的父親和主婦媽媽撫養長大。他是大學預修微積分課上唯一的黑人小孩，從福德姆大學以最優等的成績畢業。他從自然中看不到美，他認為的美存在於羅馬溝渠和微晶片的精妙設計裡。根據他的思維，地球上每個問題都可以透過修理或更換部件的方法解決。要不然—如果操作缺陷更加隱蔽的話—你就把整個系統拆掉，重新開始。

1999年的一個雨夜，當妻子把口水吐在他的臉上，奪門而出時，他就是這麼處理他的婚姻的。他難道沒有感覺嗎？幾分鐘前她在叫嚷。格斯皺起眉頭，思考那個問題—不是因為答案是“沒有”，而是因為很明顯他有感覺啊。只不過那感覺不是他想要的。

於是他聳聳肩。她朝他吐口水，他奪門而出。

用“情緒化”來形容他的妻子太輕描淡寫。貝琳達是格斯遇見過最沒有工程思維的人—她曾經說過，花朵的拉丁學名剝奪了它們的神秘感。他當下認為（咬緊牙關嚥下唾沫），這件事是他的婚姻中無法修復的致命錯誤。他們不能相容，像方頭釘子嵌在圓孔裡。總之，他的人生需要系統性的改版，也就是離婚。

在婚姻中，他是孤獨的，他嘗試過將實際的解決方法運用在非理性的問題上。她認為他工作太多—但事實上，他比大多數同事的工作時長都短，所以“太多”這個詞似乎用錯了地方。她想馬上要小孩，但他認為，他們應該等到他的事業更加穩定時才要，意思就是等他的薪水提高，繼而有更多的生活津貼和更大的公寓—限定條件就是：沒有一套有兒童房的公寓。

於是一個週六，格斯和她坐在一起，就這個話題為她做了一個幻燈演示—有完善的柱狀圖和電子表格—包括一個等式，有一組既定前提的假設—他的職位發展進度、累進收入等，證明他們的完美受孕時間是在2002年9月，即三年後。貝琳達說他是無情的機器人。他告訴她，按照定義，機器人本來就是沒有感情的（至少現在仍是），但他顯然不是一個機器人。他有感覺，只是他的感情不像她的一樣將他控制。

事實證明，他們的離婚比他們的婚姻簡單多了，主要是因為他僱了一個律師，驅動這個人的慾望就是獲得金錢—也就是說，他是一個有清晰合理的目標的人。於是格斯·富蘭克林回到了孤身一人的狀態—正如他在幻燈演示中預計的一樣—他的進步飛快，在波音公司的職位不斷上升，然後接受了運安委一個調查領導的角色，過去的11年裡他一直在做這個。

然而多年以來，格斯發現他的工程師大腦一直在進化。他先前狹隘的世界觀—像一臺靠動態機械功能操作的機器一樣—開花結果了。許多變化與他的新工作有關，作為大規模交通災難的調查員—受到死亡和迫切的人情悲痛影響是他的常態。正如他告訴前妻的那樣，他不是一個機器人。他能感覺到愛，他能理解失去的痛苦。只是他作為一個年輕人，認為那些因素似乎可控，認為悲傷只是因為理智出了故障，無法管理身體的子級系統。

但在2003年，他的父親被診斷出得了白血病，然後在2009年過世，而他的母親也在一年後死於血管瘤。事實證明，他們的死亡造成的空虛超出了一名工程師的理解。格斯自以為是機器崩壞了，他發現自己浸沒在一種體驗裡，在運安委工作的這麼些年，他一直在見證這種體驗，但從未真正理解過那些悲痛。死亡不是腦力的妄念，它是一個關乎切身存在的黑洞，一道動物謎題，它既是問題也是答案，它激發的悲痛無法像故障繼電器一樣修復或忽視，他只能忍受。

現在格斯51歲了，他發現自己正把簡單的才智拋諸腦後，開始向某種只能被描述為“智慧”的東西靠近。智慧在這裡被定義為有能力理解一起事件中的事實與實際片段，但也重視完整的人性價值。一起墜機事件不僅僅是時間軸機械元件人為因素的總和。它是不可估算的悲劇，向我們展示人類對宇宙的支配力終究有限，以及集體死亡的震撼力量。

所以，當8月下旬的那一夜電話鈴響起時，格斯的做法如常。他一下切換到專注模式，讓扮演工程師角色的自己開始工作。但他也花時間去考慮了遇難者—有機組成員和平民，更糟的是還有兩個人生尚未開啟的小孩—並仔細思考他們留下的親人將會遭受何種艱難與

失落。

不過，率先處理的是事實。一架私人飛機—構造？型號？製造年份？服務記錄？—不見了。出發機場？目的機場？最後一次無線電傳遞？雷達資料？天氣狀況？聯絡了區域內的其他飛機—有人目擊嗎？還有其他機場—航班改道了嗎？有沒有聯絡其他塔臺？但從泰特波羅的航空交通管制中心與它失聯的那一秒起，就再沒有人見過這班飛機，也沒有收到它的訊息。

一連串的電話溝通之後，調查小組成立。白天，辦公室和車裡的電話一直在響。深更半夜，電話在臥室響起，打破睡眠。

等他坐進車裡時，旅客名單已經收集出來了。他做了一些推算—剩餘燃油可維持的飛行時間x最高時速=我們的潛在搜尋半徑。在他的指揮下，調查小組聯絡上了海岸警衛隊和海軍方面，直升機和巡防艦都已部署完畢。格斯趕到泰特波羅時，海上搜尋已經在進行中，每個人都期待只是無線電失靈，飛機已經在離網狀態下安全降落在某處，但大家都心裡有數。

22個小時後，找到第一片殘骸。

儘管下降過程充滿變數，直升機還是像試水的一隻腳趾般輕輕落地。海軍士官伯克曼拉開艙門，他們跳下飛機，旋翼仍在頭頂上方轉動。斯科特能看到前方有幾十個海員和技術人員在當值。

“我們失蹤後多久—”他開始說話，但還沒等他話音落地，格斯已經開始回答了。

“我就跟你老實說吧，泰特波羅的航空交通管制臺一團糟。你們的航班從雷達裡消失六分鐘後，才有人注意到，在飛行控制的時間概念裡，那已經相當長了，所以每個方向的搜尋網格都擴大了太多。因為飛機有可能即刻墜毀，也有可能只是高度低於雷達，繼續飛行。在水域上空，高度低於330米的東西是雷達無法偵測到的，所以一架飛機可以輕易降到那個高度以下，繼續飛行。不過要是飛機轉向了呢，我們應該去哪兒找？所以，當航空管制員意識到飛機消失後，他首先嚐試在廣播上呼叫它提升高度，這用了90秒的時間。然後他開始呼叫區域內的其他飛機留意—或許他們能看到，或許只是你們的飛機天線有問題，或者無線電壞了，但沒有任何人見過你們的飛機。於是他打電話給海岸警衛隊說，我這兒有架飛機已經從雷達上消失了8分鐘。最後的位置在這裡，正在以這樣的速度往哪個方向飛。於是海岸警衛隊倉促地調集了一艘船，並派出一架直升機。”

“他們什麼時候打給你的？”

“你們的飛機大概在週日晚上10點18分掉進海里。11點半我已經和調查小組在去泰特波羅的路上。”

一架空軍hc-130飛機從他們上方呼嘯而過。斯科特條件反射地閃躲，一邊護住頭。飛機像是一頭有四個螺旋槳的笨拙怪獸。

“它是在留意應答訊號，”格斯說的是飛機，“基本上，我們現在就是在利用所有這些船隻、直升機和飛機在不斷擴大的網格範圍內做視覺搜尋。而且我們在往海底發射聲吶做反彈定位，尋找殘骸。我們想盡可能找回一切，尤其是飛機的黑匣子，因為那個東西加上飛行記錄儀，能告訴我們飛機上每一秒鐘的情況。”

斯科特看著飛機傾斜轉彎，演習新的搜尋方法。

“沒有任何無線電聯絡記錄嗎？”他問，“沒有求救訊號？什麼都沒有？”

格斯把筆記本裝進口袋：“飛行員說的最後一句話是，鷗翼613，謝了，大概是在起飛後的幾分鐘。”

船隻隨著一波海浪上升。斯科特抓緊扶手，讓自己穩定。遠處，他能看到海大局的船在緩緩移動。

“所以，7點46分我降落在泰特波羅，”格斯說，“從航空交通管制中心下載了資料。我的手頭上是一架私人飛機，沒有飛行計劃，乘客人數不明，已經在水面上方消失1小時20分鐘。”

“他們沒有提交飛行計劃嗎？”

“美國境內對私人飛行沒有強制要求，有一本乘客名冊，但只有那家人的名字。所以，就是機組成員加四個人。但之後我從瑪莎文雅島那邊聽說，他們認為至少有七個人登機，於是我得弄清還有誰在飛機上，以及那和發生的事情有沒有關係—那個時候，我們仍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你們有沒有改變航向，飛去牙買加，或者降落在紐約或者馬薩諸塞州的另一個機場？”

“那個時候我在游泳，我和那個男孩。”

“是的，你們在游泳。到那時為止，空中已經有三架海岸警衛隊的直升機，或許甚至還有一架海軍的直升機，因為在走進航空交管中心的五分鐘前，我接到我老闆打來的電話，而他是接到了他老闆打來的電話，說戴維·貝特曼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說總統已經在監控整個局勢—這意味著無論如何都不能出岔子，而且會有fbi小組跟我碰面，可能還有國土安全域性的某個上層人物。”

“你們什麼時候調查出吉卜林的？”

“我在泰特波羅和瑪莎文雅島之間飛的時候，外資辦的人打電話給我，說他們在本·吉卜林的電話上裝了竊聽器，他們認為他在航班上。這意味著，除了fbi和國土安全域性，還有財政部的兩個特工加入我的調查組，現在我需要一架更大的直升機。”

“你為什麼告訴我這些？”斯科特問。

“是你問的。”

“所以你才把我帶來這裡？因為我問你了？”

格斯想了想，人性真相vs戰略事實。

“你說這些或許能幫助你回憶。”他說。

斯科特搖搖頭說：“不，我知道我不該在這兒，這不是你們的工作方式。”

格斯又想了想，說：“你知道在大多數墜機事件中，有多少人活下來嗎？沒有人。或許待在這裡能幫助你回憶起一些東西，又或許我只是厭倦了參加葬禮。或許我想讓你知道，我感激你做的事情。”

“別說‘為了那個男孩’。”

“為什麼不能說？你救了他的命。”

“我……當時在游泳，他大聲叫喊了，任何人都會像我那麼做的。”

“他們可能做過嘗試。”

斯科特眺望水面，咬著嘴唇：“所以，就因為我是高中游泳校隊的，我就成了某種英雄？”

“不。你是英雄是因為你的表現很英勇。我把你帶來這裡是因為這對我有意義，對我們所有人都有意義。”

斯科特試圖回憶他上一次吃東西是什麼時候。

“嘿，他是什麼意思？”

“誰？”

“在醫院裡，美聯儲的人說波士頓前一晚打比賽了，ospry的那個人說了一句跟棒球有關的話。”

“對，輪到德沃金上場，他是紅襪隊的接球手。”

“然後呢？”

“週日晚上，他打破了棒球史上上場時間紀錄。”

“所以呢？”

格斯笑了：“就是在你們飛行的時候，他打破紀錄的。短短18分鐘內接到22個投球，從你們起飛開始，在墜機前幾秒鐘結束。”

“你在開玩笑。”

“沒有。棒球史上最長的出場時間，而且正好是你們的飛行時長。”

斯科特看向外面的水面。灰色的陰雲正在地平線上聚集。他記得當時在播放比賽，似乎發生了什麼不同尋常的事情—至少飛機上的另外兩個男人都特別激動。看看這個啊，親愛的，你能相信這個該死的傢伙嗎？但斯科特從來不熱衷於體育比賽，他幾乎一眼都沒看。不過，現在聽到這個故事—這個巧合—他感覺脖子後面汗毛倒豎。兩件事同時發生，把它們放在一起提及，就變成相關的，或是趨同的。這就是那種感覺意味深長的事情，但實際上沒有意義。至少他認為沒有。這怎麼可能呢？波士頓的一個擊球手連續把球打到界外的看臺上；與此同時，一架小飛機在奮力衝破沿海的低空大霧。還有幾百萬個其他活動也在同時開始和結束？還有多少其他“事實”也剛好趨同，造成象徵性的關聯？

“飛行員和副駕駛員的早期報告看起來都很清白，”格斯說，“詹姆斯·梅洛迪是個有23年經驗的老手，他在鷗翼公司當了11年的飛行員。沒有不良記錄，沒有傳訊和投訴。不過他的童年蠻有意思的，由單親媽媽撫養長大，小的時候，被她帶去跟一個世界末日教團住在一起。”

“像吉姆·瓊斯的蓋亞那邪教那樣？”斯科特問。

“不清楚，”格斯說，“我們還在深度調查，但大概只是一個細節。”

“另一個人呢？”斯科特問，“飛機副駕駛員？”

“那個人倒有一點兒故事，”格斯說，“不過顯然這些話都不能對別人講，但你可能會看到很多報道。查理·佈施是羅根·佈施的外甥，就是那個議員。他在得克薩斯州長大，在國民警衛隊待過一段時間，聽起來像個紈絝子弟，被傳訊過幾次，多數是因為儀表—不剃鬍子就去上班，很可能是前一晚開派對玩得太瘋，但他不像是一個危險分子。我們在跟航空公司瞭解情況，設法進一步搞清事實。”

斯科特甚至沒見過副駕駛員，對梅洛迪機長也只有模糊的記憶。他試圖把細節放進記憶裡，這些都是死去的人。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故事。

他們周圍的海面變得波濤洶湧，海岸警衛艇橫衝直撞地傾斜前進。

“看起來要有暴風雨了。”斯科特說。

格斯握住扶欄，凝望著地平線說：“除非是四級颶風，否則我們不會放棄搜尋行動。”

格斯在指揮搜救時，斯科特去船艙裡喝了杯茶。廚房裡有一臺電視，他所在船隻的畫面在螢幕上。畫面是新聞直升機傳送的，正在直播進行中的搜救。斯科特感覺自己像在鏡子房間裡，他的影像無限反射下去。兩個休息的海員在喝咖啡，看著電視上的自己。

搜救隊的畫面被一個頭部特寫替代—是穿紅色吊帶褲的比爾·康寧漢。

“剛才看到的是進展中的搜救行動。不要錯過下午四點的特別放送：我們的天空安全嗎？你們看—我把舌頭伸得足夠長了—但整件事還是有股腥臭味，在我看來相當可疑。因為如果這架飛機真的墜毀了，那屍體去了哪兒？如果戴維·貝特曼和他的家人真的—死了—那我們為什麼沒有看到。現在我聽說，alc在事件發生後幾個小時就釋出了首家報道，聲名狼藉的資金經理本·吉卜林據傳也在飛機上—而且吉卜林剛好要被財政部起訴，因為他與我們的敵人有生意往來。沒錯，各位觀眾，他收了伊朗和朝鮮這些國家的錢，進行非法投資。也許這起災難是敵國在處理細枝末節呢，為了一勞永逸地封住吉卜林這個叛徒的嘴。於是我們必須要問：為什麼政府還沒有按照實情，把這次墜機定性為—恐怖襲擊？”

斯科特背對電視，用紙杯小口喝茶，他試圖不去理會電視裡的聲音。

“同樣重要的是，斯科特·伯勒斯，這個人是誰？”

等等，什麼？斯科特又轉過去。螢幕上是他十年前拍的一張照片—一張藝術家的肖像照，是為了配合他在芝加哥辦的一場畫廊展覽。

“對，我知道，他們說他救了一個四歲的男孩，但是他是誰，他在那架飛機上做什麼？”

現在是斯科特在文雅島上住宅的現場畫面。這怎麼可能呢？斯科特看到三條腿的狗站在窗邊，無聲地狂吠。

“維基百科把他列為畫家，但沒有個人資訊。我們聯絡了芝加哥畫廊，據稱2010年，伯勒斯先生在那裡舉辦了他的最後一場展覽，但他們聲稱從沒見過他。所以你們想一下，一個無名畫家，五年裡沒有展出過一幅畫，他是怎麼登上那架奢侈的私人飛機的？機上可是紐約最富有的兩個人。”

斯科特看著電視上自己的家。那是一棟木瓦蓋的單層小屋，他從一個希臘漁民手上租下的，一個月900美元。它需要粉刷了—他在等康寧漢那個必然的笑話，粉刷匠的房子也需要粉刷—但他沒講。

“所以現在，本頻道現場直播，本記者在問—有沒有哪個人認識這個神秘畫家？請打電話給電視臺，說服我相信伯勒斯先生是真的，不是某個潛伏間諜冒充的一個過氣畫家，剛剛被isis啟用。”

斯科特小口喝著茶，意識到兩名士兵的注視目光。他感覺身後有人。

“看起來回家已經不可能了。”格斯走到斯科特的身後說。

“顯然如此。”斯科特轉過身來說，同時感覺到一種完全陌生的斷裂，內在的他與外界對他的新想法。他作為一個公眾形象的新身份，他的名字被名人刻薄地念出來。如果他回家，他就會走出自己的生活，走進那個螢幕。他會變成他們的人。

格斯看了一會兒電視，然後走過去把它關掉。

“你有地方躲幾天嗎？”他說，“不要引人注目。”

斯科特想了想，大腦一片空白。他給自己的一個朋友打了電話，然後把他丟在加油站的停車場裡。某個地方有表兄弟，有個前任未婚妻，但他不得不相信，這些人已經被現代的好奇寶寶用谷歌搜尋發現了。他需要的是一個非線性的人，一個似乎隨機生成的名字，沒有哪個私家偵探和計算機程式能預測出來。

然後一個名字進入他的腦海，某根宇宙神經突然火花四濺。愛爾蘭音調念出的兩個詞描繪出一幅畫面：一個身家十億的金髮女人。

“是的，我想我知道要打給誰了。”他說。

孤兒 埃莉諾記得她和姐姐還是少女的時候，不分你的和我的。她和美琪擁有的一切都是共用的，髮梳、條紋連衣裙、波點連衣裙和半新的《蓬頭安經典故事集》。她們以前常坐在農舍的水槽裡，照著鏡子，互相梳頭。客廳裡在播放唱片—皮特·西格爾和阿羅·古瑟瑞，或者酋長樂隊—伴著父親做飯的聲音。美琪·格林威和埃莉諾·格林威，8歲和6歲，或者12歲和10歲，一起聽著cd，為同樣的男孩著迷。埃莉諾是年紀小的那個，髮色偏淡，古靈精怪。美琪有自己獨特的舞蹈，她會拿著長緞帶快速轉動，直到暈眩為止。埃莉諾會看著她，一直笑著。

對埃莉諾來說，她從來沒有過“自我”時期。她腦海中的每句話都以“我們”起頭。然後美琪去上大學了，埃莉諾不得不學習如何獨處。她記得第一個連休三天的週末，她在空空的房間裡旋轉，等待不再響起的笑聲。她記得那種感覺，孤單一人的感覺，就像骨頭裡有小蟲。於是週一上學時，她縱身跳下男生的懸崖，第一次大開眼界，知道與別人成雙成對是什麼感覺。等到週五，她已經和保羅·阿斯彭確定關係。三個星期後，他們的戀情結束，她的伴侶換成了達蒙·萊特。

引導她的是眼底的光，就是這個念頭—永遠別再孤單。

接下來的十年她遇到一連串的男人，有迷戀，有心醉，都是替代品。埃莉諾日復一日地躲避自己的核心缺陷，鎖上房門，拉上窗簾，固執地眼看前方，即使敲門聲越來越大。

三年前，她在威廉斯堡遇見道格。當時她剛滿31歲，白天在曼哈頓下城區做臨時工，晚上做瑜伽。她和兩個室友住在卡羅爾花園一棟無電梯的三層樓公寓裡。她生命中最近的一個愛人，哈維爾，在一週前甩了她—她在他的平角褲上發現了口紅印記—大多時候，她覺得自己像只浸透雨水的紙袋。上城區的美琪也在說同樣的話，但埃莉諾每次做出嘗試，都有同樣的舊感覺，那些蟲子又爬回她的骨頭裡。

她與美琪和戴維共度週末。她說是幫忙帶小孩，但實際上她只是躺在沙發上看向窗外，努力不哭出來。兩晚之後，她和幾個工作上的朋友去一家藍色招牌的潮人夜店，在地鐵l線附近，她看見了道格。他留著濃密的大鬍子，穿著工裝褲。她喜歡他的眼睛，笑的時候眼周會皺起來。他又來吧檯買扎啤時，她和他攀談起來。他告訴她，他是個用舉辦精美晚宴來逃避寫作的作家。他的公寓裡全是難懂的烹調準備機，老式義大利擀麵棍，一臺300英鎊的卡布奇諾咖啡機，是他一個個螺絲擰上重灌的。去年，他開始從高灣那的一個屠夫那裡買來腸衣，自己做香腸。做香腸的訣竅是要控制溼度，這樣才不會引起肉毒中毒。他邀請她過來嘗一點兒。她說聽起來還蠻不靠譜的。

他告訴她，他手頭上正在寫的是一部偉大的美國小說，也可能只是一個完全用紙做的大部頭書鎮。他們一起喝藍帶啤酒，忽略了各自的朋友。一小時後，她跟他回家，得知他哪怕夏天也睡在法蘭絨床單上。他的裝飾風格是伐木工人碰撞科學狂人，他正在重灌一張老式牙醫椅，把電視機安到扶手上。裸體的他看起來像一隻熊，身上是啤酒和鋸末的味道。她躺在他的身下，感覺自己像個幽靈，看著他做功，就好像他在跟她的影子做愛。

他告訴她，他與人相處有很多問題，而且喝酒太多。她說，嘿，我也是。然後他們一笑置之。但事實是，她不會喝太多，他卻會。而且偉大的美國書鎮毫無規律地呼喚他，激起他陣發性的自怨自艾和狂怒。她會在他的法蘭絨被單下大汗淋漓地醒來，發現他在拆他的書桌（擱在兩個鋸木架上的一扇舊門）。

白天的時候他很親切，而且他有很多朋友沒日沒夜地順道來訪，這意味著他和埃莉諾從來沒有機會獨處。道格歡迎朋友的到訪，而且他放下了手頭的一切，全力進行烹飪冒險—她會去果園街搜找一臺櫻桃去核機，或者乘地鐵去皇后區，找一些海地人買山羊肉。他的存在感太強，埃莉諾從不會感覺到孤單，甚至他外出晚歸時也是。一個月後，她搬進他的公寓。當她感覺寂寞時，會穿上他的襯衫，坐在廚房地上吃剩菜。

她拿到了按摩師執照，開始在翠貝卡的一家高階精品沙龍工作。她的客戶是電影明星和銀行家。他們很友好，給的小費也不薄。其間，道格在做零工—隨意做些木器之類的。道格有個改造餐廳的朋友，願意花錢請他去搜找老式火爐來翻新。在埃莉諾的心目中，他們很開心，在做現代年輕夫婦應該做的事情。

她把道格介紹給戴維、美琪和孩子們，但她能看出，道格不喜歡和戴維這麼一個事業有成又有錢的男人待在一起。他們在洋房餐廳裡一張12人席位的餐桌上吃飯（孩子們外出就餐不太方便），她看著道格喝下一瓶法國紅酒，觀察著頂級廚房用具（八頭的狼牌電灶，絕對零度的冰箱），帶著嫉妒與輕蔑（“你可以買來工具，但你買不來使用工具的才華”）。乘地鐵回家的路上，道格責罵她姐姐的“共和黨老男人”，他表現得就好像戴維當面奚落了他們的不足。埃莉諾不能理解他的這種做法。她的姐姐很幸福，戴維人不錯，孩子們都是天使。雖然她不贊同姐夫的政治學，但他不是個壞人。

但道格這個年齡的鬍鬚男都有這種仇富心理—他們誹謗財富，儘管他們自己就覬覦財富。他進入自言自語的狀態，從6號線開始，到在聯合廣場換車，一直到惠氏大道他們的臥室裡。戴維如何對持槍的白人兜售憎恨理論，世界如何比以前更糟，因為戴維在做極端主義和仇恨色情的買賣。

埃莉諾告訴他，她不想再聊這件事了，她想去沙發上睡覺。

他們在五月搬到州北部。道格和幾個朋友入股了哈得孫河畔克羅頓村的一間餐廳，與其說是餐廳，其實就是一個空房間。之前的想法是他們會搬過去，他和他的朋友們從頭開始建造這個地方，但他們的資金很緊，而且有個朋友在最後一刻退出了。另一個人兼職工作了六個月，然後搞大了一個當地高中女孩的肚子，逃回城市了。現在這個未來的餐廳只建了一半—就只有一個廚房，還有幾箱白瓷磚在噴霧器的死水裡腐蝕。

道格多數時候開一輛舊皮卡去那裡，但只是去喝酒。他在角落裡放了一臺電腦，情緒上來時會在那裡忙活他的書，但這種情況很少發生。空房間的租約年底到期，如果道格到時候沒能把它變成一個功能完善的餐廳的話，他們就會失去這個地方，投進去的錢也都將付諸東流。

埃莉諾曾提議過（只是提議），或許可以向戴維借10000塊錢裝修完這個地方。道格一口唾沫吐在她的腳邊，連續咆哮了兩天，說她應該像她該死的姐姐一樣嫁給一個有錢的渾蛋。那天夜裡他沒有回家，她躺在床上，感覺舊日的蟲子再次爬進她的骨頭。

有一段時間，他們的婚姻似乎像一棵無法茁壯成長的盆栽，因為缺錢和夢想破滅，窒息而死。

然後戴維、美琪和美麗的小瑞秋死了，他們發現自己的錢多得花不完。

墜機三天後，他們坐在公園大道432號頂樓的會議室裡。道格極不樂意地打了一條領帶，梳了頭髮，但他的鬍子依舊亂糟糟的。埃莉諾心想他可能一兩天沒洗澡了。她穿了一條黑色裙子，腳踩低跟鞋，握著手包坐著。她身在這裡，在這棟辦公樓裡，面對一個方陣的律師，這讓她牙齒髮癢，因為這一切事關重大。她要看著律師拆開他們的臨終遺囑，要聽律師念出該在死亡發生時念的檔案條款，用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你愛的人已經死了。

埃莉諾的母親在州北部照看男孩。他們離開時，埃莉諾感覺胃裡一陣擰絞。她告別時擁抱了他，他看起來那麼茫然悲傷，但她的母親向她保證他們會好好的，畢竟他是她的外孫。埃莉諾強迫自己坐進車裡。

開車進城的路上，道格一直在問她覺得他們會得到多少錢，她向他解釋，那不是他們的錢，錢是jj的，而且會有一個信託基金，她作為男孩的監護人，可以用那筆錢來照顧他，但不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私利。道格說，當然，當然，一邊點頭，表現得像是在說：“那個道理我當然知道。”但從他開車的方式，以及他在90分鐘裡抽完了半盒煙，她能看出他感覺自己中了彩票，而且很期待接過超大的嶄新支票。

她眺望窗外，想起在醫院第一眼見到jj的情景。然後畫面翻到三天前的那一刻，電話鈴響，她得知姐姐的飛機失蹤了。掛了電話之後很久，她一直裹著被子坐在那裡，握著電話聽筒。道格就仰面睡在她的身邊，對著天花板打鼾。她盯著暗處，直到電話鈴聲在黎明後的某時再次響起，一個男人的聲音告訴她，她的外甥還活著。

“就他一個活著？”她問。

“到目前為止是的，但我們還在找他。”

她叫醒道格，告訴他，他們得去長島的一家醫院。

“現在？”他說。

她開車，道格的褲鏈還沒拉上，運動衫只套了一半，還沒等他把門關好，她就已經掛擋了。她告訴道格，海洋某處發生了一起墜機事故。倖存的一個乘客揹著男孩遊了好幾千米回到岸上。她想讓道格告訴她不要擔心，如果他們倆能活下來，沒準兒其他人也會活下來，但他沒有。她的丈夫坐在乘客座上，問能不能停下來喝杯咖啡。

剩下的是一片模糊。她記得她在醫院的裝卸區裡跳下車，恐慌地尋找jj的房間。可她記得擁抱男孩了嗎？記得見到他隔壁床的英雄了嗎？他徒有形體，徒有聲音，在日光照耀中淡去。她的腎上腺素含量太高，她對事件的級別感到驚訝，生活竟能鋪開這麼大—直升機在浪峰盤旋，海軍艦艇部署周全—大得充斥了300萬臺電視機的螢幕，大得讓她的人生現在變成了一個被人討論的歷史疑團，各種細節被業餘人士和專業人員之流拿來反覆觀察評估。

現在，她坐在會議室裡，雙手握拳，竭力擺脫她如坐針氈的感覺，試圖微笑。拉里·佩奇在她的對面回以微笑。他的兩旁各有一名律師，一男一女。

“各位，”他說，“所有細枝末節我們可以之後再討論。這次會議其實只是讓您有個概覽，即戴維和美琪—在可能發生死亡時—對孩子們的打算。”

“當然。”埃莉諾說。

“多少錢？”道格問。

埃莉諾在桌下踢了他一腳。佩奇先生在她的對面皺起眉頭，他期望在處理鉅額財富的事宜時雙方仍能恪守禮儀，於是表現出一種刻意的無動於衷。

“好吧，”他說，“我已經解釋過，貝特曼夫婦為兩個孩子都成立了信託基金，他們的房產平均分配。但鑑於他們的女兒—”

“瑞秋。”埃莉諾說。

“對，瑞秋。鑑於瑞秋沒有生還，全部信託都轉給jj。這包括他們所有的房產—曼哈頓的洋房，瑪莎文雅島的房屋，以及倫敦的臨時住所。”

“等一下，”道格說，“你指的是什麼？”

佩奇先生繼續說下去。

“同時，他們兩人的遺囑都指定向一些慈善組織撥出大筆現金和股權，大概是他們總資產的30%，剩下的進入jj的信託基金，會在接下來的40年裡分階段供他使用。”

“40年。”道格皺了皺眉頭說。

“我們不需要多少錢，”埃莉諾說，“那是他的錢。”

現在輪到道格在桌下踢她了。

“這不是你們需不需要的問題，”律師告訴她，“事關履行貝特曼夫婦的遺願。我們還在等官方的死亡宣告，但考慮到現在的情況，我願意在這段時間挪出一些資金。”

他左手邊的女人遞給他一個嶄新的馬尼拉資料夾。佩奇先生開啟它，裡面只有一張紙。

“按照現在的市值，”他告訴他們，“jj的信託基金價值1.03億美元。”

道格在她的身邊發出嗆到的聲音。埃莉諾的臉不由得滾燙起來，她為他表現出明顯的貪婪感到難堪；而且她知道，如果她看他的話，他臉上一定掛著傻笑。

“大部分的財產—也就是60%—會在他40歲生日當天開始完全由他支配。15%在他30歲生日當天開啟，另外15%在他21歲生日當天開啟。剩下10%的撥款，從此刻開始，用於支付到他成年之前的所有開支。”

她能感覺到身旁的道格在算數字。

“也就是1030萬美元—同樣也是以昨天的收盤價計算。”

窗外，埃莉諾能聽到鳥兒在盤旋。她想起把jj從醫院抱回家的第一天，他的重量—比她記憶中重多了。他們沒有兒童墊高椅，於是道格在後面堆了幾條毯子，他們開車去塔吉特百貨買座椅。汽車在停車場空轉，他們沉默地在車裡坐了一會兒。埃莉諾看著道格。

“幹什麼？”他說，他的表情木然。

“告訴他們我們需要一把兒童墊高椅，”她說，“需要面朝前面的。務必讓他們知道，他只有4歲。”

他想鬧彆扭的—我？進塔吉特？我最恨塔吉特—但值得表揚的是，他沒有吵嘴，只是用肩膀把門撞開，走了進去。她從自己的座位轉身，看著jj。

“你還好嗎？”她問。

他點點頭，然後吐在她的座椅後背上。

佩奇右邊的男人開始大聲說話。

“鄧利維夫人，”他說，“我是弗萊德·卡特。我們公司負責管理您已故姐夫的資產。”

所以，埃莉諾心想，不是律師。

“我設計了一個基本的財務結構模型，用來支付每月開銷和教育預算費用，我樂於在您方便的時候與您一同複查一下。”

埃莉諾冒險地看了一眼道格。他其實在笑，他對她點頭。

“我是—”埃莉諾說，“我是信託執行人。是我嗎？”

“是的，”佩奇說，“除非您決定不執行交付給您的責任，那樣的話貝特曼先生和貝特曼夫人任命了一位繼任人。”

她感覺身旁的道格僵硬了，想到要把那麼些錢傳給某個位居第二的人。

“不，”埃莉諾說，“他是我的外甥，我想養他。我只是需要弄清楚，我是信託任命的人，不是—”

她的目光落向她的丈夫。佩奇看到那個眼神。

“是的，”他說，“您是指定監護人和執行人。”

“好的。”沉默片刻之後，她說。

“未來幾周內，我需要您過來再籤幾份檔案，當然我們也可以去拜訪您。有一些遺囑需要公證。您今天想拿到各處房產的鑰匙嗎？”

她眨眨眼睛，想著姐姐的公寓，現在那是一個博物館了，裡面裝滿了她再也不需要的東西—衣服，傢俱，裝滿食物的冰箱，擺滿和玩具的兒童房。她感覺眼裡湧起淚水。

“不用，”她說，“我認為不需要—”

她停下來調整自己。

“我理解，”佩奇說，“我會派人送去你家。”

“能不能找人去jj的房間拿他的東西？玩具、書和衣服。他很可能需要，我不知道，或許對他有幫助。”

佩奇左邊的女人記錄下來。

“如果您決定出售任何一處或者所有房產，”卡特說，“我們可以幫上忙。我上一次核查的時候，三處加起來的公平市價在3000萬左右。”

“那筆錢會進入信託基金嗎？”道格說，“還是—”

“那筆錢會調入你們可用的流動基金。”

“那就是1000萬變成4000萬。”

“道格。”埃莉諾說，話語中的銳利超出了她的意圖。

律師們假裝沒聽到。

“幹嗎？”她的丈夫說，“我只是—確認一下。”

她點頭，在桌下鬆開拳頭，伸展手指。

“好了，”她說，“我感覺該回去了。我不想留jj一個人在家太久。他的睡眠不太好。”

她站起來。桌子對面的律師團體也一致起立。只有道格仍坐在椅子上，做著白日夢。

“道格。”她說。

“啊，對。”他邊說邊站起來，然後伸展胳膊和背部，像只貓從陽光下長時間的午睡中醒來。

“你們開車回去嗎？”卡特問。

她點點頭。

“我不知道你們開的是什麼車，但是貝特曼夫婦有好幾輛車，包括一輛家庭suv，這些也供你們使用，或者可以出售。看你們想怎麼辦。”

“我只是—”埃莉諾說，“對不起，我現在真的無法做任何決定。我只是需要—思考，或者說整理一下整件事—”

“沒問題，我不問問題了。”

卡特把手搭在她的肩上。他是個瘦子，有張和善的臉。

“請您記得，戴維和美琪不只是我的客戶。我們的女兒同齡，而且—”

他停下來。她淚水盈眶，然後點了點頭。她握了一下他的手臂，很感激在這種時候發現了一絲人性。

而身旁的道格清了清喉嚨，問道：“你剛才說是哪種車來著？”

……

開車回家的路上，她一直沉默。道格抽完了剩下的半包煙，他把窗戶放下來，手指握在方向盤上，很明顯在計算著什麼。

“要我說，保留洋房，對吧？”他說，“城裡要有個地方。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們真的會迴文雅島嗎？我是說，經歷過這種事之後？”

她不回答，只是把頭靠在頭枕上，看著外面的樹冠。

“還有倫敦，”他說，“我是說，那倒是很酷。但其實我們多久會去一次呢—要我說，我們把那棟房子賣掉，然後如果我們想去的話，總是可以住酒店的。”

他搓搓鬍子，像兒童故事裡一夜暴富的吝嗇鬼。

“那是jj的錢。”她說。

“沒錯，”道格說，“但是，他才四歲，所以—”

“這和我們想要什麼不相干。”

“寶貝—好吧，我知道了。—但是這孩子習慣了某種生活的話，—現在我們是他的監護人了。”

“我是他的監護人。”

“當然，在法律上是你，但我們是一家人啊。”

“什麼時候開始的？”

他合上嘴唇，她能感覺他嚥下一股反駁的衝動。

他說：“我是說，好吧，我知道我之前做得不夠好。但你知道嗎？這整件事—這整件事讓我和你一樣，非常震驚。我很想讓你知道，我已經今非昔比了。”

他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說：“我們要同舟共濟。”

她能感覺到他在看她，感覺到他臉上的笑容，但她沒有看過去。這一刻，她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孤單。

不過她不是獨自一人，她現在是一位母親了。

她將永遠不再孤單。

二號畫

如果你只看畫幅中央的話，你會說服自己沒有什麼不對勁。讓人疑惑的那個女孩—或許她只有18歲，一縷頭髮被吹到眼睛上—正在一個陰天的玉米地裡散步。這個女人，她面朝著我們，只需再走幾秒就會從高聳密實的綠色迷宮裡出來。儘管玉米地頂上的天空灰暗得有幾分不祥，女人和她身後前排的玉米卻被狂熱的太陽照亮，呈發熱的橘紅色，甚至頭髮遮掩下的她眯起了眼睛，一隻手舉上頭，好像要遮蔽眼睛。

光的質感吸引了你，讓你發問—是什麼樣的顏色組合，以什麼順序、什麼手法調和，才能創造出這種雷暴的光？

她的左邊有一幅同樣尺寸的畫布，兩幅畫被2.5厘米的白牆隔開。另一幅畫面上是一棟農舍，與玉米地成一定角度，坐落在一大片寬闊草坪的對面，於是前景裡的女人似乎比農舍更大，透視法的伎倆如此強大。農舍是牆板紅色的兩層樓，有八字形的穀倉屋頂，百葉窗拉上了。如果你眯著眼看，能看到農舍一側地面防風門的木頭蓋掀起來了，露出一個黑洞。從洞裡露出一個男人的胳膊，被白色長袖包裹，手緊抓一根繩索的繩圈。他的肌肉緊張，畫面就凝固在這個動作上。但他是在開門還是在關門？我們不得而知。

你回過頭去看女孩。她沒有在看農舍，她的頭髮遮臉，但眼睛仍然可見。儘管她面朝前方，她的視線已經移到右方，吸引觀眾的視線穿過那片複雜的茂盛綠地，再穿過2.5厘米的畫廊白牆，來到第三塊，也是最後一塊畫布。

然後你看到這個女孩剛剛注意到的東西。

龍捲風。

那個打著旋的魔鬼泥團，那個威嚴的圓柱形黑色旋渦。它是一個正旋開絲線的蜘蛛卵，長著一口爛牙。它是《聖經》中的怪物，是上帝的復仇。它呼嘯翻攪，給你看它的食物，就像一個暴躁的小孩。破裂的房子和樹木在旋轉，塵土卷著沙礫。從房間的任何角度觀看，它都彷彿正朝你捲來，你看到的時候會後退一步。畫布本身被彎折過，已經磨損，它的右上角向裡彎折，就好像純粹是被風力破壞扭折的，就好像這幅畫在自我摧毀。

現在你回頭看女孩，她的眼睛圓睜，一隻手高舉，你意識到，她不是要從臉上撥開頭髮，而是要捂住眼不看這幅恐怖景象。然後，透過揚起的頭髮，你看向她身後的房子，更具體地說，是看向那道小小的防風門，那個救命的黑洞，以及裡面一個男人的胳膊，他的手緊抓磨損的繩圈。這一次，你領會了，你意識到—

他在關上那道防風門，把我們關在外面。

我們無所依靠。

蕾拉 俗話說，錢買不到的東西，其實你也不怎麼想要。這是屁話。因為實際上基本沒什麼是錢買不到的，真沒有。愛，幸福，內心的寧靜。就看你出什麼價。真相是，地球上的錢足夠讓每個人變得完整，只要我們學習去做幼童都知道的事—分享。但是，錢就像重力，是一種凝集的力量，能吸來越來越多的錢，最終形成眾所周知的無底洞，即財富。這不僅僅是人類的過錯。你隨便問一張美元鈔票，它都會告訴你它喜歡幾百張鈔票的陪伴，而不是區區幾張。在億萬富翁的賬戶裡當一張十元紙幣，比在癮君子的爛口袋裡髒兮兮地落單要好。

29歲時，萊斯利·穆勒成了一個科技帝國的唯一繼承人。身為億萬富翁（男方）和t臺模特（女方）的女兒，她是透過基因工程改造出的優等種族的一員，這個種族的數量在日益增長。現在他們似乎無處不在，這些卓越資本家的有錢小孩，用他們繼承遺產的零頭開辦公司，資助藝術。18歲、19歲、20歲的他們在紐約、好萊塢、倫敦買下難以想象的房產。他們把自己定位為新的美第奇家族，被未來緊迫的悸動所吸引。他們是高於嬉皮士的一代，是收藏天才的人，從達沃斯經濟論壇飛到科切拉音樂節到聖丹斯電影節，一路開會見面，用現金和他們的顯赫給今天的藝術家、音樂人和電影人一陣陣地打雞血。

美麗多金的他們，不接受拒絕。

萊斯利—她的朋友們叫她“蕾拉”—是其中翹楚。她的母親來自西班牙塞維利亞，曾經為設計師加利亞諾走秀。她的父親發明了某個無處不在的高科技觸發器，在這個星球上的每臺電腦和每部智慧手機裡都有，他是世界第九鉅富。即使蕾拉·穆勒只拿繼承財產的1/3去排名，她也能排在第399位。她的錢太多了，相形之下，斯科特遇見的其他富人—戴維·貝特曼、本·吉卜林—看起來就像勞動階層。到了蕾拉這個級別，她的財富已經不受市場波動影響。她的財產數目太大，好像永遠不可能破產，這數目大到錢能自己生錢—每年增長15%，每個月印鈔幾百萬。

因為有錢，她就能賺很多錢，僅她的儲蓄賬戶年利息一項就能排在全球富豪榜第700位。你能想象嗎？你當然沒法想象。因為真正理解那個級別的財富的唯一辦法，就是擁有那麼多財富。蕾拉的道路沒有阻力，沒有任何摩擦力。地球上沒有她一時興起買不來的東西。或許買不了微軟，或者德國，但其他的都不在話下。

“哦，我的天，”她走進她在格林尼治村的家中書房，見到斯科特時說，“我迷死你了。我看了一整天新聞，完全沒法移開眼睛。”

蕾拉、斯科特和馬格努斯，他們三人在銀行大街的一棟四層褐色砂石建築裡，隔兩個街區就是河，斯科特從海軍船塢打給了馬格努斯。撥電話時，斯科特想象他還坐在加油站外的車裡，但馬格努斯說他在一間咖啡店裡挑逗女孩，40分鐘可以趕到那裡。等斯科特告訴他想去哪裡時，他說可以更快趕到。就算先前的丟棄得罪了馬格努斯，他也沒明說。

“看著我，”管家開門讓他們進去後，他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他告訴斯科特，“我在發抖。”

斯科特看著馬格努斯的右腿上下彈跳。兩人都知道，他們即將見到的人能不可逆轉地改變他們的藝術命運。十年來，馬格努斯和斯科特一樣，都在藝術名譽的邊緣淺嘗輒止。他在皇后區一棟被沒收的油漆倉庫裡畫畫，有六件染色的襯衫。每個下午他都在擺弄電話，尋找開幕式的邀請，試圖擠進業界活動的賓客名單。每個夜晚，他都在切爾西和下東區的街道徘徊，向窗裡張望。他是個有魅力的愛爾蘭人，一臉壞笑，但他的眼裡也有一種絕望的神情。斯科特輕易就能認出來，因為幾個月前，他每次照鏡子時都能看到同樣絕望的自己。他知道，他們對接納的渴求是相同的。

就像住在麵包店附近，卻從來吃不到麵包。你每天穿街走巷，鼻子裡是它的味道，胃裡咕嚕作響，但無論你再轉幾個彎，你永遠走不進真正的店鋪。

藝術市場像股票市場一樣，價值建立在公眾認知的基礎上。有人願意付多少錢，一幅畫就值多少錢，而且那個數字受到對這位藝術家重要度認知的影響，也就是他們的流通程度。要成為一名能賣出高價畫作的著名藝術家，要麼你已經是一名能賣出高價畫作的著名藝術家，要麼得有人給你支援。目前越來越能支援藝術家的人就是蕾拉·穆勒。

她身穿黑色牛仔褲和一件絲綢襯衫，金髮棕眸，赤腳，拿著一支電子煙。

“人在這兒啊。”她快活地說。

馬格努斯起立，伸手過去。

“我是馬格努斯，小科的朋友。”

她點頭示意，但沒有握手。過了一會兒，他放下手。蕾拉坐在挨著斯科特的沙發上。

“我能問你一件怪事嗎？”她問斯科特，“5月份你們的一個飛行員送我去的戛納，老的那一個。我相當肯定。”

“詹姆斯·梅洛迪。”他說，他已經記住了死者的名字。

她做了個怪相—活見鬼，對不對？—然後點頭，碰碰他的肩膀。

“疼嗎？”

“什麼？”

“你的手臂？”

他吊著新的繃帶，為她動了一下。

“還好。”他說。

“還有那個小男孩。噢我的天，他太勇敢了。然後—你能相信嗎？—我剛看到一篇文章，講那家女兒被綁架的—你能想象嗎？”

斯科特眨眨眼睛說：“綁架？”

“你不知道？”她似乎真的被震撼了，說，“是啊，是男孩的姐姐小時候的事。顯然，有人闖入他們家裡抱走了她。她被綁架了，有差不多一個星期吧。現在—我是說從那樣的經歷逃生，然後那麼可怕的死掉—這種事情沒法瞎編的。”

斯科特點點頭，忽然感覺疲憊不堪。悲劇是你不忍再次體驗的戲劇。

“我想為你辦一個慶祝派對，”她告訴他，“藝術世界的英雄。”

“不用了，”斯科特說，“謝謝你。”

“哦，別那樣，”她說，“每個人都在談論這件事，不只是關於營救行動。我看到你新作品的幻燈片了—災難系列—我很喜歡。”

馬格努斯突然大聲地拍了一下手，他們轉身看他。

“不好意思，”他說，“但我告訴你了呀。我沒告訴你嗎？太有才了。”

蕾拉吸了一口她的電子煙。未來就是這個樣子，斯科特心想，現在連抽的煙都是電子的。

“你能—”她說，“—如果可以的話，說說發生的事嗎？”

“飛機嗎？它墜毀了。”

她點點頭，她很冷靜。

“你跟別人聊過這件事沒有？治療師，或者—”

斯科特想了想。治療師。

“因為，”蕾拉說，“你會喜歡我的治療師的。他在翠貝卡，他叫範德史萊斯醫生，是個荷蘭人。”

斯科特想象一個鬍鬚男坐在辦公室裡，每張桌上都有舒潔紙巾。

“計程車沒來，”斯科特說，“所以我只能乘巴士。”

她看起來稍有點兒迷惑，然後意識到他是在跟她分享記憶，於是探身過去。

斯科特告訴她，他記得他的揹包放在門邊，湖綠色的帆布包，有幾處地方已經磨破；記得自己一邊踱步，一邊透過窗戶（乳白色舊玻璃）張望車頭大燈；他記得自己的手錶，指標在走。他的揹包裡裝著衣服，但主要裝的是作品的幻燈片和圖片。新的作品是希望，是他的未來。明天一切都會重新開始，他會在米歇爾的辦公室與她碰面，他們會複核一下需要遞交的名單。他的計劃是待三天，因為米歇爾說他有一個聚會必須要去，一個早餐會。

但首先計程車得來。然後他得趕到機場，登上一架私人飛機—他為什麼要答應呢？整件事的壓力很大，跟陌生人一起乘飛機—有錢的陌生人—要沒話找話說，討論他的工作；或者相反，被他們忽視，被當作無關緊要的人。他也的確無關緊要。

他是個生活失意的47歲男人，沒有事業，從沒結過婚，沒有密友或女朋友。該死的，他甚至養不了一隻四條腿的狗。所以過去幾周他才那麼拼命地工作嗎？拍攝他的作品，做出一本目錄，就為了清除他的失敗？ 但計程車一直沒來，最後他抓起揹包跑去巴士站，心跳極快，在8月黏稠的空氣裡汗流浹背。他到的時候巴士剛好進站，黑暗背景裡的一個長方體，窗戶閃著藍白熒光。他爬上車，上氣不接下氣地對司機微笑。他坐在後部，看著青少年的脖子，他們無視身旁坐著的疲勞沉默的家庭主婦。他的心率慢了下來，但仍然感覺血液在衝刺。就看這一次了，他的第二次機會。工作就在那裡，很好，但他好嗎？要是他無法被接受打道回府呢？要是他們又給他一次機會，而他亂了陣腳呢？他真的能從曾經的高處回來嗎？厄爾巴島的拿破崙，一個敗將，獨自舔傷。說心底話，他其實真的想要嗎？這裡的生活不錯，很簡單。早晨醒來，在沙灘上散步，拿桌上的剩菜餵狗，給它撓軟塌塌的耳朵，然後畫畫，就是單純地畫畫，沒有更大的目標。

但走這條路他可以成為一個人物，可以出名。

只不過，他不是已經是個人物了嗎？狗是這麼想的，她看著斯科特，就好像他是世界上最棒的人。他們一起去農貿市場，看著穿瑜伽褲的女人。他喜歡他的生活，他真的喜歡。但是他為什麼又要去努力改變它呢？

“下了巴士後，”他告訴蕾拉，“我得跑步才行。他們都要關飛機的門了。你知道嗎，有一部分的我希望到達那裡之後，發現飛機已經走了。因為那樣的話，我就得早起，和其他人一樣乘坐渡輪。”

他沒有抬眼，但他能感覺到他們兩人都在看他。

“但門是開著的，我趕到了。”

她點點頭，睜大眼睛，撫摸他的手臂。

“真神奇。”她說，儘管她的意思並不清楚。她是說斯科特差點兒錯過命中註定的航班神奇呢，還是說他沒錯過神奇呢？ 斯科特抬頭看蕾拉，感覺很難為情，就像一隻雛鳥剛唱完晚餐頌歌，現在等著吃種子。

“喏，”斯科特說，“你是個好人，想見我，想為我舉辦派對，但我現在沒法招架這些，我只需要有個思考和休息的地方。”

她微笑，點點頭。他已經給了她別人沒法給的東西，見識，細節。她現在是故事的一部分了，是他的紅顏知己。

“你當然要留在這裡，”她說，“三樓有套客房，你有自己的大門。”

“謝謝，”他說，“那太—恕我直言，但我感覺應該問一下—這樣對你有什麼好處？”

她吸了一口她的電子煙，撥出煙霧：“小傻瓜，不要多想。我有空房間，我對你和你的作品印象很好，你需要一個地方待著。為什麼不能想得簡單一點兒呢？”

斯科特點頭。他沒有不安，也不打算對質。他只…

“哦，我不是說這件事很複雜。或許你想要一個秘密，或許想在雞尾酒會上有點兒談資。我只是問問，不想有困惑。”

她的表情一度很驚訝。人們通常不這麼對她講話。然後她大笑。

“我喜歡發現人才，”她說，“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24小時新聞迴圈播放，去死吧，這些吃人的傢伙。你就等著吧，現在他們都站在你這邊，然後過不了多久他們就翻臉了。我爸爸離開我媽媽時，她就經歷了這些。然後我姐姐維柯丁上癮時也是。去年託尼自殺，我也中招了，就因為我展出過他的作品，他們大肆渲染我們兩個的關係，就好像我讓人上癮似的。”

她一直盯著他的眼睛，馬格努斯被遺忘在另一張沙發上，等待他發光的時機。

“好吧，”斯科特過了片刻說，“謝謝你。我只是需要一個地方—他們在我家外面，全是攝像機—除了我遊了個泳，我不知道還能對他們說什麼。”

她的手機發出“呼”的一聲。她拿出來，看了看，然後看看斯科特，她臉上有種東西讓他向內收縮。

“怎麼了？”他說。

她把手機翻轉過來，給他看推特的app。他向前傾身，眯眼看到一排五彩繽紛的矩形（小小的臉，符號@，表情符號，相片方框），完全不明所以。

“我不知道自己在看什麼。”他說。

“他們找到屍體了。”

本 · 吉卜林

1963年2月10日—2015年8月23日

莎拉 · 吉卜林

1965年3月1日—2015年8月23日

“人們使用‘錢’這個詞，就好像它是個物件。一個名詞。這—就是無知。”本·吉卜林站在索普萊茲餐廳鑲木衛生間的瓷制便池邊說。

他在和身邊的格雷戈·胡佛講話，一邊搖擺，一邊尿在充滿光澤的凹面上，這東西遮掩了他的陰莖，幾滴小便濺到他600塊的流蘇樂福鞋上。

“錢是宇宙的黑色真空帶。”本繼續說。

“宇宙的什麼？”

“黑色—就是一種平緩區，明白嗎？潤滑劑。”

“你現在說什麼亂七—”

“但那不是—”

吉卜林抖抖他的陰莖，拉上拉鍊。他回到洗手池，把手放在皂液器下面，等待鐳射感應他的溫度，把泡沫噴到他的手掌裡。他等著，等著。

“都是摩擦，對不對？”他不停地說，“我們的人生，我們做的事，別人對我們做的事，只是消磨時間—”

他更加不懈地在感應器下面揮手，什麼也不出來。

“—工作，老婆，交通，賬單，一切—”

他舉起手又放下，尋找機械裝置的最佳感應點，但是什麼都沒有找到。

“—這東西到底有沒有—”

吉卜林放棄了，移步到下一個洗手池，胡佛跌跌撞撞地來到第三個洗手池。

“我前幾天跟蘭斯聊過了。”胡佛開始講話。

“等等。我還沒—摩擦。我說的是，阻力。”

這次他把手放到感應器下面時，泡沫輕柔地落進他的手裡。吉卜林欣慰地沉下手，兩手互相揉搓。

“施加給一個人的壓力，讓他早上起床的壓力，”他說，“錢就是療法，是減阻劑。”

他把手移到水龍頭下面，不假思索地（再一次）期待感應器工作，給開關傳送一個訊號，開啟水龍頭。沒有水出來。

“你的錢越多，該死的，你就越—”

他被激怒了，徹底放棄，把手上的肥皂泡甩到地上，讓別人清理乾淨去，一邊走到紙巾機邊，發現它也是感應操作的，甚至連試都沒試，就選擇直接在他1100塊的西裝褲上擦手了。

“有錢能減輕阻力，你應該明白我說的。想想孟買貧民窟裡的老鼠，在垃圾上到處亂爬；再想想比爾·蓋茨，幾乎就是站在世界頂峰的人。直到最後，你有太多的金錢，整個人生都不費力氣了。就像一個宇航員在宇宙的黑色真空帶裡自由飄浮。”

終於洗乾淨手，也擦乾了，他轉身看到胡佛完全沒有碰到感應器的麻煩，皂液、水、紙巾。他扯下的紙巾比需要的多，猛力擦乾手。

“當然，”他說，“但是我在說的是，我前幾天跟蘭斯聊過了，他用了很多我特別不喜歡的詞。”

“比如什麼？贍養費？”

“哈—哈。不，比如fbi，是其中的一個。”

吉卜林的括約肌附近有了某種不快的緊鎖感。

“這個，”他說，“—顯然—不是一個詞。”

“嗯？”

“它是—不管啦—蘭斯為什麼要談起fbi？”

“他聽到風聲了，”胡佛說，“什麼風聲？我問。但他不願意在電話裡講，我們得在公園裡見面。約在下午兩點鐘，就像失業的人一樣。”

吉卜林突然緊張起來，走過去檢查每個隔間的門下縫隙，確保沒有其他穿名牌的人在悄悄地拉屎。

“他們—他有沒有說我們應該—”

“沒有，但他應該提醒我們的。你知道我是怎麼—因為不然他為什麼要—尤其在—尤其是，因為你想想，他會惹上什麼樣的麻煩—”

“行了，行了。沒那麼—”

他突然不記得自己有沒有檢查最後一個隔間，又檢查了一次，直起腰來。

“我們得開個會討論一下，”他說，“我當然想聽一聽。但是—我們需要先搞定這些人。不能懸著他們不管。”

“當然，但萬一他們是—”

“萬一他們是什麼？”吉卜林說，威士忌在起作用，就像四十年代長途電話的時間延遲。

胡佛用眉毛說完他的話。

“這些人？”吉卜林說，“你在想什麼啊—他們是吉利介紹來的。”

“那不代表—本，什麼人都能被收買。”

“收買？那可是—我們是突然在拍《暗殺十三招》了嗎？都沒人費心去—”

胡佛把溼紙巾搓成麵糰狀，一邊揉捏一邊擠壓。

“這是個問題，本。我就是在—一個大—”

“我知道。”

“我們需要—你不能只是—”

“我不會的。不要這麼婆婆媽媽的。”

吉卜林走到門口，推開門。胡佛在他的身後把溼紙巾揉成一團，瞄準垃圾桶扔去，然後紙團利落地進了桶。

“還是有手感的。”他說。

吉卜林走近餐桌時，看到泰貝莎在做她的工作。她正在給客戶勸酒，跟他們—兩個瑞士的投資銀行家，經過比爾·吉列姆審查後委託過來的，吉列姆是處理他們所有交易的律師事務所的資深合夥人—講不恰當的故事，關於她在大學裡的荒唐事。那是一個週三下午的兩點半，他們從中午起就在這間餐廳了，一直在喝頂級威士忌，吃50美元的牛排。這就是那種餐廳，穿西裝的男人會光顧這裡，抱怨他們家的泳池太熱。他們5個人當中，有一個人的資產淨值差不多有10億美元。吉卜林本人的票面價值有3億，大多數都拴在股市裡，但他也有房地產和離岸賬戶，還有以備不時之需的錢，是美國政府沒法追查的現金。

五十二歲的本是能說出“這週末我們出海吧”的那種人。如果哪天馬戲團餐廳停電的話，他家的廚房可以後援支援。一個八頭的維京爐灶，能烤能煎。每天早晨他起床後，會發現托盤上擺好了六個洋蔥百吉餅，有咖啡和鮮榨橙汁，還有四份報紙（《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郵報》和《每日新聞》）。你開啟吉卜林家的冰箱，那裡面就像一個農貿市場（莎拉堅決主張他們只吃有機農產品）；有一個獨立的酒水冰箱，任何時候都冰著十五瓶香檳，以備出乎意料地要舉辦派對。而本的衣櫥，就像一個普拉達的樣品間。你從一個房間踱步到另一個房間，可以放心大膽地臆斷，有一天本·吉卜林擦亮了一隻長耳壺，裡面跳出來一隻精靈，現在他只需在公寓的任何地方大聲說一句“我需要新襪子”，第二天早上，一打襪子就會莫名其妙地冒出來。只不過這裡的精靈是一位四十七歲的內務總管，名叫米哈伊爾，他在康奈爾大學主修殷勤招待學，從他們搬進康涅狄格州的擁有十間臥室的住宅起，就在他們家做事了。

吧檯上方的電視正在播放昨晚紅襪隊比賽的花絮，體育解說員在計算德沃金打破單賽季接球紀錄的機率。現在這個人已經連續十五場比賽上場安打了。他們用的詞是“無人能擋”，伴著堅定的子音，本回到他的座位上。

40分鐘後，他會回到辦公室，在沙發上睡一覺，消化掉酒肉。6點鐘，司機會開車帶他走林蔭大道去格林尼治村，到時莎拉應該會備好晚飯—很可能是亞歷山德羅餐廳的外賣—哦不，等一下，糟了，他們今晚要跟詹妮未婚夫的父母吃飯，不過只是見面打個招呼那種事。是在哪兒吃飯來著？城裡的某個地方嗎？應該在他的日程表裡，很可能是用紅筆寫的，就像一個推遲了兩次的鋇劑灌腸預約檢查。

本現在就能想象他們的樣子—康斯托剋夫婦，先生是健壯的牙醫，他的妻子塗著厚厚的口紅，從長島進城—你們走的是中央火車站還是皇后區快速路？詹妮會和小唐還是小羅坐在一起，誰知道她的未婚夫叫什麼名字，兩人手拉著手，她一邊聊起和父母“經常在文雅島避暑”的故事，而沒有意識到那聽起來多麼養尊處優，惹人討厭。本在這方面也好不到哪兒去，今天早上，他意識到自己在跟私人教練爭辯房地產遺產稅的事。他說，喏，是這樣—傑瑞—等你的全部資產加起來超過一億美元，政府想徵收兩倍稅率的時候，到時看你還會不會這麼想。

吉卜林坐著，突然感覺疲憊，他條件反射地拿起自己的餐巾紙，儘管他已經吃好了。他把餐巾紙丟在膝上，跟侍者對上眼神，然後指向自己的酒杯。再來一杯，他用眼神說。

“我剛正跟約根聊著呢，”泰貝莎說，“我們在柏林開會的那次，你記得吧？留約翰·沃特斯小鬍子的那個男的氣得發瘋，解下領帶就要勒死格雷戈。”

“給我5000萬，我就讓他勒死格雷戈了，”吉卜林說，“結果那傢伙身無分文。”

瑞士人耐心地微笑，他們對八卦毫無興趣，泰貝莎誇張的乳溝似乎也沒起到一貫的作用。他們有可能是同性戀，吉卜林不帶道德判斷地想著，他是一部記錄事實的電腦。

他一邊咬著自己的腮幫子，一邊思考。胡佛在男廁所裡跟他說的話在他腦子裡四處跳射，像一顆錯失目標然後倒黴地彈下人行道的子彈。說實話，他對這兩個傢伙瞭解多少？沒錯，他們是從可靠來源引薦來的，但如果你深究下去，沒有哪個人真正可靠。這兩個小夥子，他們可能是fbi嗎？外資辦的？他們的瑞士口音不錯，但或許還不夠好。

吉卜林突然有股衝動，想把現金丟在桌子上，拍屁股走人。但是他按捺住了，因為如果他是錯的，那麼放棄的就是該死的一大筆錢，而本·吉卜林可不是一個放棄金錢的人—瑞士人是怎麼說的？難以兌換的貨幣，可能值十億美元？本做出決定。如果你不打算撤退，那你就得向前衝。他開口向他們硬性推銷，但沒有說得太具體。沒有用到可能在法庭上對他不利的危險措辭。

“好了，閒聊到此為止，”他說，“我們都知道來這兒是做什麼的，恐龍時代的洞穴人就在做同樣的事，互相揣度，看看你能信任誰。握手是什麼？說到底，就是一種合乎社交禮儀的方式，來確保對方背後沒有藏刀子。”

他衝他們微笑，他們也回以眼神，不苟言笑，但表現出興趣。這就是他們關心的一刻—對方是否相信他們表露出的身份？這筆交易能不能做？侍者給吉卜林拿來他的威士忌，放在桌上。出於習慣，本把它推向餐桌中央。他是一個用手勢說話的人，在一場不錯的獨白中，該由他潑灑的雞尾酒他已經灑出來了。

“你們有麻煩，”他說，“你們有外幣，需要投資進公開市場，但我們的政府不讓你們投資。為什麼？因為在某個時刻，那筆錢滲入過一個地區，那個地區被特區某棟聯邦大樓裡的人列在一張表上了，就好像金錢有自己的立場一樣。但你們和我，我們知道錢就是錢。今天哈林區一個黑人用來買可卡因的錢和明天一個郊區主婦用來買‘漢堡幫手’牌盒裝意粉的錢是一樣的，和山姆大叔週四從麥道公司買武器的錢也是一樣的。”

本看看電視上當天的比賽—一連串激烈的本壘打、落地接球，還有底線夾殺出局。這不是一時的興趣，本就是一本百科全書，精通晦澀的棒球資料。這是他畢生的愛好，是棒球（巧合地）教會他一美元的價值。10歲的本·吉卜林擁有整個羊頭灣頂級的泡泡糖卡片收藏。他夢想有一天為紐約大都會隊打中場，於是他去少棒聯盟參加選拔，但他在同齡人中個頭偏小，在壘道上跑得也慢，沒法把球擊出內野，所以他只能收集棒球卡片；同時他密切研究市場，利用同學們的外行心態—他們只關注喜歡的球員—追蹤罕見卡片的去向，根據每個球員的起落趨勢進行買賣。每天早晨，小本都會閱讀訃聞版，尋找蛛絲馬跡，看最近有沒有棒球迷過世，然後他會給死者的遺孀打電話，說他從卡片交易圈結識了她們的丈夫（或父親），這個某某是他的良師益友。他從來不直接要死者的藏品，只是用他悲傷的小男孩的聲音渲染情緒。每次都能奏效。他不止一次坐地鐵進城，去領一盒曾經被人珍視的棒球懷舊卡。

“我們來找你，吉卜林先生，”約根說，他是那個穿棉質西裝的黑髮雅利安人，“是因為我們聽到了好話。這些顯然是敏感話題，但我的同行們都認同你是個直爽的人，不會節外生枝，沒有追加費用。我們所代表的客戶，他們不會喜歡節外生枝，也不喜歡有人企圖佔便宜。”

“到底是什麼人來著？”胡佛說，眉毛都在滴汗，“不明說也行，如果可以的話。只是讓大家都清楚。”

瑞士人沒說話，他們也害怕有陷阱。

“我們做的交易，我們都會保密，”吉卜林說，“不管客戶是誰。我不能明確告訴你，我們是怎麼做事的，因為那正是我們的特定優勢，對吧？但我要說的是，我們會開設幾個賬戶—沒法牽扯到你們的賬戶。在那之後，你們投資到我們公司的錢會換新血，和其他的錢待遇一樣，進來是髒的，出去是乾淨的。一切都變得很簡單。”

“要怎麼—”

“操作嗎？嗯，如果我們現在能大體上達成共識，願意向前推進這件事的話，我的同事會來日內瓦，用一套專用軟體包幫你們建立所需的系統。之後我的技工會留在現場，監控你們的投資活動，並且每天引導更換密碼和ip地址。他不需要豪華的辦公室，實際上，他越不引人注目越好。把他安排在男廁所隔間，或者鍋爐旁的地下室都好。”

兩個人想了想。他們考慮的時候，吉卜林揪住一個路過的侍應，遞給他運通黑卡。

“喏，”他說，“以前海盜把財寶埋在沙子裡，然後划船離開。依我看，他們離開的那一刻就已經破產了，因為裝在箱子裡的錢—”

窗外，他看見一隊穿黑色西裝的男人靠近前門。本一瞬間看見整件事情的發展：他們會快速進來，掏槍，這是一場誘捕行動，就像在叢林裡給老虎下套。本看到自己撲倒在地，被戴上手銬，他的夏季套裝髒得無法補救，背上都是髒腳印。但那些男人沒有停步，那一刻很快過去了。吉卜林再次呼吸，一口喝完他的威士忌。

“—錢不用就沒有價值。”

他打量他們，這兩個日從內瓦來的人—和他曾經打交道的其他十來個男人沒什麼區別。他做的是同樣的宣傳銷售，他們是等待上鉤的魚，等待被人吹捧和勾引的女人。不管他們是不是fbi，本·吉卜林是塊金錢磁鐵。他有種無法書面表達的特質，有錢人看著他，看到的是一座雙門金庫，他們設想他們的錢從一扇門進去，成倍地從另一扇門出來。這是板上釘釘的事。

他把椅子向後一退，扣起他的夾克。

“我喜歡你們兩個，”他說，“我信任你們。我不是對每個人都這麼說的。我的感覺是，我們應該做這件事，但最後還是取決於你們。”

他站起來。

“泰貝莎和格雷戈會留下來，記下你們的詳細資料。幸會。”

瑞士人站起來，和他握手。本·吉卜林從他們身邊走開，他離去時，前門為他開啟。他的車停在路邊，後門開著，司機擺出立正站姿，他不減速地坐進車裡。

宇宙的黑色真空帶。

城鎮的另一端，一輛黃色計程車停在惠特尼博物館前面。司機出生在加德滿都，從加拿大的薩斯喀徹溫偷渡進入密歇根，付給人600美元買了一張假的身份證。他現在和另外14個人睡在一套公寓裡，大多數收入都寄回海外，希望有朝一日能讓他的妻兒坐飛機過來。

另一方面，黑衣女人告訴他20塊錢不用找了，她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村，擁有19臺電視機，她不看電視。從前，她是馬薩諸塞州布魯克萊恩市一名醫生的女兒，一個騎馬長大的女孩，她的16歲生日禮物是隆鼻手術。

每個人都有出處，我們都有故事。我們的人生沿著曲折的路線展開，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碰撞。

3月份，莎拉·吉卜林剛過50歲生日—在開曼群島有一場驚喜派對。她原以為本用一輛豪華轎車接她去綠苑酒廊，但卻把她帶到了泰特波羅機場。五個小時之後，她的腳趾已經踩在沙灘上，在啜飲朗姆賓治酒了。現在，在惠特尼博物館的外面，她鑽出計程車。她要和26歲的女兒詹妮見面，參觀雙年展，在晚餐前快速掌握她未婚夫父母的資料。莎拉這麼做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本，因為她可以和任何人聊天，但她的丈夫卻很難與人進行和錢無關的對話。或許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或許是他很難跟沒有錢的人對話。他不是冷漠，他只是忘記了有房屋按揭和汽車貸款是什麼感覺，忘記了“湊合著過”是什麼意思，去商店買東西之前還得看價格？這會讓他顯得粗俗冷漠。

莎拉厭惡她在那種時候產生的感受—看著她的丈夫出洋相，這也讓她難堪。在她的腦海裡，沒有其他的詞語可以形容。作為他的妻子，她和他繫結在一起，無可挽回—他的意見就是她的意見。這對她的影響極為不利—或許不是因為她有同樣的意見，而是因為她選擇了本，和本待在一起，這在別人的眼中表現出她對人的品性判斷不佳。儘管莎拉在有錢人家長大，但她知道千萬不能炫富，這就是暴發戶和貴族世家的區別。貴族人家的孩子在大學裡頭髮亂蓬蓬的，穿蟲蛀的毛衣。你發現他們在自助餐廳裡借午飯錢，吃朋友盤子裡的東西，他們符合窮孩子的形象，營造出一種置金錢於度外的氣質—就好像財富給他們帶來的其中一個權利就是，永遠不用再去考慮錢。他們在現實世界裡飄搖，就像少年神童在人類生存的日常瑣事裡磕磕絆絆一樣，每天一頭霧水，忘記要穿襪子，襯衫扣錯紐扣。

她丈夫對金錢話題非常敏感，他需要不斷提醒別人他們有多少錢，這感覺太粗魯，太無禮了。因此，讓他磨去稜角，教育他如何不要庸俗地致富，成了她厭倦的人生使命。

詹妮給她講了未來親家的情況，莎拉會寄一份文字給本：你可以和男方聊政治（他投票給共和黨）或者運動（愛好噴氣式飛機）。女方去年和她的讀書會去了義大利。（去旅遊？去閱讀？）他們有一個兒子有唐氏綜合徵，住在療養院裡，所以不要開弱智的玩笑！ 莎拉嘗試過讓本對人表現出更多關心，用更加開放的心態對待新鮮的經驗—他們為這事去參加過兩個星期的心理諮詢，然後本告訴她，他寧願把自己的耳朵割掉，也不能“再聽那個女人多講一天”。最終她還是做了大多數妻子會做的事情，她放棄了。所以，現在她要做出額外的努力，確保社交應酬能順利進行。

詹妮在正門入口外面等她。她穿著休閒喇叭褲和t恤，頭髮掖在現在年輕女孩都在戴的那種貝雷帽裡。

“媽媽。”她叫了一聲，莎拉本來沒有馬上看到她。

“不好意思，”她的母親說，“我真是眼瞎了。你父親一直叫我去看眼科醫生，但我哪有時間呢？”

她們擁抱了一下，然後往裡走。

“我早到了，所以把我們的票買好了。”詹妮說。

莎拉設法往她手裡塞一張百元鈔票。

“媽，別鬧了。我很高興付錢。”

“等會兒坐計程車用。”她的母親說，一邊把鈔票往她身上猛戳，就像街上他們硬塞給你的一張床墊商店的廣告，但詹妮避開了，把她們的票遞給講解員。莎拉無奈地只得把錢放回錢包裡。

“我聽說最好的東西在樓上，”詹妮說，“所以或許我們應該從頂樓開始。”

“隨你喜歡，親愛的。”

她們等電梯，在沉默中上樓。她們身後是一個拉丁家庭，在用很有活力的西班牙語聊天，女人在痛罵她的丈夫。莎拉在高中學過西班牙語，不過她沒有繼續學下去。她能辨識出“摩托車”和“小保姆”這兩個詞，透過激烈的言辭，顯然這個家庭發生了外遇。他們腳邊的兩個小孩在手持裝置上玩遊戲，臉被映照成怪異的藍色。

“謝恩對今晚很緊張，”她們出了電梯後，詹妮說，“好可愛。”

“我第一次見你父親的父母時，我吐了。”莎拉告訴她。

“真的啊？”

“是的，但我想可能與我午餐時吃的蛤蜊濃湯有關。”

“哦，媽媽，”詹妮笑著說，“你太好笑了。”詹妮一直告訴她的朋友，她母親“有點兒古怪”。莎拉都知道，或者在某種程度上有所察覺。她確實—是哪個詞來著？—有點兒恍惚，只有一點兒，有時她在頭腦中建立獨特的連線。羅賓·威廉姆斯不是也有同樣的特質嗎？還是其他的創新思想家？對吧。

所以你現在是羅賓·威廉姆斯咯？本會說。

“好吧，他不用緊張的，”莎拉說，“我們又不咬人。”

“階級是真實的東西，”詹妮告訴她，“其實還有這個問題。階級的劃分，你懂的。有錢人和—我是說，雖然謝恩的父母並不貧窮，可是—”

“這是在巴厘島餐廳吃飯，不是階級鬥爭。況且，我們不是那麼有錢。”

“你上一次坐商用飛機是什麼時候？”

“去年冬天去阿斯彭。”

她的女兒發出一個聲音，就好像在說，你聽到自己說什麼了嗎？ “我們不是億萬富翁，親愛的。這是曼哈頓，你知道的。有時參加一些派對，我感覺自己像傭人。”

“你們有一艘遊艇。”

“那不是遊艇，那是一艘帆船，而且我告訴過你父親不要買。我們現在是那種人了嗎？我說，開帆船的人？但你知道他的，他有什麼想法誰也攔不住。”

“隨便了。問題是，他很緊張，所以你們能不能—我也不知道—輕鬆點兒。”

“你在跟一個迷倒瑞典王子的女人講話。啊，他真是討人嫌。”

這麼說著，她們進入畫廊的主要空間。牆上排列著超大畫布，每一幅都在表達意圖，想法和觀念被縮減成線條與色彩。莎拉試圖放鬆她的大腦，平息絮叨不休的思想，忘卻現代生活習慣性待辦事項，但太難了。你擁有得越多，你就越擔心。她就是這麼認定的。

詹妮出生時，他們住在上西城區的一套有兩個臥室的公寓裡。本在交易所裡當推銷員，一年掙80000塊。但他英俊，擅長逗人大笑，而且他知道如何搶佔機會，於是兩年後，他升級成為交易員，吸金能力是以前的四倍。他們在六十年代搬進東部的一套公寓大廈，開始在奇塔雷拉美食專賣店買雜貨。

當母親之前，莎拉從事廣告業。詹妮進學前班之後，她閃過回去上班的念頭，但她無法忍受她在上班的時候，一個保姆在養育她的女兒。所以，儘管她感覺像是放棄了靈魂的一部分，她還是留在家中，做午餐，換尿布，等待丈夫回家。

她的母親鼓勵她這麼做，成為—她母親是這麼形容的—賢妻良母。但莎拉不善於處理鬆散的時間，也許因為她的頭腦本就十分鬆散，於是她成了一個整天列清單的女人，一個有好幾本日曆的女人，在他們的前門上貼便利貼。她是那種需要提醒的人，是某人剛向她報過電話號碼，她轉眼就忘的人。3歲的女兒開始提醒她事情時，她知道這樣很糟，甚至去看過神經科醫師。醫師說她的大腦沒有生理異常，建議她服用哌甲酯，暗示她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但莎拉憎恨吃藥，擔心藥品會把她變成另一個人，於是她迴歸她的清單，繼續用日曆和警示提醒自己。

在本工作遲歸的夜晚—這種情況越發頻繁—她不禁想起自己小的時候，晚飯後，母親在廚房裡一邊洗滌餐具，一邊指導她當天的手工美術作業，同時打包第二天的午餐。這就是母性的迴圈嗎？恆定的迴歸。有人曾經告訴過她，母親的存在是為了減弱生而為人的孤獨感。如果那是真的，那麼她作為母親，最大的責任就僅僅是陪伴。你把一個孩子從暖熱的子宮帶到這個難纏、混沌的世界，然後在接下來的十年他們在琢磨如何做人時，與他們並肩同行。

另一方面，父親的作用是讓孩子們堅強起來，如果他們跌倒，在母親要上前抱的時候說句“多走走就好了”。母親是胡蘿蔔，而父親是大棒。

於是莎拉發現自己在東63街的自家廚房裡，打包學前班的午餐盒，在洗溫水浴時讀圖畫書，她的身體和女兒的身體是一回事。在那些獨自入睡的夜晚，莎拉會把詹妮抱到她的床上，一邊讀書，一邊聊天，直到她們兩人都打瞌睡了，抱在一起。一身酒氣、領帶歪斜的本回家，吵鬧地踢掉鞋子時就會發現她們這樣睡著。

“我的姑娘們怎麼樣了？”他會說。他的姑娘們，就好像她們倆都是他的女兒。他說出這句話是帶著愛意的，他容光煥發，就好像這就是漫長一天的回報：他愛的兩個女人在家裡舒適的床上仰著臉看他，睡眼惺忪。

“我喜歡這一幅。”詹妮說，現在她是二十幾歲的女人了，再過五年就會有自己的孩子。在她容易與人發生口角的青少年時期，他們也努力與她保持親密，儘管困難重重。詹妮從來不愛鬧事，現在你能指責的最糟的情況不過就是，她不再像以前那樣尊敬她的母親，這是現代女性身上的詛咒。你留在家裡養大女兒，女兒長大了，找到工作了，就開始同情你—她們的全職媽媽。

身旁的詹妮一直在聊謝恩的父母—爸爸修理舊車，媽媽喜歡為他們的教會做慈善工作—莎拉努力保持專注，一邊留意有沒有危險的訊號，有沒有本需要知道的事情，但她的頭腦總是神遊。她突然意識到，她可以買下這個房間裡的任何一幅藝術品。這些年輕藝術家的作品最多能賣多少錢？幾十萬？一百萬？

在上西城區的時候，他們住在三樓。在東63街的公寓大廈住的是九樓。現在他們在翠貝卡區擁有一套頂層公寓，在53層。儘管在康涅狄格州的房子只有兩層樓，郵編本身就讓它成了某種遙不可及的太空站。週六農貿集市上的“農夫”是新興的潮人工匠，他們擁護原生種蘋果的迴歸和失落的編籃子藝術。莎拉現在口中的“問題”都完全是自找的—航班的頭等艙座位已經售罄，帆船漏水了，等等。真正的掙扎—有人來關掉了煤氣，你家孩子在學校被人捅了，車子被收回了—已經成為往事。

所有這些都讓莎拉感到困惑，既然詹妮已經成人，既然他們的財富已經超出需求的600倍，還剩下什麼意義？她的父母也有錢，確實，但沒有這麼多。他們現在的錢足夠讓她加入最好的鄉村俱樂部，足夠買下有六個臥室的家，開最新款的車，退休時銀行裡有幾百萬的存款。但這個—幾億美元清白的錢藏在開曼群島—這已經超出了貴族世家的邊界，甚至超出了曾經被認為是新貴的邊界。現代財富完全是另一種東西。

這些日子—在她生活中沒有規劃的時間裡—莎拉她現在活著難道就為了把錢移來移去？ 本回到辦公室時，他發現有兩個男人在等他。他們坐在外間辦公室裡讀雜誌，達琳緊張地在電腦上打字。本能從他們的西裝看出來—西服現買的—他們是政府的人。他幾乎要腳跟一轉，溜之大吉，但他沒有。事實是，他—在律師的建議下—在一個倉庫裡有個裝好的包，離岸還有無跡可尋的幾百萬美元。

“吉卜林先生！”達琳高聲說，一邊站起來，“這兩位先生是來見你的。”

男人放下他們的雜誌，站起來。其中一個很高，是方下巴。另一人的左眼下面有顆黑痣。

“吉卜林先生，”方下巴說，“我是財政部的喬丹·貝維斯。這是我的同事，海克斯特工。”

“本·吉卜林。”

吉卜林強迫自己與他們握手。

“這是要做什麼？”他儘可能隨意地問。

“我們會談到那個的，先生，”海克斯說，“但我們私下講。”

“當然，我會盡可能幫忙。到辦公室來。”

他轉身領他們進辦公室，和達琳對上了視線。

“把巴尼·卡爾佩珀叫來。”

他把兩位特工領進了轉角高階辦公室。他們在86層的高處，但鋼化玻璃遮蔽了自然天氣，營造出一個密封空間，一種人在飛艇裡的感覺，高高飄浮在世界之巔。

“我能為二位拿點兒什麼來喝嗎？”他說，“聖培露礦泉水？”

“我們不渴。”貝維斯說。

吉卜林走向沙發，一屁股坐進挨著窗戶的角落。他已經決定，他要表現得無所畏懼。餐具櫃上有一碗開心果，他拿了一顆，剝開它，吃掉果仁。

“請坐。”

兩人只能把賓客椅轉成面向沙發。他們尷尬地坐下。

“吉卜林先生，”貝維斯說，“我們是外資辦派來的，你有所瞭解嗎？”

“我聽說過，但說實話，你們盯我的梢，肯定不是因為我的運籌技術，我更偏向創造性思維的型別。”

“我們隸屬財政部。”

“我聽懂了。”

“好吧，我們來這裡的目的是確保美國的企業和投資公司沒有和我們政府禁止的國家做生意。而且，貴公司已經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禁止的意思是—”

“被制裁的，”海克斯說，“我們指的是伊朗和朝鮮這些國家。”

“他們的錢是壞錢，”海克斯說，“我們不想讓他們的錢進來。”

本笑了，並向他們露出了完美鑲嵌的牙齒。

“國家是壞國家，那是肯定的。但錢嘛？好吧，先生們，錢是一種工具，沒有好壞之分。”

“好吧，先生，讓我做個備份。你知道法律，對吧？”

“哪條法律？”

“不，我是說—你知道這個國家裡有法律吧？”

“貝維斯先生，不要當我是小孩子。”

“我只是在試圖用我們兩人都理解的語言交流。”貝維斯說。

“關鍵是，我們懷疑你的公司在洗錢—嗯，你在為所有人洗錢—我們來這兒是讓你知道，我們在盯著你。”

話音剛落，門開了，巴尼·卡爾佩珀進來。巴尼身穿藍白色縐布襯衫，他就是一名企業律師的完美化身—咄咄逼人，出身名門，前美國駐華大使的兒子，他的父親和三任總統是好朋友。此時，巴尼的嘴裡叼著一根紅白柺杖糖，儘管現在時值8月。吉卜林見到他，感到一陣安慰—就像一個被叫去校長辦公室的小孩，看到爸爸來了，馬上振作起來。

“先生們，”本說，“這位是卡爾佩珀先生，公司的內部法律顧問。”

“這只是隨便聊聊，”海克斯說，“不需要律師在場。”

卡爾佩珀懶得握手，他把後背靠在餐具櫃上。

“問我為什麼要吃糖。”他說。

“什麼？”海克斯問。

“糖，問我。”

海克斯和貝維斯交換了一個眼神，就好像在說，我不想問。

最後貝維斯聳了聳肩。

“糖是—”

卡爾佩珀把柺杖糖從嘴裡拿出來，給他們看。

“當我的助手說財政部的兩個特工在這兒時，我只能想到—一定是聖誕節到了。”

“很好笑，先生—”

“因為我知道我的壁球老友勒羅伊·埃布—你們知道他，對吧？”

“他是財政部長。”

“正是。我知道我的壁球老友勒羅伊是不會連個電話都不打，就派特工過來的。既然他沒打電話—”

“今天這個，”海克斯說，“更偏向於禮節性拜訪。”

“就像你帶著曲奇餅去拜訪左鄰右里？”

卡爾佩珀看著吉卜林。

“有曲奇餅嗎？還是我錯過了—”

“沒有曲奇餅。”本說。

貝維斯笑了。

“你想要曲奇餅？”

“不想要，”卡爾佩珀說，“只是，你朋友說到‘禮節性拜訪’，我就想著—”

貝維斯和海克斯交換眼色，站了起來。

“沒有人凌駕於法律之上。”貝維斯說。

“我說什麼了—”卡爾佩珀說，“我以為我們在聊點心。”

貝維斯笑著扣上夾克，他是那個拿了一手好牌的人。

“已經立案了，短則幾個月，長則幾年，你們將會受到最高等級的制裁。你要講證據嗎？你需要兩輛拖車把全部證據拖上法庭。”

“提起訴訟吧，”卡爾佩珀說，“拿逮捕令來，我們會回應的。”

“時候到了自然會。”海克斯說。

“如果我打個電話，你們倆就別想再把車停在皇后區。”卡爾佩珀嚼著他的柺杖糖說。

“嘿，”貝維斯說，“我是從布朗克斯區來的。你想打電話找人，就去找吧，但你要搞清楚你在招惹什麼麻煩。”

“太可愛了，”卡爾佩珀說，“你以為你很歷害嗎？孩子，我要是想幹死一個人，我用的是整條手臂。”

他給他們看他的手臂，以及連著手臂的手，手的末端是一根豎起致敬的手指。

貝維斯哈哈大笑。

“你知道有些日子你去上班，就是混日子。”他說，“嗯，但是這下好玩了。”

“他們都這麼說，”卡爾佩珀說，“直到我的手肘伸進去。”

那天晚上聚餐時，本心不在焉，他在腦海裡溫習著他和卡爾佩珀的對話。

“沒事的，”卡爾佩珀說，特工離開後，他把柺杖糖丟進垃圾桶，“他們就是月末開罰單的交警，想完成他們的配額。”

“他們說短則幾個月，”本回應說，“長則幾年。”

“看看滙豐銀行怎麼樣，就是打了一下手腕。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如果用最大限度的法律懲罰他們，就得吊銷他們的銀行執照。我們都知道那種事不會發生，他們太大了，大到根本不會進監獄。”

“你把十億美元的罰金叫作‘打一下手腕’？”

“那就是小錢。幾個月的利潤而已，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但本不太確定的是特工擺出的那副架勢。他們表現得很自大，就像知道自己拿到了大牌。

“我們得整理隊形，”他說，“知道任何事的任何人都得打點好。”

“已經搞定了。你知道即使在前臺工作，都得籤什麼等級的保密檔案嗎？是諾克斯堡17級的。”

“我可不去坐牢。”

“老天爺，不要這麼娘娘腔。你還沒聽明白嗎？沒有坐牢這回事。記得倫敦同業拆借利率醜聞嗎？是價值幾萬億的陰謀啊，萬億級的。一個記者對首席檢察官助理說，這間銀行以前犯過法，為什麼不更強硬一點？首席檢察官助理說，我不知道什麼叫更強硬。”

“他們都來我的辦公室了。”本說。

“他們是坐電梯上來的，只有兩個人。如果他們真的有證據，會是幾百個人一起來，而且出門的時候手上不只是抓著自己的那話兒。”

然而，和莎拉、詹妮以及她未婚夫一家人坐在角落的卡座上時，本還是禁不住去想，他們是不是隻抓著自己的那話兒出去的。本真希望他有會面的錄影帶，這樣他就能看到自己的臉，看自己洩露了多少東西。他的撲克面孔通常是一流的，但在那個房間裡，他感覺自己的競技狀態不佳。他嘴角表現出緊張感來了嗎？眼裡的波紋呢？

“本？”莎拉搖搖他的手臂說道。從她臉上的表情來看，很明顯有問題朝他拋來了。

“嗯？”他說，“哦，對不起。我沒有聽清，這裡還挺吵的。”

他這麼說著，儘管這地方一片死寂，只有幾個藍頭髮的精靈在對他們的湯低語。

“我是說，我們認為房地產行業還可以做，在賺錢這方面，”不知道是伯特還是卡爾，反正就是謝恩的父親說，“然後我在問你的意見。”

“由具體的房地產決定，”吉卜林從軟座上溜出來說道，“但經過颶風桑迪之後，我的建議是，要在曼哈頓買房子的話，選高樓層的。”

他一邊閃避莎拉反對的表情，藉口離開，走到外面去，他需要一些新鮮空氣。

他在路邊向一個下班晚歸的人討了一根香菸，站在餐廳的遮陽棚下面抽了起來。外面下起了絲絲小雨，他凝視著黑色碎石路面上的車尾燈發出的光輝。

“還有煙嗎？”一個穿高領毛衣的人從本的身後走出來問道。

吉卜林轉過身，注視著他。他是一個四十來歲的有錢人，但鼻子以前至少斷過一次。

“對不起。這根也是我討來的。”

高領毛衣男聳了聳肩，站著看雨。

“餐廳裡有位小姐在設法讓你注意她。”他說。

本看了看，詹妮正在對他招手，好像在說：“回來坐下。”他別過臉去。

“是我的女兒，”他說，“這是親家的見面之夜。”

“祝賀了。”男人說。

吉卜林吸了口煙，點點頭。

“生兒子的話你會擔心，他們什麼時候才能離開家？”男人說，“去走自己的路。在我們那個時候，你一到投票年齡，他們就把你踢到大馬路上，有時還會更早。逆境，只有逆境才能成就男人。”

“所以你的鼻樑斷了？”吉卜林說。

男人笑了。

“你知道吧？他們說坐牢的第一天，你要找到最大塊頭的傢伙教訓他一頓。好吧，和任何事情一樣，那是有後果的。”

“那—你也坐過牢？”吉卜林說，感覺到遊客的興奮。

“不在這兒，在烏克蘭的基輔。”

“老天爺。”

“之後在上海，但那就是小菜一碟，相比之下。”

“所以是倒黴，還是—”

男人微笑著說：“還是意外？不是的，老弟。這個世界是個危險的地方。但你知道的，對吧？”

“什麼？”吉卜林說，他感到了輕微的寒意。

“我說，你知道這個世界是個危險的地方。事出有因，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人類歷史上好人做壞事的次數，你想都不用想就能數出來。”

“我沒有，我還沒問你的名字。”

“要不要我的推特使用者名稱？你想給我發美圖嗎？”

吉卜林把香菸扔在人行道上。同時，一輛黑車停到餐廳前的路邊，掛著空擋等著。

“很高興和你聊天。”吉卜林說。

“等等。我們差點兒就聊完了，但還沒完。”

吉卜林試圖進門，但男人擋住他的路。倒不是完全堵住他的路，只是擋在那兒。

“我的妻子—”吉卜林說。

“她很好，”男人說，“很可能正在想著吃甜點要不要來點兒蛋白霜。所以你深呼吸一下—要不就跟我上車坐一程，你自己選。”

吉卜林的心臟像一分鐘跑了兩千米一樣。他已經忘記這種感覺的存在。這是什麼？終有一死？ “喏，”吉卜林說，“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今天有人拜訪你，是黨派的警察，破壞氣氛的人。我已經刻意反應遲鈍，只有一句話要說—也許他們唬住你了。”

“這是在威脅我嗎？還是—”

“不要激動，你沒有麻煩。在他們那邊你可能有麻煩，但我們這邊沒有，暫時沒有。”

吉卜林只能想象“我們”指的是誰。現實情況很清楚，儘管吉卜林一直在跟雜工和中間人打交道（充其量是經濟罪犯），他在公司裡揚名卻是靠開發先前利用不充分的收入來源。收入來源的性質是—和財政部特工來訪的意思一樣—不合法的。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他為資助恐怖主義國家洗錢，比如伊朗和葉門，以及謀殺自己國民的國家，比如蘇丹和利比亞。他在市中心一棟高樓的轉角辦公室裡做這些事。因為你處理的是幾十億美元，你就得正大光明，造出空殼公司，用各種方法偽裝匯款發起地，直到錢乾淨得像新的一樣。

“沒有麻煩，”吉卜林告訴穿高領毛衣的男人，“只是幾個年輕特工有點好勝。但我們在他們的上層敲定了一些事情，在關鍵級別上。”

“不，”男人說，“你們在那裡也有麻煩。執行政策有變，出了一些新的措施。我不是要讓你恐慌，不過—”

“喏，”吉卜林說，“我們擅長這個。我們是最好的。所以你的僱主才—”

男人嚴厲地怒視：“我們不能談論他們。”

吉卜林感覺有電一樣的東西躥進他的後背，肛門一縮。

“你可以信任我們。我是說，”他控制住情緒，“信任我。我一直是那麼保證的。沒有人會因為這件事去坐牢，巴尼·卡爾佩珀是那麼說的。”

男人看著吉卜林，就好像要說，或許我能相信你，或許不能。又或許他是在說，這事由不得你決定。

“把錢保護好，”他說，“那才最重要。不要忘了錢是誰的。好吧，或許你能把它洗得很乾淨，不會牽扯到我們身上，但那不意味著錢是你的。”

吉卜林用了一秒鐘去理解這裡面的內涵，他們以為他是個賊。

“不。當然不會。”

“你看起來很擔心，不要有那種表情，沒事的。你需要擁抱嗎？我只是在說，別忘了最重要的事情。接下來—你的小命是第二位的。只有錢最要緊。如果要你去坐牢，你就去坐牢。如果你有衝動要上吊，可以，或許那也不是個壞主意。”

他掏出一盒香菸，搖出一根夾在指間。

“現在這個時候，”他說，“甜品蛋奶凍餡餅。你不會後悔的。”

然後穿高領毛衣的男人走向等待著的黑色轎車，坐了進去。吉卜林看著它絕塵而去。

他們在週五前往文雅島，莎拉有一場慈善拍賣會要參加，跟拯救燕鷗有關。渡輪駛出，她不快地想著與未來親家的失敗聚餐。吉卜林也道歉了，“都是因為工作上的事。”他告訴她，但她以前聽過太多次這樣的話。

“那就退休吧，”她說，“我的意思是，既然工作給你這麼大的壓力。我們的錢多得用不完，我們甚至可以賣掉公寓，或者遊艇。說實話，我一點兒都不在乎。”

他對這句話很惱怒，話裡的意思是他賺的這些錢，他仍然在賺的錢，對她而言竟然一文不值。就好像賺錢這門藝術，他積累的專業知識，他對交易、對每次新挑戰的熱愛，都是沒有價值的，反而是種

負擔。

“這跟錢無關，”他告訴她，“我有職責。”

她懶得再吵下去，甚至都懶得說，那你對我的職責呢？對詹妮的呢？對莎拉而言，她嫁給了一臺永動機，一臺必須持續轉動的發動機，否則就再也不轉了。本就是工作，工作就是本，這就像數學等式。她用了十五年的時間，換了三個治療師才接受那個事實—她相信，接受就是開啟幸福的鑰匙，但有時還是隱隱作痛。

“我的要求不多，”她說，“但和康斯托剋夫婦的晚餐很重要。”

“我知道，”他說，“我很抱歉。我會邀請康斯托克先生來高爾夫俱樂部，打上九洞或十八洞。等我巴結完之後，他會成為我們同好會的主席。”

“問題不在那家的丈夫，問題在妻子。我能看出來，她很懷疑，她覺得我們是那種花錢如流水的人。”

“她這麼說了？”

“沒有，但我能看得出來。”

“去他的。”

她咬牙切齒。他總是這樣，不把別人當回事。她相信這種態度只會讓事態更糟，即便她嫉妒他能這麼不負責任。

“不，”她說，“這很重要，我們要做得更好。”

“什麼方面更好？”

“對人。”

他看到她的臉時，把已到嘴邊的刻薄回答嚥下去了。她是認真的，在她的心裡，不知怎麼的，他們竟成了壞人，就因為他們有錢。這與他所有的信仰都相悖。看看比爾·蓋茨，那個人活著時就把一半的財富投入慈善事業了，幾十億美元。那不比一個什麼—當地牧師更好嗎？如果影響力是衡量一切的標準，那比爾·蓋茨不比甘地更好嗎？本·吉卜林和莎拉·吉卜林夫婦，每年向慈善事業捐款幾百萬，難道不比一年最多捐五萬塊的康斯托剋夫婦好嗎？

週日清晨，莎拉早早醒來。她在廚房裡轉悠，直起腰來，琢磨他們需要買些什麼。然後她穿上休閒鞋，抓起柳條籃，走路穿過小島去農貿市場。外面很悶，海水層就要熱透了，陽光被空氣中的水分子放大，讓世界感覺更像液體。她經過他們家岔道盡頭傾斜的郵筒，沿著主幹道的路邊走。她喜歡鞋子踩在碎石路面沙子上的聲音，像富有節奏的踢踏舞。紐約的交通太吵，地下鐵的轟隆聲讓人聽不到自己在時空中的移動，聽不到呼吸的聲音，有時加上電鑽和下沉式公交車的爆發性呼嘯聲，你得掐一把自己，才能知道自己還活著。

但這裡，夜晚冷酷的寒意讓步給夏日的溼熱，空氣中是冒泡的彩虹，莎拉能感覺到自己在呼吸，肌肉在運動，她甚至能聽到頭髮觸碰輕便的夏季夾克領子的聲音。

農貿市場已經忙碌起來。你能聞到粗糧麵包在看不見的隱蔽的籃子裡發酵，擺出來的壓傷番茄和裝飾美觀的盒裝硬核水果，儘管有雜斑的水果才最甜。攤販們每週都在這裡擺攤，只是順序稍有不同，有時爆米花的小攤在這一頭，有時在另一頭。花店喜歡中間的位置，麵包師傅則在離水最近的一頭。本和莎拉已經連續15年來這裡，先是作為租客，等他們從有錢人變成富人後，就成了一棟現代混凝鑄鐵管道海景建築的戶主。

莎拉知道所有農夫的名字，她看著他們的孩子從幼童長成青少年。她走在週末度假的人和本地人旁邊，與其說是購物，不如說是體會一種歸屬感。他們要趕下午的渡輪，多買一隻桃子都沒有意義，但週日的早晨，她不能不來農貿市場。那些下雨的日子，市場停業，她感覺沒有依託。回到城裡，她會像迷宮裡的老鼠一樣在街上游蕩，尋找著什麼，卻又不知道在找什麼。

她停下來研究某種西洋菜。她和本在晚餐後吵了一架—因為他的冷淡態度，吃到一半離席—雖然時間不長，卻很激烈。她明確有力地讓他知道，她不會再容忍他的自私。世界的存在不是為了滿足本·吉卜林的需要，如果那就是他想要的—身邊都是他可以隨意踐踏的人—好吧，那麼，他應該換個老婆。

本一反常態地賠罪，拉著她的手，說她說得都對，他很抱歉，會盡一切努力讓這種事情不再發生，這讓她措手不及。她習慣了吵架時他充耳不聞。但這一次，他看著她的眼睛，告訴她，他知道自己一直沒有珍惜她，認為一切都理所應當，他太傲慢，他用的詞太狂妄。但從現在開始，是新的一天了。他其實看起來有點兒害怕。她把害怕當成了威脅奏效的跡象，以為他相信她會離開他，不知道沒了她該怎麼辦。以後她會意識到，他已經在擔心—他擁有的一切，他這個人的一切，都瀕臨消逝。

於是今天，在見證過丈夫的悔悟後，她和他躺在他們的婚床上，他的腦袋放在她的乳房之間，他的手撫摸著她的大腿，她感覺生活的新篇章開啟了。這是一場復興，他們一直聊到深夜，說要放一個月的假，去歐洲旅行。他們會手拉著手走在義大利翁布里亞的小巷裡，像一對新婚夫婦一樣。午夜後的某個時候，他開啟他的紅木盒子，他們抽了一點兒大麻，這是詹妮出生後她抽的第一口。大麻讓他們傻笑得像兩個孩子，他們坐在廚房地板上，從開啟的冰箱門裡，直接從保鮮格里拿草莓吃。

她散步經過賣英國黃瓜和一籃籃松葉苣的小攤，賣漿果的男人把他的貨品配成三個品種—綠色的小筐裡裝有藍莓、黑莓和紅覆盆子。她剝下夏玉米粗糙的外皮，她的手指渴望感受皮下的黃絲，迷失在幻覺裡。在文雅島的農貿市場，就在這個位置，在這個早晨的這個時間，現代世界消弭了，無聲的階級戰爭裡不言而喻的隔閡消失了。這裡沒有貧富，沒有特權，只有從肥沃土壤裡拔出的食物，從壯實的樹枝上摘下的水果，從蜂箱裡偷來的蜂蜜。面對自然，我們都是平等的，她心想—這個想法就其本身而言，就是奢侈的產物。

一抬頭，她看到美琪·貝特曼就在不遠處。那一刻是這樣的：一對推著嬰兒車的年輕夫婦穿過她的視線中央，他們正經過時，美琪的側面顯露出來，她正在交談，然後—等推車的夫婦完全離開視線後—跟她講話的男人也顯現出來了。他是個四十來歲的英俊男人，身著牛仔褲和t恤，上面都有顏料的汙跡，t恤的外面罩了一件藍色舊開衫。男人的頭髮稍長，不經意地撥到腦後，但一直往前面掉。莎拉看著時，他又抬手把頭髮撥到後面去，就像馬分心地用尾巴拍擊蒼蠅一樣。

莎拉的第一個想法只是認出熟人了，她認識那個人（美琪）。第二個想法才是來龍去脈（那是美琪·貝特曼，嫁給了戴維，兩個孩子的母親）。第三個想法是，和她講話的那個男人站得有點兒太近了，他在傾身向前微笑著。美琪臉上的表情也與他相似。他們兩人之間有種非同一般的親密感。然後美琪轉身看到了莎拉，她舉起一隻手來，遮擋眼睛避免太陽照射，像個搜尋地平線的水手。

“嘿，這兒。”她說，美琪的問候聲中有種坦率，表現得不像一個剛被人抓包的女人，在和不是她丈夫的男人調情，這讓莎拉重新考慮了她的第一個假設。

“我就想著你可能在這兒，”美琪說，“噢，這是斯科特。”

男人向莎拉伸出手。

“嗨！”莎拉說，然後對美琪說話，“是啊，你真瞭解我。只要市場開張，我就一定在這兒捏牛油果，風雨無阻。”

“你今天回去嗎？”

“三點鐘的渡輪，我想是。”

“哦別。不要—我們有飛機，跟我們一起走吧。”

“真的？”

“當然，我剛剛還在跟斯科特說呢，他今晚也要進城。”

“我在考慮走路回去。”斯科特說。

莎拉眉頭一皺：“我們在一座島上。”

美琪笑了：“莎拉，他是開玩笑的。”

莎拉感覺自己臉紅了。

“當然。”

她勉強笑了一下。

“我有時真是昏了頭了。”

“那就說定啦，”美琪說，“你們都得來，你們兩個都是，還有本，會很有趣的。我們可以喝一杯，還可以聊聊藝術。”

她對莎拉說：“斯科特是個畫家。”

“失敗的畫家。”他澄清道。

“不。那也太，—你不是才告訴我下週有個畫廊碰面會嗎？”

“一定會出岔子的碰面會。”

“你畫什麼？”莎拉問。

“災禍。”他說。

莎拉的表情一定很困惑，因為美琪說：“斯科特畫新聞裡的災害場景—火車失事，房屋倒塌，還有季風之類的—那些畫真是天才的作品。”

“嗯，”斯科特說，“它們是病態的。”

“改天我想看看。”莎拉客氣地說，儘管“病態”這個詞聽起來很有病態。

“看到沒有？”美琪說。

“她這是在客套，”斯科特敏銳地說，“但我很感激了，我在這裡的生活很簡單。”

很明顯，如果有人問他，他會再多說一點兒，但莎拉換了話題。“你們什麼時候回去？”她問。

“我會發資訊給你，”美琪說，“但我想在8點左右。我們飛去泰特波羅機場，然後從那裡進城，通常10點半之前我們就到家躺在床上了。”

“哇！”莎拉說，“那太棒了！只要想到週日下午的交通堵塞，我就頭疼—我是說，好處太大了。本會很興奮。”

“好，”美琪說，“我很高興。飛機就是拿來用的，對吧？如果你有一架飛機—”

“我哪兒知道呢。”斯科特說。

“別這麼尖刻，”美琪轉向他說，“你也要來的。”

她在笑嘻嘻地戲弄他，莎拉確定美琪就是這麼一個人，光明磊落，很有人緣兒。斯科特當然也沒有散發出曖昧的氣場，他們兩個不過就是在農貿市場上結交的朋友。

“我會考慮一下的，”他說，“謝了。”

他對她們兩人微笑，然後走開了。一度感覺他們三人都要分道揚鑣，但美琪逗留了一下。莎拉感覺如果美琪還想聊天的話，她有義務陪同，於是她們兩人分開一下又回到了一起。

“你是怎麼認識他的？”莎拉問。

“斯科特嗎？就是—在這附近。或者這麼說—他經常在加布咖啡館喝咖啡，我以前一直帶孩子們過去，就是出了家門總是會去的地方，瑞秋喜歡他們家的瑪芬蛋糕。於是就聊起來了。”

“他結婚了嗎？”

“沒有，”美琪說，“我想他以前訂過婚。總之，孩子們和我去過一次他的住處，看了他的作品，真的好極了。我一直試圖讓戴維買幾幅畫，但他說他自己做的就是災難這一行，所以他其實不想回到家裡再看到災難。說句公道話，那些畫相當形象。”

“我猜也是。”

“是啊。”

她們站了一會兒，一時沒有話講，就像小溪裡的兩塊石頭，周圍是來來往往的人群。

“都還好吧？”莎拉問。

“還好，是的。你呢？”

莎拉想到當天早晨本是如何親吻她的，她笑了：“很好。”

“那就好。嗯，我們到飛機上再聊，怎麼樣？”

“真棒，再次謝謝你。”

“好了，今晚見。”

美琪飛快地給她一個飛吻，然後就走了。莎拉看著她離開，然後繼續找草莓。

此時，本坐在露天平臺上—用再生木材製作，有爬滿常春藤的花架—看著海浪。擺在廚房檯面上的是一打百吉餅，以及燻鮭魚、純種番茄、酸豆和一塊當地的手工奶油芝士。本拿著一份週日的《時代》週刊和一杯卡布奇諾，坐在柳條椅上，海洋上吹來一縷輕風，拂過他的臉龐。整個週末，他都在用一款名叫“編校器”的應用程式和卡爾佩珀互通簡訊，這款應用程式能在你閱讀簡訊的同時塗黑它們，然後永久刪除。

海洋上，帆船緩慢地駛過浪峰。卡爾佩珀用加密的形式說，他已經透過非正式渠道深入政府檔案了。他用表情符號替代關鍵詞，就算政府用某種方式破解了應用程式，文字部分也難以被用作證據。

看起來有個關鍵的人在給他們報料。

本抹去下巴上的番茄汁，吃完了半個百吉餅。有人告密？卡爾佩珀是那個意思嗎？本記起巴厘島餐廳外面穿高領毛衣的男人，他的鼻樑在俄羅斯的監獄裡被打斷。那真的發生過嗎？

莎拉拿著半個西柚來到遊廊上。他才剛剛起床，她已經參加完鎮上的動感單車課了。

“渡輪3點30分出發，”本告訴她，“所以我們應該2點45分到那裡。”

莎拉遞給他一張餐巾紙，坐下來。

“我在農貿市場碰到美琪了。”

“美琪·貝特曼？”

“是的，她跟某個畫家在一起。我的意思是，不是在一起，但他們在聊天。”

“哦。”他說，準備遮蔽剩下的對話。

“她說他們今晚的飛機上有空位。”

這句話吸引了他的注意：“她邀請我們了？”

“除非你想乘渡輪。但是你也知道星期天晚上的交通狀況。”

“我不想，那聽起來，—你答應了嗎？”

“我說我會跟你說一聲，但預設我們是同意的。”

本向後一靠。他要給助理發一條訊息，派一輛車去泰特波羅。他正掏出手機要發資訊時，有了另一個想法。

戴維，他可以跟戴維聊聊。當然不能說細節，但可以聊到他現在有些麻煩—一個大亨與另一個大亨的談話。戴維能不能推薦什麼策略？他們應該先發制人，僱一個危機經理？還是開始找一個替罪羊？戴維和行政部門也有密切聯絡，如果司法部真的收到新的指示，或許戴維可以幫他們先套到一些話。

他把吃了一半的百吉餅放下，在褲子上擦擦手，站起身來。

“我要去海灘散個步，理清一些事情。”

“你等我一分鐘，我跟你一起去。”

他想開口告訴她，他需要時間來思考，但他猶豫了。繼詹妮男友的事件之後，他需要加倍努力。於是他點點頭，進屋穿鞋。

去機場的路程很短，車過了晚上9點才來接他們。他們坐在有空調的後座，穿過變暗的暮光，太陽低垂在地平線上，像橙色的蛋黃般慢慢地沉入一片涼爽的糖霜。本反思了一下他想對戴維說什麼，怎麼貼近這個話題—不能說“有一場危機”，要說“你有沒有聽說白宮傳出什麼訊息，對市場會有影響”。哦不行，那說得太細了。或許就是簡單地說：“我們聽到一些有關新政策的風言風語，你能去證實一下嗎？”

他在流汗，儘管車內只有20攝氏度。莎拉挨著本，正微笑著觀看日落。本鼓勵性地捏捏她的手，她看過來，朝他咧嘴一笑—本是她的男人。本回以微笑，他現在就可以消滅掉一杯金湯力。

卡爾佩珀打來電話時，本正鑽出汽車，走上停機坪。當時是晚上9點15分，氣候溫和，跑道的邊界籠罩著濃霧。

“要開始了。”本從司機手裡接過旅行袋時，卡爾佩珀說。

“什麼？”

“起訴。一個小妞剛告訴我。”

“啊？什麼時候？”

“就在明天早上，政府會派大批人揮舞著逮捕令過來。我跟勒羅伊透過話了，他扣了我一臉的屎盆子，他這次要站在總統那一邊。我們需要向華爾街傳達一個資訊，或者類似的屁話，我現在有一百個臨時僱員在那裡打點事情。”

“什麼事情？”

“曲奇怪獸會如何對待曲奇？”

本在發抖。他的創造性推理中樞現在關閉了。

“老天爺，巴尼。你就明說吧。”

“不能在電話上說，你只要知道，斯大林對蘇聯做的事現在正發生在我們的資料上，但你要裝作什麼都不知道。對你而言，這只是一個平常的星期天的晚上。”

“我應該—”

“什麼都不用做。回家，吃一片贊安諾，睡覺。早上穿一套舒適的西裝，手腕上抹點兒保溼霜。他們會在辦公室裡逮捕你們—你，胡佛和泰貝莎，等等。我們長年聘請的律師會待命把你保釋出來，但他們是渾蛋，把你關到允許範圍內的最長時間。”

“關在監獄裡？”

“不，關在百思買大賣場。開個玩笑。對，當然是關在監獄裡。但別擔心，我在裡面有人。”

他掛了電話。本站在停機坪上，沒有覺察到暖風和莎拉關切的注視。一切看起來都不同了，爬升的霧氣，飛機下的陰影。本幾乎預感到天上有直升機撒下快繩，突擊部隊從天而降。

要開始了，他想，絕對是最壞的情形。我會被逮捕，被指控。

“老天，本。你看起來魂不守舍。”

他們身後，兩個地勤人員剛給飛機加滿油。

“沒有，”他說，試圖鎮定下來，“沒有，就是，—我沒事。只是—市場有壞訊息，亞洲的。”

兩個地勤把加油的軟管拉回來，拉出機身。他們穿著卡其布工作服，戴著相配的帽子，他們的臉埋在陰影裡。其中一人從輸油管道旁退了幾步，掏出一盒香菸。他點著一根，橙色的閃爍照亮他的臉龐。本斜眼看他。那是—那個誰嗎？他心想，但那張臉又暗下去了。“戰或逃”的本能現在非常強烈，就好像他的每個恐懼都躲在霧裡包圍著它。他心跳如雷，雖然天氣很熱，他仍在哆嗦。

過了一會兒，他意識到莎拉在跟他說話。

“什麼？”他說。

“我在說，我應該擔心嗎？”

“不，”他告訴她，“不用。只是—你知道，我真的很期待我們聊的這趟旅行—義大利，克羅埃西亞。我想，要不—或許我們應該今晚就去。”

她拉住他的胳膊。

“你瘋了啊。”她捏著他的胳膊對他說，他點點頭。第一個人已經固定好燃油軟管，鑽進了卡車駕駛室。第二個人丟掉香菸，用腳把它碾滅，走向副駕駛的車門。

“我可不想坐這班飛機。”他說。

他說話的語氣有點兒不對勁，是一種暗示。本轉過身。

“什麼？”他說。但男人已經關上車門，然後卡車開走了。那是某種威脅嗎？一句警告？還是他在疑神疑鬼？本看著卡車退回飛機棚，直到尾燈只剩濃霧中的兩個紅點。

“寶貝兒？”莎拉說。

本大聲地呼氣，想擺脫這種感覺。

“唉。”他嘆了一口氣。

太大了，不會進監獄。巴尼是那麼說的，他說這只是一種策略，政府要殺雞儆猴。但歸根結底—他的秘密，以及對金融市場的牽連—他不得不相信，巴尼是對的，這件事能用幾百萬美元悄悄地平息下去。事實是，他對這一天早有準備和計劃。不做準備才真是白痴，本·吉卜林絕對不是個白痴。他有自己的財務絕緣罩，隱藏了資金—當然沒有隱藏所有的錢，只是幾百萬而已。他有個長期的諮詢律師。沒錯，這是最壞的情形，但他們已經建好應對這種情形的堡壘了。

讓他們來吧，他想，讓自己聽從命運的安排。然後他捏捏莎拉的手，寬心了，陪她走向飛機。

1惡魔島（alcatraz island），1933年至1946年曾被用作聯邦監獄。

2傑克·拉蘭內（jack lalanne，1914—2011），美國健身之父，被稱為“第一健身英雄”。

3哈利·胡迪尼（harry houdini，1874—1926），美國幻術大師及特技表演藝術家，以逃脫術聞名。

4愛蒂寶（edible arrangements），美國果籃專賣店，受到鮮花行業的啟發，將果籃與花束設計概念融合。

5《哈羅德和紫色蠟筆》（harold and the purple crayon），克羅格特·約翰森的一本兒童圖書，主人公是4歲男孩哈羅德，他可以用紫色蠟筆畫出自己的夢想。

6白水事件（whiteter scandal），克林頓在擔任阿肯色州州長期間，曾投資過一家名叫“白水”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後來發生涉及施壓貸款的醜聞。

7羅德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s），一種世界級獎學金，有“全球本科生諾貝爾獎”之稱，得獎者被稱為“羅德學者”（rhodes scholars）。

8莫瑞·波維奇（maury povich，1939— ），美國電視節目主持人，其主持的脫口秀節目《莫瑞》已進行到第19期。

9維斯帕，比亞喬旗下經典踏板車品牌，電影《羅馬假日》中使用的即vespa 125。

10萬福瑪利亞傳球（hail marry pass），美式橄欖球術語，指成功率很低的長距離直傳，一般在比賽快結束時使用，孤注一擲地傳出去以求最後得分。

11戈登·裡迪（gordon liddy，1930— ），尼克松政府時期，白宮反洩密部門的首席特工。

12庫爾茨上校，弗朗西斯·科波拉拍攝的電影《現代啟示錄》中的角色，在東南亞叢林裡發瘋。

13傑克·尼克爾森（1937— ），美國演員、導演、製片人及編劇。

14約翰尼·卡什（johnny cash，1932—2003），美國曆史上最有影響力的音樂人之一。

15斯特拉迪瓦里琴，義大利名手斯特拉迪瓦里（antonius stradivarius，1644?—1737）及其後人制作的提琴，工藝精湛、音色優美，在提琴愛好者中備受推崇。

16守車，又稱望車，是掛在貨物列車尾部、運轉車長乘坐的工作車。

17諾克斯堡（fort knox），聯邦政府的黃金儲備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