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隱形的闖入者上》（22）

德國人的忌憚

我的工作專案還在進行著,一切都很順利,只是有六個片段需要克隆,需要花些時日。由於質粒載體不夠,克里斯坦給了我一管他們以前提取、並酶切好的載體。我試用了幾次,效果都不佳。我跟克里斯坦說,這批處理過的載體可能有點問題,我想重新提取一些。可是,不知怎麼搞的,這話很快就傳到了提取這批載體的技術員耳朵裡。

第二天,她一臉怒氣地跑來找我。

“我提的載體沒問題啊!我們都用過啊!怎麼會不行呢?”她說。

“沒有說不好,可能是放的時間長了,有點變質。”我趕緊解釋說。

她還是很不高興的樣子,一轉身,出去了,把門摔得“砰”一響。她是公司裡的一個比較有經驗的老技術員,可能覺得有些丟面子。我心想,那也不至於此啊,樣品有時會有點問題那是常有的事,用得著這麼較真嗎?看來以後我說話得小心點。

每週都會有一個小組會,會上每人都彙報一下一週的工作情況,有問題就提出來討論一下。每當我一提出來有什麼問題,大家就很緊張,生怕這個問題是針對自己的。

“這次的片段沒接入載體。你們覺得會是什麼問題?”我問。

大家都低著頭,沒有一個人說話。

“會不會是提載體時有點問題。”我又問。

“不會,我都是照方法做的。絕對不會有錯。”提載體的技術員急忙否認。

“那方法會不會有點不足呢?”

“我們一直都用啊。沒什麼問題啊。”

“或者片段酶切時酶量不夠?”我又問。

“不會,不會,我都是照以前的量用的。”另一個技術員慌忙介面說。

“以前的用量也不見得就絕對正確,要看情況。”

“反正我沒做錯。誰知道什麼問題啊?”她急得滿臉通紅地說。

我真是被弄得啼笑皆非,不知怎樣才好。有問題是很正常的事情,特別是在小組會上討論是再正常不過的了,他們怎麼會這麼害怕,如臨大敵一樣。難道德國人就這麼虛榮?真是不可思議。

“有問題怕什麼呢?有問題是正常現象,提出來大家分析分析、討論討論,解決就行了嘛。”我最後說。

我想來想去覺得不太正常,其中一定有什麼原因。可是,會是什麼原因呢?後來,我終於想明白了,一定是追蹤我的那些人在搗什麼鬼。來到德國後,我一直清楚這個該死的衛星還在罩著我,我正在等待著他們失去耐心。

由於衛星在我頭上,每個人在面對我的時候,同時也在面對我身後的隱形鏡頭,面對那些操控衛星的人。讓我發現問題不要緊,可讓這些操控衛星的人也知道了那就等於讓全世界都知道了。這可非同小可,這關係著公司的聲譽,關係著公司的命運。所以,問題讓誰看見都可以,就是不能讓我看見。我終於明白他們為什麼這麼緊張了。

我心裡真不知道是什麼滋味,好像是一種恨、怒、委屈和無奈的混合,彷彿我渾身上下被沾滿了惡臭的汙泥,洗也洗不淨、擦也擦不掉一樣。他們把衛星的鏡頭放在了我的頭上,使得我變成了一個“特殊人物”。我的一切都被改變了,我不再有正常的生活,不再有正常的工作,甚至不再有正常的人際關係。只要知道點隱情的人看見我,就像看見“妖怪”一樣,既怕又恨,但又不敢得罪。

我無形中變成了這些操控者們的化身。這難道就是他們片語中所說的“天使”嗎?我這個“天使”正在為這些所謂的“上帝”服務嗎?我實在是深惡痛絕他們強加在我身上的這種角色,感覺就好像是“鬼魂附體”一樣的無助和無奈,我已不再是我自己了。可這一切我又能向誰訴說呢?能說得清楚嗎?我想,公司的人對此事不會一點不知情,說不定還會像以前一樣,按照這些操控者的旨意對我做著種種的試探和安排。我給公司帶來的是什麼?如果這些並不是他們願意做的事情,或者並不是他們願意被看見的事情,那我就是一個麻煩、一個禍害。

我覺得有必要跟公司表明,我並不願意處在我現在的狀況,儘管有可能說不清楚,但我還是想表明我的無奈和被迫。這天,我做完實驗回到辦公室,看見克里斯坦正好坐在那裡。

“我有事想跟你談談。”我跟他說。

“行”他回答。

我轉身把門關上了,我的話題很嚴肅,不便公開。我回過頭來開始了我的談話。

“你是我的上司,”我說,“對於我來說,你就代表著公司。我想說的是,我來到德國是來工作的,是來搞科學的。我不是什麼警察,不是專門來檢查誰有問題的。我不感興趣誰有問題,只要能把工作做好就行。我只代表我自己,不代表任何人。”

克里斯坦一聽,臉色立刻嚴肅起來。

“誰有問題?我們也是搞科學,也是為了把工作做好。”他說。

“好,你明白我的話就行。”

我想他應該明白我說的是什麼。話說到這裡就行了,大家都心照不宣,用不著挑明。

自從我跟他一起工作以來,他一直充當著代言人的角色。公司,或者“幕後者”對我有什麼要求,或想告訴我什麼,都是透過他來對我說的。我的一言一行他都非常注意。我相信他是公司與那些“幕後者”,或者說“鏡頭後面的人”一起商量,挑選出來專門與我打交道的人。他的外貌、專業和學歷,以及他的英語都是經過挑選的。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挑漂亮男人?可能是不是因為安德雷的事情讓他們覺得漂亮男人比較能讓我動心?比較容易得到我的青睞?比較能得到我的幫助?難道他們想讓depe公司的那一幕在德國重演嗎?這未免有些太滑稽、太可笑了吧。克里斯坦和麥菲斯公司無疑是已經被告知了我所有的背景和現狀,對我的情況瞭如指掌。

我已經有所戒備,平常除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外,不太跟他多說什麼。他也很知趣,也不過多地來麻煩我。

這一段時間,我一直都在忙於克隆那六個片段,分子量比較小的四個片段沒費什麼周折,很快就拿到了,只有兩個分子量較大的片段還沒有得到克隆。我讓手下的一個技術員換一種方法試了試,得到的菌落不多,但有那麼一兩個。我就讓她把dna提取出來,送到dna序列分析中心,測一測dna序列是否正確。

兩天後,結果報告送來了,得到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結果,是一個完全不相干的、莫名其妙的片段。怎麼會這樣呢?根據我的經驗,要麼沒接進去,要麼接進去的片段有些位點會有問題,從來不會接進去一個完全不相干的片段。是技術員拿錯dna了?我去問她,她說不太可能。憑我的直覺,我覺得這個結果不真實。

正好下午又有一個講座,我在會議室碰見了克里斯坦和塔爾特,我就談起了這次的dna檢測結果。

“我覺得這次的結果很奇怪。”我說。

塔爾特和克里斯坦交換了一下眼色,面部表情並不像以往談到有問題的結果時的嚴肅表情,而是帶著一種好像有些神秘的微笑。

“是不是這個片段接不進去?”我問。

“接得進去。”塔爾特立刻說。

“你怎麼知道?”我馬上追問。

“嗯……文獻上說的。”他支吾了一下說。

我猜想他們肯定知道這次的檢測結果是對的,但給了我一個假結果。也許並不是他們想這樣做,而是“幕後者”們想這樣做。為什麼要這樣呢?什麼目的呢?難道就是想折騰我們一下,讓我們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也沒什麼,但我對他們這種做法很生氣。科學的東西來不得半點虛假,否則就會有誤導,最後會搞得實驗無法再做下去。比如,這個實驗明明在這種條件下得到了正確結果,可非說結果不正確,那勢必就要改變原來的條件。條件如果改變了,得到的是什麼樣的結果呢?可想而知,一定是不正確的結果。

第二天,我藉故頭痛,沒去上班,在家休息了一天。我雖沒有頭痛,但心情很不好。我為什麼拋開一切跑到德國來?不就是想逃開衛星的跟蹤、躲開這些人的監控嗎?可是,我來到德國都兩個月了,仍然在監控之下。而且,視乎他們已說服了德國人,一起來協助他們的行動和計劃,很有可能是在我來德國之前就商定了的,就做了安排。我在這裡仍然是無時、無刻、無處不感受到他們的監控。我還能怎麼辦呢?我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恐怕也逃不出他們的手心。我的心開始往下沉,剛來德國時的那種解脫和釋放、興奮和激動的心情已經蕩然無存了,留下的仍然是那種揮之不去的陰影和無法解脫的憂慮。

第三天,我早上去公司上班。到了實驗室,同事看見了我。

“你怎麼啦?”她問我。

“不太舒服,有點頭疼。”我說。

“感冒了?”

“沒有”

“哪什麼原因?”

“不知道。”

“可能是這裡的風吹的吧,很多人吹了這裡的風會頭疼。”她接著說。

我沒吭聲,隨她去猜測吧。

沒過一會,歐文推開門,沒有進來,只探進來半個身子。

“你是頭疼嗎?”他問。

“是啊”我說。

“這只是剛開始,以後會有足夠的頭痛哪,會有10次呢。”他說完後,縮回身子,關上門走了。

我跟技術員對看一眼感覺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什麼意思。我有點生氣,他怎麼會跑來說這麼一句話呢?是咒我嗎?我後來想想,他不像是有話要跟我說,倒像是專門來傳話的,說完這一句就走了。

一定是那些操控者讓他來傳話的。那這話是什麼意思呢?是預示我今後會有很多類似的麻煩呢?還是預示我會有很多頭痛呢?當時我真鬧不明白這話的意思。其實,我知道,歐文也不懂是什麼意思,他只是個傳話的。直到幾年以後,我才明白了“足夠的頭痛”的含意。那是一種我即將要遭受的巨大痛苦,是一種曠古未聞的、滅絕人性的殘酷虐待。

聖誕節很快就要到了。慕尼黑的大街小巷都張燈結綵、喜氣洋洋,準備迎接聖誕的到來。公司裡也不例外,窗戶上掛上了繫有紅綢帶的松枝環。桌上放上了花盤,裡面插上了三支很精緻的紅色蠟燭。據說,聖誕前的三天就要將這些蠟燭點上,直到聖誕後一星期才能熄滅。這是德國人的風俗。大家已經無心思幹活了,收拾收拾東西,聊聊天,等著放聖誕的長假了。

可我還不能歇著,我想在聖誕節之前將我手上的這第一個專案完成。當然,我只好重做。我重新又做pcr,重新提取和酶切了質粒載體,重新進行了連線。為了趕時間,我只得晚上來加班。這裡晚上是沒有人來加班的,整個大樓就我一個人亮著燈。不過,很安全,底下有保安守門,不會有什麼外人上來。

但是,我的燈光引起了保安的注意。他們10點鐘上來巡視,進來問我為什麼還不回去。原來,公司下班後一般不允許人留在實驗室。我知道他的意思,但他不懂英語,我費了很大勁也沒能讓他明白。最後,我們就用上了手語,我跟他說我是從外國來的,有特殊情況。他比劃著飛機起飛降落的樣子,我點點頭,他明白了我從國外來。然後,他比劃著不要超過12點,我點點頭。他走了,我心想,德國還不許晚上加班?那就是你想要刻苦努力都不成啦。

很快,我的實驗結果出來了,送到dna測序中心去檢測了。檢測報告一出來,我就迫不及待地開始對序列進行分析。經核查,dna序列是正確的;並且,未出現點突變或錯誤的序列。看來,這次他們不想再弄虛作假了。就這樣,我來到公司後的第一個專案就算完成了。總共一個來月的時間,對於一個新進公司的、不熟悉環境的人來說,這樣的速度已經不錯了。

我將六個克隆,以及這六個克隆的dna序列分析都交給了克里斯坦。

“這是我送給公司的聖誕禮物。”我對克里斯坦和塔爾特說。

他們都笑了起來,同時也顯得有點尷尬。

他們知道,這個禮物其實早就到了。這一小成果對我來說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它證實了我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公司憑著這個專案的結果就能正確地判斷出我的潛力和價值,比起給他們說再多、看再多資料都更加具有說服力。如果在正常情況下,這是進入新公司的一個良好開端,它甚至會影響到今後你在公司的命運和前途。

聖誕節,公司在五星級酒店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宴會,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全都到了,從總裁到小技術員一個也不缺席。晚飯前還有節目,是公司請來表演的,主要是話劇小品。可惜我看不懂,大家都在捧腹大笑,我只好看看熱鬧。晚飯非常豐盛,有各種肉類,各種海鮮;有紅酒、白酒、啤酒,還有各種西點等。大家舉著酒杯在大廳裡竄來竄去,相互碰杯,相互贈予聖誕祝福。

聖誕宴會在歐美國家可以說是一種傳統,無論公司或機構的大小都會舉行。大家藉此機會聚在一起,互相祝福一下,一般還會希望男士西裝格律,女士晚服盛裝;有時還會邀請配偶也參加。總之,一年一度的聖誕宴會是他們很重視的一次聚會。

我坐在那裡,一邊慢慢地吃著,一邊看著熱鬧,不太想動,杯子裡也沒多少酒。幾個人過來碰杯都說不公平,說我酒杯裡酒太少。我其實沒什麼興致,心情也輕鬆不起來,不可能像他們那樣盡興。

過了一會,公司總裁走過來跟我碰碰杯。他身邊總是跟著一個40來歲的女人,我不清楚她是什麼身份,大概是總裁助理一類的吧。隨後,他們就坐了下來,跟我聊了起來。總裁來自紐西蘭,說著一口標準的英式英語。他問我對公司印象怎麼樣。

“很好!”我說。

“你在美國時就知道我們公司?”他又問。

“是的,我用過你們公司的產品,效果不錯,我很喜歡。”

“你認為我們公司在美國的聲譽怎樣?”他接著問。

“這個公司在美國有很好的聲譽。在這個領域裡,許多人都知道這個公司。這也是我為什麼要來這個公司的主要原因。”我告訴他。

他聽完後並沒有顯得沾沾自喜、飄飄然,但他的表情告訴我他是滿意的。其實,我說的也是實情,他也知道。可是,由我把它說出來對他來說意義不一樣。我想他一定也知道我的背後有誰在監聽。我的話對公司肯定是一個絕好的評價和廣告。

跟我同路的幾個人要走了,我就跟總裁告了個別,離開了酒店。很多人還在那裡,意猶未盡呢,據說公司在酒店樓上開得有房間,有人願意可以留下來過夜。我沒有那個興致,也沒有那個心情。

聖誕和新年的假期加起來有一個多星期,我準備去柏林玩玩。方毅告訴我,坐火車去很方便,只需要60多馬克就夠了。聖誕節後第三天,我就乘上了去柏林的火車。一路很順利,幾個小時就到了柏林。我在柏林的同學已經在火車站等我了。下火車後,如果他不作自我介紹,我還真有點認不出來了。上大學時,他跟我不在一個系,我在生物系,他在物理系。而且,我是女生,他是男生,平時幾乎不打什麼交道。我們唯一能有機會見面的地方大概就是飯堂或操場上。

我來德國時,我們大學班的一個男同學告訴我物理系的李明在柏林,大概他們男生之間熟悉一些,我根本就想不起來是誰。當我在火車站見到他時才覺得有些面熟,好像大學時見過。李明個子不高,穿著隨便;才40多歲就有點禿頂了,看起來是個老練精明的人。我跟他握握手。

“你還認識我嗎?”我問。

“認識。”他說。

大概大學時期我還算比較出名,經常在舞臺上亮相,所以很多人認識我,可我卻不認識他們。

我們坐上了地鐵,一路上談論的都是大學時代的事情和大學時期的一些同學。青年時期的往事回憶起來也挺讓人興奮的,特別是我們的那個年代。我們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是亂世之後的勝選者,是時代的幸運兒,個個都以天之驕子自居。那時的我們,有著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有著美好光明的前程和未來。那的確是一個讓人陶醉和興奮的年代。

下了地鐵,已經是半夜12點多鐘了。我們還需要走幾步才能到。寒冬郊外的路上空無一人,顯得有些瘮人。李明大概看出了我的擔心。

“德國治安很好,晚上在路上走是很安全的。”他說。

“是嗎。”

我感覺有些異樣,這大概就是德國與美國的區別吧,看來德國的管理還是要好些,社會也穩定些。

我們到了李明的家。我本該去旅館下榻就好了,也不至於太麻煩李明的家人。可是,中國人的習慣是親戚朋友來了一般邀請到家裡住,李明也希望這樣。另外,我覺得我對柏林不熟,跟他們在一起可能會好一些,所以就跟著來了。

李明的太太剛生了一個女兒,還不到半歲,她沒上班,正在家帶孩子。李明的母親也從中國來了,給他們幫忙帶孩子。他們還有一個9歲多的大女兒。

李明的太太對我的到來好像並不怎麼歡迎,態度十分冷淡。倒也不是因為我來了住房擠了點,而是對我存有某種戒心。我幾次想找她聊聊天,她都是不冷不熱的,弄得氣氛很尷尬。

有一次,她竟然問我:“你不要丈夫、不要孩子,跑到德國來幹什麼?”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她。我這才感覺到一個像我這樣年齡的單身女人的苦衷,生活的艱辛自然不必提了,最主要還會遭受人們無端的猜忌和誤解。算了,我也不想跟她解釋什麼,她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吧。由於老婆臉色不好,李明不太敢陪著我去參觀柏林。只有一次,他帶著他母親和我一起去看了看柏林牆。這一堵用來劃分和阻隔東西德國的歷史性的隔牆早已被拆除了,只留下了大約100米左右的牆段作為歷史性紀念。

牆體本身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別的,大概也就是一尺多厚,兩米多高的灰色水泥牆。可是,它記載了二戰後德國人的心酸與痛苦。直到現在,儘管牆已被拆除,但留在東德和西德人心中的隔閡和鴻溝還遠沒被癒合。剩下來的這一段牆,現已成為了歷史文物,各方來的文人墨客,以及藝術家們,在牆上留下了自己的傑作。

我們順著牆邊走邊欣賞。上面真是千奇百態、爭奇鬥豔,有經典畫、抽象畫、漫畫、題詞等等。突然有一簾中國字躍入眼簾:“臺灣統一,絕對辦不到!”我看了挺生氣,小聲說了一句:“絕對辦得到!”不知這些人是什麼心理,在柏林牆上寫了這麼一句。大概德國的統一對他們是一種威脅。他們是為現在臺灣還沒被統一而自豪呢?還是為臺灣逃脫不了即將被統一的命運而擔憂呢?我心裡覺得有些好笑。

參觀完柏林牆後,我們來到了柏林市中心的二戰博物館。其實這棟大樓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的文物和見證,它是二戰時期德軍的總指揮部,在外牆上還留有盟軍攻佔柏林時留下的槍彈孔。大樓雖被修復,但戰爭留下的痕跡仍歷歷在目。參觀的人很多,我們需要排隊才能進去。我環視了一下大樓的四周,有很大的開闊地,其他建築物也都很高大雄偉。這裡可以說是柏林都城的中心地帶了,德國政府的重要辦事機構大概也都集中在此了。這裡的外景有點讓我想起北京天安門一帶的景緻,特別是那些一棟一棟比較近代的、巨大的方形建築物和一條條寬敞筆直的大道。這裡看不到古典皇宮的花園、草坪和噴泉。

後來的兩天,我就自己坐公交車出去逛了。我參觀了一些博物館和商業中心。在這些博物館中,讓我感覺比較新奇的是自然科學博物館,它與我在美國和中國所見到的博物館都有所不同。雖然沒有光豔奪目的裝飾,也沒有奇異、刺激的擺設;但是,如果你對自然和科學真有興趣,就能找到激發你興趣和想象力的東西。它不會讓你眼花繚亂,但它可以讓你真實地體驗一下科學。

裡面有許多實物和實際的裝置,你可親自動手,然後觀看結果。比如在化學館裡,你可以觀看酸鹼反應。你自己動手從這頭加入幾滴試劑,然後透過一段管子,流入到另一裝有試劑的瓶中,你立刻可以看到瓶中的試劑從藍色變為紅色。在物理館中,有最原始的分光光度計。你如果自己動手加上不同的濾光片,就能看到射入的白光呈現出的不同顏色。我覺得蠻有意思的,一會試試這個,一會又試試那個。不過,這裡可能更適合中學以上的參觀者。

我在柏林期間,正值元旦新年之際。我來到了商業中心,這裡熱鬧非凡。雖然正值嚴冬季節,天氣寒冷,大家都穿著皮衣和羽絨衣,戴著帽子和手套;可是,這裡卻燈火輝煌、熙熙攘攘。聖誕的彩燈和裝飾依舊閃亮奪目,到處呈現著一派節日景象。這景象讓我想起了中國的春節。看來,人雖然有膚色的不同,有文化和習俗的不同,也有語言和服飾的不同,但人們對自己的情感和情趣的表達方式都是很類似的。

我只身一人遠離故鄉,遠離親人,漂泊在異鄉的國土上,在這佳節同慶的日子裡,我想起了遠方的故鄉和親人。我雖身處燈火和人群之中,仍感覺有幾分孤獨和淒涼。這裡的一切好像都不屬於我,我只是一個局外之人。

我在街上慢步地走著,在商店裡隨意地逛著。我並不想買什麼東西,只是想到處看看。最後,我覺得還是應該買點東西作個紀念,就在商店裡給自己買了一條純黑色的長絲巾,質量很好,兩頭都帶有長穗。

從柏林回來後,假期也基本結束了,工作又開始了。現在,我需要選擇一個新的專案了。我跟克里斯坦提出想做一些噬菌體抗體庫構建方面的工作,公司同意了,讓我去抗體庫構建組,參與一項新型抗體庫的設計和構建。這一組的組長,克里斯蒂娜,是一個30歲左右的女子,身材高挑但不阿娜,相貌也平平,但工作態度認真、一絲不苟,有時都感覺得有些刻板。

決定換組的第二天,克里斯坦就從辦公室裡搬出去了,克里斯蒂娜搬了進來。我心想,我一個人搬出去不就行了,何必他們兩人搬來搬去的。不過,克里斯坦搬出去我著實鬆了一口氣,感覺輕鬆多了。他在這裡時,我成天提心吊膽,拘拘束束,大氣不敢出;倒不是害怕克里斯坦,而是畏懼那些鏡頭後面的人。每天我都刻意地表情嚴肅、目不斜視,生怕哪天一個不小心被那些人看見了一個眼神,或者一個笑容,就拿去大做文章、造謠生事。克里斯蒂娜進來就方便多了,有事面對面地坐下來商量,有結果一起湊在一臺計算機前討論,沒有什麼太多可忌諱的。

新專案的前半部分是設計部分,主要是我和克里斯帝娜的事。我們的任務是要將編碼的一小段抗體片段dna插入到表達載體中去。其中,有很多細節需要考慮,比如:怎樣選擇抗體片段,怎樣選擇限制性內切酶,怎樣合理有效地將片段接入載體,怎樣能使片段在載體中順利表達等等。

為了有效方便地選擇限制性內切酶,我設計出了一個表格,將相關的酶都列入了進去。如果我們想採用哪一種酶,可將其放入表中一對比,立刻就可以看出該酶是否能被採用,一目瞭然,非常方便。我們再也用不著一個一個地去查。這是針對這個載體設計出來的,一勞永逸,只要載體不換,這一表格永遠都適用。

克里斯蒂娜看了也覺得很不錯,最主要是可以省時省工。

“你們是不是在美國就用?”她問我。

“在美國的工作不需要,這是我根據這項工作的需要而設計的。”我說。

儘管不是什麼大發明,但能夠想得到也實數不錯了。她立刻就向上彙報了。她並沒告訴我,但我能猜到是如此,我知道我的一舉一動都在嚴密的觀察之中。分配來跟我一起工作的人無疑都帶有這種使命。過一會她回來了,想跟我要這個表。

“上面的頭頭們想看一下你設計的表格,可不可以複製一個?”她問。

“當然。”我說。

我立刻拷給了她。他們拿去研究去了。

在公司,我的處境其實是一個非常尷尬、窘迫的處境。首先,德國人與美國人之間並不十分信任,但礙著美國的面子,又不得不與我這個“目標人物”周旋。第二,德國人對時刻盯著我的鏡頭也是心存警惕,很多公司重要的資訊資料等是決不能在我面前顯露的,哪怕是工作需要也不行;所以,我只能參與一些不太重要的工作專案。第三,德國人對我也不完全信任,儘管瞭解我的工作能力,也想從我這裡學習一些新的、先進的東西;但是,由於我成了“目標人物”,我到底屬於哪一國呢?為誰效勞呢?萬一我是派來的間諜呢?他們無論如何也無法信任我。

我心裡明白美國人拿我只是當成一個工具,耍來耍去,根本沒有什麼信任可言。來到了德國,我如果也無法得到德國人的信任,那我的處境就非常困難。我被迫地攪在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之中,倍受煎熬,有苦難訴。公司里人人看見我都客客氣氣,可人人都對我小心提防。可想而知,我在公司裡的處境有多難受。有時我真有點後悔來到了德國,既不能甩掉衛星的跟蹤,也不能改變原有的處境,反而更加糟糕。

晚上回到了家裡,我也逃不過這些監控者們的騷擾。由於我看不懂德語,只能挑英語臺看,可那些英語的國際頻道基本上都是美國的電視臺,他們仍然能透過電視向我傳送資訊。從我現在的情形看,我人雖然到了德國,但也無法避開他們的騷擾和監控。

有一天,我邊吃飯、邊看電視,突然電視裡出現了一個60來歲的紳士模樣的人,坐在一個沙發上,說:“……她去到了德國,我鼓勵我的兒子勇敢地去德國,去跟她結婚……”我知道這話是衝我說的,當時我真聽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兒子”指的是誰呢?“結婚”又是什麼意思呢?現在回想起來好像有些明白了。“兒子”其實指的就是這幫透過衛星的操控者們。所謂的“結婚”指的就是對我的監控。

電視上常常還會傳來一些隻言片語,如:“……你在那裡寂寞嗎?……”、“……要想發財就得上鏡頭……”、“……你和你兒子是一對勇敢的母子……”、“……你現在是國際明星啦……”等等。不要以為我是神經過敏,從電視上把這些話撿了出來。這些話說得太明顯、太露骨,而且常常與電視裡的上下文沒有直接關係。這些話聽起來是隻言片語,但每一句都跟我的現狀和近況有關,也只有我才能明白其中的含意。

“國際明星”無疑指的是我從美國到了德國,現在全世界到處可以去了,但我仍在他們的鏡頭追蹤之下。“勇敢的母子”當然指的是我離了婚,離開了我掛念的兒子,彷彿我的被迫之舉現在變成了勇敢的壯舉一般。“上鏡頭”當然指的是在他們的隱形鏡頭的監控之下。至於“發財”,那已經是老生常談了,從一開始在美國時就說起,一直到現在。總說我要得到兩百萬,意思這是監控我的補償。可是,我從來就沒見到過任何一個銅板,財在哪裡? 就算真有錢,可有沒有人來問過我是不是願意付出這種代價,就把這一切強加在我身上?如果這真是一個美差,又能得到兩百萬,那美國人自己還不排隊、打破頭?還輪得到我嗎?我每天都被這些誘惑和謊言性的資訊包圍著,終日不得安寧。

抗體庫的設計已告尾聲,我們需要仔細地全面核查一遍後就可以開工上馬了。在核查的過程中,我突然發現抗體片段接入載體後在結尾處沒有“終止子”。“終止子”是在細胞內當dna被翻譯成蛋白質時一個最後的終止或結束訊號,它會讓翻譯自動停止下來。這個問題雖說不是大問題,但後果會很嚴重。如果沒有“終止子”,在抗體蛋白轉錄表達時會無終止地往下轉錄表達下去,直到碰到下一個“終止子”為止。這樣表達出來的抗體片段就很有可能不再是我們需要的抗體片段了,我們的專案就會以失敗而告終。

我把這個問題告訴了克里斯蒂娜。

“你看,這抗體基因的末端是不是少一個終止子啊?”我在計算機前指著那段dna序列問她。

“啊……”她驚慌地叫了一聲,彷彿如夢初醒。

這一部分是她負責處理的,她顯得很窘迫,臉“刷”地一下紅到了脖根。可能是白人的緣故,每當這種時候他們的臉紅顯得特別明顯,搞得我反倒覺得有些難為情起來。

“對對,這裡是應該有終止子,忘記加上了。”她說,還顯得有些窘。

第二天,她又對我說:“我們在這加上三個終止子,確保它一定在這裡終止下來。”

“好的。這主意不錯。”我趕緊說,生怕她還覺得難受。

其實,工作中有時會忘記或遺漏點什麼,也屬正常現象,沒什麼大驚小怪的,只要能發現就行。很快,我們的設計就結束了,就要交給技術員們去執行了。

這幾天公司視乎顯得平靜些了,工作進展也還順利。我們對我們的設計興趣正濃、意猶未盡,正帶著興奮的心情等待著結果出來。

一天,我正在計算機上忙著,一位50歲左右的女人走進我的辦公室。她看上去端莊沉穩,像是文職女性。我好像在公司裡沒見過這麼個人,她也沒作自我介紹,用帶有德國口音的英語跟我說了起來。“我能跟你談談嗎?”她很客氣地對我說。

“當然。”我回答說。

我一看她的樣子就感覺到是代表上面來的,如果不是公司的話,就不清楚代表哪一級了。

克里斯蒂娜正好不在。她坐了下來,慢條斯理地問我來德國後感覺怎麼樣,習不習慣等。

“你覺得工作上稱心嗎?跟同事合得來嗎?”她接著問。

“總的來說還不錯,上上下下對我都挺好的,沒什麼大問題。”我回答。

我說話特別小心,不知道她是什麼來頭,別闖什麼禍。

“你懂德語嗎?”她又問。

我搖搖頭。

“那會很不方便吧?”

“我準備過一段工作熟悉一點,有空的時候就去學學德語,參加參加德語班什麼的。”我說。

我的確是這麼想的。如果我要長期在德國待下來,不學德國是不行的。

“對對,應該學點德語。不過,我們今後會讓一些說純正英語的人來跟你一起工作。”她立刻說。

聊了一會,她跟我告辭走了。

我把她送出辦公室,回來心裡開始犯嘀咕。她什麼意思?讓說英語的人來跟我工作?現在無論發生在我身上的什麼事情我都會與那些幕後者們聯絡起來。我相信現在發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情一定都會在他們的策劃和監控之下。我敢斷定,我的猜測是對的,絕不是神經過敏、疑神疑鬼。

他們會不會再把安德雷弄到這裡來跟我一起工作呢?我真覺得有些心煩意亂,不知該怎麼辦才好。我好不容易剛擺脫他們給我設下的陷阱,從美國都逃到了德國,難道現在他們又準備給我下圈套了?如果安德雷真的來了,那可就太尷尬了。真不知道這些人是什麼居心?他們的目的何在?真是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