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隱形的闖入者上》（4）

攻讀博士

第二個學期,我必須要選一門4字頭的課(研究生高階課)。這門課是微生物病原機理,是微生物系的幾個教授一起開的。我當時真有點忐忑不安,擔心自己拿不下來。上課的方式是每堂課都給1-2篇論文,下堂課一起討論這些論文。

一開始上課,教授第一次作業就是讓我們去看美國的一部很著名的電影《外星人》。沒想到這部電影對我產生了非常強烈的影響,它甚至對我決定是否繼續讀下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本來教授讓我們看這部電影是為了讓我們比較形象地的瞭解一下有害微生物是怎麼侵入、繁殖、殺死人體,再去尋找另一個人體的微生物致病過程。影片裡的外星人就像一個碩大無比的人體病原微生物,正好符合這一過程。可是,我從電影裡所得到的遠遠不止這些。影片中的女主人翁讓我又重新鼓起了要拼搏下去的勇氣。

影片中所描寫的外星人是一種巨大、兇狠、繁殖力快,而且很聰明的一種外星球上的奇特生物。他們看起來幾乎是無法戰勝的,人類在他們面前顯得那麼渺小和軟弱無力。但是,勇敢而智慧的瑞普莉卻一次又一次地逃脫了外星人的攻擊,最後終於戰勝了外星人,回到了地球上。

看完電影后,我很受震撼,久久不能平靜下來,一直被這部影片激動和鼓舞著。我想,瑞普莉能戰勝這麼強大的敵人,難道我就不能戰勝這個學位嗎?我應該有拼一拼、搏一搏的精神和勇氣。我對著鏡子裡的自己說:“你行的,你一定行的。”

從那時起,我就暗暗下了決心,無論碰到什麼樣的困難,我都不能退縮,一定要把這個學位拿下來。我又振作了起來,滿懷信心地開始了這堂課的學習。

一開始,教授給了兩篇論文,我拿下來一看,發現自己都能讀懂。在國內,我就經常閱讀英文論文,而且我有好幾年做生物研究的實踐經驗。文章中討論的實驗,即使有些地方英文不是很懂,我也能理解那個實驗是怎麼做的、要證明什麼;實驗中的邏輯關係我是能搞得清楚的。

第二天,我很有把握地去上課了。在課堂上,教授發現我能讀懂論文感覺有些驚奇。他覺得奇怪的是,我英文半夾生怎麼會讀懂論文的,這些是連母語英文的學生也很難理解的東西。有些人認為我大概能看懂那些圖表,所以能讀懂論文。其實,他們應該理解,讀懂論文的關鍵是懂得實驗目的和方法,語言是第二位的。現在我的優勢顯現出來了,我的實踐經驗和科技理解力是那些美國學生所不及的。

很快,期末考試來臨了。考試題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概念題,大部分都是實驗設計和實驗分析,這些我都是有基礎、有經驗的,是我的強項。最後,考試成績還不錯,得到了一個b+的成績。這一下,大大地增強了我的信心。我想,我以後是不會再害怕上研究生的高階課了。

跟我一起入學的同時,微生物系招收來了六個博士研究生。四個是從中國大陸來的,都是託福在600分、gre在2000分以上的高才生。一個是從泰國來的,據說她是泰國一所大學的老師。另外還有一個是在美國已拿到碩士學位的中國大陸學生。

第一學期下來,個個都被打趴下了。三門課,兩門拿c,這可是非常危險的事情。根據研究生院的規定,下學期如不能拿到兩門a將平均分補到3.0,就會被取消研究生資格。

微生物系的課程很難修,再加上教授們分成兩個派系,一派是搞分子生物學的,另一派是搞免疫學的。學生來了大多都愛選擇分子生物學的教授做論文,免疫學的教授們對此很不滿,又沒有別的發洩方式,於是就在上免疫課的判分上給學生一些報復。除了一兩個學生外,大多數學生都遭到了如此的厄運,包括那些從大陸來的學生、從泰國來的老師、從美國畢業的碩士。弄得他們個個灰頭土臉、好不狼狽,只好下學期到外系去選兩門課,而且必須拿到a才行。

到外系拿a也不見得就是容易的事。結果,兩個學期下來,美國的碩士放棄學業不讀了,找工作去了;泰國的老師轉到其他系去了。還有一位無處可去,哭兮兮地跟我說:“沒想到,在美國讀書會受到如此大的身心傷害。”

我能瞭解她心裡的巨大壓力。中國來的學生沒有退路,退學回家是不可能的,那將一輩子抬不起頭來;無論如何也要撐下去,哪怕是拼命。我因一開始沒有選本系的課程,所以還沒碰到這種情形。可我早晚也要修的呀,看見這種情形真是心裡捏一把冷汗。

第二年,我一開始修初級免疫學,心情就緊張起來。這是一門3字頭的初級研究生課,可它就是系裡前幾個研究生吃c的課程,是一門可怕的、具有威脅性的課程。其實,並非免疫學就這麼深奧難懂、讓人難以理解;而是這些教授們有意把它弄得玄而又玄、難以駕馭。上課前,我做了很多準備,修課時把整個教科書都快背下來了。可是,第一次考試下來,成績還是隻有60、70分。

眼看又要吃c了,我心裡很是憤憤不平,難道我就這樣認輸了?不,我得找他們理論理論。我立刻將考卷拿出來,進行了逐條分析,針對我的答案及老師的標準答案進行了一次有理有據、強勁而有力的辯駁。然後,我把它寫成了書面材料。我想,我英文說不流利,寫下來會更清楚一些。寫好後,我覺得還是應該先給帕克曼教授看看。

我來到了帕克曼的辦公室,她正在批改著一篇論文,我把我寫好的材料遞給了她。她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

“這是什麼呢?”她輕聲地問。

“我對這次免疫學考試的判分有質疑,我把我的疑問寫了下來,想去問問他們。”我說。

她瞭解我此時的心情和處境。她看著我,眼睛裡流露出驚奇的神情。她大概是覺得我有點特別,竟然想跟老師討說法。

“好,讓我來看一看。”她說。

看完後,她帶有幾分興奮的口吻說:“很好,我很喜歡,我覺得有幾分道理。你可以去把它交給研究生部的主任,看他怎麼說。”

隨後,我找到了研究生部主任,把材料交給了他。我提出老師判卷有誤,要求更改成績。我也不知我哪來的勇氣,平時看見這些大教授們都有些緊張,不敢正眼直視,現在竟然敢跟他們爭論,要討個說法。也許是逼出來的吧。

這些教授們看了我寫的東西后,認為也不無道理,明顯他們的出題也有漏洞,用一種答案是不全面的。

“這樣的話,以後就很難出題了。”其中一個教授說。

我嘴上沒說,心想:“那學生不是更難回答嗎?”

記得我在材料的最後一句寫道:中國有一句成語“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試題中有一兩道題是老師完全沒有教過的,是從一篇論文中摘錄下來的,讓我們分析回答。這簡直不是考學生,而是考教授嘛!最後,三位任課的老師找我談了一下,說讓他們改考試分數是不可能的,但今後可以注意出題方式。

第二次考試後,我的成績就上來了。最後我以b的成績拿下了這門課。這個b對於我來說比一個a更加可貴,它證實了我的能力,證實了我可以做到一些別人做不到的事。雖然教授們讓我拿這個b比拿a還難,我還是很滿足。

同一個學期,我還修了一門3字頭的分子生物學。這門課是生物系開的,也是一門不容易修的課,很多學生都得必修。任課的教授是一位身材高大、英俊瀟灑的年輕教授。他講起課來口齒清楚、邏輯清晰,學生們都很喜歡他的課。

上這門課,我也花了不少工夫。每堂課我都將我的小錄音機帶上,把講課錄下來,回到家再逐字逐句搞懂搞通。我的耳朵都快聽起了繭子。真是功夫不負苦心人啊,最後我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這門課,拿到了a。這也是一個不容易拿到的成績,許多微生物系的研究生來修也只能拿b。透過這門課的學習,我的英文算是真正地過了關。從那以後,上起課來就很少因為英文而聽不懂了,也自如多了。

接下來,我該修高階免疫學課了,一個很難的4字頭高階研究生課。一提起免疫,我心裡又打起了鼓,心理上的陰影猶在。這門課的特點是,每堂課給的論文較多,3—4篇,程度也較難,再加上老師要求又很苛刻,所以這門課就成了一門駭人聽聞的高難課。學生中都在談虎色變,除了那些必修的學生逃不掉外,一般人不敢修。有人就直接勸我別修這門課,說這門課比3字頭的那門免疫課還要難得多。我是可以不修,今後我不攻讀免疫學,我不是必修。可是,我決心已定,非修下這門課不可。但願我用不著再給教授們寫第二封探討信。

這門課一開始,我就感覺到了緊張的氣氛和壓力,還隱隱地感到了幾分殺氣。那些教授們來勢洶洶,視乎不會便宜了我們。每堂課下來都有好幾篇論文要讀懂,第二天逐篇進行討論。教授隨機叫人起來解釋某個圖表是什麼意思,做的是什麼實驗,結果說明了什麼等等。你如果沒看懂,是休想解釋和討論什麼的;而且,免疫學方面的研究與其他學科在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不同,看起來比較費勁。

但是,如果難,對大家都難。我想,有了這兩個學期修課的經驗,英文也基本過關,我還有別人沒有的優勢,那就是閱讀論文和實際工作的經驗。我心裡還是有點底的。這門課其實對老師也並不輕鬆,他們也需要去讀懂這些論文。跟以前一樣,這門課也是由微生物系的幾個搞免疫的教授一起合開。

我不是一個服輸的人,既然要拼,那就拼一拼。我使出了渾身的解數,非常認真刻苦地攻讀著這門課。每天都讀到深夜,爭取去搞懂每一個圖、每一個表。其實,對於我們外國學生來說,更困難的是要把你所理解的用英文有理有據地在課堂上,當著老師和同學的面,清楚流暢地表達出來。這對每一個外國學生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它不僅是智慧、語言和表達能力的考驗,而且是心理承受能力等方面的考驗。就是對於那些母語是英文的學生,這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別說外國學生。再說,我們以前在國內學習時,從來也沒有受過表述和演講能力的訓練,這無疑考驗的程度又高了一層。但是,現在無論什麼困難也不可能阻擋我把這門課修下來的決心,它就是刀山火海,我也會上的。

每天我除了把文章看懂外,還專門抽出時間用英文把它演講一遍。剛開始上課我很緊張,一想到馬上輪到我講,心臟就怦怦地亂跳,幾乎聽不見別人說什麼。幾堂課下來,我開始適應了,放得開了,還可以提出問題了,講起來也已經瀟灑自如起來。後來上課時,我已經顯得比別人都高出了一節,不僅可以懂得論文怎麼做的,還可以跟老師討論更深層次的問題,有時還可以問一些問題是老師也回答不了的,或者是文章本身的漏洞。

我終於在發下來的論文中看見了上學期免疫學考試題裡摘錄的那兩篇論文了。看見這兩篇論文,我眼睛一亮,立刻認出是出現在考試題中的那兩篇,我仔細把它們閱讀了。上課時,正好也是上學期給我們任課的教授,討論到這兩篇論文時,我主動要求回答。我從論文的目的、方法、結果,透徹地一一分析了一遍。我看見那個教授一個勁地在點頭。講完後,我用堅定而詢問的目光看著他,他跟我交換了一下眼神,顯得有些窘。他大概已經意會到了我的意思。我是想證實上學期的爭論,只要你給我論文,我就能把它分析清楚。

我知道我的表現是突出的,學期考試的感覺也不錯。可是,你猜怎麼著?教授們在這門課中竟然一個a都不給,就給了兩個b;我是其中的一個,另一個是病理系來上此課的高年級研究生;其他人全部拿c。這簡直太過分了,為了不讓我拿a,就讓課中的絕大部分人都拿c,因為他們明顯比我差。他們很慘,幾乎都是微生物系的研究生,只能第二年重修,還得想想,拿一個什麼a來補這個c。

我心裡很氣,簡直不能理解他們是什麼心理。也許他們認為這是一門研究生高難度課程,a居然讓一個英文不太流利的外國人拿了,他們有些沒面子;或者跟英文沒關係,就是不想給罷了。也許,給我一個b已經是給我面子了。

這次我沒再去寫探討信,我把氣嚥了下去,我開始學會忍耐。a又怎樣?b又怎樣?何必去計較,能學到東西,能過關就行。我想,修下了這門課,透過高強度閱讀和探討了一百多篇論文,我從此不再害怕閱讀和討論任何論文,而且是英文的。這些論文可是我在國內十年都難以閱讀得了的,我還可以自如地指出文章中的缺陷和問題,這不正是我所想要的嗎?也是我付出代價所應該得到的。我還想要什麼呢?那個徒有虛名的a又能說明什麼呢?但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那就是:我再也不想待在微生物系了。

都說中國學生優秀、會讀書。誰又能瞭解我們的艱辛、心酸和痛苦呢?人們都說留學是一種“洋插隊”,的確,它不僅是體格上的,而且是心理和精神上的艱苦磨鍊。它的艱苦不是來自於生活條件,而是巨大和嚴峻的心理壓力和考驗。

儘管這門課我只拿了一個b的成績,但從那以後,我在密蘇里大學,至少生命科學的幾個院系中,變得小有名氣。教授們都知道微生物系有一箇中國來的博士生,英文說得結結巴巴,但讀論文的本事很高超。他們覺得有點神奇,憑我的半吊子英文竟然能把論文讀得如此透徹,真不可思議。有人甚至認為我是靠論文中的圖表,而不是英文來理解論文的。其實,他們忘了科學的東西不只是靠語言來理解的。

我給幾位教授寫探討信的事也在教授們中傳開了。他們大概覺得我有些特別,不像其他中國學生那樣唯唯諾諾、忍氣吞聲。他們雖不願明顯地表現出對我的欣賞,甚至有時還故意刁難,但他們不得不對我刮目相看。

帕克曼教授的身體狀況一年不如一年,據醫生說她得了一種叫什麼神經末梢的疾病,好像與癌症有關。她開始減少來實驗室的時間,大概每週能見她兩次,後來兩週也見不到一次。看這個趨勢,帕克曼可能維持不了這個實驗室多長時間了。我很有可能面臨另擇導師的情勢。我覺得可惜和遺憾,帕克曼教授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人。在剛來美國的那一段日子裡,我受到了她無微不至的關懷。在工作和學習上,她也給了我許多的指導和鼓勵,讓我逐步度過了來美后不同文化和風俗所帶來的驚異和困擾。後來,她又逐步地幫助我適應了緊張的學習壓力和考驗。

我從來沒看見帕克曼發過脾氣,或訓斥什麼人。每當我有問題時,我都會自然而然地感覺到她是我唯一的支柱和依靠。當我帶著問題來的她面前時,她總是那麼和藹和耐心。我有時會覺得她像母親一樣的那麼可親。

每年過感恩節時,她都會請我們實驗室的人到她家去做客。她會做一桌子很豐盛的典型感恩節飯菜來招待我們,其中當然是有烤火雞,烤玉米糕,烤紅薯等等,這些都是感恩節晚餐不可缺少的菜餚。她還會做一種菠蘿蛋糕,在蛋糕中間夾了一層菠蘿,味道美極了,是子健的最愛。每次,她一定要讓我在她們家做一道中國冷盤,當然是辣的那一種。她喜歡極了,逢人便誇。以後這就成了慣例,每次去她們家做客,一定要做一道中國冷盤。

晚餐開始時,一定是帕克曼先生主刀,將烤好的火雞一片片切下來,分到每個人的盤中。然後,大家一起作飯前禱告,這才開始動刀叉。

從我們來到美國後,吃過的第一次最正規的美國家庭餐就是在帕克曼家了。除了去帕克曼家過感恩節外,我和子健閒時還會去她們家玩,在她家的小菜園子裡幫著種種菜、澆澆水等。她們的房子後院是一塊靠山林的、非常寂靜的小草坪,那兒的小樹枝上掛上了幾個鳥食瓶,常常會有一些極美的珍奇鳥兒光顧。從客廳的落地式後窗玻璃往外觀賞,真是一種恬靜神怡的享受。

事情總是不如人願,我真的到了不得不重新選擇導師的時候了。1992年底,由於帕克曼的身體每況愈下,微生物系不得不讓她關掉了實驗室。

我去帕克曼家看她。看見我來了,她上來迎接我,臉上露出了笑容,眼神還是那樣的和藹可親。我發現她比以前蒼老了許多,褐色的頭髮中出現了不少白髮,人也顯得有些虛弱和憔悴。看著她,我心裡一陣心酸,一時之間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你最近好嗎?課修得還順利吧?”她先開口了。

“哦……好,一切都很好。”我從傷感中回過神來,急忙回答。

“你丈夫他還好嗎?”

“他也很好,正在做學位論文。”

“我感到很欣慰,你們都適應了這裡的學習和生活。”

我們都沉默了一會。

“你身體怎麼樣了?好些了嗎?”我又開口問。

“不太好,醫生建議我多休養。”她說,“我恐怕要關掉實驗室了,以後就教教課,不再搞研究了。你應該去選擇一位新的導師指導你的論文。”

“非要這樣不可了嗎?”我有些難過地問。

“我想是這樣的。”她也有些傷感地答道。

當我重新有了選擇導師的機會時,我真的不再想在微生物系選擇了。我突然記起,在上高階免疫學課時讀到一篇論文,那是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論題非常新穎,思路也很清晰。這篇文章正好是本校生物系的一位很有名氣的教授發表的。這位教授不僅是學校生命科學方面最好的教授之一,而且在全美做噬菌體表達方面也是先鋒和領軍人物,在這個領域很有些名望。我想辦法找到了這位喬恩·史密森教授,希望他能接受我做研究生。

這是一位留著大鬍子,衣著不檢點,非常有個性的教授。從他的姓,你就能判斷出是一個有著英國血統的人。他深褐色的頭髮梳著短分頭,鼻樑高而鼻頭尖,臉型瘦削,戴著一副眼鏡。他有著一副在電影上常常可以看見的那種科學家的形象。他是一位大家都公認非常聰明的人,思維敏捷、很有創新,不喜歡跟在別人背後人云亦云。他雖是一個近50的人,但不老於事故,很單純,表達方式直截了當,發起脾氣來也很嚇人。總之,我認為他是一位非常好的科學家,有著科學家的優點;當然,也有著科學家的缺點。

有人曾勸我不要去找喬恩,說他要求太嚴格,又愛發脾氣,將來日子一定不好過。可我想,任何事物有利有弊,沒有十全十美的,我既然要學東西,那就別怕他有脾氣。我決心已定,只要他收我,我就去。

跟他的第一次談話印象很深刻。我大致介紹了一下我的情況後,他就開始問我了。

“為什麼想到我這裡來?”他眼睛看著別處,漫不經心地問。

“我上課時曾經讀到過您的論文,很欣賞,也很佩服。”我回答說。

“你願意做噬菌體表達方面的研究?”他眼睛仍然看著別處。

“很願意。”我趕緊回答,眼睛一直緊盯著他。

他轉過身來,正視著我的眼睛,目光銳氣逼人,左手下意識地捋了一下他下巴上的鬍鬚,開始對我進行考核了。我當時並沒有什麼思想準備,只好憑我平時的知識和經驗積累作即興回答了。這雖然是一次非正式性的考核,但我知道這關係著我是否今後能做他的學生。

他問了我一系列的專業性問題,比如,在某實驗室中碰到了一些問題,應該用什麼方法來解決;又如,某一個試驗如要得到某種結果,該用什麼手段和方法,等等。其中有一個問題我印象很深刻。

“如果你手上有一種動物血清,內含某種細菌毒素的抗體,也有抗這種細菌的其他抗體,你如何將毒素抗體提取出來?”他考問道。

“可以用不產生毒素的這種菌體本身對血清進行吸收,將抗菌抗體去掉。”我想了想回答道。

“如果需要非常純的單一抗體呢?”他又追問道。

我遲疑了一下。他站起身來走出了辦公室。我愣了一下,不知他什麼意思,也許是給我點時間考慮吧。過了十幾分鍾,他進來了。

“也許可以用親和層析的方法吧。”我試著回答說。

他臉上好像有一點隱約的微笑,沒有作任何回答。最後,他既沒有說收我,也沒有說不收我,只是說讓我回去等訊息。

我雖不知道他的決定,可我認為他對我的回答是滿意的。我相信他的其他研究生不可能給他這樣的回答,他們沒有我這樣的經歷。果然,不出幾天,他打電話讓我去。到了他的辦公室,他告訴我他已經決定接受我了,我可以去他的實驗室做研究生了。我心裡一陣歡喜和激動。還沒回過神來,我就聽他接著說:“免去所有的學費,每年研究助理的工資1.8萬美元。”

聽他這麼一說,我吃了一驚。這麼高的助理金,當時在本校最高的研究生助理工資不過1.2萬美元,這相當於一個全日制工作的實驗室技術員的工資。我沒說什麼,有點不太相信地走了出來,心想今後一定要努力幹才能對得起這份工資了。其實,當時對我來說,他能收我作研究生就很滿意了,這麼高的待遇,著實讓我有點不知所措。

從那天起,我就開始了我真正的研究生課題——噬菌體肽鏈庫的構建和篩選。從那天起,我今後的研究方向也就被鎖定了。

喬恩實驗室裡有五六個人,有博士後,研究生,技術員等。吉米,博士後,是一個身材矮小的白人女子,長著一副小巧女人的臉,但已經看得見歲月留下的細細紋路,淺棕色齊腰的長髮往後紮成一束。她性格外向,愛說話,人看起來蠻機靈的。據說她以前就是喬恩的博士生,畢業後去聖路易斯醫學院又讀了一個醫學博士,回來實習時覺得作醫生沒意思,又回到喬恩實驗室作博士後。按理她的背景和基礎是很強的,有雙重學位,而且在喬恩實驗室又做了一些工作發表在《科學》雜誌上了,這是美國科學界最著名的雜誌。她很想得到一個大學助教授的位置,可總是不能如願以償。有很多學校看中了她的背景,請她去面試,讓她給講座,可最後都沒錄取她,不知是為什麼,好像是說她演講能力太差。我去的時候她剛結婚不久,丈夫是生物系的一個年輕教授,個子很高。他倆一高一矮走在一起,你會感覺有些不太相稱。聽曉珍說,她自己個子矮,就想找一個高的。

喬恩手下有兩個技術員,一個是董曉珍,另一個是羅伯特。曉珍從中國大陸來,南開大學畢業,人很伶俐。她丈夫化學儀器分析碩士畢業後,在密蘇里大學的蛋白分析中心工作。他們有一個女兒叫玲玲,當時4歲。曉珍常常在實驗室裡把她的寶貝女兒掛在嘴邊,我們已經很熟悉玲玲了。曉珍主要跟吉米一起工作,給吉米做實驗。

羅伯特一眼看上去就是一個粗人,中等個子,穿著很隨便,長髮到脖根,鬍子拉碴,但戴了一副眼鏡。他是一個退伍軍人,參加過越南戰爭,脾氣很古怪,好發脾氣、罵人。他跟著喬恩做實驗,只害怕喬恩一個人,只有喬恩能降服他。

羅伯特跟喬恩倆人簡直是天生的一對,喬恩專動腦子,不動手;羅伯特專動手,絕不動腦子。所以,喬恩設計完實驗,每個細節都不能少;羅伯特就只負責照做,一點也不想,如果步驟寫錯,他就做錯,還不能怪他。他有時還驕傲地自稱是喬恩的雙手。我們有時背地裡笑他是robot,也就是機器人的意思,正好跟他的名字諧音。他就好像是喬恩的一雙機械手似的。

羅伯特跟實驗室的其他人通常都搞不好,大家對他都又怕又恨。他動不動就罵人,學生來了多半都會嚇走或氣走。喬恩多年對他形成了依賴,也就只好隨他去了。他娶了一個新加坡的老婆,有一兒一女,全家靠他一人工作,生活還是有些困難。我們有時挺同情他,但罵起人來又恨他。可是,如果你摸著了他的脾氣,也不是完全不能相處。

我進實驗室後,成了喬恩的博士研究生,直接在喬恩的指導下工作。我就這樣開始了我研究生的新課題。剛開始當然是跟著曉珍和羅伯特熟悉一些實驗室的常規方法和技術,特別是一些有關噬菌體的培養、提取、儲存等,這些都是我以前從來未接觸過的。另外,很重要的是一些做dna、分子生物學方面的技術,如質粒dna的提取,dna序列測定,dna酶切、連線、轉化等等。

我進實驗室後,第一個小專案就是將兩種經基因工程處理過的cona和carp噬菌體擴增培養,提取噬菌體dna,然後測定dna序列。工作做得很順利,幾天時間就將dna序列結果拿到手了,一次成功,沒做第二次;而且實驗結果清晰完整。喬恩看了以後很滿意。

透過這次實驗,喬恩知道了我的實驗基礎和能力,不是一般研究生可以比的。當然,我也不能跟一般的學生比,我有七年實驗室研究和工作的基礎。儘管我是在中國工作,但實驗和研究的基本原理和原則是差不多的,只是有些方法和技術不同而已。

我進實驗室後沒多久,又來了另外兩個學生。一個是當年入學的博士生山姆。他開始到我們實驗室做輪換嘗試。山姆是一個長得很帥的白人男子,中等偏高的個子,深褐色頭髮,總是修剪梳理得很整齊,一雙深褐色眼睛說起話來很傳神。他衣著不算講究,但也不是太隨便。他來做輪換,實驗室裡的人對他印象很好,都希望他能留下來作喬恩的博士生。後來他果真留了下來。

另一個學生是一個碩士生瑪利亞,她是從古巴來的。聽說,一年前她就在喬恩實驗室,後來因為懷孕生孩子,不得不休學一年,現在又回來重新開始。她長得跟美國人沒什麼兩樣,只是有點南美人的輪廓,面板很白,黑頭髮,個子矮矮的,有點偏胖,也許是剛生完孩子的緣故吧。

實驗室人多了,事情也開始多起來,要麻煩羅伯特的事情也多起來,羅伯特的脾氣開始見長。瑪利亞是最害怕他的一個,羅伯特好像也知道這一點,常常吼她、罵她。她只好回家偷偷抹眼淚。喬恩找羅伯特談話,脅迫他收斂點,不然有可能炒他的魷魚。羅伯特由於害怕喬恩,也就開始安靜下來一些了。

其實,羅伯特人並不壞,沒那麼多壞心眼,只是人粗魯些,性格不太適合學術界和教育界,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如果你能瞭解他,也不是完全不能相處。

我很快就進入了研究正題。接下來要做的是摸索出一個新的、較有效的dna誘變的條件和方法。我與喬恩商量了一下,決定先試一下現有文獻中的方法,利用pcr引進點突變。結果發現,在所有的突變中,a/t突變的比例遠遠高於g/c突變的比例,這將會影響我們課題的成功性,會引起突變的偏向性。

隨後,我們決定試一種新的方法,在pcr反應中加入一種次黃嘌呤鹼基,它能與四種鹼基均等配對。從原理上講,這種方法引入的鹼基應該沒有選擇性,機會均等,不應該有突變的偏向。果然用了這種條件後,在突變中a/t與g/c的比例基本接近,這個結果讓我們很滿意。於是我們決定採用這個新方法來完成我們的課題。

這個實驗我也做得很順手,一次成功,不需做第二次。我挑選了100個克隆來檢測dna序列,95%以上的結果清晰可讀,這使喬恩大為驚奇。他沒想到我才做了兩次,就可以達到這麼高的成功率,可以說是他們實驗室最好的一種結果。羅伯特做dna序列分析這麼些年,經常的結果也只有70%的清晰可讀率。

喬恩看起來有些興奮和激動,在實驗室裡走過來、走過去,一會過來看看我的結果,臉上帶著微笑走出去了;一會又走進來看看結果,坐在旁邊看著我輸入的序列結果;再後來就不是看結果,而是看著我。我不知他在想什麼,也許在想,這中國小妞還挺厲害,真看不出來,看來她很快就能完成她的課題了,她能做出一篇很像樣的論文來。

這次的結果也出乎羅伯特的預料之外。喬恩實驗室裡幾乎每天都做dna序列測試,在生物系,乃至整個學校他們都算得上測試dna序列的專家了,沒想到讓一個新來的學生兩下就比下去了,多少覺得有點失落和不平衡。他也兩次跑過來看我的結果。

“你們中國怎麼說stuff?”他問我。

“就是物品或東西。”我說。

“那就在我背上寫上‘東西’兩個字。”他說

“為什麼?”我有點不明白地笑著問。

他笑了笑,走了。我後來想了想,他可能是想說,自己是個沒用的東西吧。

從此以後,他不再小看我,對我開始比較尊重起來,對我提出的要求和幫助都盡力滿足,不再刁難和不耐煩了。

我除了做課題外,還有一門很重要的課要修,一門研究生的高階分子生物學課。這也是一門微生物系開的課,由幾個微生物系搞分子生物學的教授一起開的。我從微生物系剛跑出來,而且以前上免疫課時與教授們還交過手,也許他們還耿耿於懷呢,正愁找不到報復機會。這下我自己送上門去,那還不狠狠地制我。我心裡大有要被送進虎口的感覺。可這是一門必修課,我非去修不可。

我只好硬著頭皮去上這門高階分子生物學的課了,心想,如果他們想整就讓他們整吧,反正我也逃不掉。跟我一起修這門課的還有我們實驗室的山姆和生物系的另外一箇中國女生。有時因為在同一實驗室,山姆常叫上我一起去上課。這些教授們也都看出我和山姆一起都是從喬恩實驗室裡來的。

我上課時不怎麼吭聲,聽完課,記好筆記就走人。幸好這是一門大課,30-40人上課,都是來自生命科學的各個院系,不可能一個個討論論文,一般都是老師在上面講解和分析論文,我也就可以不想吭聲就不吭聲了。我想盡量低調一點,省得他們找碴兒。

上半期主要由麥科特教授主講。他是微生物系分子生物學方面的骨幹,人顯得精明強幹;但性格好強,具有侵犯性,感覺有點盛氣凌人,連繫主任也怕他三分。可是,他對手下的人很呵護,微生物系比較強的學生和博士後差不多都在他那裡。他總是不滿微生物系現在給他的條件,嫌實驗室太小,甚至想跟系主任換實驗室。他覺得,系主任佔著一個大實驗室,儀器裝置又好;可人又少,又不出成果。他自己每年拿著大批的基金和專案,可實驗室又小,人又多,擠不下,心裡很不痛快。有一次,他還吵吵著要去另外一個學校當系主任呢,不知最後為什麼沒去。

麥科特是一個什麼都寫在臉上的人,我知道他對我離開微生物系是不滿的。他們都認為帕克曼離開後,我怎麼也應該在微生物系選一位導師。沒想到,我竟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微生物系,在外系覓得一位高師,心裡大為不滿。可我又能怎麼樣呢?只好什麼都不說,上課時做到不卑不亢就行了,別去在乎拿多少分。

半期考試下來,果然不出所料,我只拿了70多分。看來又有點懸了,下半期如果拿不到90分,我大概又要吃c了,壓力和危機感襲上了心頭。可奇怪的是,跟我一起上課的那個生物系的中國小女生卻拿了98分,這可有點太離奇了。這是一門研究生高階課程,一般不會給這麼高的分數;而她,一個並未讀過多少論文,剛大學畢業不久的初級研究生,有時還糊里糊塗地來問我一些問題,怎麼會這麼厲害?也許她很努力,就是學得好嘛。我懶得去管這麼多,管他給多少呢。反正我沒有退路,只得往下修。

下半期是由卡隆教授主講。卡隆是一位比較年輕的助教授,是做酵母菌研究的。他個子不高,黃頭髮,說起話來慢條斯理,可特別響亮,老遠你就知道是他在說話。他給人的感覺不是那麼盛氣凌人,較為溫和一些。但願他也沒那麼記恨我。

很快就到了期終考試,如果拿不到總分80以上,這門課我就會有問題拿b的成績了。當時的情形的確有些險惡,一種隱約的危機感又襲上了心頭,可我好像已經不像以前那麼緊張和害怕了。我認真地複習和準備了所有的和資料,考試時也認真回答了每一道試題。也就是說,我盡到了一切努力,至於是什麼結果那就不在我的掌握之中了。隨他去吧,我不去想了,聽天由命吧。

考試結果下來了,我終於拿了一個b。謝天謝地,我已經滿足了,只要他們讓我過關就行。可奇怪的是,生物系的那個中國女生也沒能拿到a,而是我們實驗室的山姆拿了一個a。這樣的結果同樣讓人意外。山姆,一個剛入學不久的學生,雖說人也算靈光,但就那麼拔尖?幾十個微生物系、生化系和生物系的研究生同上這門課,其中不乏高年級的研究生;而且,這種高階課通常只給一兩個a,也就是說你應該在所有這些研究生中特別拔尖,才有可能拿到這個a。一般都是美國白人男生拿到,這已是不成文的慣例了。

我想,並不是外國人不夠聰明,不夠拔尖。在美國,你聽不見,但隨時隨處都能感覺到這種對種族和性別的歧視。但不管怎麼說,這次山姆拿的這個a,拿得有點蹊蹺。不知那幫微生物系的教授們玩的是什麼把戲,在生物系來修此課的三個學生中間耍來耍去、神出鬼沒。也許他們覺得這樣的最終結果才是一個最佳的方案,能達到所有的目的。半期,那個中國小女生拿的98讓我們不能說他們種族歧視,現在把a給了山姆,既不得罪喬恩,又挑撥了我和山姆之間的矛盾,也能讓我心裡不痛快又不好說。

他們真是小看了我的肚量。我早有思想準備,還是不卑不亢,a給誰我都不悲不喜,只要我能拿b,能過這個關就行。再說,真正的水平高低根本不是靠一個a或b來證明的。

這樣的結果倒是有點出乎山姆的預料,他顯得有些驚喜若狂,大概是一個不期之喜吧。

我很高興,終於上完了這門課。以後的課都不必在微生物系修了,也用不著那麼緊張了。可是,雖然我不在乎,山姆卻好像從中感覺到了我與微生物系之間的微妙關係。其實,山姆這個人內在的東西並不像他的外表那麼悅目。他不是一個胸有大志、心胸開闊的人,而是一個唯利是圖,嫉妒心強的人。

第二學期,他又主動要跟我一起去修另外一門課,還非要跟我一組做專案。可是,做到半中間,突然沒有任何原因地當著任課老師的面一定要跟我分組,說跟我做不下去了。這真把我搞得摸不著頭腦,不知為什麼,不是一直都做得好好的嗎? 後來我才明白,他是想造成一種印象,像上次一樣,視乎我們是一起來上課的,可又故意要鬧得跟我意見不合,想得到老師的注意和欣賞。他忘記了這裡不是微生物系,想從新再來一次我拿b,他拿a的好戲。

分就分吧,有什麼大不了的。我立即去找米莎,跟他們組成了一組。到了考試的時候,因為儀器裝置不夠,只好有些組先考,有些組後考。

我們組最先考。剛考完,山姆就跑來打聽考試內容。他還沒考呢,這不是明顯想佔便宜嗎?他態度好極了,好像根本沒有跟我鬧過分組的事,裝得若無其事,無所謂的樣子。我不知他怎麼會這麼不顧及自己的人格和尊嚴。我不想當面羞辱他,但我也不想告訴他什麼。

“這有什麼了不起的,你們不是剛考完嗎,說說看,都有些什麼?”他說。

“你們明天就考了,到時你就知道了。”我說。

“是什麼型別的題呢?”他又問。

我沒吱聲。

喬恩在裡面的辦公室也聽到了他的問話,實在忍不住走了出來,帶著疑惑和質問的眼光看著他,好像是在說,你怎麼能問這種問題呢?山姆顯得有些尷尬,見我不願意說,只好怏怏地走了。說不定又去問別人去了。

這是化學系和生化系開的一門分子結構分析課程,結果並不如他所想的那樣。當他知道我拿了一個a時,好像有點失望。我懶得問他拿了什麼,也不想關心。

隨後的一個學期,山姆自己又去微生物系選了一門初級免疫學課。他費了很大的勁,差點吃一個c,心裡極為不痛快。這下他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上次不是我在那裡給他墊著底,那些教授們根本不會把他放在眼裡。現在他終於知道自己姓什麼了,值多少斤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