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隱形的闖入者上》（2）

赴美留學

1989年5月4日,這一天是我離開中國去美國的日子。我坐公車途經天安門廣場去機場,正巧碰到學生遊行,車子不得不繞道而行。後來才知道,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前奏。趕到機場,我已沒剩多少時間,所幸趕上了即將起飛的飛機。這次遊行正好是舉世聞名的“六﹒四”天安門廣場事件的前兆;其實它早在五月四日就開始了,而高潮卻在一個月後的六月四日。我雖然與遊行毫無關係,但總覺得這天走有一點異樣。事後有人認為我很幸運那天走了,不然很有可能走不成了。

這是一個我生命中有著特殊意義的日子,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我好像已經預感到我今後將會走上一條與以前完全不一樣的人生軌跡。它將會是怎麼樣的呢? 驚險刺激?艱苦振奮?出人頭地?不知道。我想,我對艱苦和奮鬥是有思想準備的,但我從來沒想過痛苦和絕望。

飛機上,我的心情很難描述,是激動、是興奮、是緊張、還是害怕呢?說不清楚。我一路想象著美國將是個什麼樣子,迎接自己的將是些什麼。我憧憬著將要在那個自由的國土上大顯身手、大幹一番,靠自己的努力和汗水開闢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同時,我又感到了巨大的壓力,想象著種種的艱難險阻橫在眼前;我一個女人,把丈夫和兩歲半的兒子留在了家裡,自己隻身一人去闖蕩那個自由的大世界,想來多少有些膽怯。但是,我從來就是一個堅強好勝的女人,很少有什麼能真正嚇倒我的東西。我已是決心去闖一闖了,不管橫在面前的將是什麼。

後來,我索性什麼也不去想了,閉目養神。突然,我發現身旁坐著一個小印度人,就開始操起蹩腳的英語跟他聊起天來,想試試我的英語能不能讓他聽懂。

人生其實一直都在做夢,一個接著一個,從來沒有斷過;人就是在一個一個的夢境中度過的。小時候誰不夢想著有一把玩具槍,或者一串漂亮的珠鏈?記得小時候,我看見鄰居家小女孩有一套玩具,裡面有塑膠的小型聽診器、注射器、鉗子等等;我羨慕之極,曾經做夢翻開我睡的褥子底下竟然也有了一套。大一點,會夢想著進一所好學校,考一所好大學。我們考大學的年代正趕上“文革”末期,原以為與大學無緣,當時我的最大夢想就是能上大學。沒想到,兩年後恢復高考,這個夢想竟然實現了。再大一點就會夢想著有一個好工作。再後來就夢想著有一個好愛人……

就這樣,夢一個接著一個。到了老年,夢還是沒有斷,把它都寄託在兒女身上了。可以說,有夢才會有人生,才會有精彩的人生。夢想激勵人們去追求、去進取,給了人們無窮的動力和創造力。如果沒有夢想,很難想象人類會有今天的文明和發展。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夢都能實現,也並不是所有的夢都是美夢,它很有可能變成一場噩夢,一場無法醒來的、萬劫不復的噩夢。

我的人生也有過許多的夢。只要上帝給我機會,憑著我堅忍不拔、頑強執著的精神,都讓我把它們變成了現實。我的夢也從來都沒有斷過,永遠都是向著最高、最美好的境界飛翔著。直到有一天,我發現我處在一個可怕而恐怖的噩夢中,苦苦地掙扎著,怎麼也醒不過來時,我再也不想做夢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是一個敞開了國門,看見了自己與世界巨大差距的中國;是一個急劇發展,而又急躁不安的中國。國人為世界的進步和發展而驚歎,為自己的封閉和落後而擔憂。

我與許許多多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青年一樣,經歷了“文革”十年的浩劫和封閉之後,都在做著同一個夢——“出國”。我們產生了想要了解這個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的強烈慾望,對這些國家頌揚的自由、民主、人權,以及他們高度的發展和繁榮有著如飢似渴地想往和渴望。“出國”當時也並不是一個那麼遙不可及的夢想,雖然很難,但總能聽見周圍的某某已經出國了,或者快要出國了。我當時的人生目標好像就只有一個,那就是“出國”,彷彿只有出國對於我們當時新一代的大學生才是最好的出路和希望。我刻苦地自學著英語,努力地去記憶著每一個單詞,希望有一天也能有機會出國深造,去見見大世面,目睹一下世界的最先進是什麼。

機會終於來了,我如願以償了。說來也奇怪,真是應了那句老話,“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千辛萬苦地去考試,去申請,沒有成功;不是因為缺少獎學金,就是名額有限。正感覺無望之際,一個機會像從天上掉下來的一樣,砸在了我的頭上。我們單位分配到一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資助的出國學習名額,只給那些從事兒童疾病預防研究的人員。我正好研究百日咳疫苗,並且有很好的英文基礎,立刻就被選拔上了。我的夢想又一次地成了真。

轉眼之間,我就到了美國的芝加哥國際機場。出關時正好是一個亞裔海關人員檢查我的證件。他看上去大概30歲左右,中等個子,戴著一副眼鏡,穿著黑色制服。他一開口讓我感覺有些意外,沒想到我在美國遇到的第一個人竟然沒跟我說英文。他向我微笑了一下,用標準的中文跟我說話。

“你去哪裡?”他問。

“我去哥倫比亞”驚奇之餘,我趕緊回答說。

“是哥倫布吧?”

“不是,是密蘇里的哥倫比亞城。”

哥倫布是美國的一個較大的城市,而哥倫比亞只是美國中部密蘇里州的一個大學城,正好在聖路易斯和堪薩斯兩個大城市之間。密蘇里州立大學總部就設在那裡,一般不為人所知。

“北京在遊行?”他又接著問,並看了我一眼。

“是的。”我回答,心想他訊息還挺靈通。

“你怎麼現在跑出來了,沒有參加遊行?不為民主而戰嗎?”他笑了笑。

“我的機票正好是訂在今天。”我也笑了笑。

“你知道嗎,”他接著說,“我以前在北京上高中,後來跟姐姐一起到了美國,出了國才覺得自己真的特別愛國。”

我當時並沒有太明白他的意思,為什麼要出了國才感覺愛國呢?幾年後我明白了,我有了跟他一樣的感受。他大概挺關心中國的局勢,不知是不是會跑回去為民主而戰。也許,他就是說笑說笑罷了。

出關後,我需要在芝加哥機場等4個小時才能坐上去聖路易斯的飛機。我在機場裡一直轉悠。芝加哥機場非常漂亮,與我剛離開的簡陋狹小的北京機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出關口到候機室要透過一條很長的廊廳,這個廊廳寬敞明亮,兩旁都是各種免稅商店和餐廳,彩光四射。當你經過這裡時,感覺像走過一個令人炫目的華廊一樣,琳琅滿目、眼花繚亂。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室內長廊,像一個五彩斑斕的街道,感覺非常新奇。我時不時地停下腳步,四處張望著,眼睛裡流露出外星人才會有的那種迷茫和驚歎。

走過中心大廳時,一樁巨大的現代裝飾物拔地而起一直伸向高高的天花頂。我眼前頓時一亮,被它的奇特造型和銀色的光輝所吸引,那一條條伸向空中的銀色長臂讓我感覺到一種明快而剛勁的美。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巨大的裝飾物,不覺停下腳步,望著裝飾物發了好一陣子呆才上了扶手電梯。

到了樓上,各候機室都有編號,地上帶有條文的地毯潔淨而舒適。我不由得放輕了腳步,好像怕踩髒了這漂亮的地毯一樣。機場工作人員們都穿著別緻整潔的制服,顯得莊重大方。我看著他們,心想:多好看啊!這哪是什麼工作服啊,像是舞臺服裝。我當時的感覺只有舞臺上才能這麼精神。

這些是美國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種從未見過、感知過和體驗過的新奇感。它襲遍了我的全身,抓住了我的每一根神經。這大概就是現代、先進、高階、時尚所帶給我的感受吧,它與我以前的生活環境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反差。這一切讓我有一種心靈的微微衝擊和震撼之感。

飛機到了聖路易斯後,我又乘坐了一架小飛機直飛哥倫比亞。我的指導教授夏洛蒂·帕克曼已經在機場迎候我了。帕克曼教授是一位50歲左右、慈眉善目、和藹可親的白人老太太。她中等身材,微微偏胖,圓臉上戴著一副金絲眼鏡,淺褐色的短髮齊耳根。她在你面前感覺不到嚴師的威嚴,很容易接近,也很容易相處。她把我接到了她的家裡,我見到了她的先生,一位美國海軍退伍軍人。他看上去很有軍人風度,高高的身材,體格魁梧;可對人卻非常友善和親切。我後來才知道,他們夫妻倆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

帕克曼教授在她家裡給我安排了一個舒適的房間,讓我在那裡倒時差。第二天早晨,我剋制著睡意爬起來,到房子外面跑了一圈。我看到了草坪、綠樹、湖塘和各式不一的別墅。他們就生活在這如詩如畫般的環境裡嗎?真是不可思議。我有生以來還沒有看到過如此環境幽雅、空氣清新的住宅區,跟我在畫報裡看到的那些畫面非常相似。以前我總覺得畫報上的景緻不真實、太像神話,可我現在竟然親眼見到了。人們都說這裡是天堂,看來,好像是有點名不虛傳啦。接下來的好幾個月我都沒有從這種驚異和驚歎的震撼中脫離出來,這裡的一切實在太不一樣了。

一星期後,我找到了一位從英國來的女博士後,跟她一起合租了一套公寓, 270美元一個月,條件不錯。一個月後,我又搬去和一對中國夫婦合租一套學校的公寓。在那套公寓裡,我住了兩個月,每月150美元。後來為了省些錢,又搬進了一棟私人出租的房子。當時房子內並沒有合適的房間給我住,我找到這棟房子的管理員老劉,才算給我騰出了一間房子來。

這棟房子很老,條件不太好,中國學生為了省錢都住在裡面。整棟房子有一大半都住著中國人,連管理員也是中國人。老劉和家人住在這裡幫著出租房子,打掃一下公共設施,可以免費住房。我好不容易住進了一間70美元一個月的房間,與別人共用衛生間和廚房。房子很陳舊,但我想別人能住,我也能住。當然,我也是想省些錢,也許不久就會回國,能帶回去些美金,也可買幾個大件,改善不少生活條件呢。

就這樣,我就住了下來。這棟房子裡除了我以外,還住著一個從北京來的,在計算機系讀碩士的女學生揚琳;還有兩對上海來的夫婦。兩對夫婦,一對是郝建峰和方萌萌,另一對是鄭坤和米莎。這是兩對很漂亮的夫婦。方萌萌衣著講究,顯得賢淑端莊,聽說是上海某副市長的女兒。郝建峰身材高大,一副英俊小生的模樣。他雖然長得不錯,但我對他印象不太好,總給人一種不太可靠、不太踏實的感覺。聽說,在方萌萌沒有出來之前他跟同一棟樓裡的揚琳有一段戀情。我也沒看見,誰知道是真是假,誰也不想去追究。據說方萌萌來了後,這個北京女孩為此還有點瘋瘋癲癲的,說話都有點顛三倒四、語無倫次。

米莎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她看上去俊美而不嬌弱,高雅而不失奔放。我很喜歡她,跟她很談得來。鄭坤是她的丈夫,個子比較矮小,戴著一副眼鏡,很一般的書生相。乍一看,你會覺得鄭坤遠遠配不上米莎;可是,鄭坤是一個很有內才的男人,上海醫學院的博士,高材生,從小受過專業的乒乓球訓練,十幾歲就參加過國家級和世界級的比賽,還拿過獎呢。

最後,還應該談一談老劉一家。劉浩江一家三口,有一個六七歲的兒子。劉浩江看上去40多歲,老成穩重,比我們要有社會經驗,而且老於事故。老劉人很好,很樂於幫助人,也樂於給人一些生活上的指點和教導。大家都很喜歡他,常常聚在他家聊天。他的右腿有些跛,據說是小時候患小兒麻痺鬧的。由於這個缺陷,他娶了一個有些弱智的老婆。他老婆除了讀不好書外,幹一些不需要腦力的工作還是可以的,家裡油鹽醬醋的賬還是能算清的。兒子不知為什麼也顯得有些呆頭呆腦,好像不太聰明的樣子,學習也不太好,人們總認為是不是有點他老婆的遺傳。老劉曾經說,他和世界上兩個最愚蠢的人生活在一起,其實有點言過其實。

樓裡除了我們這些中國人外,還住了幾個白人,平時碰到也就點點頭,打個招呼,不怎麼打交道。當然,住在這裡的美國人都不會是什麼有錢人。

我們這棟房子裡的中國人經常聚在一起聊天、會餐,有時還約在一起去聖路易斯喝早茶。總之,我們相處得不錯,相互也都很照應。我就這樣在這棟房子裡安頓了下來。

我的工作也早在來美后的一星期就開始了。我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帕克曼教授的實驗室開始了我在美國的新工作。實驗室裡共有三個人。克里斯蒂娜是在這個實驗室工作了兩三年的博士後。她身材瘦小,黃色頭髮齊腰長,往後披著,看她的樣子很難相信是兩個孩子的母親。邁克是帕克曼教授的一個碩士研究生。他中上等身材,深褐色頭髮,戴著一副金絲眼鏡。他們兩人性格都很靜,不太愛說話。邁克人不錯,只要你找到他,他一定會給你幫忙,從來不含糊。無論是實驗室裡找東西,還是借他的私人課本,他都盡力而為。他雖不太說話,但實際是很熱心的人。據說他的祖籍是德國,看看是有點像德國人,表情很嚴肅,做事一板一眼。

克里斯蒂娜總帶有一點看不起人的樣子,也許覺得,你從中國來,又沒有什麼高階學位,做什麼訪問學者嘛,還不夠添亂的。她平常也就不怎麼搭理我。

另外,還有一個是馬修。他是密蘇里大學的大學生,在我們實驗室打工,洗洗瓶子,配配試劑什麼的。他顯得有些發胖,一頭帶卷的黑髮,性格很隨和,比較愛說話,平常愛聊聊天。實驗室裡幾乎就聽見他一人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