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別愛上任何人》(22)
夏 娃
救援前
我第一次見到詹姆斯的時候只有十八歲,當時我和女伴們剛來美國。我年輕又天真,被芝加哥這樣的大都市給迷住了。當我們這些女孩登上飛機的時候,一種自由感在我的骨子裡蔓延開來。我們是鄉下女孩,習慣了只有幾千人的小村莊,習慣了鄉村的生活方式,習慣了和一群目光短淺、循規蹈矩的人為伍。但是突然之間,我們被帶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被帶到了喧囂的大都市中央。我在見到它的第一眼就愛上它了,被迷得神魂顛倒。
起初是芝加哥誘惑了我,給了我一切希望:高大的建築,成千上萬的人以及他們走路時自信的姿態和昂首闊步穿越繁忙街道時臉上自信的表情。那是1969年,我們所熟知的那個世界正在發生改變。但說實話,我對此毫不關心,我完全不在乎那些。我只在乎自己,像每個十八歲姑娘所期待的那樣:我關注男人看我的眼神;我穿迷你裙——我母親從不會讓我穿這麼短的裙子。我非常青澀,卻渴望著成為一個女人,而不再當個孩子。
在我的家鄉英格蘭鄉村,等待我的是從一出生就已決定好的命運:我會嫁給我生命中認識的某個男孩,嫁給某個在小學裡拽過我辮子或叫過我名字的人。大家都知道,奧利弗·希爾想娶我。他從十二歲起就不斷向我求婚了。他的父親是英國國教的教區牧師,母親是那種我發誓絕不要當的家庭主婦:那種把丈夫的命令當成聖言來聽從的女人。
詹姆斯比我大,這點很令人興奮。他是個世界主義者,非常有才氣。他的談話慷慨激昂,無論是在談論政治還是天氣,人們都會圍著他聽完最後一句。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是夏天,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廳裡,當時他和一群朋友圍坐在一張大圓桌旁。他的聲音深沉而洪亮,蓋過了餐廳嘈雜的背景音樂,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聆聽。他用他的風度、傲氣和熱烈的語調吸引著你。在他周圍,所有人都盯著他,期待著他的幽默調侃、妙語連珠,然後每個人——不管是朋友還是陌生人——都被逗得幾乎笑出眼淚。一些人爆發出一陣歡呼喝彩。他們似乎全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包括在其他桌用餐的客人和餐廳員工。屋子另一頭的酒保大喊著:“再說些什麼吧,詹姆斯!”幾分鐘內,啤酒罐就擺滿了那張桌子。
我忍不住盯著他看。
我不是唯一這麼做的,我的女伴們也全都朝他暗送秋波。他同桌的女子只要一有機會就毫不猶豫地靠近他:擁抱他或拍拍他的胳膊。一名長髮及腰的深膚色女子斜靠過去跟他說悄悄話。只要能接近他,做什麼都好。他比我見過的任何人都要自信。
當時他在唸法學院,這是我後來瞭解到的,在我第二天早晨在他身邊醒來的時候。我和我的女伴都沒到喝酒的年紀,所以很顯然那一晚不計後果的放縱是出於我對他的痴迷。當時我情不自禁地走向他的圓桌,坐到他的身邊。當他用胳膊環住我的肩膀,我看到那個長髮女子臉上露出羨慕的表情。詹姆斯奉承著我的英國口音,彷彿這是有史以來最棒的事情。
當時的詹姆斯尚不是他日後所成為的那個男人,當時的他和現在有很大不同。那時候他連缺點都可愛迷人,他的逞強是種魅力,而不是現在這樣令人難堪的虛張聲勢;很久以前他擅長說甜言蜜語,而不是現在這樣選擇講侮辱人又難聽的話。我們在一起曾經很快樂,完全被對方迷得神魂顛倒無法自已。然而我嫁的那個男人,現在已經完全消失了。
每天早上在詹姆斯上班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給霍夫曼偵探打電話。我像往常一樣等著詹姆斯出門,直到我聽到車庫門關上,他的suv開上車道,我才從床上起來。當我手捧一杯咖啡站在廚房中央時,綁架了米婭的那個男人的臉突然浮現在我眼前。我盯著時鐘,看著分針緩慢地滑過一圈,從八點五十九變為九點整。我撥出了那個變得日漸熟悉的電話號碼。
他接起電話,講話的聲音專業而權威:“我是霍夫曼偵探。”我想象著他在警局裡的樣子,聽著電話那頭喧鬧的背景聲,知道有許多警官正努力為他人解決問題。
我花了一會兒時間鼓起勇氣,對他說:“偵探先生,我是夏娃·丹尼特。”
他在說我名字的時候,聲音變得柔和起來:“丹尼特太太,早上好。”
“早上好。”
我想起昨晚他站在我們廚房裡的樣子,當詹姆斯跟他講述米婭過往的時候,這個好心腸的男人臉上露出呆呆的表情。然後他匆匆離開了。我腦海裡反覆迴響著他“砰”的關上前門的聲音。我從未試圖向霍夫曼偵探隱瞞米婭的任何事情。坦白說,對我而言,她過去的行為並不重要。但我絕不希望偵探對我有所誤會。他是我和米婭之間的唯一聯絡。
“我必須打電話給你。”我說,“我一定要解釋一下。”
“有關昨晚的事情?”他問。我說是的。
“你不需要解釋。”
但無論如何,我都要解釋清楚。
米婭的青春期……至少可以說,是非常艱難的。她迫切渴望被他人接納,渴望變得獨立。她很衝動,容易被慾望所驅使,缺少常識。她的朋友讓她感受到了家人所沒有給予的認可。在同齡人中她很受歡迎,她是被需要的,而這種感受對米婭來說自然很興奮。她的同伴讓她覺得快樂到了極點,她願意為她的朋友們做一切事情。
“也許米婭交錯了朋友。”我說,“也許我本應該更關注她和哪些人在一起。但我注意的只是她的成績從b-變成了c-,放學後她不再在餐桌上學習,而是回到臥室裡關上門把自己鎖在裡面。”
米婭陷入了一場性格認同危機。她身體裡有一部分渴望成為大人,但其餘部分仍然是個孩子,她尚不能像她日後那樣進行思考和推理。她常常沮喪挫敗,很少為自己考慮。詹姆斯的漠不關心只會讓這一切變得更糟。他不斷把米婭同格蕾絲對比:格蕾絲二十多歲了,已經離家去上大學——上的當然是他的母校;他說格蕾絲即將以優等生的身份畢業,正在進修拉丁語併為上法學院做準備,而且她已經接到了法學院的錄取通知。
起初她犯的只是典型的青春期問題:上課說話、不做作業。她很少邀請朋友來家裡。當她的朋友來接她的時候,米婭會去車道上迎接他們,並且阻止我向窗外偷看。你做什麼啊?她問,這種尖銳的語調曾經一度只屬於格蕾絲。
她十五歲的時候曾在半夜偷偷溜出家,被我們發現了。這是她第一次出逃,此後還發生了很多次。她忘了關掉家庭報警器,所以在她出逃的時候,整座房子開始發出刺耳的鈴聲。
“她是個不良少年。”詹姆斯說。
“她只是個青春期少女。”我更正說。我看著她頭也不回地爬進一輛停在我們車道盡頭的車裡。報警器尖銳地響著,詹姆斯咒罵了一句,試圖記起密碼是什麼。
形象就是詹姆斯的一切,他一直都很注重。他總是擔憂著自己的名譽,擔心別人對他的想法或看法。他的妻子必須是個花瓶樣的角色,在我們結婚之前他就告訴過我這點。而我當時居然很高興能充當這樣的角色。當他不再邀請我去參加工作晚宴,當他的孩子不再需要參加公司的聖誕派對,我沒有問這意味著什麼。當他成為一名法官後,我們就好像全都不存在了一樣。
這樣一來,你們可以想象噹噹地警官把那個喝得醉醺醺的十六歲少女從派對上拽回家的時候,詹姆斯是怎樣的感受。他穿著法官長袍站在門口,懇求警官不要把這事宣揚出去。
他衝她厲聲尖叫,即便她當時難受得在衛生間裡嘔吐,幾乎支撐不住自己的頭。他咆哮著說那些得寸進尺的記者有多愛報道這類事情:丹尼特法官的青春期女兒涉及未成年飲酒事件。
當然,在詹姆斯的力保下,這事從來沒上過報。他花了很大的代價保證米婭的名字從不會成為當地小報的版面點綴,這次不會,下次也不會——她和她那幫不守規矩的朋友試圖從當地酒店竊取一瓶龍舌蘭的時候不會;她和同樣一幫朋友把車停在格林灣路零售商場後面吸大麻被抓的時候也不會。
“她在青春期。”我對詹姆斯說,“青春期的孩子們就是會犯這樣的錯。”
但哪怕是我自己,對此也不太確定。在格蕾絲所有的青春期問題裡,從沒有涉及違法,我甚至連超速罰單都沒收到過。但是米婭卻會被關在當地的拘留所裡,與此同時詹姆斯則請求甚至要挾當地執法機關,讓他們不要提起控告,或者把控告從米婭的檔案記錄裡刪除。他收買了他們,不讓他們提及米婭和其他不聽話的孩子所犯下的過失。
他從不擔心米婭,也不關心她因為內心不滿而做出的不良行為。他只擔心米婭的行為是否會對他自己造成不良影響。
他沒有想過,如果他讓米婭像個尋常孩子一樣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那麼她肆無忌憚的行為也許就會停止。事實卻是,她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一切事情,而不承擔任何後果。其他所有事情都不像她的罪行這樣令她父親煩惱過,這是她人生中頭一回引起了他的注意。
“我偷聽了米婭和她朋友的電話,聽到他們打算去商場盜竊,彷彿我們付不起錢似的。每當米婭用這樣或那樣的藉口借了我的車之後,我車裡總有一股香菸的味道。可是,當然,我的米婭是不抽菸的。她不抽菸不喝酒,也不——”
“丹尼特太太,”霍夫曼偵探打斷我,“青春期的定義是,這時期的孩子完完全全要做他們自己。他們受到同伴的影響,他們藐視父母的權威。他們會頂嘴,會嘗試一切他們能夠做的事情。這時期,青少年的目標就是安全地度過青春期,不留下永久的傷痕。你對米婭的描述並沒有什麼太反常的地方。”他認可道。
儘管我認為他不過是想說些好聽的,讓我覺得不那麼難受。
“在我十六七歲的時候,不知道做過多少蠢事。”他坦白並飛快羅列了其中一些:喝酒、小交通事故、考試作弊、抽大麻……他輕聲對著電話筒說:“哪怕是好孩子,也會有從商場偷一對耳環的衝動。青少年相信他們是天下無敵的——相信沒有壞事會發生。直到後來我們才意識到,事實上,壞事真的會發生。而那些完美無缺的孩子,”他補充說,“才是真正令我擔心的。”
我向他保證米婭自十七歲以後就已經發生了改變,我迫切想讓他認識到米婭已經不再是一個不良少女。“她變得成熟了。”但事情遠不止這樣。米婭已經綻放成了一朵年輕漂亮的花,她變成了我小時候盼望有朝一日能成為的那種女人。
“我相信她變了。”雖然他這麼說,但我不能就此中斷這個話題。
“她的確有過兩到三年輕率大意的歲月,但後來她完全變了。她彷彿在漆黑隧道的盡頭看到了光亮——她快要十八歲了,馬上可以徹底擺脫我們了。她知道她想要什麼。她開始制訂計劃,期盼著一個完全屬於她自己的地方,期盼著自由。她想幫助他人。”
“幫助青少年。”他說。我沉默了。因為我發現他和我女兒雖然素昧平生,但卻比我自己更瞭解她。“她想幫助那些煩惱不安、不被理解的少年,那些和她當時一樣的少年。”
“是的。”我輕聲說。但米婭從沒對我解釋過這些。米婭從不曾坐在我身邊告訴我她是如何和這些孩子相處的。她比任何人都瞭解這些青少年所面臨的困境,瞭解那些混沌不明的情感,瞭解他們是如何掙扎著游上水面呼吸的。我從來不懂這些。對我來說這太深奧了,我弄不清米婭是如何同這些孩子交流的。然而這並不是非黑即白、非窮即富的事情,這是複雜的人性。
“詹姆斯永遠忘不了那個場景——忘不了他的女兒待在當地拘留所的樣子。他心裡老是想著這些年裡他是如何努力不讓米婭的名字留在記錄裡的,想著他對她有多失望,她又有多不聽話。她拒絕去法學院更是火上澆油。米婭對詹姆斯而言是個負擔。他從沒接受過這個事實——從沒接受她如今已經是個堅強獨立的女性了。在詹姆斯看來——”
“她糟透了。”霍夫曼偵探評論道。我很感激他替我說了這個詞。
“沒錯。”
我想起自己的十八歲,情感壓倒一切常識的十八歲。我想,如果在1969年那個七月的晚上,我沒有去市中心那家愛爾蘭小酒吧,一切會怎麼樣呢?如果當時詹姆斯不在那裡,沒有發表一番關於反壟斷法的演說;如果我沒有全神貫注地聆聽,直到他說完最後一句話;如果我沒有在他把目光轉向我的時候深深迷上他;如果他沒有把聯邦貿易委員會和企業併購這類世俗的事情講得如此振奮人心;如果他的桃花眼沒有在與我對視的時候亂放電,一切會怎麼樣呢?
要不是母性的直覺告訴我這件事另有隱情,我內心有一部分是能夠理解詹姆斯的觀點的。
儘管我永遠不會承認它。
然而,我的直覺告訴我,我的女兒出事了,是很糟糕的事。不祥的預感衝我尖叫,讓我在午夜裡驚醒:米婭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