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大宋帝國三百年趙匡胤時間（下）》（5）

伍 全師雄·孟昶·花蕊夫人

全師雄自號“興蜀大王”，“復燃”一時，終於病死金堂，巴蜀再無割據之可能；降將孟昶“待罪”受老趙禮遇，非但罪得赦免，還大獲封賞，可惜孟昶薄命，受封秦國公六天後即卒；而傳說中才情風流的“花蕊夫人”，則也許只是一個驚豔的傳說，她很可能並不存在。

呂餘慶執掌成都府 平蜀大軍北路王全斌等進入成都，後數日劉光義東路也到了成都。孟昶對東路軍也奉呈了降國犒師之禮，待遇一如王全斌。不久趙匡胤詔書到，對北路、東路大軍頒發了規格一樣的賞賜。這兩件事加在一起，兩路將士開始不平，自以為本路功勞較大，爭功中，互相有了矛盾。

王全斌及崔彥進、王仁贍等北路將帥，平蜀後，竟在川中日夜飲宴，不理軍務。還放縱部下掠人子女，奪人財貨，史稱“蜀人苦之”。

這期間，又發生了很多不公不平的事件。

孟昶需要赴闕請罪。王全斌派右神武大將軍王繼濤與供奉官王守訥率部與孟昶歸京，他則繼續留在川中。而這個王繼濤行前向孟昶勒索宮人、金帛，王守訥向王全斌告發。於是，王繼濤未能成行。

當初孟玄喆與李廷珪自綿陽撤退回成都時，一路上曾燒燬廬舍倉廩。大宋鳳州路（北路）行營前軍都監王仁贍查案後蜀所有軍用物資，不見“綿陽—成都”一線要塞資料，於是責問李廷珪，要治他一個“焚蕩軍資”之罪。

李廷珪嚇得不知所措，於是來問計於大宋西川兵馬都監康延澤。

康延澤道：“王仁贍志在聲色，如果你能滿足他的慾望，他可能會放你一馬。”

但這個李廷珪，是後蜀中少數幾個比較儉約的官員，平時並不曾養有娼女藝伎；於是只好在自家姻戚中，勉強找到四個少女，另外搭上數百萬金帛賄賂王仁贍，這才免去一場牢獄或是血光之災。

這位王仁贍，似有一套理財本事。他早年在周世宗朝時，就被趙匡胤所知，因此從周世宗那裡將他挖來，隸於帳下。從此，他跟著老趙，除了貪財貪色，倒也忠心耿耿。但這次平蜀，他作為行營都監，這個類似“前線政委”的職務，卻受賄數百萬，還受人女色，公事私了。勒索李廷珪之外，還曾開後蜀豐德庫，私吞金貝等物資不少。

趙匡胤派出了參知政事呂餘慶權知成都府，樞密直學士馮瓚權知梓州。

參知政事，在很長時間裡，被人視為副總理級別的宰輔下一等。這個說法來自大宋翰林陶谷。

當初趙匡胤要用薛居正、呂餘慶與趙普共同執政，但又不願意讓他們跟趙普相齊，找不到合適的職務職稱，就問陶谷。陶谷說：“唐代時有‘參知政事’，管理樞機職務，是宰相下面一等。”然後老趙就任命薛居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宰輔一般要在朝會時領班，帶頭招呼大家列班奏事等等，史稱“押班”。但老趙規定，參知政事不參與“押班”，也就是“宰相下面一等”的意思。此外，參知政事也不執掌相印，也是“宰相下面一等”的意思。老趙倚重趙普。

但參知政事在唐代實際權力要比中書門下、平章事重要。大宋的參知政事到北宋中期官職改革時，有過變化，權重增加。王安石就是參知政事，主導了神宗時的改革運動。

且說呂餘慶帶著參知政事朝官身份，來成都做太守，當地開始傳聞一件異事。

說有一個名叫辛寅遜的人，正在做著後蜀的學士。就在宋師討伐後蜀之前，除夕來臨之前，孟昶要辛寅遜做兩句詩，寫在桃符上，作為正月年節的賀詞。學士獻上的兩句詩是：

新年納餘慶，佳節契長春。

宋師是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正月，平定四川；當月呂餘慶來成都；長春節，是趙匡胤的誕辰紀念日，農曆二月二十六日。整個兩句詩就在說：“新年時間就會迎納（呂）餘慶到成都，這個佳節後面就是長春節”。兩句詩就這樣嵌入了“餘慶”和“長春”兩個意象，而且從語句邏輯上恰好構成對應關係。

後人有將這兩句讖語詩當作中國傳統春聯的鼻祖。多種記錄文字略異。

全師雄被擁叛軍元帥

呂餘慶執掌成都，遇到了軍亂。

王全斌等人處理戰後事宜，有種種不公，巴蜀人士已經有了怨氣，一些地方，開始有人嘯聚山林，漸漸盜民四起。

但王全斌和他的將士們還在恃功而傲，驕縱不法。五代時期的武夫習氣，在平蜀勝利後，死灰復燃。而這位忠武節度使、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平蜀總司令王全斌先生已經無能制止將帥們的瘋狂。

一日，成都有藥市，集上，即有大宋軍校仗著酒勁持刀入市，搶奪藥商的財物。此事很快被管理街道的小吏馳報成都府。呂餘慶並不猶疑，立命擒捕，當眾斬首，宣示城內外。史稱“軍中畏伏，民乃寧居”。

馮瓚到梓州，才辦公幾天，就遭遇了一場叛亂危機。

原後蜀不滿於大宋的人中，有個軍校名上官進，嘯聚亡命之徒三千餘眾，劫持村民數萬人，夜攻梓州城。梓州城中只有騎兵三百人。

馮瓚登樓觀看後說：“賊眾乘夜奄至，此烏合之眾也！你看他們手持棍棒農具來攻城，一定沒有必勝之志。我等可持重以鎮之，等到天亮，他們自會潰散。”

於是令三百騎兵分守諸門。馮瓚坐在城樓上，又密令值更者將夜半梆子敲得密集一點。這樣，不到夜半，城樓更鼓就敲起了五鼓。上官進等人大驚，還以為天就要亮了，匆匆逃遁。馮瓚見時機已到，命開啟城門鼓譟追擊，一戰，擒上官進，斬於市。招降千餘人，令他們回家好好種地，這一叛亂之罪，不復追問。史稱“州境遂安”。

蜀地雖經呂餘慶、馮瓚等治理，初現太平景象，但在三軍躁動的背後，畢竟還隱伏著一場危機。這是局中人很難看到的。

太祖下詔，詔偽蜀文武官員都到京師，史稱“赴闕”，並給各位官員賞賜有差；特意囑咐：偽蜀官員治理地方，行為清白，而又為眾所知者，所在州府要將這樣的循吏清官報到朝廷。

不久，孟昶的親兄弟帶著降表提前到了京師，所上表有“自量過咎，尚切憂疑”等語，表示了孟昶投降後的擔心。太祖回覆他的詔書說：“既自求於多福，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過慮。”

你既然能夠自求於多福，那就已經蕩盡了過去的不是。朕說話算話，決不食言，你不要過多憂慮。

詔書中還特意問好孟昶的母親，且稱孟母為“國母”。

為了照顧孟昶等人來朝，太祖又下詔自沿江諸州分置驛船，賙給路上飲食行李等。蜀之降卒被安排到川陝荊襄各要塞之地，一部分精選的蜀兵則需要跟孟昶等一同來朝，充禁軍。

仲春，天氣略暖，孟昶與其官屬，都帶著家眷入朝，還有部分歸降計程車卒，艦船前後幾百艘，隨後，自峽江而下。

有一種記錄說，曹彬擔心這幾萬降卒出事，就給趙匡胤發去了密奏，說“孟昶在蜀地稱王三十年，而蜀道千里，臣請擒孟氏之後，殺其大臣以防止兵變”。老趙在他的密奏後批示道：“汝好雀兒腸肚！”你這肚量真不小，跟個麻雀似的。老趙就用這種親密的姿態挖苦了一代名將。老趙不願行殺戮之事。

但曹彬的預感是對的，就在這時候，出事了。

起初，太祖下詔，精選的蜀兵赴闕時，每人要給“裝錢”，就是置辦行裝的費用，一般都在十幾貫到幾十貫。但王全斌等人居然敢於“擅減其數”，剋扣這部分賞錢不算，還放縱部下侵奪騷擾蜀兵。於是，蜀兵“憤怨思亂”。路上就有了很多逃亡。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等人並不派遣本部兵士護送蜀卒，只委託沿途諸州牙校護送。這部分蜀兵又是挑選出來的精壯悍卒，各有血性，實在忍不得宋師老兵油子的訛詐盤剝。待到出了成都，北行到綿州城下以後，就有人開始聚謀叛亂了。

後蜀悍卒中有一個原來的文州刺史名全師雄，他也帶著家族眷屬赴京。此人在後蜀將軍中，較有威望，過綿州時，他看到人心洶洶，很是擔心被“權反在下”的叛族“陰謀推戴”，萬一被蜀卒勒兵威脅來做主帥，那個罪名可就大了。所以當他看到一點苗頭的時候，就丟棄了家人，躲藏起來。不料被叛兵在江畔民居中搜著，於是，在一片歡呼聲中，就像涇卒推戴朱泚、唐卒推戴李嗣源、漢卒推戴郭威、周卒推戴趙匡胤、清卒推戴黎元洪一樣，後蜀降卒兼大宋叛軍一致推戴全師雄。也如朱泚、李嗣源、郭威、趙匡胤、黎元洪，此際反也是反，不反也是反了。全師雄百般無奈，在猶豫中做了叛軍元帥，但在做了叛軍元帥後還在猶豫，儘管他有眾十餘萬，號“興國軍”。

王全斌屠殺降卒 十萬反叛大軍開始據守各個州郡，但綿州還在宋師控制之下。

王全斌聞訊，當即派遣馬軍都監朱光緒帶領七百騎往綿州招撫。這時全師雄在城外，家眷在城中。朱光緒帶著那種歷來從不鮮見的忠誠的愚蠢或愚蠢的忠誠，殺害了全師雄的全部家眷，沒收了他的全部資財，但留下了他的愛女。於是，全師雄在城外聽到訊息，悲憤莫名，史稱“不復有歸志”，不再有歸附的意志。

全師雄的遭遇，常常讓我想起北美草創初期的印第安人首領洛根。洛根慷慨好客，當年的殖民者踏上印第安人的土地時，在洛根家裡受到了熱情款待。洛根在白人需要的時候，把肉和衣服無償地送給他們，即使在白人與印第安人發生衝突、戰鬥的時候，洛根首領也仍以“白人的朋友”自居，並沒有殺戮白人的念頭。但一個名叫克雷薩普的白人上校，像這個馬軍都監朱光緒一樣，有一天洗劫了洛根首領的家，殺害了包括洛根的妻子在內的所有的人，只有洛根活了下來。於是，洛根開始帶領印第安人發動了一場反對白人定居的戰爭。

但就像洛根無法打敗白人一樣，全師雄也無法打敗王全斌。

全師雄開始向綿州挺進。

這時綿州的朝廷守兵只有百餘人，但是還好周圍各州郡縣，都有人來救援，擊潰全師雄，斬首萬餘級，叛軍在奔逃中落入江水，被溺死者也有萬餘人。

全師雄首戰不利，引眾撤退，轉攻綿陽西百餘里的彭州。刺史王繼濤、都監李德榮奮力抵抗。一戰，李德榮戰死，王繼濤身被八創，單騎走成都。

於是，全師雄部入據彭州。

周圍各州縣，聽說全師雄反，原來屬於川中計程車卒，紛紛起來響應。成都周邊十縣，全部起兵。全師雄又自號“興蜀大王”，在彭州開府，置僚屬，封給節度使官職者二十餘人，令這些節度使們分據灌口、導江、郫、新繁、青城等縣，儼然已經是國王模樣。

大宋武信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西川行營鳳州路副都部署崔彥進，急忙派遣高彥暉與田欽祚來彭州討伐全師雄。在導江與叛軍遭遇。

全師雄利用狹隘路況，在竹林中設伏，宋師前進不利。

高彥暉對田欽祚說：“賊勢張大，天要黑了。請收兵，明朝再戰。”

這位田欽祚也曾是一員驍將，但在初春的竹林中，忽然心生懼意。他早就想逃遁了，但是又怕叛軍襲擊他的後軍，於是，假意道：“公食朝廷厚祿，遇賊畏縮，這是為什麼？”

高彥暉乃是征戰沙場的老將，聞言後，抖擻精神，麾兵前進。

但田欽祚則與前軍漸漸脫離，最後偷偷遁去。

高彥暉在密密麻麻遍地新生的筍竹中，再一次遇到伏兵，身邊只有十餘騎力戰，全部陣亡。高彥暉時年已七十餘。

史稱“欽祚性陰狡”，田欽祚性情狡詐，此事可見一斑。田欽祚“陰狡”，是大宋太祖太宗兩代帝王沒有看透的人物。

後漢時，他跟著做了團練使的父親田令方在虢州（今屬河南靈寶）。但這個老爸卻是個以權謀私、欺凌部屬的老色鬼，看見帳下文工團演員靖邊庭的妻子很美麗，就利用威權讓少婦就範，靖邊庭幾乎無法忍受這種侮辱。等待機會中，有了陝西三鎮的叛亂。男人靖邊庭就率領親密好友多人，夜半用繩子垂下田府，殺了田令方。快意之後，掠奪本郡士民投奔了叛軍趙思綰。兵敗後，朝廷認為團練使田令方被叛軍所害，應享受烈士待遇，得到優厚撫卹，讓田欽祚做了朝廷的散官，算是以“父蔭”得到富貴。

但田欽祚在後來的日子裡，打仗有戰功，徵北漢、平江南、打契丹，他都有不俗的戰績。到了太宗趙光義的時代，他甚至還擊敗過北漢名將，即傳說中的楊老令公，在山西洪洞縣斬殺楊老令公部下千餘人。

他的“陰狡”總是用在內部。他利用高彥暉在前抵擋後蜀叛軍的機會，自己成功逃脫；他更會剛狠負氣，擠對上司，讓上司無可奈何。大宋名將郭進，曾經做他的上司，守衛晉陝。郭進忠厚，不懂人間智鬥，被他欺凌得無計可施，想想實在是奈何他不得，那時候，田欽祚在太宗趙光義眼裡已經是一個元勳級別的人物了，但在郭進麾下，總是幹一些不法之事，郭進沒有辦法禁止他，最後，這個老實疙瘩郭進大將軍，自殺而死。

全師雄部斬殺了大宋歸州路先鋒都指揮使高彥暉，士氣大振。

王全斌又派遣馬軍都指揮使張廷翰、步軍都監張煦來彭州與叛軍戰，又一次失利，只好退還。

全師雄於是分兵於綿州、漢州間，同時斷劍門，沿江佈置營柵，放出聲來，要攻成都。

此風一傳，四川全境，忽然有邛、蜀、眉、陵、簡、雅、嘉、果、遂、渝、合、資、昌、普、戎、榮、東川共十七州響應全師雄為亂。

成都城內，雖然還算安靜，但有外敵，難免就會有內應，這是王全斌等人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他們現在已經知道：形勢開始變得嚴峻。

當時有後蜀降卒近三萬人屯於城南教場。假如這部分蜀兵蜂起呼應全師雄，成都危矣！像所有殘暴的權力曾經做過的那樣：在最沒有辦法的時候，他們有了辦法。王全斌想出了一個滅絕人倫的一次性解決方案： 將這些蜀兵騙入夾城內，盡數射殺。

康延澤不同意，他的意見是：

一、釋放老弱病殘的蜀兵七千人；

二、另外兩萬餘人以宋兵武裝護送，沿江而下，跟隨此前的蜀卒同回汴梁； 三、如果路上遇到全師雄來劫奪，再殺不遲。

史稱“全斌等不從”。這裡有必要記上一筆：主張殺蜀卒的，不止王全斌一人，應該還有崔彥進或王仁贍。

夾城，平時可以是城內一個通道，兩邊都是高牆。前後門一封，夾城內人再無逃脫之理。

初夏的一個日子裡，近三萬蜀兵被誘入夾城。

隨後，就是一場血腥殺戮。這一場渴血與流血事件，成為繼白起屠殺趙國降卒、項羽屠殺嬴秦降卒、曹操屠殺袁紹降卒、拓跋珪屠殺燕國降卒、薛仁貴屠殺鐵勒降卒之後，中國戰爭史上，又一宗令人髮指的殺俘記錄。

成都，一時間天昏地暗……

而遠在京師的太祖對此毫無所知，還念春季偶有風寒，給西川行營的將士們送來了薑茶。

全師雄病死金堂

全師雄軍真的進攻成都了。

大軍前鋒開到了成都北郊新繁鎮。

但在這裡，他遭遇了大宋名將，寧江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光義，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二人領兵與全師雄對陣，一戰破之，生擒蜀卒萬餘人。

全師雄西退，屯於成都西北郊的郫縣，王全斌、王仁贍又率兵破之。

全師雄負傷，激戰不利，無奈，走都江堰灌口寨。

這時他聽到了一個訊息：他剛剛封賞的一位刺史，原陵州指揮使袁廷裕，被劉仁贍擒獲，在成都市被磔殺（相當於凌遲處死），袁部萬餘人也被俘獲。連戰不利，全師雄部士氣大為沮喪，丟魂落魄，前途一片茫然，史稱“賊鋒稍衄”，叛軍的鋒芒得到抑制。這事對全師雄有打擊。從此以後，似乎已經沒有了“昂揚鬥志”。各路部下也分散開來，據州縣自保，惶惶不可終日。

有一位嘉州（今四川樂山）虎捷指揮使呂翰，本來已經歸屬大宋了，可是他的頂頭上司知州客省使武懷節、戰棹都監劉漢卿對他頗有輕蔑之意，惹怒了這位將軍，於是率部下反叛。橫衝指揮使吳瓌、虎捷水軍校孫進等都來響應他，幾天後，與全師雄所任命的將軍劉澤合勢，叛軍人數達到五萬。他們擊潰普州（今安嶽附近）刺史劉楚信，殺掉普州通判劉沂。果州（今四川南充西）軍校宋德威、虎捷指揮使馮紹文等，也在全師雄最為低谷之際起兵相助。他們殺掉知州王永圖、通判劉渙、都監鄭元弼，據地為亂，與全師雄部遙相呼應。另有一遂州（今四川遂寧）牙將王可僚又劫持了本州島士庶起兵，也成為全師雄亂軍的支援力量。這樣，全師雄在就要失去希望的時刻，重新燃起希望。

一時間，全師雄部有了復振之象，史稱“賊所在鸞起”，叛軍四處遙遠地呼應著，像受驚的大鳥忽然而起。當時響應全師雄的蜀兵不在少數，《續資治通鑑長編》特意說，以上這些“鸞起”事件，“此但其姓名可紀者耳”，那些沒有留下姓名的“鸞起”事件，應該更多。

但大宋行營這番平蜀的將軍確實不是吃素的。前面說的那位叛軍首領嘉州虎捷指揮使呂翰，就遇到了大宋均州刺史、西南面水陸轉運使曹翰。

呂翰可不是曹翰的對手。

曹翰率兵與王仁贍會合後，在嘉州將呂翰圍住，城破，呂翰棄城走。曹翰等接著進入嘉州據守。當晚，呂翰不死心，率眾偷偷地回來圍城，互相約定“以三鼓進攻”。曹翰早已撒出間諜，聞聽此訊，告訴城中管理水漏的官員，夜半更鼓，到二鼓為止，不擊三鼓。結果呂翰部聽不到三鼓，沒有集結。到天亮時，感覺已經失去攻城時機，於是紛紛逃遁。

曹翰看得明白，開城追襲，大破之，殺戮數萬人。

呂翰引餘眾走保雅州（今四川雅安）。

這時，酷熱的夏季已經來臨。全師雄奔投郫縣時，身上已經多處受創，又退至灌口寨，金創發炎。夏季的川中燠熱潮溼，刀傷箭傷得不到藥物處理，危在旦夕。這時，王全斌攻破了灌口寨，擒獲師雄黨羽兩千人。

不屈服的全師雄，率領最後的抵抗者沿沱江東行，傷口感染嚴重，病死金堂（今四川金堂西）。他應該是破傷風導致神經系統中毒而死。

被擁戴的主帥已死，諸州叛軍隨後漸漸平定。

徵川蜀曹彬不負使命 當初，趙匡胤派出參知政事呂餘慶權知成都時，等於已經解除了王全斌在後蜀舊地的臨時政務管理大權，他只能負責在蜀之軍旅事務。此事讓王全斌有了緊張感。他對親信說：“我聽說古來將帥大多不能保全功名。我今在蜀地不安，應該稱病東歸，以免將來後悔。”

親信有人說：“大帥雖然不管政務，但巴蜀而今寇盜縱橫，我軍一退，後果不堪。所以，要回師，一定要等詔旨，不可自做決定輕易東歸。”

王全斌接受了這個意見，繼續留在蜀地。

不久，蜀地臣民無法忍受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的種種暴行，於是，千里迢迢來到東京汴梁上訪，告御狀。二王和崔彥進在破蜀之後，如何豪奪人家子女、如何剽掠士庶玉帛、如何擅自開發府庫、如何隱沒各地貨財、如何收受官員賄賂……惡行種種，趙匡胤已經全都瞭然。這樣的惡人如何可以繼續留在蜀中？於是，老趙一紙詔書，將在蜀將帥全部召回。

樞密副使、西川行營都監王仁贍是第一個被老趙召見的將軍。他還以為很多事情老趙未必知道，就在老趙詰問他的時候，將在蜀諸將的惡劣行徑一個個抖落出來。王仁贍的意思是：大夥兒都有罪，我王仁贍不是罪過最重的。他隱瞞了自己最重要的幾樁惡行。

老趙等他說完，很從容地問他：“你說這麼多，好像都是王全斌的錯。我來問你：收納李廷珪的妓女，私開豐德庫取金寶，這也是全斌他們乾的嗎？嗯？”

王仁贍支支吾吾答不上來。

在處理王全斌、王仁贍和崔彥進等人案子時，老趙頗費思量。諸將大惡，但畢竟平定了後蜀，這一份大功為開國後所未有。最後，老趙的決定是：不將他們送交獄吏，但要轉送中書門下，請來蜀地的訴訟者與這一幫蜀地的征服者對質。中書，又稱中書省，是全國的政務中樞，政事堂就是中書的議事機構。王全斌、王仁贍就在這裡被政務官員審理罪案。這就相當於組成了一個專案組，不由司法而有專案人員處理大案。

蜀中苦主開始與王全斌對質。

對質中，應該有種種唇槍舌劍，往來博弈，但訴訟者人證物證俱在，征服者終於理屈詞窮，史稱諸將“具伏”，都認罪了。

幾天後，老趙召百官集議，給平蜀將軍們定案。

中書上表道：“全斌等法當死。”按照律法，王全斌等人應該判處死刑。

但老趙思前想後，給了他們一個特赦。他的處理結果是：

置崇義軍於隨州（在湖北），以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為崇義留後； 置昭化軍於金州（在陝西），以武信節度使崔彥進為昭化留後； 樞密副使、左衛大將軍王仁贍罷為右衛大將軍。

平蜀犯罪諸將全部降職。

除了王全斌等主要將領外，隨同出征的低階軍官和士卒也有違法犯紀的人員，一律得到懲處。西川行營有一個大校，曾經在蜀地進入民家，將民妻的乳房割掉後再殺人。趙匡胤聞聽此事，讓人馬上將這個大校帶到殿中，做出決定，在汴梁鬧市正法。當時有一些近臣與這個大校有私交，就使勁地設法營救。最後，老趙流著眼淚鼻涕說道：“興師吊伐，婦人何罪，而殘忍至此！當速置法以償其冤！”

興師征討川蜀，但一個婦人有什麼罪過啊，而那個校官竟殘忍到這個地步！應當趕快按照律法處理，來為那個婦人報冤！ 王仁贍後來掌管國家經濟管理（計司）近十年，因為是皇上舊人，還參加過陳橋兵變，屬於開國老臣，於是有“恃恩擅權”的習慣。這一次受處分之後，他還多次“縱吏為奸”，放縱部下做奸壞之事。一直到太平興國七年，宋太宗時代，終於被一位不畏強梁的“屬吏”陳恕告發。當庭詰問時，王仁贍無從答對，從此被太宗趙光義怒而鄙視之，史稱“遂失寵”。沒有了帝王的呵護，他幾乎無法平靜生活，幾個月後，怏怏成疾，不久死去。

王仁贍揭發諸將罪惡時，只稱賞了一個人，就是曹彬。他說：“這一次西征，要說清廉畏謹，不負陛下任命的人，只有曹彬一人。”

趙匡胤也從他人口中得知曹彬善於其職，於是在懲罰諸將後，獨賞曹彬最優：以為宣徽南院使，領義成節度、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曹彬入朝後推辭道：“諸將都獲罪，臣獨受賞，如此，臣何以自安？不敢奉詔！”

老趙說：“愛卿有功無過，又這麼低調，不自誇不自詡。如果你有一點一滴的錯誤，王仁贍豈能為你隱惡啊？賞罰，乃是國之常典，不可辭也。”還是堅持封賞了他。

曹彬，實是大宋王朝富有人道精神的一位將軍，這樣的將軍史上罕見。他後來曾權知徐州，有個小吏犯罪，當時就立了案，但是一直過了多年之後，他才把小吏召來，數說往年的罪過，按律給了他一頓棍子。當時人都不知道為何這麼做。曹彬解釋說：“當年，我聽說此人剛剛娶了媳婦。那時我如果就判刑給他一頓棍子，他家的親戚們一定會認為新媳婦是個不吉祥的女人，那就會將怨氣發到這個新媳婦身上，還不得天天鬧矛盾？鬧嚴重了，新媳婦估計都不好在這家裡待下去了。所以要‘緩刑’，但罪過是不能赦免的。”

曹彬就是這樣宅心仁厚的一個人。他這個“緩刑”的案例，乃是中華法系最為動人的精神體現：律法不外乎人情。

孟昶“待罪”受禮遇 孟昶等浮江東下到江陵後，上岸。太祖派人在此設御府的供帳，並撥出官署府邸，供蜀人居用。又派遣特使到江陵，分給他一行人鞍馬車乘。孟昶到汴梁南郊時，皇弟開封尹趙光義在玉津園設宴迎接。

玉津園，是大梁的皇家園林。此地是皇家遊樂、宴會、勸農、閱兵、祭祀之地，外國來使，一般也都在此地接見。大宋時有“四大名園”：瓊林苑、金明池、宜春園、玉津園，以玉津園最為著名。這是五代時留下的一座園林。園中有一半土地是麥田，皇上每年夏天要在這裡“觀刈麥”。有時還會在這裡練習騎射。但玉津園裡最常見的活動是大宴群臣。老趙曾經在此地有過一次醉酒，以至於舉止失去了莊重，有了輕浮失禮的狎習動作。翌日酒醒，很後悔，對侍臣說：“沉湎於酒，何以為人！朕或因宴會而吃醉，每一次醒了之後，都很後悔。”

孟昶受到禮遇，心下稍安。

大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五月，孟昶進入京師南門。

從宮闕到南城門兩邊是整整齊齊又威風凜凜的大宋禁衛軍和儀仗隊，人人面色嚴峻。孟昶心頭一凜，趕緊下轎，在兩列明晃晃的刀槍拱衛下，強作鎮定，緩緩步行。走到明德門外，孟昶與太太、弟弟、兒子以及昔日蜀國諸官員三十三人，一律換上素服，匍匐於門前，史稱“待罪”。

不久，詔書下來，史稱“釋罪”，並賜給孟昶等人“襲衣、冠帶”，這意思就是允許他們換上禮服，從此免去了罪犯的身份。

隨後，太祖在崇元殿，按照賓主之禮接見了他。

禮畢，太祖又登上明德門，看著充作儀仗隊伍的諸軍按部還營。

接下來，大宴孟昶等人於大明殿，絃歌酒宴，接杯舉觴之中，又不斷頒發詔書，分別賞賜有功人員。

因為平定西蜀，太祖又下詔赦天下死罪；而流放、徒刑，則各降一等刑罰，徒刑以下釋放；有在兩刑之間不得已增配其他刑罰的，免除服勞役一項。《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說法是：“赦天下死罪，降徒流，流以下釋之，配役者免居作。”

這裡的“居作”就是“配役”的一種，屬於戴枷“服勞役”。之所以有“配役”，是因為兩刑間刑差較大，司法者以為不足以罰之，故另加若干刑法在內。如流刑，上一等即為死刑，若犯人判流刑，則輕，判死刑，則重；於是，在流刑之外，又外加服勞役、刺字、鞭笞等刑。故《長編》此處所謂“降徒流”，誤，應為“降流徒”；“流以下釋之”實為“徒以下釋之”。因為唐宋以來的刑罰次第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降流徒”就是“流刑、徒刑各降一等為徒刑、杖刑”；而“徒以下釋之”就是“原來判定的徒刑、杖刑、笞刑一律釋罪不問”。但由“流刑”降為“徒刑”的則不在赦免之內。

瞭解這一關節，可以衡量史料中各類司法判決的量刑輕重，以此洞察大宋司法制度的政策性傾斜。譬如，翻閱《宋史》，就會發現，幾乎所有的貪贓官吏，無論數額多少，大多在“死刑”和“流刑”兩個重刑中判決。大宋判刑最重的，除了謀逆罪外，就是貪贓罪。

孟昶之死 老趙還改革了一項蜀國時期的經濟政策。

大宋接受後蜀政權後，派遣常參官在蜀地接受民租，發現原蜀國官倉“受納”與“出給”用鬥有二等，“受納”鬥盛十升，“出給”鬥盛八升七合。這就是傳說中的“大斗進小鬥出”，史上盤剝農民莫此為甚。從這個劣政考察，大宋建國後，視後蜀為“偽蜀”實不為過。我有一個不變的看法：凡欺凌掠奪本國士庶私有財產的邦國，其合法性正當性即天然流失。用《論語》中的話說就是：“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政治家管理邦國，如果導致四海困窮，那麼上天所賜予的權力一次性地永遠終結了。後蜀，與大宋比較，之所以稱之為“偽蜀”，就因為它不合法、不正當、不合理。各種史書談及建隆元年以後的後蜀，也往往使用“偽蜀”稱謂，自有“正朔”“閏出”的道理，但在我看來，之所以如是，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對本國士庶私有財產的盤剝。針對偽蜀此項弊政、秕政、劣政、惡政，老趙下詔：自今以後，“出給”與“受納”並用十升斗。

此詔一下，蜀民頓有復甦之感。

老趙確實優待了孟昶。五月丙戌宴賞之後，過了半個多月，又在六月甲辰這一天，詔以孟昶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

其他眷屬子弟也多有封賞。

至六月庚戌，史稱“孟昶卒”。

自甲辰日封秦國公，至庚戌日卒，不過六日。故史上有各種“陰謀論”者以為是太祖謀殺了孟昶。但這類說法無一例外皆屬於演義或猜測，沒有任何史證支援。如果演義或猜測可以還原歷史邏輯的話，那麼將會有無限可能性。譬如，也可以演義或猜測是孟昶昔日的仇家夜半翻牆殺害了他，如呂四娘與雍正帝故事；也可以演義或猜測是孟昶的宮人難於忍受他的凌虐悶殺了他，如楊金英與嘉靖帝故事；還可以設計各種體面或不體面的死亡方式，等等。治史，是往事的重演（參科林伍德意見），但重演須在會通知識背景下覆盤。無覆盤能力，無重演之機。治史之覆盤與物理之還原不同，治史之覆盤，本身已經蘊含了思想的介入，因此，覆盤即重演。準確說：覆盤，乃是知識會通背景下，思想者據種種往事記錄而做出的實踐推斷結果。當我對孟昶之死“覆盤”現場，試圖“會通”所佔有的各類歷史知識時，感到“陰謀論”無法成立。按我對歷史哲學的“思想”模式，無法“重演”孟昶被“謀殺”的“覆盤”。在這一個回合中，像我在陳橋兵變的回合中一樣，我相信正史的記錄。如果談理由，我以為：趙匡胤殺孟昶，毫無必要。相反，當時南唐未平，南漢未定，吳越未歸，即使從策略方向考察，孟昶活著也比死了更能“昭示”南唐李煜、南漢劉鋹、吳越錢俶。天下未定者尚有，趙匡胤沒有必要謀殺一個剛剛臣服過來的君主，從而導致天下尚未臣服者死心抗宋。故，這個時候，趙匡胤應該更不希望孟昶死去。至於“陰謀論”者認為孟昶活著可能東山再起，以至於巴蜀不安這類說法，尤其沒有根據。按大宋當時的邦國治理“手段”，巴蜀已經沒有了割據的可能，冷灰不可復燃。全師雄曾經“復燃”而滅，任何人試圖再次“復燃”都是徒勞。

《舊五代史》講述孟昶事，有個結論意見：“昔張孟陽為《劍閣銘》雲：‘惟蜀之門，作固作鎮，世濁則逆，道清斯順。’是知自古坤維之地，遇亂代則閉之而不通，逢興運則取之如俯拾。”

過去有個叫張孟陽的人有一篇《劍閣銘》，銘文說：“蜀國的大門劍閣，異常堅固而鎮守巴蜀。世道濁亂，劍門就叛逆；世道清明，劍門就歸順。”由此可見，自古以來西南之地，遇到戰亂之世就會關閉而不與中原交通；遇到興運之世則收復巴蜀就像俯身拾取東西一樣方便。

大宋已定，藩鎮已矣！巴蜀沒有可能繼續托起孟知祥之夢。

沒有史料支撐的演義不是歷史；沒有史料支撐的猜測也不是歷史。所以，孟昶之死，在歷史史料面前，與趙匡胤無關。沒有歷史邏輯，或歷史邏輯混亂的猜測，也不是歷史。所以，孟昶之死，在歷史邏輯面前，也與趙匡胤無關。

史稱趙匡胤聞聽孟昶死“為輟五日朝，贈尚書令，追封楚王，諡恭孝，賻布帛千疋，葬事官給”。我相信老趙的真誠。

宋賈似道《悅生隨抄》，記錄了孟昶母親李氏的故實：

李氏隨兒子孟昶同到京師。

老趙多次溫顏告知李氏可以乘肩輿也即轎子入宮，並呼她為“國母”。有一次還對李氏說：“國母好好保重，不要總是懷念鄉土，哪天您願意，送您回故土去養老。”李氏問：“陛下要往哪兒安頓我啊？”太祖說：“可以回蜀地啊！”李氏道：“妾家本來在太原。如果能回到太原，是妾之願也。”

當時老趙已經有了征伐北漢的意思，聽到李氏如此說，大喜：“等朕平了劉承鈞，即如母所願！”

還因此給了李氏很多賞賜。

孟昶死後，李氏沒有哭。她舉酒酹地，爾後道：“你不能跟著社稷滅亡一塊去死，貪生到今天！我之所以忍著不死，是因為你還在啊！現在你既然死了，我哪裡用得到偷生！”

於是，開始絕食。數日，死。

李氏本來是後唐莊宗的嬪妃，莊宗將她賜給孟知祥。在太原，李氏生了孟昶。後來知祥鎮西川，來不及帶著家族前往，故李氏等留在太原。到後唐明宗時，孟知祥動用一百兩黃金，賄賂安重誨，才得以派遣衙校將李氏和家人迎到西川。

李氏也是一個有見地的人物。當初孟昶用王昭遠、韓保正等分掌機要，總內外兵柄時，李氏就對孟昶說：“吾曾見唐莊宗跨河與後梁軍戰，又見你爸在幷州（太原）與契丹周旋，後來入蜀定兩川，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所有士卒都很敬畏服氣。你現在任命的這些人，如王昭遠之輩，出於微賤並無戰功，不過跟從你在一起讀書，給事左右而已；韓保正等，雖是世祿之子，但素不知兵，一旦有戰亂，他們有何智略捍禦來敵？”

但這些話孟昶都沒有聽進去。

李氏又說：“高彥儔是爾父故人，秉心忠實，多所歷練。此人可委以重任。”

孟昶也沒有聽。

後來的事實證明：王昭遠、韓保正等，都是紙上談兵的人物；而高彥儔則是少數死難的後蜀忠臣。

孟知祥太太李氏不簡單。

正史中的“花蕊夫人”

有一種流傳較廣的民間想象認為：趙匡胤之所以“謀害”孟昶，是因為看中了孟昶的太太花蕊夫人。

但我傾向於認為：史上不存在一個叫“花蕊夫人”的美人。

花蕊夫人，《舊五代史》不載，《新五代史》不載，《宋史》不載，《資治通鑑》不載，《續資治通鑑》不載，《續資治通鑑長編》不載。也即是說：正史中沒有關於花蕊夫人的記錄。

最早記錄花蕊夫人的，很可能是宋初陶谷《清異錄》： 孟昶夏月水調龍腦末塗白扇上，用以揮風。一夜，與花蕊夫人登樓望月，誤墮其扇，為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孟昶夏天的時候，用水調和龍腦香的香末，塗抹在白色的扇子上，用來揮動涼風。一天夜裡，與花蕊夫人在園中登樓望月，不注意將扇子掉到園子外面，被外人拾走。以後，外界就有人效法這種做法，名“雪香扇”。

第二個記錄花蕊夫人的，很可能是宋吳曾《能改齋漫錄》： 徐匡璋納女於昶，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翻輕也。又升號慧妃，以號如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途中作詞自解曰：“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

徐匡璋的女人被孟昶娶走，拜為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思是花朵都不足以比擬她的輕盈，應該像花蕊那般輕盈。又升格號為“慧妃”，因為她性情慧黠符合這個號。宋師攻下蜀國，太祖趙匡胤聽說她的芳名，命人特別護送到京。途中，花蕊夫人還作詞自況道，云云。

以後講述花蕊夫人故事的野史、筆記、小說，就越來越多了。綜合各種史料可知：“史上”共有三位花蕊夫人。

第一位：前蜀主王建的妃子，徐姓，史稱“小徐妃”，也號“慧妃”。

第二位：後蜀主孟昶的妃子，費姓，或徐姓，也有人稱之為“慧妃”。

第三位：南唐主李煜的妃子，姓氏不詳。

李煜的妃子名花蕊，傳播較少，傳播最多的是王建妃子和孟昶妃子。這類故事，大多遵循同一個傳播模型：將王建妃誤為孟昶妃。

譬如，關於花蕊夫人的姓氏，諸說不一，但一般以為她姓“費”或姓“徐”；而王建妃子花蕊夫人正好姓徐。說到著名的百首《花蕊夫人宮詞》也是諸說不一，有人認為是前蜀主王建妃所作；有人認為是後蜀主孟昶妃“仿王建妃所作”；這裡還是將王建妃與孟昶妃攪合到了一塊。

諸如此類，就在這種種傳說中，已經發現：很多野史記錄，都把王建妃子的故實附會到了孟昶妃子身上，於是，有了“孟昶妃子是花蕊夫人”的傳說。

陶谷算是孟昶的同時代人，但巴蜀與中原暌隔半個多世紀，前蜀、後蜀已經有了“傳聞異辭”。陶谷關於花蕊夫人的來源，沒有說，無法確定他說的為真，當然，也無法確定他說的為假。陶谷《清異錄》更是一部“當代傳聞”之記錄，而非“實錄文字”之摘抄，內中可見有價值的“故實”，也可見想象奇特的“傳說”。我傾向於認為：陶谷所說的花蕊夫人，很可能也是王建的妃子，而不是孟昶的妃子。

陶谷在太祖禪代之際，預先寫好禪代詔書，本來是想邀功，但沒有想到的是老趙反而因此對他非常輕蔑。

陶谷本來姓唐，避諱石敬瑭的名諱，連自家姓名都改了，姓陶。後來在大宋時，看見魏仁浦居於中書為宰輔，就討好魏仁浦，說自己的家族實在是出於魏氏，於是將魏仁浦當作“舅氏”族人恭維，史稱“每見，輒望塵下拜”，每一次見到都要當街下拜。

宋人魏泰《東軒筆錄》稱，陶谷，自五代至大宋國初，文翰為一時之冠。然其為人，“傾險狠媚……縉紳莫不畏而忌之”。老趙雖然不喜歡他的為人，但是因為他的詞章足用，所以還是留他在翰苑。但是陶谷自以為有功，期待能夠被太祖大用。但太祖初期就是不用他。以後的日子，很多名氣遠不如他的人物得到擢升，他還是耽在翰苑沒有升遷。陶谷心不能平，多次唆使他的黨羽，因事向老趙薦引，說他久在祠禁，宣力實多，以此來窺伺上旨。

老趙知後笑道：“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

老趙直接否定了沒有啥創造性可言的秘書工作。

陶谷聽說後，乾脆作詩一首，書於公署牆上。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史稱老趙知道這事後，更加鄙薄他的為人。

陶谷後來出使吳越國，國王錢俶宴請他，請他吃螃蟹，從大如巴掌的梭子蟹到小如指甲的蟛蜞蟹，擺了一案十多種。陶谷諷刺吳越國的衰落，就說：“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吳越王於是讓人再進葫蘆羹，對陶谷說：“此先王時有此品味，庖人依樣造者。”陶谷當初“年年依樣畫葫蘆”的故實，早已傳遍大江南北了。這算是吳越王對陶谷的一個“雅戲”。事見《十國春秋》。《國老談苑》也記此事，文字略異。陶谷被人奚落，對老趙有一肚子氣，可以想見。

陶谷的兩個兒子考試，一個因為賄賂主考官，被人發現告到老趙那裡，氣得老趙罰了他倆月俸祿，還將兒子撤官。另一個兒子正兒八經考中了，老趙不信，又發明了“複試”，還好兒子複試也過了，但從此朝廷留下一個“複試”的政策，等於長久地羞辱了陶谷。

陶谷非常自負，曾經對人自吹道：“吾頭骨法相非常，當戴貂蟬冠耳！”貂蟬冠，是裝飾豪華的大禮冠冕，有爵位的官員，如公、侯、伯，及駙馬等穿朝服、祭服時佩戴。陶谷想說他也可以佩戴，意思是早晚能夠得到大用。此論一出，人多笑之。北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記錄一事，頗刻薄，但可以考見陶谷為人的失敗。據邵氏記載，陶谷墳墓在京師東門外覺昭寺，人見時，墓已洞開，空無一物。問之，寺僧說：“屢掩屢壞，不曉其故。”多次掩埋，多次毀壞，不知道什麼原因。著名文豪、畫家張舜民看到破敗的陶谷墓說：“陶為人輕險，嘗自指其頭，謂必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陶谷為人輕薄而居心險惡，曾經指著自己的腦袋，認為一定可以戴上宰輔的貂蟬冠，但現在，連骷髏都沒有了。可見時論對陶谷有多麼輕鄙。

此人無處不有機心。趙匡胤說他長了“一雙鬼眼”（見宋張舜民《畫墁錄》）。大宋初，比他名氣更大更正的人物是竇儀。但竇儀與陶谷在前朝後周時就有矛盾，陶谷就秘密地在公卿間設計陷害排擠竇儀，結果竇儀就一直沒有坐上宰相位置。船山先生就認為：大宋初，竇儀是最有資格來做宰相的人物之一。

陶谷的“輕險”“狡獪”在他做官之初就有表現。很早以前，他碌碌無名，投靠後晉宰相李崧，李崧見他文章寫得好，就推薦他做了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又改監察御史，分司西京洛陽，再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這種進身之路，皆由李崧之力。但後晉被契丹顛覆，後漢驅逐了契丹，李崧勢力下降，他的族子李昉，當時是後漢的秘書郎，來看望他。李崧問他：“近來朝廷對我有何議論？”李昉說：“也沒有什麼事，就是陶谷常常在稠人廣眾中玩命地詆譭叔父。”李崧嘆道：“陶谷當初不過一個地方州郡的判官，吾取他為集賢校理，不數年提拔他掌誥命，吾何負於陶氏子哉？”最後李崧被後漢所殺。陶谷還在做他的大官。李昉因為公事來見陶谷，陶谷竟然問李昉：“你認識侍中李崧先生嗎？”李昉鄭重回答：“侍中是我的遠房叔父。”陶谷大言不慚道：“李氏被殺，有我陶谷的一份力。”李昉聽到這裡，嚇得汗都出來了。

李崧也不是賢才，後晉覆亡，他有責任，但他畢竟是陶谷的恩師。陶谷如此陷害李崧，知道的人沒有不厭惡他的。

野史中的“花蕊夫人”

由於“傳說”比“故實”更有趣，所以坊間的傳播規律就是：“傳說”與“故實”比較，“傳說”優先。這就是為什麼關於孟昶妃子“花蕊夫人”的故事，正史不載，野史紛紜。

在種種傳播中，“傳說”被一本正經且反反覆覆徵引的例子也不少見。譬如，元明之際陶宗儀《輟耕錄》說：“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以其色。或以為姓費氏，則誤矣。”陶氏這個說法，就來自於吳曾的《能改齋漫錄》。而吳曾，已經是南宋人物，距離孟昶一百多年。這一百年間，關於花蕊夫人的“傳說”已經有了傳播中的流變，他的“筆記小說”《能改齋漫錄》與陶谷的《清異錄》一樣，都是傳聞記錄，不同的是，陶谷的記錄來自於當代，吳曾的記錄來自於百年傳聞之流變，或就來自於《清異錄》的改編，都屬於“傳說”範疇，而不屬於“歷史”範疇。——神話、傳說、歷史，各有苑囿。

有意思的是，近代以來，討論花蕊夫人的“學術文章”，被廣泛引用的居然不是陶谷不是吳曾，而是陶宗儀。陶谷《清異錄》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據前蜀王建徐妃故事改編的“筆記”，吳曾《能改齋漫錄》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據流變中的“傳說”或《清異錄》而摘抄的“筆記”，陶宗儀《輟耕錄》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據吳氏“筆記”再作之“筆記”。陶氏並沒有交代來源，不明就裡者，還以為陶氏自我作古，其實，這正是“傳說優先”的野史路數。讀古人“筆記”越多，就越會發現這個規律：輾轉相傳的，多是——傳說，而非故實。

陶谷不僅為人“輕險”，還特別“狡獪”（狡猾而詭計多端）。宋人王君玉《國老談苑》載一事，說陶谷到吳越國出差，生病，吳越國王派人問候，他索要了十個金鐘，事後寫詩道謝。但他是中原名流，“金鐘詩”一下子就在吳越國內流傳開來。他覺得此事不光彩，回國時，在邊境郵亭又寫了“驛站詩”讓人去傳誦。此舉目的就是試圖以此詩“掩前詩之失”。

陶谷講述的故事蘊藉而香豔，但其事不足信；吳曾講述的故事悱惻而又悲情，但其事不足信；陶宗儀講述的故事似一本正經的“考證”，但更不足信。

孟昶妃花蕊夫人最有名的故事，是那首坊間流傳甚廣的《國亡詩》（又稱《述亡國詩》）。孟昶之後近百年的宋人陳師道，在他的《後山詩話》中記錄了這個故事：“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於是花蕊夫人吟出了那篇傳誦千古的《國亡詩》：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據《後山詩話》說，老趙聽說這詩之後，很高興，原因是：平定後蜀的周師只有幾萬人，而後蜀則有兵十四萬。花蕊夫人如此作詩，等於討好老趙。

《國亡詩》是真不錯，但現代人讀起來可能感覺韻腳彆扭，要知道此詩押的是宋代“平水韻”，屬於“上平聲”的“四支”部。“知”讀如“機”；“兒”讀如“泥”。如此，則朗朗上口。

但陳師道記錄的花蕊夫人這首詩乃是沿襲前人之作。

南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說，前蜀後主王衍投降後唐，承旨作詩云：

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系旗。二十萬人齊拱手，更無一個是男兒。

這就是花蕊夫人《國亡詩》的真實出處。

我很懷疑陳師道記錄的花蕊夫人“沿襲”前人之作是後人偽託。在各種正史中，均沒有發現趙匡胤當庭召花蕊夫人作詩的記錄。此事若為真，《宋史·太祖本紀》不當不載，若說為“太祖諱”，須知道，《宋史》乃是元人編纂——元人幹嗎要為“太祖諱”啊？沒有這個道理啊！《續資治通鑑長編》史料繁複，號稱“寧濫勿缺”，有聞必錄，更當記錄此事，但沒有記錄。故《國亡詩》很可能是好事者移花接木，將王衍故實安到花蕊夫人頭上。

清代況周頤《蕙風詞話》記載花蕊夫人一事，也順便說在這裡： 說花蕊夫人才調冠於一時，在被俘押解的途中，曾即興而作《採桑子》，就在驛站牆壁上題寫道：

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為年。馬上時時聞杜鵑。

這是半闕，據說還沒有來得及寫出下半闕，就被匆匆押解而去。

此事，幾乎八百年間沒有記錄，到了晚清，被況周頤記錄下來——誰信？ 再說，孟昶在投往汴梁的一路上是得到優厚待遇的，各路驛站都在奉命遠接高迎，沒人敢怠慢他。故，這個故事只能是——民間想象。

花蕊夫人之死 關於花蕊夫人，附會到她身上的民間想象太多了，被好事文人記錄到筆記小說中，成了茶餘飯後的談資。

孟昶之後七百年的清人吳任臣撰《十國春秋》記載：花蕊夫人是蜀中青城人，徐氏。後來國亡，進入宋宮。但徐氏不能忘蜀，孟昶死後，她親手畫了孟昶肖像掛在宮裡。有人問她此人是誰，答道：這是蜀中“宜子神”。

更有帶著同情花蕊夫人的後學以此證明她對孟昶的忠貞，說她內心如何豐富，痛悼自己的丈夫云云。此事一望即知其假：宮中掛孟昶像，趙匡胤會認不出？民間想象的特點就是不能自圓其說。用學界的話說就是“邏輯不自洽”。

《國亡詩》寫得是真美，但不足信；“宜子神”故事是真感人，但不足信。

關於花蕊夫人之死，也有一種荒誕的記錄。

據孟昶之後百年的宋人王鞏《聞見近錄》記載：趙匡胤和兄弟趙匡義在後苑宴射，老趙舉起“巨觥”讓光義喝酒，光義不喝，老趙還是要他喝。光義四顧庭下說：“要金城夫人親自折一枝花來，我就喝。”於是老趙命金城夫人去折花。趙光義藉機“引弓”將金城夫人射殺。爾後，“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為社稷自重。”據說趙匡胤“飲射如故”。

金城夫人據說就是花蕊夫人。之所以要射殺花蕊夫人，按另一個宋人筆記《鐵圍山叢談》的說法是：花蕊夫人歸宋後，趙匡胤“惑之”，也即被花蕊美色所迷，而趙光義多次勸諫，趙匡胤不聽。所以將其射殺。

這故實有三處破綻：

一、不符合趙匡胤“敬畏生命”的性格邏輯。老趙一生不妄殺一人，怎麼會在心愛的美人被人射殺後“飲射如故”？ 二、趙光義雖然是老趙親兄弟，而且二人感情很深，但他怎麼就敢“引弓”射殺皇妃？“金城夫人”，那是有“名分”的人物啊！ 三、這麼大一場變故，而且又是“宋太宗”所為，在後來的《太祖實錄》中為何不見記載？就說太宗“篡改”《實錄》，最不應“篡改”的就是這事啊！ 至於各種史料“失記”，就更是解釋不清的事了。

我以為此事子虛烏有。

更有一奇書《燼餘錄》。此書據稱在南宋時已有，但七百年間不見著錄，最後到大清光緒年間，世人才第一次目睹它的出版。此書記載，說宋太宗盛稱花蕊夫人之美。孟昶死，花蕊夫人進入趙匡胤後宮，“有盛寵”。等到太祖病重時，太宗呼之，太祖不應。於是太宗“乘間挑費氏”，乘太祖不注意時，挑逗費氏。傳說中的花蕊夫人，或姓徐，或姓費，《燼餘錄》選擇了“費氏”。太宗調戲費氏時，太祖醒覺，然後氣得起來抓起玉斧斫地。據說，“皇后、太子至”而太祖已經進入彌留狀態。又說“太宗惶遽歸邸。翌夕，太祖崩”。太宗趙光義嚇得慌忙趕快回到自己府邸。第二天晚上，太祖病逝。

這個記載不但人物對不上號（太子根本就不在皇宮），事件也不對（皇后來時，太宗從府邸趕來皇宮）。最重要的：沒有任何記錄說趙匡胤冊立了花蕊夫人。如有冊立，必有記錄——而記錄為零。

順便說幾句，在歷代王朝中，趙匡胤的後宮可能是人數最少的。據《宋會要輯稿·崇儒》“帝治出宮人”條記載，開寶五年五月十六日，因為久雨，太祖對宰相說：“霖雨成災，是不是政制有缺失導致上天示警呢？哪裡有缺失呢？朕恐宮掖中女子有所幽閉。”他認為宮中女子太多，得不到婚嫁，有人因懷春而鬱悶。如此，就是政制的缺失。“天人感應”學說，可能有“怪力亂神”的傾向，不一定是孔子儒學的方向展開，但它具有“天道制衡權力”的意味，是歷代君王不敢無視的現象，也是歷代賢相用來批評、監督、糾正君王的思想工具。老趙對天道有敬畏。於是讓人“遍籍後宮”，對後宮做一次徹底的人口普查。總數是二百八十餘人。然後，老趙下詔：願意出宮歸家者可以說真話。當時統計，有五十多人，願意出宮。老趙賜給她們白金、帷帳，遣還其家。趙普等人知道後，“鹹稱萬歲”，認為老趙做得對。

信天道、畏天命的老趙，收納花蕊夫人？我不信。

趙光義射殺花蕊夫人，彷彿警惕“紅顏禍水”，大義凜然，但事不足信；趙光義調戲花蕊夫人，很像是一代情種的風流記錄，但事也不足信。

一首難得的“豔詞”

孟昶有才，曾有一首跟花蕊夫人相關的詞，江湖流傳甚廣，但與上述種種相類，也是問題重重。

據說孟昶怕熱，每遇炎暑便要哮喘。於是在宮中摩河池上建水晶宮殿避暑。大殿很少磚石，多用楠木沉香，珊瑚窗，碧玉門，琉璃牆。殿內高掛明月珠，池畔花木蔥蘢。盛夏夜，水晶宮裡設鮫綃帳、青玉枕，又有冰簟、羅衾，諸如此類。孟昶就在這裡與花蕊夫人夜夜逍遙。

有一次花蕊夫人要孟昶填詞，說是願意按照曲譜吟詠。孟昶遂作《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

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一作倚）枕釵橫鬢亂。

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

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

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詞很美，但作者不是孟昶而是大宋才子蘇軾。

近人唐圭璋《宋詞紀事》引宋張邦基《墨莊漫錄》說此事，略如下：

東坡作長短句《洞仙歌》所謂“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者，公自敘雲：“予幼時見一老尼，年九十餘，能言孟蜀主時事，雲：蜀主嘗與花蕊夫人夜起，納涼於摩訶池上，作《洞仙歌令》。老尼能歌之。予今但記其首兩句，乃為足之。”……予友陳興祖德昭雲：“頃見一詩話……全載孟蜀主一詩：‘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間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三更庭院悄無聲，時見疏星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雲東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處景色暗相似，故櫽括稍協律以贈之也。予以謂此說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自敘乃雲是《洞仙歌令》，蓋公以此敘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國初，未之有也。

弄懂這段話，有幾個要點。

一、《洞仙歌》是“近世”所見。《墨莊漫錄》作者張邦基是靖康年間人物，他所謂“近世”已經距離孟昶至少一百年過去了。蘇軾的活動時期，距離五代、宋初也有近百年時間，故，《洞仙歌》不大可能是孟昶所作。

二、孟昶原詩可能只有“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兩句，也可能是一首七言古體（不是近體，即不是七言律）詩。但這些詩是寫給花蕊夫人的，還是寫給別人的，很難說。

三、《洞仙歌》乃是蘇軾的“櫽括體”。所謂“櫽栝”，乃是流行於宋代以後的一種概括並改寫的文學體裁，一般用詩詞、散曲，概括、改寫前人的詩文。事實上就是原作的藝術翻版、再創作。《洞仙歌》就是對孟昶詩作的“櫽栝”。

四、蘇軾之所以“櫽栝”孟詩，其實是藉以“自晦”，也即自我隱藏並有所寄託。真相很可能是：蘇軾少年時與某美人相愛，當時場景與孟昶詩中描摹很相近，於是“櫽栝”之，詩贈美人。但才子風流，在大宋並不受人多少詬病，蘇軾不肯明言，其間難言的隱情也可以約略考見。

五、至於“老尼”，不過是蘇軾虛構的一個人物而已。

《洞仙歌》越讀越有味道，納入中國詩歌史中，也是一首難得的“豔詞”，但不足信。老尼傳花蕊夫人故事，真有滄桑感，讓人聽後對人世浮沉的變異感慨良多，但故事不足信。

與花蕊夫人相關的“傳說”講述，那一篇篇故事，花間波瀾，令人驚豔。故事中寄託的那種家國之恨、男女離愁，文筆間那種旖旎纏綿、萬千風情，都是文學史中註定傳誦久遠的經典。那些講述者，雖然不必是史家之良才，但卻是文人之能手。“傳說”的創作、傳聞和流變，自有其別樣價值。

一個驚豔的傳說 文學，不是歷史。

此事之真相，我猜測就是陶谷“記錄”之後的“傳奇流變”。陶谷第一個講述“花蕊夫人是孟昶妃”，啟開後來者一撥又一撥的講述。現在看得到：這類講述都在無意或有意地“黑”趙匡胤。如果講述“陰謀論”，我甚至懷疑，很可能是陶谷佈下了這個“陰謀”。他有意將王建妃的故事講述為孟昶妃的故事，將這個故事夾雜在《清異錄》的種種傳聞故事中（內中甚至還有表彰老趙的段子），用來啟發後人的想象。史稱陶谷“狡獪”，他一生怨恨趙匡胤，是很有可能在私家著述中暗藏了這類“狡獪”，編派老趙的。在他的編派之後，於是，有了民俗學性質的想象：孟昶投降了，花蕊夫人呢？後來的故事呢？於是，民俗學的傳播邏輯開始呈現，一個口口相傳的鏈條出現了——

孟昶投降；

花蕊夫人與孟昶一起到汴梁；

從成都到開封，路上插入了驛站題詩的段子；

到了大殿，插入了《國亡詩》的段子；

花蕊夫人被充入後宮，插入了“宜子神”的段子；

最後要“安排”紅顏薄命的故事，插入趙光義與花蕊夫人的風流段子或一箭斃命的段子；

甚至插入燭影斧聲的段子； ……

於是，在這類奇異想象中，趙匡胤成了納娶戰敗國君王妃子的好色之徒。

我願意在這裡趁機說說我的史學觀。

講述歷史，固然不妨引用“傳說”（我的《趙匡胤時間》就引用了很多與“傳說”相關的“故實”），但除了矚目於其人類學意義之外，還須別有寄託。趙匡胤時代的神話與傳說比比皆是，其中一些故事明顯帶有（有意無意）“陰毒”老趙的企圖。我辛辛苦苦又樂此不疲寫作《趙匡胤時間》時，很在意歷史哲學家科林伍德在《歷史的觀念》中的告誡： 思想史，並且因此一切歷史，都是在歷史學家自己的心靈中重演過去的思想。

歷史學的目的，不是重建或還原歷史現場（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或給出所謂“客觀的”“真實的”歷史事實（也同樣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過去的永存性就活動在現在之中”。按照科氏意見，“歷史學是‘為了’人類的自我認識。”而這種“自我認識”需要“現在的”（當下的）歷史學家的自我介入。

修昔底德、蒙森、奧佩曼都曾在他們的“現在”時態寫過凱撒，但他們筆下的凱撒不是同一個面目，元脫脫、蔡東藩、李逸侯都曾在他們的“現在”時態寫過趙匡胤，但他們筆下的趙匡胤也不是同一個面目。那種講述謀殺孟昶是要得到花蕊夫人的趙匡胤，與我筆下的趙匡胤，也不是同一個面目，甚至，是不同的人物。當我在“自己的心靈中重演過去的思想”時，我發現了趙匡胤的磊落。

科林伍德還引用席勒的名言“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法庭”，以此來告誡歷史學家要介入歷史“重行思想”，在自我的思想中重新審判過去。這類“批判性思維”的法官只能是講述者自己。

當然，就像科林伍德說過的那樣：

歷史學家們都會同意歷史學的程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於解釋證據。

我的讀者都會看到：我正在“解釋證據”，並在“解釋證據”之後，給出了不同的結論性意見——

花蕊夫人，一個驚豔的傳說。她很可能並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