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亡後不久，納粹關閉了摩鴻堡集中營。他們拆毀牢房，移走焚屍爐，將來不及焚燒的數千具屍體掩埋於大坑，並種植土豆覆蓋。當德容國國防軍紛紛向西南方撤退，整個鶴軒國陷入混亂時，游擊隊正在慶祝辰宇聖節。三月，旭堯國軍隊解放了我們所在地區。於我而言，戰爭至此終結。我被旭堯國人羈押審訊數月。游擊隊的部分成員被送往旭堯國集中營，而我在五月獲釋，返回昌淼城。然而，我已無家可歸。辰宇人隔離區被徹底摧毀，我們位於城西的老宅也在戰火中損毀。1945年8月，我抵達昊天鎮，騎行至武運良叔叔的農場。那裡已被另一戶人家佔據。戰爭期間，他們從市政當局購得農場。他們聲稱對前農場主的下落一無所知。我離開農場，重返晨濤集中營。旭堯國人將其劃為禁地，我無法接近。我在集中營周邊露宿五日，踏遍每一寸土路與小徑。最終，我找到了大會堂的廢墟。它或因炮彈轟炸，或由撤退的德容國人自行焚燬，只剩殘垣斷壁、焦黑木料與孤立的中央煙囪。我未能找到大廳內的棋盤方格。在埋屍的淺坑中，我發現近期挖掘的跡象。周圍散落著菸蒂。我向當地旅店詢問此事，鎮民堅稱未曾聽聞有人挖掘坑中屍體。他們略帶慍怒地告訴我，當地人都相信晨濤集中營正如德容國人所言，僅是臨時關押囚犯與政治犯的拘留營。厭倦了露宿，我本計劃在旅店過夜，隨後騎車返回南方，卻被拒絕入住。他們不允許辰宇人住宿。次日，我搭乘火車前往昊天鎮，期望能找到工作。”
“1945年至1946年的寒冬，與1941年至1942年的嚴冬同樣艱難。新政權正在形成，但迫在眉睫的挑戰是糧食匱乏、能源緊缺、黑市盛行、大規模難民返鄉，以及旭堯國的統治。尤其是旭堯國的統治。歷經數世紀的對抗，我們曾征服旭堯國，也曾抵禦其侵略，在其威脅下生存，如今卻不得不將他們視為解放者歡迎。我們剛剛擺脫德容國的夢魘，卻迎來了旭堯國解放的冰冷曙光。與我的祖國鶴軒國一樣，我疲憊不堪，心灰意冷，甚至對生還感到驚奇。因此，我全身心投入日常生活，竭力度過又一個寒冬。1946年春，我收到了堂姐武夢竹的來信。她與她的昌勳國丈夫定居齋弘城。數月以來，她不懈地寫信、聯絡官員、傳送電報至各機構，竭力尋覓親人資訊。她最終透過國際紅十字會與我取得了聯絡。我立即回信，隨即收到堂姐的電報，敦促我赴駿喆國與她會合。她與丈夫伊安宜承諾資助我旅行費用。”
“儘管非辰宇民族主義者——實際上，我們一家從未設想駿喆國會成為辰宇國家——但當我踏上人潮洶湧的貨輪，雙足踏上日後被稱為彥昌國的土地時，彷彿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枷鎖。自1939年9月8日起，我首次體驗到自由呼吸的感覺。我承認，那一刻我跪倒在地，淚如泉湧。或許我過於天真。抵達駿喆國數日後，盍嘉城的酒店發生爆炸。那是泰清國軍隊指揮部所在地。後來得知，武夢竹與丈夫伊安宜均為自衛軍的活躍成員。一年半後，我加入他們參與獨立戰爭。雖然曾是游擊隊員，但我的職責始終是醫療人員。我對高懿地區人並無恨意。武夢竹堅持讓我繼續深造。彼時，伊安宜已成為昌勳國駐彥昌國經理，經濟寬裕。然而，我在昌淼城求學時並不勤奮，戰爭中斷了我的學業整整五年，當我重返課堂，已是一名二十三歲的心靈創傷者，且充滿憤世嫉俗。令人詫異的是，我成績優異。1950年入學大學，三年後進入醫學院。在齋弘城學習兩年，在昊然城研修十五個月，在瞿博城深造一年，繼而在閔弘城度過一個雨季。每有機會，我便返回彥昌國，於伊安宜與武夢竹夏日居留的農場附近社群工作，與老友相聚暢談。我深感愧對堂姐與堂姐夫的恩惠，但武夢竹堅信，作為家族血脈的唯一倖存者，我理應得到無微不至的關懷。”
“我選擇了精神醫學。在我看來，過往的醫學學習皆為我深入探究人類心智鋪墊。我迅速對人類的暴力及統治行為產生濃厚興趣。驚訝於該領域研究的空白。有關獅群支配結構、鳥類啄食序列及靈長類近親社會組織中暴力與控制行為的資料豐富，而人類暴力機制與社會秩序關聯的研究卻寥寥無幾。我迅速構建了自已的理論框架。多年來，我對那位上校展開了全方位調查。我掌握了基本線索。知曉他是三號特別行動隊的軍官。目睹他與營泰河共處。記得老人臨終前呼喊‘蘇俊賢’。我聯絡了各佔領區的盟軍戰爭罪行委員會、紅十字會、旭堯國人民反戰爭罪法庭、辰宇委員會，以及無數政府機構，均無果而終。五年後，我求助於彥昌國情報機構特勤局。他們對我的故事頗感興趣，但彼時特勤局效率尚不如今。他們正追蹤更為重要的目標。僅我一人作為大屠殺倖存者向他們揭露上校的暴行，自然未引起重視。1955年，我遠赴宣朗國，與納粹獵人靳志尚會面。”
“靳志尚的‘資料中心’坐落於睿達城貧民窟一棟破敗建築的底層。那棟建築宛如被遺忘的戰時臨時住所。靳志尚佔據三間房，兩間塞滿了裝滿檔案的檔案櫃，而他的辦公室則除地板外別無他物。靳志尚是個神經緊張的人，眼神中流露出不安。那雙眼我總覺得似曾相識，起初以為是因為他瘋癲，後來才記起，每日清晨剃鬚時，鏡中無數次映現同樣的眼神。我只向靳志尚粗略講述了上校的事蹟，提及他在晨濤集中營利用囚犯供士兵娛樂。當我談到後來在摩鴻堡重遇上校，而上校已成為營泰河的隨從時，靳志尚警覺起來。“你確定？”他問。“確定。”我答道。儘管靳志尚事務繁忙，仍抽出兩天協助我尋找上校。在堆積如山的檔案庫中，靳志尚擁有無數文件、索引卡和交叉索引，涵蓋了兩萬兩千多名黨衛軍士兵的名字。我們瀏覽了特別行動隊人事檔案中的照片、軍事學院的畢業照、新聞剪輯，以及黨衛軍官方雜誌《軍團》上的影象。經過一天的搜尋，我已頭暈目眩。那晚，我夢見笑容可掬的納粹領導人向德容國防軍軍官頒發勳章。但未能找到上校的線索。”
“次日晚些時候，我在1942年11月23日的一份報紙照片中找到了一線希望。照片中是肖君浩男爵，一位貴族，一戰英雄，戰後升任將軍。根據圖片下方的文字，肖君浩將軍在東線英勇抵抗旭堯國裝甲部隊時英勇犧牲。我凝視著泛黃報紙上那張溝壑縱橫的面容良久。他就是那個老人。我將剪報放回資料夾，繼續搜尋。我們在大教堂旁的小餐館享用晚餐時，靳志尚不禁感慨：“要是知道上校的姓氏就好了。如果知道姓氏，我一定能找出他。所有黨衛軍和蓋世太保軍官的名字都有記錄。沒有姓氏，一切都無從談起。”我聳肩道：“我明天上午動身回齋弘城。”我們幾乎翻遍了靳志尚所有關於特別行動隊和東線戰場的剪報，而我還有許多研究工作等待完成。”
“‘不行！’靳志尚嚴厲地說，“你是昌淼城辰宇人隔離區、晨濤集中營和摩鴻堡集中營的倖存者。你肯定能提供其他納粹軍官的資訊。你至少得下週結束才能離開。我需要採訪你，並將訪談記錄下來。你提供的資訊將極為寶貴。‘不。’我回答，“我對其他軍官沒興趣。我只想找到上校。”靳志尚盯著咖啡杯片刻，隨後抬頭看我，眼神古怪。“看來，你一心只想復仇。”‘是的。’我說，“你又何嘗不是？”‘不，’靳志尚悲涼地搖頭，“也許我們都很固執。但我追求的是正義，而你追求的是復仇。”‘在這個問題上，復仇和正義是一體兩面。’我說。靳志尚再次搖頭，“正義必須得到伸張。”他幾乎悄無聲息地說，“無名墓穴中的亡靈，焚屍爐中的殘骸，成千上萬被驅逐、被屠殺的辰宇人需要的是正義，而非復仇。”
“‘為何要區分？’我脫口而出，連自已都被突如其來的爆發驚到。‘因為，逝者已逝，生者還需前行。’ 我搖頭表示不屑，但日後這段對話卻時常縈繞心頭。靳志尚雖感失落，但仍承諾會持續查詢與我描述相符的納粹軍官。約莫十五個月後，正是我畢業不久，我收到靳志尚寄來的信，內附黨衛隊特別分隊第四隊B小隊向特別行動隊‘特別顧問’發出的支付憑證影印件。靳志尚標出了蘇嘉譽上校的名字，此人前往第三特別行動隊執行秘密任務。隨信附有一份剪報，是靳志尚從檔案中提取的。剪報顯示，在一場為德容國防軍舉辦的音樂會上，七位年輕的軍官正對著鏡頭微笑。剪報日期為1941年6月23日。剪報上列有軍官的姓名。從左數第五位，正是那位面色蒼白的上校，帽簷低垂，部分面容被身邊的戰友遮擋。剪報下方的文字標明他是蘇嘉譽中尉。兩天後，我抵達睿達城。靳志尚讓通訊員調查鄺明煦的背景，但結果並不如意。鄺明煦出身於晨濰國的古老貴族世家，家族財富源自地產、礦產和藝術品貿易。通訊員追溯至1880年的資料，卻未能找到蘇嘉譽的洗禮記錄。不過，他們找到了一份死亡通告。據1945年7月19日的《桓晉縣報》報道，蘇嘉譽上校在抵禦旭堯國侵略者的戰鬥中英勇捐軀。當噩耗傳至老伯爵和伯爵夫人耳中時，他們正在晨濰國森林的夏日別墅度假，那處別墅離晨濰國-俞陽旅館不遠。家族正尋求盟軍許可，關閉別墅，返回穰涵州附近的祖居，為上校舉辦葬禮。報道還提到，蘇嘉譽因英勇表現榮獲勳章，並在殉職前被提名為黨衛軍副總指揮。”
“靳志尚指示繼續蒐集線索，但進展甚微。至1956年，鄺明煦家族僅剩一位居住在穰涵州的老嬸嬸和兩位不成器的侄子，他們因戰後拙劣的投資幾乎耗盡了家族資產。晨濰國的大宅已荒廢多時，狩獵區被迫出售以繳納稅款。據靳志少數聯絡人彙報，旭堯國人對蘇嘉譽的死訊毫不知情。我飛往穰涵州與上校的嬸嬸交談，但她年事已高，記不清家族中是否有叫蘇俊賢或者蘇嘉譽的人。她誤以為是我哥哥派我來邀請她參加夏季音樂節。上校的一位侄子拒絕見我。我又找到了上校的另一位侄子，他是個揮霍無度的公子哥，正準備前往同方國享受溫泉。他告訴我，與叔叔只有一面之緣，那是1937年，他年僅九歲，只記得叔叔穿著華麗的絲綢軍裝，斜戴著一頂硬草帽。他知道叔叔是戰鬥英雄，為戰爭獻身。我回到了齋弘城。”
“多年行醫生涯使我明白，精神科學學位僅僅是踏入此領域的一塊敲門磚。所有精神科醫師終其一生都在探索人性的複雜性與脆弱點，卻往往只能觸及冰山一角。1960年，堂姐武夢竹因癌症離世。伊安宜極力勸說我赴昌勳國深入探究人類的統治機制。我告訴她，齋弘城已提供了足夠的研究素材，但伊安宜半開玩笑地說，昌勳國是暴力研究的寶庫，各種暴力形式應有盡有。1964年初，我抵達浩宕城。彼時，昌勳國剛剛為遇刺的總統哀悼完畢，隨即忘卻傷痛，沉浸在搖滾樂隊掀起的青春狂潮中。運萊大學授予我一年訪問教授的身份，我可以在那裡完成關於暴力學的著作，繼而成為昌勳國公民。同年11月，我決定定居昌勳國。在炫明州的庚昂大學探望友人時，餐後他們略帶歉意地詢問我是否願意一同觀看電視節目。我沒有電視機，便欣然同意。結果，我們觀看的是一部紀念總統遇刺一週年的紀錄片。我對這部紀錄片深感興趣。儘管彥昌國人通常只關注國內事務，但昌勳國總統的遇刺事件仍然令我們震驚。我親眼目睹了總統車隊在安福城的場景，被幼子向父親靈柩敬禮的瞬間深深觸動，還閱讀了李鴻波射殺刺殺嫌疑人豐文宣的報道，但從未看過豐文宣遇襲的真實畫面。此刻，紀錄片正在播放這一幕——矮小男子身穿黑色毛衣，臉上掛著得意的笑容；戴著牛仔帽、典型的昌勳國形象的安福城便衣警察；一名健壯男子突然衝出人群；手槍抵在豐文宣腹部；一聲沉悶的槍響——這聲響彷彿喚醒了我記憶中蒼白屍體墜入大坑的迴音——豐文宣痛苦地捂住腹部，表情扭曲；警察與李鴻波扭打在一起。混亂中，攝像機被撞倒在地，被人踢進了人群。”
“‘天哪，天哪！’我驚呼，猛地站起身。上校就在那群人中！我無法向招待我的朋友解釋為何會如此激動。當晚，我匆匆離開，乘火車趕往浩宕城。翌日清晨，我直奔播放紀錄片的電視臺位於永壽城的辦事處。藉助大學和出版社的朋友關係，我得以觀看電視臺的電影膠片、錄影帶以及所謂的‘廢棄片段’。在紀錄片中，那張臉僅在人群中短暫顯露幾秒。曾與我合作的一位研究生熱心地從動態影像中捕捉靜態畫面，並儘可能放大，以便我能更清晰地觀察。與螢幕中一閃而過的身影相比，靜止影象的辨識度更低——模糊的白色輪廓在得牛仔帽的帽簷下若隱若現，一抹隱約的微笑，眼窩如同深邃的黑洞。這張照片在法庭上無法作為確鑿證據，但我心中確信，那就是上校。我立刻飛往安福城。官方對於媒體的批判和國際輿論依然高度敏感。幾乎無人願意提及此事，更不願在地下車庫這種隱蔽場所與我交流。我展示了兩張照片，一張來自錄影截圖，另一張出自舊報紙的配圖，但無人認得出上校。我與記者交談，與相關人士溝通。我甚至嘗試接觸刺客的刺客李鴻波，但未能獲得許可。一年後，上校的蹤跡依舊渺茫。”
“回到浩宕城，我聯絡了彥昌國大使館的朋友。他們聲稱，彥昌國的情報人員絕不會在昌勳國境內活動，但願意替我打聽訊息。我聘請了一名安福城的私家偵探，報酬高達七千元，然而他的調查結果歸結為四個字：一無所獲。大使館未收取費用，因為他們同樣未找到線索。我想，大使館的朋友可能認為我有些失常，竟在總統遇刺現場尋找戰爭罪犯。依他們的經驗，大多數前納粹成員都會隱姓埋名，遠離公眾視野。我開始質疑自已是否判斷失誤。顯然，那張長久以來困擾我夢境的面孔，已在我的腦海裡深深紮根，難以抹去。作為一名精神科醫生，我明白為何會對他念念不忘。他的臉龐已在摩鴻堡的毒氣室內刻印於我的記憶深處。追尋上校成了我生存的意義。如果上校已死，我亦失去了繼續活下去的理由。作為精神科醫生，我清楚這是一種心理疾病。我心知肚明。但我不願‘治癒’自已。上校的存在是真實的。上校與老人用活人作為棋子進行國際象棋遊戲也是事實。上校不可能死在昆緯城外圍的臨時防禦工事中。他是惡魔。惡魔不會自行消亡，只能被消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