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養餐”在老蔡講話後的恢復並沒有持續多久,又神蹟一樣的消失。這一次,沒有預兆也沒有人站出來說明原因,過了幾天,巡邏的管教從頭頂的走廊經過,一邊走一邊洋洋灑灑從通氣窗往裡扔下一張紙,犯人們張開雙手將那張飄飄蕩蕩的紙接到手裡一看,原來是一則通告,犯人們副食品的購買的數量和金額即日起有限定,從以前想買多少就買多少到限額每人每月五百,這五百還包括肥皂衛生紙等日用品。

看完通告的犯人們並不著急,一是籠箱裡還有囤糧,二是以為和以前一樣,是應付上級的檢查,等風頭一過自然會重新開張,誰會和錢過不去呢。

然後半個月過去了,什麼都沒有發生,犯人們陪著笑臉問打菜的“長人”和“華叔”,長人白眼一翻,理也不理,“華叔”脾氣好一點,接上一兩句話:“誰知道呢?還不是要等政策。”

等了一個月後,仍然不見動靜,犯人們惶惶不安起來,難道“營養餐”真沒有了?看守所不想賺錢?又過了半個月,犯人們徹底死了心。斷了念想以後,日子晦暗起來,“籠子”裡說話的聲音也有氣無力,犯人們每天看著“四菜一湯”唉聲嘆氣。

沒有“營養餐”的日子裡,我發現自己的飯量比往常增大了一倍,雖然吃得多,但是更容易餓,顯而易見是有“營養餐”餐時候,看守所的大鍋菜更會好一些,每週至少還能有一次的葷菜,沒有“營養餐”以後,每週只能吃到一次勉強算是葷菜的豆腐或黃豆熬骨頭,但畢竟植物蛋白和動物蛋白不同,不抵餓。

小道訊息說外面市場排骨已經漲到三十五元一市斤,如此一來靠八元一天吃到肉的機會更加渺茫。往常上午靜坐到十一點左右,犯人們開始揣摩今天的“營養餐”是什麼品種,如今到這個節點走廊空蕩蕩靜悄悄地的,只聽到某犯提審回來,關鐵門“咣噹”的一聲。人在飢餓或者半飢餓的狀態最容易引起哲學的層面思考,這時候的人既有“靈性”的領悟能力,也有作為動物的本能屬性,無論感官和心靈觸角都處於一個最敏銳狀態。

自從二月份,我穿著棉襖家居服走進看守所,到這年夏天,時間已經過去七八個月,我已經完全習慣這裡面的生活,好像他在這裡已經度過了十幾年似的,這裡的工作人員,無論正式工還是臨時工,他們的蔑視,呵斥,不可一世,我都已經感覺不到刺痛,好像這是理所當然的,我理解他們是用這種態度來表明自己在工作,我想:他們高高在上的態度只為了說明他們站在管理者的角度,而“犯人”是他們的對立面,他們是統治者,犯人們是被統治者,他們是“人”,我們是“犯”,他們是貓,我們在他們眼中是黑暗中的老鼠,他們代表正義和秩序,我的一部分已經被摒棄在荒郊野外。

我逐漸接受了自己的身份,放棄掙扎,耳濡目染中我已經被身邊犯人同化,我的立場悄悄發生變化,開始同情這些犯人,為他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抱不平,我和他們一起講述著濫俗的黃段子,笑得合不攏嘴,一起肆無忌憚的放著響屁,我心安理得接受了當下的自己。

唯一讓我感覺自己和別人不同的是,我會花時間去閱讀其他犯人一頁也看不下去的書籍。看守所裡有一種叫做流動圖書館,一個“籠子”裡的犯人可以將自己的書籍整理起來和隔壁“籠子”的書籍進行交換,這些書都是經過審查以後才能購買的健康書籍,大多數是《明朝那些事兒》《品三國》等說書類的書籍以及《紅樓夢》《三個火槍手》等四平八穩的中外文學著作。在圖書交換中,我意外得到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負》《通往奴役之路》。第二次換書時候,我把他們偷偷藏了起來。

新來的犯人帶來訊息,所長老蔡被帶走了,據說貪汙幾百萬。怪不得這段時間看守所的氣氛有點怪異,工作人員進進出出也都低著頭。

我見過一面老蔡,那天是他值班,他站在通氣窗上看著319室內。大家沒有留意,等他一晃身影準備離開時,我才看到他那張胖乎乎的臉,他認真看了我一眼,眼神中有小的憐憫和得意,象一位農村地主看著自己的僱農。

老蔡被帶走以後,所長位置空缺了十幾天,一位軍轉的中隊長非常積極,實際上他是不可能跨越到所長位置的,在他和所長之間,還橫亙著三位副所長和一位教導員,也不知道他出於什麼心理,自覺地擔當起所長的職責,管得又全又細,他提倡犯人們業餘時間搞搞文娛活動,(按我看犯人都是業餘時間)比如朗誦,唱歌來發洩他認為的“濁氣,怨氣”,他每晚必來,為的是組織晚飯後犯人們在床板上“咚咚咚”地原地踏步,並跟隨著他的口令喊“一二三四”,他似乎非常喜歡這種指揮千軍萬馬的感覺。

一千三百多名犯人的嚎叫嚇壞了住在看守所周邊居民的孩子,有的孩子因此發起了高燒和夢囈,憤怒的家長把電話打到市長熱線投訴,原地踏步被教導員制止。接下來,剛上任的所長也在喇叭裡宣佈老蔡的調任和自己的到任,他當然不會告訴我們老蔡的真實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