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食物是唯一的伴侶

我打著飽嗝思緒縹緲，陷入酒後微醺的感覺裡，這是“飯醉”，一餐好飯確實也能起到酒後的陶醉感。

桌席上還剩兩塊排骨，撐著的胃囊讓我有噴出來的衝動，但是我仍然捨不得放棄，和坐牢以前相比，我對任何一種食物都有了特殊的感情，對待每一種吃食，我都象老朋友一般依戀，在那裡面，食物是唯一的，最可靠的伴侶，當孤獨襲來，你被各種憂傷的潮水淹沒，兩根火腿腸就具有最好的療效，因此，當下我對任何的食物浪費都有辜負的歉疚，甚至還有找個塑膠罐子，將這些湯水全部裝起來留著明早的拌飯的衝動，我的理智輕聲細語的說：“你已經釋放了。”

是的，我再也不缺少食物，不缺少豬油，再也不用羨慕地盯著別人從小罐子裡摳出一勺來路不明的豬油扣在米飯上，無須拿兩條短褲去換伙房那幫人蒸完鴨子後的油瀝，想吃多少豬油都有，哪怕吃頭豬都沒有關係。即使如此，當站起身離去那一刻，我仍然扭頭看著手腳麻利的服務員將剩菜倒進臉盆。這些剩菜，在裡面可以美美地吃上三天，一滴湯都不會浪費。

回家的路上，我發現自己暈車了，昏昏沉沉睡了一路。

進門之後，家裡還是老樣子，一股熟悉的久違的家的味道。我回到自己房間，將在酒店換下的短褲掏出來，早上，脫下囚服的我是換上監獄送的“新生服”出來的，但是妻子給我帶來了家裡的衣服，按照慣例，在酒店時我就把“新生服”揉成一把扔進了垃圾桶，代表著和一切晦氣永別，但這條短褲我帶回來了。

這是一條女式的運動內褲，面料貼身柔軟舒適，大腿外側的開氣特別高，這是完全為了迎合女人的盆骨結構而剪裁的，它同樣是監獄犯人的產品，是我透過兩碗泡麵和另一個犯人換來的，那個犯人是他另一個分監區（車間）老鄉給他的，他老鄉的車間生產著這種短褲，而他老鄉正是車間倉庫管理員，負責著短褲原材料的進庫和成品的出庫。

產品和崗位的結合，才能偷得出成品，據說這位膽大的倉庫管理員陸陸續續地偷出上百條短褲，所有他認識的人都有份。這種饋贈讓其他犯人既羨慕又眼紅，大夥兒都明白這種仗義所揹負著的風險，一旦被發現，就會被帶腳鐐送嚴管隊。和當年航海的哥倫布一樣，但是隻要你膽子夠大，這樣資源就是其他犯人眼中的香餑餑。

在監獄裡，擁有任何一點資源的犯人都是其他犯人值得奉承的物件，比如，在外場地沒有硬化的邊角，用木棍刨開一平方米土地，種上幾行香菜，你就是屬於有資源的人，你的資源是香菜，討好你，就是討好香菜，除了公平的交換，討好方式，一般就是奉承。

而我這樣的“大班犯”，監獄裡趕任務的低層車工，只能站在這些優質資源閉環的門外，窺探著門內若隱若現的熱鬧。每一位資源鏈條內的犯人總是裝作不想被別人看到，又故意讓別人看到的姿態，鬼鬼祟祟的顯示出資源擁有者低調的優越。

沒有資源的犯人想吃到香菜和穿上柔軟細膩的短褲，需要用監獄裡的硬通——泡麵去換取。當然，釋放後的我將這樣的一條短褲帶回家，並不是為了憶苦思甜，而是為了踐行自己的諾言。

出獄之前的搜身是例行公事的，短褲裡的秘密也是眾所周知的，大家似乎心照不宣地按這個套路走，無論是犯人還是獄警，都知道出獄的傢伙身上的角落肯定藏著一張小紙條，紙條上記著一些電話號碼，這些規定沒有實際意義，除非你光明正大的將這些號碼寫在4k的紙上捏在手裡，大多數的電話號碼還是能順利過關的。

我臨行前將這些電話號碼寫在一張小紙條上，紙條捲起來象根火柴，將這張紙條縫進了短褲腰部的皺褶裡，除非將短褲脫下來對著陽光透視，光憑手感是完全發現不了這張紙條的，誰有那麼無聊去捏原味短褲呢？

我一共帶出了六個或者七個電話。其中三個電話是扮演著喜鵲的角色，給那邊的家人們報告已經呈請減刑假釋等令人高興的訊息，另兩個是要求家人往一張神秘卡里打些數字不等的錢，委託人沒有說打給誰，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事情不方便在監獄親情電話裡透露，親情電話會被監獄一些部門隨機抽查錄音，總之，從金額上看，這錢肯定不是犯人自己消費，因此打錢也應歸屬於好訊息。

唯獨對打給土豆父親的電話，我躊躇了很久，在這個電話裡，他要化身為烏鴉，告訴土豆的父親，土豆一週之前被檢察院從監獄帶回去了，我不確定土豆父親是否已經知道這個訊息，我希望自己的訊息是多餘的，這樣，壞訊息就顯得不那麼傷人，比如前面已經有人割過一兩刀，第二刀割下去就不會太痛。

命運的安排，我和土豆先後關在同一個看守所的監舍裡，又鬼使神差地先後分到同一個分監區，由於不同屬一個案件，如此關押方式不違反原則。奇妙的緣分讓我們在彼此生命中看到自己的倒影，同病相憐的我們建立了嶄新的友誼，這是一種純粹落魄時候的交情，屬於精神層面上的溝通和認同，沒有吃吃喝喝，沒有任何物質的示好，即使我們對未來有不同的看法，我們相信這種交情的基礎。

土豆被重新戴上手銬那一刻，面如死灰的他扭頭衝著正在踩著縫紉機的我暗啞地喊了一聲：“給我家裡打個電話。”

我看著他，發現土豆還想說些什麼，被剛進來的陌生的獄警往外搡著走了。在土豆聲音中，我聽出了一絲惶恐的憤怒，那一瞬間，我心頭劇烈地跳動著，好像被帶走的是我自己，我緊張地看著土豆低著頭，被掛上了手銬走出廠房，後面跟著兩位獄警，三個人從廠房的視窗走過去，消失在往大門方向的牆角，他們會在大門口將土豆交割給前來接應的來人。

這種突然的變化給其他犯人帶來一陣小小的驚喜，先前驟雨般的縫紉機聲零零落落了，犯人們停下來藉機快活地東張西望，低聲交流著，慶幸這樣的倒黴事情不時落在自己的頭上。

值班的獄警老丁從崗臺上猛地站起來，叉腰瞪眼地掃了一圈，朝著幾個高興過頭的犯人惡狠狠地喊：“你們叉他媽的幹啥？搖頭晃腦的，是不是晚上想學習？全給我幹活！”

一聽到罵聲，剛圍在一起聊天的事務犯中的幾個勞動班長迅速跑動起來，一邊拿眼神睃著老丁，一邊跟著老丁一起罵犯人們，好像他們比老丁還生氣，但是他們的聲音聽上去就是在虛張聲勢。

像風颳過的水面，一陣波瀾後，犯人們安靜下來了，空曠的廠房又響起暴雨沖刷的聲音，那是縫紉機運轉的聲音，一切都沒發生過似的。

訊息是一種極具滲透力的東西，它能夠穿過任何可見的物理固態，即便是封閉的監獄，仍然會有各種奇奇怪怪的小道訊息傳進來。我出獄之前，始終沒有接到土豆的訊息，犯人們私下議論著他加刑的可能性。

在這個分監區，我和他是屬於有份量的犯人之一，我們的罪名顯示出與偷雞摸狗犯人的區別，犯人們對我們的態度是既幸災樂禍又好奇，我們兩個是主流社會的反面教材，是普通犯人們反感的物件。

監獄裡，犯人們將這種被辦案單位帶回去的倒黴蛋叫做“押回重審”，它意味著被帶回去的犯人大機率又被查出了沒有交代徹底的餘罪，加刑的可能性佔了百分之五十，也原路去原路回的，那是少數。

我聽到一些資深的老犯們介紹，在這些年之前，很少聽到“押回重審”，只在近幾年，這種現象才多起來，有時候一個分監區有十幾個犯人“押回重審”。

讓犯人們戰慄的是，“押回重審”的犯人需要重新計算減刑考核分，以前無論多少減刑的積分一筆勾銷，對於需要減刑的犯人來說，這不亞於被佛祖一掌打入地獄，因此，“押回重審”是監獄裡犯人忌諱的話題，有些犯人因為這一句話而大打出手。

這個時候，老犯們往往象村子裡的長老，背靠著監獄的圍牆，兩眼目視著夕陽，用閱盡滄桑的口吻來一句：“牢是越來越不好坐了啊！”

我一直不喜歡這句話，搞得好像以前的牢很好坐似的，我認為，牢一直是不好坐的，但不值一駁。

當然也有“好坐”的牢，離這裡有一萬五千多公里，在荷蘭坐過牢的偷渡犯的嘴裡，那裡簡直是另一種的休假的天堂。網球場，下午茶，咖啡和cake。你如果對這種休閒產生了厭煩的情緒，那就去幹活，工種由你自己選擇，而且同工同酬，有些人出來以後帶回一大筆錢。他的吹噓讓一些犯人對到荷蘭去坐牢，充滿對天堂般的嚮往。

我有土豆父親的電話。監獄裡的犯人之間一旦建立信任都會和盤托出自己的情況，以備有個照應，交換彼此親人的電話是最基本的操作。 我撥了土豆父親的電話，電話呼叫兩聲，沒人接，我就撳掉了。在我的內心，我並不想揹負這個報喪的責任，這一切已經與我無關了，我現在是自由人，接下來是新的生活，新的希望，新的征程。

想到這裡，我渾身輕鬆打量久違的熟悉的臥室，東看看西瞧瞧，尋找著殘存的氣味。我拿起一本《百年孤獨》躺倒在床上，裝模作樣地看起來。這本書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五月印刷的版本，我早已忘記了書中的情節，隨隨便便翻到了本書的第291頁的第二段，上面寫：“已經三個月不下雨了，天氣幹極了，但是當布朗先生宣佈他的決定以後，整個香蕉種植園立刻下起了一場暴雨………政府透過所能運用的一切宣傳機器，千遍萬遍地在全國反覆重聲，於是，一種官方說法終於站住了腳………馬孔多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永遠不會發生任何事情的，這兒是幸福之邦。”

妻子已經替我換好了嶄新的被褥，很快的，睡意籠罩。我躺倒在鬆軟的床上，像飄在雲裡，妻子進來了兩次，笑意盈盈。

我對妻子說：“一切都是老樣子，時光好像停滯了。”

我睡得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