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美國合作、區域聯盟與宗教關係

巴基斯坦地處全球冷戰加劇期西方和東南亞之間的重要戰略區域，也因與印度相比自身安全有更大需求，因而變得重要。本國的安全需要、印度帶來的尤其針對有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的威脅感，以及國內行政和軍事精英階層的西方化，這些使得其與美國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大國建立了親密關係。由於是兩個最早贏得獨立的國家這個重要意義，巴基斯坦和印度相互競爭以獲得全球盟友，他們之間不同於衝突支配的關係這一特性一直持續到今天。

自1947年以來，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一直集中於三個軌道，這也顯示了在其精英階層同時並存的三種意識形態要素。從歷史和地理上看，巴基斯坦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南亞國家，但總感到被兩翼之間的印度分割開。大規模難民的湧入、邊界爭端後運河停止供水、德里不願意解凍財產、印度對克什米爾以及其他土邦的控制，以上種種將印度變成巴基斯坦人想象中的共同敵人。

印度人對巴基斯坦的基本理論和政治事業也持有懷疑的、模稜兩可的、甚至敵對的看法，常常將其看作敵人。雖然阿富汗是聯合國唯一反對巴基斯坦加入該組織的成員國，不過印巴關係自1947年的惡劣事件之後從來沒有得到過改善。

印度為自己派遣軍隊進入克什米爾辯護的理由，是在1947年10月一次來自西部的部落襲擊後，土邦王公與新德里簽署了《加入文書》。

不過，印度分裂之前克什米爾內的反叛、為支援各自區域而進入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私人武裝和士兵、以及簽署文書的時機選擇，以上這些狀況都存在爭議。克什米爾問題導致了第一次印巴戰爭，聯合國介入後，戰爭於1948年的早些時候結束了。

克什米爾分裂為巴基斯坦控制的自由克什米爾和印控克什米爾，後者包括查謨和拉達克。聯合國透過了許多決議，敦促全民表決讓克什米爾人自己決定他們的未來，不過計劃一直未能付諸實施。巴基斯坦人一直認為，作為一個穆斯林占人口多數的地區，克什米爾會投票支援加入巴基斯坦，會指責印度領導害怕克什米爾的自決。

印度為其控制克什米爾辯護的基礎是《加入文書》，在50年代和60年代，一直要求巴基斯坦軍隊從自由克什米爾地區撤軍。雖然聯合國觀察員一直操控著分裂為兩部分的這個前土邦的控制線，但不同的聯合國特使過去未能打破印巴僵局，最終導致了徹底的敵對。

巴基斯坦一直與伊朗和中國保持著良好關係，儘管有種種地區性和全球性的劇變，西部和北部的這兩個鄰邦總是支援巴基斯坦的穩定與和平。前面提到的阿富汗，在巴基斯坦人的領地上有他們自己的抱負，雖然生活在巴基斯坦一阿富汗邊界巴方一側的普什圖人多於阿方一側，經過這些年來，他們已經變成了這個印度河流域國家的利益攸關方。

整個50年代以及其後，巴基斯圳允許給這個內陸國家提供貨物通行的便利，常常為不同的發展專案提供資金支援。在其建國後的頭一個10年，巴基斯坦與尼泊爾及斯里蘭卡都建成了親密關係，雖然印巴雙邊的旋渦特性阻礙了在南亞內更緊密的地區合作。

巴基斯坦外交關係的第二個重要軌道是與美國以及其他北大西洋強國的關係，巴方以此尋求更緊的經濟和軍事聯絡。美國被看成是這個新獨立的民主國家的一個支持者，其軍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支援正是巴基斯坦精英階層所迫切需要的。巴基斯坦方面的突破性進展，源於阿里汗總理及其夫人1950年的訪問北美，他把這個穆斯林國家介紹為民主和進步術語的熱望者。

由於冷戰以及在中國革命和朝鮮戰爭後尋求盟友的迫切需要，美國將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與土耳其這類國家變成了華盛頓的盟友。隨著加入美國領導的兩個重要同盟，巴基斯坦與美國之間的經濟和軍事交流很快日漸增長，認為這種關係會有助於其地區安全目標。

1954年，巴基斯坦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與大洋洲諸國發展了外交關係。1955年，巴基斯坦成為巴格達條約組織的活躍成員，這是阿倫·杜勒斯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等人的智力勞動成果，他們認為這類軍事和戰略同盟是為令人恐怖的共產主義擴張所設定的必要障礙。

隨著國際形象的提升，巴基斯坦與美國以及地區盟友的緊密關係，幫助其訓練了軍事和官僚精英集團，雖然這也妨礙了更中立的外交政策的發展。例如，1956年，許多巴基斯坦人對以色列、英國和法國進攻埃及感到憤怒，但卡拉奇避免廢除這些條約，同樣，1958年的軍事政變很快被一個友好國家承認為新的政治現實。

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第三條軌道，目標在於與亞非穆斯林國家形成親密的社會政治關係。巴基斯坦的領導人認識到，在與印度尋求道義與政治支援的競爭中，宗教共同性是有益的。一些民族主義領導人如埃及的賈馬爾·納賽爾總統，對巴基斯坦與美國的緊密關係提出了批評，1958年後掌政的伊拉克復興黨領導人也是如此。

不過另一些國家，包括那些東南亞國家，對巴基斯坦帶著尊敬和愛慕的感情。巴基斯坦的非殖民化立場和與巴勒斯坦的團結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兩個持久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