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印度穆斯林聯盟成立於1906年,被認為是1940年前在英印領導穆斯林利益運動的組織,由它開始倡導建立一個穆斯林國家。在律師和有改革頭腦的穆斯林領導下,其在南亞穆斯林政治化過程中充當了先鋒角色,穆斯林佔印度總人口的1/4。

這些印度穆斯林,從歷史性的開伯爾山口到緬甸邊境,組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穆斯林社會分為數個文化群落集團。不過與同樣各式各樣的印度人口相比,穆斯林仍舊只是一個少數民族,在許多情況下,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屬於下層社會。

印度國大黨包括有少量穆斯林精英,不過該黨逐步處於有巨大影響的印度領導人如蒂拉克的支配下,其在孟加拉1905年分裂為兩個行政單位後獲得了更多動力。

國大黨煽動性的政治策略與英國憲政改革的承諾相符,使得少量印度人能夠參與當地事務。在擔憂和期待中,穆斯林職業精英群體,與一些地主團體一道,於1906年會見了總督明多勳爵,尋求在即將到來的改革中保衛他們的社會。

他們成功的遊說,保證了他們擁有獨立的全體選民,在當選的地方組織中有足夠的穆斯林代表。這也使得他們意識到他們的集體需要創立常設性組織,既可以作為壓力集團,也可以充當有效的監督者。可以理解的是,穆斯林政治形態的開拓性努力,如同現代主義者和復興主義者表達的那樣,紮根於穆斯林少數民族省份,那裡有巨大的弱勢感和其他的不平衡感。

在北方邦和德里這樣的地區,這些穆斯林精英和信奉印度教的多數派力量對抗,以及印度政治朝著印度教多數的重新定向,使穆斯林分離主義的意義變得明確。

全印度穆斯林聯盟1913年獲得了一份動力,穆罕默德·阿里·真納(1876—1948)這一年參加了該組織。真納信奉兩個印度政黨的合作,因為這個世俗律師的努力,兩黨同意達成一項共識。

1916年的《勒克瑙協定》保證了省立法機構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席位劃分,推動了兩黨一段時間的合作。合作直到20年之後才結束,當時國大黨在1937的選舉中獲得重要成功後,傾向於忽視全印度穆斯林聯盟。

在一些省份中國大黨領導的部門和他們的單邊策略,只是加快了印度穆斯林從英印分離出去。聖雄甘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導不合作運動時,偉大領袖真納正忙於重新組織聯盟與地區領導人建立合作。

在1940年拉合爾的年度會議上,聯盟決定尋求政治主權的目標,其很快以建立巴基斯坦的需求而著稱。英國對於戰爭的偏見和黨內分歧的加劇,不僅使雙方關係變得緊張,也進一步擴散了建立獨立穆斯林國家的需求。

真納是一個自由派穆斯林,堅持印度的統一、平等和獨立高於他們的民族和宗教身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真納為印度教徒一穆斯林的統一來贏得獨立而努力奮鬥。

在20世紀20年代,緊隨不同社會中變化不斷的政治結盟和競爭,真納對國大黨尼赫魯1928年的報告感到失望,報告拒絕對教育和職業群體中代理機會不足的廣大穆斯林發表看法。

30年代早期的圓桌會議失敗後,真納決定在倫敦從事法律工作,不過他很快被諸如穆罕默德·伊克巴爾和阿里汗(1896—1951)這樣的朋友說服,回到印度領導全印度穆斯林聯盟與英國、國大黨和復興主義者的鬥爭。

穆斯林復興主義者,雖然有些有用的論壇並浸透了解放者的熱情,但缺乏任何解決穆斯林處境的確切專案,一直在地區性和統一性決心之間徘徊。穆罕默德·伊克巴爾是不切實際的詩人和哲學家,一直尋求穆斯林的復興,儘管他反對地區性民族主義,但感到印度穆斯林需要獲得主權以作為知識和文化重生的先導。

在他看來,除在他們的輝煌傳統和過分充滿能量的現代性之間找到綜合外,只有透過政治訴求,才能恢復必要的社會感。自1930年在阿拉哈巴德的全印度穆斯林聯盟年會上發表過演講後,伊克巴爾的思想開始贏得更廣泛的聽眾。

他關於政治上重新定位和文化自我意識的勸告,是透過賦予烏爾都語和波斯語文學作品同等權利來實現的。伊克巴爾的資訊,給處在複雜和多元文化次大陸的許多穆斯林提供了更大的希望,這就是逐步從英國統治下獨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