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復興主義者與身份的形成

雖說城市地區現代主義者取得了一些進展外，但大多數印度穆斯林不是鄉村農民就是工匠。也存在一個相對較小的土地所有者階層。總體說來，穆斯林中產階級的發展是緩慢而分散的。

學術機構和烏爾都語出版物適時地孕育出隸屬於一個獨立穆斯林社會的自我意識;儘管主要推動力歸功於復興主義者，他們受到瓦利·阿拉教導的影響，在1831年“聖戰者運動”和襲擊潰敗後，將注意力聚焦在神學院教育上。“聖戰者運動”的領導者是賽義德·艾哈邁德（1786-1831)，為瓦利·阿拉之子阿卜杜勒·阿齊茲的學生。他從麥加和麥地那回來後，決心將英國人從印度趕走。

賽義德·艾哈邁德的伊斯蘭主義運動實際以穆罕馬蒂亞運動著稱。他最親密的助手是瓦利·阿拉的孫子沙·伊斯瑪儀（Shah Ismail），他參與了艾哈邁德的清教和激進事業。聚攏了一些虔誠的追隨者後，他採取了一個向整個印度地區進軍的漫長而大膽的行動。

在著手東印度公司之前，他們首先想把印度河谷從錫克人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因而在向白沙瓦進軍時，他們避開了拉合爾的蘭吉特·辛格王國，迂迴透過了信德省、伸路支省和普什圖部落地帶。這些穆斯林游擊隊員開始時贏得了對錫克軍隊的勝利，一度控制了白沙瓦，但一些有影響力的地方人士的逃亡和背叛，最終導致他們從白沙瓦被驅逐。

1830年，他們最後到達巴拉科特，這是哈扎拉低地山區的一個小鎮。在1831年的一次決定性戰鬥後，聖戰者運動的領導人和一些追隨者都被錫克軍隊消滅。聖戰者運動因後

勤和技術原因，未能將錫克人從老巢中逐出，錫克人與英國人才能把聖戰者描繪成不寬容的瓦哈比並加以抑制。聖戰者曾受到阿拉伯復興主義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布（1703-1787）學說的教導。在隨後的幾十年中，“聖戰者運動”在斯瓦特山區和橫跨印度—阿富汗邊境的部族地區活動。英國人不得不經常藉助軍事行動，以打擊地方普什圖人對他們的支援。

在孟加拉，另一位同時代的穆斯林學者哈吉（1781—1840）在農民和織工中組織了法萊滋運動，鼓勵他們關心職責，這是清教傳統中的基本實踐和信仰。如同瓦利·阿拉和塞義德·艾哈邁德一樣，他堅持摒棄革新，表現出強烈的反英情緒。

他死後，事業由其兒子米安（1819—1862）繼續著，米安將運動轉變為拒絕納稅並同時抵制印度地主的反抗運動。法萊滋運動一度試圖將土地與無地的穆斯林農民糾纏在一起，以加固穆斯林的團結，然而不久便意識到，這個簡單的挑釁不會有助於反抗盤踞的統治或是已經確立地位計程車紳。

法萊滋運動遵循伊斯蘭政治的早期模式，依賴於宣傳冊、政治化、建立組織和出版業，帶有文化上重新界定的熱望。與穆斯林游擊隊員一樣，他們代表了一部分小城鎮穆斯林的孟加拉意識，其清晰展示了和平本性的“正統”特徵。

見證了英印統治特別是1857年後的明顯無敵性，並受到內省時期復興穆斯林民眾的熱情所激勵，一些穆斯林烏力馬試圖組織神學院的教育。與改革派一樣，他們把尋求穆斯林的幸福看作透過嚴格教育能達成的最後理想，不過這種教育的重點、手段和大綱完全不同。

總體上沒有拋棄聖戰者運動的意識形態，他們認為，在從事任何激進主義事業之前，穆斯林民眾必須要了解他們自己的烏爾都語和阿拉伯語的伊斯蘭遺產。與印度教的雅利安社一樣，他們相信透過有計劃的組織工作能促進印度穆斯林的伊斯蘭化，這其中神學院的課程將起主導作用。

不過這些復興主義者中的一個教義組織，強調清教的和排他的方法，將蘇菲派聖徒和他們的神龕看成非生產性的和宿命的。與之相反，另一撥人將聖徒和神龕看作是造物主和人類之間的媒介，因而接受融合的信仰方式。

從印度穆斯林中，迪奧賓神學院要求一種迴歸根本的、直譯的和清教的伊斯蘭版本。按照這個復興主義學校的要求，強烈否定現代性會加速他們迴歸遺失的伊斯蘭天國的再現之路。迪奧賓神學院的創立者和領導人將信仰和政治聯絡在一起，以一種更為積極的方式尋求伊斯蘭教的復興，突然停止公開的聖戰或對統治的軍事挑釁。

在迪奧賓神學院受到訓練的一代代烏力馬們，在全印度建立了類似的地區神學院，實行迪奧賓的課程，延續數十年之久，引入了包括塔利班在內的宗教政治黨派。迪奧賓的伊斯蘭教在機構設定、出版和訓練未來的傳教士方面，逐步積累了更豐富的經驗。這些未來的傳教士們將接受嚴格的清教徒式的伊斯蘭教，經常被誤以為是瓦哈比式的伊斯蘭教徒。他們與阿拉伯內志和海志的運動聯絡很有限。他們是受南亞政治內在的張力和挑戰所激發而成。

迪奧賓神學院於1867年建立，此後不久，另一所神學院在烏塔爾邦的雷伊百雷利鎮建立。與迪奧賓神學院不同，後者在伊斯蘭的神秘傳統中尋找穆斯林再生的可能性。

他們把蘇菲派聖徒看作是造物主和人類之間的媒介，指導老師們和未來的校友們把他們的伊斯蘭精神放置在融合的印度文化中。大多數南亞的穆斯林是蘇菲派傳統的追隨者。這是雷伊·百雷利方法保持優勢的地方。這並不是說蘇菲派伊斯蘭教完全不關心政治與避開政治上的激進主義，特別在涉及到基本信仰、包括其堅定不移地尊重先知方面。

雷巴雷利式的伊斯蘭教在次大陸的沉思圍繞特定的蘇菲派順序，包含定期的儀式，與迪奧賓神學院的不同，允許在神學院或活著的聖徒前有獻祭的音樂和舞蹈。雷巴雷利穆斯林的人數超過了其他清教團體，不過他們不欣賞制度性的體制和迪奧賓神學院的嚴格，因此他們是分散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迪奧賓的烏力馬們於1920年組成了印度烏力馬組織（JUH）。其支援泛伊斯蘭情緒並在英印基拉法特運動的激進階段得到發展。與印度國大黨的政綱相同，這些烏力馬倡導印度獨立，同時支援泛伊斯蘭身份。

他們中的一些人組織了諸如聖訓派和宣教派這樣的派別，支援激勵邊緣地帶的穆斯林接受伊斯蘭教更嚴格的版本，故意避免捲入政治。在20世紀20年代，印度國大黨和全印度穆斯林聯盟大部分時間佔優勢地位。基拉法特運動導致的政治化和1919年的蒙太鳩一切姆斯福德改革地方化了印度的政治領域，因為一些當地勢力被轉移到省議會。

在20世紀20年代，許多意識形態的和地區性的黨派提出了多種政治方案。除去烏力馬組織外，印度共產黨、印度大會黨、錫克人黨、自由伊斯蘭議會、克里希納神黨、卡克薩爾運動、旁遮普國民團結黨和紅衫軍透過平民主義政治競相爭奪相似的目標。許多這類黨派在有魅力的領導人的主持下，定期召開集會、

派發宣傳品、舉行由各自自願者參加的遊行。就穆斯林政黨而言，從這一時期尋求他們的群眾基礎，印度穆斯林過去一直為奧斯曼伊斯蘭王權的政治命運而不安。這些地區性的和宗教政治團體，使用源於宗教或意識形態、歷史、領地、經濟和政治領域的不同文化和民族符號，來號令他們的事業。

就這樣，全印度穆斯林聯盟在其職業生涯早期不得不與廣泛的力量角逐，大部分情況下是作為一個穆斯林現代主義者組織的身份出現，該黨最終於20世紀40年代提出了巴基斯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