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巴基斯坦的形成

印度次大陸居住著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穆斯林，1947年該地區的分裂是晚近世界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成為南亞伊斯蘭教的轉折點。現在分裂為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的這個地區，在莫臥兒帝國衰落的最後幾十年中，曾見證了英國力量的興起。政治地位的下降加劇了印度穆斯林在教育和經濟方面的痛苦感，他們被剝奪了基本權利，成為一個需要重新定位的社會。

在隨後幾個世紀的不同時期穆斯林知識階層和激進分子提出過種種解決方案，直到20世紀40年代，他們想出了要建立一個穆斯林國家——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出現，以及在1947年被分成兩部分，是這一漫長穆斯林遺產的頂點。這個遺產自1720年後，似乎一直被分裂的和不利的力量所籠罩，隱隱約約的政治危機出現過多種緯度。

傳統上，印度居統治地位的穆斯林集團一直有著阿拉伯、突厥、波斯和阿富汗的血統，雖然後來印度人也成為不同王朝的掌權者。普通穆斯林像其他人一樣過活，遍佈整個次大陸。他們在印度河流域和東孟加拉的比例較高，但主要是鄉村人口。

印度一伊斯蘭文化的發展形成了許多跨社會的橋樑，但宗教使得印度各社群保持了自己身份。穆斯林統治者經常透過捐贈土地幫助主要的烏力馬（穆斯林的學者）和伊斯蘭蘇菲派神殿，但避免支援全盤改宗。即使穆斯林中心城市如德里、勒克瑙、法扎巴德和拉合爾，也不要求穆斯林佔絕對多數；統治者也不想強制造成人口變化。

我們仔細考察穆斯林在過去三個世紀中集體身份的地位問題，以及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如何透過政治化的提升增強了這種話語，最終導致出現了巴基斯坦。另外，我們還想在英屬印度內穆斯林多數區和少數區的這些發展中，找出建立巴基斯坦需求的來源，這一需求很快在“偉大領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納（1876—-1948）領導的全印度穆斯林聯盟（AIML）的信徒中累積。

在莫臥兒時代，穆斯林社會散居的特性以及他們因熱愛土地而變成鄉村群落，讓一些大城市的穆斯林知識分子擔憂。穆斯林學者如德里的瓦利·阿拉（1703-1764）很是為統治精英和其宮廷的鬆懈行為不安。他認為，只有一個強力立足於純淨傳統的有力量的穆斯林政治權威，才能保護穆斯林不受內外威脅，特別是當古傑拉特、旁遮普和印度中部見證了地方性要求並展現強大的宗教身份時，尤其如此。

這類對印度的思考，淪為國內不穩定和歐洲殖民主義的犧牲品，使得瓦利·阿拉的子孫們為次大陸的狀況究竟是和平土地還是戰爭之鄉爭論不休。因此南亞伊斯蘭教的問題，也隨印度自身特性和其多元化的人口而定。如同西班牙穆斯林在宗教裁判所和驅逐時期面對格拉納達的即將衰落一樣，在德里的瓦利·阿拉的信徒們也擔心印度穆斯林正面臨的黃昏，除非一些政治的和神學的修補能阻止這個狀況發生。

印度本身已經被認為迷失在英國和地區性力量中，這些力量對穆斯林社會利益即便不是敵對的至少也是冷漠的，有關印度的爭論在19世紀變得更為劇烈。

諸如阿卜杜勒·阿齊茲（1747-1823）這樣的穆斯林已經對過去歷史產生意識，並天然帶有對他們自己信仰的信心。不過，周遭穆斯林慘淡的政治和經濟事務令他惱怒。他是瓦利·阿拉的兒子，是德里傑出的學者，宣稱印度會成為一個戰爭世界，只有當穆斯林將生活方式實質性地伊斯蘭化時，和平才有可能建立。

這位主要的學者知道莫臥兒王朝的君主無限依賴於東印度公司的施捨，知道其他地區的軍閥並不可靠，他與在莫臥兒王朝首都的英國權臣如查爾斯·梅特卡爾夫爵士等保持著友好的關係。

在開始就指出如下這一點很重要，印度的穆斯林思想程序和激進主義是雙頭動議，一頭是復興，另一頭是改革。復興主義者透過神學院和教育努力，尋求一種迴歸草根的運動，現代主義者渴望同樣的目標，但鼓勵吸收現代性和西方化，這樣就形成了伊斯蘭現代派。這個意識形態的分歧，雖然常常模糊，但直到今天仍在南亞延續，當然並不只有穆斯林文化如此。

哲馬魯丁·阿富哈尼（1838—1897)是早期激進主義中一位主要的穆斯林知識分子。他見證了英印的鞏固、穆斯林中普遍的失落感和統治集團內的分裂。

一種重建式的話語反映了他的旅行和交談，展示了復興主義者和現代主義者的兩面。他後來訪問了中東，所作的關於復興伊斯蘭教的演講不僅僅是一種神學，也是一種有力的政治信條，為他在埃及贏得了學生和追隨者。

他的個著名門徒穆罕默德·阿布篤（1849-1905）隨他一起去了巴黎。他們一起出版了阿拉伯雜誌，旨在使穆斯林獲得再生，但對泛伊斯蘭聯合運動也有更大反省。阿富哈尼對於土耳其之行很是失望，他在那裡看到了嚴重的惰性和投降主義情緒，他的改革勸告招徠了伊斯蘭王權的嚴肅官方譴責。

阿富哈尼與其門徒們都既反殖民，也是泛伊斯蘭主義者，然而他們沒有譴責西方的教育和科學成就。因而他們的教誨，是尋求一種不把任何自我犧牲當成穆斯林的綜合。

除阿富哈尼之外，印度最傑出的伊斯蘭現代主義者是賽義德爵士（1817—1898)，他在其漫長而多產的生涯中，開拓性地探索了種種教育和知識運動。

作為一名穆斯林糟糕狀態的見證人，特別是在1857年的大混亂以及造成的英國之怒後，這位德里人忙於向英國和印度穆斯林雙方發表辯論和出版物。他是一個不知疲倦的人，透過尋找理性的靈魂和吸收西方教育與倫理，來重新喚醒穆斯林。除了寫作、譯作、爭論和演說之外，賽義德的最大貢獻是在阿利加爾創立了穆罕默德·盎格魯一東方大學。

1920年，這所大學成為穆斯林大學，被視為建立巴基斯坦這一要求的強力發動機。他是一名務實的穆斯林，甚至出版了用烏爾都語寫的詳盡的《古蘭114經》評論。賽義德是一個改革者，但不嚴格地用復興主義者的方式。

他的目的當然是透過和平方式、依靠現代教育和理性來使穆斯林再生。他不贊同同時代人在迪奧賓和雷伊·百雷利神學院提出的排他性方法。

在南亞穆斯林史的關鍵點上，賽義德爵士為理解伊斯蘭教傳統和現代主義，提供了先鋒性的話語。賽義德超越了僅僅把伊斯蘭教簡單視為印度的一種疏離力量，或是視其為折中主義的一個主要部分，他提出了關於“穆斯林”、“印度人”以及歐洲主導的現代性等實質性問題。

他並未變成一個抵制主義者，或是充當一個不加批評的模仿者角色，而是力圖理性地解釋這三種軌道。此外，他甚至給穆斯林的集體復興提供了一些可能的選擇。因而賽義德超越了批評者或分析者的慣常侷限，是一個行動者。

這位穆斯林理性主義者縱橫馳騁，從易學的烏爾都語到德里歷史遺產的文獻整理，從倫理學到各教派的對話，從教育改革到神職的再闡述，一系列工作令他成為穆斯林再度覺醒的旗手。把他僅僅看作是一個枯燥的自然主義者，一個過於嚴肅的現代化支持者，或者是一個懷舊者，而非辯護式的伊斯蘭改革者，是對他許多成就的錯誤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