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印度國民大會和全印度穆斯林聯盟

教育、經濟的促進（特別在貿易和職業化集中的城鎮地區）和現代交流手段，如英語、鐵路、郵政和電報系統、報紙和書籍等，強化了新興中產階級的“印度”意識。這類人中許多商人、改革者、教育家和律師們曾在現代學校中學習，超越了傳統的階級、信仰和種姓的約束，渴求法律面前的平等。同時，英國透過人口普查和其他官方的名錄中對印度人的等級分類，幫助了部隊建立了類似的概念。

雖然印度的現代主義者和改革者們在接受現代教育和一些西方規範方面沒有障礙，但印度教徒、穆斯林、錫克教徒中許多傳統性人物與其他一些人仍然傾向於使用老本行的方法。儘管如此，裡龐勳爵引入了有限地方政府的概念，如1882年設立了由英國官員領導、當選的印度人運作的市政委員會，預示著選舉活動將鼓勵受過教育的改革者們為本土人謀求工作和更好的發展機會。

這種情緒最為醒目的部分，是一些退休的英印文官如阿蘭·奧克塔維安·休謨與其全印度的接觸者們於1885年12月在孟買聚會，組建了有共識的個體聯合會。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印度國大黨（INC），其理論基礎是在英國人和印度人之間建立有效的溝通渠道。國大黨每年一度的全國大會吸引了印度人，他們在保持對英印政府忠誠的同時，溫和地為印度謀求更好的前景。

在成立後的頭20年中，國大黨是由一些著名的律師和激進主義者領導的，如瑙羅吉（1825—1917)、班納吉（1848-1925）和戈卡爾（1866-1915)，20世紀初期，更直率的年輕一代民族主義者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國大黨的建立並不意味著當代印度正經歷著遲來的金色歲月，殖民地政府因為是歐洲人，所以帶有很強的道德正當感、種族優越感，並將自己從其餘人口中自我隔離出來。

當印度在專橫的寇松勳爵的率領下邁入20世紀時，這些現實與普遍性貧困及流行病的頻發滑稽地結合在一起。1905年日本戰勝俄國，以及孟加拉分裂成印度有錢人非常憎恨的兩個小省，給國大黨注入了更多異議和新鮮血液，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狀況加劇了。

此時，一種溫和的憲法改革方案，即1909年的莫萊一明託法案正在釀之中。該法案將奠定少許選舉傳統，給穆斯林社會以獨立的選民資格。穆斯林對於寇松1905年導致的孟加拉分裂很滿意，他們渴望隨著東部區域富有的印度地主影響力下104降，無地的穆斯林農民們能從中受益。

從現代大學如賽義德·艾哈邁德·汗在阿里加創立的盎格魯—穆斯林東方學院畢業的穆斯林們，渴望他們的社會前景更好，擔心國大黨的印度人統治。1906年，一批渴望改革的穆斯林領導人組團拜訪了在西姆拉的明託勳爵，告知他穆斯林的不利局面，遊說他給穆斯林以獨立的選舉機會和選民身份。

兩個月後，這些穆斯林領導人再次於達卡會面，建立全印度穆斯林聯盟，以保衛穆斯林社會的經濟和政治權利。1909年的莫萊一明託法案給穆斯林分配了獨立的席位和選舉權，提高了穆斯林的能力，但非常不符合印度人的期望。

國大黨領導的、反對孟加拉分裂的運動稱為“斯瓦德希運動”（意味著喜歡自己國家的產品），這場抵制歐洲商品的運動一直持續到 1911 年，當時令穆斯林失望的是英國政府宣佈孟加拉的分裂無效。此時，受過教育的穆斯林開始擔憂巴爾幹的動盪政局，這不僅威脅到穆斯林少數派，而且同樣威脅衰弱的奧斯曼帝國的伊斯蘭王權。

1913年，孟買一位最傑出的律師加入了穆斯林聯盟，他不僅使該組織充滿能量，而且試圖拉近與國大黨的關係。穆罕默德·阿里·真納（1876-1948）是一位年輕的法律人士，在孟買的事業很成功他很快成為眾所周知的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團結的使者。真納加入穆斯林聯盟，點燃了聯盟幹部們的熱情，雖然他的策略與避免騷動並依賴於談判的聖雄甘地不同。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取得了勝利，不過由於擔心奧斯曼帝國的伊斯蘭王權，印度的政治激進派搞起了群眾運動。英國既要與土耳其人作戰，還要對印度的政治活動施加更多限制。與此同時，英國捲入了第三次英阿（阿富汁）戰爭，更加刺激了開伯爾山口這側的穆斯林。

在這個節骨眼上，以倡導“不合作主義”的和平政治著稱的聖雄甘地從南非回到了印度，隨後開啟了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新階段。他的運動在促使各行各業的印度人參與政治方面，起了決定性作用。1919年4月，在穆斯林領導們恢復伊斯蘭王權運動的前夕，阿姆利則發生了慘案，導火索是英軍不加分別地向一場和平集會開槍射擊。

雖然有官方的控制和無數逮捕事件，但甘地的超凡魅力和非暴力運動的自身界定，使他們拒絕與當局合作，並持續了一段時間。不過到1922年時，運動就鬆懈了下來，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在伊斯蘭王權運動中的聯合也變弱了。

早些時候，1919年的另一套改革方案“蒙太鳩一切姆斯福德法案”，給各省當選的議會分配了更多權力，雖然沒有使印度人的選舉權普遍化，但也使之得到了拓寬。結果各省現在變成了政治角逐的場所，除國大黨和全印度穆斯林聯盟外，一些地方黨派也參與了進來，倡導地方性解決辦105法，將能量從過去關心全印度的事務轉到現在關心地方性事務中去。

20世紀20年代，印度出現了過多全國性的、地方性的和意識形態性的黨派，它們在爭取獨立的問題上有一致認識，但是對獨立的方法和結果卻有很大分歧意見。1927-1928年，英國議會指派“西蒙委員會”在印度考察蒙太鳩一切姆斯福德體制的實施情況，印度再次爆發了罷工和不合作運動浪潮，其不僅使更多印度人捲入政治，而且增加了黨派之間的競爭。

1930年，甘地開始了他自己的走向海邊行動，目的在於廢除鹽稅，同時召集印度人到他周圍為獨立而抗爭，是時正逢英國政府邀請印度領導人去倫敦舉行談判。這次圓桌會議有許多地方性和全國性領導人參加，包括甘地、真納和穆罕默德·伊克巴爾（1875-1938）。

伊克巴爾是傑出的穆斯林詩人和哲學家，曾在劍橋和海德堡求學，他試圖喚醒印度穆斯林朝著更高的目標努力，包括某種形式的政治主權。與他同時代的學者賈瓦哈拉爾·尼赫魯（1889-1964），也已從劍橋回國。他追隨甘地的足跡，要復興印度國大黨（INC）。

在領導人們對於印度政治僵局和不確定的未來各抒已見過程中，1935年的法案最後出現了。按照法案，在英屬印度11個省的選舉中，國大黨獲得了9省的絕對多數選票。全印度穆斯林聯盟的得票依然不瘟不火，雖然其完全能聲稱是南亞穆斯林最有影響力的聲音。

這些省份國大黨的部長們未能贏得穆斯林政治精英們的信任，特別是那些為自己社會謀求代表權的人。此時，穆斯林聯盟主席真納，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舉行集會，將更多穆斯林拉到他的身邊.並努力改進與地方穆斯林領導人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