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1857年起義和帝國的“正午”（一）

1857年的起義被英國管理者和分析家們稱為“暴動”或“印度士兵造反”，對於南亞民族主義者而言，是第一次“獨立戰爭”，次大陸南部不同區域的人們起來表達了他們因為英印強權、疏遠和冷漠所帶來的受挫感。卡爾·馬克思確實曾支援英國對印度的殖民，他相信其將一個農業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名義上的資本主義，最終卻沒料到為資產階級革命作了準備。

馬克思可能一直在思考印度村莊的殘暴，那些當地的種姓主義者否認有任何可歸功於城鎮和工業環境的共同意識形態的或階級的陣線。不過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左翼歷史學家們，在1857年的起義中看到農民造反式的反帝國主義徵兆。

不論如何，好多因素使起義理所當然成為一個歷史性事件，包括對新式槍彈的爭議，起義是英印歷史的分水嶺。倫敦對印度帝國是否能持續下去更加敏感，帝國不可能再留給一家貿易公司隨意處理。印度很快處於英國王室的直接控制下。維多利亞女王正式稱自己是印度女王，並從特別引人的印度助手那裡學習烏爾都語。

議會現在對印度的立法負全責，內閣的一位稱作國務卿的部長與加爾各答的總督共同分享殖民政府的管理權。自1858年後，印度的教育和工業獲得了發展動力，英印還引入了一些行政和軍事改革措施，以翻修舊體制。越來越多的印度人在現代學術機構中獲得了更高階的教育，成為新興的西方化中產階級職業群體，他們為自己謀求更好的機會和地位。

1857年後，一些英國人也推動傑出的印度人參加選舉，雖然他們只是充當顧問角色，以便英印政府轉換其外來征服者的形象。旁遮普和信德等地區的灌溉得到了很大發展，農民們為尋求社會地位，將他們的兒子送入不斷擴大的英國軍隊參軍。

傳統的反英情緒在不同社會階層中都很普遍，不僅僅侷限於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宗教人物中。早已被征服的或者擔心即將被吞併的地主和從前的土邦統治者們，極度怨恨強力合併，許多過去的有錢人感到與現代化造就的新階級脫節。

公司戰爭所導致的重稅給印度農民帶來了壓力，不景氣的農業部門充滿了怨恨。印刷業有力影響了印度服從者中相關部分的意識，在他們看來，一小部分歐洲人的生活方式、膚色、宗教、語言和治國才能既新鮮又新奇。

英語和基督教是該新穎霸權文化的兩種最有力的表達方式，讓許多印度人產生違抗和內省情緒。奧德的統治者們和宮廷精英們，他們的土邦剛於1856年被吞併，對於公司的不敬態度很是不安，詹西的王妃、班德勒坎德的洛喜拉人、西印度馬拉塔人的部長們同樣如此。

旁遮普的錫克人已經被平定，但孟加拉、奧德和德里的穆斯林精英還沒有，他們發現自己被一些敵對力量所控制。莫臥兒王朝的末代皇帝巴哈杜爾·沙二世（1775-1862 在位）很清楚自己嚴重依賴於英印政權，年事已高的他能預見到自豪的莫臥兒王朝的末日，儘管他的家庭渴望哪怕是象徵性地延續這份產業。

皇帝的政權不僅僅限於德里，而且僅限於紅堡，他在那裡過著普通人的生活，忙於藝術和學術愛好，而數百名被稱作薩拉丁的皇室成員在城堡內過得像乞丐一樣。他們得不到離開處所的許可，城堡是無助和貧窮的悲慘案例。皇后金娜·馬哈爾(1821—1882）是最年輕的皇室妻子，同時也是皇帝幼子米爾扎·賈萬·巴克特的母親，她希望兒子能越過其他的繼承人，繼任皇位，而德里有掌控力的公司官員們則忙於們日己的事情。

最先從比哈爾、奧德和其他地區湧入德里的造反者們，請求皇帝領導他們抗擊公司。在緊張的氛圍中，有人注意到了1857年夏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友愛關係。坎普爾、勒克瑙和貝拿勒斯的英軍和他們的代理人大多已被叛亂者殺死，而德里也在他們的積極控制下，英軍則撤退到了莫臥兒首都之外的裡奇。

英國部隊等待旁遮普的增援來解困。國王年長的兒子們和一些穆斯林將軍如巴克漢試圖讓造反者們變得有紀律，不過運輸、武器裝備和資源等問題很快削弱了他們的抵抗力。

雖然在1857年漫長炎熱的夏季中，被困的英國人遭受了疾病、食物匱乏和士氣下降等打擊，但他們沒有投降，而造反者們試圖拿下里奇的一些努力也失敗了。旁遮普的援軍和加爾各答的增援最終打破了局勢的平衡，使事態決定性地朝著有利於公司的方向發展，幫公司拿下了德里、勒克瑙和其他一些造反地區。

正如同時代傑出的穆斯林知識分子如賽義德·艾哈邁德（1817-1898) 和米爾扎·阿薩杜拉·加利布所記載，戰鬥為印度穆斯林敲響了喪鐘。皇帝和其少數家人被投入牛車，送到仰光流亡，其所有成年的兒子們被殘暴地處死，在德里和有叛亂者出現的其他地區，大部分穆斯林居民也被處死。

1857年的造反有時似乎被公開地和單獨地歸因於穆斯林，他們承受了反擊，在未來幾十年還將忍受敵意。全印度穆斯林中有很大的失落感，經濟停滯，種族分裂。但對許多印度教社群來說，向新的政治和文化現實重新調整，並不是那麼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