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陽光明媚的11日下午，省公安廳刑科所的兩位重量級人物——足跡專家鄭德才和法醫室主任王天平，接到了省廳領導的緊急召喚，他們迅速收拾行囊，踏上了前往案發現場的征途。
鄭德才，這位56歲的老刑警，可是公安界的一棵常青樹。自從1983年踏入公安大門，他就對足跡步法檢驗情有獨鍾，更是拜了內蒙古赤峰市的那位足跡大師馬玉林為師，虛心求教，孜孜不倦。
足跡步法檢驗？這工作可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它變化多端，難度極高，風險也不小。但鄭德才卻樂在其中，多年來，他蒐集了兩千多枚不同人的足跡石膏模型，彷彿是個足跡博物館的館長。正是憑藉這份深厚的造詣，他成為了多起重大疑難案件的破案關鍵。
就說1995年的那個夏天吧，焦作市北孔莊村後公路旁的一條水溝裡，發現了用塑膠布包裹的兩條人腿。這明顯是一起兇殺碎屍案，但死者身份卻成了個大難題。焦作市公安局在調查了本市及周圍縣的26名失蹤者後，發現有三人的情況與現場檢驗分析吻合，可這兩條人腿卻沒有任何特殊標記，讓警方陷入了困境。
就在這時，鄭德才接到了召喚。他毫不猶豫地趕到了現場，面對那高度腐敗的屍腿，連周圍的警員都忍不住掩鼻。可鄭德才卻像沒聞到那股臭味似的，他先是小心翼翼地清洗、擦乾那兩條赤足，然後塗抹上油墨，拿著人腿在白紙上模仿行走動作，認真捺印了二十多枚赤腳印。接著，他又開始比對嫌疑人的鞋內底汙垢腳印痕、鞋幫內側磨損痕與掠下的印痕。
經過幾天幾夜的奮戰，鄭德才終於鎖定了三名嫌疑物件中的靳香花。焦作市公安局根據他的判斷迅速展開行動，五天後，已經外逃的兇手——死者的丈夫就被緝拿歸案。
這次，鄭德才和王天平再次聯手，他們知道，前方的路還很長，但他們已經做好了準備，準備用他們的智慧和勇氣，去揭開更多的謎團。
在公安界，有一位傳奇人物叫鄭德才。十幾年間，他就像一隻獵鷹，多次盤旋在重、特大疑難案件的現場，還順便攻克了多個科研專案。他的足跡檢驗技術，不僅在河南地界上響噹噹，全國都排得上號。因此，他榮譽滿身，1996年還被公安部授予了“全國公安科技先進個人”這一金光閃閃的稱號。
某天，開封城發生了一起特大搶槍殺人案，驚動了整個城市。省公安廳的領導一聽這訊息，立馬想到了鄭德才這位大神，急忙下令讓他火速趕赴現場。
鄭德才一到，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了工作中。他先是像個偵探一樣，把現場重新梳理了一遍，然後仔細地檢視了已經提取的足跡樣本。
那些足跡啊，可真是讓人頭疼。總共22枚，但條件極差，有的只留下了前掌的一小部分，有的模糊不清，連一個完整的都沒有。不過，這可難不倒鄭德才。他手持放大鏡，就像是手握神器，瞪大了眼睛，動足了腦筋，開始利用他的拼接技術。
時間彷彿凝固了，只有時鐘在嘀嗒作響。鄭德才的目光透過放大鏡，緊緊盯著那些足跡，彷彿能從裡面看出什麼名堂來。幾個小時過去了，他終於在那些混亂不清的足跡印痕中，找到了三種特徵相同的足跡：一號足跡前掌花紋像是一排犬齒；二號足跡前掌花紋是橫直道交織，還有五環圖案；三號足跡前掌花紋的橫直道特別細小，像是精細的工藝品。
經過一番推理和比對，鄭德才終於得出了結論：這22枚足跡是三個人留下的！接下來，他就要根據這些線索，開始他的追蹤之旅了。
鄭德才站在那翻墒的牆根邊，眯著眼睛，就像一位偵探在尋找線索的蛛絲馬跡。他注意到一張射擊桌，那上面殘留著一小塊，僅僅2平方厘米的足跡。他心中一動，彷彿聽到了線索在輕輕呼喚他。
“嘿，小傢伙，告訴我，你們有幾個人？”鄭德才對著那塊足跡打趣道。
他小心翼翼地分析著那塊足跡，眼中閃爍著精光。不久後，他拍了拍手，臉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哈哈，一號足跡出現了，看來‘一號’這傢伙確實來過這裡，是個犯罪分子沒跑了。”
接著，他又在小桌帳上找到了另一塊2平方厘米的足跡，這次他確認是二號足跡。“二號”也進入了中心現場，同樣是個犯罪分子。
中心現場雖然被犯罪分子用拖把清掃過，但鄭德才可不是那麼好糊弄的。他就像一隻狡猾的狐狸，總能從細枝末節中嗅出真相的味道。在外圍現場，他發現了兩枚三號足跡壓在一號足跡上，還有兩枚二號足跡壓在三號足跡上。
“哈哈，這三個傢伙果然是一夥的！”鄭德才拍著大腿笑道，“他們同時在這裡活動，一個都跑不掉！”
幾個小時的艱苦工作下來，鄭德才終於確定了犯罪分子的數量——三人作案。他擦了擦額頭的汗水，心中滿是成就感。
但鄭德才並沒有滿足於此，他還要透過足跡為犯罪分子“畫像”，提供他們的年齡、體貌特徵。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豐富的辦案經驗和高深的理論水平。但鄭德才可是個中高手，他讓三種足跡“說話”了。
“一號”，身高170－173厘米，年齡27歲左右，體態中等稍胖，走路姿勢端正，行動利索；從鞋底印痕看，鞋九成新，是香港雅特路牌青年式單皮鞋，當地商場有售。
“二號”，身高172—175厘米，年齡二十六七歲，體態中等偏胖，走路姿勢正常，該人身體素質應較好。
“三號”，身高171－177厘米，年齡約20－30歲，體態中等。
三名犯罪分子的年齡、體貌特徵都漸漸顯露出來。更重要的是，他們所穿的鞋都是當地商場買的——這可以排除外地人流竄作案的可能性，基本確定犯罪分子為本地人。而且中心現場的痕跡被他們用拖把清掃過，這說明他們具有反偵查能力，很可能是有過前科或負案在逃的人員。
“哼，這些傢伙雖然狡猾，但想在我鄭德才面前隱藏身份？門兒都沒有！”鄭德才得意地笑道，“接下來，就讓我看看你們還能耍出什麼花樣吧！”
在開封市公安局的刑警支隊裡，有一位照相室主任名叫於明，他可不是一般的照相師，而是專門負責勘查犯罪現場的輪胎印痕高手。這次，他來到了射擊俱樂部大門外的人行道上，面對著六枚車輪印痕陷入了沉思。
“咦，這些輪印有點意思啊。”於明嘀咕著，開始仔細分類。很快，他就發現了三種不同的汽車輪胎印。第一種，顯然是報案人的汽車；第二種，是南關公安分局接到報案後火速趕到的警車；而第三種，卻有著特別的行走蹤跡——在射擊俱樂部門前有明顯的倒車痕跡。
“嗯，這第三種輪印，肯定有問題。”於明心裡暗想，“犯罪分子搶了保險櫃，肯定得用交通工具運走。看這倒車痕跡，肯定是裝貨用的。”
於明瞪大了眼睛，盯著這輪胎印不放。他量了量輪胎間距，又量了量胎冠寬度，心裡漸漸有了數：“看來不是大型汽車，應該是那種‘昌河’、‘松花江’或者‘長安’之類的微型麵包汽車。”
為了驗證自已的判斷，於明還請來了交警支隊的同志們，結果大家鑑定結果一致。接著，他又找來了一輛相同型別的微型麵包車，裝上幾百公斤的東西，進行現場模擬試驗。嘿，還真別說，這種車在負重情況下留下的輪胎印痕，和第三種輪印一模一樣！
“哈哈，這下可找到線索了！”於明高興得跳了起來，“犯罪分子用的交通工具，就是這種微型麵包汽車！”
而在另一邊，省公安廳刑科所的法醫室主任王天平，正在射擊俱樂部對死者進行解剖。他可不是鬧著玩的，這次的任務是務要查清死因、作案時間、作案工具等重要因素。
王天平先是從屍體表面開始檢查。死者嘴裡含著一塊還沒咀嚼的硬饅頭，左頸部有幾處銳器造成的輕傷，顯然是兇手用刀等兇器威逼所致。更可怕的是，死者頭上被鈍器打擊了兩次，造成兩處表皮挫裂傷，部分顱骨都暴露了出來。
王天平皺起了眉頭，開始剝開頭皮探查死因。他發現與表皮創傷對應部分，形成了兩處顱骨凹陷和頒骨放射狀骨折。但這些創傷並未傷及大腦和大血管，顯然不是致命傷。那死因是什麼呢？
他看了看現場，地上和被子上都有大量鮮血，估計有兩千毫升之多。王天平心裡一動：“難道是失血過多？”他趕緊檢查死者的胃內，發現裡面的饃外表溼潤但裡面還沒泡透，吃下的炒蓮菜也是成型的。
“看來死者是在進食過程中遭受了突然襲擊。”王天平恍然大悟，“頭部遭受鈍器打擊後昏死過去，沒有及時得到救治，出血過多導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於明和王天平的細緻勘查和解剖工作，為破案提供了重要依據。接下來的日子裡，開封市公安局的刑警們將沿著這些線索繼續追蹤犯罪分子，為死者討回公道。
在繁華的都市中，隱藏著一家射擊俱樂部，其經理王大衛是個頭腦靈活的傢伙。有一天，他向我們講述了一個關於陳忠敬老人的故事。
陳忠敬，大家都叫他陳老頭，是個孤苦伶仃的老人家，沒有家也沒有子女。白天，他在一家幼兒園裡揮舞著鍋鏟，為孩子們烹製美味；而到了晚上，他則成了射擊俱樂部的守夜人。值班室裡擺滿了簡單的炊具，老人就在這兒湊合著吃口熱乎的（據說，那天值班室裡的炊具裡還留著沒吃完的饃和炒蓮菜）。
記得2月10日晚上19點，陳老頭準時來值班。王大衛臨走時關切地問：“你吃飯了嗎？”老人擺擺手：“還沒呢，等會兒再弄。”
誰料想，這一等，就再也沒有了機會。從種種跡象看來，老人應該是在2月10日19點以後遭遇了不幸。
法醫們經過一番仔細的研究，根據屍溫、屍僵、屍斑等綜合分析，得出結論：老人的死亡時間應該在2月10日深夜23點左右。
現場勘查發現，造成老人脖子上威逼傷的菜刀，正是值班室內的；而造成他顱骨破裂的鈍器，如榔頭之類，卻神秘地消失了。王大衛撓撓頭，表示俱樂部裡從未有過這樣的東西。
與此同時，社會面的調查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大家都希望能儘快找到線索，為老人討個公道。
王明義廳長是個急性子，他急需瞭解案件進展。在他身邊，有一位得力助手——省公安廳辦公室副主任、指揮中心主任劉鳳山。劉鳳山深知廳長的工作風格，他明白，無論是思索還是分析，都需要有紮實的材料作為支撐。
於是，在2月11日晚20點，王明義廳長緊急召開了一場案情彙報分析會。省公安廳副廳長王濟景、省公安廳、開封市委、市政府、公安局的領導同志們齊聚一堂，認真聽取了現場勘查人員、法醫、社會面調查人員的彙報。
開封市公安局副局長王文章、許大剛和刑偵支隊長張天增首先上臺，彙報了現場初步勘查的情況。王明義廳長左手支頤，右手把玩著一支鉛筆，表情嚴肅，濃眉緊鎖。他知道，這起案件不僅關乎一個無辜老人的生死，更關乎整個社會的安寧和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