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宮廷的深處，明神宗的長子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原本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宮女，在慈寧宮默默侍奉著慈聖太后。那天，明神宗如往常一樣，前來慈寧宮向母親請安，恰逢太后外出，神宗正準備離去，卻不經意間發現了王氏。她清秀可人，氣質獨特，神宗瞬間被她吸引，私下與她共度了一段短暫而激情的時光。
然而，按照宮中森嚴的規矩，皇帝臨幸宮女後，應當賜予對方一件信物，作為這段情緣的憑證。但明神宗卻認為，王氏是母親宮中的宮女，這私下的臨幸實在是件不光彩的事，於是他選擇了沉默，沒有給王氏任何信物，便匆匆離去。
誰知，這片刻的風流，竟在王氏的肚子裡播下了龍種。慈聖太后得知此事後，雖然自己也是宮女出身，卻並未為難王氏，反而滿心歡喜地召來明神宗詢問詳情。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明神宗竟然矢口否認自己曾經私幸過王氏。
但皇帝的日常起居，包括性生活，都有專人詳細記錄，明神宗臨幸王氏的事早已被記錄在《內起居注》中，無可抵賴。在鐵證如山面前，明神宗只得紅著臉預設了這段私情。然而，對於明神宗來說，對王宮女的臨幸只是一時興起，新鮮感一過，他並不想為此負責，因此對王氏並無多少真情。
但慈聖太后卻是一位賢明的太后，她深知王氏腹中的龍種對皇室的重要性。於是，她力排眾議，讓兒子立王氏為恭妃，並告訴兒子：“我已年老，尚未嘗過抱孫之樂。若王恭妃能生個男孩，這將是宗社的福氣。母以子貴，豈能計較原先的貴賤？”
就這樣，一個原本默默無聞的宮女，因一次偶然的臨幸，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整個皇室的未來。而這段充滿懸疑和曲折的故事，也在宮廷深處悄悄傳開，成為後人茶餘飯後的談資。
十月懷胎的漫長等待後，王恭妃終於誕下了明神宗的第一個兒子——朱常洛。然而，儘管王恭妃被立為恭妃，她的兒子朱常洛卻始終未能被確立為太子，這一直是宮廷內外議論紛紛的焦點。
萬曆十四年正月，後宮中又傳出了喜訊，寵冠六宮的鄭妃誕下一子，明神宗為這個新生兒取名朱常洵。鄭妃聰明伶俐，與明神宗情深意濃，兩人之間的感情一直維繫到生命的盡頭。因為鄭妃的得寵，她成為了朝野上下矚目的焦點，但同時也引來了無數人的嫉妒和唾罵。
明神宗皇后無子，而鄭妃又深得皇帝寵愛，生下皇子後，明神宗便迫不及待地將鄭妃晉升為貴妃。然而，這一舉動在朝野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大學士申時行等人紛紛上疏，指出皇長子朱常洛已經五歲，而生母王恭妃卻遲遲未得加封。他們擔心皇帝會廢長立幼，違背祖宗法制。於是，他們引用祖宗朝立皇太子的先例，強烈請求冊立朱常洛為太子。
明神宗在鄭貴妃的蠱惑下，總是想方設法拖延立太子之事。他心中更傾向於立朱常洵為太子，於是想出了各種理由和藉口來搪塞大臣們的請求。但這一做法遭到了大臣們的極力反對，他們堅持要立朱常洛為太子，不願讓皇帝的私情影響國家的未來。
當時，太子又被稱為國本，因此皇帝與大臣們之間的這場鬥爭被稱為“國本之爭”。這場鬥爭持續了十五年之久，使得宮廷內的權力鬥爭變得錯綜複雜，充滿了懸疑和未知。在這場鬥爭中，每個人的命運都懸於一線，而最終的結果將決定整個國家的走向。
萬曆十八年，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山西按察使府邸內，燭光搖曳。大儒呂坤，筆耕不輟，他正在整理那些歷史上鮮為人知的賢婦烈女事蹟，欲將她們的光輝事蹟鐫刻於青史。經過一番努力，他終於完成了《閨範圖說》的初稿。
不久後，一位宦官陳矩悄然出宮，偶然間在市集上瞥見了這本新著。他翻看了幾頁，眼中閃過一絲異色，隨即決定買下此書，帶回那深宮之內。
鄭貴妃，宮中權勢滔天的人物，一日在陳矩的呈獻下，看到了這本《閨範圖說》。她眼中閃過一絲狡黠，覺得此書或許能成為她提升地位的契機。於是，她密令心腹增補了十二位女子的事蹟，以東漢明德皇后為開篇，而她自己則巧妙地成為終篇，更是親自撰寫了一篇序文，字裡行間流露出對書中女子的讚美與嚮往。
隨後，鄭貴妃暗中指派她的伯父鄭承恩及兄弟鄭國泰，對《閨範圖說》進行了重刻，推出了第二版。這一版與呂坤的原版雖有許多相似之處，但背後的動機與目的卻截然不同。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兩版書逐漸被世人混淆。有人以為第二版是呂坤的原意，有人則誤以為鄭貴妃的增補是錦上添花。在這場錯綜複雜的權力遊戲中，真相逐漸被迷霧所掩蓋。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一個陰雲密佈的日子，刑部侍郎呂坤懷揣著一封沉甸甸的奏疏，踏入了紫禁城的深宮之中。這封奏疏名為《天下安危疏》，字裡行間透露出他對國家命運的深深憂慮。他懇請明神宗能夠節儉用度，停止對百姓的橫徵暴斂，以期國家安定，百姓安居樂業。
這封奏疏卻像一顆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層層漣漪。吏科給事中戴士衡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會，他借題發揮，上疏彈劾呂坤，指責他心機深沉，懷揣禍心。戴士衡更是翻出了呂坤早年的著作《閨範圖說》，聲稱他以此書為媒介，暗中結交宮闈，企圖討好鄭貴妃。
呂坤如遭雷擊，他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平白無故地背上這樣的罪名。他立即上疏為自己辯護，解釋《閨範圖說》只是他在萬曆十八年擔任按察使時，為了宣揚女教而刻印的四冊書籍。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絕不可能預見到這本書會被人改頭換面，更不可能借此結納宮闈。他懇請明神宗能夠洞察真相，下令檢查他所刻的《閨範》與鄭承恩所刻的《閨範圖說》，以證明自己的清白。
整個事件牽涉到了鄭貴妃，這使得明神宗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他選擇了裝聾作啞，對呂坤的奏疏置若罔聞。紫禁城的深處，陰謀與權力交織成一張無形的網，將呂坤緊緊地束縛其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與孤獨，而真相似乎也越來越遙不可及……
未曾預料的是，平靜的京城上空再次烏雲密佈，一位化名為“燕山朱東吉”的神秘人物特意為《閨範圖說》撰寫了一篇題為《憂危竑議》的跋文，這篇文字如同瘟疫一般在北京街頭巷尾迅速蔓延開來。這個“朱東吉”之名，寓意指向朱家天子的東宮太子必將大吉大利。“憂危竑議”四個字背後藏著深意，它旨在擴充套件呂坤當年上奏的《憂危疏》所涉及的敏感話題，特別是那份奏疏並未提及立儲一事。
《憂危竑議》採取了扣人心絃的問答體裁，透過對歷代宮廷中嫡子與庶子廢立之爭的深度剖析，隱約指向了當時舉國關注的“國本”問題。文中暗示，《閨範圖說》以漢明德馬皇后為首，講述其從宮女晉升至皇后的故事，呂坤這樣做疑似諂媚於鄭貴妃，而鄭貴妃重新刊印這本書，實際上是為其子謀劃太子之位的隱形佈局。此外，文中還指摘呂坤在其《憂危疏》中列舉國家種種隱患，卻唯獨迴避了至關重要的立儲議題，其用心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同時，文中還羅織罪名，宣稱呂坤與外戚鄭承恩、戶部侍郎張養蒙、山西巡撫魏允貞等九人結成了朋黨，一同依附於鄭貴妃羽翼之下。
這篇匿名文章一經曝光，立刻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朝野上下炸開了鍋。不明真相的民眾紛紛將矛頭指向《閨範圖說》的原著作者呂坤，使得呂坤頓時陷入了惶恐與不安之中。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滔天巨浪，呂坤承受不住巨大壓力，只能藉口抱病，請求辭官歸鄉，以避這場不知何時才能平息的風暴。
夜色沉沉，紫禁城的宮燈搖曳，映照著明神宗鐵青的臉。一本名為《憂危竑議》的冊子在他手中顫抖，內容刺痛了他的雙眼，令他怒火中燒。然而，他深知，這事若鬧大，必將引起軒然大波。
鄭貴妃的伯父鄭承恩，此刻也是坐立不安。他在《憂危竑議》中被人指名道姓，猶如被放在火上炙烤。他的心中疑雲密佈，開始懷疑這冊子背後的黑手，莫非是戴士衡和全椒知縣樊玉衡？
在此之前，樊玉衡曾公然上疏，請求立皇長子為太子，並直斥鄭貴妃的不是。這一舉動，無疑讓鄭家與樊玉衡的樑子結得更深。
明神宗雖惱，卻不願將事情擴大化。他親自下旨，稱《閨範》一書乃他賜予鄭貴妃，書中內容與《女鑑》相仿，意在供鄭貴妃日夜閱讀。而後，他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二人經受嚴刑拷問，最終因“結黨造書，妄指宮禁，干擾大典，惑世誣人”的罪名，分別被髮配至廣東的雷州和廉州。
呂坤，因已病退，得以倖免。自此，他閉門不出，專心著書講學，二十年後，悄然離世，留下那本著名的《呻吟語》。
戴士衡的命運則更為悲慘，他在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死於遙遠的廉州。
明光宗即位後，曾有意起用樊玉衡為南京刑部主事，但樊玉衡卻婉言謝絕，不願再涉足這險惡的官場。
第一次“妖書案”如輕風拂過湖面，明神宗巧妙地掩蓋了風波，政壇上並未掀起太大的波瀾。而那本神秘的《憂危竑議》，其真正的作者如同鬼魅般隱藏在重重迷霧之中，無人知曉。
然而，六年後的第二次“妖書案”卻如同狂風驟雨般席捲而來，曲折離奇的程度令人瞠目結舌，彷彿是一場精心編織的懸疑大戲。
在講述這起案件之前，我們不得不提及那場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明神宗對於立太子之事猶豫不決，他心中所想的，是立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為太子。但在封建皇朝中，嫡長制如同鐵律一般不可動搖，太子之位必須屬於皇后所生的嫡子，若無嫡子則立長子。而當時的皇后尚在，這使得明神宗的計劃變得棘手起來。
為了能夠實現自己的願望，明神宗想出了一個辦法——等待原配皇后去世，然後扶鄭貴妃為皇后。這樣一來，朱常洵的身份就會從“庶子”變為“嫡子”，從而名正言順地繼承大統。基於這樣的打算，明神宗在立太子的問題上採取了拖延戰術，一直拖到鄭貴妃能夠成為皇后為止。
命運似乎並不站在明神宗這一邊。皇后身體健康，長壽不衰，而且她對王恭妃所生的皇長子朱常洛疼愛有加。這讓明神宗的計劃變得愈發困難起來。他幾乎得罪了所有的人，只為了一己之私，但卻不敢在敗壞祖制這條路上走得太遠。
在這場錯綜複雜的“國本之爭”中，每個人都心懷鬼胎，暗流湧動。而第二次“妖書案”的爆發，更是將這場爭鬥推向了高潮。究竟是誰在背後操縱著這一切？那本神秘的冊子又隱藏著什麼驚天的秘密？這一切的一切，都將成為懸而未決的謎團，吸引著無數人的目光。
明神宗一直拖延立太子之事，大臣們紛紛上疏，但無一奏效。時間流逝，萬曆二十九年，明神宗去慈聖太后宮中問安。老太后滿臉不悅，直截了當地詢問他為何遲遲不立太子。可能是太后威嚴仍在，或是明神宗對這一問題毫無準備，他一時語塞，竟說出了那句致命的錯話：“他，那個孩子，只是都人的兒子。”他指的是自己的兒子朱常洛，言下之意是朱常洛出身低微。
明神宗似乎被鬼迷了心竅，他忘記了自己的母親也曾經是都人。慈聖太后怒不可遏，指著他的鼻子大聲反駁：“你也是都人的兒子！”明神宗如夢初醒，驚恐萬分，立刻趴在地上不敢起身。
這件事發生後，八月的一個清晨，內閣大學士沈一貫的奏疏如一道閃電劃破皇宮的寂靜。他巧妙地以“多子多孫”為引子，勸說明神宗早日立太子。這一招竟然出奇制勝，明神宗被打動，立刻下令即日舉行冊立太子大典。而這位即將登上太子之位的人選，自然是明神宗的長子朱常洛。
皇宮內的風雲變幻莫測，一場關於太子之位的較量悄然展開。而明神宗的那句錯話，彷彿成為了一個神秘的詛咒，纏繞在他的心頭，讓他在權力的漩渦中越陷越深。
京城之中，訊息傳開，百姓和官員們得知訊息後，歡呼之聲此起彼伏，彷彿雷聲滾滾。然而，鄭貴妃卻坐不住了，她心中波瀾起伏，對明神宗大鬧了一場。明神宗在她的哭鬧聲中再次動搖，竟以“典禮尚未完備”為藉口，想要改期冊立太子。
在這關鍵時刻，沈一貫猶如一座堅不可摧的山嶽，他毅然將明神宗的手詔封還，堅決反對改期之舉。他的態度堅決，使得明神宗在猶豫中終於下定了決心。於是，在十月十五日這一天，皇長子常洛終於被正式冊立為太子，而朱常洵則被封為福王。
朱常洛的太子之路並不平坦。明神宗對他並不喜愛，而鄭貴妃更是對太子之位虎視眈眈，時刻想要“易儲”，將他從太子之位上拉下來。宮廷之中，暗流湧動，一場關於太子之位的較量正在悄然展開。朱常洛身處其中，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生怕稍有不慎便會跌入萬丈深淵。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晨，內閣大學士朱賡在自家門前意外發現了一張傳單，標題醒目刺眼——《續憂危竑議》。這份傳單上，字字句句都指向了一個驚天的陰謀：鄭貴妃意圖廢黜太子，將自己的兒子朱常洵推上儲君之位。
更讓朱賡震驚的是，這份傳單並非只送到他一人手中。前一晚，它已經在整個京師瘋狂傳播，從莊嚴的宮門到熙攘的街巷，無處不見其蹤影。傳單中，一個名為“鄭福成”的神秘人物以問答形式，巧妙地將鄭貴妃與福王朱常洵的野心展露無遺。而“鄭福成”這個名字，似乎在暗示著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將成為未來的皇帝。
傳單中還提及，明神宗立皇長子為太子乃是無奈之舉，日後必將更易；而任用朱賡為內閣大臣，竟是因為“賡”與“更”同音，寓意著未來的更替。這份傳單雖然只有短短三百餘字，但其內容卻如同重磅炸彈，在京城中激起了軒然大波。人們紛紛議論紛紛，稱這份傳單為“妖書”，因其言辭詭異，妄圖挑撥皇室血脈，引發宮廷動盪。
明神宗得知此事後，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東廠、錦衣衛以及五城巡捕衙門全力搜捕造書之人，誓要查出幕後主使，揭開這起“妖書案”的真相。一時間，京城之中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第二次“妖書案”的陰影籠罩在皇宮與百姓的心頭。
《續憂危竑議》的妖風颳得京城人心惶惶，文中竟然指名道姓地指責內閣大學士朱賡和首輔沈一貫是鄭貴妃的爪牙，意圖助她廢太子。這二人猶如被雷擊中，臉色瞬間慘白。他們急忙上疏為自己辯解，同時為了避免被捲入更深的漩渦，不得不暫時辭去官職，帶罪在家。
沈一貫雖然暫時失勢，但他老謀深算，不甘心就這樣被妖書所困。於是，他暗中指使給事中錢夢皋上疏，誣陷禮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內閣大學士沈鯉與這起“妖書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沈鯉之所以成為沈一貫的目標，一方面是因為他與沈一貫素來不和，兩人之間的爭鬥早已是朝野皆知；另一方面，當時內閣中，首輔沈一貫和次輔朱賡都被妖書點名，而沈鯉卻榜上無名，獨自主持內閣工作。這自然引起了人們的懷疑，認為他可能與妖書案有關。
至於郭正域，他之所以被牽連其中，一是因為之前與沈一貫在楚太子獄一事上結下了深仇大恨；二是因為同知胡化上書告發訓導阮明卿“造作妖書”，而阮明卿正是錢夢皋的女婿。錢夢皋為了替女婿脫罪，急需找個替罪羊。而郭正域作為沈鯉的門生，又是胡化的同鄉，加上當時已被罷官，即將離開京師，自然成了他們眼中最佳的“發洩私憤”的物件。
就這樣，沈一貫和錢夢皋的陰謀得逞，沈鯉和郭正域被無辜牽連，一場由妖書案引發的大獄即將拉開序幕。京城之中，暗流湧動，一場關於權力與復仇的較量正在悄然上演。
正當郭正域預備逃離京城之時，卻不料落入了法網。巡城御史康丕揚在對沈鯉府邸的嚴密搜查行動中，意外牽扯出了三位重要人物：名震佛界的高僧達觀法師（也就是聲名卓著的紫柏大師）、醫術高超的沈令譽大夫以及琴藝出眾的鐘澄琴師。康丕揚在奏摺中揭示，“妖書案”與“楚太子案”兩者實為同一源頭。達觀大師因積極呼籲朝廷停徵礦稅，穿梭於京城各個階層，觸動了當權者的利益，故而在此關頭被有意無意地捲入旋渦。達觀法師與沈令譽大夫遭受了極其嚴苛的刑訊逼供，尤其是達觀大師在遭受酷刑後，雖被強加罪名，卻保持了高尚的節操，最終忍辱負重，沐浴更衣，端坐在禪榻之上安然圓寂；而沈令譽大夫也同樣承受了非人的折磨。
此時，東廠、錦衣衛與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共同組成的聯合審判庭展開了對沈令譽的會審。為迫使沈令譽認罪，背後進行了精心策劃的佈局。令人瞠目的是，甚至連沈令譽家中年僅十歲的奶媽之女也被帶到公堂作證。東廠提督陳矩，即先前曾攜呂坤編撰的《閨範圖說》入宮的那位關鍵人物，親自向小女孩提問：“你可見到製作‘妖書’的雕版有多少塊？”女孩天真無邪地答道：“好多好多，都堆滿了房間。”陳矩聽罷不禁啞然失笑，畢竟，《續憂危竑議》不過寥寥數百字，最多也就兩頁紙，怎麼可能需要堆滿一屋的雕版？如此明顯的矛盾讓沈令譽的冤屈暴露無遺，從而也讓針對郭正域和沈鯉的栽贓陷害顯得越發荒謬無力。
此時此刻，京城內風聲鶴唳，各方人士爭相湧現，紛紛指控他人涉入“妖書案”。錦衣衛指揮使王之禎等四人率先舉報同僚周嘉慶與此案有關聯，但很快查明此乃憑空構陷。案情愈發撲朔迷離，形勢日益嚴峻。當事人胡化在巨大壓力下坦白，承認自己惡意誣告阮明卿是妖書的始作俑者。歷史記載，在那幾天裡，拘捕與審訊接連不斷，整個京城瀰漫著恐懼的氣息，人人自危。
在沈一貫的暗中授意下，負責審訊的官員試圖誘導胡化改口，指認郭正域才是妖書案背後的主謀。然而，胡化堅決否認，直言道：“阮明卿是我私人恩怨的物件，所以我才舉報他。至於郭正域，他中進士後二十多年，我們從未有過交集，怎可能一同炮製妖書呢？”
郭正域曾在太子朱常洛身邊擔任講官，教書育人。太子聞聽此事，私下對身邊親近的人感慨萬千：“為什麼要陷害我這麼優秀的講官？”這句話內涵豐富，令聽聞者無不感到震懾。為了保護老師，朱常洛特派使者秘密傳達口信給東廠提督陳矩，請他寬宥郭正域。陳矩身為老練的權謀者，深知太子雖處境尷尬，但仍非輕易招惹的物件。況且，沒有任何實質性證據能證明郭正域與妖書案有所牽連，顯然這是一樁天大的冤案。得益於陳矩的巧妙運作與保護，郭正域才得以躲過此劫。
針對郭正域的連續五日審訊，始終未能找出確鑿罪證定其罪。明神宗得知後勃然大怒，下詔嚴斥審理此案的官員。一時間，眾官員惶恐不安，東廠、錦衣衛乃至京營巡捕皆感受到巨大的壓力。京城中人人岌岌可危，為了儘快平息事態，必須找尋一個替罪羊來堵住悠悠眾口。
在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距“妖書”現世後的第十個夜晚，東廠緝捕隊鎖定並逮捕了一個行為鬼祟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在審訊中抖露出其兄皦生光與“妖書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皦生光，一個出身順天府的秀才，憑藉聰明狡黠的性格，混跡於市井之間，靠“造假詐騙”維生，其手段之高明，令人咋舌。明代作家馮夢龍在《智囊全集》中記錄了他的一段傳奇故事：有一位地方鄉紳為討好朝中權貴，遍尋珍貴玉杯作為壽禮，委託皦生光代為尋找。三日後，皦生光帶來一對精美絕倫的玉杯，聲稱它們出自官庫，價值百金，他只收五十金即可。鄉紳滿心歡喜購得玉杯。
沒過多久，事情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兩名吵嚷不休的男子被卒吏快馬加鞭地帶到了鄉紳面前，其中一人竟是皦生光，另一個則是宦官。皦生光滿臉愁容，聲稱之前賣出的玉杯實乃皇宮藏品，因宦官私盜而出售，如今事情敗露，唯有將玉杯歸還宮中，雙方才能化險為夷。鄉紳頓時陷入窘境，因為玉杯已被贈予權貴，無法收回。無奈之下，他求助於皦生光，希望他能化解危機。皦生光一副為難的模樣，思索良久後，建議鄉紳出資賄賂宦官和衙門官員，或許還能僥倖過關。鄉紳走投無路，只得答應，掏出將近千兩白銀。儘管事後明白自己被皦生光欺詐利用，但木已成舟，鄉紳也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這段往事揭示了皦生光擅長編織騙局，藉機斂財的狡猾本性，也為他可能涉足“妖書案”增添了幾分懸疑色彩。
不僅如此，皦生光還利用當時沸沸揚揚的“國本之爭”，策劃了一場針對鄭貴妃胞弟鄭國泰的驚人勒索案。話說有個名叫包繼志的富豪商人，想要附庸風雅，便請皦生光幫他編輯一部詩集。皦生光心懷叵測，悄悄在詩集中插入一首五言律詩，詩句中含沙射影，暗示鄭貴妃意圖扶持其子篡奪皇位，而這句“鄭主乘黃屋”便是關鍵線索。粗心的包繼志對詩詞背後的含義渾然不覺，便將詩集付梓出版。
皦生光見計策生效，迅速找人威脅包繼志，稱其詩集中含有謀反言論。包繼志察覺到被騙，卻礙於顏面和事態嚴重，只好選擇破財消災。嚐到甜頭的皦生光並未就此罷手，他緊接著拿著這本“證據確鑿”的詩集去找鄭國泰算賬。鄭國泰本性懦弱，加之民間輿論對鄭貴妃極為不利，不敢聲張，也只好忍氣吞聲地掏腰包擺平此事。
待到皦生彩揭露了他哥哥皦生光的劣跡斑斑，這些過往行徑隨之浮出水面。錦衣衛如抓住了燙手山芋般興奮異常，立即將皦生光逮捕歸案，並對他嚴刑逼供，最終使他屈打成招，承認了罪行。
原本，案件進展至此，按理應當告一段落，但主導審訊的刑部尚書蕭大亨卻另有盤算，為了迎合權臣沈一貫的意圖，他試圖將“妖書案”的黑鍋扣在郭正域頭上。然而，皦生光在酷刑的摧殘下，展現出最後的堅韌與勇氣，寧死也不願誣陷他人。他的妻子、妾室甚至年僅十歲的幼子，都被嚴刑拷打，卻無人按照蕭大亨的設計去捏造供詞。
儘管幾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皦生光其實並不是“妖書案”的真正主謀，即便是急於結案的沈一貫和朱賡，雖然他們急於找出責任人，也無法相信像皦生光這般潦倒的秀才能夠寫出《續憂危竑議》那樣洞悉朝廷內幕的文章。然而，在輿論壓力與皇室急於穩定局勢的雙重驅使下，明神宗選擇了草率結案。皦生光最終被判處極刑，慘遭凌遲，其家人也被髮配至邊疆充軍，成為這場冤案的無辜犧牲品。
皦生光死後，那段詭異莫測的第二次“妖書案”也隨之悄無聲息地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那篇神秘莫測的“妖書”作者身份至今仍是一個不為人知的謎團。而在“妖書案”餘波未平之際，楚王朱華奎以資助工程為由，向朝廷捐獻了一萬兩白銀。
這筆鉅款在途經漢陽時遭遇了意外。楚國宗室成員朱蘊鈐因對朝廷處理妖書案的方式極度不滿，集結了數百名同族人馬，公然截走了這批白銀。當地通判等官員聞訊後迅速行動，當場抓獲了領頭的32名宗室犯人，並將他們投入大牢。但這一抓捕行動引發了楚王宗族更大規模的騷動，他們悍然衝擊府衙，企圖奪回被扣押的白銀和族人。
副使周應治，這位曾於廣東惠州建立“天泉書院”的鄞縣名人，在此次事件中顯得力不從心，甚至遭到攻擊，不得不暫避民間以保自身安全。而身為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兼湖廣巡撫的趙可懷，因在處理“偽楚王案”時順應權臣沈一貫的意圖，導致楚藩宗室對其極為不滿，認定其判決不公。當趙可懷提審要犯時，朱蘊鈐和朱蘊訇居然掙斷刑枷，動手將他打死。
至萬曆三十三年四月，朱蘊鈐與朱蘊訇被押送至湖廣承天府處以死刑，朱華堆等三人不堪重壓自盡身亡，朱華焦、朱蘊鍅等人則被囚禁起來，這一系列事件最終被稱為“劫槓案”，深深地烙印在歷史的記憶中。
